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17

要给予法国保证，因为万一德国破坏裁军协议，“全世界的反对力量将无与伦比”。法国当然不会因这种安慰之词而能够心安。它主要的难题仍在于若德国重新武装，英国又吝于给予保证，法国该如何自保。若全球舆论在对付违规者上真的那么有力量，那英国为什么那么不愿意同意保护法国？英国外长西蒙爵士( Sir John Simon)的答复是，因为“英国的民意不会支持这么做”。这个回答证实了法国最忧心的一点，即英国不愿保证的，就别指望它会加以护卫。但英国民众为什么不会支持英国给予法国保证呢？保守党党魁也是英国政府实际上的领导人鲍德温( Stanley Baldwin)答，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不会遭到攻击：“若能证明德国正在重新武装，新情势将立刻出现，欧洲将不得不面对。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国王陛下的政府将十分认真地加以考虑，但此一情况尚未发生。”这个争论永远是在兜圈子，其矛盾永远解决不了：保证既无必要，风险又大；德国在军力获得平等地位后就会满足。即使世界舆论的谴责可在违法者尚未坐大前便予制止，但针对德国想象中不致采取的行动提供保证仍太危险。后来是希特勒本人让这些回避与伪善之词无以为继。1933年10月14日德国永久退出裁军会议，但原因不是希特勒受到峻拒，而是他害怕盟国可能答应德国所要求的平等，破坏他想要无限制扩充军备的意图。一周后，他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初，他宣布德国重新武装。德国以此方式自绝于国际社会，并未受到任何明显的损失。希特勒显然已摆出阵势，但民主国家却无法确定其真正的含义。他重整军备其实不是大多数国际联盟会员国在原则上已容许的吗？在他尚未真正有确切的侵略行为之前为什么要先反应呢？毕竟集体安全的本意不正是如此吗？就这样，西方民主国领袖便避开了必须在情况不明时做决定的痛苦。等希特勒的恶意有较清楚的征兆后再说就容易得多，因为否则的话民意可能就不会支持采取强烈的对策，至少各国领袖们是这么认为。希特勒当然有一切的理由想要掩饰他真正的野心，等到西方民主国家有所警觉时已措手不及，无法做有效的抵抗。总而言之，一次大战后各民主国的政治家怕战争胜过担心均势出现不平衡。麦克唐纳曾说，追求安全务必“不靠军事而是要靠道德手段”。希特勒很懂得利用这种心态，定期展开和平攻势，巧妙地迎合未来可能的侵略对象的错觉。他退出裁军谈判时曾提议，将德国陆军人数限制在30万人，空军则维持相当于法国一半的规模。这些水准是德国在短期无法达成的，因此不免会让人失去戒心，而忽略了德国借此已废除了凡尔赛和约设下的10万陆军的上限，其实一旦德国陆空军达到那种规模时，这新的上限必然也会被推翻。法国拒绝接受希特勒的提议，并表示自己可以照顾自己的安全。它的姿态虽高，却掩盖不了噩梦即将成真的事实，即德国的军力会与法国不相上下（或者更糟）。英国对此事所得的结论是裁军的脚步还要加快。英国内阁宣布：“我们的政策依然是通过国际合作设法限制及减少全世界军备，这是我们在国际联盟盟约之下应尽的义务，也是防止武器竞赛的唯一途径。”英国内阁甚而令人匪夷所思地认定，最理想的做法是从英国本身自认为处于劣势的地方着手。1933年11月29日，希特勒下令德国代表团退出裁军会议后六周，鲍德温向内阁表刀≮：“若没有希望达成任何限制军备的协议，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不仅是对空军，也对陆海军的情况都感到忧虑。英国正在运用任何可行的途径促成包括德国在内的裁军方案。”既然德国已重新武装，而套句鲍德温自己的话，英国的国防情况堪虑，那英国加强国防应该是合理的举动。然而鲍德温却采取正好相反的做法。他继续实施自1932年起开始的战机生产冻结。如此表态在于“进一步表达吾王陛下的政府对促进裁军会议进展的诚意”。他未能说明如果英国是片面裁军，那有什么诱因能让希特勒走上谈判桌。