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12

果决了。德国所有的作战计划都是以六天内打垮法国为着眼点，然后转向想必尚未动员完毕的俄罗斯。俄罗斯有任何动员，即使是局部的，都会打断这个时间表，并使原本已冒着极大风险的德国获胜的几率更低。于是德国在7月29日要求俄国停止动员，否则德国将跟进。而众所皆知，德国动员就等于是战争。沙皇过于软弱，无法让步。若停止局部动员，那俄国整个的军事计划便付诸东流，而军事将领的抗拒也令他相信木已成舟。于是他在7月30日下令全面动员。7月31日德国再次要求俄国停止。德国得不到回应后便向俄国宣战。这段期间，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从未就危机的实质有过任何认真的政治讨论，而且德、俄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争议，但一切还是发生了。德国现下的难题是，根据作战计划必须立即进攻法国，但整个危机当中，法国除保证给予无条件支持以鼓励俄罗斯勿妥协外，始终是静观其变。威廉二世在终于尝到20年无所作为的苦果后，如今只有设法将动员的对象由法国转为俄国。但他想主导军事的企图，跟沙皇先前想局限俄国的动员一样徒劳无功。德国的参谋人同样不愿把20年来的辛苦计划一笔勾销，事实上也跟俄方一样没有任何替代的方案。沙皇与德皇虽然都想自战争的边缘退一步，却都不知该怎么做，沙皇是因为局部动员受阻，德皇则是因为不能只对俄国动员。两人都因他们自己促成的军事机器而自食恶果，而这个机器一旦发动，就无法回头。8月1日，德国询问法国是否有意保持中立。法国的回答若是肯定的，则德国会要求取得凡尔敦( Verdun)及都尔(Toul)两处要塞，作为法国善意的象征。但法国却讳莫如深，答以将依照国家利益行事。德国自然没有特别的争议可作为对法宣战的借口，因为巴尔干危机期间法国一直保持观望。而动员计划再一次成为宣战的促因。于是德国捏造法国侵犯边界，并在8月3日宣战。同日，德军执行施里芬计划，入侵比利时。次日，8月4日，除德国外在各方意料之中，英国对德宣战。欧洲列强成功地把一个次要的巴尔干危机转变成世界大战。因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而起的争议，却导致远在欧洲另一边的入侵比利时，继而又使英国不得不加入战争。具讽刺意味的是，西线正在进行决定性的战役时，奥地利军队仍尚未进攻塞尔维亚。德国终于知道，战争没有定数，而德国对速战速决取胜的秀丽迷，反使它身陷于消耗战中不得脱身，只可惜已经太迟。德国实行施里芬的计划，粉碎了英国会保持中立的美梦，却也未能摧毁法军，完全没有达到当初冒此风险的目的。而造化弄人，德国在西欧战线的攻势失败，在东线的防御战却胜利，跟上一辈的毛奇所预见的相仿。后来，毛奇的战略虽以政治妥协谋和为基础，而德国因政策已失去这样的机会，但仍不得不在西线改用毛奇的守势战略。欧洲协调因各国政治领袖的退却而不幸失败。其结果是，在19世纪多半可提供冷却期或导致确切解决方法的欧洲会议，如今连尝试都不曾尝试。各国领袖曾对任何意外都有所准备，唯独未为外交斡旋留些时间。他们也忘记俾斯麦的忠告：“终战时无法如开战时一般理直气壮之领袖们将自食其果。”当大势已定时，已有两千万人死于战火；奥匈帝国消失；参战的四个王朝中，德、奥、俄三个已被推翻；只有英国王室还保留着。战后已很难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这场大难。大家所知道的只有必须自这无比的愚行所造成的灰烬中建立新的欧洲体系，虽然以当时厮杀过后的气氛及精疲力竭的情形，很难认清这个体系的内涵。第九章 外交新面貌：威尔逊与凡尔赛和约和平的条件1918年11月11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 David Lloyd George)宣布德国与协约国间已签署停战协定。他是这么说的：“但愿我们可以这么说，在此重大的早晨，一切战争均将终止。”事实上，不过20年后欧洲又发生另一次更惨烈的战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一样是按计划发生的，所以在谈和时也难免徒劳无功，就如同各国当初参战时的预期是全部落空的。各国都以为战事很快就会结束，以为谈和的条件可比照过去百年来的惯例由外交会议来决定。