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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2

作者:王觉仁 字数:19208 更新:2023-10-08 22:46:18

李密万万没料到,翟让居然是这么一个胸无大志的家伙。当今群雄并起,形势瞬息万变,像翟让如此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其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坐致败亡!自己怎么能把未来寄托在这种小富则安的草头王身上呢?就在李密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忽然跃入了他的脑海——既然翟让的格局如此狭小,何不干脆将他取而代之?要做到这点似乎很难,但绝非不可能。因为,要论跃马横刀、上阵杀敌的本事,李密或许不敢称雄;可要论心机和谋略,李密自信整个瓦岗寨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主意已定,李密随即制定了一份大胆而周密的夺权计划。计划的第一步是——制造舆论,收揽人心。为此,李密锁定了一个人——翟让的军师贾雄。此人精通阴阳术数,翟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李密相信,只要搞定这个人,就等于控制了翟让的大脑。随后,李密千方百计结交贾雄,很快就与他成了好友。所以,当翟让向贾雄询问,是否应该听从李密的建议出去打天下时,贾雄立刻不假思索地说:“此计吉不可言!”翟让一听,顿时有些兴奋,可贾雄接下来的话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不过……将军如果自己称王,恐怕不太吉利,要是拥立李密这个人,定当无往不利。”翟让纳闷:“照你这么说,蒲山公大可自立,又何必追随我?”“将军有所不知。他之所以来追随将军,是因为您姓翟。翟者,泽之义也,蒲草非泽不能生长,因此他很需要将军。当然,将军也同样需要他。”贾雄的话对翟让来讲就是天意。后来的日子,尽管心里不大舒服,可翟让还是不得不对李密刮目相看。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李玄英的洛阳人也来到了瓦岗。此人据说走遍了四方群雄的山寨,为寻访李密的下落历尽了无数艰辛,现在终于找到了,眼中顿时闪动着激动的泪花。瓦岗的老少爷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满世界找李密呢?李玄英答:因为这个人将取得隋朝天下。人们又问:凭什么这么说?李玄英答:就凭那首传遍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人们又问:《桃李章》跟李密有什么关系?李玄英一笑,然后对歌谣作了一番极具说服力的诠释。他说:“歌中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莫浪语,谁道许。’这里的‘桃李子’,指的就是姓李的逃亡人;‘皇后绕扬州’,就是指天子逃到了扬州;‘宛转花园里’,是说天子归来无日,最终会转死沟壑;‘莫浪语,谁道许’就是一个‘密’字;合起来解释,就是李密将取隋朝天下的意思。”“哦……原来如此!”人们恍然大悟。后来,瓦岗的老少爷们每当看见李密,总会不由自由地仰视,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之情。不久,又有一个叫房彦藻的人领着几百号弟兄前来投奔李密。据说,此人本是宋城县尉,当初曾和李密一起追随杨玄感起兵。杨玄感败亡后,房彦藻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直在苦苦寻觅李密的下落,如今总算找到了,自然是跟李玄英一样热泪盈眶……瓦岗的老少爷们大为感叹:李密真是众望所归啊!就这样,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炒作,李密的人气指数迅速飙升,俨然成了瓦岗寨的明星人物。第一步取得成功后,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战功,树立威望。他再次向翟让提出了向外扩张的建议。这次,翟让毫不迟疑地采纳了。随后,在李密的运筹帷幄和指挥之下,瓦岗军主动出击,迅速攻陷荥(xíng)阳郡下辖的多数县城,极大地拓展了根据地。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李密又在大海寺北(今河南荥阳市北)埋设伏兵,大败前来征讨的隋朝勇将张须陀,并将张须陀斩于阵中。这些年,翟让与张须陀多有交手,却屡屡败北,没想到李密一出手,竟然轻而易举地杀了张须陀。经此一战,河南各郡县官兵闻风丧胆,瓦岗则声势大振,李密的个人威望更是如日中天。为了表示对李密的感谢,翟让让李密建立了自己的番号和大营,所部号称“蒲山公营”。然后,翟让向李密提出了分手,并说:“现在粮秣已足,我打算回瓦岗,先生如果不愿回去,听任先生自便,我们就此别过吧。”翟让知道,李密断非久居人下之辈,而自己一时又不甘心拥他为首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分道扬镳。随后,翟让率主力与粮草、辎重东归瓦岗,而李密则率部轻装西进,迅速抵达康城(今河南禹州市西北),然后不费一兵一卒就逼降了附近的几座城池,获取了大量的财物、粮草和物资。李密把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分给手下,自己始终保持节俭的本色,士众大为感动,越发效忠于他。得到李密兵不血刃、连下数城的消息后,翟让后悔了。他不得不承认——李密确实是个天生的领袖,而且很可能真是负有天命之人。看来,跟李密分道扬镳是不明智的。思虑及此,翟让不得不掉转马头,命令大军回过头去追随李密。看见翟让带着一脸尴尬的笑容来到面前时,李密知道,自己的计划基本上成功了。此刻,李密的威望、功勋、军事才能、人格魅力都已跃居翟让之上,俨然已是瓦岗寨的精神领袖。然而,李密绝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瓦岗的头一把交椅——不折不扣、实至名归的头一把交椅!要走完这最后一步,李密知道自己必须再干一票大的。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李密正式向翟让提出了“袭据洛口、攻取东都、亡隋社稷、号令四方”的战略计划。此时的李密,与其说是在向翟让请示,还不如说是在发布命令。翟让当然只能言听计从。二月九日,李密与翟让率精锐攻克了兴洛仓(今河南巩县东),随即开仓赈粮,任百姓自取。兴洛仓是隋朝在中原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另一基地是回洛仓),瓦岗军占领此地,就等于扼住了东都洛阳的命脉。对此,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tóng)大为恐慌,急命虎贲郎将刘长恭、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火速出兵,准备包围瓦岗军,夺回兴洛仓。为了一战歼灭瓦岗军,刘长恭制订了一个分兵合击的计划:自己亲率二万五千人从正面进军,让裴仁基从汜水包抄瓦岗军后路,两军约定于兴洛仓南面会师,意欲将瓦岗军合围聚歼。刘长恭的计划固然周全,但李密却不会坐以待毙。他通过侦察兵的报告,很快弄清了隋军的作战意图,遂兵分两路,一路在横岭埋伏,负责阻击裴仁基,自己则亲率主力,在石子河迎战刘长恭。