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血腥的盛唐-91

有一段时间中国领导人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讨伐被民主世界当作和平演变的证明来迎接。现在，毛的继承人主张意识形态岁月过去了，国家利益是决定因素，而美国的杰出人士却坚持民主体制是保证国家利益兼容性的必要条件。这一命题—汇流许多美国分析家的信仰—将难以用历史经验证明。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欧洲大多数国家政府（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本质上是民主体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灾难性欧洲从来没有完全恢复—被所有选举议会踊跃批准。　　但国家利益的计算也不是不言自明的。国家权力或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最复杂的元素，难以精确计算。大多数战争的发生都是权力关系的误判和国内压力相结合的结果。在所讨论的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都对这一难题拿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寻求平衡美国对政治理想的承诺和对和平高产的中美关系的追求。老布什政府选择了通过接触推进美国的选项，比尔。克林顿在其第一任期内则试图通过压力。两位都不得不面对现实，在外交政策上，一个民族的最高理想往往只有在不完善的阶段履行。　　一个社会的基本方向由自己的价值观形成，同时定义其最终目标。同时，接受国家能力的局限性是对政治家的考验之一，它意味着可能性的判断。哲学家要对自己的直觉负责任。政治家被评判的是维持自己观念时间性的能力。　　试图从外部改变一个像中国这样幅员广大的国家的国内结构可能涉及到意想不到的巨大后果。美国社会应该永不放弃对人类尊严的承诺。承认西方的人权和个人自由概念无法直接在有限的时间内移植到以不同概念为轴的千年有序的文明中并与西方的政治和新闻周期吻齿而合，不会削弱这一承诺的重要性。传统的中国政治混乱恐惧感也不能作为不相干的慢性病不加考虑，而必须由西方启蒙来“医治”。中国历史，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世纪，提供了不胜枚举的例子，政治权威分裂--有时是以很高的自由增加期望值而开幕--诱发了社会和种族动乱；经常是最军事化的元素，而非最自由的，占了上风（如清末和民国初期的共和运动，译者注）。　　根据同样的原则，与美国打交道的国家需要了解我国的基本价值观，包括人权概念和美国对民主实践的看法都是美国判断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些践踏必然唤起美国的反应，甚至以牺牲整体关系为代价。这样的事件可以驱动超越国家利益计算的美国外交政策。没有美国总统可以忽略它们，但他必须仔细定义，并注意导致意想不到后果的原则。任何外国领导人也不应该不顾它们。如何界定和如何建立这一平衡将决定美中关系的性质，也许世界和平的性质。　　在1989年11月，双方的政治家面临这种选择。邓，一贯从实际出发，建议努力发展新的国际秩序，它将不干涉内政设为外交政策的一般性原则：“我认为我们应该提出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政治秩序。我们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还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所以目前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它将恪守和平共处五原则。”其中之一，当然是排除对其他国家内政的干预。　　在所有这些战略方针之上还笼罩了着一种至关重要的无形云彩。国家利益的计算不是简单的数学公式。必须注意国家尊严和自尊。邓敦促我向布什转达他希望与美国达成一致，其中，作为实力较强的国家，美国应该迈出第一步。寻求一种新的合作阶段将无法完全避免人权问题。邓寻求谁应该开启新对话的问题，最终由邓亲自回答了，他以一个人的命运开始了对话：这个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　　FLZ争议　　我在1989年11月访华时，持不同政见者、物理学家[方]成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鸿沟的象征。 [方]是西式议会民主和个人权利的雄辩支持者，长期触动官方的容忍界限。 1957年，他在反右运动中被开除出党，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反革命”活动被监禁一年。毛去世后被平反，方追求了一个成功的学术生涯，发表有利于提高政治自由化的言论。 1986年的亲民·主·示·威·后，方再次得到训斥，但他继续串通改革的呼声。　　当布什总统在1989年2月访问中国时，方被列入美国大使馆建议白宫的邀请名单，请他入席总统在北京举行的国宴。大使馆遵循的是里根访问莫斯科的先例，期间里根会见了自我申报的持不同政见者。白宫批准了名单—尽管可能不知道中国对[方]的强烈看法。 [方]被列入邀请名单引起美国和中国政府之间和布什新政府内的一个令人囧迫的事件。最后，大使馆和中国政府同意[方]应坐得远离中国政府官员。当天晚上，中国的保安叫停了方的车，阻止他到达会场。　　虽然方没有亲自参与TA门·广场·思威，抗议童鞋同情他所倡导的原则，方被认为是一个政府可能报复的目标。 X月X日ZY旋即，方和他的妻子到美国大使馆寻求避难。几天后，中国政府颁布方和他的妻子的逮捕令，称“犯有反动宣传和在最近风暴前后的唆使罪。”政府声明要求美国交出“制造这一暴力行为的刑事犯”，否则将面临中美关系的恶化。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把他留下”布什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但他真正是中国的一颗眼中钉。”　　方在大使馆的存在是持续紧张的来源：中国政府不愿意让这位最突出的批评家离开中国，担心他会到国外鼓动；华盛顿不愿交出一个信奉自由主民主的持不同政见者，知道他面对的一定是严厉的报复。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大使李洁明指出，“他的存在就是不断地提醒我们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连系，并将是与这里的政权打交道的烫手山芋。他就是我们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争执的一个活生生的象征。”　　在6月21日给邓小平的信中，布什提到了“FLZ事情，”对它成为“**我们之间的高调楔子” 表示遗憾。布什为美国准予方避难的决定辩护，他断言，这是以“我们对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法的解释” 为基础，并断言，“在没有某些保证他将不受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现在不能把方放出使馆。”布什提供了谨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指出其他各国政府通过“悄悄地驱逐离境”解决过类似问题。但问题不易谈判，方和他的妻子仍然留在使馆。　　在我去北京出发前，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给我的汇报让我熟悉了情况。他劝我不要先提出，因为政府当局已说了所有它该说的。但我可以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响应中国的倡议。我遵从了他的意见。我没有提出【方】问题，任何一个我的中国对话者也没有。在我跟邓小平打告别招呼时，他在有关改革问题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意见后，突然推出这一主题，并用它来表明一揽子交易。这些交流的一个加长总结将描述“XX”六个月后北京的空气味道：邓：我与布什总统谈到方励之案。基辛格：正如你所知，总统不知道有关宴会的邀请，直到它已经公开。　　邓：他告诉我的。　　基辛格：既然你已经提到方，我想对你表达一个考虑。我在这里其他任何对话中都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十分小心的问题，它影响到中国的尊严。但我相信你在美国的最好朋友会松口气，如果能找到某种方式让他离开大使馆并离开中国。没有其他的单一步骤能会如此打动美国公众，最好在有太多的躁动发生之前。　　在这一刻，邓从他的座位起身，拔下他和我的座位之间的麦克风，作为他想私下交谈的一种象征。　　邓：你能否提出一个建议？　　基辛格：我的建议是你将他驱逐出中国，我们同意，作为政府，我们会让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利用。也许我们会鼓励他去一些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他将远离美国国会和我们的媒体。这样的安排可以给美国公众一个深刻的印象，远大于任何技术性问题上的举动。　　邓小平想要更具体的保证。是否可能美国政府“要求方写悔过书”（对中国法律犯下的罪行）；或华盛顿保证，“他驱逐出境 [中国] 后。。。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　　邓将此扩大到要求华盛顿 “承担责任，防止出自方和[其他] 目前在美国的示威者的更多废话。” 邓一直在寻找一条出路。但他提出的措施在美国政府的法律权威之外。　　邓：如果他写了一纸文书承认自己的罪行后，我们再将他驱逐出境，你会怎样想？　　基辛格：我会感到很惊讶，如果他能做到这一点。我今天上午在大使馆，但我没有看到方。　　邓：但他必须这样做，如果美方坚持。这个问题是由美国大使馆的人开始的，包括你的一些好朋友，也包括我想引以为朋友的人。　　如果美方要求方写悔过书之后，我们可以把他当作一个普通刑事犯驱逐出境，他可以去他想去的地方。如果这不可以做，那么换另一种想法：美国承诺这一责任：若将他驱逐出境后，方不会说和做任何反对中国的事。他不应该利用美国或其他国家反对中国。　　　　基辛格：让我先对第一项提案发表评论。如果我们要求他签署悔过书，假设我们甚至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在大使馆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他离开中国后他说什么。如果他说，美国政府迫使他认罪，这对大家都不好，还不如他不做。释放他的重要性在于作为中国自信的象征，反驳你的很多对手在美国漫画中国。　　邓：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提案。美国会说，他离开中国后，他将不发表反对中国的意见。美国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吗？　　基辛格：嗯，我作为你的朋友讲。　　邓：我知道。我不要求你承担协议。　　基辛格：有可能的是，美国政府同意，美国政府将不以任何方式利用方，例如在“美国之音”，或以任何总统可以控制的方式。另外，我们可以承诺，提醒他不要自己做。我们可以同意，他不会受到总统接见或给予任何美国政府机构的任何官方地位。　　我希望布什欢迎中国的关注和灵活性的表现，但我怀疑，如邓小平所设想的，可以加速改善关系的步伐。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重新认识已成为更重要的事情，因为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似乎破坏了现有的三角关系的基础。随着苏联帝国的瓦解，原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和解动机会变成什么呢？其紧迫性更需强调，在我与邓小平会晤的当天晚上离开北京时，在我的美国第一站，我得知柏林墙倒下了，冷战时期外交政策的基础崩析分离。　　东欧的政治革命几乎吞没了一揽子协议。三天后，当我回到华盛顿，我与布什、斯考克罗夫特和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白宫共进晚餐，我报告了我与邓小平的谈话。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主要议题。在那一刻，我的主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题是柏林墙倒塌的影响和即将于1989年12月2-3日在马耳他举行的布什-戈尔巴乔夫会晤。这两个问题需要立即决定一些战术和长期战略。我们要开进崩溃的东德卫星国吗，那里还驻扎着苏联20个师？现在会有两个德国吗，但是一个非共产主义的东德？如果统一成为目标，应该以什么样的外交寻求？在可预见的突发事件中美国的态度应该是什么？　　面对围绕苏联东欧解体的戏剧，邓小平的一揽子交易，不会像在不太动荡时期那样受到优先级考虑。　　中国领导人对斯考克罗夫特提出自己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将释放方励之与美国解除制裁连接起来。政府当局属意将方的情况当作一个独立的人道主义问题以其自身的道义解决。　　　　苏联集团的进一步动荡，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血腥推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受围攻感。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也加强了华盛顿有些人手上的牌，他们认为美国应该等待他们所看到的北京政府似乎不可避免的崩溃。在这样的氛围中，任何一方都不愿偏离其既定立场。方的获释的谈判将继续通过美国大使馆，直到1990年6月，方和他的妻子首次寻求避难一年后，和邓小平提出一揽子建议8个月后，双方的处理停滞不前。　　在此期间，每年重新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贸易地位的讨论转化为国会谴责中国人权纪录的一个论坛。“非市场”国家需要根据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条款获得最惠国待遇，其做法以移民条款为条件。辩论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与中国的协议是一个人情，在目前情况下，令美国民主理想对其厌恶；贸易特权因此以中国在美国奉行的人权和政治自由观上的进步为前提。在北京，孤独感黑云压城；而在华盛顿，必胜信念心情上升。在1990年春天，随着共产党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崩溃，邓小平给党员发出色彩鲜明的警告：　　每个人都应该很清楚，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所有敌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中国。它会利用一切借口，寻衅滋事，为我们制造困难和压力。因此，中国需要稳定、稳定、更加稳定。未来三到五年，对我们党和国家将是非常困难的，也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我们坚守住和生存下来，我们的事业将迅速发展。如果我们崩溃，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几十年，甚至一百年。　　12 字箴言和 24字方针　　戏剧性的一年结束时，邓小平选择实施他计划了很长时间的退休。在1980年代，他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结束集权的传统做法—只能由现任死亡或丧失天意而换代，这一标准不仅规定任务无限期，并诱发混乱。他成立了一个长老顾问委员会，他让原终身任职的国家领导人退休到那里。他曾告诉许多访问者--包括我--他自己打算不久退休到该机构当主席。　　从1990年初开始，邓小平开始逐步撤出最高办公室—他是现代中国第一个如此做的中国领导人。天安门事件可能加速了这一过程，当新的领导人正在建立自己的威信时，邓小平能够监督这一过渡。在1989年12月，斯考克罗夫特被证明是邓小平接见的最后一个外国访客。与此同时，邓小平不再参加公共职能。直到1997年他去世，他已经成为一个隐士。　　随着他从场面上隐退，邓小平决定留给下一代领导人一套格言作为他的指示以支持他的继任者。邓小平从中国古典历史选择策略，对共产党官员发出指示。这些指示言简意赅。以中国古典诗词的写意风格而作，它们形成两个文件：一个是24字方针，一个是只限于高级官员的12字箴言。 24字方针为：　　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后加四字：有所作为，成28字，译者）　　12字箴言仅限于高层领导人之间流通：　　四面楚歌。敌强我弱。防守为主。　　对谁而言，是什么？几个字符的语句对这个问题没有明讲，可能因为邓可以假设他的听众会本能地理解他们国家正处于岌岌可危的地位，国际上尤甚于国内。　　邓小平的格言，一方面，唤醒历史上中国受潜在敌对势力包围的意识。在中兴时期，中国将主宰其周边地区。在衰落时期，她会玩时间，并有信心她的文化和政治纪律将使她能够重新宣称其应有的伟大。 12字箴言告诫中国的领导人，危险时刻已经到来。外界一直难以对付这一独特的生物机制，超然但尚未普及，雄伟但受难于偶尔发作的混乱。现在，正当它试图自身改革时感觉受到围攻，这个古老民族的老龄领导者给他的社会发出最后的指令。　　邓小平寻求团结他的人民，不以个人感情或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召唤，他很容易依此行之。相反，他援引古老的美德：在逆境中从容自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一个共同目标必须付出高度的分析能力和严明的纪律性。他所看到的最深层挑战，不是经受住12字勾勒出来的考验，而是在眼前的危险被克服后，为未来做准备。　　24字方针是指导渡过一时难关，或是一个永久性的格言？目前，中国的改革受内部动荡和外国压力后果的双重威胁。但在下一阶段，改革取得成功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引发世界关注的另一个方面。那么，国际社会可能寻求抵御中国前进成为主导力量。邓小平，在大危机时刻，预见到中国最严重的危险可能出现在最终复苏以后吗？在这一解释中，邓小平敦促他的人民“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这就是说，不要以过度自信引起不必要的恐惧。　　孤立于风暴中心，邓小平可能还担心，中国可能会在当代危机中消耗殆尽，或者其未来可能取决于下一代领导人是否能够获得所需的角度认识到过度自信的危险。格言针对中国当前的苦境，但24字方针是否有实践时间的限时，到中国足够强大时是不就不必再遵守它？论中国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它取决于未来的中美关系。　　　第十六章改革姓“社”还是姓“资”：邓的南巡略　　第十七章过山车式的中美关系：江泽民时代　　　　89风波后，中美关系几乎回到他们的起点。在1971-72，美国与中国寻求和解，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后阶段，与中国建立关系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的核心的相信，超越了美国对中国的激进治理的保留意见。现在美国制裁中国，拥抱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体制，中国的国内结构改革变成一个美国的主要政策目标。　　我见过江泽民，当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我没有期望他作为国家领导者出现，他—正如他做到的那样—引导他的国家从灾难中以惊人的能量和爆发的创造力走向崛起。