（比较厚道的说法是当时英国正在开发新战机；还未开发完成之前便没有飞机可造，因此鲍德温才这么说。）法国则以一厢情愿的想法自我安慰。英国驻巴黎大使回报：“法国事实上已退回到极端小心翼翼的政策，反对任何带有军事冒险意味的强力措施。”当时的战争部长达拉第( Edouard Daladier)曾收到一份报告，其内容显示连法国也开始偏向于国际联盟的正统思想。法国驻柏林的武官认为，还有比希特勒更可怕的狂热分子潜伏在暗处，因此他主张裁军是遏阻希特勒最有效的办法：“除达成某种谅解，可至少是暂时地遏阻德国的军事发展外，我方似乎别无他法。若希特勒宣示他期待和平的话是真心的，那达成协议将指日可待；若他别有企图或有一天他必须向狂热分子让步，我方至少可延后战争的爆发，那也不失为一种收获。”英法对德国重整军备之事决定顺其自然发展，原因是他们实在不知道还能怎么样。英国尚不打算放弃集体安全与国际联盟，法国则灰心已极，已无法对其不祥的预感有所作为：法国不敢单独行动，英国又拒绝与它联手。事后看来，要批评希特勒那个时代的人居然愚昧到看不出他的动机，当然很容易。但是他的野心，更不要说他的邪恶本性，在一开始时并不是那么明显。他就任后的前两年里，全副精神都放在巩固自己的统治上。但在许多英法领导人的眼中，希特勒蛮不讲理的外交政策作风，比起他坚定的反共立场及恢复德国经济的政绩，将功赎罪已绰绰有余。政治家都有一个两难的苦恼，即选择的余地最大时，能掌握的信息往往最少。等采集到足够的信息时，抉择的空间又已荡然无存。20世纪30年代，英国领袖对希特勒的目标太没有把握，法国领袖对于根据无法求证的评估采取行动也极没有把握。认清希特勒本质的代价是，欧洲由西到东、由南到北不计其数的坟墓。但自另一个角度看，当年民主国家若在希特勒掌权不久后便逼他摊牌，史家可能到现在仍在争论，希特勒究竟是个遭人误解的民族主义者，还是个有征服世界野心的狂人。西方只顾研究希特勒的动机，这自然是一开始便走错方向。从均势原则的角度来看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又强又大的德国在东边只有又小又弱的国家与它接壤，将是个可怕的威胁。依据现实政治的理论，不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德国与其邻国的关系是取决于彼此相对的实力。西方国家应该少花些时间于估量希特勒的动机，多花些时间来制衡德国日益壮大的实力。对西方盟国迟迟未能对抗希特勒的后果，分析得最透彻的当属他那手段残酷的宣传部长戈培尔( Joseph Goebbels)。戈培尔在1940年4月纳粹侵袭挪威前夕，在一次秘密简报中说：“迄今我们已成功地让敌人猜不透德国真正的目标，就如同1932年前，国内对手始终看不出我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看不出我们保证守法只是幌子。他们大可镇压我们，在1925年逮捕我们两个人，那就是我们的末日。可是不然，他们引领我们走过危险地带。在外交政策上也是同样的情形。1933年时，法国的总理应该有这种认识（如果是我，我一定会这么说）：‘新上任的德国总理曾写过《我的奋斗》，书中有如此这般的言论。这种人在我们的四周有如芒刺在背。不是他下台，就是我们进军！’可惜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任我们自由发展，让我们溜过危险区，而我们也顺利渡过惊涛骇浪。等我们准备完毕，充分武装，武装得比他们好，这时他们却开启战端！”等德国到达既定的武装水准，希特勒真正的意图为何便无关紧要了，但民主国家的领袖不肯面对这个现实。德国军力迅速扩张，除非能加以制止或制衡，否则均势势必被打破。这正是丘吉尔独排众议的主张。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预言家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获得肯定。因此英国的领袖们表现出罕见的一致立场，不分党派全都反对丘吉尔提出的警告。和平的关键在于裁军，不在于整军，他们自这个前提出发，把希特勒当做心理学的问题来研究，而不当做战略上的威胁来看待。