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杜鲁门政府预备下台时，规避行为终于成熟变为正式政策。1952年，国家安全会议一份文件正式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中南半岛攸关世局安定。它认为“带有敌意的、侵略性的共产中国的存在，潜伏着”中南半岛遭到军事攻击的危险，因此甚至只要一个东南亚国家沦陷，都将导致“其余国家相当迅速地屈服于共产党，或与其站在同一边。甚至，东南亚和印度，以及长期看来的中东（至少巴基斯坦、土耳其为可能例外），也都有可能相继与共产主义站到一起”。显然，如果这个评估吻合事实，则全面崩溃必将危及欧洲的安全与稳定，也会“极为困难去制止日本最终接纳共产主义”。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备忘录并没有分析，为什么会如此兵败如山倒，一路自动雪崩，而且波及全球。它完全忽略研究在远比中南半岛安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建立防火线的可能性——英国领袖倾向这个主张。美国的欧洲盟国也不认同，长期下来欧洲也会有危险的看法，因此往后他们一再拒绝参与保卫中南半岛。紧接着中南半岛正在酝酿一场大灾祸的分析之后，出现的补救方法却丝毫抓不到痒处，无济于事。由于朝鲜僵持不下，至少暂时已摧毁了美国人在亚洲又从事一场陆地作战的意愿。艾奇逊认为：“我们不能再来一场朝鲜战争，我们不能在中南半岛投入地面部队。”“在中南半岛防御中南半岛，将徒劳无功，且是大错特错。”这句含义深远的评语似乎表示了，如果中南半岛的确是全球均势的关键，如果中共的确在背后煽火，美国就必须攻打中国，至少得以海、空军力量予以攻击——这正是艾奇逊在朝鲜战场坚决反对采取的措施。这又产生一个问题：如果法国及其中南半岛盟友被土生土长的共产主义势力击溃，而不是因中共介入战争而失败，美国应该如何回应？如果如行政部门和国会都相信的，河内是北京的代理人，北京又是莫斯科的代理人，美国就被迫必须认真思考，在地缘政治和反殖民主义的信念之间做个选择。战略和道德的鸿沟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中共在赢得内战之后，立刻认为苏联是对中国独立最大的威胁，而且在历史上，越南对中国也抱持同样的恐惧心理。因此，如果共产党1950年在中南半岛获胜，极有可能加速他们彼此之间的敌对。这当然也会对西方国家产生挑战，只不过性质可能不像集中操控的全球大阴谋罢了。另一方面来说，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备忘录的论点，也没有日后表现的那般肤浅。即使不是集中操控的大阴谋，而就西方当时所知道的全部情报而言，骨牌理论还是有它的道理。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见多识广，博学好思，就有这种见解。战后初期，共产主义依然具有极大的意识形态动力。共产主义的经济管理能力大破产，要再经过一个世代才展现出来。民主国家中有许多人士，尤其是新兴独立国家中更有许多人士，相信共产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必将超越资本主义世界。许多新兴独立国家的政府很脆弱，且深受内部叛乱之威胁，国家安全会议这份备忘录草拟期间，马来亚就有一场共产党游击队发动的战争在进行中。华府决策人士有足够的理由关切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得势，因为共产主义业已并吞东欧，也占领中国大陆。不论共产党扩张是否通过集中操控，它似乎有足够的势头把中南亚新兴的脆弱的国家，吸纳入反西方阵营之中。真正的问题不是东南亚若干骨牌会不会倒（这不是不可能），而是是否在该地区可能挡得住共产主义浪潮——例如，在马来亚、泰国等政治、安全因素较有把握的国家，守住阵脚。当然，国家安全会议这份政策文件的结论——如果中南半岛沦陷，甚至欧洲和日本都会相信共产主义浪潮难以阻遏，而调整立场——则太过夸张。杜鲁门移交给艾森豪威尔的是一项每年约两亿美元（折合1993年币值约略超过10亿美元）的中南半岛军援方案，以及一个有待建立相关政策的战略理论。杜鲁门政府不必面对在美国战略理论和道德信念之间的大鸿沟，也不必面对必须在地缘政治理论和美国能力之间做选择；艾森豪威尔必须承担处理第一个挑战的责任，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必须负责处理第二个挑战。法国与美国陷入游击战艾森豪威尔政府继承了美国政府对中南半岛安全的承诺，没有去质疑。它以逐步加压，促使在中南半岛进行改革来调和其战略理论和道德信念。1953年5月，艾森豪威尔在宣誓就职四个月之后就力促美国驻法大使狄龙( Douglas Dillon)去促请法国委派新领袖，委之以职权在中南半岛“赢得胜利”，同时“清楚明白地公开宣布，必要时亦得一再声明，一旦反共胜利，立刻给予独立”。七月间，艾森豪威尔也对弗兰德( Ralph Flanders)参议员抱怨，法国政府对中南半岛独立的承诺“隐晦不明、迂回间接，并不是大胆、坦率而又一再重申”。对法国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远超过政治改革的程度。它在中南半岛的驻军已经陷入一场挫折不断的游击战之中，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经验。在具有固定前线的传统战中，火力占优势者就赢。相反地，游击战通常不由固定阵地交战，而且游击队往往潜伏在百姓之中。传统战是控制领地之争，游击战却是关系到人民的安全之争。由于游击队不会被拘束在防守任何特定领土，它可以决定作战场合，甚至可以影响到双方的伤亡人数。传统战之中，有75%的胜算就必然会得胜。游击战中，只有75%的时间能够保护人民的安全，则必败无疑。在3/4的领土上享有100 010的安全，可比在全部的领土上，只有3/4的安全，要好得太多了。如果守方不能给人民带来近乎完全的安全，游击队迟早必会获胜。游击战的基本公式说来简单，却不易做到：游击队员要保持不败，就会赢；传统部队却是除非获得决定性大胜，否则必会失败。僵持对立几乎从不会发生。一个国家一旦发生游击战，必须有准备这将是一场持久的斗争，游击队即使兵力大衰，仍可长期持续以打带跑的战术作战。清清楚楚胜负立决的情况非常罕见，成功的游击战通常是在一段长时期里逐渐变小。战胜游击队最著名的例子在马来亚和希腊，守军能胜利是因为游击队的外来供应源头被切断所致（马来亚是地理条件使得马共弹尽援绝，希腊是因为铁托与莫斯科决裂，使得希共失去援助）。法军，以及十年之后重蹈其覆辙的美军，都没有掌握到游击战的精髓。两者打的都是他们了解的、受训和装备去打的典型传统战争，以清楚界定的前线互相交战。法军和美军都仰赖优势火力，想打消耗战。两者都发现这种战略发生不利后果，因为敌军在其本国作战，可以耐心持久鏖战来累坏他们，甚至在他们国内形成压力以结束战争。伤亡人数一再攀升，可是界定进展的标准一直隐晦不清。法国比美国更快认输，因为法国投入兵力只有日后美军投入的三分之一，可是法军要防守全越领土，美军只需防守半个越南，法军兵力实在太薄弱。法军跟十年后的美军一样疲于奔命而失败：当它集结兵力防守人口集中大城，共产党就掌握绝大部分乡村地带；当它企图出兵保护乡村地区，共产党就进攻村镇、城堡，逐一击溃。有关越南的种种，常常搞得涉足其中的外国人推理能力彻底失败。法国的越战很奇怪地在奠边府达到最高潮，奠边府位于偏远的越南西北隅，接近老挝边境，是个交通要冲。法国在奠边府部署精锐部队，希望诱惑共军到此地进行正式会战，却把自己陷入赢不了的局势之中。如果共军根本不予理会，法军这番部署就平白把精锐部队摆在远离任何战略意义的位置，浪费了可用之兵。如果共军决定迎战，他们唯一的动机一定是深信已有决断性胜利的把握。法国可以说等于把自己摆在打一场无关紧要的战役或被共军击溃的位置上。法国大大低估了敌手的强悍和智力——美国十年后也重蹈覆辙。1954年3月13日，北越在奠边府发动全面进攻，抢占两个外围制高点。使用了中共自朝鲜战争后调来供应的大炮，法军没有预料它会有这种大炮。此后，法军残部何时认输只是时间问题。法国新政府对越战旷日持久，已不堪消耗，并且想到鏖战之后还是得在美国压力下退出中南半岛，实在不值得恋战，乃接受苏联建议，4月份在日内瓦召开中南半岛问题和会。日内瓦和会召开在即，使得共军增加军事压力，迫使艾森豪威尔在其理论与实际可能性之间做选择。若能攻陷奠边府就能迫使法国把绝大部分（若非全部）的越南让给共产党。奠边府要得救，唯有靠大量增兵救援，法国却已无此资源，也缺乏此斗志。美国被迫必须决定，是否以直接军事行动来支持骨牌理论。3月23日，法国参谋总长伊利( Paul Ely)将军访问华府，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海军上将( Admiral Arthur Radford)给他一个印象：雷德福将建议对奠边府周遭共军阵地展开空中大轰炸——很可能包括动用核武器。然而，杜勒斯坚信集体安全体制，要思考这一步骤怎能不先做些外交基础工作。1954年3月29日，杜勒斯发表一项重大演说，实质上呼吁采取集体军事行动，拯救中南半岛以免它陷入共产阵营。他用的是反姑息主义的老说法——若不立即采取行动，日后代价更将高昂：“容许共产俄国及其中共盟友的政治制度加诸东南亚国家，将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重大威胁。美国认为，不应该消极接受这种可能性，应该以联合行动面对它。这或许会涉及严重风险，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坚决抵抗，数年之后面对的风险势必比这些风险更大。”杜勒斯在“联合行动”的大旗下，建议由美国、英国、法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中南半岛加盟国组成联军，制止共产主义在中南半岛的扩张。艾森豪威尔也参加进来力促集体行动。不过大致是要制止干预而不是鼓励各国介入。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幕僚长亚当斯( Sher-man Adams)形容艾森豪威尔的态度是：“一年前，在联合国支持下，已在韩国避免与红色中国爆发总体战，他（艾森豪威尔）不想在没有英国和其他西方盟国支持下，于中南半岛发起另一场战争。”艾森豪威尔让美国政治奇特的一个现象更加丰富，那些最后机心狡诈的总统却往往是最复杂难懂的总统。以这个意味来说，艾森豪威尔乃是里根的祖师爷，他以亲切和蔼的外表遮掩住非凡的纵横捭阖的技法。就和两年后他在苏伊士危机中的展现手法，以及稍后在柏林危机中的表现一样，杜勒斯的声明代表强硬路线——在奠边府之役问题上，雷德福的空袭计划或若干代替方案，就是强硬路线。艾森豪威尔的倾向几乎确定就是全力避免军事行动，他太谙熟军事事务，不会相信一次空袭就有决断性的影响，也不愿对中共采取大规模报复行动（这是官方战略）。他也不想在东南亚进行旷日持久的地面作战。甚至，艾森豪威尔对同盟外交也有丰富经验，明白联合行动非常不可能及时组成而足可挽救奠边府命运。就艾森豪威尔而言，这是一条逃脱之路，因为他宁可丢掉中南半岛，也不愿美国沾上亲殖民主义的骂名。他曾写下一段话，不过没有被列入回忆录中出版：“美国居于反殖民主义大国中最强大的一国之地位，是它在自由世界无可计量的资产，因此，美国这个道德地位，远比东京三角洲( Tonkin Delta)，甚至整个中南半岛，更值得保护。”尽管私底下态度保留，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努力设法促成联合行动。1954年，艾森豪威尔写一封长信给丘吉尔（此时，丘吉尔已是最后一年担任英国首相）说：“如果他们（法国）撑不下去，中南半岛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整个亚洲、太平洋地区势力不变，对贵、我两国全球战略地位的最终影响，势必灾祸深重，我相信，你、我也都不能接受它。泰国、缅甸和印尼也很难避免不落入共产党手中。这是我们承受不起的打击。共产党对马来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威胁将更加直接。沿岸岛链也会断裂。日本失去非共世界的市场，也失去食物和原料的来源，其经济压力经过一段时候，我们很难见到日本可以避免与共产世界达成和解，于是共产世界就能以其人力和亚洲天然资源，与日本的工业实力结合在一起。”然而，丘吉尔并没有被他说服，艾森豪威尔也没有进一步努力再争取他支持。丘吉尔固然致力维护美、英“特殊关系”，但却是以英国本位第一。在中南半岛上只见到危险，而看不见多少利益，他不能接受骨牌会轻易逐一倾倒的推论，也不认为在一个殖民地受挫，就自动会造成全球大灾祸。丘吉尔和艾登认为防卫东南亚的最佳战场是在马来亚边境。因此丘吉尔不置可否地回答说，艾登将会向即将启程来伦敦的杜勒斯，传达英国内阁的决定。丘吉尔避免具体作答，毫无疑问地透露出，英国正在设法找理由不接受联合行动的方案。如果英国有正面答复，丘吉尔必然会亲自作答。而且，艾登不喜欢杜勒斯已经是世人皆知。在杜勒斯抵达伦敦以前，艾登已经“认为期待对未战败的敌人要求他接受胜利者提出的条件，乃是不切实际的想法”。4月26日，丘吉尔亲自对在伦敦访问的雷德福，表达他的保留态度。根据官方记录，丘吉尔警告“在边缘地带爆发战争，俄国人在那里很强大，可以动员民族主义及被压迫人民的热情起而作战”。的确，英国人没有理由介入丘吉尔笔下这样的战争：“英国人不会轻易受到在遥远的东南亚丛林中事件的影响；但是他们却晓得美国在东英吉利亚( East Anglia)有一个强大基地，而且与中国交战，中国将引用中苏条约要求苏联介入，可能就意味着英伦三岛将遭到氢弹攻击。”总而言之，这样的战争将使这位老战士担任首相最后一年任期内的大梦幻灭——他的大梦就是与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领导阶层，安排召开高峰会谈，这项会谈可以使“俄国人深切明白西方的实力，也让他们了解战争的愚蠢。”（详见本书第二十章）到了此时，时机一过，不管英国有何决定，联合行动已经救不了奠边府。5月7日，各国外交官犹在日内瓦讨论中南半岛问题时，奠边府沦陷了。每当号召采取集体安全措施，屡试不爽的是：联合行动变成毫无动作的先声。辩论是否在奠边府介入，显示出美国的越南政策开始出现混淆，以及调和地缘政治的分析、战略理论和道德信念，越来越困难。如果共产党在中南半岛得胜就会造成日本到印尼一系列骨牌相继倒塌的说法，果真像艾森豪威尔在致丘吉尔的长信以及4月7日在记者会中所预测那样，就应该不管其他国家反应如何，必须划定界线，尤其是因为各国参加联合行动的军事贡献大体上也只具象征意义而已。虽然最好是采取集体行动，但是如果全球均势受到危害，亟待保卫，还能以集体行动做先决条件才有所举措吗？另一方面，大致在政府试图号召集体行动之同时，也把军事理论改成“大规模报复”。建议针对侵略的源头进击，在实务上而言就是表示，为中南半岛而战将转向以中共为对象作战。可是要对一个只有间接参与越战的国家发动空袭，实在缺乏道德或政治基础，而且丘吉尔对雷德福也明白正告，这场战争太周边、太危险，在西方舆论中不可能获得长期的支持。毫无疑问，后斯大林时期的克里姆林宫苏联领导阶层，在他们第一年掌权时是极不愿意为了中国，去和美国正面为敌。然而，由于美国军事领袖不能具体指出对中共大规模报复（或甚至就只在中南半岛上大规模报复），究竟目标如何、会有何种后果，加上中南半岛的独立还只在计划阶段，因此要干预的确缺乏实质基础，艾森豪威尔很聪明地按兵不动，等到各种不同方法能取得调和观点。不幸的是，十年之后，调和观点还未出现，可是美国却忽略了这项任务的艰巨，自信心十足地挑起法国惨败而丢下的重担。由于苏联和中共都怕美国介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外交姿态上摆出威胁，使得日内瓦会谈的结果表面上比军事作战能得到的结果理想。1954年7月的日内瓦协议，把越南自北纬17度分为南、北两部分。为了开启统一的大道，两越分治被形容为不是“政治边界”，而是在举行国际监督的大选之前，方便各方集结其军力的一种行政安排。两年之内将举行大选投票。所有的外国军队在300天内全都退出中南半岛三国；外国基地及与他国结盟均在禁止之列。然而，把这些规定条文分类后，给人一个错误印象，仿佛日内瓦协议很正式，很严谨。事实上，协议的不同部分都有许多签字人，可是却没有订约当事人，因此也没有所谓“集体义务”。尼克松日后形容这个大杂烩是：“九个国家出席会议，弄出六份片面宣言，三份双边停火协定，以及一份未经签字的宣言。”整个协议加起来就是，终止交战、南北越分治、政治结果留待未来解决。业余分析家往往举这类协议含糊不清为例，指责它令人混淆，也显示出谈判代表庸碌——这种指责日后也加在1973年的巴黎和平协议上。然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类似日内瓦协议的含糊文件才反映出真实面貌；它们把可能解决的问题先解决，完全知道日后的改良需有待新形势发展。有时候又爆发冲突，迫使双方检讨其作为。1954年出现令人不安的僵持局面，每一方都没办法打破它。苏联在斯大林辞世不久，尚无心与西方冲突对峙，而且它在东南亚也没有太多国家利益可言。中共在朝鲜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情形下，尤其鉴于美国提出大规模报复的理论，生怕与美国再次交战。法国则正逐步退出东南亚。美国则战略与民意支持两缺，不敢介入。越南共产党实力亦不够强大到不需要外来补给支援就能持续作战的地步。在此同时，日内瓦会议获得的协议并未改变主要人物的基本观点。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改变它的中南半岛是亚洲均势、甚至全球均势之关键的信念，它也没有永久放弃军事干预的念头，只是不肯站在殖民主义的法国这边去干预。北越领袖也没有放弃他们已奋战20年、追求以共产主义统治统一全中南半岛的目标。苏联新领导阶层继续扬言要致力于国际阶级斗争。以理论而言，中共是共产主义国家中最激进的一员，不过数十年后我们明白，她通常通过其国家利益的三棱镜去过滤其意识形态信念。中共鉴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于在其南方出现一个强大势力（即使是个共产国家），也是五味杂陈，因为中南半岛一旦统一在共产统治之下，必然导致一个大国在其南侧。杜勒斯很技巧地穿过这片丛林。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他赞同军事干预，摧毁共产主义，甚至挥师北伐。例如，1954年4月13日，他表述：唯一的“满意的”结果是，共产党全部撤出中南半岛。然而，他发现在日内瓦会议的唯一可能结果是，让共产党在北越统治有合法味道，而这样做，共产党势力势必扩张遍及中南半岛。杜勒斯仿佛是个清教徒走进恶名昭彰的邪恶地方，力图建构一个解决方法，“虽然我们必然会作呕”，却也可以“不会被法国殖民主义玷污”。美国介入越南的过程中，首次，战略分析与道德信念合而为一。杜勒斯把美国的目标界定为协助“达成决定，俾使该地区国家可以在稳定、自由的政府治下，和平地享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并有机会扩展其经济”。即时的困难当然是美国拒绝正式出席日内瓦会议。她试图出席，又必须刻意缺席——要足以在现场维护其原则，又必须躲到一边，避免国内谴责她不得不放弃若干原则。美国在一项闭会声明中充分表露她的含糊，她宣称美国“注意到”( takes note)这些最后的宣言，并且将“抑制不以威胁或使用武力去干扰它们”。这份声明同时提出告说：“美国将严正关切违背上述协议而重启之侵略行为，视之为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我在外交史上从未见过这样的例子：一个国家声言保障她拒绝签字，且又表达强烈保留态度的协定！物色越南领袖杜勒斯未能阻止共产党在北越巩固权力，但是他希望能防止骨牌在中南半岛其余地方倾倒。面临着他和艾森豪威尔视为孪生邪恶的殖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现在他已抛弃掉法国殖民主义，可以放手集中力量遏制共产主义了。他认为日内瓦会议的好处是，建立一个政治架构使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取得一致立场，并且也提供整个法律基础可以抵抗共产党继续活动。共产党方面此时忙着在北纬17度线以北建立政府系统。他们以一贯的残暴手段建政，起码杀害5万人，另有10万人被关进集中营。大约8万至10万名游击队员回到北越，另有100万名北越居民逃到南越，美国在他们当中物色到吴庭艳，预备培养他做领袖。身为一个民族主义老战士，吴庭艳的纪录无懈可击；不幸的是，对民主的坚贞却不是他的长处。艾森豪威尔1954年明智地决定不介入越南，乃是战术决定而非战略决定。日内瓦会议之后，他和杜勒斯依然深信中南半岛的战略重要性至关紧要。中南半岛慢慢安静下来，杜勒斯又重拾当年稍早的集体安全架构方案，加以修正。东南亚条约组织( Southeast Asian TreatyOrganization)于1954年9月成立，除了美国之外，会员国还有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和法国。它缺乏共同的政治目标或相互支持的方式。的确，没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国家，反倒比其会员国重要。印度、印尼、缅甸和马来西亚宁愿保持中立以谋求安全。而日内瓦协议又禁止中南半岛三国加入它。至于美国的欧洲盟国，法国和英国不可能代表它们最近才被迫退出的地区去冒矢石之险。法国之所以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得到否决权，以防美国可能草率决定危及其利益；英国的程度较小，大体亦出于同样的想法而加入东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规定的正式义务相当模糊。它要求签约国依“宪政程序”应付“共同危险”，可是并未建立界定共同危险的标准，也没有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建立共同行动的机制。不过，东约组织提供一个法律架构去保卫中南半岛，已经吻合杜勒斯的目的。这也就是非常奇怪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对共产党侵略中南半岛三国——依照日内瓦协议不得加入——规定非常明确，对共产党侵犯签约国的规定却一笔带过的原因。另外一份文件指出对老挝、柬埔寨和南越的威胁，乃是不利于签约国和平与安全的行为，实质上提供了对此三国的片面担保。现在就看中南半岛新国家，尤其是南越，能否成为全面运作的国家了。她们中没有一个曾在其现有领土范围内，以一个政治实体有效统治过。顺化是越南旧皇城。法国把越南分为东京、安南和交趾支那三区，分别以河内、顺化和西贡为首府。西贡周遭和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晚近才由越南人垦殖，大约是在19世纪法国人抵达之同时。既有的权力架构是由法国人培训的公务员以及秘密会社组成。这些秘密会社有些具有宗教色彩，但全部以欺凌百姓来维持组织发展和半独立地位。吴庭艳的父亲曾经是顺化旧皇室的一名官员。吴庭艳本身在天主教学校受教育，曾经有一段时候供职于河内的殖民政府，但是法国人拒绝实施他建议的若干改革措施，他就挂冠辞职。此后20年，吴庭艳退隐在家乡治学，或出国流亡（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日本人、共产党和法国支持的越南领袖屡次邀他出任公职，他都拒绝。所谓自由运动的领袖基本上都不具备民主的性格；他们在流亡或坐牢期间能够坚毅地生存下去，都因心怀远志，他日一旦掌权将要如何如何改造。谦卑很少是他们的特质，因为如果他们谦逊自抑，也就不会成为革命党人，建立一个领袖能够更迭的政府（民主政治的本质），令他们绝大多数难以接受。独立斗争的领袖要当英雄，而英雄通常都不好相处。吴庭艳的人格特质亦深受越南的儒家政治传统的影响。民主思想视真理由理念冲突相激相异而产生，儒家思想却大异其趣，认为真理是客观存在，只有借由勤勉研究和教育才能洞烛真理，而只有少数人才够格受教育。儒家探索真理时，并不把冲突的理念视为同样有价值。由于真理只有一个，不是真理就没有地位，或者必须通过竞争增强地位。儒家思想本质上讲究阶级差序、重视精英，强调对家庭忠诚、尊重体制和权威。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社会，还没有任何一个已建立顺利运作的多元制度（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已经最接近多元体制了）。1954年的南越，尚无建国的基础，更谈不上建立民主体制。可是，美国的战略评估和它相信南越必须以民主改革加以挽救，这两者都没有思考到这些现实状况。艾森豪威尔政府本着真诚热心，一马当先挑起保卫南越、抵抗共党侵略的担子，也承担起南越建国重任，想使文化与美国迥异的这个社会能维护它新获得的独立，也能实行美式自由民主。