然而随着死伤日益惨重到令人咋舌的程度，大家已忘了引发战争的政治争议，竞争在巴尔干的影响力，阿尔萨斯与洛林被占领及海军竞赛。反而把本身所受的苦难怪罪于敌国的邪恶本质，并认为妥协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必须将敌人赶尽杀绝或是战到最后一兵一卒，否则决不罢休。倘若各国领袖肯延续战前的国际秩序惯例，在1915年春即可达成折中的和平协议。交战双方的攻势已流下该流的血，各战线也都处于胶着状态。然而正像是战争爆发前一样，动员计划令外交无用武之地，如今牺牲之惨重又妨碍了理智的寻求妥协之路。各国领袖反而一再提高条件，不但使他们将国家带入战争的无能与不负责任，再罪加一等，也破坏了各国和平共存近一个世纪之久的国际秩序。1914~1915年之交的冬天，军事战略与外交政策已背道而驰。没有一个交战国胆敢试探谋和。法国若无法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一切免谈，德国若必须放弃所征服的这片领土，也决不考虑谈和。在投入战争后，欧洲的领袖们是如此陷溺于自相残杀，眼看下一代年轻男子一个个送死更恼羞成怒，到后来求胜已成为唯一的目的，至于要造成多少破坏才能获胜已不重要。血腥的厮杀证实军方已黔驴技穷，却造成现代科技进步前所无法想象的重大伤亡。双方极力拉拢新盟国使政治僵局益形恶化。协约国这边是意大利与罗马尼亚，德奥一边有保加利亚，这些新加盟国也要求分享预期的战利品，使仅余的些许外交弹性也不复存在。和平的条件渐渐地变得遥不可及。19世纪贵族式带些权术谋略的外交形式，在大规模动员时代已不再适用。协约国专长于以道德口号为号召，尤其是美国加入后，如“为终止一切战争而战”或是“让世界变得更民主”。前面这个目标可以令人理解，虽然可行性并不高，因为国与国之间结盟而战的战争千百年来从未停止过。至于其实际上的意义，则是德国须完全解除武装。第二个目标传播民主，则必须推翻德、奥的内政体制。因此这两个口号都意味着要作战到底。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曾提出皮特计划作为欧洲均势的蓝图，现在却支持追求全面的胜利。1914年12月，德国曾试探地提议，以退出比利时交换比属刚果领土，但遭格雷拒绝，他提出协约国须获得“免于德国未来任何攻击的安全”。格雷的谈话显示出英国态度的转变。战争爆发前不久，英国仍一直以均势为其安全之所恃，并以支持弱国对抗强国的方式维持均势。到1914年，英国对平衡者的角色越来越不安。有感于德国已强盛于欧陆其他国家的总和，英国觉得无法再置身事外。由于英国认为德国有独霸欧洲之危险，因此认为回复过去的现状( status quo ante)无助于减轻基本的问题。所以英国也不再肯妥协而坚持要获得其本身的“保障”，即永久地削弱德国，尤其要大幅删减德国的大海舰队( HighSea Fleet)，这是德国除非战败否则决不会接受的。德国的条件就更明确，更具地缘政治意义。然以德国领袖不知轻重的一贯作风，他们也开出相当于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西欧，他们要求并吞法国北部的煤田及掌握对比利时的军事控制，包含安特卫普港（Antwerp）。这保证会让英国记恨到底。在东欧，德国只提出有关波兰的正式要求，1916年11月5日，德国曾保证在波兰建立“世袭式君主立宪的独立国”，使与俄罗斯妥协言和的可能性完全破灭。（德国原希望保证波兰独立能吸引足够的波裔志愿军组成5个师，结果仅招募到3000名新兵。）打败俄国后，德国于1918年3月3日强迫俄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Treaty of Brest Litovsk)，依此约并吞了欧俄三分之一的领土，并在乌克兰成立保护国。在全球策略的定义终于明朗化后，显示德国丝毫无意仅限于称霸欧洲。一次大战开始时是典型的内阁战，大使馆之间文件你来我往，所有决定性的步骤相关电文均相互分送各国国君，直到实际战斗爆发。但一旦宣战后，随着各国首都的街道挤满一群群情绪激昂的民众，这场战争便已不再是首相之间的角力，而成为群众间的斗争。经过两年，双方所提出的条件已全不符合任何均势的观念。而最出乎大家预料的是交战双方各有输赢：德国击败俄国并重创英、法；但最后却是西欧盟国在不可或缺的美国援助之下成为赢家。拿破仑战争后在均势原则及共同价值观的支撑下，维持了百年的和平。一次大战后的结果却是社会动荡，意识形态冲突及另一次的世界大战。