血腥的盛唐-108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他的前方,危机四伏……【流产的“除阉计划”】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答案是肯定的。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几乎是难于上青天。所幸,文宗李昂找了整整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此人名叫宋申锡,时任翰林学士。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李昂觉得此人沉稳干练、忠实可靠,应该可以委以重任。有一天,李昂单独召见宋申锡,鼓足勇气向他发出了试探。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就像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对某郎君芳心暗许却又不敢直言表白,只好向他抛出那种若有似无、欲说还休的媚眼。尽管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一听此言,文宗李昂顿时龙颜大悦。看着宋申锡那张敦厚忠直的脸庞,李昂真是无比欣慰。几天后,李昂就把宋申锡擢升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十一日,李昂又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宋申锡蹿得这么快,虽然有些突兀,但人们并没有多想。此时的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包括权宦王守澄在内,都没有猜到这个政坛新贵突然跻身权力中枢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料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项特殊使命。文宗李昂与宦官集团的第一次较量,就这样悄悄拉开了序幕。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策划,到了太和五年(公元831年)春,文宗李昂与宋申锡终于制订了一个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为这个计划物色一个具体的执行人了。宋申锡选择了时任吏部侍郎的王璠,准备引荐他担任京兆尹,也就是把京畿的军政大权交给他,让他去对付手握禁军的宦官集团。宋申锡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王璠,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十分愚蠢的选择。这个选择,将给他和天子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宋申锡向王璠传达天子密旨的时候,王璠一开始是颇有些受宠若惊的,然而他转念一想,就觉得不太对头了。因为这件事的风险太高,收益又太低,很不划算。先说风险。此次对阵的双方,一边是大权旁落的天子和刚刚上位的宰相;一边是根深势大、权倾朝野的宦官,二者实力之悬殊不言而喻,宦官获胜的可能性大得多,要是脑子一热去蹚这趟浑水,搞不好不但自己人头落地,全家人恐怕都要跟着脑袋搬家。再说收益。就算天子这边侥幸获胜,那功劳也是宰相宋申锡的,他王璠一个跑腿的能得到什么?也就是个不痛不痒的“京兆尹”而已。为了这顶可有可无的乌纱帽,就押上身家性命跟宦官斗,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所以,王璠很快就得出结论——这事儿很不靠谱,绝不能干。当然,在宋申锡面前,王璠是不会这么说的。他甚至连内心的一丝犹疑都没有表现出来,而是作出一副嫉恶如仇、与宦官势不两立之状,因而彻底稳住了宋申锡。然后,一走出宋申锡的家门,王璠就迫不及待地奔向了王守澄的宅邸,把他刚才听到的东西一五一十全给抖搂了出来,而且还不忘绘声绘色地添上几滴油、加上几点醋,以博取王守澄的欢心。得知天子的绝密计划时,王守澄还是有几分震惊的。尽管他知道天子李昂心里对他有些不满,可他绝没想到天子会动杀机。原来看上去那么文弱的人,内心也有这么强的杀机。看来,自己还是有点小瞧这个年轻人了。不过,王守澄丝毫没有慌乱。天子李昂的这点小阴谋小诡计,对于腥风血雨闯荡过来的王守澄来讲,根本就是小儿科。随后,王守澄召见了一个人。这些年来,不管碰到大事小事,王守澄都会找这个人过来商量,然后交给他去摆平。在王守澄看来,如果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两个最聪明的人,一个当然就是他自己;另外一个,恐怕就非此人莫属了。这个人,名叫郑注。过去看武侠小说,经常会发现一种模式,那就是——一个人的武功高低往往跟他的表面形象成反比。通常,外表最凶悍的彪形大汉往往武功最烂,他们出场的时候,总是十几个扎堆打一个,结果还老是被人家用一把扇子或一根柳条打得满地找牙。所以说,这种外表凶悍的人根本没用,只是打手级别。再往上一个层次,一般是风流倜傥的年轻公子,或者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又或者是满头银发的长须老者。总之,此类人都是比较斯文的,看上去好像不能打,其实一出手就能放倒十几个彪形大汉,属于高手级别。但是,真正的绝顶高手,往往是最不起眼的。比如,每当几路人马在客栈里乒乒乓乓打得火热的时候,角落里总会坐着一个干瘪瘦小、背部微驼、长得像痨病鬼一样的人。