尽管最初怀疑，他负责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人均GDP最大的增长，香港的和平回归，重建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将中国推向一条走向全球经济强国之路。　　在1989年11月，江被提拔后不久，邓小平煞费苦心地向我强调他对新总书记的高度重视：　　邓：您已经见过江泽民总书记，你在将来还会有其他的机会见他。他有自己的想法，是一个素质高的人。　　基辛格：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邓：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外界观察家很少会想到江会成功。作为上海的市委书记，他赢得了对他处理本市风波措施有方的赞美：在危机的早期，他关闭了一个有影响力的自由派报纸，但拒绝实施戒严，不流血地平息了上海的示威。但是，作为总书记，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过渡人物，可能是一个在温和派和保守派中间妥协的人选。他缺乏自己的强大权力基础，而且，与他的前任相比，他并没有散发出一种指挥者的光环。他是第一个没有革命或军事凭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的领导风格发展自官僚和经济表现。他的权力不是绝对的，需要取得政治局的共识。例如，直到 1997年，他成为总书记8年后，他没有在外交政策上建立他的主导地位。　　以前的中国GC党的领导人气度超然，适当混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中国的儒家传统。江泽民树立了一个不同的模式。与哲学式帝王毛泽东、儒雅宰相周恩来，或久经沙场的国家利益捍卫者邓小平相比，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和蔼可亲的家庭成员。他是温暖的和非正式的。毛会从奥林匹克的高度俯视他的对话者，好像他们是研究生接受考试检验他们是否有充足的哲学见解。周进行谈话表现出毫不费力的恩典和儒家圣人的智力超群。邓小平在讨论中单刀直入主题的实践环节，把离题寒暄当作浪费时间。　　江泽民从未宣称哲学上的卓越性。他会微笑、大笑、讲趣闻轶事、和触摸他的对话者，以此建立一种连接键。他引以为豪的是，有时炫耀性地，他对外语和西方音乐的闻达。对非中国籍访客，他的演讲经常夹带英语或俄语，甚至罗马尼亚语的表达式强调他的要点--没有任何事先征兆滴在丰富的中国古典成语词典和美国俗语库之间跳跃，如 “要有两个人跳探戈（美）”，“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当场合允许时，他可能会在社交和偶尔官方的会议上即兴歌唱，且不管目的是转移不舒服的感觉或是强调情谊。　　中国领导人与外国访客对话时，通常有一批顾问和记录员随从在场，他们不说话，且很少互相传递笔记。江与此相反，他往往像组织一个希腊合唱方阵，他先开头提出一个想法，然后问他的顾问，好像同时得出结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对方与一个团队打交道而他是队长。江泽民博览群书、有着高学历，他试图将他的对话人吸引到他周围的善意气氛中，至少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他会制造一种对话气氛，在其中他的对手甚至他的同事的意见像他自己的一样同样值得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江泽民是我遇到过的中国领导人之中最少具“中央王国”特质的人物。　　江被提拔到中国国家领导的顶级行列后，一个（美国）国务院内部报告把他描写为“温文尔雅、充满活力、和偶尔龙飞凤舞，”并记述“在1987年上海的国庆日祝活动上，他走上贵宾主席台，在灯光闪烁和烟雾缭绕中指挥交响乐团演奏激昂的“国际歌”。”在尼克松于1989年到北京进行私人访问期间，江泽民，从座位上腾地双脚弹起，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说。　　这种非正式品牌无论是中国或前苏联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鲜有其例。外界往往低估了江泽民，误以为他的大叔风格缺乏严肃性。与此相反的才是真实的。江泽民的示好姿态是以定义目的为准绳，当他划下道，是相当明确的。当他相信涉及国家的切身利益时，他的决心可比他的泰坦尼克号前任。　　江泽民是世界大都会型的，他明白中国只能在国际体系内运作，而不能回到“中央王国”的遥不可及的主导地位。周明白，还有邓。但因为毛的令人窒息的影响，周只能分段实现他的愿景，而邓的受89风波影响而间断。江的亲切感是一个严肃的经过计算的尝试，为了将中国构筑进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和恢复国际信心，它是一种既帮助医治国内创伤又软化其国际形象的表达。排除对他偶尔龙飞凤舞样子的批评，江泽民为政府工作和摆脱国际孤立以及幸免于苏联同行体系的命运摆出了一张有效的面孔。　　在他的国际国内大构想中，江泽民何其幸运有两位得力干将相助：一位是我所知道的最纯熟的外交部长钱其琛，另一位是智慧卓越和坚韧的国务院副总理（后总理）、首席经济决策者之一朱镕基。两人都毫无歉意地支持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为国家利益服务最好的观点。两人还认为，中国的持续发展需要深化其与国际机构和世界经济的联系，包括那些总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发出批评之声的西方国家。遵循江的藐视性乐观路线，钱和朱到国外广泛出游，参加国际会议、新闻采访和经济对话，常常面对批判怀疑的观众以外交决心和风趣幽默化解。并非所有的中国人津津乐道与那些对中国的现实不屑一顾的西方世界打交道；并非所有的西方人愿意批准与政治期望不达标的中国共事的努力。政治家需要以模糊管理而非绝对管理来判断。江、钱、朱以及他们的高级助理官员做到了将他们的国家引航出孤立困境，并恢复了与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世界的脆弱联系。　　在1989年11月被任命后不久，江核心邀请我谈话，他透过传统的外交政策镜头审视“事件”。他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对国内挑战的反应会引起与美国的关系破裂。 “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大问题，除台湾以外”，他坚持说。 “我们没有边界争端，在台湾问题上，上海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公式。”他强调，中国并没有声称其国内的原则适用于国外：“我们不输出革命。但是，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必须由该国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我们自己的历史地位发展起来的。”　　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将继续其经济改革：“到目前为止，就中国来说，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美国的积极姿态，我们有许多共同利益。”但改革是自愿的，它不能从外部强加：　　中国的历史证明，更大的压力只能导致更大的阻力。因为我是一个学自然科学的，我试图按照自然科学的法则解释事情。中国有11亿人口。它很大并且有巨大的惯性。向前推动它不容易。作为老朋友，我跟你说老实话。　　江分享了他对“危机”的反思。中国政府并没有“精神准备这件事件，”他解释说，政治局最初有分岐。在他的事件版本里没有几个英雄--不是学生领袖，也不是党；他有些懊丧地形容D在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时表现无效和分裂。　　当我再次见到江是近一年以后，1990年9月，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紧张。把我们放松制裁和释放FLZ联系起来的一揽子协议实施缓慢。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定问题的定义，令人失望并不奇怪。美国的人权主张坚持他们认为普遍的价值观。中国领导人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利益认识的一些调整。美国活动家，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不倾向于同意部分履行目标的措施。对他们而言，北京认为让步即暗示他们的目标是可以讨价还价，因此不具有普适性。人权活动家强调道德，而不是政治目标；中国领导人集中关注一个持续的政治进程—万事为大者，是结束当前的紧张局势，并返回到“正常”的关系。正是恢复正常这一点，那些活动家们要么拒绝要么设法有条件。　　最近一个贬义形容词已经加入辩论，它将传统的外交贬为 “交易性的。”在该看法中，按定义，一个与非民主国家的长期建设性的关系是不可持续的。该课程的倡导者出发的前提是民主国家的社会是真正的持久和平的基础。这是为什么福特政府和20年后的克林顿政府，都未能在国会获得杰克逊 - 瓦尼克修正案实施上的妥协，甚至在苏联和中国似乎准备做出让步的时候。人权活动家拒绝部分步骤，坚持达到最终目标。江泽民在1990年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最近采取了“很多措施”，其重要动机就是希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其中一些事情，甚至只关心纯粹中国国内问题，如在北京和西藏解除戒严。我们从两个方面考虑这些事情。首先，它们见证了中国的国内稳定。第二，我们不隐瞒事实，我们使用这些措施就是为美中两国关系提供一个更好的理解。　　在江看来，这些举动，并没有得到回应。北京已经完成了邓小平提出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面，但仍遭到来自国会不断增加的要求。　　民主价值观和人权是美国本身信念的核心。但像所有的价值观，它们有绝对性，这挑战了外交政策的细节，外交通常必须操作细节。如果采用美国的治理原则是在所有其他领域关系取得进展的中心条件，僵局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点上，双方有责任以国家安全的主张平衡治理原则的必要性。面对北京坚决拒绝这些原则，克林顿政府选择修改自己的立场，我们将在本章的后面看到。然后，问题返回到如何在美国和它的对话者之间调整优先次序，换句话说，“交易”外交。要不就摊牌。　　这是一个选择，需要作出而不能捏造。我尊重那些准备为传播美国价值观而战斗的人。但外交政策必须定义手段以及目标，如果手段增长超出了国际框架或考虑国家安全的重要关系的容忍度，就必须作出选择。我们不能做的是尽量减少选择性质。美国辩论的最好结果是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理想主义者承认原则的实施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因此必须根据情况偶尔调整；“现实主义者”接受，价值观具有现实意义，必须建立在政策运作之中。这种做法将承认每个阵营中存在许多层次，努力相互影响。但在实践中，这一目标往往被争论的激情所压倒。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的辩论在中国领导人的讨论中得到复制。在共产主义在他们的国家胜利四十多年后，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代表一种国际秩序并拒绝跨越国界投放价值观（这曾经是共产党政策的一个空洞的原则），而美国坚持其普适价值可以通过压力和激励达到，也就是说，干预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实上很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给我讲解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的性质，我毕竟在几十年前写过这方面的论文。　　江泽民正是借我1990年访华之机讲的这番话。至晚在五年前，他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直坚持什么是常识智慧：中国和美国应该合力共建一个新的国际新秩序，以类似于1648年后的传统欧洲国家体系原则为基础。换句话说，国内的安排超出外交政策范围。国家之间的关系由国家利益原则主导。　　这一命题正是新的西方政治体制所抛弃的（过去，包括冷战中一直坚持的，译者）。新概念坚持认为，世界进入了“后主权”时代，国际人权准则凌驾于主权政府的传统特权。相比之下，江泽民和他的同事寻求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它同时接受中国品牌的混合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并要求美国在平等条件下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待。　　在我1991年9月访问北京期间，江泽民又回到传统外交宗旨的主题上。国家利益应超过对中国国内行为的反应：　　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没有理由不把关系恢复正常。如果能够相互尊重，如果我们互不干涉内政，如果我们能够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的利益。　　随着冷战对抗的减弱，江泽民争辩说：“在今天的情况下，意识形态不是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　　江趁我1990年9月访问之机传达说，他已经接过邓小平的全部功能--这在当时尚未明显，因为北京的权力结构内部的精确安排始终是不透明的：　　邓小平知道您的访问。他通过我表示他欢迎您，并表示他对你的问候。其次，他提到，布什总统已写信给他，在这方面，他提出两点意见。首先，他要求我作为总书记通过你向布什总统问候。其次，去年他退休后，他已委托所有这些事务的管理给我，作为总书记。我不打算写一封信，作为布什总统写给邓小平信的回复，但我对你说的，虽然是我的话，与邓小平想说的思想和精神一致。　　江泽民请我转达的是，中国已经作出足够的让步，现在改善关系的“球”在华盛顿的场子上。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来说，”江说，“它一直珍视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现在，江泽民宣布，中国不能再让步：“中方已经做得足够，我们已经尽力了，我们尽可能做得最好。”　　江现在重复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传统宗旨，即中国对任何压力的藐视和对外国欺凌的可怕抵抗力。他认为，北京与华盛顿一样，面临来自其人民的政治压力：“还有一点，我们希望美方需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中国采取单方面的步骤，美国没有相应的动作，这将超越了中国人民的宽容。”　　中国和苏联解体　　这个时期中美对话的底下有一条暗流涌动，就是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曾在89风暴之始到北京访问，但即使是在中国为国内争论付房租的时候，苏联统治基础的崩溃正在世界各地的电视屏幕上仿佛实时上演一部慢动作电影。　　戈尔巴乔夫的困境，甚至比北京更让人头疼。中国的争议是共产党应该如何执政。苏联的纠纷是共产党到底是否应该执政。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改革）让先给政治改革（公开性）的政策，戈尔巴乔夫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已经认识到苏联是一潭死水，但缺乏想象力或技能突破其内置的僵化。苏联系统的各种监督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问题的一部分。共产党，曾经是革命力量，但在戈尔巴乔夫阐述的共产党系统内没有其他任何功能，除了监督它不懂的现代经济管理，这就造成一个控制共谋问题。GC精英成为特权官僚阶级；理论上，他们负责国家正统，他们将集中维护自身的福利待遇。　　公开性与改革冲突。戈尔巴乔夫招致了培育他走至巅峰的系统全面崩溃，并在其中受伤。但在此之前，他重新定义了和平共处概念。其前任领导人肯定过，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争吵过。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主张的是在走向终极对抗和胜利的道路上暂时的和平共处。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第二十七届党代会上宣布它将作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永久固定的关系。这是他重返国际体系的方式，此前俄罗斯在前苏联时期参与其中。　　在我的访问期间，中国领导人煞费苦心地将中国区别于俄罗斯模式，特别是戈尔巴乔夫。在我们1990年9月的会见中，江强调：　　想在中国找戈尔巴乔夫是白费劲。你能从我们的讨论中看到。你的朋友周恩来曾讲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它们现在仍然有效。世界上只有一种社会体制是不可能的。我们不想把我们的强加给别人。我们也不想别人强加给我们。　　中国领导人肯定了与戈尔巴乔夫相同的共存原则。但他们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跟西方调解，而是在自己跟西方之间筑一道藩篱。北京将戈尔巴乔夫视为不相干的，且不说是误导的。他的现代化计划被否决为有失妥当，因为它把政治改革放在经济改革之前。在中国人看来，政治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是需要的，但经济改革必须先行。李瑞环解释了为何价格改革不能在苏联有效，因为几乎所有的商品都供不应求，价格改革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恐慌。朱镕基在1990年访问美国时，曾多次被称赞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煞费苦心地强调，“我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我是中国的朱镕基。”　　　　当我在1992年再次访问中国时，钱其琛形容苏联解体“像爆炸的冲击波向各个方向扩散。”苏联的解体，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地缘政治背景。当北京和华盛顿评估新景观时，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不再像准联盟时那样显然地重合。那时，分歧主要在于抵制苏联霸权的战术。现在，当共同的对手衰落时，不可避免的是两国领导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就凸显出来。　　　在北京，冷战的结束制造了一种放松和恐惧混合的气氛。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欢迎苏联对手的解体。毛和邓的积极主动威慑战略胜利了。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无法避免将苏联解体和自己国内的挑战作比较。他们也继承了一个古老的多民族帝国，并将其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虽然在中国非汉族人口的百分比（10％左右）远小于非俄罗斯在苏联帝国的份额（约50％），但存在着具有鲜明传统的少数民族。