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苦旅-6

［11］《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二卷5号，1917年11月1日。　　［12］《再论孔教问题》，《新青年》二卷5号，1917年1月1日。　　［13］《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每周评论》1919年5月25日。　　［14］《研究室与监狱》，《每周评论》1919年6月8日。　　［15］埃佛林·杜威小姐：《《杜威夫妇信札集》序》，转引自《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6页。　　［16］《杜威五大讲演》，北京晨报社1920年版，第179页。　　［17］同上页注，第182页。　　［18］［19］同上注，《杜威五大讲演》第182-182页，第191页。　　［20］同上页注，第189页。　　［21］梁启超：《欧洲心影录》，见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08——409页。　　［22］（美）纪文勋：《现代中国的思想冲突》，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5页。　　［23］张君劢：《人生观》，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沈阳，1981年版；第22-26页。　　［24］（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1-92页，第95页。　　［25］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第73页。　　［26］同上页注3，第71页。　　［27］同上注，第66页，第72-73页。　　［28］同上注，第96-97页。　　［29］同上页注，第62-63页。　　［30］同上注，第63页，第64页。　　［31］林宰平：《谈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一集第7册），沈阳，1981年版，第323页［32］（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第93-99页。　　［33］《中国现代哲学史资科汇编》（第1集第6册），第126页。　　［34］同上注第120页。　　［35］同上注第120页。　　［36］《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7册）第237页。　　［37］同上注第241页。　　［38］同上注第236页。　　［39］王星拱：《科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转引自上注，第261页。　　［40］《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1集第6册），第130-175页。　　［41］同上页注，第127页。　　［42］同上注，第1页。　　［43］同上注第14页。　　［44］同上页注，第12页。作为开始的结局第十六章　　作为开始的结局再谈“席文问题”　　当本书进入最后一章之际，让我们暂停一下历史叙述，回到本书导论中提出的一个问题。我们把它称为“席文问题”：为什么在17世纪的中国，科学概念的变革未能在社会上激起如同欧洲近代科学革命那样一场多维度的变革。席文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研究从事科学活动的那个社会阶层。“席文问题”就是关于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学问题。　　回顾历史，在中国，在17世纪，这个阶层是宫廷士大夫和羁旅中国的传教士,18世纪是一批民间知识分子，稍晚是乾嘉汉学学者，19世纪是民间知识分子和洋务派官僚……因此近代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便一再地依附于宗教，依附于皇帝的恩宠，依附于音韵训诂之学，依附于“师夷长技以制夷”乃至依附于“变法维新”的政治指导思想，这样才能为自已赢得一线发展的生机，否则只能沦于穷乡僻壤，与三两个郁郁不得志的民间知识分子共老天年。但是，在20世纪，严复等率先倡导“学术独立”的精神，一批留学精英带回了最新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在各方面力量的共同推动下，一批科研机构也已初具规模。到“科学与民主”口号的提出和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的爆发，进军的号角实际上已经吹响，一场多维度的科学革命实际已经来临，尽管延宕了整整300年之久，但它毕竟是来了。它将给中国文明带来什么呢？　　正如研究“为什么17世纪中国没有发生多维度的科学革命”这个问题，不能离开对特定阶层的社会学研究一样，在说到本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时，我们也将把目光紧紧盯住一个特定的阶层。是他们担负着建构中国科学文化的使命，这个阶层就是新知识分子阶层。之所以称他们为“新”知识分子，是缘于他们的特殊角色。在当时，他们几乎不断地从外部文化中吸取新的养份，又不断地向国内传播。他们的思想始终保持着一股活跃、常新的气象。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后，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大致分化为三支：左翼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专家型知识分子。他们在历史的舞台上共同行动，在建立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左翼知识分子　　谈到左翼知识分子，不能不提及中国共产党的两位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陈独秀的角色尤为特殊，他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科学与民主”口号的知识分子，又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但是，到“五四”时期，陈独秀已感到通过平稳的思想启蒙来拯救中国，不免太缓慢，离自已的理想相差太远，他开始认为“公理”“是要靠强力拥护的”。在“研究室与监狱”的著名文字中，“科学与民主”的口号被“科学与革命”代替。