丘吉尔在1934年呼吁，针对德国重整军备英国应扩充皇家空军。这个意见却遭到朝野两党领袖同声围剿。代表自由党发言的塞缪尔( Herbert Samuel)说：“他看起来好像不是在提供正确合理的建言，反而像是在打桥牌一般儿戏。所有这些方案都很危险。”克瑞普斯爵士( Sir Stafford Cripps)则语带傲慢轻蔑地提出工党观点：“把他看做中世纪的一位老迈领主也不为过，他对于国境内各诸侯国有可能裁军的想法嗤之以鼻，并指出他本人及其他封建领主唯一能够自保安全与牲口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地加强军备。”保守党首相鲍德温在反对丘吉尔上是有志一同，他通知下议院，表示他尚未“放弃对某种武器设限的希望”。据鲍德温的说法，有关德国空军实力的正确情报“极端难以”取得，但并未透露为什么会如此困难。虽然如此，他却很有把握地认为：“德国正迅速接近我们的军力水准，这不是事实。”鲍德温觉得“目前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更不用惊慌”。他指丘吉尔的估计太过“夸张”，并强调“眼前我国或是欧洲任何一国都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没有真正紧急的情势。”法国纷纷把20世纪20年代与捷克、波兰及罗马尼亚达成的片面保证，转换成协防条约，借这种聊胜于无的联盟以求自保。如此一来这些东欧国家便有义务保护法国，即使明知道德国先解决法国之后就要转向东方也不例外。这是虚有其表，甚至可说是令人同情的姿态。这种联盟如果是着眼于由法国保护东欧新兴的弱国，会比较合理。如果是共同对付德国使其腹背受敌的协防条约，就不合适了。东欧各国不足以在东面钳制德国；要它们对德采取攻势以解除法国的压力更是天方夜谭。波兰的做法就充分证明这些条约不具实质意义。为平衡对法的条约义务，波兰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如此在法国受到攻击时，这两方面的义务便会相互抵消。更确切地说，就是在危机发生时，波兰可自由选择对其最有利的盟国。法苏于1935年订立的新约，则反映出法国在心理上与政治上已到多么无可奈何的地步。一次大战前它曾积极努力与俄罗斯结为政治联盟，而且一直到政治结盟更进展到缔结军事盟约才罢手。到1935年时，法国的战略地位已大不如前，对苏联军事支持的需求已是迫不及待。然而，法国却只勉强与苏联达成政治联盟，坚决不愿进行军事人员谈判。直到1937年，法国仍不许苏联观察人员参观其年度军事演习。法国领袖如此敬而远之的态度有三个缘由，想必也加深了斯大林对西方民主国家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其一是害怕与苏联太接近会影响到不可或缺的与英国的关系。其二是法国的东欧盟国，夹在苏联与德国之间，是不会容许苏联军队进入其领土的，因此法国认为找不到主题与苏联进行有意义的军事谈判。最后到1938年，法国领袖已被德国吓得动辄得咎，他们担心与苏联谈判，套句总理肖当( Chautemps)的话，会“造成德国宣战”。结果是法国与无力于协助它的国家军事结盟，与不敢在军事上合作的苏联结政治联盟，在战略上则依赖断然拒绝考虑任何军事承诺的英国。这种组合是为精神崩溃而设，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法国对德国实力日增唯一认真采取的步骤是拉拢意大利。墨索里尼不算是集体安全的信徒，但对意大利的局限尤其是与德国的形势知之甚详。他担心德国兼并奥地利后，会进而要求归还居民都是德裔的南蒂罗尔。1935年1月，当时的外长拉瓦尔( Pierre Laval)谈成了近乎军事同盟的协定。法意同意在奥地利的独立遭到任何威胁时彼此磋商，并展开军事参谋人员的谈判，甚至谈到了沿莱茵河驻扎意军，在奥地利边境驻扎法军。三个月后，希特勒恢复征兵，英、法、意似乎酝酿着即将结盟。