战争初始时汹涌的民族热情，到各国人民觉悟到政府能够挑起战端，却没有同等的能耐取胜或谋和，便开始冷却。在因此形成的乱局中，在神圣同盟时代曾是欧洲和平所恃的东方三君主国均被推翻。奥匈帝国整个消失。俄罗斯帝国政权落人布尔什维克党人( Bolsheviks)手中，并在此后20年间退隐为欧洲边陲国家。德国则接二连三受到战败、革命、通货膨胀、经济萧条与政治独裁的打击。虽然敌对国的国势趋弱，英、法并未因此而受惠。它们牺牲全国年轻精英所换得的和平，反而使敌人享有比战前更有利的地缘政治地位。在这自食其果的大灾难尚未完全显现出来之前，国际舞台上杀出一个程咬金，彻头彻尾地终结了素来被称为欧洲协调的国际体系。在三年杀戮后欧洲只见断垣残壁及热情的幻灭，此时美国挟其信心、实力与理想主义登上国际舞台，这些都是兵疲马困的西欧盟国所难以企及的。欧美理念之间的差异美国参战使协约国在技术上有获得全面胜利的可能性，但美国参战的目的却与欧洲300年来所理解及一次大战因而爆发的世界秩序无关。美国厌恶均势观念并认为现实政治的作风是不道德的。美国衡量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集体安全与民族自决，这其中没有一个是过去欧洲解决争端的基础。在美国人眼中，欧美理念之间的差异正突显出美国思想的优越之处。威尔逊对世界秩序的想法是标榜脱离旧世界的经验与准则另起炉灶，它是基于美国人对人性本质是爱好和平、世界基本上是调和的信念。由此衍生出民主国家一定爱好和平，获得民族自决的人民便没有理由挑起战争或镇压其他民族等结论。一旦全世界各民族都享受到和平与民主的福祉，就必然会团结起来共同保卫民主与和平。欧洲的领袖们毫无与此相当的想法。不论欧洲的内政体制或国际秩序，都从不曾根据假设人性本善的政治理论而来，反而都是以利用人性自私自利谋求大我的利益为出发点。欧洲外交的前提不是各国爱好和平而是各国有好战的本质，因此必须加以抑制或制衡。国与国结盟是为追求明确的特定目标，不是为了维护抽象的和平。威尔逊的民族自决与集体安全原则令欧洲外交官不知所措。欧洲处理一切争端都假设为促进均势可以调整国界，均势考虑高于相关国家人民的意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皮特便是根据这个假设构思以“大集团”围堵法国。再举例来说，整个19世纪中英、奥始终不愿见到奥斯曼帝国分裂，因为这两国认为分裂后所形成的诸小国会破坏国际秩序。依它们的思考方式，这些小国因缺乏经验，会使地方性的种族对立越演越烈，而小国国势较弱也会引来大国的觊觎。在英、奥看来，小国必须为了整体和平的大局着想而放弃自身的野心。基于均势的理由，法国始终不得兼并比利时的法语区华隆( Walloon)，德国也受阻不能与奥地利合并（虽然俾斯麦另有不欲与奥统一的理由）。威尔逊彻底反对这种做法，美国一贯的态度均是如此。美国认为引起战争的不是民族自决而是不让各民族自决；造成不稳定的不是均势出现不平衡而是因为要追求均势。威尔逊建议在集体安全的基础上建立和平。他和他的信徒认为，世界安全所需要的不是维护国家利益，而是把和平当做一个法律概念来加以维护。为判定和平是否确已遭到破坏需要一个国际机构，这便是威尔逊所称的国际联盟( Leagueof Nations)。很奇怪，设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构想最早是由一直坚持均势外交的英国提出的。其动机并非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是英国为美国参战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原因。1915年9月，英国一反常态，外交大臣格雷致信威尔逊总统的密友豪斯上校。格雷相信，信中的提议是身为理想主义者的美国总统无法拒绝的。格雷在信里问到，总统会对一个旨在削减军备、和平解决争端的国际联盟有多大兴趣？总统会提出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吗？如果任何国家违反协定，或在有争端时定要诉诸武力解决的情况下，联盟将把各国联结在一起，共同抗之。两百年来，英国一直不停地变换盟国，要她突然间对无限度在全球范围内承担起义务感兴趣是不可能的。然而，面对德国的威胁，英国渴望占上风的决心是如此之大，其外交大臣不惜建议奉行最无限度地承担起义务的集体安全主义。