杜勒斯力主全力支持吴庭艳，因为他是“唯一找得到的良驹”。1954年10月，致函吴庭艳，爽快地保证提供援助，条件是南越“在执行必需的改革时应有合乎标准的表现”。美援将与独立的南越“结合在一起”，而南越“要建立强大的政府，合乎其人民的民族主义盼望”，也能得到国内及国际的尊敬。有一段时间内，似乎事事顺利推进。艾森豪威尔政府交卸之时，美国授予南越的援助已经超过10亿美元；南越亦驻有1500名美国人；西贡的美国大使馆成为仓球最大的使馆之一。美军顾问团人数高达692人，亦超过日内瓦协议规定的外国军事人员之上限。吴庭艳在美国庞大的情报机关支援下，扫平了秘密会社，稳定了经济，并设法建立中央管控——这些出人意表的成就，深获美国人嘉许。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 Mike Mansfield) 1955年访问南越之后，认为吴庭艳代表“真正的民族主义”，“重举自由失落的大旗，赋予新生命”。还未出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参议员也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以安全与民主为两大支柱，他形容越南不仅是东南亚安全“巨拱的基石”，也是“亚洲民主的试验场”。复杂无解的越南问题情势发展很快就显示，美国只不过是在共产党压力的空档期略有成绩罢了，并没有获得永久性的成就。美国人认定他们自己特殊品牌的民主体制已足可出口，却被证明有误。在西方，政治多元主义在团结的社会中兴盛，它长久具备强烈的社会共识，能够容忍不威胁国家生存的反对意见。但是在一个尚待建立的国家中，反对派可能会威胁到国家的存在，尤其是当它没有一个市民社会( civil society)并提供安全网之时。在这种环境下，经常极易有强烈的诱惑，把反对党等同为叛逆。这些倾向在游击战争中更被扩大。游击队的策略就是系统地破坏统治机构设法建树的任何作为。在越南，游击队最初的目标是阻止稳定、合法的机构巩固基础。他们最乐于攻讦最糟的和最优异的政府官员。他们攻击糟的官员是以“惩治”贪污、欺压良民的官吏做号召，争取民心；他们之所以攻讦最优秀的官员，因为这是阻止政府获得合法地位、阻碍有效率的治国服务的最佳办法。1960年以前，每年南越有2500名左右的官员遭到暗杀，当然只有少数高度积极任事，以及多数贪官污吏有这种杀身之险。在建设国家与制造混乱、在民主与高压的竞争中，游击队占了极大便宜。即使吴庭艳是美式模范改革者，在容许改革有所建树所需的时间，以及制造混乱所需的时间，这两者并不平等的竞赛中，他能否得胜也是个大问题。即使南越没有陷于游击战争漩涡，吴庭艳也未必是个更加民主的领袖。他以儒教统治家自居，以德治国，不是以争取共识治国，并且是以成败与否达致合法地位——所谓天命——吴庭艳本能地从合法反对党的观念面前退却畏缩，就跟由北京到新加坡所有华人作风的统治者，以及几乎东南亚所有的领袖在面临国内并不算严重的困难时的作风如出一辙。有一段时候，吴庭艳在国家建设上的成就遮掩了民主改革的蹒跚进度。然而，当南越内部的安全日益恶化，美国价值和南越传统之间潜在的冲突，必会趋于深刻。尽管美国资助建立起南越军队，安全局势却日趋恶化。美国军方也跟美国政治改革者一样，受到自信十足的信念鼓舞。他们都深信，已经替这个地理、文化俱与美国有相当距离的苦难国家，找到绝对错不了的补救秘方。他们努力建立一支美式的南越军队。美国武装部队是以在欧洲作战为建军思想，他们在发展中国家作战唯一的经验是朝鲜战争，而在朝鲜战场上，美军面对的是一支越过国际承认的分界线入侵的传统式部队，美军大体上是在支持美国人的民众中间执行作战任务，这种情势非常像军事规划家预测欧洲会发生的情势。但是到了越南，战争没有界定好的前线，敌人由线内供应给养，不需要防守任何要地，可以任意选择攻击对象；他可以立刻四处放火，也可以瞬时无影无踪。美军顾问团一到越南，就开始运用熟悉的作战方式：依赖火力、机动力和机械化优势打消耗战。这些方法在越南统统派不上用场。美国训练的南越部队立刻陷入法国远征军十年前同样的境地。消耗战最有效是用于对付一个别无选择、非得防守要地的敌人。但是游击队罕有非得据守不可的要地，机械化和师级建制，使得南越军队在其国家的作战上，毫无作用。美国介入越南事务的早期阶段，游击战犹在婴儿期，军事问题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此看来似乎局势有了真正的进展。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进入尾声，河内才升级游击战，不过仍然还要经过一段时间，北越才建立起后勤体系足可供应打大规模游击战。为了完成补给线，北越进犯和平、中立的小国老挝，取道老挝，建立一条胡志明小道。艾森豪威尔即将卸职时，事实上老挝是他最关切的问题。他在回忆录《追求和平》( Waging Peace)中，形容老挝是骨牌理论的关键：“老挝若是陷入共产党手中，可能造成其仍然自由的邻国柬埔寨和南越的相继沦陷，甚至泰国和缅甸也可能不保，犹如一排骨牌纷纷倒塌。这样连锁事件将替共产党夺取整个东南亚打开通路。”艾森豪威尔认为老挝的独立攸关紧要，他打算“有没有盟国参加都得一战”。在1961年1月移交给肯尼迪的过渡期间，艾森豪威尔给肯尼迪最具体明确的一项建议，就是保卫老挝。美国政府移交易人之际，美国介入中南半岛的层次和性质，还没有拿全球可信度冒险至无可挽回的程度。美国的作为仍与地区安全目标有关联；其作为还没有深刻到必须辩护，以强调自己合理化的地步。骨牌理论已经为一般人接纳，很少受挑战。但是就和威尔逊主义一样，骨牌理论不区分任何国家。一概纳入，也未必全然错误。越南所呈现的真正问题，不是应否在亚洲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而是北纬17度线是否为恰当的地点；不是如果南越骨牌倒下，中南半岛将会如何，而是是否能在其他地方（譬如马来西亚边界）布下另一道防线。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摆在地缘政治角度加以仔细检讨。慕尼黑已经成为那一代美国领袖的重大教训，退却被认为将加剧困难，而且在道德上有所亏欠。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辩解美国何以介入越南，就是以此为理由：“我们本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我们协力维持越南的士气、经济进展和军事力量，俾能使它继续存在于自由阵营内。……继续忽视这些问题的代价，远大于今天我们必须承担的代价——的确超过我们能经受得起的程度。”美国传统讲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不允许美国以战略衡量而对潜在可能的受害人有所偏袒。领袖吁求国民无私投入，是因为他们诚心相信；他们为维护原则而保卫某个国家的可能性，大于基于美国国家利益而战。选择越南作为界限，抵抗共产主义扩张行为，不准他们越轨，使美国必然要面对严重两难困境。如果政治改革是击败游击队的良计，游击队势力滋长是否表示美国的方法未正确运用，或者这些方案没有切中要害？如果越南果真如几乎全部美国领袖所认定的，事关全球均势，这难道不代表地缘政治的需要最后将超越一切，迫使美国接手离家12000英里的这场战争？这些问题的答案，得待艾森豪威尔的继任人肯尼迪、约翰逊两人提供。第二十六章 越南：走向绝望，肯尼迪与约翰逊处理越南问题肯尼迪成为第三位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的美国总统，继承了一组久已存在的政策前提。肯尼迪与其前任一样，认为越南是美国整体地缘政治地位中关键的一个环节。他和杜鲁门、艾森豪威尔都相信，阻止共产党在越南获胜是美国的重大利益问题。他也和其前任看法一致，认为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乃是克里姆林官的代理人。一言以蔽之，他认同前两任政府的见解，认为防卫南越事关全球遏制的全盘战略。虽然肯尼迪的越南政策在许多方面延续艾森豪威尔的做法，可谓艾规肯随，但是还是存有重大差别。艾森豪威尔看待越战是从军人立场出发——这是北越和南越这两个明确实体之间的战争。肯尼迪却认为，越共攻击南越并不太像一场传统战争，倒有几分像是以游击战形式从事的准内战。肯尼迪偏好的解决方案是：美国把南越建立成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均能独立担当的国家，让她能击败游击队，又不必让美国牺牲子弟的性命。同时，肯尼迪也以更乐观的心情来解读军事方面的冲突。艾森豪威尔以传统战的眼光看越南受到的军事威胁，肯尼迪却相信美、苏之间核武力已旗鼓相当（事后证明这是过于早熟的评估），套他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话来说，这使得全面战争“不堪设想”。美国政府相信加强军力部署可以消除共产党从事朝鲜战争式有限战争的机会。通过逐项剔除法，美国认为游击战是未来新浪潮，对抗游击战是对美国遏制共产主义能力的最大考验。1961年1月6日，距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日还有两星期，赫鲁晓夫扬言“民族解放战争”是“神圣”战争，苏联坚决支持它们。肯尼迪的“新边疆”( New Frontier)政纲把苏联这席话当成是对美国盼望与发展中世界增进关系的公开叫阵。今天，赫鲁晓夫这篇谈话被普遍认为主要针对北京的意识形态对手而发，因为北京一再抨击他对列宁主义不敬，已经第三度延长对柏林最后通牒的最后时限，也经常对核战表达保留意见。然而，当时的肯尼迪在1961年1月31日第一次提出国情咨文报告时，把赫鲁晓夫的谈话视为证明苏联和中共“有野心称霸世界——这个野心他们不久前才强烈重申过”。1965年9月，约翰逊政府对中共也发生解读错误的现象，当时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倡导“人民战争”，主张在第三世界煽动革命，“包围”世界上各大重要工业国家。约翰逊政府把这番话解读为，中共示意她介入越南局势，却忽略了林彪的下文，它强调各国革命党需要自立自强。毛泽东亦另外评论说，中共军队不出国作战，也强烈暗示中国不打算再次介入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这显示朝鲜战争的双方当事国都学到同一课，他们决心不再重蹈覆辙。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共产党谈话的解读，使得越南战争不再被当做冷战中多场战役中的一场。就新边疆而言，越南战争乃是决定性的一役，它将判别游击战可否制止、冷战能否胜利。肯尼迪把这项冲突解读为共产阵营有计划的全球阴谋之行动，使得他认定必须在东南亚站稳脚步，重振他在1961年6月维也纳高峰会议遭到赫鲁晓夫诟骂所失去的可信度。他告诉《纽约时报》资深专栏作家赖斯顿( James Reston)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让别人信服我们的力量，越南似乎是个理想的地方。”就跟古典悲剧里，英雄被一些无意中的事件不知不觉地牵引步上命运之路一样，肯尼迪政府因着他的前任得以回避的一项危机——老挝的未来——被扯进越南局势。没有人比温和的、爱好和平的老挝人更冤枉，不该遭到此飞来横祸。老挝东侧与越南为邻，崇山峻岭，西侧则以宽阔的湄公河与泰国隔河相望。老挝人民对好斗的邻人别无所求，只盼别来干扰他们平静的生活。然而，北越焉能让他们如愿？河内一旦在1959年于南越境内发动游击战，对老挝的压力亦无可避免地大为增强。如果河内企图通过越南领土给南越的游击队提供补给，它就必须穿过沿着北纬17度线划分越南的、宽约40英里的所谓“非军事区”（Demilitarized Zone）。这段距离很可能被南越部队在美国援助下封锁住。否则，北越就必须以有组织的军事单位，跨过北纬17度线发动攻击，而这几乎必然会激怒美国，甚至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干预——这是河内在1972年之前极力回避的风险，到此时越战已进入尾声。河内以整个越战时期一向的冷静逻辑思考，认定借道中立的老挝、柬埔寨，渗透进入南越，比起公然挥师跨过北纬17度线，遭遇的国际阻力要小得多。即使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受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的保障，也受到东南亚条约组织重申保障，河内的判断不受影响而动摇。事实上，它并吞了主权国家老挝部分领土，在老挝和柬埔寨建立基地，也没有遭到国际社会太大的反对。世界舆论竟然接纳了河内的歪理：美国和南越亟欲阻止北越在中立国家建立的渗透网络，却被谴责是“扩大”战争的恶徒。老挝的狭长地带丛林密布，提供北越一条通道，沿着南越与老挝、柬埔寨绵延650英里的边境，直人南越。1959年北越有6000多人的部队开进老挝，表面任务是支援老挝共产党的“爱国战线”( Pathel Luo)。爱国战线是1954年日内瓦协议后，河内沿着北越、老挝边境，埋伏在老挝东北省份的一支游击武力。作为军人，艾森豪威尔了解防卫南越必须始于老挝。他在移交过渡时期明白地告诉肯尼迪，他打算干预老挝局势，必要时不惜单方面行动。肯尼迪有关老挝局势的第一个声明，与艾森豪威尔推荐的立场一致。1961年3月23日，他在记者会上提出警告说：“如果老挝失去其中立、独立地位，整个东南亚的安全将受到波及。她的安全与我们大家的安全相辅相成——在于大家尊重其真正中立。”然而，就在五天之后提出其新的国防政策时，肯尼迪坚称：“今天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轻易就能以军事加以解决。”虽然不是完全不合于防卫老挝的决定，这份声明也确实没有响亮号召采取军事行动。河内绝对不会有幻想，深知这是战争，要用尽一切手段去赢得战争，肯尼迪的立场就比较含糊不清。他希望通过政治手段能够遏制住共产主义，如果可能，也不妨妥协。1961年4月，受到古巴猪湾事件的震撼，肯尼迪决定不介入老挝局势，改以谈判来维护老挝的中立。一旦美国干预的大患去除，就中立而进行谈判必然让河内气势更涨。事实上这已是河内第二次推销老挝的中立，它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和会上已经承诺要尊重老挝的中立地位。北越一方面开发日后称为胡志明小道的后勤运补网络，一方面拖延谈判整整一年。后来，肯尼迪在1962年5月派陆战队进驻毗邻老挝的泰国。这使得谈判迅速达成结论。所有的外国部队和顾问，都必须通过国际检查哨撤出老挝。泰国、美国顾问个个按照日程表撤出；至于进入老挝的6000多名北越军事人员，只有40人（没错，就是40人）通过国际检查哨撤离。其余的人呢？河内厚着脸皮根本不承认有这些人进入老挝！通往南越的大路现在彻底开放了。艾森豪威尔的见解此刻被证明的确高明。如果中南半岛的确一如华府领袖十多年来所声称的，是美国在太平洋安全的基石，老挝比越南更适合来保卫中南半岛；它的确可能是唯一能守住中南半岛的地方。即使老挝是个偏远的内陆国家，北越人作为受畏惧、被仇恨的外国人，无法在老挝领土内进行游击战。美国可以在老挝打一场美军受训、精准的传统战争，泰国部队也几乎必然会支援美国。面临这种可能的状况，北越或许会撤退，静待另一个更有利的时机发动全面战争。然而，这么冷静的战略分析在大体上以意识形态来衡量的冲突中，被认为并不适合（我在当时也持这样的见解）。十年来，美国领袖一再主张防守越南，因为它代表亚洲防卫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突然间修正此一战略，而认为一个偏远、落后的山地王国是骨牌理论的关键，可能扰乱国内的共识。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肯尼迪和其策士认为，必须力守南越以保卫中南半岛，因为共产党在南越肆行侵略。这对美国人而言还有意义，却没顾到已注定这项任务在军事上几乎无法达成。因为不仅通过老挝的补给线畅通无阻，而且柬埔寨那位机智、善变的统治者西哈努克亲王默许共产党沿着柬埔寨和南越的边境建立基地。这一来又替美国人制造一个两难局面：如果昕任柬埔寨境内共产党基地存在，北越可以进攻南越，然后退到安全地带休整，使得南越保卫战无从打起；如果攻击这些基地，南越和其盟国又会被人谴责，指为对“中立”国家进行“侵略”。。因为柏林危机，肯尼迪不愿在老挝——这个处在中国边境并且不为哪怕百分之一的美国人所知道的国家作战，乃是可以理解的。替代方案就是彻底放弃中南半岛，则从来未列入考虑。肯尼迪不愿意去转变十年来两党已有共识的承诺，尤其是在猪湾事件后。撤退也代表着美国承认制服共产党游击战新战略的努力彻底失败。最重要的是，肯尼迪深信他得到的建议是对的，即美国的协助能让南越军力击败共产党游击队。在那个年代，两党领袖没有任何人料想到美国正在走向泥淖，难以自拔。肯尼迪关于中南半岛局势的公开言论中有一个从未放弃的思想：单凭武力不足以遏阻共产主义；美国的反共盟友必须建立政治基础，始有胜算：“制止共产主义南进，固然有道理，却不能仅凭武器的力量。应在这些地区建立强大的本土的反共心理，并且依赖它作为防卫先锋，而不是仰仗拉特里将军（法国中南半岛总司令）( General de Lattre)的兵团。”1954年4月，杜勒斯奔走号召联合行动以拯救奠边府之际，肯尼迪在参议院发言，只要中南半岛仍是法国殖民地，他就反对美国介入。1956年，法国已退出，南越亦获致独立，肯尼迪终能加入当时盛行的正统主张：“这是我们的产物——我们不能放弃它。”在同一时候，他重申这项冲突不只是军事性质，也是政治、道德的挑战，“在那认为自由企业和资本主义毫无意义的国家，在那敌人不是隔着17度线的凶顽，而是人们身在其中的贫穷与饥馑的国家，我们必须提供给他们的是一场革命一一一场远胜过共产党能供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受到考验的不仅是美国的可信度：“如果这场革命在威胁其存在的种种灾祸，如共产主义、政治混乱、贫穷等等之前失败，美国就难辞其咎，我们在亚洲的声誉将跌入新低点。”肯尼迪似乎是说，秘诀在于让受害人不要向侵略卑躬屈膝，这个办法流行一个过去外交词汇里没见过，而且今天还在使用的新观念了一“国家建设”的观念。肯尼迪偏好的策略是强化南越，让他们自己能够抵抗共产党。这项策略强调民间行动和内政改革；也把官方论调修正为，是美国声誉和可信度，而未必是美国的安全，在越南受到考验。每一届新政府必须处理中南半岛问题时，似乎都越来越深陷泥淖。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建立军事援助计划；肯尼迪强调改革，导致美国越来越深涉南越的内部政治。问题是，改革和国家建设，在南越将需数十年始能开花结果。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美国对于具有悠久政治传统的欧洲古国，提供马歇尔计划经援，借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予以补强。但是越南是个全新的国家，没有既有体制可为凭借去建国。两难局势的焦点变成，美国拟在南越引进稳定民主政治的政治目标，未能及时达成，去遏阻游击队得胜，而后者乃是美国的战略目标。美国势必得对其政治目标或军事目标，择一加以修正。肯尼迪就职之时，南越境内的游击战激烈程度已足以阻碍吴庭艳政府的巩固，但是未达到令人怀疑它能否支撑下去的地步。游击活动似乎进入稳定时期，使得肯尼迪政府有了幻觉，认为稍微加把劲，就能获致完全胜利。然而，这短暂的平静期，主要是因为河内忙着在老挝建立基地，它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一旦打开借道老挝的新补给线，南越境内的游击战争又再次加剧，美国的两难局面也越来越无可救药。肯尼迪政府陷入越南泥淖可谓始于1961年5月，副总统约翰逊衔命率团访问西贡，以便“评估”局势。这种代表团必定传递出信号，使外人相信决策已拍板定案。没有一位副总统能在两、三天的访问行程里，就能够针对纠缠十多年的游击战做出独立的评断。虽然他通常能够广泛接触情报和使馆报告电文（视总统决定给他多大空间而定），但是他没有足够的幕僚从事广泛分析，更没有幕僚能够追随后续发展。副总统出国访问通常是用来提升美国的声望，或对业已达成的决定提供可信度。约翰逊的越南行是这些规则可以编入教科书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在宣布约翰逊即将访问南越之前，先会晤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暗示美军可能必须派驻越南和泰国。富布赖特答应，若是相关国家本身要求援助，他一定支持。富布赖特的答复是典型的美国式反对。若是黎塞留、帕默斯顿或俾斯麦，就会问这项措施吻合何种国家利益。富布赖特却只关心美国的法律立场和道德立场。就在约翰逊出发之同时，国家安全会议在5月11日有一份指令，确认制止共产党统治南越为美国的国家目标。美国的策略是通过军事、政治、经济、心理和秘密行动，“在该国建立一个亲民主并且日益民主的社会”，遏制变成建国。约翰逊报告说，中南半岛最大的危险不是共产党的挑衅（他没有举出理由说明，只说是“短暂”现象），而是饥馑、无知、贫穷与疫病。约翰逊评价吴庭艳是可敬之人，却与人民“颇有隔阂”；他说，美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支持吴庭艳，否则只有撤出南越。美国若是迅速、果断动作，南越就有救。约翰逊并没有说明，何以美国能在对付游击战争的同一时段里，也可以扑灭饥馑、贫穷和疫病。既然宣布了原则，肯尼迪政府接下来就得订定政策。然而，此后三个月它却忙着处理柏林危机。到了1961年秋天，当它有暇处理南越问题时，当地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到唯有美国军力以某种形式介入才能缓和的地步。肯尼迪总统的军事顾问泰勒( Maxwell Taylor)将军和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罗斯托( Walt Rostow)衔命到越南考察，研订妥当政策。泰勒和罗斯托，都和约翰逊不同，他们是肯尼迪的亲信顾问；但是他们和约翰逊一样，在他们还没由华府出发之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已有定见。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判定美国应以何种方式、何种规模，增加介入越南的程度。旷日持久，胜负难决后来，泰勒和罗斯托建议，在越南各层级的政府机关大规模扩增美国的顾问角色。美国即将派出一支8000人的所谓军事后勤部队，表面上的任务是协助湄公河防洪工程，却配备充足的战斗补给可以自卫；他们另外亦建议大量增加文职顾问人数。这项结果事实上乃是两派意见的折中，一派是肯尼迪政府中的人士力主美国参与越南事务仅局限于顾问角色，另一派则赞同立刻派出作战部队。后者对于美国作战部队的任务究竟应如何，却又莫衷一是；亦完全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防部代理助理部长威廉·邦迪( William Bundy)估计，如果照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之建议，投入4万人的作战部队，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由于游击战是非胜即败，根本不存在胜与败之间的中途点，“掌握事态发展”当然只是迟滞大混乱，并且是以美国的全球可信度赌博。邦迪亦颇有先知之明地补充，他所谓的三成失败机会，其后果可能与法国在1954年所示的败绩相似。在此同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如果河内和北京公然介入，需要动用205000名的美军才有胜算。事后证明，单是对付河内介入，美国最后投入的兵力就不只两倍于这个数字。官僚体系的折中妥协通常反映了下意识地希望能发生某些因素，使得问题自己解决。但是在越南这个个案上，却没有可信服的基础去抱持类似希望。官方估计低者是投入4万人的兵力才保持对峙之局，高者需派出205000人的兵力才会获胜，肯尼迪政府于是把投入八千人的部队当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或者是美国大举介入的第一期付款而已。虽然说有七成把握“掌握事态发展”听来很诱人，可是也必须拿来与一旦失败，可能遭到法国曾蒙受的败绩会对全球均势有何冲突，作个比较评估。由于肯尼迪并未改变他的评估意见，整个动向朝着追加兵力投入的方向走。1961年11月14日，他对幕僚提到，美国对共产党“侵略”的反应，必须“在铁幕两侧检验，……以衡量政府的意图和决心”。如果美国选谈判而非增兵，它可能“事实上被判定比在处理老挝局势更加软弱”。他拒绝鲍尔斯( Chester Bowles)和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所提通过“谈判”以执行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建议，认为这只是放弃在南越努力的委婉说辞罢了。