这一仗,李密身先士卒,率领亲自挑选的精锐从隋军战阵中拦腰切入,大破刘长恭部,斩杀了一万多人。刘长恭吓得脱下大将战袍,化装成小兵,一溜烟逃回了东都。风闻刘长恭战败,裴仁基慌忙退守百花谷(今巩县东南),再也不敢前进半步。石子河一战,瓦岗军大获全胜,而李密的功勋和威望也在此刻达到了顶点。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相形见绌的翟让想不下课都不可能了。很快,瓦岗寨的两个元老级人物就开始频频做翟让的思想工作,要求他让位给李密。这两个劝翟让退位的人,一个是李密的旧友王伯当;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初唐名将、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李世勣(李勣jì)。李世勣本姓徐,字懋(mào)功,祖籍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投奔瓦岗时年仅十七岁。据说,徐世勣是个富二代,家里佣人成群,积粮如山,可他却一点没有纨绔习气,而是热衷于慈善事业,“拯济贫乏,不问亲疏”。很显然,这样一个家境优越、乐善好施的富二代投身起义,绝不是迫于生计,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抱负和自我价值。这样一种高起点,决定了徐世勣会比那些只知道抢钱、抢粮、抢地盘的人更富有远见,也比任何人都更能看出李密的领袖才能。大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徐世勣和王伯当等人的劝说下,翟让终于下定决心,正式推举李密为盟主,上尊号“魏公”;并设立高坛,恭请李密即位,改年号为魏公元年。李密上位后,立刻设立行军元帅府,置三司、六卫,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以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其他部众各有任命。瓦岗的新一任大佬就这样炼成了。李密站在瓦岗的高坛上,踌躇满志地遥望着东都洛阳。他相信,杨广耗尽民力修建的这座雄伟壮丽的都城,很快就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大隋帝国风雨飘摇】从大业十三年起,李密开始步入人生的巅峰阶段。而瓦岗寨也从此名扬天下,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盛时代。这一年春,赵魏(约今河南省)以南、江淮以北的变民军纷纷尊奉魏公旗号,如齐郡的孟让,平原郡(今山东陵县)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郡(今山东定陶县)的房献伯,上谷郡(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长平郡(今山西晋城市)的李士才,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今安徽亳州市)的张迁、田黑社、田白社,济北郡的张青特,上洛郡(今陕西商州市)的周比洮(táo)、胡驴贼等,都不约而同地归附了瓦岗。李密尽皆授予官爵,命其仍统原有部众,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此外,远近四方的小股变民和青壮百姓也纷纷投奔瓦岗,部众激增至数十万人。瓦岗军一举成为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而李密也成了四方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人物。由于部众激增,李密命人紧急修筑了一座方圆四十里的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作为元帅府所在地和新的根据地。随后,他又派遣部将房彦藻向东扩张,先后攻克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市)、汝南(今河南汝南县)、淮安(今河南泌阳市)、济阳(今河南南考县东北)等郡。一时间,黄河以南的郡县悉数落入瓦岗军之手。接下来,李密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那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目标——东都洛阳。这一年四月,李密命新附的孟让率部突袭东都,在东市整整劫掠了一夜,一直到次日黎明才呼啸而去。等到隋军回过神来时,原本繁荣富庶的东市商业区早已被夷为平地。此次行动虽然只是突袭,并未占领东都,却给东都的留守朝廷和周边郡县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数日后,巩县县令杨孝和举城投降李密。不久,负责把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的裴仁基也向李密献关投诚。李密大喜过望,马上封他为上柱国、河东公。让李密感到欣喜的,还不仅仅是得到虎牢关和裴仁基,而是顺带得到了他麾下的一员猛将——秦叔宝。秦叔宝,名琼,以字行世。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深得来护儿赏识。秦叔宝的母亲过世的时候,来护儿还特地遣使慰问,令左右大感诧异:“家中有丧事的人多了去了,将军从不过问,为何独独为秦叔宝之母吊唁?”来护儿回答:“此人勇悍,加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旧唐书·秦叔宝传》)差不多在秦叔宝归附李密的同时,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了瓦岗。在历代有关隋唐的演义和评书中,这个人一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用“妇孺皆知”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这个人就是程咬金。时至今日,中国老百姓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些俗谚依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可在正史中,程咬金使用的武器却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他使用“程咬金”这个搞笑名字的时间也很短,加入瓦岗不久就改了一个很严肃的名字——程知节,此后也一直以此名行世。可是,程咬金这个名字基本上家喻户晓,但“程知节”在民间却鲜为人知。虽然,秦叔宝和程知节的生平不像演义描述的那么色彩斑斓,但是在隋末唐初波澜壮阔的历史上,他们也的确是响当当的人物。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叔宝和程知节的名字也始终绑在一起,联袂演绎了一幕幕乱世英雄的成长历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瓦岗覆灭,他们一起归降了王世充;后来,他们不满王世充的为人,又向唐朝投诚,效力于秦王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们又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之变;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他们又一同进入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行列。