［1］1921年，“南陈北李”携手建立中国共产党，陈、李二人开始兼有左翼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双重身份。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中，陈、李二人虽似站在“科学派”一方，实际上认为双方都没有找到真理。陈独秀不赞成双方在“科学究竟有什么样的性质”之类问题上争执不休，要求把问题直接引到“什么是正确的社会历史观”上面去。这个正确的社会历史观便是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就中国现状而言，传播马克思主义比之普及一般的科学知识，便为重要，更为急迫。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日趋活跃，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1927年，李大钊被北洋军阀杀害。同年，蒋介石也向曾是同志的共产党人大开杀戒。在那之后，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到武装斗争和“普罗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当中去，暂时脱离了狭义的中国科学文化的前沿。　　虽然左翼知识分子的主要兴趣在思想政治领域，他们的概念体系中，“科学”却给终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他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科学，并且是社会历史领域中“唯一”科学的理论。这一方面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和“科学”在当时中国所具有的崇高威望。举例来说,1930年《新思潮》月刊介绍刚刚译出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即称之为“在这荒芜的、毫无科学精神的中国学术界里”出现的两本“最正确的科学的国家论”。［2］脱胎于西方学术传统中的马克思主义，自身确含相当多的实证科学的影响和“归纳——演绎”方法的运用，加之“科学和人生观”论战之后，中国思想界对“科学”概念已倾向于作广义的使用，即泛指理性、求真的态度与精神，因此，在当时国内仍充斥着各种非科学、乃至反科学思潮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心目中遂成为“科学”的最高化身。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策略，是左翼知识分子为了对付思想管制而采用的对政治问题的学术“包装”。如明明是专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却冠以《现代哲学概论》之名；故意将马克思译为“卡尔”，将列宁译为“伊里奇”或“乌里扬诺夫”，将唯物史观译为“科学历史观”等等。而当局至少对纯粹从学术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尚持容忍态度，这便给左翼知识分子留下了一定的活动余地。　　在当时环境下，左翼知识分子关于科学文化的观点直接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主流思想的源头，从而将深刻影响到那之后中国科学文化的形态。自由主义与“专家治国”界潮　　那些不但接受了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也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些最基本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和“最欧化的中国人”［3］丁文江是其突出代表。　　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都要求对中国文化传统作普遍地变革，但他们关注的焦点又各有不同。由于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既直观又巨大，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特别是丁文江这样的职业科学家，倾向于把引入西方科学文化放在中心地位。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扩大了这种观点的影响：既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从自然、人生乃至社会的一切现象，那么以科学精神为纲重建中国文化，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这些自山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很快形成了被后人称为“唯科学主义”的思潮。其论点之一是，科学家应成为文化领域、乃至政治领域的领袖，即“专家治国论”。有趣的是，这些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最初提出的“专家治国论”却明显地脱胎于东方的“贤人政治”思想。　　1922年7月，胡适、丁文江等知识分子创办《努力周报》，其第二期上刊登了他们于当年5月14日发表的一篇政治宣言，提出了“好政府”理想，即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好人政府”。宣言中说：　　我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需要有奋斗的精神。［4］　　当然，“好人”的条件之一就是有知有识，包括科学知识，但道德素质的地位显然更重要。这种东方式的“贤人政治”思想很快受到打击，并最终屈服于“恶人”的北洋政府了。［5］　　1928年10月10日，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由于国民党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旗号，使一些知识分子感到又有了在中国推行西方民主的希望。如蔡元培、吴稚晖、罗家伦等人都在国民政府内任职。1928年，《新月》杂志创刊，沉默了许久的胡适等人不禁技痒，开始以此为阵地撰文鼓吹自由主义思想。和《努力周报》的时代相比，这次的主张带有更浓的西方色彩，不再寄望于贤人政治，而以“宪法”、“人权”等西方民主政治的概念为出发点。