别人嘿嘿哈哈打得半死,他却浑然不觉,只是坐在那儿一个劲地咳嗽。但是,当咳嗽声蓦然停止的时候,整个客栈就会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完全静止下来。因为,痨病鬼出手了。没有人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只知道那些彪形大汉、年轻公子、妙龄女郎、长须老者,都在刹那间被点了死穴,丝毫不能动弹。最后,痨病鬼会在一连串的咳嗽声中站起来,伛偻着身子慢慢向外走去,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脸,只给众人留下一个莫测高深、来去无踪的背影。在当时的权谋江湖,郑注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毫不起眼、实则内功深厚的绝顶高手。史称,郑注“眇小,目下视,而巧谲倾谄,善揣人意,以医游四方,羁贫甚”。(《资治通鉴》卷二四三)翻成白话就是,郑注这个人干瘪瘦小,眼睛有斜视的毛病,为人狡险诡谲、心机极深,要陷害一个人或是谄媚一个人,都很容易得手,因为他善于洞察人的内心。此人早年凭借医术行走江湖,但是混得不怎么样,经常穷得叮当响。早年跟郑注打过交道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料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日后会成为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郑注的发迹,始于徐州。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就是平定淮西的名将李愬。当时,李愬担任武宁节度使,坐镇徐州。他麾下有个牙将有一次生病,老是看不好,后来不知怎么就找到了郑注,结果郑注一来,即刻手到病除。牙将又惊又喜,赶紧把他介绍给了李愬。李愬当时身体也不好,就让郑注试着给他开些方子,服用之后,果然感觉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身体倍棒,吃嘛嘛香。李愬大喜过望,马上给了郑注一个官职,把他留在了身边。郑注就此时来运转,从一个穷酸落魄的江湖郎中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但是,郑注是个野心很大的人,绝不会满足于私人医生的角色。很快,他就利用李愬对他的信任频频干预军政。也许是因为这家伙确实心机过人,凡他经手的事情总是处理得很好,所以李愬对他越发信任,下放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郑注得志之后,开始在徐州作威作福,日子一长,自然引起了将士们的不满。当时,有个人对郑注最为反感,恨不得马上把他赶出徐州。这个人就是王守澄。当时的职务是武宁监军。王守澄找到李愬,说,这个姓郑的很不地道,弟兄们都很讨厌他,还是赶紧请他走人吧。李愬笑着说:“郑注虽然有些毛病,但却是个奇才,王大人要是不信,可以找他谈谈,要是实在没什么可取之处,再让他走也为时不晚。”随后,李愬就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王守澄一开始很不屑于见这个“痨病鬼”,后来一想,其实也不妨见见,挑他一些毛病,也好以此为由把他赶走。然而,王守澄万万没有想到,此次会见的结果,竟然会与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宾主双方坐下来后,才讲了一会儿话,王守澄就对这个丑陋的痨病鬼刮目相看了,以至彻底忘记了自己跟他谈话的目的。真的是人不可貌相。一席话下来,王守澄就对郑注的见识和口才大为折服,立刻把他延请到“中堂”(刚开始可能只是在厢房接见,准备敷衍一下就把他打发掉)。然后,两人又进行了一番促膝长谈,其间笑语不断,聊得相当投机。王守澄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第二天马上对李愬说:“郑先生果然如您所言,是个难得一见的奇才!”从这一刻起,郑注再次摇身一变,成了王守澄的密友兼智囊;而王守澄自然也就成了郑注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长庆三年,王守澄回朝担任枢密使,就把郑注带到了长安,并在自己府邸旁边给他盖了座豪宅,而且很快又把他推荐给了穆宗。当时穆宗正苦于风疾,吃过郑注开的药后,虽然病情不见好转,但是病痛却能得到有效缓解,于是对郑注大为宠幸。至此,郑注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跨越,从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变成了皇帝的首席御医。与此同时,王守澄利用天子患病独揽大权,而作为心腹智囊的郑注也就当仁不让地成了王守澄的权力寻租代理人。凡是想巴结王守澄的,必得先过他郑注这一关。郑注刚到长安的时候,来走后门的不过是一些想往上爬的小官吏,短短几年后,和他交往的就都是清一色的达官贵人和名流政要了。每天,他家门口的高档车马都会摆成一条长龙,吸引着无数路人既羡且妒的目光。到了文宗年间,郑注俨然已是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然而,他的野心远未满足。没有人知道,这个当初穷困潦倒的江湖郎中,很快就将实现人生中的第三次跨越。而最后这一次跨越,是踩着王守澄的尸体实现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此时的王守澄不可能预料到几年后要发生的一切。