秦叔宝和程知节来到瓦岗后,李密立刻任命他们为骠骑将军,统领麾下最精锐的八千名“内军”。李密时常对人夸口:“我这八千精锐,足以抵挡百万大军!”大业十三年,李密的麾下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然而,他一心想夺取的东都也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因为,此时的东都还驻守着二十多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隋朝正规军。要消灭他们,谈何容易?不过,在李密看来,这二十多万守军固然是东都留守朝廷的雄厚资本,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道理很简单——这二十多万人每天都要吃饭。几年来,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一直依赖于东都附近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兴洛仓和回洛仓(今河南偃师县北)。如今,兴洛仓早已被李密占据,下一步,只要李密再把回洛仓拿下来,就能把东都这二十多万军队活活困死!这才是攻取东都的上上之策,李密想。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大业十三年初夏,瓦岗军与隋军围绕着回洛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四月十三日,李密命裴仁基和孟让率二万人进攻回洛仓,迅速将其攻克。洛阳的隋军立刻出兵反攻,将裴仁基击败。裴仁基撤退后,李密马上亲率大军击退隋军,再次占据回洛仓,随后分兵进攻偃师(今河南偃师县)和金镛(旧洛阳西北部)。李密的计划是一鼓作气占领这两座城池,然后与回洛形成一个战略协防的犄角,同时又能达到肃清洛阳外围、缩紧包围圈的目的。然而,瓦岗军在偃师和金镛却遭到了隋军的顽强抵抗。眼看这两座城池在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而回洛仓又无险可守,李密只好在四月十五日放弃回洛,撤回洛口。李密的撤兵对东都而言无疑是一大福音,因为此时的洛阳城已经断粮数日了。越王杨侗当机立断,趁李密回洛口喘息休整的间隙,命军队前往回洛仓运粮。为了防止瓦岗军突袭,杨侗一共派出了九支部队,在洛阳到回洛仓的一路上严防死守,终于把回洛仓中的一部分粮食运回了东都。当长长的车队满载而归的时候,杨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些救命的粮食,他就能死守东都,和李密打持久战!让隋军在眼皮底下运回了粮食,李密大为恼怒。四月十九日,李密亲率三万人马再次占领了回洛仓,并挖掘壕沟,修筑城墙,发誓不让隋军再从这里得到一颗粮食。杨侗急命光禄大夫段达等人率七万大军进攻李密。四月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北面会战,隋军战败,撤回洛阳。眼看东都已经岌岌可危,杨侗慌忙派遣太常丞元善达赶赴江都,向杨广告急。元善达不辱使命,穿越重重险阻抵达江都,终于见到了天子杨广,声泪俱下地汇报了东都的严峻形势,并请求杨广速还东都。杨广一听,大为不悦。近臣虞世基注意到了杨广阴郁的脸色。他知道,天子最不想听见盗贼猖獗的消息。过去,他也曾在这方面作过诤谏,可无一例外地触逆了龙鳞,后来虞世基就学乖了,只一心一意取悦天子,于是君臣关系变得十分融洽。这一次,虞世基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他轻描淡写地对杨广说:“年少的越王,被这些人给诳骗了!倘若形势果真如此严峻,元善达又何由至此?”杨广大怒:“元善达这小子,竟然敢当廷欺君!”于是立刻命他前往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市),名义上是让他去征集粮草,其实是叫他去送死。很快,元善达就在半路上被变民军杀了。从此,再也没人敢跟天子提起东都的情况。没人来报忧,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元善达带来的不愉快,转眼就被杨广抛到了九霄云外,江都的离宫依旧一派歌舞升平。正当杨广沉浸在温柔乡中乐不思蜀的这一年,河东、陇西、河西、江南等地迅速崛起了一个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这是意欲颠覆隋朝的第二波力量。相对于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的那一波反隋浪潮,大业十三年掀起的这一波,显然动静更大,来势更猛。而且,这几个核心人物的能量和号召力,也远比此前那些暴民更为巨大!刘武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人,少年时“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后随军东征高丽,以军功授建节校尉,后调任马邑郡鹰扬府校尉。马邑郡太守王仁恭视其为英雄,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兵队长。不久,刘武周因职务之便与王仁恭的侍妾私通,因担心事情泄露,便纠集同郡豪杰刺杀了王仁恭,然后自称太守,并投靠了东突厥。大业十三年三月下旬,刘武周登基称帝,改元天兴。梁师都,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人,世代为郡中豪族,本人曾在隋军中担任鹰扬郎将。大业十三年春,梁师都率数十名徒众刺杀郡丞唐宗,据郡而反,并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同年三月,梁师都登基称帝,国号为梁,定都朔方,改元永隆。郭子和,同州蒲城(今陕西蒲城县)人,曾在隋禁军任职,因罪贬谪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正逢当地爆发饥荒,人心思变,郭子和便暗中结交了十八个不怕死的弟兄,攻击郡城,生擒了郡丞王才,以不恤百姓之罪将其斩首,并开仓赈粮,随后自称永乐王,改元正平,南连梁师都,北附东突厥。薛举,河东汾阳人,随其父徙居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家财万贯,是边境一大富豪,早年任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四月,薛举和儿子薛仁果发动兵变,占领县城,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同年夏,薛举接连攻克枹(bāo)罕(今甘肃临夏市)、岷山(今甘肃舟曲县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县)、浇河(今青海贵德县)等郡,尽有陇西之地,部众增至十三万人。同年七月,薛举登基称帝。李轨,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原任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与好友曹珍、梁硕等人发动兵变,据守郡城,自称河西大凉王,改元安乐,设置百官,并于次年登基称帝。