三国政府元首在意大利度假胜地斯特雷沙( Stresa)会面，同意对抗德国任何企图以武力改变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墨索里尼居然会召开维护凡尔赛和约的会议，颇带有一丝历史讽刺意味，因为他素来反对此约，认为它欺骗了意大利。斯特雷沙会议是一次大战三个胜利国最后一次商讨集体行动。会后两个月，英德签订海军条约，这显示当牵涉到切身的安全时，英国偏好与敌对者达成双边协议，而不愿依靠斯特雷沙的盟友。德国在条约中同意，十年内限制其舰队在英国35%的水准，但获得潜艇数目可与英国相当的权利。此约的内容不及其所反映的民主国家的心态来得重要。英国内阁当然明白，它等于是默许德国推翻凡尔赛和约有关海军的条款，因此至少是有违斯特雷沙阵线的精神。其实际的效果则是在双边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上限，而且是对德国建造武器的能力设以外在限制，这种限武方式在日后的冷战期间更是常见。这个海军条约也凸显出，英国宁愿与敌人和解，也不肯劳动斯特雷沙的伙伴，此即后来被称为绥靖政策（policy of appeasement）的政策心理基础。此后不久，斯特雷沙阵线便荡然无存。拥护现实政治的墨索里尼，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可以比照一次大战前的惯例，任意地扩张殖民地。于是他在1935年展开建立非洲帝国的大业，征服了非洲硕果仅存的独立国阿比西尼亚( Abyssinia)，并借以报意大利在20世纪交替时受阿国军队屈辱的一箭之仇。墨索里尼的行径在一次大战前虽必会为各国所接受，但现今世界已是集体安全及国际联盟的天下。民意，尤其是英国的舆论，对国际联盟“未能”防阻日本征服满洲，是交相指责；而可进行经济制裁的程序也在此期间建制完成。到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时，国联已有正式对付这类侵略的方法。更何况阿比西尼亚是国联的一员，虽然那是源自于正好相反的情形。意大利在1925年时，因认定英国对其有所图谋而支持阿比西尼亚加入国联以为抗衡。英国认为像阿比西尼亚这种野蛮国家，不配在国际社会享有完整的会员资格，不过最后还是勉强默认了。现在英意两国都尝到苦头：意大利是因为从事自任何角度看都是无缘无故侵略国联会员国的行为；英国则是面临对集体安全的挑战，而不仅只是一个非洲殖民地问题。造成情况益形复杂的是，英法在斯特雷沙已承认阿比西尼亚是意大利的利益范围。拉瓦尔事后曾表示，他原先的构想是让意大利仿法国在摩洛哥的角色，进行间接控制。想当然耳，墨索里尼万万想不到，英法既已让步这么多，还会为了并吞或间接控制阿比西尼亚之间的差别，而放弃达成近乎联盟的反德协议。英法始终未充分了解一个事实，即它们面对的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抉择。若它们觉得意大利对保护奥地利十分重要，甚至意大利在洛迦诺所保证的协助维持莱茵河非军事区，也值得重视，那两国就必须想出某种妥协方案，以保全意国在非洲的面子，并维持斯特雷沙阵线完好无缺。相反的，若国际联盟确实是遏阻德国及号召西方民众反抗侵略的最佳工具，那就必须彻底执行制裁，让侵略者付出代价。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然而英法两国已无自信追究这两个抉择的真正含意，只想两边都兼顾。于是在英国主导之下，国联展开经济制裁行动。与此同时，拉瓦尔私下向墨索里尼保证意大利取得石油不会有问题。英国也采取大致相同的做法，礼貌地询问罗马石油制裁是否会导致战争。当若墨索里尼不出所料且虚应故事地做出肯定的回答，英国内阁便有借口结合对国联的支持与对战争普遍的恐惧。这个政策表现在一句口号中：“战争除外的一切制裁。”后来首相鲍德温曾若有所指地说，当时可能发生效果的制裁多半也会导致战争。无论如何，经济制裁是武力抵抗侵略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个观念有其价值。同样的主张在五十年后因如何处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问题，又在美国被提出，结果还比较令人满意。