现在,王守澄正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个世界上第二聪明的人,等着他想出一个计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宋申锡彻底摆平,同时给天子李昂一个深刻的教训。郑注并没有思考很久。他略一沉吟,一个天衣无缝的反击计划就出笼了。他问王守澄:“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之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王守澄脱口而出:“谋逆。”郑注一笑:“那么再依您看,如今的宗室亲王中,谁最有贤能之名,最得时人赞誉?”王守澄再次脱口而出:“漳王李凑。”接下来,郑注不说话了,只是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守澄。王守澄想了想,也跟着无声地笑了。漳王李凑是文宗李昂的异母弟,人望很高,当初敬宗被弑后,这个漳王其实也是宦官们考虑的继位人选之一。王守澄很清楚,对这种人,天子李昂不可能没有猜忌和防范之心。在此情况下,如果有人指控宋申锡阴谋拥立漳王,再有人出面举证,天子肯定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此一来,宋申锡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现在的问题是,要让谁来指控?谁来举证?当然,这些活就是郑注要干的,也是他的拿手好戏。王守澄知道,郑注不会让他失望。很快,郑注就找来了两个人:一个叫豆卢著,另一个叫晏敬则。豆卢著,时任神策军都虞侯,其职责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可谓顺理成章,很容易让人采信。晏敬则,宦官,专门负责为十六宅(宗室亲王的府邸群)采办物品。郑注交给他的任务是——由他以自首的方式出面举证,证明宋申锡曾授意亲信幕僚王师文与他暗中结交,从而通过他向漳王李凑传达拥立之意。一张天罗地网就这么撒了下来,可此时的文宗和宋申锡却对此浑然不知。他们仍然以为,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他们仍然相信,肩负重任的王璠马上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太和五年(公元831年)二月二十九日,王守澄匆匆入宫,向天子李昂禀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指控宋申锡,说他阴谋拥立漳王李凑为天子,而且证据确凿。这一刻,文宗李昂目瞪口呆。完了,彻底完了!李昂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半年多来苦心制订的除阉计划,已经在这一刻宣告流产了。因为,无论宋申锡谋反是真是假,这个人都已经不能再留。原因很简单,如果宋申锡真的想谋反,他固然该死;就算他是被诬陷的,也足以证明计划已经泄露,所以王守澄才会迫不及待地对他下手。倘若真的是后者,那宋申锡就更不能留。没得选了,就算明知道宋申锡是被陷害的,此刻的李昂也只能壮士断腕、丢卒保车,否则很可能陪着宋申锡一块完蛋。换句话说,他必须毫不犹豫地牺牲宋申锡,以此向王守澄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宽宥和谅解,才能勉强自保。王守澄细细玩味着天子的表情,心里掠过一丝冷笑。他当场向文宗提出,要亲自带领两百飞骑去把宋申锡满门抄斩。李昂茫然无措地看着王守澄,无奈地点了点头。关键时刻,另一个宦官马存亮站了出来,极力反对王守澄的提议。他说:“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将引起京师大乱!臣建议,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马存亮也是一个元老级宦官,资历并不比王守澄浅,而且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王守澄尽管极为不悦,也不便发作,只好悻悻作罢。李昂闻言,顿时庆幸不已,自己身边总算还有一个宦官保持中立,没有被王守澄收买,真是谢天谢地!文宗随即传诏,命宰相们到延英殿廷议。而直到此刻,宋申锡依然蒙在鼓里。当他跟其他三位宰相一起进入宫门时,忽然被传诏宦官拦住了去路:“圣上所召的人中,并无宋公。”宋申锡懵了。但是,凭着起码的政治嗅觉,他也能意识到大事不好了。他知道——王璠肯定把自己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所托非人,所托非人啊!除了怪自己瞎了眼,宋申锡还能怎么办呢?仅仅由于一个具体环节的疏忽,就导致了整个计划的流产,不仅辜负了天子的重托,还把天子置于了极端危险的境地。这一刻,宋申锡真的有一种五内俱焚之感。他满怀惭悚,忧愤难当,最后把朝笏高高举过头顶,往延英殿拜了三拜,黯然转身离去。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路隋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大惊失色,相顾骇然,许久说不出一句话。这是谋逆大罪啊,还有什么好议的?更何况,宋申锡是皇上您钦点的宰相,现在居然犯了这种族诛重罪,我们还能说什么?所以,皇上您还是自个拿主意吧,对这件事,我们只能采取一个态度,那就是——沉默是金。李昂早就料到了。这几个成天忙于党争、一心想着巴结宦官的宰相不可能替宋申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