萧铣,梁朝皇室后裔,早年落魄,靠替人抄书勉强糊口。杨广登基后,萧氏被立为皇后,萧铣才靠外戚的关系当上了罗川(今湖南湘阴县东)县令。大业十三年,萧铣在董景珍、雷世猛等少壮军官的拥立下,据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市)起事,自称梁王,改元凤鸣。次年四月,萧铣称帝,国号为梁,一切典章制度皆依梁朝旧制。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公元617年,大隋帝国山河裂变、乾坤倒转,一个又一个乱世英雄争先恐后地浮出了历史水面。很显然,这些来自帝国内部的军官、富豪、贵族、外戚起兵的目的,与前期造反的那些底层民众截然不同——他们不是为了向朝廷争取生存权,而是为了向杨广争夺统治权!所以一旦起兵,他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分疆裂土、称帝称王,向隋朝的统治合法性发起强烈的挑战。此外,这些原本便已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并且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新一波叛乱者,在战场上的表现也远非前期的农民军可比。换言之,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间的农民起义,充其量只是拉开隋朝灭亡的序幕而已,最终颠覆隋朝社稷、重建帝国政治、决定历史走向的,只能是来自帝国体制内部的这批精英!大业十三年,大隋帝国已经风雨飘摇,迷失的隋鹿正在等待着新的主人。这一年五月,一个拥兵一方、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在耐心地蛰伏数年,冷静地纵观天下大势之后,终于迟缓而坚定地出手了。他,就是李渊。第二章潜伏的李渊,强悍的李渊【血缘传说与天命神话】李渊是典型的门阀世族出身。按照李唐皇室自己的谱牒记载,他们有着极为高贵的氏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甚至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时的先人则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这是李唐皇室自己记述的最早世系渊源,看上去十分辉煌。不过可惜的是,现在的学界已经彻底否定了这个说法,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根本不可信。久远的世系被证明是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么较近的世系呢?很遗憾,同样经不起推敲。据李唐皇室自称,李渊的七世祖是十六国时期的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西凉的开国帝王李暠(hào);六世祖李歆(xīn)是西凉后主;西凉被匈奴灭亡后,五世祖李重耳流亡南朝刘宋,后又归降北魏,任弘农太守;高祖父李熙任北魏金门镇将,率豪杰镇守武川(北魏“六镇”之一,宇文泰家乡,今内蒙古武川县),遂留居此地;曾祖父李天锡亦为北魏重臣。因为西凉王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后裔,所以这段世系意在表明李唐皇室不但出自汉代名门,世代均为陇西望族,而且又是西凉王室之后和北魏的豪门显宦。这样一段家谱自然也是无比显赫的,但是它上面仍然笼罩着重重的历史迷雾。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李氏家族与西凉王室绝无关系,并且据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考证,他们也与陇西望族李氏毫无瓜葛。此外,李唐皇室之所以自称先祖曾留居武川,目的在于暗示他们与西魏的实际统治者、北周的开创者宇文泰同出一源,均为北朝后期至隋唐年间叱咤风云的武川军团的核心成员。可陈寅恪先生认为这样的说法同样是子虚乌有。既然如此,那么李唐皇室的世系渊源究竟出自何处呢?陈寅恪先生的看法是——河北赵郡李氏。虽然赵郡李氏也是中国北方屈指可数的名门望族,但李唐一族的先祖很可能只是其中没落衰微的一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说:“据可信之材料,依常识之判断,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jù)尔全部信从也。”《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认为,虽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不能被视为最终定论,但他的论证非常有力,至今尚无人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反驳。至此,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一一破灭。然而,不管最初的渊源何在,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脱离了传说,进入了货真价实的信史阶段。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周书》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从此,李氏家族再也不是什么“破落户”和“假冒牌”了,而是一跃成为堂堂正正的贵族门阀。按宇文泰创设的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还设有十二大将军,隋文帝杨坚的父亲杨忠就是其中一员。这八柱国和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其中,宇文家族建立北周,吞并了北齐;杨氏家族建立隋朝并统一了中国;李氏家族建立唐朝,开创了大唐盛世……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军事贵族集团,被陈寅恪先生命名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而且还通过联姻缔结了一条特殊的政治纽带。这条纽带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大司马独孤信。他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bǐng),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武德初年,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门三皇后”的传奇。北周建立后,已经去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卒,年仅七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长大后,这个年轻的世袭贵族不但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旧唐书》称其“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很显然,从少年时代起,李渊就以其亲和力赢得了人心。