如果不肯谈判，而且增兵又势在必行，要避免不断增援南越，唯有由河内让步。然而，即使为了让河内后退，美方还是需要一次大举增兵，而不是每次略加一点。美国此刻还不能痛下决心，要么就全面投入，否则就撤退，最危险的路线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程度。不幸，当时流行的做法就是逐步升高介入的程度。不要过度运用武力而制止侵略，它的大目的就是不让军事规划脱离政治决定的掌控，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情况。逐步反应早先被视为一种核战争的战略——逐步升级，以免发生全面大浩劫。这套战略用在游击战上面，却有不断升高的危险。每一次有限度的投入可能被诠释为犹豫踌躇而不是坚决不移，反倒鼓励敌方继续用武，唯有风险事实上已经变得无法承受，他或许才会运用理智去思索。密切注意历史记录就会发现：河内领导人不会因为美国不传之秘的战略理论而放弃野心，他们也有克服西方先进技术的天分，而且民主政治不是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他们向往的制度。和平建设之乐趣根本诱惑不了这些曾被法国监禁良久、数十年从事游击战的硬汉，美国版的改革进而激起他们蔑视。他们一辈子忍辱、作战、为的是建立统一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并且驱除外国势力。革命战争是他们唯一的专业。美国人找遍全世界，再也找不到比北越更难缠的敌人。根据当时担任国务院情报暨研究局局长的希尔斯曼( Roger Hils-man)的说法，美国的目标是把越共贬抑为“一群饥饿、四处打劫的暴徒，花尽力气只求生存”。但是历史上有何先例可说游击战必然导致此后果？在马来亚，英国人动用8万人的部队和两倍于此的马来亚部队，花了13年工夫才敉平不到1万人的马共游击队，而且马共还没有充分的外来支援和安全的通讯路线，也没有太多机会增添兵员。在越南，游击队人数以万为单位计算，北越也把自己组织起来成为斗争的大后方，沿着数百英里的边境地区修建许多基地，而且一直保有主动，一旦游击队遭到太多压力，立刻投入经验丰富的北越部队干预。美国若是依照邦迪的估计投入4万人的兵力（这还大大不够），最多也只是胜负难分的格局。当肯危迪总统就职之时，越南境内美国军事人员人数接近900人。到了1961年底，人数增加到3164人；1963年11月肯尼迪遇刺身亡时，数字已增加为13263人，此后还不断增加。1960年美国人死了5人，1961年为16人，1963年123人；1964年是美国投入战斗部队之前一年的和平时期，死亡人数已逾200人。然而，军事情势并未明显改善。美国在南越的军事角色越是扩张，美国就越是强调政治改革。而且，华府越是坚持南越内部改变，它就越把吴庭艳美国化。1961年3月28日，肯尼迪首度发表国防检讨时，重申其主要论点：不管美国的战略武器多么强大，它还是会在周边地区“遭到颠覆、渗透、挑衅、离间或非公开的侵略势力，国内革命，外交敲诈、游击战争等等”逐步侵蚀——这种危险到头来只有以政治和社会改革来克服它，使得潜在的被害人能自立自助。肯尼迪政府的论调后来成为中南半岛许许多多难解的两难困局之一，那就是坚持同时要达成政治改革和军事胜利，只会造成恶性循环。在广泛范围内，游击队能够决定战事的激烈与否，因此安全的程度以短期而言，与改革的步调无涉。越是不安全，西贡政府就越变得心狠手辣。只要华府认为游击队成功，部分原因可能归咎是改革迟滞没有进展，河内就可以兴风作浪，让美国对于她亟欲推翻的西贡政府施加压力。吴庭艳陷身在河内狂热的意识形态和华府稚嫩的理想主义者之间，做法转为僵硬迟滞，最后终于覆亡。即使是不像吴庭艳那样出身官宦世家传统的政治领袖，也会觉得在游击战争之中，想在宗教、会党和民族分裂的社会中建立多元民主体制，是很艰难的工作。美国整个布局具有信用差距，未必全是因为美国领袖欺骗群众，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欺骗自己，高估自己的能力，包括自以为本身熟悉的体制很容易就能够移植到其他的文化中去。基本上，肯尼迪政府执行的是威尔逊的假设。威尔逊相信对民主政治和外交的理念，能够以十四点计划的形式加诸欧洲；肯尼迪政府也想授予越南美式规则，让他们用以治理自己。如果南越的暴君能被推翻，并且建立民主制度，中南半岛纷扰的冲突必然会缓和下来。每一届美国新政府都在增加对南越援助时，将其改革绩效为先决条件。1954年艾森豪威尔是如此；肯尼迪于1961年更加坚持，非得南越答应在所有各阶层政府都聘美国人当顾问的前提之下，才肯大规模增加美援。可以料想得到，吴庭艳立刻拒绝。独立斗争的领袖很少能接受训政指导。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1962年底访问越南，扭转他自己早先的判断（详见本书第二十五章），并且同意吴庭艳政府“显得不像向全民负责、有效能的政府”的说法。这个判断正确无误。不过，关键问题是这些状况有多少是因政府无能，因美、越之间文化差距，或因游击队肆虐所致？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关系在1963年一年里日益恶化。发自西贡的媒体报道在此之前还都支持美国介入，现在也开始有了敌意。批评的言论此时尚未质疑美国的目标（日后就会），只是质疑在南越拥护吴庭艳这样的高压领导人，能够促成民主、非共的政体吗？吴庭艳甚至被怀疑在考虑与河内妥协——怪的是若干年之后，阮文绍总统却被谴责不肯跟北越妥协！最后美国与西贡决裂是因为南越佛教徒与吴庭艳之间爆发冲突而导致的，冲突起于吴庭艳政府颁布命令，禁止会党、宗教团体或政党树起任何旗帜。为了贯彻执行这道命令，部队在1963年5月8日于顺化，朝抗议的佛教僧侣示威者开枪，造成若干示威者死亡。抗议群众的确冤屈难伸，立刻被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不过，越南缺乏民主却不在报道热点之列。佛教僧侣和吴庭艳一样充满威权性格，拒绝列出任何条件与吴庭艳谈判。总而言之，问题不在民主与否，而是权力作祟。吴庭艳一则受困于游击队猖獗，一则因本身无能，拒绝做任何退让。华府对吴庭艳增大压力迫他退让，并且力促吴庭艳将其主掌南越自欺而相信美国能与吴庭艳的后任一起赢得胜利。从政变之后种种事态发展来看，美国听任吴庭艳因无能而垮台，自己也借势退出，或者至少别去碍着吴庭艳涉嫌计划与河内谈判，是最容易的事。肯尼迪经分析后，拒绝谈判，因为谈判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共产党掌控南越，这项分析也正确无误，问题是美国既不预备面对困局，拿出解放方案，放手一搏，又不预备听任事态自由发展，去接受其可能的结果。若干曾经供职肯尼迪政府的官员，在1964年总统大选后说，他们的总统有意撤出美军（这个议题当时还在争论不休）。且有同等地位的其他人士曾否认这个说法。我们对此只能说，此后连续每次增兵到越南，都使他越来越难做抉择，并且不管是要投入或撤军，其后果都更痛苦、代价也更高。时间月复一月地流逝，美国起初只是军事代价益增，后来连美国的国际名声也赔进去。肯尼迪遇刺，使得美国更难退出越南。如果肯尼迪的确因为体会到美国已走上无法久撑的路线之痛楚，他只需要反转自己下的决定即可；可是，约翰逊就必须抛弃一位受敬爱的前任之政策！尤其是，他接收自肯尼迪的策士没有人劝他撤军，特别叫他为难——副国务卿鲍尔( George Ball)是例外，但是他并非肯尼迪内圈亲信。一位领袖必须具备格外的自信和知识，才能在刚接任不久就做出这么大规模的撤退。但是一谈到外交政策，约翰逊对自己又格外没有自信。回想起来，约翰逊总统应该好好分析：美国已经投资偌大努力的军事、政治目标是否能达成、用什么方法可以达成、要花多少时间去达成——也就是美国做下这些种种承诺的假设前提是否正确？除了约翰逊发现他继承自肯尼迪的这些前朝策士一致赞同在越南力求胜利的事实（鲍尔是例外）之外，我们很怀疑，即使做了这些分析，结果会有何重大区别。麦克纳马拉的国防部和邦迪的白宫幕僚，都是搞分析的高手，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士。他们只缺如何去评估与美国经验、美国意识形态大异其趣的挑战之标准。美国最初介入南越的动机是因为顾虑到越南一旦沦陷将导致非共产党的亚洲国家会覆灭、日本也会接受共产主义。基于这样的分析，保卫南越，美国等于是为本身安危而战，也不管南越是否是民主国家或是否可能建设成为民主国家。然而这样的分析就美国人而言太以地缘政治和权力角度出发，不久就被威尔逊式的理想主义取代。一个又一个的政府试图兼顾双重任务。可是每项任务本身都很难单独成功：要想击溃在广泛的周边地区建有安全基地的游击部队，岂是易事？毫无多元主义传统的社会，要建立民主化，谈何容易？在越南这个大热锅里，美国得到即使最神圣的信念也有其限制的教训，被迫要承认权力与原则之间可能产生的差距。也正因为美国不愿接受与其历史经验相反的教训，它在必须壮士断腕时会那么痛苦。因此，伴随着这两项挫折的痛苦，乃是其最佳特质而非最糟特质的后果。美国不肯以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使它在道德汪洋中浮沉，不得其解。1964年8月，美国驱逐舰麦道克思号( Maddox)据信受到北越攻击，导致美国对北越展开报复攻击，参议院更以几近无异议的票数通过所谓“东京湾决议案”( 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支持报复。这项决议案认定数月前的空袭报复是合法行为。1965年2月，越南中央高原城市波来古的美军顾问营区遭到攻击，引发美国对北越报复攻击，后来升级为有系统的空袭行动，密码代号是“滚雷” ( RollingThunder)行动。到了1965年7月，美军作战部队已完全投入，美军人数日益上升，到了1969年初，总数已达543000人。接下来，约翰逊政府就麦道克思号遭攻击事件是否向美国百姓说了实话，变成日益炽热的有关越南的大辩论之一部分。有人用它来攻讦东京湾决议案和美国参与作战。坦白地说，即使允许因为战斗难免的混乱因素，东京湾决议案也不是基于充分的事实报告所做的决议。但是这已经都不是美国介入地面战斗的主要因素。鉴于美国所有主要领导人的信念，它只是美国迟早必走的命运之路的一小步而已。用以获致东京湾决议案通过的方法，在今天已经不复可能，因为美国的民主已经更有进步。同时，容我们说，约翰逊的权术或坦诚与罗斯福造成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玩的手法，没有重大区别——美国在1941年介人大西洋海战，用的理由是驱逐舰葛丽尔号( Greer)遭到鱼雷攻击，罗斯福并未完全坦诚地交代实情。这两个案例里，总统都是片面界定美国绝对不能容忍的事：20世纪40年代是不容德国胜利；20世纪60年代则不容中南半岛沦陷。两位总统都准备把美国的军力置于险地，一旦他们遭到伤害就立予攻击。这两个案例里，最后决定参战的依据的考虑都远超过当前即时的事件。越南之所以成为梦魇，不是美国参战的方式，而是美国为何不再更仔细评估可能的代价与结果就投入战争。一个国家不应该派出五十多万青年子弟到遥远的大陆作战，或拿其国际地位和国内的团结冒险，除非其领袖能说清楚其政治目标，并且提出达成目标的务实策略——布什总统日后在海湾战争时，就做到这一点。华府应该问自己两个基本问题：可能同时建立民主体制和达成军事胜利吗？历任总统和策士们，把美军投入越南地面战斗，因为他们视之为理所当然，殆无疑义。游击战争要成功，需要灵活地混合运用军事和政治策略。然而，美国军事领袖从来就不太乐意以军事为政治目标效劳。整个越战期间，手段根本不足以达成既定目标，而且倘若想达成目标，必须承担的风险又是华府还未必预备接受！朝鲜战争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旷日持久、胜负难决的战争会粉碎美国国内共识。可是，华府却似乎在收集正好相反的教训——朝鲜战争挫折的源头是麦克阿瑟挥师进军到鸭绿江畔，并且想争取全面胜利。因此，朝鲜战争的结果被重新诠释为成功地阻止了中共胜利。美国介入越南战局也是清醒地局限在一个相同的目标：在不要刺激中共介入之前提下，向北越展示，绝不允许它占领南越，因此，北越的唯一选择是谈判。但是谈判的目标是什么？尤其是当前的敌人把妥协视同战败，抵死不从！美国领袖显然忘掉，朝鲜战争的最后两年以及麦卡锡时期，已经几乎把不耐久战未决的美国社会扯烂了！理论上，只有两种策略在游击战中有机会奏效。第一是基本上采取守势，设法不使敌人掌控老百姓。这个策略要求替尽可能多数的百姓建立完整的安全，使得游击队在其余百姓中之所获，不足供给其政治基地需求。泰勒将军似乎有此一策略，他建议建立一系列村落，由美军保护，至于南越部队就不必日日夜夜守住每一村镇，可以出动扫荡，阻止越共切实建立共产党基地地区。第二个策略是攻游击队必守的目标，如他们的庇护所、补给站和本土基地——譬如，借由地面部队封锁胡志明小道，并且封锁为这些庇护所服务的北越、柬埔寨港口。这项策略，至少在观念上或许可以催生美国军方渴望的相当快速的消耗战，迫使双方谈判。约翰逊与圣安东尼方式不会有效的策略却成为美方事实上奉行的办法：幻想在百分之百的领土上建立百分之百的安全，并且以扫荡战来耗竭游击队。不管远征军兵力多雄厚，都不足以剿灭补给逃躲在越南境外、并且具有大量的庇护所和强悍的意志之敌人。1966年底，北越总理范文同告诉《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理( Harrison Salisbury)：虽然美国军事上强过北越太多，最后却必输无疑，因为愿意为越南捐躯的越南人远多于美国人，而且更有决心要耗下去打一场持久战。他的评估完全正确。约翰逊非常坚定，拒绝“扩大”战争。华府认为，中南半岛四个国家是四个单独的实体，可是共产党20年来把她们视为一个单一战场，在她们国境内进行着协同作战的策略。甚至，华府对整体国际脉络的评估，也过于注重中共可能介入，而忽略了林彪声明中国军队不会出国作战这段话。毛泽东也对同情中共的美国记者斯诺重述林彪的讲话；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在自己国境之外没有驻军，除非本身领土受到侵犯，也没有意愿与任何人作战。因此可以说，在相隔十五年的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因为不把中共的话当真而付出代价：在朝鲜，美国没理会中共的警告，向鸭绿江进军，惹来中共参战；在越南，美国又不理会中共声言不介入的保证，使得美国错失唯一可能达成胜利的策略。既担心中共介入，又决心维持与苏联纾缓紧张，更盼望对国内“伟大社会”政策凝聚共识，约翰逊样样采取折中办法，赔上的美国的国际地位却未达成已宣明的目标。美国既想击溃全球大阴谋，又盼望避免全球大冲突，想两全其事，只使得自己显得笨拙愚蠢。如果游击队可以选择在何时、何地作战，消耗战就不会有效。针对北越实施空袭，旨在使它痛苦加剧，此计也没有效果；因为北越的交通系统本来就只略具雏形，没什么好破坏的，也派不上用场，不能以它为神经中枢目标加以痛击。僵持停滞最合河内的意思——尤其是局限在南越境内僵持，造成美军重大伤亡最好。以上种种挫折，导致美国国内反战之风大盛——反战之声起初以中止轰炸北越为诉求重点，而轰炸北越原本目的是要让河内明了，它毫无胜算。华府力图证明侵略得不偿失，而且游击战不会是未来新潮流。但是它却不了解其敌人如何计算其成本效益。约翰逊认为，解套之道是展示出温和立场，向河内再次保证，并且提出折中妥协方案。可是，这些特质反倒都鼓励河内抗拒不从，这个过程告诉美国人，以温和立场而败，不会有好结果。约翰逊以如下的谈话解释美国的目标：“我们不是要消灭北越。我们也不是要改变他们的政府。我们也不是试图在南越建立永久基地。……我们之所以雀那儿，因为我们想使北越共产党不再开枪射击邻人，……展示由一国煽动去攻打另一国的游击战争，决不会成功，……我们必须持久下去，直到北越共产党体会到侵略的代价太高——要么就得同意和平解决，要么就中止其作战。”他希望河内的共产党领导阶层能从中了解：“啊，你了解军事胜利已经不可能，你就会放弃运用武力，你也将发现我们乐意回报互惠。……我们只要越南光荣和平。你手中掌握着和平的钥匙。你只需要稍为扭转一下即可。”约翰逊不应当遭到那般的仇恨与讪笑。他只是重申传统的美国真理罢了。但是，约翰逊和美国社会都没有了解，敌人把这种信誓旦旦的保证认为太可笑；甚至，敌人把美国人界定的妥协，认为是招降的呼声！就河内的强悍、死硬的领导人而言，安定的观念毫无意义。他们成年以后一辈子都在为胜利而作战，起先是对付法国，现在则和一个超级大国对抗。以信奉共产主义的名义，他们已经给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苦难。“别去招惹邻国的事”绝非河内领导人能做的事。俾斯麦曾经说，德国统一决不能靠谈出来，必须透过“铁与血”；河内看待越南统一问题也的确具同样观点。美国各派主张的人士不断吁请河内接受某种民主的结果，绞尽脑汁要设计可行的大选方案。然而，美国国际事务思想的主干，毫无任何部分能吸引河内注意，除了想以它为工具去混淆美国人民的视听之外。既然已建立起全世界最严厉的独裁政权，河内政治局决不会接受屈居南越众多政党中之一员的地位。没有任何可令河内信服的诱因去使它停止使用武力；毕竟，只要它不输，挺下去就必然会赢；而且很显然，它还未居劣势——的确，美国的策略明明白白是以求僵持为目标，河内怎么会输？约翰逊建议，大规模的重建计划，人人都可以纳入，包括北越亦不例外，而北越来个充耳不闻。河内要胜利，不要开发援助，因此摆出它那套傲慢跋扈的态度，仿佛它根本不需要在两者之间做选择。美国舆论浪潮转向反战之后，批评约翰逊的人士更加大肆抨击他在外交上陷入僵局，毫无作为。这些指摘称约翰逊不愿谈判，此说并不公允。约翰逊之渴望谈判，已经明显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河内因而认为，再延宕下来或许可能引出更宽厚的条件。约翰逊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暂停空袭北越（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一共提到16次），使人毫不怀疑他已经不惜代价，只盼望早早谈判；河内当然处心积虑要让美国付出越高越好的代价。我个人参与到一项和平议案里，这个故事一则显示出约翰逊政府渴望谈判，一则显示出河内利用美国渴望心理以服务其目的的技巧，已是炉火纯青。我自己涉人越南有关的过程，可谓逐步演进。整个20世纪50年代，我对外交政策的研究集中在欧洲问题与核战略问题上面。肯尼迪政府延揽了许多我敬佩的人士，我对它的中南半岛政策，没有深入思考，但大体上持赞同立场。我开始认真思考越南问题，是在1965、1966年，三度访问越南回国之后。当时我是以洛奇大使绥靖事务顾问的身份往访，借此机会我得以踏遍南越许多省份，并且有机会与大使馆派到各省的所谓报道员讨论——这是一群散布在全国不同地区，能干、忠勤任事的青年外交官，这几次行程令我相信，越战无法用压倒性战略取胜，美国必须与河内谈判才能脱身；不过，我对谈判究应具备何种内容，尚无明确概念。1967年夏天，我参加一项讨论裁减核军备问题的科学家会议。两位与会人士听说我曾经访问过南越，向我提出一个听来相当吸引人的建议。雷蒙·奥布雷克( Raymond Oubrac)供职于世界卫生组织，1946年胡志明在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时，曾下榻他家，两人因而结识。奥布雷克有心由和平运动另一位科学家赫伯特·马柯维奇( Her-bert Marcovich)作陪，前往河内，亲自呼吁胡志明接受谈判。我立刻向已出任助理国务卿的邦迪，以及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此事。他们鼓励这两位科学家成行，只要两位以私人身份前往河内，并且不声称代表美国官方观点即可。奥布雷克和马柯维奇前往河内，也得到胡志明接见。胡志明重弹旧调，谴责美国“侵略”之后，暗示：若是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河内愿意谈判。河内驻巴黎的外交代表马文保( Mai Van Bo)被指定做正式的接触联络人。后来，透过一套复杂、刻意非外交程序的手法，进行几次接触。由于河内不肯在中止轰炸之前与华府直接打交道，我以平民老百姓身份做了中间人。即使如此，河内还是深藏不露，不肯授权其代表与一个不具官方身份的美国人打交道。因此，讯息由华府（通常由麦克纳马拉亲交）交代给我，然后我传递给上述两位法国科学家，他们再传递给马文保——我被授权可以提供任何解释。麦克纳马拉渴望结束战争，一再拜托我，设法从我也看不到的对手那里得到任何暗示（再细微也无妨），使他能够推动以谈判得出结果的路线。约翰逊和他的顾问在一次会议中研订出美国的最后方案，我参加了部分的会议议程。这是一个悲伤的经验，约翰逊的直觉一再反对中止轰炸行动。约翰逊虽然在外交政策上狐疑不定，他仍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怀疑以单方面退让开始谈判究竟有何好处？然而，一方面他已疲于应付国内的批评议论，一方面也不愿推翻急欲试用外交手段的亲信之建议。约翰逊终于让步了！结果，在我退出会议室之后，拟定出所谓“圣安东尼方式”( San Antonio Formula)，由约翰逊总统1967年9月29日在德州圣安东尼发表演说时公布：“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一切空中、海上轰炸行动，只要能迅速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productive discussion)。当然，我们也假定讨论进行当中，北越不会趁轰炸中止或限制而占便宜。”圣安东尼方式是越战有决断性影响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以军事行动对付北越——一项明确的义务——换取“有成果的”讨论，只要求不要借轰炸中止而占便宜。何谓“有成果”或“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可是，河内已经显示出颇有能力操控美国国内辩论，当然也十分明白，美国若想中止轰炸，势必惹起争议，还会迁延时日。不借中止轰炸占便宜，显然不会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原本已在做的动作；最多只能说，这项规定指的是，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河内谈判战术的特性是，即使这么一面倒的提议也要加以拒绝。河内利用这项提议当保护网，保护它即将发动的全面军事行动。不到几天，我和河内的联络渠道中断。北越了解到美国中止轰炸的代价的确很高，在坐下来思考美方方案前，试图增加对约翰逊的压力。春节攻势在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河内正确地察觉到，美国人越来越不满，对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将和朝鲜战争拖延良久一样，不会再容忍。不过，美国国内这两项争议，性质上有差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从未受人质疑；不满，是针对如何求胜的措施意见不一。至于越战，原先广泛支持美国政策的共识，突然间消失了。在朝鲜方面，批评政府的人士要求美国再加把劲；他们不满杜鲁门的政策，提出替代方案是麦克阿瑟战局升级的战略。在越南方面，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却力促美国减少努力——及时完全地放弃它；他们的主张从修正美国战略，到无条件撤出，无所不包。在朝鲜战场，如果反对派占了上风，敌人势将面对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在越南方面，当美国国内争执闹得如此明显，河内立刻明白，外交停滞，加上军事压力，对河内有利。僵持之局会使得约翰逊政府被攻讦缺乏外交主动，美国子弟持续伤亡将导致呼吁减少军事行动，甚至还会酝酿放弃越战之声音。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之批评，开始时相当传统式，理性地质疑越战能否打赢，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1968年3月11日，李普曼把他业已著名的批评遏制政策之矛头，指向越南。他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defeated)。”为了凸显传统的思想类型对越南根本不配套，李普曼把“被击败”这个字加上引号，以示越南与美国安全根本不相干。根据这个观点，撤出越南只会强化美国整体的地位。同样的观点1966年富布赖特参议员已经提出过，他批评美国屈从于“权力的傲慢”，把“权力与道德，主要责任与全球任务”混为一谈。不到两年前，富布赖特曾经谴责戴高乐，因建议越南中立化而“弄混了情势”。