此外，这些少数民族居住在战略敏感地区，与越南，俄罗斯和印度接壤。　　　在20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胆敢与中国对抗，只要苏联作为一个战略威胁迫近。然而，在美国方面，苏联解体被视为是一种代表长期性和普遍性的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一个跨党派的观点认为，传统的“历史”将被取代：盟友和对手都将采取多党议会民主体制和开放的市场机制（在美国看来，两个体制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任何阻挡这股浪潮的障碍将被扫地出门。　　这一新概念已发展到这样一个效果，认为国家意识的重要性下降了，今后国际体系将以跨国原则为基础（作为比较，共产主义的终极状态也是没有阶级，没有国家，译者注）。因为假设民主国家本质爱好和平，而专制趋向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所以，促进政权更迭被认为是外交政策上的合法行为，而不是干预他国国内事务。　　中国领导人拒绝美国的西方自由民主普遍胜利的预测，但他们也明白，他们的改革方案需要美国的合作。因此，在1990年9月，他们让我传一个“口信”给布什总统，以呼吁美国总统为结句：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受到外国列强的欺凌和侮辱。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伤口重新被打开。我相信，作为中国的老朋友，总统先生，你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珍视中美友好合作关系来之不易，但它更珍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尊严。　　在新的背景下，中美关系更需要毫不拖延地返回到正常。我相信，你可以找到通往这一目标的方式。我们将对你为了改善中美关系利益而作的任何积极行动作出必要的回应。　　为了加强江亲自告诉我的信息，中国外交部官员给了我一份书面文字传达给（老）布什总统。没有签名，它被形容为书面口头沟通—比谈话较正式，但不如正式照会明确。此外，外交部副部长护送我到机场递给我一份书面答复，澄清我与江会晤时提出的问题。如给总统的“信”，他们已经在会晤时向我表明，这只是写给我作强调：　　问：邓小平没有回答总统的信的意义是什么？　　答：邓小平去年退休。他已经给总统口信，说所有对此类事务的行政权利已经转给江。　　问：为什么是口头而不是书面的答复？　　答：邓小平读过信。但自从他委托这些事情给江，他请江答复。我们想给基辛格博士一个机会转达口信给总统，因为基辛格博士发挥有利于美中关系的作用。　　问：邓小平知道你的答复内容？　　答：当然。　　问：当你提到美国未能采取“相应措施”，你心里怎么想的？　　答：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继续对中国制裁。最好的是，如果总统可以解除或事实上解除。此外，美国在世界银行贷款上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另一点是关于高层互访，这是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　　问：你是否愿意考虑其他一揽子交易？　　答：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第一个从未实现。　　布什总统从个人的经验出发，认为对持续自治历史最长、人口最多的民族和国家实行干预政策是不可取的。在特殊情况下，代表个人或特定群体或许可以，但他认为针对中国国内结构全面对抗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关系。　　响应江的口信，布什解除了对中国高层互访的禁令，并鼓励他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前往北京进行磋商。关系走过一个简短的稳定间隔。但是，在克林顿政府上台18个月后，它又落回低谷，其实在新政府第一任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就像一架过山车。　　克林顿政府的中国政策　　在1992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克林顿曾质疑中国政府的原则，并批评布什政府在89风波后对北京过度“溺爱”。 “中国不能永远顶住民主变革的力量，”克林顿主张。 “总有一天，它会走东欧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路。美国必须竭尽所能鼓励这一进程。”　　克林顿于1993年上任后，他把“扩大民主体制”作为一个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是，他在1993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宣布，“扩大和加强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世界民主社会”，并“扩大在这些自由机构中生活的国家圈子”，直到人类实现“一个民主蓬勃发展的世界，国家相互合作和生活在和平之中。”　　新政府的咄咄逼人的人权姿态目的不是为了削弱中国或获得美国的战略优势。它反映了世界秩序的一般性概念，并期待中国作为一个受尊敬的成员参加。从克林顿政府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真诚的尝试，总统和他的顾问都相信这将有助于中国。　　然而，在北京，美国的压力，加上西方民主国家推波助澜，被视为是一个保持中国虚弱的设计，以19世纪的殖民主义者方式干涉其国内问题。中国领导人将新政府的声明解释为资本主义企图在世界各地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怀着一个深刻的怀疑，随着苏联的瓦解，美国可能会做毛泽东曾预言过的：在一个共产党大国毁灭后，对另一个的背后“戳手指”。　　在克里斯托弗担任国务卿的确认听证会上，他将改造中国的目标措辞为有限的条件，即美国将“寻求方便用鼓励这个伟大国家的经济和政治自由化势力的方式，帮助中国从共产主义和平演变到一个民主社会。”，但克里斯托弗的“和平演变”提法，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重温了杜勒斯的术语，旨在致力于共产主义国家的最终崩溃。在北京，它为一个没有希望的趋势打信号弹，除了被认为是西方企图不通过战争将中国转变为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无论是克林顿还是克里斯托弗的声明在美国都是无争议的；但在北京，两个就是诅咒。　　打下笞板—也许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挑战性幅度—克林顿政府宣布，它已准备好与中国在范围广泛的问题上“接触”。其中包括中国国内改革以及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中国领导人对是否可能与这些呼唤更换自己的政治制度余音未了的同等美国高官进行对话存在疑虑，但这显然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一倡议的命运说明了这种政策的复杂性和含糊之处。　　中国领导人不再作出任何宣称它代表一个独特的革命真理可供输出。相反，他们信奉一个本质上是防御性的目标，就是朝着一个对他们的国家体制和领土完整没有明显敌意的世界努力，买取时间以自己的步伐发展自己的经济和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这是一个外交政策姿态，无疑比毛泽东更接近俾斯麦：逐步增量，防守为主，面临不利的历史潮汐水来土挡、兵来将挡。即使潮头席卷而来，中国领导人仍坚持火热的独立意识。他们不错过任何机会宣布他们将最大限度地抵制外界压力，以此掩盖他们内心的担忧。正如江泽民在1991年坚持对我说：“我们从来没有向压力屈服。这是非常重要的[用英语说]。这是一个哲学原则。”　　中国领导人也不接受冷战的结束迎来一个美国超超级大国时期这种解释。在1991年的谈话中，钱其琛告诫新的国际秩序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单极世界，中国将为走向多极世界而努力—这意味着她将对抗美国独霸为王。他引用一些人口统计现实—包括有几分威胁性地提到中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加强他的观点：　　我们相信，一个单极世界将不可能存在。有些人似乎认为，海湾战争和冷战结束后，美国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穆斯林世界有超过十亿人。中国有11亿人口。南亚的人口超过十亿。中国的人口超过美国、苏联、欧洲和日本的人口总和。因此，它仍然是一个多样化的世界。　　李鹏总理可能在人权问题上给出了最坦率的评估。回答我划定的三个政策领域需要改善—人权、武器技术转让、贸易—他在1992年12月表示：　　关于你提到的三个方面，我们可以谈人权。但是，由于我们之间的重大分歧，我怀疑重大进展是有可能的。人权的概念，包括传统和道德和哲学价值观。这些在中国与在西方不同。我们相信，中国人应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并在国内政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这项工作应以中国人民可接受的方式进行。　　来自（被外界认为）中国领导层的保守派代表，李鹏承认民主权利需要进展肯定是前所未有的。不过，以同样的坦率，他圈定了中国的灵活性限度：“当然，在人权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在不影响我们的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讨论，我们可以采取灵活措施。但是，我们不能达到与西方的全面协议。它会动摇我们的社会根基。”　　克林顿第一任期的一个签名中国倡议给事情带了一个头：政府尝试以改善中国的人权纪录为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贸易地位。 “最惠国待遇”是一个有点误导性的词语：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享有这一待遇，它无非只肯定一个国家享有正常的贸易权利而非青睐独钟。最惠国待遇的附加条件概念表现了美国一贯的以道德为目的的务实性奖励和处罚（或“胡萝卜”和“大棒”）概念。正如克林顿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解释说，美国将扣留好处，直到它产生效果，“提高镇压和侵略行为的成本”以处罚，直至中国的领导层作出一个合理的以利益为基础的计算，并解放其国内机构。　　在1993年5月，当时的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访问了北京，他曾是我70年代对中国开放不可缺少的助手。他向中国官员介绍新政府的思维。在他此行结束时，洛德警告说，如果中国要避免中止最惠国待遇，在人权，防扩散等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是必要的。被挤在中国政府反对任何非法的条件和美国政治家要求更加苛刻的条件的夹缝之间，他根本没有进展。　　在洛德之行后不久，我又访问了北京，在那里我遇到了一心想挣脱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僵局的中国领导层。江提出了一个“友好的建议”：　　中国和美国作为两个大国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使中国变成一支亚洲和其他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力量。我认为，对于其他国家，美国应考虑到他们的自尊和主权。这是一个友好的建议。　　江再次试图劝阻美国认为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或竞争对手，从而减少美国尝试削弱中国的动机：　　昨天在一个研讨会上，我对这个问题发言。我还提到《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的。我一遍又一遍地说过，中国将永远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在克林顿的强硬言辞和国会的好斗情绪背景下，洛德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乔治。米切尔和议员佩洛西谈判，达成延长最惠国待遇一年的妥协。它表达在一个灵活的行政命令中，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它只将条件限制在人权范围内，而不是像许多国会议员敦促的那样包括其他领域的民主化。但对中国来说，条件是原则上的事情—就像苏联过去拒绝了杰克逊 - 瓦尼克修正案。北京反对的是条件，而不是其实质内容。　　在1993年5月28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为期十二个月的行政令，其后或重延或取消取决于中国在此期间的行为。克林顿强调，政府的中国政策“核心”将是“坚决坚持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他解释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在原则上表达了美国对天安门的愤怒和对中国统治方式的持续性 “深刻关切”。　　行政命令伴随着比60年代以来任何一届政府都更多的中国贬义修辞。 1993年9月，国家安全顾问莱克在一次讲话中提出，除非中国同意美国的要求，美国将其划入所谓的“反动‘落后’国家”，死守过时的统治管理形式，使用“武力、政治监禁和酷刑”，以及“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能量、种族偏见、宗教迫害、仇外心理，和领土收复主义”。　　与其他事情搅合在一起更加深了中国的猜疑。对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谈判（即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后来归入世界贸易组织，或WTO），在实质性的问题上僵持不下。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受到攻击。国会两院的多数人表示他们不赞成申办；美国政府则保持着谨慎的沉默。中国申请举办奥运会差几票落空。美国侵略性地检查（最终失败）一艘怀疑载有化学武器组件给伊朗的中国船只给紧张局势进一步浇油。所有这些事件，其中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理由，但被中国用孙子兵法的策略分析后，则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是单一的事件，它们反映了整体设计的格局。　　当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于1994年3月到北京访问时，虱子爬到和尚的头上。克里斯托弗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他后来回忆，在最惠国待遇一年延长期限将满的六月份之前来实现最惠国待遇问题的最终决议，并“强调中国在总统的政策下只有有限的时间来修补他们的人权纪录。如果他们想保持自己低关税的贸易特权，进展必须要显著，要尽快。”　　中国官员曾建议，访问的时间是不合时宜的。克里斯托弗原定到达的时间正赶上中国的立法机构年度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的日子。美国国务卿出场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只能允许两种可能：或是遮盖大会的审议，或是诱使中国官员采取攻势来证明自己对外界压力的蔑视。克里斯托弗后来承认，这是“一个完美的论坛，让他们证明他们打算站起来面对美国。”　　他们正是如此做了。结果是中美关系缓和以来的一场最尖锐的敌对的外交交锋。洛德，陪同克里斯托弗，形容克里斯托弗与李鹏的会谈为“他参加过的最残酷的外交会议，”—而他曾在我身边一直参与北越谈判。在克里斯托弗的回忆录中，他叙述李鹏HOLD住：　　中国的人权政策不干我们的事儿，并指出，美国自身也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人权问题。。。。为了确保我没有不明白他们不满的深度，中国突然取消了我在一天后与江泽民主席的会见。　　这些紧张关系似乎抵消了二十年的中国政策创意，导致美国经济部门和主张人权问题紧迫的政治部门之间的分裂。面对中国的抗战和来自美国国内与中国做生意的公司的压力，政府开始发现自己在低姿态地位上恳求北京在最惠国限期前的最后几个星期的作出足够适度让步，以为延长最惠国待遇的理由。　　克里斯托弗回归后不久，自加的延续最惠国待遇截止日期迫在眉睫，政府当局袅莫悄地放弃了条件政策。 1994年5月26日，克林顿宣布，政策的有效性已经用尽，基本上无条件地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延长又一年。他承诺通过其他手段，如支持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鼓励最佳商务业绩，追求人权的进步。　　必须反复说明的是，克林顿花尽心思贯穿支持持续经历了两党几届政府的中国关系政策。但作为新当选的总统，他必须对美国国内舆论敏感，而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无形资产。他以信念提出条件，但高于一切的是，因为他设法保护中国政策，免于国会的猛攻从而试图彻底否认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克林顿认为，中国“欠”美国政府的人权让步，以恢复高层接触和提出最惠国待遇为回报。但中国人认为他们“有权”以相等地位与所有其他国家进行无条件高层交往，以延长他们的贸易期限。他们并不认为单方面取消威胁为让步，他们对于任何干预其内政的提示都格外敏感。只要人权仍然是中美对话的主要议题，僵局是不可避免的。这方面的经验应该由我们现今的对抗政策倡导者认真加以研究。　　在他第一届任期的剩余时间，克林顿降低了对抗性策略的音调，并强调“建设性接触。”洛德在夏威夷聚集了美国在亚洲的大使，讨论一个全面的亚洲政策，平衡地缘政治的必要性和政府的人权目标。北京致力于恢复对话，这对中国的改革方案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功至关重要。　　克林顿，跟他的前任老布什一样，关注民主变革和同情人权倡导者。但是，像所有前任，他体会到中国领导人的信念实力和他们面对公众挑战的坚韧性。　　于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迅速修补。江长期渴望的对华盛顿访问发生在1997年，作为回报，克林顿在1998年对北京进行了8天的访问。两国总统的表演热情奔放。他们共同发表了扩展性的联合公报；成立了咨询机构，涉及广泛的技术问题；从而结束了近十年的对抗气氛。　　当前关系缺乏的是一个共享目的的定义，如过去北京和华盛顿共同抵抗苏联的“霸权主义”。美国领导人不能继续无视产生于自己国内政治和信念的人权压力。中国领导人继续看到美国的政策至少部分旨在阻止中国实现大国地位。李鹏在1995年的谈话回响了一个令人放心的主题，这等于平定美国对重新崛起的中国可能会寻求什么目标的担忧：“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将需要30年时间赶上中等水平国家。我们的人口太多了。”轮到美国，它定期地承诺它并没有改变其遏制政策。双方保证的含义是，每一方有能力实施它对另一方的保证同时也克制自身。因此，保证与威胁共举。　　第三次台海危机　　围绕最惠国待遇的紧张局势刚刚舒缓，台湾问题又出现了。