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35

当然,不论武曌如何决绝和无情,这件事对她造成的伤痛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时隔十二年后,武曌还专门为女儿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迁葬仪式,葬礼规格用的是“卤簿鼓吹”的“亲王之制”,显然已经逾制。此外,她还把这个夭折的长女追封为“安定公主”,谥号为“思”。这个谥号不仅表达了她对女儿的绵长哀思,而且蕴藏着另一层更深的意味。依照有唐一代的谥法,“追悔前过曰思”。于是我们就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时过境迁的十几年后,还有什么样的“前过”值得母仪天下的武曌追悔不已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这是武曌对长女的亏欠。这是她用尽一生也弥补不了的亏欠。也许日后武曌之所以对幼女太平公主百般溺爱,在此就可以找到某种隐秘而深远的原因——因为太平公主得到了双份的爱。一份是她自己的,另一份属于那个在襁褓中便已夭亡的姐姐——安定公主。事后来看,女婴暴卒事件无疑是永徽年间这场后宫之战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高宗李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废后之意,他对王皇后由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武昭仪的宠爱和信任则与日俱增,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就这样,王皇后与武昭仪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武昭仪看见那张母仪天下的宝座已经在向她遥遥招手,而王皇后和萧淑妃则只能在午夜惊梦中频频看见厄运之神对她们发出一脸狞笑。永徽五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女婴暴卒案发生后不久,朝廷又发生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有心人不难发现,这两件事的出现,恰足以证明王皇后与武昭仪之间的力量消长。第一件事是在这一年三月,朝廷忽然以“褒赏功臣”的名义追赠了一批武德功臣的官爵。在这份以屈突通为首的十三人追赠名单中,武昭仪的亡父武士彟赫然在目,他被追赠的官职是并州都督。朝中的大臣们都知道,这件事显然是武昭仪在背后一手策划的,她撺掇天子追赠亡父,其目的无非是想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屈突通等另外十二人只不过是十二枚绿叶,为了陪衬武士彟这朵红花罢了。当然,能当一回这样的绿叶也是很荣幸的。第二件事发生在六月,中书令柳奭忽然向皇帝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皇帝很快就批准了,将他降为吏部尚书。这件事乍一看有些蹊跷,因为柳奭在宰相任内一直尽职尽责,从没听说有什么差错。可人们再一想就明白了,在女婴暴卒事件后,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的信任,随时有可能被废黜。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作为皇后母舅的柳奭主动离开相位,也算是急流勇退的明智之举吧。永徽五年的年终岁末,一个瑞雪飘飘的午后,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上迎来了两位无比尊贵的客人。他们是今上李治,还有他最宠爱的武昭仪。人们看见天子身边的武昭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从步下车辇的那一刻起,她的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灿烂而迷人的笑容。尽管天子和武昭仪的突然造访让太尉府上的许多人都颇感意外,可是长孙无忌却很清楚天子此行的目的——除了皇后废立,不可能有别的事情。作为太宗皇帝临终托孤的首席顾命大臣,并且作为天子李治的母舅和永徽政局实际上的掌舵者,长孙无忌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的点头,天子和武昭仪的心愿断难达成。可如今的问题在于,长孙无忌早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天子把当年太宗亲自选定的王氏废掉,而另立这个曾经是先帝侍妾的武媚。所以,自从天子迈进府门的那一刻起,长孙无忌就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天子今天采取什么手段,自己绝不在这件事情上妥协半步!长孙无忌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酒宴款待天子一行,席间一片欢声笑语,气氛显得十分融洽。酒酣耳热之际,兴致甚高的天子当场封官,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此外,还命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的上上下下都受宠若惊、拜谢不暇。不出所料,天子今天果然是“行贿”来了!长孙无忌暗自冷笑,可脸上却不动声色。除了正常答礼并保持一个矜持的微笑之外,天子和武昭仪始终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可乘之机。后来天子终于忍耐不住,只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的妃嫔之中,物色一个德馨才淑者立为皇后?天子言毕,目光便停留在了武昭仪身上,以此暗示长孙无忌。然而,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却完全不加理会,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的脸上不约而同地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而长孙无忌则是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向天子敬酒。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武昭仪一眼。这顿酒再喝下去实在是毫无意义了。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大多面面相觑,不知道刚才还欢声笑语的天子为何会中途离席、愤然而去。天子的銮驾很快就走远了,可长孙无忌依然久久地伫立在雪地里。人们看见簌簌飞落的雪花转眼就染白了他的须眉。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帝国大佬的眉宇间隐藏着一丝深重的忧虑,也没有人听见他心里发出的那声叹息。那是一声不安的叹息。那是一个权倾朝野的老人对未来深感不安的叹息。第五章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旧唐书·张行成传》)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深思远虑,以杜未萌!”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禇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禇遂良铜二十斤(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案情属实,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李治没有再说什么。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长孙无忌,无所顾忌!】三个月后,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动完全证实了高宗李治的想法。禇遂良回来了。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就成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长安来了。这个刚刚在两年前因“枉法求财”而被贬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并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策划的。现在李治终于明白,原来长孙无忌当时极力建议把禇遂良外放,不过是为了让他逃脱刑事处分、出外[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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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旧唐书·薛万彻传》)房遗爱所说的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时任司徒,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和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之间的走动自然比较频繁。据说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说他在梦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阳,一手握住了月亮。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士彟为了劝李渊起兵,也曾说在梦中看见高祖摆这个姿势。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摆这么一个正宗的天子姿势,而且还向人吹嘘,这无疑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一个铁证。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柴令武是柴绍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后,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高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还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一个都不饶恕!】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