一个开国帝王所应具有的人格魅力似乎在此时便已渐露端倪。隋朝建立后,姨父隋文帝杨坚和姨母独孤皇后对李渊恩宠有加,于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任命他为天子的近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又让他在畿(jī)辅地区和西北的战略要地历练,辗转担任谯、陇、歧三州刺史。在中国历代正史的帝王本纪中,大多数开国皇帝的头上都会笼罩许多匪夷所思的神话光环,修史者总是想借此表明他们是异于凡人、天命所归的真龙天子。比如汉高祖刘邦出生前,他母亲就曾在一个“雷电冥晦”的午后于野外打盹,一不小心就“梦与神遇”。她老公急急忙忙出去找她时,竟然亲眼目睹了一个很黄、很暴力的场面——一条张牙舞爪的巨龙正在强行与他老婆交配!史书没有记载,刘老爹戴上这顶“天龙”牌绿帽时的心情究竟是窃喜还是悲愤,只说刘大妈“已而有娠,遂产高祖”。(《汉书·高祖本纪》)后世的修史者可能觉得这个黄暴场面过于粗俗,有碍观瞻,所以不敢抄袭。轮到为宋太祖赵匡胤作传时,笔墨就收敛了许多。他们说宋太祖在洛阳夹马营出生的那天,“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而刚落地的天子则“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太祖本纪》)赵匡胤的这个神话故事显然比刘邦那个干净,可后来的修史者又觉得它过于含蓄呆板,所以当他们在创作“历代帝王神话之朱元璋版”的时候,艺术手法上就有了很大的进步,既不失赵匡胤版的干净,又不失刘邦版的生动。故事是这么说的:朱元璋的母亲陈氏刚有身孕,就梦到一个神仙送给她一颗丹药。拿过来一看,通体放光;一吞进嘴里,口舌生香。分娩的那天晚上,老朱家的土房子忽然“红光满室”,而且红光蹿出房顶,整夜闪个不停。村里的乡亲们“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明史·太祖本纪》)明明以为老朱家着火了,跑过来看却啥都没有,最后才知道是老朱家在生娃。实在是神奇啊,众人不约而同地想,看来此娃定非凡胎,日后必有一番惊天动地的造化!关于历代开国皇帝的天命神话,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记录在官方正史上,被民间后世传为美谈,或者传为笑话,让千百年来的读者顶礼膜拜,或者嗤之以鼻。既然其他的真龙天子都有神迹,那么唐高祖李渊呢?喜欢猎奇的读者也许会失望,因为李渊出生前后的故事非常朴素,既没有他母亲与巨龙郊外野合的黄色情节,也没有红光似火把隔壁邻居折腾一宿的生动记载,唯一让李渊显得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新唐书》中关于他生理特征的一个记载。该书称李渊“体有三乳”,这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男人(应该也包括女人)多出一乳能干什么呢?既多余又不美观,甚至还有点畸形和滑稽怪诞。然而,就是如此畸形怪诞的体貌特征,在古人眼中却是千古不遇的“大吉之征”。《史记·周本纪》称:“文王龙颜虎肩,身长十尺,胸有四乳。”《淮南子·修务训》说:“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天将授文王……有四乳而大足。”可见历代有关文献都将周文王的畸形四乳,看成天下归心、周之勃兴的天命征兆。既然周文王都能比常人多出二乳,那么大唐开国之君李渊的身上比常人多出一乳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然而我们却有理由怀疑,这第三乳极有可能不是老天爷所为,而是后世修史者强行“摁”上去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证据是:这个记载只见于《新唐书》,而该书修于北宋,属于后出的史料。而先出的修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并没有这个“体有三乳”的怪诞说法。所以我们只能说,这则“三乳奇谈”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家的杜撰。相对于《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旧唐书·高祖本纪》的记载就朴实了很多,它仅仅托相士之口,对李渊日后必将君临天下作出了某种暗示。该书称,一个名叫史世良的善相之人曾对李渊说:“公骨法非常,必为人主,愿自爱,勿忘鄙言。”高祖从此“颇以自负”。这则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当然已经无从查考,但是相对于其他帝王的天命神话和《新唐书》的“三乳奇谈”来说,或者从李渊日后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旧唐书》这则“相士预言”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早在担任地方刺史的时候,李渊的内心就已经暗暗生出问鼎天下的志向和使命感了。【李渊一直在潜伏】关陇集团内部流行政治联姻,这种做法自然延续到了李渊这一代。李渊的父亲李昞娶的是鲜卑望族独孤信的女儿,而李渊同样娶了另一个鲜卑望族、隋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按《魏书·官氏志》,“窦氏”即鲜卑的“纥豆陵氏”。)众所周知,这个后来被追封为太穆皇后的窦家女儿就是李建成、李世民和李元吉的生母。据说这个窦家女儿出生不久便“发垂过颈,三岁与身齐”(《旧唐书·后妃列传》),如此一头美丽的长发实属罕见,因此自然是人见人爱。由于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朝的襄阳长公主(宇文泰的五女)、武帝宇文邕(yōng)的姐姐,而宇文邕又特别喜欢这个美丽的小外甥女,所以一直把她养在宫中,视如己出。其时北周王朝尚未统一中原,仍然与关东的北齐和江南的陈朝处于“三国鼎立”之局,因而不得不依附东突厥并与其联姻,以求得政治和军事上的支持。当时宇文邕娶的就是东突厥的公主。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婚姻毫无半点感情基础,所以宇文邕并不宠爱这个突厥皇后,对她极为冷淡。也许是因为出生于鲜卑的名门望族,再加上在宫廷中的耳濡目染,所以窦氏从小就聪慧过人,而且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就是在突厥皇后这件事情上,年幼的窦氏特意找了一个没人的时候,郑重其事地向她的皇帝舅舅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她说:“而今四边未静,突厥尚强,愿舅舅抑制自己的感情,对皇后多加抚慰,如此才是以苍生为念!只要真正得到突厥的助力,那么江南、关东就不足为患了。”宇文邕大为惊讶,没想到这个外甥女小小年纪,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居然如此成熟老到!又惊又喜的宇文邕当即采纳了小外甥女的意见。窦氏的父亲窦毅听说此事后,高兴地对妻子说:“此女才貌双全,不可轻易许人,当为之择一贤夫。”到了窦氏该出嫁的年龄,窦毅就在自家的屏风上画了两只孔雀,然后举行“佳婿海选”,向长安城的贵族公子们宣布:若有想求婚者,就给他两支箭,必须两箭各中一只孔雀一目,才有资格成为窦家的乘龙快婿。长安城的公子哥们听说著名的长发美女要选婿了,顿时蜂拥前来,但是一连数十个帅哥出手,却没有一个能够两箭各中一目。