在理解三个联合公报的隐性讨价还价中—即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框架内—台湾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和民主体制。它加入了亚洲开发银行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并在北京的默许下参加奥运会。就其本身而言，北京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提出台湾在统一的中国内部完全自治的建议（一国两制）。只要台湾接受作为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地区”（与香港和澳门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北京承诺，它将被允许保留自己的鲜明政治机构，甚至自己的军队。　　　台北对这些建议的反应是谨慎的。但受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转型，两岸经济日益相互依存。在20世纪80年代末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限制松动以后，许多台湾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大陆。到1993年底，台湾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第二大来源。　　　　虽然经济相互依存发展了，双方的政治路径分歧日益显著。 1987年，年老的台湾领导者，蒋经国，解除了戒严。台湾的内部机构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自由化：新闻管制被解除；对立的政党被允许参加立法会选举。1994年，一项宪法修正案为由普选直接选举台湾总统奠定了基础。因为没有了戒严时代的活动限制，在台湾政坛出现新的声音，开始鼓吹台湾鲜明的民族认同感和潜在的正式独立。其中最主要的是李登辉，他是一个善变的农业经济学家，爬到国民党高层，并在1988年被任命为主席。　　　　李登辉一身体现了北京憎恶的所有台湾官方品质。他生长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时期，采用过日本名字，在日本留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日本皇军。后来，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受到高等教育。不像大多数国民党官员，李是台湾省籍，他直言不讳地视自己“第一是台湾人，第二是中国人”，他坚决提倡台湾的独特机构和历史经验。　　随着1996年竞选临近，李和他的内阁设计了一系列步骤，一步一步地扩大他们所说的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李和其他高管部长们走上了“度假外交”，在世界各地的首都，都发现有台湾官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进行“非官方”旅游，偶尔在国际组织的会议上露头，然后尽量操作成正式的国事接见形式，这使北京（还有华盛顿的许多人）感到非常不舒服。克林顿政府试图站得离这些事态发展远一点。在1993年11月太平洋两岸国家的APEC峰会之际，在一次与江泽民共同举行的西雅图会议和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说：　　在我们的会议上，我重申了美国支持以三个联合公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的基石。 . 。 . 。 . 。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正确的政策。它并不排除我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也不妨碍我们从事与台湾的强劲的经济关系。众所周知，在本次会议就有 [台湾的] 代表。所以我感觉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很到位。但我不认为那是我们与中国关系将的一个主要的绊脚石。　　要想让克林顿的方式好使，台湾领导人就需要保持克制。但是，李决心推动台湾的国家认同原则。1994年，他试图取得允许在前往中美洲途中停在夏威夷加油—这是台湾总统飞机首次在美国领土上降落。李的下一个目标是1995年在康奈尔大学的校友团聚，1958年他在那里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纽。金里奇的大力敦促下，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一致决定，在参议院只有一个反对，支持李登辉访问。在4月，沃伦。克里斯托弗曾向中国外交部长保证批准李登辉访问将是“不符合美国的政策。”但在面对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政府转了个身，批准了“非官方私人访问”的请求。　　李登辉到康奈尔大学后，发表了一个绷紧“非官方” 定义的讲话。经过一个简短的对他在康奈尔大学时的美好时光的回忆，李投身到台湾人民渴望正式承认的热烈讨论。　　李的椭圆式的言辞，经常提到他的“国家”和“民族”，以及对共产主义殒落的生硬讨论，都超过了北京的宽容度。北京从华盛顿召回大使，推迟了对美国大使提名人尚慕杰的批准，并取消了与美国政府其他官方接触。然后，按照50年代的台海危机脚本，北京开始在中国东南沿海举行军事演习和导弹试**，其中军事威慑和政治把戏各占其半。在一系列威胁动作中，中国发**导弹进入台湾海峡，证明其军事能力，并警告台湾领导人。但它使用空弹头，从而发出主要是象征性的信号。　　台海可以风平浪静，只要各方都不质疑三个联合公报。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么多的含糊之处，任何一方欲改变其结构或强制执行其条款解释的努力，都会颠覆整个框架。北京没有强迫澄清，但它一旦被质疑，就被迫觉得演示至少中国如何重视这一问题。　　在1995年7月上旬，危机仍蓄势待发，我在北京随一个两党前高官代表团 --美中协会--与中国打交道。7月4日，我们会见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钱其琛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主权是不可谈判的：　　基辛格博士，你必须意识到，中国高度重视中美关系，尽管我们偶尔争吵。我们希望看到中美关系恢复正常和改进。但是，美国政府应该清楚一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　　与中国的关系达到了一个关键点，这时首选的武器是美国和中国都中止高层交往，双方制造了一个悖论：在自己最需要处理危机的时刻剥夺了这一机制。苏联解体后，双方各自宣布与对方的友谊，但不是追求共同的战略目标而是寻找一种象征合作的方式，那一刻已无视其存在。　　在我到达后不久，中国领导人以一个他们得心应手的微妙手势转达他们对和平结果的渴望。在美中协会的正式日程开始前，我应邀到周恩来上过学的天津中学作一次讲演。在外交部一名高官的陪同下，我在周的雕像旁留影，并正式介绍我利用这个机会回顾一下中美密切合作的鼎盛时期。　　另一个事态不会失控的迹象来自江。正当各方言辞激烈时，我问江毛泽东说中国可以等待台湾一百年是否还有效。不，江回答。当我问为什么不时，江回答，　　“允诺是二十三年前做的。现在只剩七十七年了。”　　相互自称缓和紧张局势的愿望看涨，然而却顶着TAM危机的余波。自1989年以来，没有高层对话，也没有一个部长级的访问，六年中仅有的高层讨论是在国际会议的偏会或在联合国。自相矛盾的是，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动作以后，眼前的问题自动解决了，其本身就是安排两国领导人会见的部分程序问题。　　事情回到二十五年前秘密访华时的讨论，它曾在谁邀请谁的问题上短暂僵持不下—而后来以毛的公式打破僵局，这意味着，每一方都可以读作被另一方邀请。当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中国外交部长在文莱东盟会议上会见时，解决方案不寻自得，避免了需要确定谁出第一招。　　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转达了保证—包括一封目前仍然保密的总统手信—信中定义了美国关于台湾高官访问的意图和邀请江与总统会晤。　　江和克林顿之间的峰会在10月实现，虽然不是完全照顾了中国的面子。它既不是国事访问，又不在华盛顿，相反，它定于在纽约联合国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背景下。克林顿与江泽民主席在林肯中心会见了，作为一系列类似的与出席联合国会议的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中的一面。紧接台湾海峡军演后，中国主席访问华盛顿肯定会遇到不友好接待。　　　　在这种不确定的矛盾气氛中，有含蓄的姿态和节制的退却。可是，定于1995年12月2日的台湾议会选举再次提升了温度。北京开始了新一轮在福建沿海的军事演习，空军、海军、陆军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模拟在敌方领土上两栖登陆。这一行动伴随着同样咄咄逼人的心理战。在 12月的立法选举的前一天，解放军宣布将于1996年3月举行又一轮演习，即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夕。　　随着总统大选的临近，导弹测试“包围”台湾，落弹点位于台湾岛东北和西南重要港口城市的近海。美国反应是1971年和解后针对中国最显著的武力展示，它派遣以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为首的两个航母战斗群通过台湾海峡，借口躲避“恶劣天气。 ” 同时，走过一个狭窄的通道，华盛顿向中国保证它不会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并警告台湾不要搞挑衅行为。　　走近悬崖，华盛顿和北京都退缩了，他们意识到没有可打的战争目标或强制改变现状的压倒性条款，正如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描述道，中国“就它自身的范畴来说—太大，不容忽视；太压抑，不能拥抱；太倔，不受影响；并且非常，非常自豪。”就其本身而言，美国太强大了，不能来硬的，又太致力于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本不必如此。一个超级大国的美国，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世界事务的重心逐渐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时需要一个和平与合作的关系。在危机过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明显改善。　　正当关系开始接近前期高点时，然而在一个夏季的一天结束时，另一场危机如晴天霹雳震撼着关系。在1999年5月科索沃战争中，不然的话应是美中关系的又一个蜜月，美国的B - 2轰炸机从密苏里州基地出发炸毁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抗议浪潮席卷了中国。学生和政府似乎团结一致对又一个可以假定为美国不尊重中国主权的示范发泄愤怒。江泽民说，这是“蓄意挑衅”。他蔑视性地阐述，但暴露了潜在的不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永远不会被人欺负，伟大的中华民族将永远不会被羞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将永远不会被征服。” 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刚刚获悉，她就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陪她到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虽然是半夜，代表美国政府表达了遗憾。江觉得有义务依据公众情绪表达自己的愤怒，不过，然后他用那番表达平息公众（此招类似美国总统在人权问题上的表现）。　　中国的愤慨在美国遇到了中国必须被压制的论点。两种观点反映了严重的信念，说明了对抗的潜力依然存在，并且有可能根据现代外交政策的性质将双方关系拖入世界各地的紧张局势中。双方政府仍致力于合作的需要，但他们无法控制所有刺激对方的方式。这是中美关系尚未解决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和江的思考　　在前面讲述的周期性危机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目睹了中国惊人的经济增长和在世界上起更广泛作用的国家转型。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部分愿景部分现实：它的效果是明显的，但其深度和寿命仍有待公开辩论。即使在中国内部本身，其方向仍然是有争议的；在89XX以后，一些国内的学术和政治势力倡导向内转并缩减中国经济与西方的联系（这一趋势邓小平最终感到必须通过他的南巡予以挑战）。江泽民担任国家领导时，大批以苏联模式经营的国有企业部门基本上没有变动，仍占超过50 ％的经济比重。中国与世界贸易体系的联系是暂时和局部的。外国企业对在中国投资仍持怀疑态度；中国企业则很少在国外投资。　　　　在世纪末，原来看似不大可能的前景已成为现实。在整个十年中，中国以每年不低于7％的速度增长，而且经常在两位数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继续增加，成为一个历史上最持久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均收入比1978年大约翻三番，城镇地区的收入水平提升尤为显着，比1978年的水平大约高出五倍。　　纵观这些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蓬勃发展，发挥了日益重要的区域经济中心作用。它驯服了90年代初的危险通胀加剧，实施金融管制和财政紧缩计划，其功致使中国后来免遭1997-98年间的亚洲金融危机一劫。第一次在经济危机中作为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堡垒挺立，中国发现自己起着不太习惯的作用：以往都是接收外国的—通常是西方的—经济政策处方，现在它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自决方案的处方者和紧急援助危机中的其他国家的经济来源。到2001年，中国成功申请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结束，其新地位益加巩固。　　为这种转变加油的是中国国内政治哲学的重新校准。进一步沿着邓小平原创的改革道路，江将共产主义概念扩大化，从排除异己的阶级精英开放到广泛的社会群体。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阐述了他的理念，后被称为“三个代表”，这是他作为主席出席的最后一届党代会，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和平权力移交的前夕。它解释了为什么通过革命赢得支持的党现在需要代表它以前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包括企业家的利益。江把共产党向巨贾富商开放，在一党制的国家治理机构内实现民主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越来越交织在一起。在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大陆贸易总额仍只有美国与台湾贸易总量的一半。到了年代末，中美贸易翻了两番，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加了七倍。美国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是他们经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生产基地又是--就其自身来说--越来越大的货币市场。反过来，中国用日益增加的现金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并于2008年将成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　　在这一切之中，中国踊跃走向一个新的世界角色，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利益并达到前所未有的集成程度，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宽广的政治和经济趋势。在马戛尔尼和中国朝廷之间在贸易和外交承认上第一次相互错误理解的谈判两个世纪后，中国和西方都认识到，不管他们是否准备好应付挑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正如当时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1997年指出：“中国以前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与世界其他国家有如此频繁的交流和沟通。”　　在更早时期如马戛尔尼，甚至是冷战时代，“中国世界”和“西方世界” 在有限的情况下以缓慢的步伐有所互动。今天，现代科技和经济相互依存，是好还是坏，使得不可能再以这样的步量尺度管理关系。作为结果，双方面临着一个有点矛盾的局面，他们相互了解的机会增多，但同时，新的刺激对方敏感处的机会也接踵而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将让他们一起来玩，但在危机时刻他们也冒着更加频繁和急速加剧的紧张局势风险。　　在临近卸任时，江表白了他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他是个人的，几乎有些感性的，但不是一般在中国领导人身上体现的那种孤傲的、概念化的、和自成体系的态度。情景是在2001年会见一些美-中协会成员。江泽民那时在他12年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不免有些老马恋栈，因为他正要脱离这样的活动--按定义—其举手投足都能改变世界，但很快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观众。他在一个动荡时期主事，开始时中国大幅度孤立于国际，至少与先进的民主国家，而这些国家正是中国实施其改革方案最需要的。　　江克服了这些挑战。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已经重新建立。改革方案加速产生超常的增长速度，再过十年内，中国变成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大国。以动荡和怀疑开始的十年变成一段非凡成就时期。　　在中国辉煌的历史中没有如何参与全球秩序的先例，无论是与另一个超级大国合唱或唱对台戏。正如事实证明，那个超级大国，即美国，也缺乏这一格局的经验—如果它确实有此倾向的话。国际新秩序必然出现，无论是设计或默认。至于其性质和措施，则是两国悬而未决的挑战。他们将会相互影响，无论是作为合作伙伴或对手。他们的当代领导人宣称伙伴关系，但尚未定义其内容或建立未来风暴的避难所。　　现在，江遇到了一个新世纪和不同世代的美国领导人。美国有了一个新总统，老布什的儿子，坑爹时江以无人能料的事件意外地高升到办公室。与新总统的关系也是以另一意外军事冲突开始。2001年4月1日，美国侦察机在中国沿海飞行，仅在中国领海毫厘以外被中国军机盯梢，两机相擦后，中国军机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海南岛附近坠毁。