当时，富布赖特曾警告说：这样的路线或许会“激出无法预见的连锁事件，因为她（法国）在远东既非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非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不太可能能够掌控或大为影响它的倡议所促发的事件”。1964年，富布赖特只认识两个实际的选择方案：“扩大冲突，或重新努力强化南越人的能力，使之能以目前规模成功地进行战争。”究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何种情势，使得富布赖特参议员把越南的地位，由重大降级为周边呢？为什么这反映出约翰逊政府在同时执行富布赖特两项建议时，具备之傲慢心态呢？美国领袖遵从美国国家传统，不愿把美国援助越南摆在安全理由之上，若是这么做，迟早可能对成本、效益产生争辩。把问题摆在于东南亚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在进退之间的合理的停止点。批评战争的人士和从事战争的领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人士把结论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但是，反战人士也是同一个美国理想主义的产品，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战；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因此之故，一个差不多享有普遍支持的政策在两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即演变成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很幸运，不需要在其道德信念和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刻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抵抗侵略扩张。然而，南越再怎么牵强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接替吴庭艳上台的所有政府，都感到被包围；南越将领在此之前于群众心目中并无赫赫声名；一点儿也无心举办选举，试验自身受欢迎的程度。或许有人会说，西贡新统治者比起河内那帮人高压欺凌百姓少一点。事实上，这个主张经常被人提出，但没人把它当真。道德相对主义论，就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而言，根本不能接受。批评者日益主张，如果西贡不能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他们的心底早已明白，西贡根本做不到——就怨不得被彻底抛弃。时日一久，将近20年来防卫南越所依据的安全前提“骨牌理论”，先是被抛弃，接着遭讪笑。耶鲁大学教授任斐德( Richard Renfield)提出一份极为透彻的论文。把李普曼批评美国战略上过分扩张以及越战双边在道德上的半斤八两，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因此，结论是战争毫无意义。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心情，绝没有它支持保守势力对付社会变迁来得强。批评者指出西贡许多不当之处，以凸显美国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968年，赖斯顿问起一个许多美国人深受其扰的问题：“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成合情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1972年，富布赖特宣布，约翰逊从来不了解“议题不在‘自由人’和‘集权政府’之间，而是在互相为敌的集权政权之间；事实上，（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战，直接或间接都谈不上，而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后来转为内战。”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数千万名观众，绝大多数普通媒体记者原先一辈子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受众。电视还拥有视觉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民众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它有心做好，也不能经常保持平衡观点，何况技术上也不可能采访到越共在其控制地区犯下的暴行。电视新闻主播变成政治人物，好比总统那样可触及众多百姓，受人注目，甚至总统出现在百姓面前的频率也比不上他。战后，美国一直响应领袖的号召，牺牲奉献去协助偏远的国家。在越南，对战后复兴给予极大动力的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认为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种信仰——开始攻击自身，采取道德的焦土政策。随着战争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美国在全球的作为。失去斗志的高层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与否的攻讦之所以特别尖锐，是因为它们大都源自大学校园与知识界，涉及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许多知识界领袖被肯尼迪延揽加入政府决策阶层，当他遇刺身亡，新边疆突然中止，他们大为震撼，后来更因为他们的学生反战示威，而更受惊骇。以何种形式撤出越南，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受到自己学生的压力，许多教授逐渐趋向单方面、无条件撤退。作为对20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对越战的激进派人士嘲讽反共是过时的观念；林德( Staughton Lynd)和海登( Tom Hayden)这两位跑到河内的反战分子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也转而宣称美国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就生长在冷战的理论基本上未受挑衅的时代的领袖而言，上述攻讦反对声浪着实令他们惊骇。约翰逊本身是战后两党达成共识的主要参与人士之一，对于他夙所敬仰的知识界的攻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跟学界沟通。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到了1966年也一变尖锐批评越战，但稍早他本人曾说：“越南是（美国）全球承诺正正当当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全世界仅有五六个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是那么重要，可能值得我方做更大的承诺。”约翰逊的反应是求助于由杜鲁门以迄肯尼迪诸位前任总统的正统论。但是反战人士而言，这些正统论听来已经过时，甚至言不及义了。他提议无条件谈判，河内领袖置之不理；河内太精明，才不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反对浪潮，约翰逊逐渐修正他的谈判立场，原先是要求在美国中止敌对行为前，北越必须先撤军，改为采取圣安东尼方式，美方在谈判之前即先中止轰炸行动；从原先拒绝和河内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 ( the National LiberationFront)谈判，改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更让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身份参加谈判。他甚至还以对整个中南半岛提供经济援助，来诱使北越软化立场。这些行动，每一样都被河内视为不充分而加以拒斥，也被美国国内多数反战人士斥为不够诚意。美国国内大辩论变成在求胜与撤退两者之间两极化；求胜，缺乏战略，撤退，却无政策。针对约翰逊政府还有一派较温和的批评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则主张，以谈判求妥协。然而，真正的障碍不在华府，而是河内。北越共产党斗争了一辈子，不是要以分享权力或减少游击战（他们最有效的施压手段）来求取妥协。北越共产党和一个世代以前的斯大林一样不理解，谈判如何脱离均势去进行？也不能理解，单是谈判又能谈出什么结果？约翰逊一再担保他会有弹性，他不会顽固闭塞，在河内看来，除了言不及义之外，未免太天真！令人讽刺的是，美国为了妥协要付的代价，跟它为了求胜要付的代价并无不同。河内只有在自认太弱，无法战胜之时才会接受妥协——换言之，要在它被击败之后才会接受妥协。美国只能在战争过后表现温和宽大，不能在战争进行中表现温和宽大。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派批评人士提出来的所有的标准“解决方案”，在河内不屈不挠的决心下，都没有扣住关键。停火，美国人看来是结束杀戮的良策，到了河内的角度来看，却将失去使美国人撤离越南的诱因。成立联合政府，在河内领袖看来，是否终究会走上共党接管，尚不得而知，但必然会使西贡政权苟延残喘。美国真正能选择的不是胜利与妥协，而是胜利与失败。北越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河内掌握住现实，约翰逊或温和派批评人士都不肯承认现实。河内这帮现实政治的信徒认为越南的命运将以地面军力之均势去解决，不是在会议桌上谈定。回顾起来，不会有人质疑美国要开启谈判可以不必付出代价。河内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决定谈判，只不过想让美国两党都承诺接受谈判结果。但是河内领袖必须在进入谈判之前，先在军事上发动作为争取上风。这项增进其谈判地位的行动，就是1968年的春节总攻势。每年阴历新年，1968年也没有例外，交战双方都同意在这段期间停火。然而，这一年的1月30日，共军针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由于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在西贡境内占领若干重要目标，甚至攻打美国大使馆和斯威特摩兰将军总司令部。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共军据守25天之久。就军事层面而言，阴历新年总攻势现在被公认是共产党的大败笔。共产党游击队第一次现身，从事公开交战，发动全国大进击的决策，迫使他们在常理之下他们不会选择的战场去作战。美军优越火力几乎把整个游击队架构全数歼灭，这和美军教战手册上预料的状况完全雷同。从此以后整个越战期间，越共游击队战斗力一蹶不振，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由北越陆军正规部队承担起来。就某些方面而言，阴历新年总攻势证明了美国军事理论正确高明，共产党孤注一掷，接受了美国戗略一向冀求的消耗战，他们的伤亡可能远超过正式报告所披露的数字；他们也可能冀望与美国的谈判能提供一个安全阀。不过，阴历新年总攻势在心理层面上是河内大胜。美国领袖若是对业已失去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加大压力，情势可能大为改观。回想起来，实在令人唏嘘。如果美国真的强力进击，约翰逊说不定就获致他所提议的无条件谈判，甚至无条件停火。证明就是，约翰逊再度提议谈判，并且依据圣安东尼方式局部中止轰炸行动，河内迅速接受——实际上，不到72小时，河内就宣布接受谈判。然而，美国领袖已经受够了。这不是因为舆论唾弃他们。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民自认同鹰派，23%自认同鸽派；支持继续轰炸北越的人也有七成。失去斗志的是一向支持美国应该介入越南的大佬、贤达。约翰逊召集一批前朝大佬咨商，这些人大部分是鹰派，还包括艾奇逊、约翰·麦克劳( John McCloy)、邦迪和狄伦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建议美国中止升级越战，开始清理越战。鉴于河内态度此刻尚未为外人所了解，这个决定可说是为美国种下失败的种子。坦白地说，我大体上同意这些“智者”的建议；这也证明了，到了回顾时才容易认清转折点，而不是在转折发生时就体会到它。1968年2月27日，当时影响力如日中天的电视新闻主播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令白宫大为震撼：“现在情势比以往更肯定。在越南的血腥经验将以僵局告终。今年夏天几乎必然地平手，将以真正的互有取予的谈判或可怕的升级战事而告终；并且我们能升级的，敌人都能与我匹敌。”最后这句话可以有相当的疑问；北越怎么可能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可不受任何风险、效益评估之影响？不错，它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更高的忍耐受苦的毅力；但还是有个限度。河内最不会有兴趣的事物就是互有取予的谈判。不过，克朗凯特夸张的比拟却有一部分至当正确：河内的忍受度明显胜过美国。在此之前一向大力支持政府立场的《华尔街日报》也转向了，质问：事态发展是否已“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还有什么可以拯救、保存？”《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还没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好接受：整个越南事件前景黯淡。”3月10日，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一项越南特别节目的结尾，很快成为普遍的声音，它说：“放下一切争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正视，要摧毁越南才能拯救越南，是否才算明智？”《时代周刊》3月15日也参加进来评论说：“1968年已使得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是有利的解决，可能已经非此一世界最大强力所能及！”参议院领导阶层也加入进来，曼斯菲尔德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富布赖特也提出质疑：“政府有权不经国会同意，不经国会辩论或审酌，就扩大战争吗？”在这些攻击的冲击下，约翰逊退让了。1968年3月31日，他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局部中止轰炸行动，一旦具体谈判开始即全面中止轰炸行动。他指出，将不再大量增兵调往越南，并且又重申一再表达的保证：“我们在南越的目标从来不是歼灭敌人。”距离河内违反正式停火协议，对美国基地设施发动猛烈攻击，而且光在顺化就杀害数千名平民只有六个星期，约翰逊就邀请河内领袖参加东南亚经济开发工作，明明白白地暗示可以给予经济援助。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派了50万大军到东南亚作战的美国总统，把撤兵的事交给后继者来负责。这是战后时期历任总统最重大的一项决策。如果约翰逊不是这样戏剧性地放弃竞选连任，他可以把越南问题呈现在大选中，由选民来评断，争取选民某种形式的肯定。如果他的健康情形不允许他承担第二个任期的重担，约翰逊应该在他剩余的任期中，对河内增加压力，让他的继任人可在选后与国会获致协议，留有最佳选择空间，河内在阴历新年总攻势之后已经势力衰竭，美国在1968年若持续施压，几乎必定能带来远比日后出现的更好的谈判架构。约翰逊同时决定减少战斗、放弃竞选连任，又提议谈判，可说集所有不利之大成。他的继承人互相竞争保证真正开始，民众已失去方向。河内只以程序性的会谈做交换就获得中止轰炸行动，得到机会让北越人员南下，重建它在南越的组织架构。河内根本没有诱因与约翰逊谈判解决，反而有许多诱因，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的实力与意志。第二十七章 越南：解脱，尼克松尼克松的责任责任落在尼克松政府肩上，带领美国退出她有史以来第一次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她第一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可能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很少有其他外交政策任务比此更艰巨；也没有任何国家能经历此一转折而无挫折与痛苦。虽然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经常被引为美国可以学习的模式，事实上戴高乐花费的时间却大过尼克松政府能有的四年，尼克松只有四年的时间必须终止美国在中南半岛的战事。戴高乐带领法国撤出阿尔及利亚，必须承担起遗留在当地垦殖已经有好几代的一百万名法国垦殖人家之重担。美国要撤离越南，尼克松必须放弃过去20年来，四任美国总统一再声称攸关全体自由国家安全的承诺。尼克松在冷战以来最分歧破碎的国内环境之下，挑起这令人伤心的担子。即使事隔25年，每一思及美国全国对越南问题的共识突然间冰消瓦解，还是令人心痛震撼。1965年，美国在一片赞同声中专心致志要赢取游击战，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煽动的阴谋，并且于东南亚建立自由体系。两年以后的1967年，同样的作为开始被视为已经失败，甚至还被当做是热爱战争的政客玩弄的变态政策。有一段时候，知识界欢欣祝贺一位具进步意识的青年总统的来临；但几乎是不旋踵之间，知识界已指控他的后任，残暴不仁、一贯撒谎、热爱战争，不顾事实上这位新总统的策略（或至少其策士）基本上都是前任留下来的旧人旧政。到了1968年任期即将届满时，约翰逊除了在军事基地或其他激烈的抗议分子能隔离的地点之外，无法公开露面。虽然他是现职总统，他根本无法出席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越南战争还是国内政治斗争仅只中止了短短数个月，反越战的激烈风潮又起，甚至在接替约翰逊出任总统的尼克松治下，变本加厉。国内辩论之所以如此激烈，几乎无法解决，是因为公开的意见对立其实无非代表着更深层的哲学见解冲突。尼克松盼望谈判交涉光荣脱身，他所界定的光荣退出就是样样均可，唯有不能把前任美国总统带领的、依赖美国的数以百万计之人民交给北越共产党去统治。他非常重视美国的可信度与光荣，因为它们界定了美国构成和平的国际秩序之能力。另一方面，和平运动的领袖认为越战可恶之至，因此光荣退出越南听起来就是荒谬可笑。尼克松政府认为国家可能受到的屈辱，在这些反越战人士却视之为国家的救赎作为。政府追求一种结果，能使美国维持其战后保护、支持自由人民的国际角色——而这个角色恰恰就是和平运动亟欲终结的角色，认为它就是这个有瑕疵的社会的傲慢与僭越心态。就在一代人之内，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十五年的冷战危机。越南显得太难负荷，为它牺牲太难容忍，因为它与美国传统价值和期待太不相吻合。20世纪20~30年代，尼克松和约翰逊还是青少年的时代，美国以自命为超越马基雅维里派的方式处理欧洲事务。到了20世纪40~ 50年代，这个世代长大成人，美国自命受到召唤，要在全世界承担正义使命。美国的确崛起为自由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些人士在60年代到达其政治生涯巅峰时，越南和平运动却冒出来质疑这项全球使命。到了70年代，新世代的美国人出现了，他们不再认为美国纯洁、孤高；他们认为，美国要在世界插手事务，需要先有一段时间专注做好本身的改善，正己方能正人。因此，新世代就在美国面临整个战后时期最混淆的道德挑战的关键时刻转向了。反战人士对电视画面上描绘的战争残酷镜头深恶痛绝，对美国盟邦的道德地位越来越没有把握。他们相信，一定会有某种方法可以立刻中止这些杀戮，因而情绪日趋恶劣。美国人自命与众不同的例外主义，以其理想主义、天真直率和专心致志，支持着一个伟大的政策；现在都凶悍地转过来要求美国的盟国也要同样完美纯洁，使得美国的抉择泾渭分明，不得含混。若是做不到，它认定美国必会蒙羞，盟国必会失败。美国道德上的洁癖阻遏了弹性外交。越南最多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伤心的选择。和平运动的直觉冲动就是从那个世界退缩，寻求美国不再自命清白、孤高。或许小罗斯福、肯尼迪或里根这样有领袖魅力的领袖，会有办法处理这种情感。尼克松虽然在其他方面才华出众，在这方面却无能为力。尼克松不像约翰逊，他非常精熟国际事务。他入主白宫时，内心已与许多反战人士一样认为，要在越南获胜已经不可能。从一开始，尼克松就明白命运之神给了他一副吃力不讨好的牌，必须承担起退出这一不得人心的战争的责任。他盼望光荣地执行这项任务，乃是总统的天职。他在情绪上和智慧上都无法处理的是，他所仰慕、钦佩的一流学府毕业生与上流社会成员，却主张走一条他认为美国屈辱失败、且背弃盟国的路线。尼克松把经常爆发的反战抗议，认为是那些上流社会成员的捣乱，也是他一生中意识形态大敌对他个人攻讦的系列作为。在他的眼光里，越南问题之争议已经变成一场国内政治斗争。追求光荣和平我们永远无从知道，尼克松若是宽宏大量，是否就能缓和早在他就职以前就已开始恶化的乱象。20世纪60年代末期，学生激烈抗议风潮已经蔓延全球，法国、荷兰和德国——但是没有一个涉及局势有越南这么复杂的，也没有一个像美国种族问题这么敏感的。尼克松可以说是太不具安全感，也太脆弱，在这段时刻要建立世代沟通的桥梁。容我们说句公道话，上流权势社会根本没给予尼克松任何援助。说完话之后，他们留下他去面对问题。让美国介入越战的许多前朝政府官员，也与尼克松政府具有共同若干见解。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和前任国防部长柯立福（Clark Clifford）等人，是战后推动两党对外交政策共识的主要人物；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士必然觉得在此一危机时刻应该保持某种程度的国家团结一致，对于遭到围攻的政府所提出的若干最低限度能同意的和平方案加以声援。然而，这些构成战后外交政策共识的人士这次却没有出面支持他们的总统。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和平示威运动的第一个目标——他们对这个命运特别感到痛心伤感，因为在和平运动的先锋队里的男男女女，乃是他们敬仰的朋友，也是长久以来被认为他们的核心支持者。他们是新边疆政策的战士，在某一层意义上，也把抗议者视如自己的子孙。约翰逊政府的主要成员，没有赞成和平运动的方法，却实质上与比较激烈的反战人士结成同盟。他们对政府政策不断地以一堆看似温和的反对意见加以阻挠，就是不退让与尼克松取得协议，使得尼克松加重衔恨，认为全国共识可望而不可即，全出于他们中间作梗。尼克松决心坚持其做法，追求光荣和平。由于我是他这方面的主要副手，我的说法无可避免受到我的角色之影响，也受到我认同其基本前提的影响。在大选结束至正式就职这段期间，尼克松要我照会北越，他承认以谈判得出的结果。北越的答案让我们初次见识到河内的标准要求：美军无条件撤离，推翻西贡的阮文绍政府。越战经验河内根本不想劳心去试验尼克松是否说话算话，是否有诚心。就在尼克松宣誓就职才三个星期，北越就发动一场新攻势（所谓微型春节攻势），此后4个月内，每个月平均有1000名美国人丧生。很显然，尼克松的妥协提议不能在这些强悍的领导人心目中激起互惠心理。河内也丝毫不遵守它在1968年与约翰逊政府达成的“了解”，当时它答应不利用美国中止轰炸行动占便宜。尼克松政府接管权力时，希望通过理性的妥协方案发展出全国共识，因此能以大体上团结一致的国家立场去面对河内。很快地，尼克松就发觉他和其前任一样，低估了河内的倔强与决心。