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则在下面这段话中体现出来：　　令日最大的危险是当国的人不明白他们干的是一件绝大繁难的事。以一班没有现代学术训练的人，统治一个没有现代物质基础的大国家，天下的事有比这个更繁难的吗？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6］　　此时期丁文扛的态度也有了类似变化。他“仍然相信知识分子的特别任务，但他不再正式把他们看作富有战斗精神的政治运动的核心了”；“他仍然谈论受过教育的人，而他却不再提‘好人’了。他们的责任现在成了介绍现代的技术体系和行政管理体系，不再去激发国家的道德复兴了”。［7］　　不过，“专家治国论”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中，一开始并不占有特别核心的地位，他们的出发点乃是“宪法”和“人权”。在19280-1929年期间，胡适就曾严历抨击国民党的《严惩反革命办法》等政策，乃至其立党之本——“知难行易”等“党义”。　　就其本心而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通常以学者自居，并不想太深地陷身政治。胡适当初刚回国时，就曾打算“百年树人”，为社会“造新因”，决计“不谈政治”。［8］即使这些知识分子为了弘扬自已的自由主义主张而开口谈政治，其中多数也希望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以学者的身份发表政治见解，并不希望直接卷入党派之争中去。然而，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不能容纳这种行为。特别在当时，当政国民党仍面临其他政治努力的挑战。残存的地方军阀自不待言，心腹大患共产党亦有强大潜力。1928年起国民党推行带有浓厚独裁色彩的“训政”，自然听不得这些知识分子令人讨厌的“自由”说教。　　1929年9月21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致函南京政府，在大骂了一通胡适之后，要求国民政府转饬教育部，警告胡适，同时通饬全国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精研党义，以免再有类似现象发生。不久国民党中央就规定，各级学校职员每天至少必须有半小时自修研究《孙文学说》等“党义”。在此之前两个月，国民党已要求在全国中小学设训育主任，“考查学生所阅刊物及友类平时之言论行为，以便侦悉其对本党之态度及其生活与思想”。［9］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向这批优秀知识分子不失时机地伸出了橄榄枝。尽管上海等地方党部一再呼吁严惩以至通辑胡适，蒋介石却于1931年任命胡适为财政委员会委员。甚至对激烈反对训政的罗隆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蒋介石也曾考虑过“引为同调”。［10］在这样“大棒加胡萝卜”的政策下，自由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小。在抗战爆发之后，胡适出任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也就只能闭口不谈什么西方式民主了。　　这种妥协的结果，是“专家治国”界潮的兴起。对于蒋介右来说，接受专家治国的主张，既可以安抚知识分子，又不致于危及自已的政权。何况“礼贤下士”的态度，也能博得那些传统观念较深的人的好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南京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的钱昌照（江苏人，曾留学英国）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之前身），并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作为蒋介石的“智囊团”。　　钱氏给蒋开列了一份人选名单，大都为一些名流学者和工业技术专家。　　这份名单经蒋过目并亲自补充过之后，由钱昌照出马，在次年夏天以蒋介石的名义把这些精英们召到庐山开会。会议上，蒋介石表现得异常尊重这些知识分子。在庐山，蒋氏第一次见到了宁波同乡翁文灏博士，并且谦恭地向他请教治国大计。　　翁文灏（1889-1971）本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一个专家型知识分子。他1912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学位。历任北洋政府农商部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代理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在1932年的庐山面谈中，蒋介石的谦恭态度和为国操劳的姿态打动了翁氏。翁文灏于是向蒋介石谈了中国矿产资源及水土丰瘠的地域分别，认为国家建设一要有目标，二要认识基础，唯知实地基础，才能避免空中楼阁。不久，翁文颧被任命为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　　当时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包括四类人，一是大知识分子，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丁文江都在其列；二是金融实业界首脑；三是国民党的军政党务人员；四是与国民党有联系的科技人员，如沈怡、黄伯樵、钱昌祚等等。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特别注重吸收专家型知识分子，成为国民政府容纳科技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人才的主要机构。　　直到此时，翁文灏并不认为自己已步入政界，而且国防设计委员会也确实是个半官方半民间的组织,1932年，当国民政府拟任翁文灏为政府教育部长时，翁氏因辞不就．很大程度上因为他希望保持一个专家型学者的学术独立地位。这种对“中立性”的向往不但违抗了政府的意愿，竟也遭到来自学术界内部的批评。有人在《独立评论》撰《人才与政治》一文，批评大多数知识者深受“实业救国”宣传之影响，总以为救国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学与教育、实业与学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这种批评。