无论是江和（小）布什都没允许事件像鱼雷一样炸毁关系。两天后，江从一个计划了很长时间的南美访问中返回，这表示他作为中央军委负责人，并没有想到危机的行动。布什表示遗憾，不是为侦察飞行，但是对中国飞行员的死亡。　　在会见美中协会成员时，在江的脑海中似乎已预感到一些事件漂移的危险性，因为他以一长串曲折蜿蜒的词语，一会儿引述中国古典诗词，一会儿插科英语短句，歌颂美中合作的重要性。他的话语尽管冗长，却反映了一个希望和一个两难选择：希望两国将找到一种共同努力的方式，以避免两个社会的活力激荡出风暴--和他们可能会错过机会的恐惧。　　江的开场白的关键主题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不是想夸大我们的自我重要性，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良好合作对世界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竭尽全力 [用英语说] 。这对整个世界是很重要的。”但如果整个世界是话题，那么有真正合格的领导人来处理它吗？江指出，他的教育以传统儒家思想开始，其轨迹包括西方教育，和其后的前苏联学校。现在他领导着一个过渡国家与所有这些文化打交道。　　中国和美国面临一个紧迫的问题，即台湾的前途。江泽民没有使用我们已经熟悉习惯的豪言壮语。相反，他的言论关注对话的内在动力，以及它如何可能被驱使失控，无论领导人的意图如何，他都可能会被公众呼吁采取他们宁愿避免的行动：“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例如，我们常说的‘和平解决’和‘一国两制’。通常，我很少提这两样东西。但有时候，我想补充一点，我们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江当然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在中国开放前造成130次以上中美外交会议僵局以及那以后的故意含糊其词。不过，虽然中国拒绝郑重放弃使用武力，因为这将意味着限制其主权，直到与江谈话时三十年间它没有被实践。而且，江以最柔和的方式咏颂这一圣事礼仪般的语言。　　　　江没有坚持立即改变。相反，他指出，美国的立场包含了一个异常。美国既不支持台湾独立，另一方面，也不促进统一。实际结果是把台湾变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中国政府的意图如何，其人民的信念可能会产生走向对抗的势头：　　我在中央政府近12年期间，非常强烈地感受到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当然，我们对你有最好的愿望，但如果一个火花点燃了它，将很难控制12亿人的情绪。　　我（基辛格）觉得有必要回答这个武力威胁，尽管遗憾地和间接地托辞：　　如果讨论使用武力问题，这将加强所有想利用台湾伤害我们之间关系的力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军事对抗中，甚至我们这些伤透了心的人，将不得不支持我们自己的国家。　　江没有重弹中国藐视战争危险的老调。他认为世界的未来取决于中美合作的前景。他谈到了妥协，一个中国领导人对台湾几乎从未使用过的单词，尽管有时实践着。他已不再处于塑造未来的位置上。他呼吁一个全球前景，这恰恰是最需要的，也是每个国家的历史使其最困难的问题：　　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和美国否能找到共同语言共同解决台湾问题。我已说过，如果台湾不在美国的保护下，我们早就能够解放它。因此，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妥协，并得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关系中最敏感的部分。我并非暗示任何东西。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需要使用外交辞令。说到底，我希望我们两国趁（小）布什在办公室时可从战略全局的角度迈向美中两国关系。　　我以前见过的中国领导人都有一个长远的前景，但它大多是从过去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他们都努力进行一个对遥远未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伟大工程。但他们很少描述中间状态，假设其特征将会随着他们参与其中的过程发展而自现。江要求的东西不那么高瞻远瞩，但也许更深入。在他的任期结束时，他谈到了需要重新定义每一方的哲学框架。毛敦促意识形态的严谨性，即使在战术动作中。江似乎是说，每一方应该认识到，如果他们要真诚合作的话，他们需要了解不得不修改他们的传统观念。他呼吁每一方重新审视自己的内部教义和开放性地重新诠释它们，包括社会主义：　　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多元化的地方。例如，1978年在中国我们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在1992年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那些习惯于西方的人，你认为市场没什么奇怪的，但在1992年说 “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出于这个原因，江泽民指出，双方应使其意识形态适应相互依存的必需：　　简单地说，西方最好抛开过去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成见，我们也应该停止共产主义的幼稚化或简单化方式（江曾怒训香港记者：“too simple，too naïve”，一时成为口头禅，译者）。邓小平曾在1992年南巡时说过一句名言，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我是一个工程师。我计算过，从孔夫子到现在为止，已有78代人。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需要这么长时间。我现在认为，邓小平为我创造了非常好的环境条件。对于您提的价值体系，东方和西方必须增进相互了解。也许我有点天真。　　　　七十八代的提法是为了安抚美国，它不应该为一个强大的中国崛起感到震惊。她将需要那么多代强身壮体。但当毛泽东的继任者说，共产党应该停止以简单幼稚的方式谈论他们的思想时，中国的政治环境肯定已经今非昔比了。或只是说，西方世界和中国之间需要彼此对话谈论如何调整各自的哲学框架。　　在美国方面，面临的挑战是通过一系列的发散性评估找到一个答案。中国是合作伙伴或是对手？未来是合作或是对抗？美国的使命是传播民主到中国，还是与中国合作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抑或有可能都做到既？双方都有义务迫不急待克服内部矛盾，并确定两国关系的终极特性。　　第十八章新世纪　　　江核心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江主持的中美对话主要议题就是关系本身。之后，双方如果没在信念上至少在做法上合并为一个合作共存的格局。中国和美国不再有一个共同的对手，但是他们尚未开发出一个联合的国际秩序概念。在上一章中描述的促膝长谈中，江厚道的反思说明一个新的现实：美国和中国两国互相需要对方，因为两个都足够大得不能互相支配，独特得不能互相改造，且互相伤不起。除此之外，共同的目标能达到吗？而要达到什么目标呢？　　新千年是新关系的象征性开始。新一代中国和美国领导人分别走进办公室：在中国方面，是以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首的“第四代”；在美方，是总统（小）布什政府和从2009年开始的奥巴马。双方对前几十年的风云变幻都持有矛盾态度。　　胡-温以前所未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发展管理和确定其世界作用的任务。他们代表了整个一代没有革命（战争）经验而在共产时期首次通过宪法流程产生出来的第一代高官，他们在中国毫不含糊地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时肩负着国家重任。　　正是在世纪之交，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努力结出果实。胡锦涛和温家宝主持国家，不再感到有学徒意识受制于西方技术和机构。他们所管辖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拒绝，甚至有时巧妙地嘲讽，美国的改革学。她现在处在一个位置上，其外交政策不再仅仅基于长期潜能或最终战略作用而循序渐进，还可以展示实力。　　实力何时到头？北京在新纪元的初步做法主要是增量和保守。江和朱通过谈判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充分参与国际经济秩序。胡温下的中国渴望以正常和稳定为重。其目标，在官方的公式中，是一个“河蟹社会”和“河蟹世界。”其国内议程是以持续经济发展、和在一个正经历空前繁荣和不习惯贫富差距的巨大人口中维护社会河蟹为中心。其外交政策回避戏剧性举动，它的主要决策者有些迟疑地回应中国应发挥明显的国际领导作用的呼吁。中国外交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维护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包括与美国的良好关系），并获得原材料，以确保经济持续增长。它保留了在发展中世界的特殊利益--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遗产--即使它以位列经济超级大国。　　正如毛曾担心的，中国的DNA复制本身。面对二十一世纪的新挑战，在列宁主义一蹶不振的世界，胡锦涛和温家宝转向传统智慧。他们描述的改革愿望不是毛的继续革命的乌托邦式愿景，他们的目标是建设“ 小康 ”社会—一个显着儒家内涵的词。他们负责在中国学校复兴孔子研究和庆祝他的流行文化遗产。他们将孔子作为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软实力，在世界各个城市举办官方的“孔子学院”，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展现传统儒家学者队伍的特点。作为一个戏剧性的象征性举动，2011年1月，在中国首都中心天安门广场树立了一座孔子塑像，以此彰显古老的道德哲学家复活（后来又袅莫悄地移走，译者注），他与毛主席纪念堂对望—除毛外无人获此殊荣。　　观点有异　　随着新世纪发展，出现了两种趋势，在某些方面互相作对。在很多问题上，中美关系主要演变成合作方式。与此同时，植根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倾向的差异开始明显。经济问题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是很好的例子。　　经济问题：　　当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还是一个次要角色时，其货币的汇率不是一个问题，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似乎还想象不到人民币的价值会成为美国政治辩论和媒体分析的日常争议焦点。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不断增长的美中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将原来比较隐秘的问题变成每天的争吵，美国的挫折和中国对美国意图的怀疑被越来越不中听的语言所表达。　　　　根本的差异在于双方各自货币政策的基本概念。在美国看来，人民币的低价值被视为有利于中国企业的货币操纵，推而广之，损害美国公司在相同工业的经营。低值人民币被说成是导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的因素，这在美国早期衰退的时代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情感问题。在中国看来，货币政策的追求有利于国内厂商与其说是经济政策毋宁说是为了中国政治稳定的需要。因此，在2010年9月面对美国观众时，温家宝用社会的而非金融的论据解释为什么中国不会大幅升值其货币：“你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企业会破产。那将会产生重大的干扰。只有中国的总理能感到肩膀上有这样的压力。这就是现实。”　　美国从全球经济增长需要的观点处理经济问题。中国考虑国内和国际的政治含义。当美国敦促中国应增大内需减少出口，它讲的是经济道理。但对于中国来说，出口部门的萎缩意味着失业率可能显著增加，导致政治后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长远点的角度看，如果中国采取美国的传统智慧，它还不如减少其与美国的往来，因为这将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反而促进亚洲集团的发展，因为这将意味着增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　　因此，根本问题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一个互惠互利的概念必须出现，而不是互相指控行为不当。这使得发展一个共同进化的太平洋共同体概念非常重要，这将在尾声中加以讨论。　　美国的新政府同样标志着一个相媲美的世代变化。胡锦涛和布什的都是这样的第一代总统（主席），他们是20世纪60年代自己国家创伤经历的旁观者：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美国的越南战争。胡锦涛得出结论，社会和谐应该是他担任主席的指导纲领。布什在苏联崩溃后以美国必胜的信念上台，并相信美国能够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小布什没有犹豫打着美国最深层的价值观旗帜进行外交政策。他充满激情地谈论个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他在中国访问期间。　　（小）布什总统的自由化议程对非西方社会来说似乎是不大可能的迅速演变。尽管如此，布什在外交实践中克服了美国传教士和务实方法之间的历史矛盾。他不是通过理论建构，而是通过合理的战略重点平衡这样做到的。他没给美国对民主体制和人权的承诺留下疑问。同时，他也重视国家安全因素，没有道德目的的政策只能在真空中运作。虽然在美国的辩论中因遵奉单边主义备受批评，布什在同时与中国、日本、印度等国打交道中—尽管这些国家只根据自己国家利益计算政策—能够改善关系，这是美国的建设性亚洲政策的楷模。　　在（小）布什的总统任期内，美中关系就是两个大国的事实交易关系。任何一方都不假定他方与其共享所有的目的。在某些问题上，比如国内的治理，他们的目标并不兼容。尽管如此，他们发现他们的利益有足够的领域交叉，因而得以确认新兴意义上的伙伴关系。　　在2003年，台湾“总统”陈水扁提出以“台湾”名义申请联合国代表权进行全民投票之后，华盛顿和北京在台湾立场上互相接近了一寸。因为这样的举动将违反美国在三个联合公报中的承诺，布什政府官员向台北转达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在温家宝2003年12月访问华盛顿期间，布什重申了三个联合公报，并且还说，华盛顿“反对任何中国或台湾单方面改变状态现状的决定”，他建议，一个提高台湾政治地位的公投不会得到美国的支持。温家宝以一个值得注意的渴望和平统一的可取公式回应：“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和平统一，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以最大诚意通过和平手段带来民族团结和平统一。”　　重新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是911袭击，它是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打击恐怖网络等项目的直接起因，由此美国的主要战略重点重新定向，从东亚转移到中东和西南亚。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国际秩序的革命挑战者，她关注全球恐怖主义对自己的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影响，因此迅速谴责9 / 11恐怖袭击并提供情报和外交支持。在导致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中国在联合国对美国甚至比一些美国的欧洲盟国还少有对抗性。　　然而，在一个也许是更根本的层面上，这期间中国和美国在如何对付恐怖主义的评估上开始了分歧过程。中国保持了一个居心叵测的旁观者姿态，对美国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力量投放，和总体上对布什政府宣布的雄心勃勃的民主转型目标作壁上观。北京保留其特点，愿意随权力排列变化调整自己并不以道德判断外国政府的组成。她主要关注的是继续获得来自中东的石油和（在塔利班倒台后）保护中国在阿富汗矿产资源上的投资。在这些利益大致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中国没有反对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努力（可能部分欢迎，因为他们代表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东亚转移）。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互动范围标志着中国重建区域性和世界性事务中的核心作用。中国对平等伙伴关系的追求已不再是一个脆弱国家的夸大要求；它越来越成为以财政和经济能力支撑的现实。同时，被新的安全挑战和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和至少它们之间相对政治经济影响的重新校正所推动，这两个国家为他们的国内目的，他们的世界角色，以及最终他们之间的关系寻找辩论。　　非扩散和朝鲜：　　在整个冷战时期，主要是美国和苏联拥有核武器。尽管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整体敌对，他们本质上是平行地计算风险，他们拥有技术手段以防止突发事故、未经授权的发**、和在相当程度上对自己的偷袭。但随着核武器的扩散，这种平衡岌岌可危：计算的风险不再对称；防止意外发**甚至盗窃的技术保障实施将更加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超级大国专业知识的国家来说。　　随着扩散加速，威慑演算的增长越来越抽象。甚至变得更加难以决定谁吓唬谁和凭什么样的计算。即使是假设新的核国家像有信誉的核大国一样不情愿互相发起核敌对行动，且不说这是一个极其可疑的判断，他们可能会使用他们的武器保护恐怖分子或无赖国家对国际秩序攻击。最后，显然与巴基斯坦友好的北朝鲜、利比亚和伊朗组成了一个 “私扩散”俱乐部，其经验显示了核武器扩散在国际秩序中的广范后果，尽管有些扩散国家不符合“无赖国家”的正式标准。　　这些武器蔓延到不受大国历史和政治因素限制的双手上，将预示着史无前列的世界性破坏和人类损失，甚至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种族灭绝屠杀更可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朝鲜的核扩散居然出现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对话议程上，因为正是在朝鲜，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前第一次在战场上遭遇对方。1950年，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开战，因为她看到在中朝边境的永久性美国军事存在将威胁中国的长期安全。