胡志明越来越肯定，鉴于西贡领导层的无能，以及美国的承诺日益减弱，河内部队必能赢得无条件胜利。胡志明是现实政治的老手，怎会在谈判桌上放弃他预期可以在战场上以血和枪弹赢来的东西！河内领导阶层这些倔强的战争英雄，哪里听得进妥协、和平这些呼吁。尼克松政府接任之时，发起介入越战的民主党，也爆发激烈内斗。一派持正式的党的政纲，一派是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乔治·麦戈文(Geoye McGovern)、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g)等参议员支持，而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中未被接受的“鸽派”立场。就职以后不到9个月，共和党的尼克松已经超过民主党的鸽派主张。河内领受美国的每一项让步，毫无回报的表示，并且毫不动摇地坚持要求，美国要定下无条件撤军的日期，以及西贡政府应该换掉（实质上是由共产党政府取代之）。河内坚持，除非上述两项要求同时达到，决不释放美国战俘。河内的要求等于是要美国不光荣的投降！然而，总统们不能因为任务比原先预期困难大，就放弃任务。尼克松在正式就职以前就下令幕僚人员有系统地检讨，如何终止越战；当时曾经分析三种方案：美国单方面撤退；通过军事和政治压力交互运用，与河内摊牌；逐渐把战争的责任转移给西贡政府，以便美国逐步退出。第一种方案单方面撤退，后来变成许多修正式猜测的主题。它认为，尼克松就职后应该宣布美国撤军的日期，并且以美国单方面决定来结束战争。果真如此，历史就和新闻报道一样简单了。虽然总统们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范围，它却必须受到政治环境和实际现实的限制。尼克松1969年1月就职时，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支持单方面撤退，也没有任何民意调查显示这个主张受到支持。196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否决的“鸽派”政纲，也只主张美国降低攻势作战，外来军队相互撤离（包括北越部队在内），鼓励西贡政府和民族解放阵线之间调和的政策。互惠是基本前提，它一点儿也没提到单方面撤退。约翰逊政府的和平方案以“马尼拉方式”( Manila Formula)表达出来。它提议，美军将在北越撤军之后六个月才开始撤离，而且暴力程度在撤军之前也必须降低才行。即使如此，美国仍将依照韩国模式，在越南留驻部分军队。民主党正式通过的党纲也主张，在军事作战结束后，在南越举行自由选举。后来共和党的政纲也要求越战“非美国化”( de - Americanization)，军事战略改变，不是以“不惜代价求和”或矫饰投降为基础的谈判。因此，我们可以说当尼克松上台时，两大政党的每一派毫无例外都主张，河内必须先履行某些条件，美国才撤退。这一切代表的是妥协折中，不是投降。美国立即、无条件、单方面撤军，也会造成难以克服的实际问题。美国有50多万大军与南越70万部队并肩作战，对付至少25万名的北越正规军部队，以及相同数量的越共游击队。尼克松就职初期就立刻承诺单方面撤军，将庞大的美国远征部队置于遭到美国背弃的盟友南越的怒火，以及北越的猛烈攻击下。美国国防部估计，不可能在15个月以内组织好美军有秩序的撤退，在这段期间内，美军的地位将逐渐减弱到某一地步，而使残余部队变成南、北越的俎上鱼肉。即使有人假设，南越部队不会攻击美军，只会很快土崩瓦解，结果也会是在难以形容的大混乱之中撤退，尤其是河内必然会利用其日增的强势地位，提出更严苛的和平条件。单方面撤退只会造成可怕的血腥惨剧。最重要的是，尼克松政府相信单方面撤离将造成地缘政治上的大灾害。花了20年时间才辛苦建立起对自由世界美国的信赖感，是自由世界结构的关键成分。由一位原本认同保守外交政策的总统，一百八十度地转变了美国历经四位总统的重大承诺，势必在美国盟国间产生深远的幻觉醒悟，尤其是那些最依赖美国支持的国家，必会另有盘算，与他们是否认同美国的越南政策之细节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尼克松政府认为需要有一项策略，可以影响河内重新评估其是否必能获得全面胜利，以及是否有能力迫使美国单方面撤军。因此，第二项方案就是试图通过政治、经济措施双管齐下，迅速求个结果。这项策略我本人相当支持，因为我认为它可以中止耗竭精力的国内斗争，也可以让政府转而做些团结人心的工作。这个方案有三大成分：一、国会支持继续作战下去；二、努力谈判，美国可以做出任何让步，但决不能串谋让共产党占领南越；三、修正军事战略，在南越境内集中防卫人口密集北区，同时截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肃清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基地地区，以及对北越港口布雷封锁，以破坏河内的补给供应线。在四年内，这些措施全都获得推行，也逼得河内在1972年接受了它过去十年一直拒绝的谈判条件。如果这些措施能够全部在美军仍在越南拥有庞大地面部队的同时推动，其影响更具有决定性。尼克松在他接任伊始，可以亲赴国会，陈述他对越战光荣结束的构想，要求国会支持，并且强调若国会不支持其做法，他别无选择，只有不顾结果可能有多可怕，都得单方面撤军。尼克松基于两点理由没有这么做。第一，他认为这等于是总统放弃职责；第二，他本人曾在参、众两院担任过六年的国会议员，他相信——而且正确——国会将回避做出清楚明白的抉择，最多只会给予他一些含含混混的支持，还要附带许多条件，只会让问题更扩大，于事无补。起先，尼克松很踌躇要不要攻击北越的后勤补给系统。美国对苏联、中共的关系依然很不稳定，或许可能更加恶化，日后对美国弹性外交，政策贡献颇大的美、中、苏三角关系，可能会迟滞或受挫。大众希望越南局势可趋缓和，一旦受挫，或许反倒进一步替和平运动煽火。军事后果会如何，太没把握，国内的代价都可能高到无法掌握。“前瞻策略”可能在尼克松的亲信顾问群中遭逢重大阻力，唯有改组内阁才能推动它，这一来要消耗掉总统太多精力，又可能伤害到其他重大、远程方案的成功。美国人民似乎是要求政府同时追求两个不相容的目标：他们要结束越战，但是美国不能投降。尼克松和他的策士顾问也有这个两难心态。为了导引美国政策走出这些矛盾，尼克松选择第三方案，即所谓的越战越南化( Vietnamization)，不仅因为他认为这是精心规划的妙计，也因为在他的判断里，它能维持美国从越南脱身的三个方面相对地最安全的平衡，这三个方面即：维持美国国内士气，让西贡有机会可以自立，并且给予河内诱因来和解。让政策的这三方面间彼此保持某种可以掌握的关系，成为美国退出越南最大的考验。美国民众要以美军撤离和认真谈判去担保；南越也要通过大规模的美援和训练，给它一个真正的机会去自保；美国也得用和平方案做胡萝卜，以及定期报复行动的棍棒，向河内警告：美国的自制与宽容是有限度的。越战越南化是非常复杂的一项策略，它有极大的风险，使得策略的三大因素不能同步发生；时间可能不够，政策也可能两头落空。它只能说是一项危险的任务，因为每次撤军都会鼓励河内蠢动，每回临去一击都会激起和平运动。我在1969年9月10日，呈递一份备忘录给尼克松，这份备忘录的起草人莱克( Anthony Lake)当时担任我的执行助理，目前是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在这份报告中申论越南化的风险，如果越南化拖得太久，群众的纷扰可能不降反升。届时政府可能陷于鹰派和鸽派之间两头为难——对鹰派而言，太宽容；对鸽派而言，又太好斗。预备用以安抚这两派的政府声明，“可以让河内搞不清，但也会使它确信可以撑下去”：“越南化”进行下去，将遇上日益严重的问题。——美军撤退将变成美国群众爱吃的加盐花生：得寸进尺，贪得无厌，美军撤回国越多，就会要求更加速撤军。事实上，这将导致要求美方单方面撤军，说不定一年之内就会出现。——美军撤得越多，河内就越发受到鼓舞。——每撤走一个美国士兵，就使美国留在南越的士兵的作为相对地增加一分重要性；因为他将较前者代表更高的百分比。——还留在南越的美军，士气恐将越来越难保持，还不用提他们的母亲。一“越南化”不一定会使得美军伤亡人数减少，除非是到了最后阶段。我们的伤亡率或许也与总共有多少美军驻在南越无关，敌人只需要攻击一小部分美军就可以每周杀害一百五十名美国士兵。备忘录指出，如果以上推论成立，河内将专心在心理上击败美军，而不是在军事上求胜；它会拖延战争、阻滞谈判，等候美国国内局势转坏——这个预测后来大体上都成了事实。这份备忘录预见到许多日后我们遭遇到的困难；它却注定派不上用场。首先，它虽然指名呈送给总统，我却没有盯紧它送进椭圆形办公室。在华府，有好主意，并不能就必然有识货人。撰写备忘录，又不愿为它们而力争的人，很可能发现它们被束诸高阁，而不是用作行动的指南。一则是遭到激烈反对，再则是担心强力与河内摊牌恐会激起国内骚动，我从来没有强烈要求有系统地考虑此一方案。尼克松总统也不曾调查其可行性，几乎必定也是出于相同原因。只要任何一个涉及越南事务的政府机关没有表示保留意见，尼克松没有理由去推翻自己赞成越南化的决定。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机关表示保留意见，主要原因是他们慑于反战示威的声势，不想惹火上身。我曾评估过此一抉择的痛苦，以便证明尼克松就任时，针对越南局势能做的抉择乃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已。越南化将非常痛苦艰巨，并不能使得其他选择就较有吸引力。此一中心事实使得批评越战的美国人困惑，就和它在其他事例上令许多美国群众困惑一样：外交政策经常要在不完美的抉择中做决定。尼克松在越南局势上面临的抉择，可谓几乎都是不受欢迎的选择。经历20年的遏制之后，美国为过分扩张付出代价，已经别无简单的选择。虽然越南化是一条有风险的路线，就大体而言却是可供选择的方案中最好的方案。它的好处是让美国人和南越人民，能接受美国最终将不能不撤退的事实。如果在无可避免地减少美军兵力的过程中，美国能够成功强化南越兵力——尼克松政府确实有心如此做——美国就可以达成其目标。如果此计不成，不得已只剩单方面撤军一途，则最后的撤出可以在美军已缩小到某一程度，混乱与羞辱的风险大减之情境下才进行。此一政策展开之际，尼克松决心争取谈判，并要求我去执行此一任务。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办公室替我和北越代表在巴黎进行的秘密谈判做事务性安排，几乎每次谈判完毕，我都会对他简报经过情形。有一回，我对似乎无法克服的僵局感觉特别沮丧，蓬皮杜以他务实的口吻，简洁地道出我的方向，他说：“你被判定非成功不可。”公职人员没有权利挑选报效国家的时机，也没有办法挑选任务。如果我可以挑选，我一定会挑选一位比黎德寿更好相处的谈判对手。经验强化了他和他在河内政治局里的同僚的意识形态教条——游击战只有胜与负，没有妥协与折中。谈判初期，越南化打动不了他们。自信十足的黎德寿在1970年问道：“既然南越在50万美国大军援助下无法获胜，你又怎能期待单凭南越兵力就可占上风？”这也是我们一直挥之不去的大难题。经过四年的强化西贡、挫弱河内，双管齐下，使得成功希望似乎在望；即使如此，我们还得加上施行封锁，北越攻势失败，以及密集轰炸河内，才能迫使河内来签订协定。美国人的经验里从来没有遇过一位敌人，夙怨难解，完全没兴趣妥协——甚至，设法把僵局化为武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渴望妥协，但是河内领导人发动战争是为求胜，不是要谈判交易。因此，美国人争辩的种种议题，化为诸如停止轰炸、停火、为美军撤退定下期限、组织联合政府等等方案，都没能激起河内的兴趣。河内只有在遭逢严重压力时才肯交涉——特别是当美国恢复空袭，甚至对北越港口布雷封锁之时。可是，诉诸压力却又是令国内反战人士最生气的手段。与北越的谈判分两个层级进行。参与冲突的四方，即美国、阮文绍政府、民族解放阵线（河内在南越境内的傀儡组织）以及河内政府，在巴黎的美琪饭店，进行正式会谈。虽然花了好几个月时间辩论谈判桌的样式，好不容易才解决既让民族解放阵线代表落座，又不至于这么做将意味着西贡承认其合法地位的问题，正式谈判立刻又搁浅。参加谈判的当事人太多，舆论界又密切紧盯，河内也不肯以平等承认对待西贡，甚至也不肯给予自己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平等地位。尼克松政府因此只得继续所谓的私下会谈——也就是只限美方与北越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谈；这也是约翰逊政府下台前数个月，由哈里曼等代表所开始的秘密会谈。一旦黎德寿抵达巴黎，就意味着河内预备进行会谈。虽然在河内领导阶层排名居于第五位，黎德寿却自称是北越代表团团长春水的特别顾问。美国的谈判立场是军事议题和政治议题分开来谈，且自1971年以后就没有改变此一立场。这个方案要求停火，然后美军完全撤离，北越亦终止对南方之补给、增援。南越的政治前途，交由自由选举去决定。一直到1972年10月有所突破之前，河内的立场是坚持美军无条件定下全部撤离的最后时限，并且要解散阮文绍政府。美军撤军期限是开始谈判其他议题的先决条件，而且无论其他议题谈判是否成功，美方皆不能恢复派军。换言之，美国人要求妥协，河内却要美国投降。除非地面部队势均力敌才有可能妥协，否则毫无折中空间——并且，妥协也只有在势力相当时才会存在。美方要求进行谈判，委派美国驻巴黎大使馆武官沃尔特斯( Ver-non Walters)将军担任中间人。（沃尔特斯日后担负许多敏感的总统密使任务，先后出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以及美国驻德大使。）诱使美国主动要求和谈是河内要建立心理优势的诡计之一部分，它显示出河内对美国国内舆情掌握精确。如果黎德寿在巴黎逗留一阵子，美方政府代表仍不接触他，他就对新闻记者或访法的美国国会议员放话暗示，尼克松政府未能体会河内已经展露的和平意愿。由于美国国内争议炽烈，这种暗示必然被广泛传布；即使谈判在进行中，黎德寿也能够随时放话煽风。1970—1972年之间黎德寿每次到巴黎，都会在一段时间内进行五六次会谈。（我方也与春水有若干次单独会谈；但是，事实显示，黎德寿若未与会，双方会谈纯属浪费时间。）谈判程序一成不变，春水以北越谈判代表团团长身份开始冗长发言，重申我们出席美琪饭店会谈人士听烂了的北越谈判立场老调；然后再把发言权交给“特别顾问黎德寿”。黎德寿身着纯棕色或纯黑色的毛式中山装，接着就开始长篇大论，畅谈其哲学观，并且穿插着越南人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的故事。直到谈判几近终止之前，黎德寿的论调一成不变：权力均势有利于河内，而且还会益发有利于河内；北越是基于政治目标而作战，因此美方提议停火、交换俘虏乃是荒诞不经之议，无从接受；政治解决要以美国推翻南越政府为起点。（黎德寿一度还好心地建议达成此一目标的方法——刺杀阮文绍。）所有这一切都以无瑕疵的礼貌外表呈现出来，一种透着道德高人一等的冷淡姿态，而且以不为愚昧的帝国主义者所撼动的马克思主义语汇表达出来。黎德寿在最深奥难解、需要借助意识形态指导才能解说的地方，也绝对得理不饶人。有一次在谈判中我要求暂停休息一下，运用了我自以为十分机灵的马克思主义形式来表达——我说：“客观需求”使得会谈必须暂停。即使这样故作幽默，也引来黎德寿滔滔不绝讲了十分钟，痛斥像我这样一位帝国主义者不应擅用马克思主义术语。黎德寿这种冷漠态度的基本策略就是要表示，时间站在他那一边，因为他可以利用美国的意见分歧争取对北越有利之处。会谈的第一回合于1970年2—4月间进行，他拒绝接受停火、为期15个月的美军撤退日程表、降低作战程度，以及柬埔寨中立化等提议。（有趣的是，在他喋喋不休诉苦抱怨的谈话中，却绝口不提北越在柬埔寨的避难所基地遭到“秘密”轰炸这一段。）第二回合谈判在1971年5—7月进行，黎德寿又玩出新花样。民族解放阵线在公开的谈判桌上提出一项七点计划；黎德寿却在秘密会谈中提出一项略有出入、但更为明确的九点计划，特别更坚持以九点计划作为实质谈判的基础。同一时候，共产党发言人却要求美方对其在公开会谈中提出的七点计划做答复；尼克松政府因为对北越谈判代表已明白声称不肯交涉的议案没有反应，而遭受舆论抨击。北越葫芦里卖什么药，一直隐蔽到尼克松公开揭穿其手法为止还秘而不宣；此时，河内针对七点计划提出两点“阐释”，它立刻又使得各方对尼克松施压。后来谈判结束了，我请教黎德寿，这两项阐释究竟说明什么要点，他微笑着答道：“什么也没有呀！”第三回合谈判在1972年8月至1973年6月进行，终于产生突破。10月8日，黎德寿放弃其一贯主张美国必须推翻西贡政府的要求，而同意停火；此后，事情就迅速趋向结局。黎德寿展现出他在严密防守时可以顽固、坚持，在寻觅解决方案时也可以精巧、灵敏。他甚至还改了开场白演讲词，它虽然还是长篇大论，却歌颂、期勉要有进展。然而，认真谈判开始了，也阻止不了他惹人嫌的癖性。每天上午他的开场白一成不变就是： “你们做了重大努力，我们也将做出重大努力。”有一天，他略掉形容词，只说：美方应做出重大努力，他会投桃报李也做出努力。我为了打破沉闷气氛，故意提醒他略掉形容词。我这位对手泰然自若地回答：“我很高兴你注意到它；但是，昨天我们做了重大努力，你们只做出努力，因此今天我们得反过来做：你们应该做重大努力，我们只需做出努力即可。”部分问题出在黎德寿只有一个目标，可是美国身为超级大国却必须有多个目标。黎德寿决心以胜利作为其革命生涯的最高荣耀；美国却必须兼顾国内与国际因素衡量，还得兼顾越南的未来及维护美国的全球角色。黎德寿拿捏美国人的心理，就仿佛熟练的外科医师对患者下手术刀一般；尼克松政府则必须多处作战，几乎没有机会进行攻势外交。的确，从一开始到整个谈判过程里，尼克松政府就必须格外付出精力去应付各方对其诚意的抨击。尽管尼克松业已多次单方面地、不求回报地向河内示意，他还是在一就职后立刻被批评对和平的努力不够。到了1969年9月，美国已提议让民族解放阵线加入政治过程，也准予其加入混合选举委员会，美军已撤出一成以上兵力，也同意在和解后全数撤出——共产党方面对这些让步只会一再重申他们的标准论调，要求美军撤军，推翻西贡政府。1969年9月25日，纽约州共和党参议员古德尔( Charles Good-ell)宣布，他将提出议案要求美军在1970年底以前全部撤离越南。10月15日，全美各地同时爆发反战示威活动。两万名群众中午时在纽约市金融区集会，聆听曾任约翰逊总统新闻秘书的比尔·摩耶尔( Bill Moyers)发表反战演说。纽黑文绿园(New Haven Green)也有三万人示威，五万人在白宫视线下的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波士顿也有十万人集会听麦戈文参议员的反战演说，并且一架飞机在空中喷出和平记号，指称政府排斥和平。美国例外论具体呈现在和平运动之中，不准任何人讨论撤出的可行性，并且把讨论撤出之举视为政府暗中希望继续作战的征兆。把越战转化成国内善与恶之间的对决之后，和平运动以自命道德高尚的理由，宁可见到美国在越南战败，而不愿因为出现“光荣”结局，而败坏了政府胃口，使它日后还想在国外有冒险举动。这正是和平运动与美国政府之间无法找到共同立场的关键。尼克松三年之内把越南美军兵力由近55万人降低到2万人左右；伤亡人数亦由1968年的16000人左右，即总驻军的28%，降低到1972年（交战最后一年）的600人左右，即驻军的10_10左右。但是这仍不能缓和不信任或痛苦。因为最基本的歧见仍无法沟通：尼克松要光荣退出越南，可是和平运动认为光荣就是美国实质上无条件退出越南。如果结束战争是唯一的目标，在批评政府的人士心目中，西贡政府就成为和平的障碍，而非盟友。当初认为南越攸关美国安全的信念，早已被抛弃，剩下的感觉是美国在南越交友不慎，选错伙伴。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新正统主张是，应该另组联合政府取代阮文绍，必要时美国应不惜切断对南越的经费援助。所谓联合政府的构想正是国内激辩主权谁属的议题的补救方案，此刻北越的和谈代表亦明白地表达，照他们的定义，联合政府正是共产党接管南越的客气说法而已。事实上，北越设计出一套狡词迷惑美国百姓。他们发誓旨在组成一个三方“联合政府”，即由民族解放阵线（北越自己的马前卒）、中立人士，以及代表“和平、自由与独立”的西贡政府成员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就和河内许多厚颜无耻的伎俩一样，世人必须深加思索才能确定在表面冠冕堂皇、合理的方案下潜藏的真实意义。我们细加探究，才发现这个三方联合政府不是要统治西贡，而是要和民族解放阵线交涉谈判最后的解决方案。换言之，以一个共产党员主导的机构，与一个全然共产党的团体去谈判南越的政治前途。河内提议的是通过自身对话结束越战。然而，议题出现在美国国内的讨论时，可就不是这样。富布赖特（William Fulbright）参议员在其著作《跛足巨人》(The Crippled Gi-ant)中声称，关键乃是在于两个对峙的极权主义者如何做选择。麦戈文参议员1971年主张在西贡成立“混合政府”，到了1972年即将得到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却改口，力主美军撤出越南，并且切断供给南越的军援。尼克松政府愿意冒险接受由国际监督的自由选举，来决定阮文绍政府的前途，但是它不肯推翻这个由其前任政府拥立的盟国政府，来促成美国退出越战泥淖。和平运动认定的成功之标准，相当简单，就是越战是否真正停止。如果答案为否，就认为美国谈判不力。和平运动不肯谴责河内，不论其谈判立场，或其从事战争的方式，都不加非难，因此使得河内更加蓄意刁难、拖延。到了1972年，美国已经单方面撤退50万大军，西贡已正式提议举行自由选举，美国将于协定达成后四个月内撤出一切部队。阮文绍也同意在大选之前一个月下野。美国也提议组成一个混合委员会监督选举。这一切提议的先决条件是，由国际监督停火，互释战俘。但是这一切措施都不能使批评者减少对美方动机或政策的抨击。时间月复一月地过去，美国国内辩论越来越集中在河内提出的先决条件——美国定下确切的撤军期限，以示终结战争的诚意。国会各项反战决议案（1971年有二十二案，1972年有三十五案）纷纷以确定撤军期限为主要题目。这些决议案并无法律约束力，使得提案人占尽便宜——与政府唱反调，又不必替后果负责任。终止战争最简单的方法莫过于一走了之，撤军回国——只是越南的问题根本就不单纯。美国和平运动人士与北越、民族解放阵线和谈代表会面后，一再声称他们“知道”，一旦美国承诺确定期限撤军，决不反悔，战俘释放及其他问题的解决，将立可迎刃而解。事实上，河内从未做此保证，还是坚持1968年争取美军停止轰炸行动时用的老一套，同样含含糊糊令人焦急。黎德寿说，定下撤军期限可以为解决其他问题，创造“有利的条件”，但是等到实际谈判时，他又坚持撤军期限一旦定下，不论有关停火或释俘的其他谈判如何，都应有约束力。实际上，河内的释俘或停火与否，是以西贡政府垮台为前提。黎德寿一再喋喋不休，仿佛在上政治学初级课程，其实骨子里这才是越战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对美国国内大辩论最大的讽刺是，河内实际上根本就对美军单方面撤军没兴趣。讨论越战的许多文献，对于这一点依然不太了解。直到接近尾声时，河内从未偏离其一贯的标准公式：美军除了要定下不可更改的撤军期限，美国还得承诺在退出时推翻南越政府。它根本就对一厢情愿的美国国会议员提出各种不同的撤军时间表没兴趣理睬，除了它们可以激发美国分化以外。为表示修好之意，在撤军时间表上略作让步，不会使北越改变其立场。依照河内的思考方式，越战的结果将由武力予以解决。它会高高兴兴笑纳各项献礼，但绝不至于让这些影响其交涉立场。反战人士认为，如果美国表现出格外的诚意，河内会变得理性些。这一点，他们大错特错。华府听到的河内种种说辞等于是迂回要求投降：无条件撤军，继则推翻南越现有政府，再以河内傀儡取代，然后当美国不再有牌可打时，就可利用战俘谈判予取予求，榨取美方更进一步退让。事态发展显示，撤军大辩论象征着越战的转折，显示出政府的许多胜利事实上代价不菲。尼克松坚持其立场，不同意定下撤军期限，除非能换取其他的基本目标。但是，他的条件一旦达成之后，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同意全部撤军。南越因而将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抵御美国任何盟国都未曾遭逢的强敌之侵凌，美国从来也未曾要求其他盟国去履行这些条件。美国部队进驻欧洲已有两个世代；朝鲜半岛停火亦由美军保障逾40年。只有在越南，美国迫于内部意见分歧，同意不再驻留任何部队；因此，当她必须保护终于达成的协定之时，已经丧失安全系数。尼克松分别在1972年1月25日和同年5月8日的两项重要演说中，定下美国的和解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国际监督停火；释放战俘或交代清楚失踪美军的下落、生死；继续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给西贡；根据自由选举，由越南各政党去解决南越的政治前途。1972年10月8日，黎德寿接受尼克松的关键方案，河内终于放弃它要求美国与它共谋，在西贡成立共产党政府的条件。它同意停火、释放美军战俘，并且交代清楚作战中失踪美军的生死、下落。