外相霍尔( Samuel Hoare)知道英国自己的策略已乱了方寸。如果要反制即将来临的德国的威胁，英国领袖应该与希特勒对立，与墨索里尼修好。他们却反其道而行：讨好德国，对抗意大利。有鉴于这种荒谬的情形，霍尔与拉瓦尔在1935年12月设想出一个折中方案：意大利可获得阿比西尼亚肥沃的平原；塞拉西( Haile Selassie)则继续在山区的要塞内统治阿国的传统地盘。针对这些让步，英国将提供四面都是陆地的阿国经由英属索马里亚的出海口。两人预料墨索里尼必会接受这个安排，并由霍尔提请国际联盟认可。可惜这个霍尔一拉瓦尔计划，在尚未向国联提出前，便因外泄让新闻界得知而胎死腹中。在当年这种例子极其少见。因消息曝光，激起公愤，迫使霍尔辞职下台——因促成切乎实际的妥协方案却成为群情激愤的牺牲品。接替他的艾登( Anthony Eden)很快就回到集体安全及经济制裁的模式，但没有必要时诉诸武力的决心。在此后的危机中，这种应对模式便一再重演。民主国家总是夸大对手的实力，以作为自己不愿使用武力的借口。英国自认为若缺少法国的协助便对付不了意大利。法国虽不是真心想助英国，却把舰队派至地中海，使它与意大利这个洛迦诺保证国及斯特雷沙的伙伴国关系越加恶化。但即使集结了如此压倒性的军力，却始终未实施石油制裁。而普通的制裁即使能发挥作用，也发挥得太慢，无法使阿比西尼亚免于亡国的命运。意大利在1936年完全征服阿比西尼亚，墨索里尼宣布由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 Victor Emmanuel)，出任改名为埃塞俄比亚的阿国的皇帝。不到两个月后，国际联盟理事会于6月30日集会讨论这既成事实。塞拉西提出沉痛的个人呼吁，等于是为集体安全敲下丧钟：“这不仅是解决意大利侵略的问题，更是集体安全；国际联盟是否能存在；各国对国际条约是否能信任；对小国保证其完整独立应受到尊敬及保证是否能兑现的问题。这是在各国平等原则及强将小国纳为藩属之间的抉择。”7月15日，国际联盟撤销对意大利的所有制裁。两年后在慕尼黑事件后，英法因畏惧德国而放弃其道义上的反对，承认阿比西尼亚被征服。集体安全使塞拉西惨遭丧失全部国家的命运，无法保有在现实政治下，霍尔一拉瓦尔方案所保留的半数国土。在军事实力上，意大利跟英、法、德根本不成比例。但苏联保持距离所造成的真空，使意国在维持奥地利独立及在某种程度上维护莱茵非军事区，能发挥相当的作用。只要英法看起来像是欧洲最强的国家，墨索里尼便会支持凡尔赛和约的安排，更何况他极端不信任德国，而且起先对希特勒这个人十分嫌恶。不过他对埃塞俄比亚事件的不满，加上对实际实力关系的一番解析，促使他相信若坚守在斯特雷沙阵营，意大利到最后可能要承担德国侵略的所有冲击。因此埃塞俄比亚便成为一个转折点，从此意大利在贪念与畏惧的双重动机下投向德国怀抱，再不回头。不过阿比西尼亚亡国的教训却是在德国留下最持久的印象。英国驻德大使汇报说：“意大利的胜利开启了新的一页。在崇尚权力的国度，英国的声望免不了会堕落。”意大利退出斯特雷沙阵线后，德国向奥地利及中欧进发唯一剩下的障碍，便是莱茵非军事区所可提供的敞开门户。希特勒毫不迟疑地迎头痛击。他在1936年3月6日星期日的上午，下令军队进入莱茵非军事区，象征着凡尔赛协议的最后一点保障也被推翻。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军禁止进入莱茵区及其以东50公里的地区内。德国在洛迦诺确认这个条款；国际联盟支持洛迦诺的协议；英、法、比、意则保证其执行。若希特勒在莱茵区得逞，则东欧就会任凭德国宰割。东欧任何一个新兴国，不论是独力或是结合起来，都对抗不了东山再起的德国。它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法国能以威胁要进入莱茵区而阻退德国的侵略。但西方民主国家再一次因无法确定希特勒的意图而犹豫不决。理论上说，他只是重新占领德国的领土。