后来发生的事情就不言而喻了。英姿飒爽、玉树临风的李渊一到,啪啪两箭,各中一目,干脆利索,成功夺魁。众位帅哥黯然失色,窦毅夫妇笑逐颜开。没过多久,神箭帅哥李渊就在众人既羡且妒的目光中把长发美女窦氏娶过了门。这则“雀屏中选”的故事从此在长安坊间流传开来,并且在后世传为美谈,成了择婿许婚的代名词。北周大象三年,亦即公元581年,杨坚篡周,建立隋朝,并将幼主周静帝和北周宗室群王屠戮殆尽。面对宇文皇族遭遇的灭顶之灾,窦氏悲愤莫名,扑在床上痛哭,边哭边说:“恨我不是男儿,无法拯救舅家的灾难。”窦毅夫妇当场吓得面无人色,赶紧捂住她的嘴,低声训斥道:“你千万别乱说,这是会灭族的啊!”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窦氏身上具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胆识和血性。这也许与她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有关。大业初年,李渊历任荥阳、楼烦、扶风等郡的太守。在担任扶风太守期间,李渊曾得到几匹骏马,就在他乐得合不拢嘴的时候,窦氏却蹙起了眉头。她告诉李渊:“主上亦喜飞鹰骏马,此公之所知,所以这些马必须送入宫中,不可久留,否则一旦有人跟主上提起,它们必定成为负累,请公慎重考虑。”李渊一听大为郁闷。他明知道妻子说得有道理,可又舍不得那几匹刚到手的宝马,一直犹豫不决。没想到几天后杨广果然知悉,马上对他进行责罚,搞得李渊追悔莫及。后来李渊汲取了教训,老老实实按妻子说的做,四处搜罗良马猎鹰,频频进献给杨广,终于讨得天子欢心,于大业十二年被擢升为右骁卫大将军。可是,当李渊得到这个职位的时候,窦氏已经在三年前去世了,年仅四十五岁。李渊涕泪横流地对几个儿子说:“若早听从你们母亲的话,我在这个官位上已经很久了。”窦氏既没能看到李渊成为隋朝的大将军,更没看到李渊成为大唐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遗憾。大唐开国后,秦王李世民就曾屡屡为此而黯然神伤。(《资治通鉴》卷一九○:“世民每侍宴宫中,对诸妃嫔,思太穆皇后早终,不得见上有天下,或歔欷流涕。”)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出身鲜卑望族的窦氏从小就具有异常早熟的政治智慧,北周灭亡时又表现出“恨非男儿”的血性,嫁给李渊后成为李渊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参谋和智囊。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窦氏的确是当时一位不可多得、出类拔萃的政治女性。假如不是早亡,窦氏应该能在初唐的政治舞台上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和影响。不过,虽然窦氏对大唐开国的这段历史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是在李氏三兄弟的成长过程中,这位鲜卑母亲的影响肯定是不可小觑的。除了李渊所提供的政治世家的教育和熏陶之外,李氏三兄弟应该也会从窦氏的言传身教中得到必要的政治启蒙并培养出相应的政治抱负,同时也能从母亲那鲜卑望族的血液遗传中获得精明强悍的性格基因。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窦氏虽然早亡,可她的影响力早已通过上述的种种方式植入了李氏三兄弟的体内,不但为他们日后纵横沙场、争霸天下埋下了伏笔,并且最终为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横空出世埋下了伏笔。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初,李渊从地方太守的任上被调回朝中担任卫尉少卿。其时正逢杨广发动第二次高丽战争,李渊赶赴怀远镇负责督运粮草军需。旋即爆发杨玄感叛乱,李渊又被紧急调回弘化(今甘肃庆阳市)担任留守,并主持潼关以西十三郡的军事。很显然,从大业中期开始,李渊已经成为隋炀帝杨广深为倚重的心腹大臣之一,所以能不断获得从地方到中央的各个重要职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李渊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得到了深入的历练,同时问鼎天下的雄心也在不断膨胀。史称其“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也就是说,李渊一直在这几年中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干部队伍、建立自己的势力集团,为日后夺取天下作充分的准备。可是,杨广不是瞎子。尽管李渊很谨慎,但是他的行为还是引起了这位大隋天子的怀疑和警觉。有一次杨广在行宫,故意传诏李渊前去觐见。李渊托病不去,杨广顿时大为疑惧。当时李渊的一个外甥女王氏是杨广的嫔妃,杨广就问她:“你舅舅为何迟迟不来?”王氏回答说李渊病得很厉害。杨广深深地看了王氏一眼,似问非问地说了一句:“会不会病死啊?”这句话很快就传进了李渊的耳中,李渊大为惊恐。皇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他希望李渊死!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皇帝随时下一道诏书,李渊就可能富贵不保,甚至人头落地。怎么办?是索性起兵造反,还是就这么坐以待毙?李渊知道,虽然隋朝天下已经烽烟四起、人心思乱,但远不到分崩离析、轰然倒塌的地步。所以,此时起兵绝对不是时候。杨玄感就是前车之鉴!怎么办?李渊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然而李渊并没有痛苦很久。在隋帝国的政坛上混了这么多年,这点应变的智慧还是有的。他最后想出的办法是——自秽。没有比自秽更好的保命办法了。于是从大业九年的秋天起,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渊终日沉迷酒色,并且大肆贪污受贿,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堕落了——从一个精明强干的朝廷重臣堕落成一个酒色财气的庸臣和昏官了。李渊“堕落”的消息很快就通过朝廷的情报网落进了天子的耳朵。杨广笑了,他悬了许久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一个酗酒、纵欲、贪财、好色的中年男人,还有多少觊觎天下、逐鹿中原的野心和能力呢?所以杨广特别喜欢现在这副模样的表兄李渊。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四月,终于重获天子信任的李渊被任命为山西、河东(约今山西省)讨捕使,负责镇压当地叛乱。在龙门(今山西河津县),李渊身先士卒,仅率少数骑兵便大破变民首领毋端儿的数千部众。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年底,李渊在历任右骁卫大将军、太原道安抚大使等职务之后,终于被擢升为太原留守。太原(郡治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市)是帝国北部边 陲防御突厥的一座军事重镇,城高池深、兵强马壮,储存的粮饷可支十年。隋炀帝交给李渊的任务是让他镇守此地,负责清剿周边地区的叛乱,并与马邑(今山西朔县)太守王仁恭共同防御突厥。