阮文绍政府暂不受影响，美国也获同意继续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给阮文绍政府。黎德寿在此之前根本不肯讨论这些条件。因此他发表下述声明，象征着谈判的大突破：“此一新方案正是尼克松总统本人所提议者：停火、终战、释俘与撤军。……我们亦提出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原则。你们也有此提议。我们应交给南越各方去解决这些问题。”日后的种种悲剧和争论都不能抵消我们这些制定美国政策的人士当时感受的振奋，因为经过整整四年的痛苦努力，总算成果在望，并且美国不必抛弃曾经仰赖她的人民。尼克松曾在许多场合宣称，倘若他的条件得到接受，他会迅速和解。1972年8月14日，我曾经告诉阮文绍，如果河内接受尼克松总统的方案，不打折扣，美国将迅速签订一项协定。我们有责任信守承诺，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守信。如果我方拖延，河内将会公布其议案，迫使美国政府说明为何出尔反尔，不接受自己的条件，而引起国会表决中止经费拨款。河内接受它过去一再拒斥的方案，有以下若干因素：由于针对北越港口布雷，造成其补给供应品耗竭；1970、1971年美军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北越庇护所轰炸奏效；北越1972年春天发动攻势失败；尼克松政府恢复轰炸北越，莫斯科与北京并未出面支持北越；加上担心一旦尼克松当选连任，将大力推动摊牌。决定性的因素可能是，在评估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时，河内谨慎的评估人有了重大的错误判断。河内似乎相信，尼克松胜券在握，必然以压倒优势赢得连任，将使他在越战上得以放手一搏，全力施为。尼克松政府明白，新选出的国会不会再对尼克松的越南政策友善，甚至可能对他个人更加仇视。国会里已有几十个决议案要求停止拨付战争费用，其中的一个有可能获得通过——很可能就被附加在1973年初必须批准的追加经费法案中，这个追加经费法案是支付1972年击败北越春季攻势的开销。我很高兴看到和平在望，也希望它能使美国开始国家融合的过程，并且重新建构形成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两党共识。和平运动总算可以达成他们要和平的目标，坚持要有光荣结局的人士也能满意其耐心坚忍得到的成果。我在阐述最后协定的条件之简报中，向四年来在美国国内争辩不休的敌手指出：“现在情势终于明朗，在这场战争中没有一方独占痛苦；在这场争辩中没有一方独占道德上风；现在我们终于达成协议，协议中，美国并没有越俎代庖要求盟国接受政治前途，而且这场协定也保持了各方的尊严与自尊；在中南半岛疗伤止痛之际，我们亦可在美国开始疗伤止痛。”国家团结的一切希望，却在柬埔寨问题上彻底破灭。由于柬埔寨是美国在中南半岛各战场中，唯一不是尼克松继承自其前人的战场，它特别激发党同伐异的辩论，使得这些辩论变成越战期间最尖锐的争议。我无意在这里重启这些争议，其中细节在我其他著作里已有讨论。基本上，批评政府的人士之指责可以归纳为两大点：尼克松无缘无故把战火延伸到柬埔寨境内，因此之故，美国的政策要为红色高棉( Khmer Rouge)共产党在1975年胜利后推行种族大屠杀，负起主要责任。指责尼克松轻率扩大战争，乃是1961。1962年间为老挝局势所产生的战略性误解的再版。换言之，批评者认为即使河内在中南半岛三个国家都从事作战，战争仍可局限在南越境内进行。北越陆军已经在毗邻南越国境的柬埔寨边界建立庇护所网络，可以借由这些基地针对美军和南越部队，发动师级兵力的攻击。这些庇护所的补给供应，由借道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而来，或者由柬埔寨的海港西哈努克维尔而来——都已经公然违背柬埔寨的中立地位。美军加速撤退行动之际，如果这个后勤补给网路安然无损，越来越少的美军对付兵力不减的北越部队，挟无限制外来供应之助，则南越与美军的军事据点必然难以扼守。尼克松政府因而做下战术决定，于1969年针对这些庇护所发动空中攻击，于1970年又发动地面攻击。空中攻击是反击北越对南越发动的一波波之攻击，在北越的攻势中每周有四百名美军阵亡，而且它亦违反了1968年美国停止轰炸北越时，河内与约翰逊总统的“理解”；美军的地面攻击则是保护美军部队撤离（每年达到十五万人）的一种策略。不挑战北越的后勤补给基地，美国的撤军策略就不会奏效。在这两项决策上，柬埔寨当局都欢迎美国人发动的攻击，视之为确保柬埔寨中立地位的行动；毕竟，没有人邀请北越进入柬埔寨建立据点。但是，美国这两项军事行动都在国内成为非常情绪化的议题，激起远超过军事策略层面的剧烈辩论。柬埔寨问题立刻被纳入有关越战的大辩论当中。政府的政策反映出战略需求；批评者的焦点则是战事本身的道德性瑕疵。由于美国人不能彻底明白革命意识形态的性质与残暴，更加激发了反战的态度。所有的证据显示，红色高棉的领袖早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巴黎时期，就是狂热的意识形态挂帅的人物；他们矢志消灭柬埔寨现有的社会，要消灭任何略具“布尔乔亚”教育背景的人，以建立一个狂热的乌托邦。那种声称他们是因美国军事行动才变成血手屠夫，因而情有可原的说法，与说犹太人遭到纳粹屠杀的浩劫，乃是美国对德国实施战略轰炸而致，一样荒诞不经。我无意利用本篇裁判何种情绪为何如此高涨的是非功过。但是，美国人自己必须反省认识，不论对美国决定介入柬埔寨是否明智有何最后裁判，可堪浩叹的是，红色高棉是下手的屠夫，而柬埔寨人民却因美国国内意见分歧而付出代价。反战人士使得美国无法继续支援柬埔寨政府的抵抗红色高棉屠杀行为，反战人士不曾了解在他们力主、最后亦促成的断绝美援之后，势必继而发生流血悲剧。不错，他们也为事后的悲剧大为震骇。但是他们对进行种族屠杀的屠夫的判断错误，在他们日后检讨时的反省中，却仍未痛加针砭，反倒推之于自己的同胞。对一个社会的大考验即是，它在追求共同目标时能否捐弃歧见；以及它是否谨记，社会繁荣进步是因为能调和成见，而不是冲突斗争。美国在中南半岛这个考验上败得很惨。伤痕深重，以致和平亦无足喜悦。冀望协定能成为全国融合契机的希望淡化了，因为草约达成至实际订约中间隔了三个月之久，尤其是在1972年12月下半月还发生美军轰炸机空袭河内事件。虽然民间损失十分有限，因此而爆发的反战示威风潮却使得协定虽于1973年1月27日签订，仍产生一丝疲惫的松弛感。就反战人士而言，河内接受美国的和平条件并未使他们缓和下来。他们担心，如果尼克松的光荣和平理念确立，美国或许有朝一日还会再涉人同样的国际行动，过度干预；就他们看来，越南不折不扣是个令人鄙夷的象征。因此，他们迎接和平协定时的怀疑心态，就与他们对战争与外交的行为一样半信半疑。反战人士纷纷声称此一协定是一出政治戏目，同样的条件四年前就出现了，而且它出卖了阮文绍——却不曾检讨，要求阮文绍下台，正是和平运动多年来的重要主张。没有一种说法可以比指称美国与河内签订协定是为了影响国内大选，更不符合事实。实际上，尼克松曾计划在大选前签订协议将弊大于利；他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之势已经无可撼动，若是激辩和平条件反会破坏其优势。他决定接受协议的动机，恰恰与批评者所指称的完全不同：他一再向美国人民担保，只要政府揭示的条件获得北越接纳，立刻就愿意签订协定，他不愿意以大选考虑来阻止协定的成立。关于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还有另一项持续得更久的神话，它指称尼克松没有必要把战争拖了四年之久，因为同样的和平条件在四年前就可以得到了。此说的缺陷在于它完全忽视一切已知的事实真相。历史记录一面倒地呈现，美国的条件在四年前一再被北越拒绝接受，当它们一被接受，美方立即接纳。当然，美国在中南半岛的努力到了1975年尽付流水；如果美国早就放弃其目标，同样的溃败可能提早出现。但是，美国政府与人民都没有要投降认输；1968年的总统大选中，所有的候选人都主张妥协，而非投降，1972年的大选，主张投降认输的候选人遭到彻底惨败。即使如此，读者还是可以有自由在回顾中下结论，认为在1969年应该以投降认输为目标。不过，在1968年的政治大选中，没有迹象显示美国人民或政党支持类似的结果。但是，痛苦并不因为巴黎协定签字而告终。战事刚告结束，争议立刻转移到美国执行和平的权利何在这个议题上。尼克松政府的高级官员无不明白这个协定相当不可靠。我们已照尼克松一再宣示的，尽最大可能让步，可是国内的动乱使得政府没有太多回旋余地。不过，尼克松和我，以及政府里许多高级官员都相信，如果北越恪守协定及禁止再行渗透的规定，凭协定里有关军事、经济问题之条款，南越即可抵拒来自北越可以预见的压力。然而，尼克松一直承认，北越可能违背协定，若无美国援助，其违规事实可能无法遏阻或抵抗。他预备提出经济援助的方案，以鼓励北越加入国际社会，如果以上种种措施都失败，在尼克松政府成员的脑子里，或在其公开发言里，都没有排除运用空中武力，以执行巴黎协定的可能性。战事结束，美国政府即准备接受再一次实力考验，因为经验告诉它，在执行协定时很可能必须以实力做后盾。我们认为，在五万名美国子弟以身相殉后得到的协定，我们天经地义有权利，也有责任，去护卫它。如果不是如此，任何美国对外签订的和平协定，只会是法定的投降文书。不去护卫和平的条件，等于是投降屈服。如果一个国家不被允许去执行和平条件，它不如放胆公开放弃其主张算了。尼克松和其主要顾问在许多场合一再宣示其防卫协定的意向——譬如，1973年5月3日尼克松在其年度外交政策报告里宣示：“类似的（大规模违背协定）行为将危害到在中南半岛来之不易的和平成果。它将产生与我方重生对峙的风险。我们已在公开、私下场合正告河内，我们不会容忍违背协定的行径。”过去五年的事态又重新出现。若是新当选连任的总统没有受到伤害，或许能坚持随时采取尖锐的军事措施以执行和平协定；但是，水门事件已经伤害到总统，此时已经没有可能强势运作。即使数千计的北越卡车穿越胡志明小道，将近五万名北越部队进入南越，北越拖拖拉拉不肯对作战中失踪的美军之生死下落做出确切交代——凡此皆是违背协定的重大行径——反对派仍坚持尼克松没有权力执行协定，不论北越违约行径有多么严重。他们把这项协定视同他们一向主张的片面撤军协议。1973年6月，国会否决在8月15日以后，继续拨款“让美国部队在柬埔寨、老挝、北越和南越，直接或间接支持战斗活动”，空中侦察也列入禁止项目。1973年7月，情势明白显示，国会不支持以经济援助北越的方案。巴黎和平协定不会自行履行，从来没有一项协定会自动履行。北越依然以在其统治之下统一越南为目标，光凭在巴黎签署一份文件，不会使河内改变其永久目标。巴黎协定使得美国可以自越南的军事冲突抽身；但是，南越的命运有待于美国的支持。国会必须裁定，美军退出中南半岛后，是否继续维持遏制式的政策。不幸，国会决定不这么做。即使对南越的经援也遭到遏阻。1972年，美国国会表决以20亿美元经援南越；1973年，数额降为14亿美元，到了1974年，即使石油价格涨了四倍，经援数额又减半。到了1975年，国会讨论给予最后一笔赠款，约6亿美元。柬埔寨则一文也分不到，理由是这可以有助于保护人民性命——这是绝情抛弃的饰词；在其后发生的种族大屠杀之后，更成为冷酷的大笑话。1975年，柬埔寨和南越在两周之内，相继被共产党攻陷，结束了美国人情感上的悲情，但是中南半岛的悲情才刚刚开始。美国的理想主义，对战后世界秩序启发良多，却以自己的武器击败自己。四位总统曾经界定越南攸关美国安全。两位不同党派的总统曾经认定美国的光荣，就是决不放弃信赖美国言语的人们。尼克松在1972年得以破竹之势赢得大胜而连任，即是以此立场为基础。就越南政策辩论的两方，依照美国的古典方式，都以道德绝对论自扰，从未寻求方法沟通双方歧见。即使事隔20年，美国此一大辩论仍未得出客观论点，依然责备他人大于从经验中吸取教训。共产党获胜迅速解决了越战时期一个长久的辩论——决策者是否借口一旦共产党得胜必然会爆发血腥屠杀，而继续作战不已。当然，柬埔寨发生种族大屠杀，新统治者屠杀了全国至少15%的人口。南越的悲剧没那么惨烈，然而，仍有数十万的南越人被赶进“再教育营”（集中营的美称）。1977年初，共产党当局承认关了约五万名政治犯，不过绝大多数独立的观察家认为，真实的数字接近20万人。至于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多年来在西方国家被宣传是民主的联合政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分子，等到北越征服后，却显现出它另有打算。1969年，民族解放阵线摇身一变，成为南越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1975年西贡沦陷之后两个月，临时革命政府“内阁”开会，决定有限度地恢复南越境内金融机构的运作；成立顾问委员会，延揽反对阮文绍的若干非共产党政客加入，协助治理国务；临时革命政府与82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然而，河内根本不想要一个独立的南越出现，即使是共产党执政的南越也不行，必须防患于未然，以免产生铁托主义。“内阁”决议立即被宣告作废，顾问委员会不得运作，临时革命政府的大使们一个也没派出国履任。南越政府由北越共产党干部和军官组成的军事委员会掌握。1975年6月，河内领导人和报章发动呼吁国家早日统一——换言之，早日正式兼并南越——不到一年，南北越就归于一统。虽然就严格的意义来讲，跟着倒下的骨牌只有柬埔寨和老挝，全球其他地方许多反西方的革命分子却开始大受鼓舞。如果不是美国被认为已在中南半岛崩溃、因水门事件而民心士气涣散，并且因而退缩畏怯，大概卡斯特罗也不至于介入安哥拉、苏联也不会干预埃塞俄比亚。同时，还有一个言之凿凿的说法，认为若是南越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就沦陷的话，印尼共产党在1965年企图发动的功败垂成的政变，或许就会推翻苏加诺政府，而肇致另一个战略灾祸。美国为了她在越南的冒险行动，付出了与其可能的收获不成比例的重大代价。很明显，在如此一个难以自我界定的方向上投注偌大成本，绝对不智。美国一开始之所以介入，是因为它把原先在欧洲运作成功的政策，运用到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条件迥然不同的地区所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不允许有文化畛域，可是集体安全的理论却是，安全不可分割，只要有一股线被抽离，整个国际秩序也会解体。美国太过理想主义，不能基于国家利益制订其政策，又在战略理论上太过执著于普遍战争的条件，以至于不能掌控她不熟悉的，可又政治、军事目标缠结在一起的战略目标。美国人受到自以为其价值观可以普世通行的影响，过度低估了在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社会要推动民主化的障碍，也低估了一个外力侵凌频仍的民族，追求政治目标时的意志力量。或许由于越战而倒下的骨牌，最严重、创伤最深者乃是美国社会的凝聚力也断送了。美国的理想主义深深影响着官员和反战人士，给予他们错误的观念，误以为可以轻易、迅速地把越南社会转化为美式民主社会。当这个乐观的想法瓦解，且情势显示越南距民主十分遥远时，无可避免就出现失望之情绪。另外针对军事问题还有一个几乎不可理解的错误见解。由于缺乏评断的标准，官员经常误解问题，因此对问题陈述有误。当这些官员声称已在隧道末端见到光明在望时，事实上他们只是自以为如此；因而，评估有误，也就等于自欺欺人。通常，能够上达到高级决策人士的问题，也都是复杂的问题；单纯、没有争议性的事情在下层政府已有共识而解决了。可见，一旦做成决定，不管内心有多大的怀疑，决策者变成完全承诺；因此，他显示出的确定、自信表情，可能产生相当误导。甚至，这些错误的假象还经常因为官僚有自我表功的倾向而更深化。揭发政府行政部门故意的误导言行，是新闻媒体和议会的重要职责，蓄意误导绝对不可取。但是，声称越南的基本问题会受到所谓信用差距的影响，此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美国是光明正大地进入越南，绝对没有偷偷摸摸溜进去。国会很清楚美国投入的程度，而且年复一年批准拨款。我们或许可以说，想要制止共产党占领一个新兴国家，乃是天真的想法，但是决不能像全国大辩论那样，集中火力抨击美国的核心价值。这些激烈争论继续混淆了中南半岛的实际状况，在二十年里，历经两党四位总统的期间，产生了一段认识的真空期。美国唯有开始借由这段痛苦经验，汲取两党各自的教训，才能自越战煎熬中恢复。第一，美国承诺投入战争之前，应该对它将面对的威胁之性质，以及它能实际达成的目标，有清楚的理解。它必须有清楚的军事战略，并对何谓成功的政治结果有毫不含糊的界定。第二，当美国承诺而投入军事行动，它就别无选择要争取胜利，一如当年麦克阿瑟将军所说：“胜利是无可替代的。”匆促执行不能缓和疑惧；迟疑拖延会腐蚀耐心，从而伤害美国民众的意志。这就需要仔细评估政治目标，并且在决定参战前先评估达成目标的军事策略。第三，如果民主国家内部互相争战的各党各派，不能有最低限度的自制，就没有办法执行严肃的外交政策。一旦战胜国内敌对人士成为政策的唯一目标，团结的希望将十分渺茫。尼克松深信，身为总统，责无旁贷必须保卫国家利益，即使违逆国内最激烈的异端分子也义无反顾——或许在当时，尤其需要有此勇气。可是，越南事例表明，总统也不能凭其行政命令进行战争。面对各方暴乱示威，面对国会决议案越来越倾向单方面撤军，以及新闻媒体的敌视与苛评，尼克松应该在其任内尽早对国会陈述其战略，要求毫不含糊地支持其政策。如果他得不到国会支持，他应该要求国会表决来清理这场战争，使国会也承担起责任。诚如前文所述，尼克松不肯接受此一建议，因为他认为这是放弃行政部门责任的行为，历史不会原谅这么做所肇致的骇人结果。这是一个光荣的决定，也的确是高度合乎道德与明智的正确决定。但是，依照美国的制衡制度，尼克松一肩挑起的重责大任，决非一人所能承担。在越战期间，美国有必要了解自己的局限性。美国在其长久历史上，超人一等的思想使它自命道德优于他人，而也由于国家物资丰厚，得天独厚而有此思想。但是在越南，美国发现它介入一场道德上模糊的战争，而且在这场战争中，美国物质丰厚与否却派不上用场。20世纪50年代电视荧幕上出现的和睦家庭，正是在文化上支持杜勒斯的高度道德标准，以及肯尼迪的理想主义之团体。在这些期盼中受挫，美国开始反躬自省。的确，没有其他社会对其最终的团结凝聚，有可以与美国匹敌的信心，因此它才不惜裂解开来省视，确信必能吻合复原。也没有其他民族像它这样英勇，为求更新而肯冒险犯难。就即时的结果而言，国内这一出戏剧乃是悲剧；然而，就长期而言，这个痛苦可以作为美国必须付出的代价，以便将过去迭有伟大作为的道德完美主义，拉回到认识远比过去较不和善、较为复杂的国际新环境中来。越战经验依然深深镌刻在美国人心上，而历史却似乎仍对若干最动人的教训有所保留。美国经过内省检讨之后，恢复了自信；苏联，尽管表面上坚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过分伸张而付出死亡的代价。经过一段扩张主义的阶段后，苏联发现自身陷入重重矛盾之中，终致覆亡。这些发展激起美国人对历史教训性质的一些嘲讽式的反思。美国介入越战，冀望制止她所认为的幕后指使的共产党阴谋的野心，但是失败了。从美国的失败中，莫斯科得出一项结论；这项结论认为历史的相对力量已变得对它有利，使得主张骨牌理论人士为之大骇。莫斯科因此试图扩张，伸至也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最后进入阿富汗。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它发现地缘政治现象在共产主义社会和在资本主义社会，都一样有局限性。事实上，由于欠缺弹性，苏联的过度扩张，不是产生美国遇到的异化作用，而是土崩瓦解。问题仍然无解：如果美国保持被动，听任历史进展去解决共产主义的挑衅，事情是否仍会照同一方向发展？或者由于美国此一不作为，使得共产世界获得推动力，坚信必能得胜，因而足以延迟，或者甚至制止苏联的覆亡？姑不论学理上做出何种解答，政治人物不能采取不作为政策原则。他或许可以在评估中学习修正其信心，为未可估计的因素预留余地；但是依赖时间来使威胁力量十足的敌手终必覆亡，乃是对数百万受害人无法慰藉的政策，也使决策变成凭直觉冒险的不负责任行为。美国在越战问题上的痛苦，乃是对其道德意识彷徨踌躇留下的特殊之证明，它本身也对美国经验在伦理上有何意义这类问题，提供了极好的答案。经过一小段中断，美国人又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寻回其意义。到了90年代，全球自由国家的人民再次企望美国导引，以重建一个国际新秩序。他们最大的忧虑不是美国傲慢自负介入世界事务，而是它的退出。这也正是为何我们应保持对中南半岛的悲伤记忆，以提醒我们：美国人的团结不仅是责任，也是世界希望之所在。第二十八章 地缘政治的外交政策：尼克松的三角外交尼克松其人及观点就尼克松而言，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问题。即使没有这段煎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大再评估也有其必要，因为美国几近完全主宰世界舞台的时代也接近尾声了。美国的核优势正在式微，美国的经济独霸地位亦受到欧洲和日本蓬勃成长的挑战，而欧洲和日本乃是因美国资源而复兴，也因美国安全保障而受到庇荫。越南终于象征着是重估美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角色的迫切时机，也是在保守和过度扩张之间寻求适宜地位的紧要关键。就另一方面而言，整个冷战时代共产主义阵营被视为坚若磐石，亦已出现严重缝隙，因此美国外交亦出现新机会。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不仁，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都削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共和苏联的分裂更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有相当的空间可供新的外交弹性转圜运作。20年来，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使得美国领袖能以传教士般的活力去扮演其世界领袖角色。但是，60年代末期的美国，外则受困于中南半岛局势，内则因国内冲突而分裂，需要对其国际事务有更复杂、更清晰的界定。威尔逊领导的国家，对国际事务很陌生，但自信有能力解决任何问题。尼克松继承的社会却为挫折所困遏，国家的前途在于它是否有能力建构可以达致的远程目标，以及面对拂逆是否不会自我怀疑还能维持这些目标。尼克松继承的是几近内战的局势。尼克松本人对既存体制有深刻猜疑，相对地又受到许多既存体制的代表人物的不信赖，他却坚持其信念，认为美国作为世界民主国家领袖，不能放弃其责任，也不能在命运前面退缩。美国少有其他总统像尼克松这么复杂：羞涩，可又有决断；缺乏安全感，可又意志坚定；不信赖知识分子，私底下却爱深思；谈话、声明偶尔冲动莽撞，可是在策略规划上又耐心且具远见。尼克松发现自己处于必须领导美国由独行其是过渡到领导世界的地位。尼克松在言谈上经常表现得气度狭窄，也不善表现出个人的和善可亲，可是却在最艰巨的情形下通过了对领导者的严峻考验，把美国由熟悉的环境引领走向她素来陌生的崭新世界。没有其他总统比他对国际事务具备更丰富的知识。除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之外，没人比他更多地到国外旅行，或努力以更多的真诚去了解其他国家领导人的观点。尼克松对历史的研究与认知，与丘吉尔或戴高乐不属于同一流派。他往往只略为涉猎某个国家的历史，足以理解当前状况的事实真相实貌即可——甚至往往还未必知道这么多。可是他具有一种禀赋，能够掌握他注意的任何国家之政治动态。他对地缘政治现实的了解亦确实不简单。尼克松在处理国内政治时，偶尔或许由于野心或个人欠缺安全感而扭曲，谈到外交政策方面，他强大的分析技巧和独到的地缘政治直觉，却能永远鲜明地以美国利益为重。威尔逊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国家之间的和谐可由集体安全得以维持；尼克松并未接受这种看法。威尔逊认为世界潮流无可抵挡，奔向和平与民主；美国的任务是协助世界向前进展。尼克松则认为世界上有友有敌；有合作领域，也有利害冲突。在尼克松的认知里，和平、和谐不是事物之本然，而是在扰攘不安的世界里偶见之绿洲，要靠十足的努力才能维持安定。尼克松试图以美国国家利益的观念来领航——这个论点为许多传统的理想主义者所厌恶。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能依理性、可预料地去追求其自身利益，尼克松相信——依据18世纪启蒙时期的精神——在利益相互冲突中可以出现均势。尼克松和西奥多-罗斯福一样，但与20世纪的其他美国总统不同，他依靠势力均衡去制造稳定，认为美国强大攸关全球均衡。这两个观点在当时都不合时宜。尼克松在1972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专访中表示：“我们必须记得，世界历史上享有相当长期和平的唯一时期，是势力均衡存在的时期。