六十年后，北朝鲜的核军事计划制造了一个新的挑战，重新挑起相同的地缘政治问题。　　朝鲜核计划的头10年，中国采取的立场是，这是一个美国和朝鲜之间自己解决的问题。因为朝鲜认为美国是主要威胁，因此中国说，主要靠美国提供必要的安全意识来代替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明显，核扩散进入朝鲜迟早会影响到中国的安全。如果朝鲜被被接受为核国家，那极有可能的是，日本和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如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最终也将加入核俱乐部，从而改变亚洲的战略格局。　　　　中国领导人反对这样的结果。但同样，中国担心朝鲜灾难性崩溃，因为这可能在其边界重新创建它60年前为防止其出现而开打的局面。　　朝鲜政权的内部结构更使问题复杂化。虽然它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它的实际权力是在一个家庭的手中（从日成到正日到正**，译者注）。到2011年，在写这本书时，家族统治的头正欲将权力下放给他二十七年岁的儿子，小子甚至没有管理共产党的以往经验，更别说国际关系了。不可预知或不可知的因素爆炸的可能性就在眼前。受影响的国家可能会觉得有义务采取单方面措施，以保障他们的切身利益。到那个时候，由于事态过于复杂或为时已晚，将更加难以协调行动。为了防止出现这样的结果，这必须是中美对话以及六方会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朝鲜半岛南北双方。　　如何定义战略机会　　为了处理来越越多的问题，在新世纪的头十年北京和华盛顿搜索着一个总体框架来定义他们的关系。这一努力的标志是中美高层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现合并为战略经济对话），在布什的第二任期内宣布成立。这是试图部分重振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精神，如前面的章节所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坦诚地交换概念性问题。　　在中国，中国政府分析了新时代的组织原则，认为二十一世纪头20年代表一个独特的“战略机遇期”。这一概念既反映了中国对发展和潜在战略利益的认识，又有些矛盾地，它也反映出对其脆弱性的继续忧虑。胡锦涛在2003年11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一理论，他指出，国内和国际发展趋势的独特结合，给中国提供了一个“突飞猛进” 的发展机会。根据胡锦涛所说，机会与危险共存；正如其他大国崛起之前，如果中国 “丢失机会” ，“她可能会成为一个落后者。”　　温家宝在2007年的一篇文章中肯定了同样的评估，他警告说，“机会是罕见的，稍纵即逝”，并回顾说，中国因为“重大失误，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已经错过了较早的机遇。新世纪的第一个五年是一个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在此期间，我们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温家宝评估，利用好这个窗口将对中国的发展目标有“极其重要性和意义。”　　中国在战略机遇期中要完成什么？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可以说刚刚有一个正式的开始，这可以在中国学者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在2003年和2006年之间举办的一系列专题讲座和学习班里发现。这一节目关注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它们崛起的手段；战乱频繁的原因；还有现代大国是否，以及如何，通过避免与国际体系的主角大国发生军事冲突而崛起。这些讲座随后编入一个12集系列电影《大国崛起》详加阐述，在2006年由中央电视台播给亿万观众观看。正如学者沈大伟指出，这可能是大国政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哲学时刻：“很少有，如果有的话，其他大国或负有抱负的国家从事过这种全民自我反思的活动。”从这些历史先例中中国可以借鉴哪些经验教训？首要答案和最全面的尝试之一是，北京通过阐述自己的 “和平崛起” 主张以寻求减轻外国对中国力量增长的担忧。有影响力的中国政策人物郑必坚在2005年《外交事务》上发表一篇文章即可视为半官方的政策声明。郑给予保证，中国通过了一项“超越传统大国崛起方式的战略。”中国寻求“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但它是“一种可以通过增量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而实现的。” 郑写道，中国将“决不遵循德国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德国和日本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这些国家粗暴地掠夺资源和追求霸权。中国也不会遵循冷战期间大国争夺全球霸权的道路。”　　华盛顿的反应是阐明这样一个概念，即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遵守规范限制，并随能力上升肩负额外的责任。在2005年美国-中国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佐立克，当时的副国务卿发表讲话，针对郑的文章作出美国的反应。虽然中国领导人可能会犹豫同意他们曾经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一暗喻，佐利克的讲话大体上是邀请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特权成员和建设者。　　几乎就在同时，胡锦涛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题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的讲话，与郑必坚的文章同一主题。胡锦涛重申了联合国作为国际安全与发展的框架系统的重要性，并概述了“中国的主张。”在重申中国主张世界事务走向民主化的趋势同时，在实践中，当然，要求美国的权力在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相对缩减--胡坚持，中国将在联合国系统框架内和平地实现其目标：　　中国将一如既往，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建一个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中国的发展不损害或威胁任何人，只能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共同繁荣。　　“和平崛起”和“河蟹世界” 的理论引用了古代经典，其中包含中国伟大的原则：循序渐进；与潮流河蟹和避免公开冲突；尽量围绕道德主张组织一个河蟹世界秩序，作为实际或领土统治。他们还描述了一条走向大国地位之路，这对生长在文化大革命社会崩溃时期的一代领导者特别有可取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知道其合法性现在部分取决于为中国老百姓提供一个财富和舒适的度量衡，让他们走出上世纪的动乱和贫困得以喘息。为了反映出一个更加测量有据的姿态，在中国官方声明中“和平崛起”被修订成 “和平发展”，据说理由是“崛起”的概念过于威胁性和必胜性。　　在其后的三年中，周期性的随机事件汇流到一起改变了历史的潮汐，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相伴的还有长期迷糊和僵持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万目景仰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强劲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真可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译者）。事件的合流引起一些中国精英，其中包括中国政府的上层部分，重新审视其在2005年和2006年阐明的渐进立场的基本假设。　　金融危机的原因及其最坏的影响主要在美国和欧洲。它导致了中国资本前所未有地紧急注入西方的国家和公司，西方的决策者们对中国提出诉求，要求改变其货币价值并提高其国内消费，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　　自从邓小平号召“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把西方模式看作为经济实力和金融知识的代名词。一个假定是，无论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有何缺点，他们知道如何以独特的高生产率方式管理本国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虽然中国不愿拜西方为政治老师从而拒绝获取这方面的知识，许多中国精英（JY）瘾隐假设西方有一种知识值得勤奋学习和运用。　　2007年和2008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崩溃和西方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失算与中国的成功相对比，严重地损害了西方经济实力的神话性。它促使在中国形成一股新的意见潮流，特别在愤青和网民一代，甚至有部分政治军事领导人—以致达到一种效果，认为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一时期的象征性**是北京奥运会大戏，正在经济危机开始撕裂西方时举行。这不是一个单纯的体育盛会，奥运会被视为中国重新崛起的表现。开幕仪式是象征性的。当零八年八月八日整整八时八分钟时（中国时间，这一串吉利的数字给开幕造成吉时祥意），广袤的体育场万灯齐黯，突然，万鼓齐鸣，巨大的声响打破万籁寂静，持续10分钟之久，仿佛在炫耀：“我们来啦！我们是生活的事实，我们不再被忽略，我们不好惹，但我们准备向世界贡献出我们的文明。”之后，全球的观众看到了以中国文明为主题的一小时精彩场面。中国的虚弱和不发达，或可称之为中国的“漫长的十九世纪”一夜之间一去不复返。北京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其文明又成为敬仰和钦佩的聚焦点。　　奥运会后，在上海举行的世界论坛中国研究会议上，“和平崛起”概念的笔者郑必坚，告诉西方记者，中国终于克服了鸦片战争遗留下来的疾病，中国经过一个世纪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现在正在从事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郑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解决了“世纪之困”，使几亿人民脱贫和国家迅速发展。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将依靠其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将是“开放、非排他和河蟹的”，旨在“相互开放世界发展之路。”　　养植河蟹并不排除追求战略优势。在2009年7月的中国外交官会议上，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评估了新趋势。他肯定了二十一世纪第一个20年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个“战略机遇期”；他说，这并没有多大改变。但在金融危机和其他震荡转变后，胡锦涛指出，“势”在不断变化。在当前发生的“复杂而深刻的变化”中，“我们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有一些新的变化。”眼前的机遇是“重要的”; 挑战将是“严重的”，如果中国努力防备潜在的隐患和妥善管理其事务，动荡时期可能会转化为她的优势：　　自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具有综合性战略性质的重大事件，将对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综观世界，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旋律，但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愿望日益强烈；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国际金融危机已造成当前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以及世界经济的治理结构的重大震动；世界多极化前景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国际形势产生了一些值得极其密切关注的新特点和新趋势。　　当世界事务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时，中国的任务是冷静分析并为新局势导航。走出危机，机会就可能出现。但这些机会是什么呢？　　国家命运的讨论：斗战胜佛的观点　　近年来，随着中国同当代西方制定的国际体系相碰撞，中国精英群体当中出现一种特殊的趋势——这些人以其出色的全局思考和分析能力，讨论中国的国家命运和实现这种命运的整体战略。事实上，世界正在见证中国民族大讨论的一个新阶段——这种讨论涉及中国实力、影响力和理想等方面，自从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之后就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中国以前的国家命运辩论发生在中国特别脆弱时期，目前的争论不关中国的危亡而关乎其实力。中国在一段不确定的、有时悲惨的旅程后，终于到达了过去两个世纪中改革者和革命者所珍惜的愿景：一个繁荣的中国，掌握着现代军事能力同时保持其独特的价值。　　在之前的民族命运讨论中，人们探讨中国是应该走出去寻找强国之路，还是应该避免沾染尽管科技强大但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现阶段的讨论以下述共识为基础：中国自力更生的伟大工程已取得成功，中国正在赶上西方社会。这一讨论希望找到中国与世界互相作用的合适方式，而这个世界——即便在很多中国当代的自由派国际主义者看来也是这样——曾经严重诋毁中国，中国也是从他们掠夺过后的废墟上复苏的。　　在奥运会后，随着经济危机蔓延整个西方，非官方和半官方发出新的声音--开始挑战中国的“和平崛起论” 。在这一观点中，胡锦涛的战略趋势分析是正确的，但西方国家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力量，决不会允许中国河蟹崛起。因此，中国应巩固其战果，并确认其成为世界强国甚至超级大国地位的主张。　　有两本中国畅销书象征着这一趋势：一本文集题为《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以及我们的内忧外患》（2009年）；一本《中国梦：后美国时代的大国思维与战略定位》（2010年）。这两本书都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气味。两本书都假定，西方比以前想象的要弱得多，但“一些外国人还没有醒悟过来，他们没有真正理解中-西方关系的力量转变正在发生。” 在这种观点里，中国摆脱自我怀疑和消极，放弃渐进主义，并且以“大目标”弘扬其历史使命。　　这两本书已被中国媒体和中国网站上无数的匿名贴批评为不负责任的和不反映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两本书得以通过政府审查并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因此可以推测它们至少反映了中国体制结构的一部分意见。特别对《中国梦》，由解放军大校和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刘明福所著，情况尤其如此。在这里提这两本书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中国政府官方的政策—它们的确是违背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和在2011年1月对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强烈肯定的—但是，因为它们是一定冲动的结晶，对此中国政府觉得自己有义务回应。　　在《中国不高兴》中的一篇代表文章作出了基本论点。它的标题断言“美国不是纸老虎”—如毛曾嘲笑称呼它—而是“涂上绿色的老黄瓜。”其作者宋晓军出发的前提是，即使在当前情况下，美国和西方国家依然是危险的、根本上敌对的力量：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国家绝不会放弃其珍贵的 “刺刀下的交易” 技术，它经几百年精炼而成。你认为，如果你“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就能说服[西方]放下屠刀与你和平贸易，这可能吗？　　宋敦促，中国经过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正处于强势地位：“越来越多的群众和青年”认识到，“现在的机会来了”金融危机后，他写道：俄罗斯对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更感兴趣，欧洲也是在向这一类似的方向移动。美国的出口管制现在基本上已无关紧要，因为中国已经拥有了大多数它需要成为一个全面工业化大国的技术，并且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农业、工业、和“后工业” 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它将不再依赖于他人的产品或商誉。　　笔者呼吁民族主义青年和群众，在时机到来时站起来。他将目前的JY与他们作不利的对比：“这是一个成为全面工业化国家，一个要改变世界上不公正、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崛起的多么好的机会，有木有JY想到过！ ”　　2010年解放军大校刘明福的《中国梦》定义了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成为世界第一，”恢复中国现代版的历史辉煌。他写道，中国将需要取代美国。　　刘预言，中国的崛起，将迎来亚洲繁荣的黄金时代，其中中国的产品、文化和价值观将为世界树立标准。世界将被河蟹，因为中国领导层比美国更睿智更厚道，因为中国放弃霸权主义并将其作用局限于作世界各国间的“和事佬”。（在另一篇，刘大赞中国传统帝王，称他们是弱小国家国王的“宽厚兄长” 。）　　刘拒绝“和平崛起” 的概念，认为中国为了国际新秩序安全不能只依赖于河蟹的传统美德的。他写道，由于大国政治的竞争性和不道德性，中国的崛起以及世界和平若得以保障，只有中国培养一种“武术精神”，并集结军事力量足以阻止或，必要的话，打败对手。因此，他断定，中国除了“经济的崛起”，还需要“军事崛起”。中国必须在军事上和心理上准备好，为战略优势而奋斗并在竞争中获胜。　　这些书籍的出版恰逢在中国南海，与日本和印度边界出现一系列危机和紧张局势，其连接的紧密度和共性足以使人怀疑这些情节是否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政策产品。