同时他又提出种种的保证，包括提议与法国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于是同样的论调再出现，主张德国一旦得到维护其本身国土的权利后便会适可而止，而这在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是视为理所当然的。英法领袖是否有为了维持如此明显的歧视待遇而牺牲人民生命的道德权利？另一方面，他们难道没有道德义务在德国尚未完全武装前对付希特勒？那样或许得以拯救不知多少人的性命。历史给了我们答案；但当时的人却左右为难，备受煎熬。因为在1936年时，希特勒独树一帜的狂人本能及魔鬼般意志，仍使他左右逢源。民主国家仍认为他是个正常虽略嫌过火的国家领导人，只是想设法恢复其国家在欧洲的平等地位。英法一心想要解读希特勒的心态。他是否诚心？是否真正想要和平？这些的确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外交政策若不考虑真正的权力关系，而只靠对另一方真正企图的猜测，那无异于空中楼阁。希特勒以他不可思议的长于利用对手弱点的能耐，选择了最适当的时机重新占领莱茵区。国际联盟因制裁意大利而弄得灰头土脸，此时更无意于与另一个主要强国对立。阿比西尼亚战争使洛迦诺保证国意大利与西欧强国间出现裂痕。另一个保证国英国，虽称霸海洋，却才从在海上对意大利实施石油制裁中脱身，当然更不愿为了那不涉及国界的事端，甘冒在陆地上引起战争的风险。至于法国，虽然再没有其他国家比它对莱茵非军事区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但也没有其他国家比它更对于德国进入此区感到左右为难的了。马其诺防线代表法国一心一意采取守势，而法军的装备与训练一再显示，一次大战已将法军传统的攻击精神消磨殆尽。法国仿佛只想退居马其诺防线之后等待命运的安排，而不愿越过其边界去冒险，包括在东欧及莱茵区。进驻莱茵区：勇敢的豪赌然而，进驻莱茵区对希特勒而言仍是一场勇敢的豪赌。征兵制实施还不到一年。德军还不具备实战的能力。事实上进人非军事区的少数前锋士兵，是奉令一见到法国干预就要打退堂鼓。但希特勒以高明的心理战弥补军事上的不足。他对民主国家提出无数的提议，暗示他愿意讨论对莱茵区的驻军设限，并让德国重返国际联盟。他利用各国普遍对苏联的疑惧，宣称他的行动是为反制1935年的法苏条约。他又建议在德国东西两边边界各设50公里的非军事区，再签订2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设非军事区的建议有一举两得的作用，一方面暗示只要大笔一挥，永久和平就在眼前，一方面不着痕迹地瓦解针对德国边界而设的马其诺防线。希特勒的对手们不需太多敦促，就会采取被动守势。他们随处都找得到借口，可以让他们不必有任何行动。自洛迦诺以来，除非与英国结盟，否则决不冒与德国交战的风险，这一直是法国秉持的首要政策，虽然德国若保持非武装，法国理论上是不需要英国的援手。在一心一意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法国领袖无数次忍气吞声，也支持许多次裁军的努力，虽然他们心中深知那些提议无济于事。法国在心理上极度依赖英国，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不做任何军事准备，就连驻德大使邦塞( Andre Francois Poncet)提出警告仍无动于衷。他在1935年11月21日曾警告，德国即将前进莱茵区，比．实际发生时早了三个半月。法国却既不敢动员，也不敢采取防备性军事措施，以免被指为挑起它避之唯恐不及的战端。法国在与德国谈判时也未提及此事，因为如果德国不理会它的警告或公开表明其意图，法国将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过法国这种做法有一点颇令人费解，即为什么法国参谋本部在接获邦塞的警告后，其内部计划中却依然未做任何防备。难道法国参谋本部不信任自己的外交官？难道即使为了保卫以莱茵非军事区为主的重要缓冲地带，法国也不愿走出自己的国防堡垒？还是法国已感到完全绝望，因此首要目标转为尽量将战争延后，一心期望会突然发生某种变化使情势逆转——虽然它本身已无力于主导客观的情势？