在某一国家与其潜伏竞争者相继强大时，就会出现战争的危险。因此我相信美国要维持强势的世界。如果我们有强大健康的美国、欧洲、苏联、中国和日本，各自制衡，不要互相抵制，甚至能够均衡，我相信世界将更美好、更安全。”同时，尼克松也反映出美国社会的本质矛盾——迫切需要被人视为冷静精明，可是又得仰赖从传统理想主义中汲取内在力量。说来也矛盾，尼克松最敬佩的美国总统是威尔逊，可是他自己的信条则一点儿也不具威尔逊色彩。每一位新任总统就职后可以挑选内阁会议室要悬挂一些前任总统的画像，尼克松挑了威尔逊和艾森豪威尔两人的画像。当他下令把威尔逊用过的办公桌摆到椭圆形办公室时，好笑的是，白宫经办人员抬进来的，并不是威尔逊总统的桌子，而是格兰特总统的副手亨利·威尔逊副总统的桌子。尼克松经常爱用威尔逊的论调，他说：“我们命运中有责任赋予世界不仅只是范例，其他国家过去也都能给予这些范例，我们要给的是精神领导与理想主义，并不是物质力量或军事力量所能提供者。”的确，他心目中拟追求的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我可以代表美国声明如下：我们不贪图任何人的领土；我们也不想主宰其他人民；我们追求的是和平生存的权利，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全球人类。我们的力量只用来维持和平，而非破坏和平，维护自由，而非摧毁自由。”一位总统宣扬利他主义，可又几乎同时坚持世界未来应由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五大强国去决定，这就代表美国经验的神妙综合。尼克松非常执著地认同美国理想主义，可谓深信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和美国之责无旁贷。但是他也同样认为有责任把美国的使命与他认知的世界如何实际运转，综合以观。即使尼克松希望美国能够坚持威尔逊的价值，他也痛苦地了解到命运赋予他吃力不讨好的任务：美国曾派军队到世界各地宣扬、护卫这些价值，他却必须执行撤退任务。尼克松的出发点也是美国例外论(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不过他广泛结识的外国领袖让他了解到，这些外国领袖中能有利他精神者乃是凤毛麟角；坦白地说，他们绝大多数宁可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只有若干程度的可靠性，并且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比起利他主义更为可靠。这也正是尼克松何以宁愿同时采取两条路线的缘故：一面引述威尔逊论调以说明目标，一方面又诉诸国家利益以利其战术做法。足够讽刺的是，尼克松对美国在追求世界和平时之角色的信念，却使他与许多同一世代的美国精英并不相同；这些人原先认同威尔逊主义，现在却支持尼克松认为背弃美国的国际角色之政策。尼克松深深明白他自己的美国全球责任观，并不少于其前任总统，因此认为自己有职责要替理想主义的美国，在史无前例的、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界定出可行的角色——也就是在尼克松心目中，威尔逊主义和现实政治要能整合为一。战后初期的遏制战略，把美国投入到每一次国际危机的第一线；肯尼迪时期高唱旧调，替美国定下物质与精神力量皆力所未逮的目标。因此，美国的正义凛然变成自我仇恨，批评大肆运用国力，导致畏缩自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尼克松认为其首要任务是要正确看待越南经验。美国的动态依然攸关国际稳定，但是美国亦无法再维持没有深思熟虑的干涉主义，比如没有求胜的战略就在中南半岛投入50万的美国兵力。人类的生存最终要取决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如何，但是世界和平有待于：美国是否能分辨美国的角色是帮忙，还是不可或缺？或者美国能否在本身不分裂之状态下，维持本身不可或缺的地位。尼克松选择一个不太寻常的场合，透露他对这些难题的答案。1969年7月25日，他首次抵达关岛，展开其由东南亚转赴罗马尼亚做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行程。那天早些时候，他目击人类首次登上月球后在附近太平洋中约翰斯顿岛( Johnston Island)返回地球的历史镜头。现代新闻，即使在这个最神奇的历史大剧里也要力求突出，要求每个新闻周期都得有重大新事件可资报道。尤其是总统出访，更是不能冷场。关岛与太空人返回地点在国际时差变更线上不同边，因此此一历史事件被记录为发生于7月24日，也因此它算是另一个新闻周期的事件。有鉴于此，尼克松选择这个时间揭示美国国际关系新的指导原则。虽然尼克松及其顾问经常讨论新途径，但从来没谈到计划在这个特定场合公开发表它。因此，包括本书作者在内，人人都吃了一惊，尼克松会在海外宣布美国新政策。此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新政策，后来在1969年11月一项演讲，以及1970年2月尼克松首次提出总统外交政策年度咨文里，分别加以阐释。外交政策咨文也是尼克松首创，借此列举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尼克松主义处理了美国战后两度介入战事（朝鲜战争与越战）的矛盾。因为美国在未有正式承诺的国家作战，在技术上未有任何同盟含义的地区作战。针对这些地区，为了不要过分伸张势力，也不要放弃职守，尼克松主义订立美国干涉有三大标准：第一，美国将信守条约承诺。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到与吾人结盟的国家之自由，或威胁到吾人视其生存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时，美国将“提供保护伞”。第三，一旦涉及非核之侵略，美国将“依赖直接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起提供防御之人力之主要责任。”然而，事实不是那么容易被纳入正式的标准的。美国担保会信守承诺，乃是烫手的芋头；由于不可能在事件发生前宣告要食言，承诺的可信度相当有限。总而言之，核时代的关键问题不是信守承诺与否的问题，而是如何去加以界定、诠释的问题。尼克松主义对盟国有关核战略的下述争议，并未提出指南针：核武器是否会动用？甚至残酷地说，在谁的领土上运用核武器？盟国是否将发动全面核战（主要将影响到超级大国），或只采取“弹性反应”（主要将威胁到受侵略国家之领土）?所谓“攸关我国安全之国家”若是受到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提供保护，此一条款有两点歧义不明之处：如果美国只针对攸关其安全之国家受到核大国威胁，提供保护，试问：如果攸关美国安全的国家，被非核大国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或者说，当它受到核大国不以核武器威胁时，美国的态度如何？如果面临核威胁时，美国的支持多少已属自动发生的性质，试问是否必须先建立正式的盟约关系？尼克松主义也要求受威胁国家，承担起本身传统防务的更大责任。但是如果受威胁国家寄希望于美国一定会支援，而不肯分担防务责任——尤其是面临核大国之压力时，试问：美国要怎么做？够讽刺的是，尼克松政府强调国家利益，却提供诱因让受威胁国家不多尽力、增强防务努力。因为，如果美国的确以国家利益为主要目标，则它就必须防卫攸关其安全的任何地区，而不问受害国是否值得施援，或对共同防卫有何贡献。因此，所有这些难题日后都在“盟国分担负担”这个大题目下出现。因此，尼克松主义主要涉及不受正式盟约保护、但受到苏联代理人威胁之地区的危机；事实上，这种危机为数极少。尼克松政府试图设计一套“主义”以避免类似越南的另一冲突，但却发展出主要适用于类似越南情势的主义，可是这类危机又是美国已矢志不再重复者。不过，在尼克松接任之时，东西方关系已明显需要重新评估。与苏联的冲突促使美国涉入全球参与( global engagement)，而在越南乱局之后，美苏冲突之战略亟待重新检讨。重新评估之所以难，在于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内针对遏制政策的辩论，是以典型的不计算地缘政治之美国模式进行：一方视外交政策为神学范围，另一方却视外交政策为精神病学的范畴。艾奇逊、杜勒斯等遏制政策之父，对国际事务深具经验，基本上以神学角度来看待其规划。由于他们认定苏联有称霸世界的癖性，因此除非克里姆林官放弃其意识形态，苏联领袖不会是合适的谈判对手。兼以美国外交政策以促成推翻苏联为主要任务，全面进行谈判或甚至只在外交上提出全面谈判蓝图，即使不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具意义的，除非美国能以“实力位置”迫使苏联改变其宗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不曾体验到冲突不能解决的困境，又深信可以妥协来解决争议，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执行如此僵硬的路线。许多相信艾奇逊和杜勒斯道德前提的人士，为了加速谈判的时程，声称苏联制度业已有了转型，或即将转型。美国民心亟盼结束对峙，使得强硬的遏制派也不能不注意到气氛之转变。杜勒斯仍为国务卿时，所谓的日内瓦精神和戴维营精神，即反映出此种新氛围。照“精神病学派”的说法，苏联领导人对和平的需求，与美国人并无差异。他们之所以毫不让步，部分是因为美国使他们觉得不安全。这一派人士因而力促耐心，以便强化苏联领导人中的爱好和平派之立场；据他们说，苏联领导人分为鸽派、鹰派，与美国政府一样。美国全国大辩论逐渐转向所谓苏联内部变迁的强度，却未能解决那原始的困难；所谓原始的困难，即遏制政策明白在对峙与维持现状之间别无中间立场，从未解答要交涉什么的问题。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这两派学者说都遭到一种新激进主义的挑战。40年代的亨利·华莱士方式复活，并贴上新的签，在遏制政策上提出更加骇人的论调。它不仅如其前辈主张的一样，主张美国没有道德权利去反对共产主义，还断言反对共产主义只会助长共产主义。根据这派新激进主义，共产主义不需要被遏制，而需要存活。因为，最终如果它该覆亡，历史本身就会击溃它。小说家诺曼·梅勒( Norman Mailer)描绘华盛顿一次示威游行时，主张美国无条件自越南撤军，就归纳了这种观点：“如果共产主义在亚洲盛行，就会出现分化、宗派。因此，美国退出亚洲也正好就是获致势力均衡。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的问题就越庞大，忙于料理其征服的世界就使它越软弱。共产主义扩张，就是它自身的遏制。”新激进主义主张，击溃共产主义最好是依靠其自身的胜利，甚至可能也只有依靠其自身的胜利而达成，而不是经由美国反抗以达成；它等于是宣扬遏制政策的反面主张。过于扩张是共产主义衰弱的根源，共产主义越是扩张，它就更加必然溃亡。美国放弃抵抗共产主义，就种下战胜共产主义的种子，这的确是小说家自相矛盾的说法。梅勒的诗意得到更世故的学院分析师不露形迹的附和。学界重镇加尔布雷思( 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主张的“趋同理论”(conver-gence theory)，事实上坚持，美国没有意义冒巨大风险去反共产主义，因为两个社会注定在自然发展中会变得越来越相似。东西方关系也已走到死胡同。传统的遏制观念已导致外交僵局。它的主要替代方案乃一种异端主张，要求抛弃一个世代的承诺中所有的假设前提。但是，没有一位负责任的美国总统可以把其国家命运交给所谓历史的力量，迦太基遭到罗马征服者蹂躏后数百年，罗马也从历史上消失了，这对迦太基人又有何可告慰之处？尼克松完全不接受这三派学说，决定以国家利益为美国长远的外交政策之基本标准。这种作为的最重要工具就是一年一度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自1970年起，他一连四年发表其美国外交政策年度报告。这些报告由笔者本人率同部属起草，反映出总统的观点，并以尼克松的名义发表。与所有类似的文件一样，作者是谁并无关宏旨，要紧的是总统承担起一切责任。虽然这些报告提出新政府的观念途径，它们在这方面并未完全成功。媒体只顾追逐事件、不重观念；除了有关越南的部分之外，把它们的大部分都视而不见。外国领袖则把它们当做是出于幕僚之手的作品，当报告所述及的情势的确发生时，再来重视它也不迟。不过，就研究当时世局的人士而言，这些是了解尼克松时期外交政策最佳的地图；就新闻记者和外国领袖而言，也的确如此，这些人在注意外交函电往来和日常事物之际，错失掉许多显著的暗示。报告的主要基调就是，美国外交政策此后将以国家利益之分析为依据；美国将依政治目标，而非法律原则之诠释而决定是否介入。尼克松总统1970年2月18日提出第一次的外交政策年度咨文，表述下列观点：“我们的目标，首先就是要以坚定的外交政策，长期支持我们的利益。政策越是以切实评估吾人及他人之利益为基础，我们的世界角色就可以越有效。我们不因为已有的承诺而介入；我们有承诺是因为我们已介入。我们的利益必须影响我们承诺之形成，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在英国或法国的国家文件里，这类陈述会被当做陈词滥调，不需要特别注意它。在美国，总统政策说明是基于国家利益，却属空前。尼克松在本世纪的每个前任总统，除了西奥多·罗斯福之外，都把美国的理想主义视为居于许多因素之上，或者不以永久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看待未来，而是就事论事。报告指出，在应付苏联时，美国政策将以确切了解苏联制度的性质为基础，既不低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念之深度，也不幻想共产党领袖“业已放弃或正要放弃其信仰”，美国也不能允许自己在情感上依赖对苏关系而决定政策走向。进步的标准就是以明确的协定表达出来，反映出相互利益而不是只有气氛而已。总而言之，要缓和紧张局势必须在宽广的阵线上去展开：“我们看待我们的共产主义敌手，为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国家，就好像我们也追求自身利益一般。我们将以其行为去评判他们，正如我们期待依照我们的行为而被人评判。明确的协定，及其建构的和平结构，将来自务实地容忍相互冲突之利益。”1971年的外交报告亦重申同样的调子：“苏联的内部体制不是吾人政策的目标，然而我们亦不讳言不能接受其许多特征。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就跟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一样，视其国际行为而定。”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受到保守派人士强烈抨击；尤其在越战结束，由国际紧张局势释脱出来的压力减退之际。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当时批评者所指责的尼克松过分倚靠苏联领导人（只要了解到尼克松强调具体细节，以及他对人性持悲观看法，就知道此说不确），而在于究竟什么是最适合阻止苏联扩张主义的战略。尼克松相信，在越南乱局之中，国家利益是抵抗共产主义扩张活动、维持民众支持的最佳判断标准。他的批评者则认为强调国家利益，乃是一种精神上的解除武装。在决心阻止共产主义势力继续扩张方面，尼克松政府的观点与先前的艾奇逊、杜勒斯所见无异，与其后的里根亦难以区分。越战仍在激烈进行中，尼克松政府对下列诸项苏联的地缘政治或战略性威胁，都苦于应对：1970年，苏联在古巴兴建海军基地事件，苏联地对空导弹移调苏伊士运河事件，以及叙利亚入侵约旦事件；1971年，苏联在印度一巴基斯坦战争时之角色；1973年，就勃列日涅夫暗示将出兵干预以阿战争之反应等等。直到福特政府时期，针对古巴派兵到安哥拉事件之反应，其态度依然如昔。同时，尼克松政府对待遏制政策亦有异于艾奇逊和杜勒斯的作风，不把苏联社会转型作为双方谈判的先决条件。尼克松与遏制之父在此分道扬镳，选择一条类似丘吉尔曾采取的途径——丘吉尔在1953年斯大林谢世后，主张与莫斯科会谈。尼克松相信，谈判的过程，加上长时期的和平竞争，会加速苏联制度的转型，并强化民主国家。尼克松揭示的谈判时代，作为一种战略，使美国得以在越战依然进行中，可重新取得外交主动。尼克松的目标是把和平运动局限在越南问题上，不让它使美国外交政策每一方面都瘫痪了。尼克松的方式基本上亦非战术性质。他和他的顾问们相信，两个核大国在紧张缓和之状态下，很可能有暂时性的利益交集。核均势似乎正趋某种稳定状况，或者说可以由单方面努力或武器控制谈判，去达成稳定均势。美国需要有喘息空间以便自越南抽身，并且替越战战后时期建构新的外交政策；同时，苏联或许也有更强烈的理由寻求喘息机会。苏联在中苏边境线部署重兵，暗示着苏联在相距数千英里的两个前线面临紧张局势，或许也已预备与美国试探政治解决之道，尤其是如果我们能在对中国开放方面获得成功的话——对中国开放是尼克松策略的基石。姑不论其意识形态信念为何，苏联领导人或许已在对西方国家关系上发展了相当的利害关系，而不想对峙冲突。在吾人观念里，苏联与西方的对峙冲突越是迟迟不发作，要把苏联帝国拼凑在一起的任务就越难以料理，尤其在其政治问题因经济迟滞而越复杂之条件下。换言之，尼克松及其顾问们相信，时间站在美国这边，而不是共产主义世界那边。尼克松对莫斯科的观点比他的前任更加精细。他没有把美苏关系看做“全然或全无”的命题，而是一组解决程度各异的问题之混合。他致力把超级大国关系之间所有许多因素拼组起来，求取一个整体的解决之道，既不像“神学派”主张的那么全然冲突对峙，也不像“精神病学派”主张的那般全然调和妥协。他想要强调有可能合作的范畴，利用合作的杠杆来修正苏联在两国不和睦范畴之行为。这乃是尼克松政府给“缓和”( detente)下的定义，而不是对日后争辩的讽刺漫画。这个“联系”( linkage)政策是以某一范畴之合作与另一范畴之进步相联结，它有许多障碍。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迷恋武器管制之情，就是暗礁之一。20年代的裁军谈判，即以把武器裁缩到不具威胁性之程度为标的，结果是彻底失败。这个目标到了核时代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核武器的“安全”程度，根本就是完全矛盾的提法。我们也无法想象，如何在像苏联这么广袤的国家境内，去查验武器已裁至既定水准。要到了冷战行将结束之际，才算真正达成裁军目标。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裁军是附属在减低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这个目标之下；所谓特定的、可界定的危险，其中最显著者即是防止突袭发生——这一切摆在“武器管制”名目下去开展。决策者并未预料到减低突袭之风险，会在武器管制谈判中成为关键问题。常识似乎指出，超级大国均具有庞大的毁灭力量，可以消灭对方，因此每一方都可以对对方施加无法忍受的损害。然而，1959年兰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分析家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提出可谓冷战时期最具创意的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常识不足以指导核关系。核武器是由集中在相对稀少的基地之飞机所装载，因此就技术而言，在敌方发动之前有可能将其战略兵力摧毁掉。在这种情况下，先发动攻击的一方或许可以把对手的反击减低到可以忍受的地步，进而可以遂行自己的意志。同理推论，害怕受到突袭，可能诱发先下手为强的心理——也就是说为了避免受到突袭，就要先发制人。照沃尔斯泰特的看法，核均势事实上相当不稳定。所谓先下手为强的第一击和反制而发之第二击，其间有何差异，成为国防分析家和武器管制专家争辩不休的议题。因此就又出现“双方可能有兴趣谈判，安排自保，免遭终极危险”的想法。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出现许多学术研讨会，探讨武器管制和战略稳定之理论与实务方案，让此后20年的决策者参考择用。沃尔斯泰特这篇论文在战略分析的贡献，和凯南1947年以X笔名发表的论文，对政府分析之贡献，可以前后辉映。从此以后，武器管制的外交谈判集中在限制核力量的组织及运作性质，借以将突袭的诱因降低到最低程度。但是，武器管制本身就已经经纬万端，异常复杂。这个题目相当奥妙难解，令决策者和一般大众都十分焦虑。譬如，它过分简化了问题的性质。决定发动核战争的人，不会是熟悉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如果他们的了解略有误估，即使不摧毁了整个文明，也可以摧毁其社会；决策者将是不胜烦忧的政治领导人。何况，两大超级大国对此一新技术也都没有实战经验，因此为了要在核战争中占上风，势必得同时发射数千枚核弹头。然而，在整个冷战时期，苏联从来没有一次同时试射三颗以上的导弹，美国则从来不曾自发射井发射过导弹。（这是因为美国的发射井，位于美国中部地区，华府担心如果试射导弹掉到地面，会引发森林大火。你瞧，信心只有这么大。）因此，突袭之危险事实上受到目标相互冲突的两组人马之夸大：一派希望扩大国防预算，以免遭到突袭；一派则激发对突袭之恐惧，作为缩减国防预算的理由。由于此一议题错综复杂，在陈述技巧上就大有学问。而且，情感因素纠缠极深，我们不易判别，专家是否因科学研究而获致其结论，抑或他们借科学之名来支持其预设结论——往往后者情形居多。遗憾的是，决策者必须受制于意见极为分歧的科学家们之建议；而科学家们又花了成年累月的时间去研究核议题，而政治家却只有数小时去思考它们。就脆弱性、准确性和可估算性等奥妙题目的辩论，已经达到中古时期对神学争议不休的地步；事实上，这些长久不止的哲学上之歧义见解，可以远溯到遏制政策出现之最早阶段。20世纪70年代对武器管制争辩最激烈的时期，保守派批评者警告说，苏联领导人不可靠，苏联意识形态敌意十足。主张武器管制的一方却强调，武器管制协定有助于关系和缓之整体气氛，未必就逊于实际获致协定的贡献。这又是神学派和精神病学派昔日的辩论，披上技术之外衣重新出现。起初，武器管制直接附属在遏制理论上面。依赖实力地位与武器管制论并存，以求使遏制较不危险。随着时间进展，武器管制很明显使得遏制越来越成为常态。政治解决之议很少有人提起，两大阵营也几乎不去尝试谈判政治解决之道。的确，在武器管制派人士觉得世界越来越安全之时，政治人物越来越没有理由离开熟悉的位置，投向政治解决此一情况未明的怒海。危机来了又去。事件由东南亚发展到加勒比海和中欧，但是双方似乎都在等待对手在历史演变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自行溃败。在某一方的历史演变观明显占上风之前的时段，借着武器管制谈判，生活可以差堪容忍。这似乎是僵持的大环境：政治论（遏制）解决不了军备竞赛，战略论（武器管制）也解决不了政治冲突。尼克松就在这样的气氛下执政，加上受到国会与新闻媒体的压力，于是迅速与苏联进行武器管制谈判。他很不情愿在苏联部队占领捷克还不到六个月的时候，就装做若无其事地进行外交交涉。最起码，他要防止武器管制被错误判断为苏联扩张主义的安全阀。尼克松政府决定要判别，苏联力图让比其前任强硬的——换言之，对苏联利益威胁较大——美国政府镇静下来，这一点是否可以用来争取苏联合作，借以消除对柏林的威胁，缓和中东的紧张局势，并且最重要的是，终止越南战争。这套方法被称为“联系”，引起极大争议。身为政治人物的一项主要职责就是，了解何种主题真正互有关联，可用来互相补充。大体而言，决策者在这方面的判择不大；毕竟，是现实把事件连接起来，而不是政策去把它们纠合在一起。政治人物的角色就是在关系存在时认识到它的存在——换句话说，要创造出诱因与惩罚网络，以产生有利的结果。尼克松在1969年2月4日，也就是接任两周之后，在一封给内阁阁员的信中陈述他的国家安全观点如下：“我深信，在甲地有危机或对峙冲突，在乙地却又真实合作，不能长久并存。我体会到前任政府的观点是：当我们在甲议题上发觉与苏联有共同利益，我们就力求获致协议，试图尽可能把它与另一处的冲突之上下波动隔离开来。这在文化或科学交流等许多双边实质问题上，可能相当稳健。但是，在当前的重大议题上，我相信我们必须寻求广泛推进，明白显示我们认为政治与军事议题之间有关联。”有关联系原则的争论就是要把尼克松的基本前提由单纯化为模糊。冷战乃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尼克松坦率地指出：选择某一地区关系去改善，却又在所有其他地区继续对峙，实在荒唐。在尼克松及其策士们看来，选择性的缓和紧张关系乃是必定会伤害民主国家的策略。