虽然在每个案件中有一个中国是受委屈一方的事件版本，危机本身就为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的区域和世界作用的辩论搭建舞台。　　这里讨论的书籍，包括对中国所谓被动的“精英们” 的批评，不能得到出版或成为国家事业的重大事件，如果政府精英禁止出版的话。这是政府部门影响政策的一个方式吗？它反映了一代没有作为成年人经过文化大革命生活的年轻人的态度呢吗？是领导故意让辩论作为一种心理游戏漂移，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内部压力，并开始考虑它吗？或者，这仅是中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允许更大的多重声音、和审评者对民族主义声音一般比较宽容的一个例子吗？　　戴秉国—重申和平崛起　　中国领导人决定在这个辩论的节骨眼上出手，以示斗战胜佛不合如来佛的脾气。在2010年12月，国务委员戴秉国（监管中国外交政策的最高级别官员）以一份全面政策声明加入论战者名单。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 为标题，戴的文章可被视为既应对外国观察家关注中国为侵略意图提供安全港，又针对那些中国国内的—包括假定在领导层结构内的—“鹰派” ，那些人称中国应采取更强硬的姿态。　　戴认为，走和平发展道路，既不是中国“养光韬晦，等待时机” 的计谋，（如一些非中国人目前怀疑的），也不是放弃中国优势的天真妄想，（如一些中国国内的人指控）。这是中国真正持久的政策，因为它最符合中国的利益和国际战略形势：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不是一个主观想象或某种计算的产物。相反，它是我们深刻认识的结果，今天的世界和今天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与今天世界的关系有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利用大好形势并适应这种变化。　　戴秉国指出，世界已经变小，现在的主要问题需要前所未有程度的全球互动。因此，全球合作也是中国的切身利益，它不是一个纯粹发展国家政策的战略。戴继续一种可以作为标准宣言解读—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合作—虽然在上下文中，它更有可能是警告一个好战的中国将面临什么障碍（很可能是同时针对有关听众）：　　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已日益“变小”，成为“地球村”。随着所有国家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以及利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交叉程度，他们的共同利益已经变得更加广泛，需要他们携手合作，以解决成倍增长的问题，因此互利合作的愿望更为强烈。　　中国，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能茁壮成长，因为它广泛地与世界结成一体。在过去30年里，她将其人才和资源与国际体系更广泛地联系起来，从而发展了自己，这不是作为一种战术设置，而是为了满足当代时期必需的手段：　　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经过超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以此我们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我们已经从搞计划经济转移到推进各方面改革，我们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已经从一个孤立的国家和片面强调自力更生转移到面向世界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国际合作。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要求中国放弃毛的绝对自力更生宗旨的痕迹，那将孤立中国。正如戴强调，如果中国不能正确分析形势和“非常令人满意地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当前战略机遇期提供的机会“将会丢失” 。戴强调，中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个成员。 ”除了代表根本的道德愿望，中国的和谐与合作政策“与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利益最相符合。”这种分析表面之下徘徊的，但从来没有直接说明的，是中国有一帮自身具有显著军事经济能力的邻国，而中国与所有邻居的关系在过去一两年里都变得恶化，正是这一趋势，中国领导层寻求扭转。　　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描述他们的战略，不能排除一个战术元素，正如修改词“和平崛起”为更圆滑的“和平发展。”在戴的文章中，他特意针对国外的怀疑，他的论点很可能大致是战术性的：　　在国际上，有些人说：中国有句古话：“养光韬晦，等待时机，蓄势待发。”因此，他们推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宣言是一个在她仍然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进行的秘密阴谋。　　但是，戴写道，这是“无端的怀疑”：　　这项声明是邓小平同志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其主要内涵是：中国应该保持谦虚谨慎，不抻头，不挥舞旗帜，不寻求扩张，不称霸，这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理念一致。　　戴强调，和平发展是许多代人的任务。任务的重要性由过去几代人的痛苦所强调。中国不要革命，她不要战争或报复，它只希望中国人民“告别贫困和享受更好的生活”，使中国成为—与毛的嘲讽式拒绝主义相反—“最负责任的、最文明的、最法守法的有序国际社会成员。”　　当然，尽管更大的目标可以被否认，在这一地区的国家发现很难将此类免责论调与中国不断增长的势力和历史记录相调和—这些国家都见过以前的中华帝国“防冷涂的蜡”，他们有的比当前的中华人民的共和国更能进一步推广政治边界。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对于中国是两千年—自视为文明顶峰，而在近两个世纪内视其为世界独特的道德领袖，又曾被贪婪的西方和日本殖民列强掠夺过，能够满意地将自己的战略目标限制在“建立各方面的小康社会” 吗？　　必须的，戴回答。中国不能“傲慢和自夸”，因为它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国内挑战。中国的GDP无论在绝对数量上有多大，必须在13亿人口之中平摊，其中1.5亿人生活仍在贫困线以下，因此“我们遇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棘手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在一个傲慢和自夸的位置上。 ”　　戴拒绝声称中国将寻求称霸亚洲或取代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那是“纯粹的神话”，与中国的历史记录和现行政策相抵触。他重提邓小平的一个引人注目的邀请—与中国通常坚持的自闭相反--世界可以“监督”中国，确认它会永远不会谋求霸权：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如果有一天，中国若谋求世界霸主地位，那么世界人民应该揭露它、反对它甚至打击它。在这一点上，国际社会可以监督我们。”　　戴的是一个强大而雄辩的发言。在与这位有思想负责任的领导人在十年间多次共谈后，我毫不怀疑他的诚意意图。尽管如此，假定胡、戴、和他们的同事以完全坦诚的态度表述下一阶段的中国政策，但很难想象，这将是关于中国的世界地位的最后定论，或将保持无可争议。在2012年新一代年轻的中国人和不断提高的党和解放军精英会走进办公室，这是十九世纪初以来第一批生长在和平环境和政治上统一的中国人，他们没有（作为**）经历过文革，但他们的经济表现超过了世界各地的大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第五代领导人，他们将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将他们的经验提炼成世界观和国家的伟大愿景。美国的战略思维在与这代人的对话上需要花点功夫。　　到了奥巴马政府上台的时候，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独特的模式。两国首脑都宣布他们承诺协商和甚至建立伙伴关系。但两国的媒体和精英舆论越来越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在2011年1月胡锦涛的国事访问期间，广泛的谘询程序得到了强化。这些程式允许美国与中国在不断增加的问题上对话，依问题的出现而定，如朝鲜问题、汇率问题、和中国南海航行自由的定义问题等等。　　仍需处理的是从危机管理移位到定义共同目标，从战略争论的解决到其避免的方案。是否有可能形成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和以合作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中国和美国能够建立真正的战略互信吗？　　尾声历史会重演吗？　　　　克劳备忘录　　有些评论员，其中包括一些中国的，重新审视了二十世纪英德竞争关系，作为美国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前瞻性的占卜例子。这貌似有一定的战略比较性。至少在最肤浅的表面上，中国像德国是一个复活的陆地强国，而美国像英国，主要是一个海军大国，尽管与大陆有千丝万缕的政治经济联系。中国，在其整个历史中，比任何邻国都强大几倍，但当他们联合时，可以并做到了威胁帝国的安全。正如十九世纪时德国统一一样，所有邻国的计算由于中国重新崛起为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种体系在历史上演变成一种以平衡威胁为基础的权力平衡。　　战略互信能取代战略威胁的体系吗？战略互信被许多人视为矛盾。战略家只能在有限程度上依赖于假定对手的意图。因为意图总会变更。而主权本质是决定的权利，不受其他权威管制。因此，一定量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威胁在主权国家的关系中是分剥不开的。　　有可能的是--尽管它很少发生--关系发展到如此密切的程度，战略威胁被排除在外。在北大西洋接壤的国家之间，战略对抗是不可以想象的。其军事设施不针对对方。　　战略威胁被视为产生在北大西洋以外的地区，必须以联盟框架对付。北大西洋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把重点放在国际问题的发散性评估和处理手段上：即使吵得最凶的时候，他们仍保留了家庭内部纠纷的性质。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政策是主导性工具，对有些西欧国家，军事行动是什么都行但就不是国家政策的合法手段。　　在亚洲，相比之下，各国考虑自己无时不处于与邻居的潜在对抗之中。这并不是说他们一定计划战争；他们根本不排除它。如果他们自卫过于薄弱，他们就设法使自己加入联盟体系，以获得额外的保护，比如东盟。主权，许多情况下是在外国殖民统治时期后最近重新获的，具有绝对性。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在亚洲比原籍大陆更为昌盛。悠悠万事，主权为大。侵略被定义为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越国界的行动。不干涉内政被当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在如此组织的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保持均势的关键要素。　　如果其成员所要求的保证水平可以通过外交来实现，那么这一国际体系就会相对稳定。当外交不再起作用时，关系变得越来越集中于军事战略—首先以军备竞赛的形式，然后以机动的战略优势，甚至冒对抗的风险，而最终将走向战争本身。　　自我推进式的国际机制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那时，欧洲政策就是世界政策，因为世界大多数地区都处于殖民地地位。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在1815年拿破仑时期结束后，一直没有出现大的战争。欧洲国家处于大致的战略平衡；它们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危及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国家可视为不可调和的敌人。这使得分分合合不要紧。没有一个国家被认为强大到足以骑在别人头上拉屎（建立霸权）。谁想如此则遭群起而攻之。　　1871年德国的统一带来结构性变化。在此之前，中欧包括了三十九个大小不同的主权国家，这在今天很难想象。在欧洲平衡中，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可被视为大国。多个小国在德国境内像当今世界的联合国机构一样经营，即所谓的德意志联邦。也像联合国一样，德意志联邦发现他们难以倡议行动，但偶尔一起联合行动对付压倒性的危险。太离散不足以组织侵略但还强大得足以自卫，德意志联邦为欧洲的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平衡不是欧洲十九世纪变化的动机。民族主义然也。德国的统一反映了一个世纪的愿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也导致了危机气氛。德国的崛起削弱了外交进程的弹性，它增加了系统的威胁。这里曾经有三十七个小国和两个比较大的国家，单一的政体实现了团结其它38个。此前欧洲外交通过转移多国联合的路线取得了一定的灵活性，德国统一减少了组合的可能性，并导致建立一个比单帮邻国更强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称谓统一德国比法国大革命是更显著的事件。　　德国现在如此强大，它可以击败每一个单独的邻国，虽然如果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联合反对它则处于严重的危险绝地。由于现在只有五个大国，组合是有限的。德国的邻国有相互结盟的激励，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并在1892年这样做了，德国则有内部激励打破这一联盟。　　该体系的危机固存于其结构之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幸免，至少是崛起的大国--德国。但他们可以用政策避免加剧潜在的紧张局势。可惜没有任何国家这么做--至少又是德意志帝国。德国选择分解敌对联盟的战术证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试图利用国际会议向与会者明确地施加自己的意志。德国的理论是受德国压力羞辱的目标国家会抛弃其盟友，转而寻求德国轨道的安全。后果证明其背道而驰。受欺凌的国家（法国，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和俄罗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8年）加强了不接受亡国的决心，从而紧固了德国曾试图削弱的联盟体系。在1904年，英国（非正式）加入法俄同盟。在布尔战争中（1899-1902），德国明确地同情在荷兰定居的英国人的对手，因而得罪了英国。此外，德国挑战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它建立了一个大型海军来补充已经是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欧洲，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个缺乏外交灵活性的两极体制。外交政策已成为一个“零和游戏 ”。　　历史将重演吗？毫无疑问，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战略冲突，局势就会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结构相似的状态，在亚洲形成互相对立的集团，寻求破坏或至少限制对方的影响力和触及力。但在我们向历史运作机制缴械之前，让我们考虑一下英国和德国是如何实际操作竞争的。　　1907年，一位英国外交部高官，爱。克劳，著文精辟地分析了欧洲的政治结构和德国的崛起。他提出的关键问题是，对今天亦相当有借鉴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危机是因德国的崛起而唤醒了一种对新兴大国的有机抵抗，还是由某些具体的，因此可以避免的，德国政策所造成。危机是由德国的能力仰或是德国的行为造成的呢？　　在他1907年元旦上交的备忘录中，克劳选择了冲突在于关系本身这一观点。他定义问题如下：　　特别是对于英国，智慧和道德的血缘关系产生了为德国好的同情和赞赏，这使得自然倾向于欢迎她，为了人类进步的利益，一切都趋于加强她的权力和影响力，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尊重其他民族的个性的，是同等价值的玩家以其方式从事人类进步的工作，同样享有充分的抬头空间，自由地为更高层次的文明进化作贡献。　　但德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德国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利益的自然进化吗？对此德国的外交传统一直支持。还是德国谋求“总的政治霸权和海上优势，从而威胁到她的邻居的独立性和最终英格兰的存在” ？　　克劳得出结论，不管德国宣称的目标是什么都没有差异。无论德国追求什么事业，“德国显然明智的做法是建立强大的海军，只要她干得起。”一旦德国取得了制海权，克劳评估，德国--无论其意图--将在客观上威胁英国，这是“与大英帝国的存在不相容的。”　　在那些条件下，正式保证是毫无意义的。不管德国政府的专业是什么，结果将是“一个强大的对世界各地的威胁，类似于任何一个“恶意预谋”的征服计划。”即使温和的德国政治家要表明他们的诚意，适度的德国外交政策“在任何阶段都可能合并成为”一个霸权意识的计划。　　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元素排除了合作或甚至信任。正如克劳苦笑着观察到：　　“这不是不公平地说，对邻居野心勃勃的设计不好作为一个规则公开宣称，因此，即使没有这样的宣称，甚至表现出无限的普遍的政治善意，也不足以作为不公开意图不存在的确凿证据。”而且，由于赌注如此之高的，这“不是一个英格兰可以安全地担当任何风险的事儿。”　　伦敦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以其假设为基础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建设一个庞大的具有挑战性的海军。换句话说，早在1907年已经不再有任何外交活动范围；问题已成为谁在危机中退却，只要该条件没有实现，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花了七年时间，达到世界大战的爆发点。　　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代的形势，他可能得出与他1907年报告相似的判决。我会将这一解释素描出来，因为它在太平洋两岸广为接受，尽管它与我自己的大相径庭。