国际联盟的每个成员国都有义务抵抗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并对拒绝和平解决争端的国家给予惩治。格雷非常了解威尔逊其人。从青年时代，威尔逊就相信美国的联邦机构作为最终“议会”的典范；就任总统初期，威尔逊已经在为西半球寻求建立泛美条约而努力。因此格雷丝毫也不奇怪很快就收到了肯定的答复，当然对此他非常满意。这次交流也许是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最早体现。这种关系令早已在二战后失去强国地位的英国对华盛顿保持特殊的影响力。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结合圆滑的手段得以使英国人将其思想注入美国决策中，而又丝毫看不出英国的影响。因此，当威尔逊于1916年5月首次宣扬其世界联盟的计划时，他毋庸置疑地确信这完全是他自己的观点。从某种程序而言也确实如此，因为格雷在提出这项建议时就清楚地意识到这点。不论其出处，国际联盟是非常典范的美国观念。威尔逊所构想的是一个“广泛的国家联盟，旨在为世界各国不受限制地共同利用海上通道而维护海路安全，防止因违反协约而引发的战争。它将是各国领土完整、政治独立的真正保证。”但最初威尔逊竭力克制提出美国参与该联盟。直到1917年1月，他的态度有了飞跃，鼓吹美国应成为联盟成员，并令人惊异地举出门罗主义为模式：“我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各国应一致奉行门罗主义：任何国家都不应将自己的政策强加给别的国家和人民……所有国家应避免会导致权力竞争的结盟…”墨西哥可能会大吃一惊，因为美国在19世纪掠夺了墨西哥三分之一的领土，就在前一年还向墨西哥派兵，而现在美国总统却提出门罗主义是兄弟国家领土完整的保证和国际合作的典范。威尔逊并未因理想主义而一厢情愿地以为，欧洲人会理所当然地接受他的观点。他显然不排斥以施压来推广他的主张。美国于1917年4月参战后不久，他写信给豪斯上校：“战争结束后即可强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想法，因为届时他们在财务等各方面将有求于我。”在当时有几个盟国对威尔逊的倡议感到犹豫不决。固然如此反欧洲传统的观点令他们很难接受，但他们太需要美国的援助，不愿说出真正的想法。1917年10月底，威尔逊派豪斯至欧洲要求盟国拟定可反映他所宣布的和平原则的作战目标，即排除兼并或赔偿，并由一国际权威维护世界和平。威尔逊曾忍耐了好几个月不曾声张自己的理念，照他对豪斯的说法，他是担心若美国对法、意收复领土的期望表示怀疑，这两国或许会反对他的主张。但他终于在1918年1月4日自己站出来发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他以一流的口才、崇高的立论说明美国的参战目标，提出共分为两个部分的十四点原则。其中有八点原则是他认为“务必”达成的强制目标，包括公开外交、海洋自由、全面裁军、消除贸易障碍、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恢复比利时、撤出俄罗斯领土，另外就是他一心想促成的建立国际联盟。其余六点更为明确的原则，威尔逊提出时是表示“应该”而非“务必”达成，或许这是因为他觉得这六点不是绝对必要。出人意料地是让法国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居然是列在非强制目标内，无视于法国半世纪来一贯的政策便是决心收回这个地区，并为此在战争中做出重大牺牲。其他“希望”可达成的目标有奥匈帝国及奥斯曼帝国少数民族自治、重新调整意大利边界、撤出巴尔干半岛、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建立拥有出海口的独立波兰国。威尔逊是否有意暗示这六个条件可以妥协？让波兰有出海口及修改意大利边界必会与民族自决原则起冲突，因此这也是他的构想中第一个道德上的瑕疵。威尔逊在演说的最后标榜谐和精神，以此向德国提出呼吁。他表示美国将根据这个原则建构新的国际秩序，这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战争目标：“我们不嫉妒其任何成就，或出之学术，或和平之建树，它在这方面的纪录十分可观且非常令人钦佩。我们不希望伤害它或以任何方式阻挠其合法之影响力或势力。