根本没有道理把武器管制如此复杂、奥妙的题目，用以考验和平是否有希望，可是同时又听任苏联的武器暗助中东冲突，以至于在越南杀戮美国人。联系的观念在外交决策圈遇到若干风雨波折。美国外交政策官僚体系大部分是由一些热诚的人组成，他们献身于美国社会也视外交决策为其正统的行业，因此他们能够把自己对美好新世纪的见解，付诸实现。舒尔茨国务卿日后曾喟叹官僚体系斗争永远休止之时，这些外交官员的意见也就在这个体系中备受熬炼。美国外交政策受限于人事流动、时间变迁，及针对高度特定问题提出对策等因素，很少以整体观念去思考。临时针对局部事项处理，发言的人很多，谈到整体策略，则根本乏人问津。必须要有一位异常坚毅的总统，且又深谙华府官场之道，才能打破此一旧习。尼克松企图把开启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与政治议题之进展结合来谈，遭到武器管制派与克里姆林官问题专家两方之反对。前者只想设法达成武器管制，后者只相信美国外交政策应该设法在克里姆林宫鹰派和鸽派的政策争端中，协助鸽派抬头。官僚体系故意玩弄手段，破坏尼克松总统致阁员函件中揭示的政策，向新闻媒体泄漏，说武器管制本身就应是政策目标。虽然未经“批准”就对外泄漏消息，可也从来没人出面否认此一说法。1969年4月18日《纽约时报》刊载，“官员”形容对苏武器协定是“尼克松外交政策的最大目标”。4月22日，《纽约时报》又披露，“美国外交官”预测六月间可以进行战略武器限制谈判。5月13日，《华盛顿邮报》引述政府人士的话，指出5月29日以前应可就开始谈判之日期达成协议。针对尼克松宣示武器管制应与政治议题联系的立场，这些官僚不正面对抗，而是逐步增加压力去修正它，每天拿出一些评论，技巧地把政策推向他们采取的立场。政府之外的分析人员不久也发动他们的批评。1969年6月3日，《纽约时报》称美国把贸易限制与其他议题扯在一起，是“自己打自己”，是“冷战政策”，“与尼克松政府宣示的由对抗转为谈判、合作时代之政策相抵触”。《华盛顿邮报》也深入探讨此一论证。它在4月5日说：“现实十分错综复杂，很难让任何一位总统相信，他能把如此多的鸭子排列整齐。武器管制有其价值和紧迫性，完全与政治议题地位不相干。”尼克松有意以迟滞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为手段，来扩大与莫斯科之对话。官僚的动力，加上哲学观点的殊异，消耗掉尼克松可以节省下来的资产。我们不能说，政府的方法立刻成功，1969年4月，美国派出未来的国务卿万斯到莫斯科，授权他同时就战略武器限制和越南问题进行谈判，都告失败。这两个议题太难拿来对比：战略武器谈判的结果，太不确定；河内领导人太倔强难缠；每一个议题的谈判都将旷日持久，实在太难同时并进。但是，到最后，尼克松及其顾问们还是设法使各个不同的政策互相扶持支援，并且开始奏效。因为尼克松政府借由戏剧性地对中国开放，设法为苏联趋于和缓创造出重大诱因。棋赛里，大家都知道抢夺越多地盘的人，选择就越大，而对方相形之下就会觉得限制重重。同理，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选择相对就少，它在追求其目标时就必须更加小心翼翼。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寻求放弃其作对角色。一旦苏联不能再仗恃世界最强的国家与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间的长久对立——即使中、苏被视为已开始合作——苏联强悍不妥协的空间就会大为缩小，甚至消失。苏联若是持续摆出威胁姿态，可能反而会强化中美合作关系，因而不能不略为修正态度，在60年代末期的环境下，改善中美关系成为尼克松政府对苏策略的关键因素。美国传统的对华友善在1949年因中共赢得内战并于次年介入朝鲜战争而结束。代之而行的是蓄意把中共统治者孤立在北京的政策。代表此一心态最显著的例子之一，即是1954年日内瓦中南半岛和会时，杜勒斯拒绝和周恩来握手那一幕-17年之后，周恩来以总理身份在北京接见我，还记得这段往事，问我是否也是不肯和中共领导人握手的美国人。两方之间唯有靠彼此驻华沙的大使，保持唯一的外交接触，他们不定期会晤，互相拌嘴吵架。60年代末期至7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驻埃及大使之外（原因不明），中共所有驻外大使悉数奉召回国，中止了华沙会谈，华府和北京的外交或政治接触也全部中断。有趣的是，最早察觉中苏分裂有机可乘的领袖是欧洲外交政坛两个老人：阿登纳和戴高乐。阿登纳根据一本他刚读完的书，在1957年左右就开始谈到此一话题，不过当时的西德根本不够分量推行全球政策。戴高乐就不觉得有此限制，他在60年代初期就正确地预见到苏联在中苏广大的边境上问题严重，这会使得中、苏都要寻求与西方国家有较为合作的关系。戴高乐因而相信，这个事实将加速法、苏和解。由于莫斯科的中国问题，莫斯科和巴黎可望谈判打开铁幕，实现戴高乐提倡的“由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欧洲”大一统目标。但是，戴高乐的法国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实行这样的外交革命。莫斯科没把巴黎当做可以平起平坐谈和解的对手。然而，虽然戴高乐的政策规划因为由法国本位一厢情愿的思考而有所扭曲，但他的分析观察可谓颇有先见之明。美国的决策者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定见所限制，未能体会到中苏不和，是西方国家的战略大良机。美国的对华观点因而依照冷战的熟悉模式而分裂。一小群中国问题专家，把不和认为是心理因素，他们促请美国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席位交给北京，并且通过广泛接触缓和紧张局势，来处理中国的不满。然而，绝大部分的意见则认定，中共是无可救药的扩张主义者，意识形态狂热偏执，倔强地坚持要搞世界革命。美国之所以已经卷入中南半岛战争，不容讳言是因为中共为首的共产党阴谋占领整个东南亚所致。传统的认识是，远比苏联的案例更甚，在可以考虑谈判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必须先改造。这个观点从另一批没料想到的人士那里得到声援。十多年来力主与莫斯科维持长久性质对话的苏联问题专家，在对华态度上却反对对话。尼克松第一任期之初，一群前驻苏联大使，为了华府首次对北京发出示好信号而不安，向尼克松提出警讯。他们力称，苏联领导人对中共的不睦十分偏执，因此美国企图与北京改善关系，会导致与苏联冲突的无法接受之危险。尼克松政府不认同此一国际关系观点。把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排除在美国的外交考虑之外，等于是让美国把一只手绑在背后到国际上去运作。我们相信，增加美国的外交政策选择，将使莫斯科立场转化，而非趋于强硬。尼尔逊·洛克菲勒1968年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我替他起草一份政策声明，提到：“我将开始与共产党中国对话。在华府、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我们加强对她们两者之选择，也就增进了与任何一者互相包容的可能性。”尼克松则更早就提出一模一样的观点，其用词吻合美国传统的世界共同体观点。1967年10月，他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说：“就长期观点而言，我们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独自孕育幻想、‘坚持仇恨和威胁邻邦。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况下生活。”尼克松在争到总统候选提名后不久，就变得更加明确。1968年9月，接受某杂志专访时，他声称：“我们必须不忘掉中国。我们必须不断寻求机会与她谈谈，也与苏联谈谈。我们必须不只注意是否变化，我们也必须寻求机会制造变化。”到最后，尼克松达成其目标，不过中共之所以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出于害怕遭过去的盟友苏联攻击的心理，大于计及与美国会谈或许有利的因素。尼克松政府没有立即了解到中、苏关系此一方面，还是因为苏联本身的行动才被提醒注意。苏联外交政策弄巧成拙，把克里姆林官最担心害怕的事助长起来，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1969年春天，中、苏部队在乌苏里江双方边境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华府最初视之为这一定又是中共偏激领导人挑起这些争端。但是，苏联外交手法拙劣，引起美国重新评估。苏联外交官把苏联版的事件经过，向华府仔细通报，并且追询：如果冲突升级，美国持何种态度？美国对此一议题上显示不特别关切，苏联却破天荒地急切要咨询华府态度如何；这使得我们自问：苏方向我们巨细靡遗地详做通报，可能不只是意在筹谋对中国发动攻击那么简单。由于苏联的简报激发美方做情报研究，更增强了此一疑虑，因为情报显示：这些冲突一成不变都发生在苏联主要补给基地附近，离中共通讯中心很远——这个形态令人不免启疑，判断苏联部队实际上先动手侵略。其他证据也加强此一分析的可信度，因为苏联迅速沿中、苏4000英里长的边境部署重兵，很快就超过40个师的兵力。如果尼克松政府的分析正确无误，一项重大国际危机已在全世界不知不晓中酝酿着。苏联若是对中共实施军事干预，将是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对全球均势的最严重威胁。针对中国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意味着莫斯科将试图让北京政府像去年的捷克一样，屈膝臣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而将屈服听命于一个核超级大国——这将是可怕的中、苏集团复活之征兆，也是50年代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苏联是否有能力实现这样一个大计划，的确不太肯定。然而，明显的是：这个风险冒不得，尤其是苏联政府一向以地缘政治观念思考其外交政策，美国更是不容任何险着。如果认真看待势力均衡的问题，则任何可能爆发地缘政治动乱的情况，都必须加以抵制；一旦变迁已发生，再要反对就太迟了。最起码，抵制的代价也会呈现指数增加之势。这样的考虑导致尼克松在1969年夏天，做了两项不寻常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抛开构成现存的中美对话之全部议题。华沙会谈定下的议程十分复杂，耗费时间。各方都强调本身的愤懑：中共要谈台湾的前途，以及被冻结在美国的资产等问题；美国方面则寻求中共宣布放弃对台湾动武、中国加入限制武器谈判，并且解决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经济权利主张。中、苏、美三角关系尼克松决定集中在中国对与美对话的态度这个较为广泛的议题。优先重点摆在确认中、苏、美三角关系的牵连范畴。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他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如果关系能在此一基础上改善，传统的议程悬案自然水到渠成，会有解决；如果关系不能改善，传统的议程也就依然不得解决。换言之，实质议题会因中美关系修好而解决，不是替如何修好定下限制。为了实施把两极对峙的世界转化为战略性的三角关系之策略，美国在1969年7月宣布一系列的单方面主动议案，来显示态度已有转变。原先不准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禁令取消；美国人可以携带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物品进入美国；也准许在某一限量之内的美国货物输往中国。这些措施本身都不算太具重大意义，但是旨在传达美国有了新作风。罗杰斯国务卿在尼克松许可下，于一项重要演说中透露这些信号。他在1969年8月8日于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欢迎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太平洋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如果中共领导人放弃他们内省式的“世界观”i美国将“开启沟通渠道”。罗杰斯的谈话是二十年来美国历任国务卿，对中国最温和的谈话。他吁请各方注意，美国在经济领域单方面采取若干主动，旨在“提醒中国大陆人民，我们对他们之历史性友谊关系”。但是，如果1969年夏天真正有苏联进犯中国之险，就不会有充分时间让这些复杂局势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尼克松采取或许是他任内最大胆的措施，向苏联提出警告，如果她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不管中国即时对美国持何态度，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中国的独立是维持全球均势不可少的因素，也认为与中国的外交接触，攸关美国外交弹性。尼克松向苏联提出警告，也是具体表示出他的政府新策略将使美国政策以仔细评估分析国家利益作为基础。尼克松关切苏联沿着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批准在1969年9月5日发表一份措词强硬的双边声明，声称美国“深为关切”中苏爆发战争。副国务卿理查得逊( Elliot Richardson)奉命传递此一讯息；理查得逊的职位可以令苏方明白他是代表总统发言，同时也不致让美国正面向苏联的挑战过于明显：“我们不会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求取利益。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意识形态的歧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深为关切，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当一个国家宣称放弃利用另外两方之间的冲突求利，事实上也就是宣示它有能力这么做，另两者最好节制自己以保持此一中立态势。同理，当一个国家表示她“深为关切”军事行动之可能性，也就是传达她将会帮助他确定的侵略行动之受害人——虽然帮助的方式尚未明白表示。尼克松因此可谓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他表露出：预备支持一个20年来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他的政府迄今与这个国家亦无任何层次的接触交往，甚至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一有机会就痛诋美国“帝国主义”。它揭示出美国又回到现实政治的世界来了。为了强调新作风，每一年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都要强调美、中关系改善之重要性。1970年2月——华府与北京之间出现任何直接接触之前——外交咨文呼吁与中国展开务实谈判，并且强调美国不会与苏联勾结，对付中国。这当然是向莫斯科警告的反面说法；它暗示，华府在情势逼迫下有其选择考虑。1971年的咨文重申美国愿意与中国建立接触，并且再向中国担保，美国没有不良意图：“我们预备与北京建立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或者共产主义中国必然在亚洲施展霸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对中国施加一种国际立场，否定了它的合法国家利益。”这份咨文再次重申美国在两大共产主义中心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去激化此一冲突，也不会去鼓励它，认为我们会与一方勾结，去对付另一方，乃是荒谬的想法。同时，我们也不能允许共产中国或苏联指挥我们的政策，去对付另一方。我们对中国、对苏联，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一再声称放弃与任何～个共产主义巨人勾结，等于是邀请他们都与华府改善关系，也等于是向他们警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后果自行负责。就某一程度而言，中国与苏联都计算到他们需要美国的善意，也担心美国偏向其敌手，因此他们都有诱因改善对美关系。两者也都被明白告知——的确，信息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明白读到——与华府拉近关系的先决条件就是节制，不得威胁美国的重大利益。事情的发展显示，要界定对华关系新架构容易，要实现它却不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孤立十分彻底，彼此都不知道如何与对方接触，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共同语言沟通，可以向对方担保：修好并非陷阱。中国方面的困难更大，部分原因是北京的外交十分妙微与间接，大部分超越我们在华府的官员。1969年4月1日，也就是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两个多月之后，即将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不再用在此之前美国是中国头号大敌的说法。林彪形容苏联同样对中国有重大威胁，这一来，三角外交关系的基本先决条件已经完备。林彪亦重申毛泽东1965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 Edgar Snow)讲过的话——中国在其国境之外没有任何部队，并且除非中国领土受到侵犯，也无意对外掀起战争。毛泽东的信息未受到注意，部分是因为中共过分高估斯诺在美国的重要性。斯诺是长期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北京领导人认为他在美国对中国问题享有特殊的可信度。然而，华府认为斯诺是共产党的工具，不预备相信他享有的秘密。毛泽东故意在1970年10月1日中共国庆日观礼台上，把斯诺安排在他身边，美方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意义。毛泽东1970年12月接受斯诺访问时，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以访客身份或以美国总统身份，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信息，美方也未予重视。虽然毛泽东还指示译员把笔记递给斯诺过目（以示具诚心邀请），华府从来不知道有此一邀请，直到数个月之后通过其他渠道已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一段公案。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在1969年12月于华沙恢复外交接触。但是，与过去一样，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尼克松指示十分干练的、谨慎的美国驻华沙大使斯托赛尔( Walter Stoessel)，利用社交场合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邀请他恢复大使级会谈。斯托赛尔的机会在1969年12月3日到来，场合挺怪异的——南斯拉夫借华沙文化官举办时装表演。中国代办完全没有得到北京的训令，指示一旦遭到美国外交官接触时应该如何对应。斯托赛尔好不容易堵住其译员，这个信息才得以传递出去。到了12月11日，中共代办终于接到指示，知道如何与美方交涉，才邀请斯托赛尔到中国大使馆，恢复华沙会谈。但是，双方几乎立刻发生僵局。双方的标准议程都没有可以探究地缘政治根本问题的空间——根据尼克松的观点，后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也有同感，中、美未来关系的发展有待于这些地缘政治根本问题如何解决。甚至，这些问题在美方而言，还得通过向国会及主要盟国咨商的繁冗过程，如果能有何进展，这些进展也必然缓不济急，且人人有成见。结果是，华沙会谈在美国政府内部制造的争议，更大于双方在会谈中的争端。因此，尼克松和我在1970年5月，听到中共以抗议美军攻击柬埔寨越共庇护基地为借口，中止大使级会谈的消息时，反而如释重负。此后，双方都试探是否还有比较具弹性的接触渠道。巴基斯坦政府满足了此一需求。双方接触步调加快，在1971年7月我秘密访问北京时，达到最高潮。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毛泽东见到尼克松，开口就说：“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中国领导人所要的是，美国担保不会与克里姆林宫合作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尼克松所要的是，想知道中国是否可能与美国合作，对付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攻势。每一方的目标本质上都是观念性质，不过，迟早这些观念都必须化为务实的外交做法上。双方提出其世界观后的说服力，出现某种共同利益的感觉——尼克松在这方面十分拿手。基于这些原因，中美对话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协调观念与基本方法上。毛泽东、周恩来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周恩来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详细分析的传统，也是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为常经，何时应权变。他们的谈判作风与苏联领导人大异其趣。苏联的外交官几乎绝口不谈观念问题，他们的战术是，选定莫斯科当下关切的一个问题，纠缠不休，旨在令对手疲乏而不是被说服，而获致一项决议。苏联谈判代表的坚持与死硬，强调苏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反映出其纪律严酷，也透露出苏联政治的内部张力，把政策变成累死人的零售叫卖，葛罗米柯就是这一派人士的典型。中国领导人代表着在感情上远为安全的社会。他们比较不在意计较小地方，而着重建立信心。尼克松与毛泽东会谈时，毛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就向尼克松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台湾），等个一百年吧！”对美国人想了20年的这个担保，毛泽东没要求美国回报。我在和周恩来起草上海公报时，一度建议拿掉中方版本中一句话，换上美方版本，可又担心周恩来可能反对它。他说：“这样子谈不出结果的。如果你能说服我，为什么我们的字句不妥，我就听你的。”周恩来的态度里不是出于抽象地表示善意，而是因为他确实把握住长期的优先秩序。当时，中国需要重振信心，斤斤计较这些小节，有违其利益。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的安全威胁是苏联：“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的侵略，都是小问题；因此，你要把部分军队撤退回国，我们则是不要派兵出国。”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怕美国，甚至也不怕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她不会向美国的重大利益挑战（不管美国在越南要怎么办），只关切来自苏联的威胁（日后又衍生出来自日本的威胁）。为了强调他重视全球均势，毛泽东还说他自己那些反帝主张是“空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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