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毋宁说是文化认同的大陆表达式。两国都在其历史上看到过一片视野，在那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成就蔚为壮观，他们的人民有着抑制不住的能量和自信。中国和美国政府在国家政策和人类整体利益之间经常承担着天作合一的身份。克劳可能会发出警告，这样两个实体在世界舞台上相遇，很可能明显地紧张对视。　　无论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克劳思想学校都会认为一个成功“崛起”的中国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世界上的位置不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将被简单地视为给予中国建功的范围，及至达到最终危机。因此，整个如第18章所述的中国辩论以及中国是否“养光韬晦”对克劳式分析的目的都无关紧要：总有一天，中国赢（克劳会断定），所以美国应该立即采取行动，如同已经发生。　　美国的辩论将意识形态挑战加入克劳的权力平衡路线。新保守派和其他活动家认为，民主制度是信任关系和信心的先决条件。在这种观点中，非民主社会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容易行使武力。因此，美国有义务行使其最大的影响力（以礼貌表达）或压力，给更多非民主国家带来多元化机构，尤其是在有能力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在这些观念中，改变政权是在处理非民主社会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和平与其是战略问题毋宁是改变中国的政权。　　克劳式分析还将国际事务解释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决斗，至少局限于西方战略家。中国的“斗战胜佛”应用了几乎相同的推理。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观点是正在崛起的力量，而克劳代表英国作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捍卫其遗产。这一流派的典型是刘明福上校的《中国梦》，如在第18章中讨论。在刘明福看来，无论中国如何致力于“和平崛起”，冲突是美中关系中与生俱来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将是一场“马拉松大赛”，是“世纪对决”。此外，这种竞争基本上是零和，不是大获全胜就是一败涂地：“如果中国在21世纪不能成为世界排名第一，不能成为最大的力量，那么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一个被唾弃的落后者。”　　美国版的克劳备忘录和中国斗战胜佛的分析都没有被两国政府赞同，但他们提供了当今思想的潜台词。如果任何一方采用这些意见的设想--且只需一方这么做就不可避免--中国和美国将很容易陷入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中国将设法让美国的影响力尽可能远离其边境，为美国海军划定行动范围，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舞台的分量。美国将设法把中国的很多邻国组织起来，与中国的优势地位抗衡。双方都将强调它们的意识形态差异。由于双方对威慑和先发制人的理解并不一致，这种互相作用将会更加复杂。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实力，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影响。早晚有一方会出现错误判断。　　这样的格局一旦石化，它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克服。竞争阵营以自己的定义获得身份认同。克劳理论的本质（为中国斗战胜佛和一些美国新保守派所拥抱的）是其自身的自动化程序。一旦确立态度和形成联盟，就被自我强加的要求驱入万复不劫，尤其不可能从其内部假定逃离。　　克劳备忘录的读者不能不注意到，被引用的相互敌视的具体例子与其结论比较都是些琐碎事情：如在南非的殖民竞争对手纠纷，和公务员行为的争论。不是因为任何一方已经做了什么，使得他们变成竞争对手，而是它可能会做什么。事件变成了符号，符号发展自己的气势。最后什么也没解决，因为相互对峙的联盟体系没有调节的余地。只要目前美国的政策可以防止，美国和中国的关系绝不能发生这类事情。当然，如果中国的政策坚持打克劳备忘录的规则牌，美国肯定会抵制。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果。　　我这么长地描述可能发生的演变，表明我知道中美合作的关系的现实障碍，我认为这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停止太平洋两岸的一代进展。它会将纠纷传播到每一个地区的内部政治中，特别当全球性问题，如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要求全球合作时。　　历史上所有的平行先例由性质决定是不精确的。而即使是最精确的相似，并不责成现在这一代重复其前任的覆辙。毕竟，结果对所有参与者是灾难性的，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必须小心，以免双方分析得到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正如克劳备忘录表明，单纯的保证不会停止根本的动力。因为一个国家要是决心取得优势地位，难道它不会提供和平意图的保证吗？这需要一个涉及高层领导人持续关注的严重的共同努力，以建立一个真正的战略互信与合作的意识。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领袖来说，面临的挑战是非进即退、非得即失，而妥协与公众舆论背道而驰。这不是中美关系的情况。当今国际前沿上的主要问题是全球性的。共识可能很难，但在这些问题上对抗是弄巧成拙。　　更不可比的情况是主要角色的内部演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同。当中国预计崛起时，它假设过去积攒几十年的非凡推力将注入无限期的未来，而美国的相对停滞导致命运多舛。但是，没有更大的问题占据中国领导人超过维护国家统一。社会河蟹到处爬，这在一个其沿海地区与先进社会持平而内陆包含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的国家里是很艰难的。　　中国国家领导人给本国人民提出一份要完成的任务目录。这些措施包括打击腐败，国家主席胡锦涛称为“空前严峻的任务”，胡锦涛在他的职业生涯各个阶段都涉及到对其斗争。还有“西部大开发运动 “，旨在解除内陆省份的贫困，其中的三个，胡锦涛曾经居住过。主要宣布的任务还包括加深领导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包括促进村级民主选举，和随着中国进入一个城市化社会的发展，增强政治进程的透明度。戴秉国在他2010年12月的文章中，如在第18章中讨论过，概述了中国国内挑战的范围：　　按联合国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仍然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按每年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仍然有4千多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目前，仍有1千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有2千4百万人的就业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底子薄，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中国面临的国内挑战，如其领导人所描述，比高喊“中国必然崛起”口号复杂得多。　　邓小平的改革尽管确实惊人，中国最初几十年来的壮观增长一部分是由于其良好运气蕴藏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巨大劳动力和西方殷实的经济之间。当时的劳动力从毛的“人为”封闭时代释放出来，技术不熟练但充满朝气；而西方经济在整体上享受富裕、乐观，以信用为强力杠杆又有现金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正日趋老龄和熟练（导致一些基本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如越南和孟加拉）而西方正进入一个紧缩时期，画面变得复杂得多。　　人口统计分布使任务更加艰巨。在生活标准增高和人口长寿与扭曲的一胎化政策相结合的推动下，中国拥有世界上最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全国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在2015年达到峰值。从这点开始，年龄在15到64岁的中国公民人数将大大萎缩，难以支持越来越大的老年人口。人口结构变化将非常明显：到2030年，20到29岁之间的农村劳动者数量估计为目前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国人口的一半人口预计为45岁以上，中国的四分之一人口将超过65岁，大致相当于目前整个美国人口。　　一个国家面临如此庞大的国内任务是不容易投身，更别说自动地，到战略对抗或寻求统治世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和现代军事技术的最终不可知后果定义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的一个关键区别。发动那场战争的领导者没有认识到他们处置武器所产生的后果。当代领导人却对他们能够释放的潜在破坏力不抱任何幻想。　　美国和中国之间竞争的关键可能是经济和社会而不是军事。如果继续目前的趋势，在两国的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基础设施支出等方面，发展的差距--和相对第三方的影响--可能HOLD住，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但是，这一前景在美国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制止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扭转。　　美国有责任保持它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作用。它应该为自己的传统信念而行，而不是当作与中国较量。建立竞争力是美国的一个主要项目，我们不应该要求中国为我们解决。中国，履行自己解释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其他地区的追求广泛利益。这一前景并非决定对抗，导致世界大战。它提请在很多方面的进化过程中需要中国和美国尽可能多地合作，同时还有竞争。　　人权问题会在总的互动范围内发现它的位置。美国若不能肯定人的尊严和民众参与政府的基本原则承诺，其本身就是不真实的。由于现代技术的性质，这些原则将不会受国界限制局限。但经验表明，以对抗施加影响很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对本身具有历史眼光的国家，如中国。连续承接的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的头两年，都能够在长期道德信念和依例而定的国家安全要求之间找到相对均衡。本书所述的基本方法仍然有效；但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仍是双方每一代新领导人的挑战。　　这个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否从实际出发向对方提出要求。美国若明目张胆地组织亚洲遏制中国、或建立一个民主国家集团进行意识形态圣战讨伐，其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是中国对其大部分邻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同样的原因，中国如试图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将美国排除在外，同样会遇到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强烈抵制，这些国家对由单一力量主导该地区造成的后果感到担忧。　　中美关系的合适标签是低于伙伴关系的“共进关系”。这意味着两国追求国内的当务之急，而在可能的情况下合作，并相应调整关系以尽量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赞同另一方的所有的目标，或假定代表一切利益的总身份，但双方设法确定和发展互补利益。　　美国和中国都有责任为本国人民和全球福祉作出这样的尝试。每个都足够大得不能让另一个占主导地位。因此，每个都不能定义战争或冷战式冲突胜利的条件。他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显然在克劳备忘录时代从来没有正式提出：冲突会将我们带到哪里？如果各方缺乏远见，平衡运作将变成一个机械过程，一旦操纵巨轮的舵手动作失误将导致两船相撞，那么世界将走向哪里，有木有评估？那些经营国际体系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若是知道战后世界会是酱紫，会不会退缩？　　迈向太平洋共同体？　　这样一个共进努力必须处理好三层关系。第一层是大国权力中心正常互动产生的问题。发展三十年的协商机制已经证明它在很大程度上足以完成这项任务。共同的利益—如具体的经贸关系和外交合作等问题—可以得到专业化处理。危机，当他们出现时，一般通过讨论解决。　　第二层是要尝试将处理熟悉的危机提升到一个更加全面的框架里，以消除紧张局势的根源。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将朝鲜问题作为东北亚地区整体概念的一部分来处理。如果朝鲜通过各方谈判无效得以保持其核能力，事到临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同意在东北亚地区和平秩序的背景下为处理北朝鲜核扩散问题采取下一步的时间到了吗？　　一个更根本的景愿将世界推到第三层互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前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达到过。　　有关中国和美国必然碰撞的争论假设他们各自代表横跨太平洋的竞争性集团打交道。但这是一条走向灭顶之灾的道路。　　当前世界形势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在于中国担心美国正在寻求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也关注，中国正在寻求将美国驱逐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在该地区，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各有所属并共同参与和平发展--可以缓解双方的担忧。它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一项共同事业的一部分。共享的目的--和它们的阐明--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战略不安。它将使其他主要国家，如日本、印尼、越南、印度、澳大利亚感觉是在联合参与这一体系建设，而不是“中国”和“美国”集团之间的两极分化。这种努力，只有当有关领导把信念束之高阁，充分重视其事才可能有意义。　　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一代伟大成就之一是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一个类似的概念能够取代或至少减轻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潜在紧张局势吗？它必须反映一个现实，即美国是一个亚洲大国，许多亚洲国家需求如此。它也响应中国是一个全球性大牌角色的愿望。　　区域性的共同政治概念也将大部份回答中国的担忧的问题，即美国是否对中国进行遏制。重要的是要理解“遏制”一词的含义。在中国边界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如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是现实存在而非美国政策所创建。　　在其整个历史上，中国已与这些国家共同生存。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否决遏制中国的概念，她意思是指一个美国当带头大哥的努力，旨在创建一个反中国战略集团。在太平洋共同体的努力中，中国和美国互相之间和与所有其他参与者将有一种建设性关系，而不是对抗集团的一部分。　　亚洲未来的成形将在很大程度上依据中国和美国如何设想它，和每个国家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正视实现与其区域历史性作用的一致性。纵观历史，美国经常以其理想的普遍意义和自负的宣扬责任为动机。中国靠其传奇性行动，即文化渗透，而不是传教热情。　　因为这两个社会代表杰出的不同版本，合作的道路本身就很复杂。此刻的心情无关紧要，而是要有能力面对不可避免的变化制定一个能够幸存的行动模式。太平洋两岸的领导人有责任建立一个相互协商和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他们的继任者能够将共同建设一个共享的世界秩序变成一个平行的国家愿望表达式。　　中美在40年前恢复交往时，当时两国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他们愿意放宽眼界，不纠缠于眼前问题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的隔绝令两国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令几十年前的领导人无需着眼当前压力，而是能够放眼未来，为一个新世界奠定基础——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就不可能实现的新世界。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在半个世纪前就研究了国际秩序的构成和运行。我知道文化、历史和战略方面的理解差异会对哪怕最善意、最具远见卓识的两国领导人造成巨大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对过去的机械重复，就根本不会有任何变革的出现。每一次巨大成功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梦想。在这个意义上，未来产生于承诺，而非逃避现实。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十字路口。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联合公报稿达成一致后，他说：“这个公报的发表，将会震撼世界。” 如果在40年后的今天，美国和中国能够一道建设这个世界，而不是震撼它，那这将是怎样的辉煌顶峰。　　===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