若它愿与我们及世上其他爱好和平之国家，在正义、守法及公平交易的条件下往来，我们便不愿以武力或敌对的贸易措施来打击它。我们只希望它接受与全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地位。”过去从未有人提出过性质如此革命性但执行原则却如此简单的作战目标。威尔逊构想中的世界是讲原则不讲实力，讲法律不讲利益，完全与欧洲列强的历史经验与运作方式背道而驰。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点，即他对他个人及美国在大战中的角色的说法。由于不喜欢“盟国”这个字眼，他情愿说美国是加入史上最惨烈战争之一的“一边”( oneside)，而威尔逊的作风则仿佛他是主要的调停人。他言下之意此次作战的目的似乎不为达到特定条件，而是要促成德国的某种态度。亦即战争是为了感化德国，而不是为了地缘政治的目标。1918年12月28日，一战休战后，威尔逊在伦敦市政厅讲演时公开指责均势会制造不安，而且是建立在“虎视眈眈的觊觎及利益的对立”之上：“他们（盟国士兵）为除旧迎新而战，旧秩序的核心及特征便是那不安定的，我们称之为‘均势’的东西，其势力的均衡是取决于某一方的武力；取决于相对利益间不安定的平衡。参与这场战争的是来自自由国度的战士，他们决心一劳永逸地终止此种事体。”威尔逊说得不错，是欧洲各国把自己弄得一团糟。然而导致一次大战这场灾难的与其说是欧洲追求均势，不如说是因为各国抛弃了均势。战前欧洲各国的领袖无视于历代维护均势的苦心，放弃了可免于最后摊牌的定期调整工作，取而代之的是比日后冷战时期更为僵化的两极世界。当时尚未有核时代冲突一发不可收拾的禁忌。欧洲的领袖们一方面对均势只是光说不练，另一方面却极力迎合民意当中最强调民族主义的部分。不论他们在政治上或军事上的作为都不容许有任何弹性；在维持现状与引发大祸之间缺乏一个安全阀。因此造成种种难以解决的危机，及一再地公开作势以致到最后骑虎难下。其实威尔逊确实指出了20世纪若干重大的挑战，尤其是他提出了如何利用实力来达到和平的问题。但他所提的解决之道总不免本末颠倒。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对立是出于民族不能自决及经济动机。然而历史上却有许多其他更常见的理由，包括颇普遍的为扩张国家领土及当政者或统治阶层欲提高声望。威尔逊鄙视这类动机，他深信传播民主可破解这些动机，而民族自决则可令这些动机不得付诸行动。威尔逊倡议的集体安全则是假设，各国可团结一致对抗侵略、不公平行为，或许还有过分的自私自利。1917年初他向参院讲话时表示，建立各国之间的平等权利，可确定不论各国实力概以集体安全维护和平的先决条件。“权利必须奠基于各国共同而非个别的力量，和平则有待于各国间的调和。领土或资源平等当然不可能；非各国人民自正常的和平合法发展中获得的平等，也不可能。但权利平等是最基本的要求。全人类现在所企求的是生活的自由，不是势力的均衡。”在他所提倡的世界秩序中，反侵略是基于道德判断而非地缘政治的需求。各国应追究的是某个行为是否正当，不是有没有威胁性。美国的盟国对此新鲜主张虽不太能接受，但实在无力于表示反对。盟国知道或是自以为知道如何根据各自的实力计算出平衡点；但对于其本身或别人是否能够根据道德准则来估算平衡点却没有把握。在美国参战之前，欧洲各民主国从不敢公开对威尔逊的主张表示怀疑，更不遗余力地迎合他希望他加入阵营。到美国果真加入协约国后，它们已走投无路。英、法、俄三国的力量仍不足以胜过德国，而俄国革命后，它们担心美国的加入充其量只能弥补俄国的退却。德俄签订的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条约，显露出德国对战败国的待遇是什么。英、法对万一德国获胜忧心忡忡，因此不愿与怀抱理想主义的美国伙伴争辩作战的目标。战后协约国觉得比较有可能表达保留意见。而且若联盟关系因而有变，那也不会是欧洲的协约首次在获胜后出现紧张或破裂（维也纳会议即曾经历战胜国相互扬言不惜一战的阶段）。然而，一次大战各胜利国在战后已是民穷财尽，对美国这个巨人仍相当依赖，因此不敢与美国争辩或得罪美国以致其退出和平过程。法国尤其是如此，它发现自己的处境十分悲哀。两百年来法国拼命想取得欧洲主人翁的地位，但大战结束后，却连能不能保卫自己的疆土免于战败的德国的侵犯，都不再有信心。法国领袖们直觉地意识到，残破的法国已无力于围堵德国。战争使法国国力枯竭，和平却似乎预兆着更多的灾难。法国先前是为生存而战，现在则为国格而挣扎。