这种心态的最大表征便是耗费巨资，历经十年才完成的马其诺防线。因此法国是在保证波兰与捷克独立的同一年，确定了战略上的守势。另一个令人想不通的地方是，法国为什么决定停止兴建与比利时交界处的马其诺防线，这完全违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因为，法、德如果真有走上战场的一天，那德国为什么不会取道比利时呢？如果法国担心，比利时若听说这条主要防线把它排除在外，可能承受不了，那大可让比利时选择是否愿意沿德、比边界延长这条防线，倘若被拒，马其诺防线仍可沿法、比边界一直延长到海边。但法国没有这么做。情报单位往往要替政治领袖的决定找出理论依据。通俗文学及影片的情节，常把决策者描绘成受制于情报专家的可怜虫。事实正好相反。在现实世界中，分析情报经常要跟着政策方向走。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军方的估计一直过分夸大德国的实力。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时，法军总司令甘末林( Maurice Gamelin)将军对政府领袖说，德国训练有素的兵员人数已与法国旗鼓相当，装备上德国还优于法国。在德国重整军备的第二年就做出这种估计实在荒谬。然而有许多政策建议便是出自这个有问题的前提。甘末林的结论是，法国除总动员外，切忌采取任何军事反制行动，而总动员一定要有英国的支持，否则法国政府领袖不会冒此风险——即便进入莱茵区的德军不过2万人左右，而法国就算不动员，常备军少说也有50万。于是一切又回到困扰民主国家达20年的老问题。英国只承认唯一对欧洲均势的威胁，即法国国界遭到侵犯。它决意决不会为东欧而战，也认为英国在被西方视做某种担保品的莱茵区没有重大利益。英国同样不会为信守洛迦诺的保证而战。艾登在莱茵区被占领前一个月，就对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1936年2月，法国政府终于打起精神向英国询问，若希特勒真采取邦塞曾提出警告的行动，英国的立场为何。对于可能违反凡尔赛及洛迦诺两个国际协定的行为，艾登的反应仿佛做生意讨价还价：由于划定该区主要是为了法、比的安全，因此首先应由这两国政府决定，究竟它有多么重要，两国愿付出多少代价来维持它。英法宁可在尚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时，及早与德国就有条件地放弃在该区的权利展开谈判。艾登的立场等于主张，谈判最理想的结果是盟国以放弃公认的既有权利（而对这些权利英国拒绝履行它曾许下的承诺），来交换什么呢？换取时间？还是其他的保证？英国让法国来回答以什么作为交换条件的问题，却以行动传达了为实践在莱茵区的承诺义务而战，不在英国的战略考虑之内的取向。希特勒派兵进入莱茵区后，英国的态度益发明显。就在这个行动的次日，英国的战争部次长( 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告诉德国大使：虽然英国人民愿意在德国若入侵法国领土时为法国而战，但不会因最近的占领莱茵区就诉诸武力。（英国人民）大多数人的看法应当是，对于德国重新占领自己的领土，不必“大惊小怪”。不久英国连战争以外的反制措施是否有必要都感到怀疑。外交部曾对美国代办表示：“英国将尽一切努力防阻对德国实施军事或经济制裁。”法国外长佛兰丁( Pierre Flandin)为法国的立场辩护，却得不到认同。他颇有先见之明地告诉英方，一旦德国完成莱茵区的武装，捷克便不保，而且全面战争将势不可免。虽然事后证明他所言不虚，但究竟他是为争取英国支持法国采取军事行动，还是为法国不打算有所行动找借口，我们无从得知。丘吉尔显然是持后一种看法，他曾不以为然地说：“这些话的确是振振有词；可是实际行动会发出更大的声音。”对佛兰丁的恳求英国当做耳边风。英国领袖多半仍认为和平有赖裁军，新的国际秩序须建立在与德国和解上。英国人觉得纠正凡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