可对心怀异志的李渊来说,这座太原郡无疑将成为他开创帝王大业最理想的根据地。因为它不但是一座给养充足、战略地位十分突出的军事重镇,而且还是五帝时期圣君唐尧的发祥地,恰与李渊唐国公的爵衔相契,所以自从以安抚大使的身份进驻太原后,李渊就已经“私喜此行,以为天授”了。(《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谓“天授”,也就意味着叛隋起兵、争霸天下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这一天,李渊已经等待好几年了。早在大业九年初,李渊前往怀远督运军需,途经涿郡的时候,就曾与他的朝中密友、隋炀帝近臣宇文士及进行过一次有关“时事”的密谈。宇文士及是隋朝重臣宇文述之子和驸马,身处隋帝国的政治中枢。所以李渊和他的此次密谈,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关于此次会谈的内容,史书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从武德初年李渊对裴寂所说的一句话中窥见端倪——高祖笑谓裴寂曰:“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旧唐书·宇文士及传》)众所周知,裴寂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晋阳首义的第一功臣,连他都要排在宇文士及后面,可见李渊在大业九年与宇文士及所谈的“天下事”,实际上就是“问鼎天下”之事。不久后杨玄感叛乱爆发,李渊被调任弘化留守,遂按下起兵之意,静观事态变化。其妻兄窦抗力劝其起兵,说:“杨玄感已经抢先一步了!李氏名应图谶,应该趁势举义,这是天意啊。”但是李渊拒绝了,因为时机还不成熟。李渊深深懂得第一根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果不其然,仅仅两个月后杨玄感便兵败身亡。大业十一年,李渊前往山西讨伐叛乱,他的副帅兼好友、善观天象的夏侯端再次劝他说:“金玉床摇动,此帝座不安……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夏侯端传》)夏侯端所说的“切忌诸李,强者先诛”,指的就是那则流传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让杨广深为忌恨,因而大肆诛杀李姓之人,时任右骁卫大将军的李金才就是因为隋炀帝的猜忌而惨遭灭门之祸。应该说夏侯端的分析还是很中肯的。当时李渊确实处境不妙,虽然通过“自秽”成功地掩藏了心迹,但是杨广对他的猜忌仍然存在,稍有不慎就会重蹈李金才的覆辙。但是李渊还是忍了下来,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以扫灭群雄,颠覆隋朝社稷。所以,他仍然需要蛰伏、需要隐忍。时间终于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站在晋阳城头的李渊望着千里黄云、北风吹雁,一股澄清宇内、舍我其谁的豪迈之情猛然在胸中激荡。他仿佛看见天命正在向自己遥遥招手。李渊万分感慨地对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而今我等能得此地,绝对是上天的恩宠和赐予。予而不取,祸将斯及!”在幽暗的深渊中蛰伏了许多年的这条大唐巨龙,终于缓缓地昂起了头颅。大野苍茫的太原上空,正隐隐滚过一阵惊雷。【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相遇】李渊与元配夫人窦氏共生有四男一女: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一女是平阳公主,女婿是隋东宫千牛备身柴绍。其中除三子李玄霸早亡外,其他的三男一女一婿全部参与了李渊起兵叛隋和开创大唐王朝的整个进程。而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人,首推李世民。公元599年1月23日,即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李世民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县)的一座别馆,也就是李氏家族在此地的一座别墅。相对于李渊来说,李世民的出生就多出了一层神秘色彩。史称其出生时,有两条龙在他们家门口嬉戏喧闹,整整闹了三天才离开。其情形类似于我们今天开业典礼时为了增添喜庆气氛请来的舞龙队。唯一的差别是:人家那是吞云吐雾的真龙,而且还是不请自来的,纯属义务演出、友情捧场;我们舞的则是假龙,而且还要给人家舞龙队递茶、递烟、包红包。李世民四岁时,又有一个神秘的相士来到他们家,对李渊说:“公是贵人,定有贵子!”一转眼又看见了李世民,这位相士顿时双目炯炯地说:“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旧唐书·太宗本纪》)李渊又惊又喜。喜的是他们父子二人均有天命,来日必将贵有天下;惊的是此事一旦泄露,必定惹来杀身之祸。李渊狠狠心,决定把这个不知来自何方的相士杀了。可就在他愣神的间隙,那个神秘人物忽然消失无踪。从此,李渊便以“济世安民”之义为次子取名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别的名字,但是从这个时候起,这个寓意深远的名字就将伴随他的一生,并且注定要载入史册、彪炳千古了。关于李世民的少年时代,各种相关史籍的记载都很简略。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时任尚书左仆射的萧瑀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贞观政要》卷一)贞观年间,李世民在写给魏徵的一道手诏中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全唐文》卷九)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虚岁四十三的李世民在武成殿大宴群臣,曾回忆自己的过去说:“朕少在太原,喜群聚博戏,暑往寒逝,将三十年矣。”(《旧唐书·太宗本纪》)综合上述各种史料的零星记载,我们基本上可以还原出少年李世民的一个大致轮廓。乍一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子弟,而且还颇有些纨绔子弟的嫌疑。因为他“好弓矢”、“喜博戏”、“尚威武”,可偏偏就是不喜欢读书;能把弓矢、骑射之术玩得异常精妙,可对先王之道、圣贤学问却“茫若涉海”、两眼一抹黑!这不是纨绔子弟是什么?比起那个“好学,善属文”,七岁就能吟诗作赋,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这位李家二公子简直可以说是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然而,就是那位才华横溢、风华绝代的杨家二公子,却亲手葬送了一个繁荣富庶、四海升平的帝国,并把自己钉上了“无道暴君”、“二世而亡”的历史耻辱柱。而这位“不学无术、冥顽鄙陋”的李家二公子,反而开创了一个万邦来朝的“天可汗”时代,并最终缔造出一个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唐盛世!这看上去似乎有点奇怪。可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杨广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一个称职的统治者。