1934年，丁文江在《独立评论》发表“我所知道的翁文灏——一位朋友病榻前的感想”，随后《独立评论》发表了两封青年读者的来信，批评翁先生的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态度。信中说，在国破时穷的中国，国事较治学更紧急万分，而越有学识和修养者，他的责任也愈大；并指翁文灏先生1931年辞清华校长，1932年辞教育部长，都是放弃了不该放弃的责任。　　30年代学术界弥漫的“专家治国”思潮终于使翁文灏这样无心仕途的学者也屈从了。1935年，翁文灏接受了行政院秘书长的任命。差不多同时，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蒋廷黻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物理学会第一任会长李书毕当上了教育部副部长，其它如李耀邦（物理学家）、李顺卿（森林植物学家）、徐佩璜（化工专家）、徐善祥（化学家）、何廉（经济学家）等也纷纷步入仕途。1933年国民政府中央机关12671名公务人员中，学理工农医出身的有1315名，占十分之一稍强。［11］　　专家学者纷纷参政，在一定程度上有损于科学活动的独立性与中立性；与之同时，也毕竟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大发展赢来了必要的支持．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有明显提高，中国科学社初创时的那种捉襟见肘之状况不复存在了。此时期，无论“治国”的专家还是“不治国”的专家，其收入均高于政界和军界人员。［12］直接参政的专家毕竟是少数。多数专家型知识分子，由于拥有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遂能潜心于中国的科研与教育事业，为中国近代科学体制的建立作念守最直接、最卓著的贡献。本国的科学教育体制　　无论是出于政治需要，还是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国民党政府都不得不着手中国科学事业的建设。在当时的社会文化气氛下，这是一个多少还能得人心的政府的明智之举。客观地说，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出现，的确有力地推动了科学事业的发展。特别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建成了不依赖于某一外国势力、也不照搬某一外国模式的科学教育体制；一是建成了以政府为依托的强大国家科研机构。　　在本世纪最初10年，清政府进行的教育改革，如壬寅学制等等，均抄袭日本的模式。这种模式一直维持到1922年，仅在1912年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数月间及1917年袁世凯去世期间作过一些调整。这一模式因强调教育为国家利益服务，强调培养为政府效力的“工具”而受到连续几届深具独裁色彩的政府欢迎。1922年起，一批教育家开始倡导美国式教育，要求注重个性自由发展，培养公民成为国家的主人。留学美国归来的陶行知（1891-1946）是其中骨干之一。这仍是一种抄袭和依附。　　这一时期中国教育的依附性还表现在教会大学占有很大比重。在教会大学里，宗教而不是科学被置于首位。　　1922年已有要求收回教育权的示威活动。1924年，在国民党临时政府控制的广州，星星之火终于燃成了燎原之势。起因是广州“圣三一学校”的学生不满英籍校长的苛酷管制而自发进行罢课斗争，很快发展到徐州、南京、福州地区的教会学校，还在东北地区引来了收回日本殖民教育学校权的运动，遥相呼应。这场运动得到了广州国民政府的支持。1925年9月，刚成立两个月的国民政府即召开了收回教育权的会议。次年1月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青年运动报告决议》，其中提出：“一切反基督教运动，应站在反帝国主义的观点上与教会学生分离。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应积极设法收回教育权”。　　1926年圣诞节，正当北伐军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之际，广州举行了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同日长沙、南昌、武汉、汕头、厦门等地也举行了反基督教太会。1927年1月，由美国教会主办的广州岭南大学率先由中国人收回办理。3月，上海的教会大学沪江、圣约翰、震旦、东吴法科等相继收回。4月，东吴大学改组董事会，选任中国人为校长。6月，南京金陵大学改由中国籍教员维持。［13］同年，已有20年历史的上海德文医学院也被收回，改为国立同济大学。　　由于政治上的需要，受过洗礼的蒋介石当上国民政府领袖后，收回教育权运动便渐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过从那以后，绝大多数教会学校在教学内容与体制方面作出让步，不再强调宗教目标，而注重科学教育在内的知识教育，并且让中国人做校长。教会大学至少是部分地并入了中国的科学教育体制。　　当国民政府取得全国政权时，建立独立制度的呼声已主宰了社会舆论。象陶行知这样当初热情介绍美国教育制度的人，此时也激烈批评它。国民政府在1929年公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专科学校组织法》，制定了统一的院校规格标准和课程标准，规定了大学教师的级别和资格，以及招生考试的方式与具体办法。这一年前后，一批原有学校纷纷按新标准进行了改造。如原国立东南大学（第四中山大学）改为江苏大学，随又改为国立中央大学。就是今天的南京大学的前身。李四光、竺可祯、吴有训、戴文赛等曾在此任教。由严范孙与张伯苓于1919年私人创办的南开学校也发展成南开大学。原求是学书院（建于1892年）定为国立浙江大学，1936年后竺可祯任浙大校长，曾使其名噪一时。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3年）改为武汉大学。原省立山东大学（1901年）改为国立山东大学。还有我们多次提到的清华学校，也是在1928年改为国立清华大学的。［14］　　到1929年，全国已有高等学校76所，其中大学和独立学院50所。它们都按国民政府的规章制度进行了改组。这些规章同样适用于外国学校，包括教会学校。从此，中国人基本上控制了自已土地上的教育权利。把大学建成学术中心　　一个成熟的科学体制中，大学不仅要担负教学任务，更要承担相当大一部分科研任务。在这方面，国民政府接受了蔡元培、李石曾（1881-1973）等专家的建议：　　蔡元培大约是中国最早倡导在大学中设研究机构的人。他的想法付诸实施，是在1920年7月。