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26

1821年，约翰·昆西·亚当斯奉劝美国人不要妄想“跨海平魔”时，他一定想象不到后冷战世界会有那么多、那么强大的恶徒存在。不是每个恶魔美国都能对抗，若是单凭美国之力更是力有未逮。但是若干恶徒即使无法剿灭，至少也得被抵制。最需要者乃是选择的标准。美国领导人一般重视动机，大于重视结构。他们重视影响对手的态度，而非估算对手的实力。因此，美国社会对于历史的教训特别是爱恨交织。美国影片经常描写戏剧化的事件如何使得恶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转变成道德模范——反映出全国人民深信，过去种种可如昨日死，永远有可能今日翻然一改，痛悟前非。在现实世界里，这种大转折很少发生在个人身上，国家是由许许多多个人组成，这种情形可就更加稀罕了。美国人不肯接受历史事件，而热衷于歌颂每个正常人都普遍遵循的道理，不论某个人其过去、其来处或任何其他不可变异的环境有何不同。由于美国传统重视普遍真理而非国家特性，美国决策者一般偏好采取多边方式而非基于一国立场去思考问题，换言之，美国决策者好谈裁军、禁止核扩散和人权等问题，而不是基本上属于一国的地缘政治或战略问题。美国拒绝受历史拘束、坚持永远有可能创造那赋予美国生活方式的伟大的尊严和美丽。美国担心迷恋历史的人士自己去制造预言，的确有他几分道理。桑塔雅纳( Santayana)的格言说，忽略历史者必将重蹈历史覆辙，我们还可找到许多例证支持它。具有美国这样理想主义传统的国家，不能以权力均衡作为新世界秩序的标准来制订其政策。但是她必须知道，均势是追求其历史目标的基本先决条件。这些崇高的目标不是只凭言谈或姿势就能达成。新兴的国际体制远比美国外交过去所遭遇者更加复杂。外交政策必须由一个强调眼前诱因、且能提供少许长远诱因的政治体制来执行。政治领袖必须能与选民交往，选民则通过视觉印象接受资讯。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在重新思考优先事项、分析能力之时，更需注重感情与情绪。我们要强调，现实政治不是自动生效的万应灵丹。势力均衡在拿破仑战争之后40年才达到鼎盛状况。它在这段时期能平顺运作，是因为均势是刻意设计用来增强平衡的。同样重要的，因为它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做支撑，至少在保守的朝廷里是如此。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共同的价值观逐渐丧失，事态回到18世纪的情境，现在由于技术现代化、舆论的角色增进，变得更加危险。即使民主国家也可以借由外患来唤起民众支持，即以外患来取代民主国家的共识。欧洲各国的民族整合减少了国家数量，以及以外交组合取代权力配置的能力；同时，共同的法统观沦丧，也破坏了道德的制约力量。即使美国历来都回避势力均衡，这些教训却与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息息相关。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国际体制中，居于世界最强大国家的地位。虽然军事上是个超级大国，美国却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因为她的力量和意识形态都不容许她有帝国野心。美国借由核武器在军事上占尽优势，可是核武器将成为无用的力量。因此，美国发现自身的处境十分近似19世纪的欧洲，我们可以希望类似梅特涅体制的某一体制能够演化，借由共同的价值观可以增强势力均衡。在现代世界，这些价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可是梅特涅不需要去建立其法统秩序，因为法统秩序基本上业已存在。在当代世界里，民主已经十分普遍，但是关于一般所宣称的民主，世界各地用词未必就一样。因此，美国要以道德共识去支撑均势，乃是合理的做法。美国必须尽其心力，在全球坚守民主政治信念的基础上建立最大可能的道德共识。但是美国也不敢忽视势力均衡的分析。因为追求道德共识时若是破坏了均势，道德共识会自己击败自己。如果不可能建立以法统为基础的威尔逊式体系，不论其路线多么不相称，美国将必须学习在势力均衡体系中运作。19世纪的势力均衡体系有两种模式：帕默斯顿、狄斯累里所主张的英国模式，以及俾斯麦模式。英国模式是坐等势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胁后，才挺身介入，而且几乎永远站到弱者这一方。俾斯麦模式则设法防止挑战发生，它主张尽可能与许多国家建立密切关系，建立交叉重叠的盟国体系，并进而运用影响力让竞争者的主张温和下来。鉴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都与德国对峙的经验，人们或许会很惊讶地发现俾斯麦式的均势运作方法，可能更适合美国传统上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帕默斯顿、狄斯累里的方法需要能克制、疏离争执，一旦遭遇威胁又必须坚毅、不顾一切地坚持均势。争议与威胁两者几乎完全必须以势力均衡的角度加以评估，美国一定发觉很难保持疏离，或掌握不顾一切的狠与准，更不用提她会愿意纯然以权力的角度去诠释国际事务了。俾斯麦后来的政策寻求通过那些与各国组合的国家有共同目标之共识，在事先就限制了权力之决斗。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美国会发觉很难实行英国的孤立。但是她也同样不可能有能力建立一个完整的安全体系，能够平等地适用于全世界各地。最有创意的解决办法将是建立重叠的架构，有些是以共同的政治、经济原则为基础（如西半球），有些则结合共同的原则与安全考虑（如大西洋地区与东北亚），有些则大体以经济关系做基础（如东南亚）。在任何情况下，历史都不能以任务太艰巨来作为失败的遁词。美国必须掌握的是，由一个有各式各样抉择的时期，过渡到如果明白本身的局限性，仍可比其他社会大有作为的时期。美国历史上根本未尝遭到威胁其生存的外敌，当此一威胁在冷战时期终于出现时，她又被彻底击败。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无可撼动的强国，并且只凭道德和善行就能无往不利。在后冷战的世界里，这种态度会使无知变为自恋。当美国既不能主宰世界又不能脱离世界，当美国十分强盛却又十分脆弱之时，美国势必不能放弃让她之所以伟大的理想，但是她也不应该妄自以为无所不能，而破坏了美国的伟大。世界领导地位是随着美国的实力与价值观而来，但是美国没有特权可以自认为美国与他国结合是施恩于她们，也不能自以为具有无限能力可以借由撤回协助而强要他国接受美国的意志。就美国而言，与现实政治的结合必须考虑到历史上第一个表明以自由之名建立的社会之核心价值。但是美国的生存与进步，也要靠她能反映当前现实，做出抉择的能力。否则，外交政策就变成自以为是的姿态了。赋予这两个成分的相对分量，以及对每一优先事项愿付出何种代价，界定了政治领袖的挑战和地位。领导人绝对不能做的事，就是主张抉择没有代价，或不需要保持平衡。美国在走上现代世界第三度建构世界秩序的道路时，理想主义依然与往常一样重要，甚至可能更加重要。但是在新世界秩序中，美国的角色将是提供信念，让美国在不完美的世界能通过抉择的迷雾。传统的美国理想主义必须与慎重思考评估当前事实相结合，以便产生有益的美国利益的定义。过去美国外交政策的作为受到若干乌托邦思想的启发，以为世界和谐必会到来。此后，我们不会见到太多这一类最后结果。美国理想的实践必须靠耐心积累许许多多小成就来完成。冷战时期确实的威胁以及敌意的意识形态，已经远去。掌握新世界秩序所需要的信念变得更抽象化：对于未来的展望一旦提出来，又无法证明，对于希望与可能性之间关系的判断，本质上也只是臆测罢了。美国过去的威尔逊式的目标——和平、稳定、进步和人类自由——将必须在无尽头的旅途上去寻求。西班牙有句谚语：“旅人啊，前头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