他身上强烈的诗人气质和虚荣天性严重障蔽了他的政治理性,他对完美的病态追求和毫无节制的浪漫主义激情,让他的执政生涯始终贯穿着浮华二字。或许是在江都任总管的十年让他过多地熏染了浮靡绮丽的江南文化,或许是他的天性原本就与之契合,总之,与其说杨广是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美学家”。而当一个帝王的人格特征与他的职业要求背离时,就注定他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统治者。此外,杨广那种恃才傲物、好大喜功的一贯秉性又导致了一种致命的自负,使他在逆境中的坚韧性和抗挫折能力几乎为零。所有这一切共同驱使他最终走上了失败和灭亡的道路。与杨广恰恰相反,李世民身上那种活泼强悍的尚武精神,那种质朴的、原生态的生命动能其实正是继承了关陇集团的优秀传统。在那个一切都要靠武力和实力说话的年代,李世民并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那些大而无当的所谓“先王之道”,而是从父母亲的性格遗传和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得到了那些开创王道霸业所需的秉性和特质。《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说:“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从李世民日后在历史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并非修史者的溢美之词。少年李世民的这些内在气质和性格特点,一方面继承了鲜卑民族的勃勃血性和强势基因,另一方面也与关陇集团那些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成功者所具有的人格特征相契合。同样作为关陇集团的后人,杨广背叛了传统。而李世民则继承了前人,也无愧于他身上流淌的鲜卑血液。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故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我们可以说,对于即将到来的那一场场改朝换代的战争以及一幕幕惊险残酷的政治博弈,这个机智果断、骁勇强悍的年轻人早已做好了上场的准备,并且充分具备了角逐的资格。换句话说,李世民注定要与这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迎面相遇。大约在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十五岁的李世民娶了隋右骁卫大将军长孙晟的女儿。众所周知,这个长孙家的女儿就是后来初唐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长孙皇后。她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尽心辅佐而绝不干政,在李世民登基御极、治理天下的过程中默默无闻地作出了很多贡献,不愧为成功男人背后的伟大女性,也无愧于“母仪天下”之称,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典范性和楷模意义的皇后之一。长孙家族是北朝的豪门显宦,其先祖出于北魏皇族拓跋氏,因在魏宗室中建功最伟,且居宗室之长,故改姓长孙。到了长孙晟(shèng)这一代,其地位依然显赫。他是隋朝的重臣和名将,从青年时代起就深受隋文帝器重,此后长年经略突厥,曾向隋文帝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从而成功离间突厥各部,使其最终向隋朝称臣。在隋帝国的国防事务和外交战略上,长孙晟可谓贡献良多、功勋卓著。大业五年,长孙晟病卒。大业十一年,隋炀帝被突厥围于雁门,曾向左右感叹道:“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隋书·长孙晟传》)长孙晟死后,年仅八岁的长孙氏和哥哥长孙无忌一起被舅父高士廉收留抚养。高士廉出自北齐皇族,其祖父高岳是北齐的实际开创者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其父高劢(mài)是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高士廉从小博览群书,尤其在文史方面颇具造诣。在他的熏陶下,长孙氏和长孙无忌自然都喜欢上了读书。史称长孙无忌“好学,该博文史”(《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而长孙氏也是“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旧唐书·文德皇后长孙氏传》)。长孙氏十三岁时,由于高士廉对李世民非常赏识,知道他不是久居人下之辈,所以就把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从此,高士廉和长孙兄妹的命运就与李唐家族,尤其是李世民紧紧绑在了一起。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下诏命各地勤王,虚岁仅十七的李世民就应征入伍,并向主将提出了“赍旗鼓以设疑兵”的策略。虽说此后突厥退兵、雁门围解是四方勤王之师大举云集的结果,并非李世民此计的功劳,但这一策略足以表现出李世民过人的军事才华。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李渊出任太原道安抚大使时,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安置在河东,唯独带着李世民到了太原。我们不知道李渊这么安排的具体原因是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李世民已经成为李渊军事上的得力助手。这一点在随后打响的李渊讨伐甄翟儿的战斗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时外号“历山飞”的变民首领魏刀儿北连突厥、南寇燕赵,其势甚为猖獗。甄翟儿是他的部众,率两万余人屯驻西河郡(今山西汾阳市),并时常袭扰太原,曾在战斗中击毙隋朝将领潘长文。大业十二年四月,李渊与李世民率步骑五千余人前往征讨,在西河的雀鼠谷与甄翟儿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遭遇战。李渊命精兵张开两翼,而让羸兵居中,大张旗鼓,布置出一个迷惑敌人的大阵。此举与李世民当年的那个策略如出一辙,很可能就是他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李渊的采纳。随后,李渊亲率数百名精锐骑兵深入敌阵,迅速冲乱了敌军的阵形,但是变民军仗着人多势众,很快就把李渊团团包围。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以轻骑突围而进,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于万众之中。适会步兵至,高祖与太宗又奋击,大破之”(《旧唐书·太宗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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