其时，他主持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了《研究所简章》，打算“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1922年北大国学研究所成立。不过准确地讲，它只相当于今天的“研究生院”，是“毕业生继续研究专门学术之所”。况且：它的研究领域不是自然科学。　　我国大学中最早正式设立的科学研究所是1926年交通大学建立的工业研究所。它曾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补助，承接了国内各公私立机关的委托的许多试验研究项目，称之为“中国大学中第一个科研机构”，是名符其实的。　　国民政府执政后，有力推动了这一进程。1929年颁布的《大学组织法》明文规定大学里必须设研究院。1931年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大学自然科学课程：“1.应注意生产技术的知识和技能。2.应以物质建设之完成为研究或设计之归结。3.应彻底从事科学之研究，并致力于有益人类增进文明之发明发现。”把大学不光当成一个培养人才的地方，更重要的当作科学发明发现的温床。这种政策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除前面提到过的交大、北大外，中央大学、北洋工学院及私立燕京大学、南开大学（张伯苓先生创办）、东吴大学等院校，也成立了各种研究所。根据教育部在1934-1936年间的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主任研究员及其合作、助理研究人员，已一千多名。其中，最出名的有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所谓“北清华，南中山”。　　中山大学的前身是1924年孙中山先生建于广州的广东大学，1926年为纪念孙先生而更名“中山大学”。国民党控制全国政权后，朱家骅出任中山大学的校长。他早年留学德国，德国大学科研　　与教学统一的体制对他影响很深。他认为大学是研究学术之所，强烈批评中国大学成了知识的贩卖场所、教授是知识的贩卖者时现象。在他主持下，中大的两广地质调查所、农学院、医学院都取得了许多既有水平又实用的成果，斐声海内外。　　1928年才真正建为大学的清华大学后来居上，这一时期的科研活动极为活跃。1929年秋清华试办了物理与外国语文两个研究所，以后又陆续成立了化学、生物等近十个研究所，并公开招收研究生。这一时期，清华经费有庚款支挥，实验设备充实先进，图书资料丰富齐全。同时，学校罗致了一些有学术声望的教师，多数是海外归来、受过系统科研训练的精奥，有的已跻身国际学者之列，如熊庆来、吴有训、赵忠尧等人，不时有学术论文在英美杂志上发表。这一时期清华在算学、物理、化学等理科方面的成就，竟盖过了早年出尽风头的北京大学。　　事实上，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远达不到能与科研接轨的程度。工业化水平太低，不可能生长“教育——科研——生产”的良性循环系统，大学里的科研活动也很难指望从工业界获得资金。两个重要的非营利性基金会起了很大作用，一个是中英庚款董事会。［15］但是，在吸引众多人才、特别是年轻人涌向大学方面，国民政府的扶持政策是至关紧要的。　　根据1935年的统计，大学教员的月薪，以教授最高（300-500银元），助教最低（80-140银元），不但高于大学职员的月薪（主任为220-360银元，书记为30-60银元），也高于同级别军队官员，例如上校月薪240银元，中尉只有60银元。至于当时工人的月薪，男工才4-50银元，女工5-25银元，是大大地不如了。据研究，中国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后期，维持中等水平的个人生活费一般只需每月十块大洋。”［16］现代科学文化的序幕　　政府对科研的支持集中体现于国家科研机构的建立。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　　1924年冬，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前，就拟议设“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命汪精卫、杨杏佛等起草计划。孙中山不久去世，此议被悬置；1927年4月、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李石曾提议建立中央研究院。最初是打算附属于大学院的。1928年，主持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蔡元培改变了主意，变其为独立于教育部之外的研究机关。6月9日，中央研究院成立。　　《国立中央研究院组法》颁布于这一年的11月9日，规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学术研究最高机关。”其任务“一、从事科学研究。二、指导联络奖励学术研究。”［17］根据第一项，中央研究院先后组建了十余个研究所（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根据第二项，于1935年吸收全国研究机关和大学中的著名科学家参加，组建了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它有权决定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的合作与互助、选举院长候选人和受政府委托从事学术研究。　　今天看来，中央研究院是一个介于当时的法国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模式之间的国家研究机构。而与英、美、日体制大相径庭。它的特点是：集全国优秀人才于一院；研究、管理、经费保障三种体制合一，兼顾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为全国最高学术机关；与教育体制、技术体制分离。　　中央研究院由于得到国家财政拨款支持，发展很快，压倒了一度称雄国内的中国科学社。北伐军攻入北京后,1929年9月又成立了以李石曾为院长的“北平研究院”，体制完全仿照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只是行政级别稍低，一南一北，既相呼应，又相竞争。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相继成立和发展，标志着中国开始有了自已的独立科研体制。　　本世纪20年代到加年代，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近代体制化的科学文化在中国初步建立并开始大发展的时期。漫长的器物形态的输入和科学理性思想的启蒙，终于在本世纪的这一时期结出了体制化的成果；它将成为今后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任何发展的基础。　　1949年11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就是在中央研究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人员上看，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祯及翌年增补的吴有训，除共产党人陈伯达以外，都是前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从体制上看，中国科学院“一边倒”地转向苏联模式，也利用了前中央研究院和苏联科学院在体制上的相似性。1955年建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制度，固然是模仿苏联的结果，又何尝不可以视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制度的变形呢？　　1978年恢复高考制度，指定的全国18所重点综合院校中，有14所均是在1937年以前建成的。除前面提及的一些处，著名的还有复旦大学（1905年马相伯等人从震旦学院中独立出来建成的复旦公学，1917年改为私立大学）、厦门大学（1921年由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1937年改为国立大学）等等。此外，著名的理工科院校如上海交通大学建于1921年、湖南大学（原岳麓书院）建于1926年。　　当然，近代体制化的完成，对科学文化的演化来说，仍只是一出序幕。即便在1937年，达到巅峰状态的近代中国科学事业，仍存在产重缺陷。规模虽已不小，和四亿多人口的大国地位相比，未免极不相称；科研系统和经济系统亦未能接轨，谈不到形成“科技——经济”的良性循环，科学文化的发展也就缺乏持久的动力。不幸的是，1937年日本入侵，摧残和延缓了初具规模的中国科学事业。而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政权已风雨飘摇，再无能力领导有效的科学活动。科学文化向现代体制化演变的活剧搬到了新中国这个舞台上，获得了新的契机，也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场活剧在今天，在我们每个人身边，仍在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________________　　［1］《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2］同上注,275页。　　［3］语出胡适。他在《丁在君这个人》一文中称丁为“一个欧化最深的人”，见《独立评论》第188号，第9页。　　［4］蔡元培等16人：《我们的政治主张》，载《努力周报》第2期。该宣言后来又有7人签名。　　［5］参见（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丁子霖等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39页。　　［6］胡适：《知难，行亦不易》，《吴淞月刊》第2期，又见《新月》二卷4号。　　［7］（美）夏绿蒂·弗思：《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第179页。　　［8］参见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240页。　　［9］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五），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283页。　　［10］扬天石：《胡适与国民党的一段纠纷》，载《中国文化》（北京），1991年春季号。　　［11］［12］参见骏：《“英雄”与“名士”》，《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王大明：《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6期。　　［13］据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五），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14-121页。　　［14］据河南省教育厅高教处：《全国高等院校便览》，河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15］本节以上关于大学内科研机构的资料。均据徐明华：《民国时期大学的科学教育休制与科学研究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1992年第1期。　　［16］据王大明：《试论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的社会声望问题》，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6期。　　［17］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印行《中央研究院》（1937），附录一。后记后记　　近世中国的社会转型，对文明传统悠远的华夏来说，乃三千年亘古未有之巨变。其声势之威武雄壮、道路之曲折艰险，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究其实质，科学文化的植入和生根，是为该变迁的中坚。历经四百年，此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因而回溯科学、社会、文化在近世中国大撞击的历史轨迹，重温新学脱颖而出的苦难和卓越，就不仅是发思古幽情的雅兴，而且属继续开来的必要功夫了。当此又一新世纪的到来之际、各种前瞻性事业诱感着有志者，何从着手？窃以为首先要以史为鉴，如实地把握住变迁的脉胳，遂有作《新学苦旅》之初衷。　　该书历时两载，三易其稿。许多具体工作是我的高材生吴向红做的。刘蔚然小姐在资料整理和书稿打印方面劳苦功高。成书过程中还得到诸多饱学之士鼎力相助；在此特别要提及张小石先生和刘小苏女士，与他们相互切磋，受益非浅，从书名到结构都有相当调整。江西高校出版社惠允从速出版此书，无任慷慨。谨此深致谢忱。　　刘大椿　　1994年秋于人民大学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