它害怕没有外援，但它最强大的盟国所主张的和平原则，却把安全变做了司法程序。胜利使法国真切地觉悟到它为报复付出太高的代价，且近百年来国力一直在消耗中。唯有法国心知肚明自己与德国比起来是多么虚弱，这一点其他国家尤其美国是不会相信的。在此情况下，美法于胜战前夕展开的会谈使法国的士气加速低落。法国与现代以色列相同，以处处作梗来掩饰其脆弱的内在，以强硬不妥协来掩饰心中出现的恐慌。它也与现代以色列一样，不断有被孤立的危险。盟国虽认定法国的忧虑是大惊小怪，但法国领袖有自知之明。1880年时法国人口为欧洲15.7 010。1900年时已降至9.7010。到1920年，法国有4100万人，德国却有6500万，以至于法国政治家白里安( Briand)面对别人批评他采取讨好德国的政策时，为自己辩护他实行的是依法国出生率而来的外交政策。法国相对经济地位的衰落情况更严重。1850年法国是欧陆最大工业国。1880年德国生产的钢、煤、铁超过法国。1913年，法国年产4100万吨煤，德国却有27900万吨。到20世纪30年代末，差距更拉大为法国4700万吨，德国35100万吨。战败国残存的实力是维也纳会议后与凡尔赛和约后国际秩序最主要的不同点，其不同的原因在于凡尔赛和约后战胜国四分五裂。当年各国联手击败拿破仑，如今压倒德国也需要多国合作。但即使战败，1815年的法国与1918年的德国仍保有相当实力，足以对抗原先结盟的个别国家甚至于以一对二。其间的差别在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谋和的各国能够齐心协力，结成四国同盟，其压倒性的实力足以粉碎任何东山再起的企图。但凡尔赛和约后战胜国却不能团结。美、苏完全退出，英国对法国则是又爱又恨。直到凡尔赛和约后法国才觉悟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即1871年败于德国并非只是一时落败的特例。法国唯一能只靠本身力量维持与德国势均力敌的途径，就只有将德国分裂成许多小邦，或许是重建十九世纪的德意志邦联。法国确实也不遗余力地追求这个目标，鼓励莱茵区( Rhineland)寻求独立，并占领产煤的萨尔区(Saar)。然而要分裂德国有双重的阻碍。一是俾斯麦太成功了。他所建立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法国于1923年占领鲁尔区( Ruhr)，以及苏联在二次大战后在东德建附庸国达数十年后，仍保有其国家意识。柏林墙于1989年倒下时，法国总统密特朗( Mitterrand) -度曾想到与戈尔巴乔夫( Gorbachev)合作阻止德国统一。但戈尔巴乔夫对内政问题尚自顾不暇，不可能推行此种冒险行动。1918年时法国同样因为势单力孤而无法令德国分裂。即便法国有意这么做，盟国尤其是美国也不会容许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民族自决原则。但威尔逊同样不打算坚持和好式的和平。最后他提出几项违背十四点原则保证的平等待遇的惩罚性条款。要在美国的理想主义与法国的梦魇之间取得协调，以人类的智慧势难办到。威尔逊便以修正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联盟的交换条件，他希望以这个组织来解决一切合约中悬而未决的合理问题。法国希望能换得美国长期承诺保障法国的安全，因而接受了它认为与其牺牲不成比例的惩罚措施。到头来没有一国达到目标：德国未享受到和解，法国的安全未获保障，美国又退出合约。巴黎和会1919年1月至6月在巴黎举行的和会，威尔逊是会上的明星人物。在由美国到欧洲需在海上航行一星期的年代，很多顾问都警告他美国总统不可连续离开首都几个月。而他离去后的确降低了对国会的影响力，这在和约送交国会批准时尤其是致命伤。除此之外，国家元首亲自参与谈判的细节几乎必然非明智之举。因为这么一来，他们必须熟悉通常由外交部处理的事务，分心于交给属下更恰当的主题，反而无法专注于唯有元首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能爬到最高职位的人自我意识都很强，要妥协相当不易，僵局更十分危险。而往往至少要表面上看来成功，才能形成各国国内有利的气氛，因此谈判的重点多在模糊歧见，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这正是威尔逊在巴黎的遭遇。时间一月一月地过去，他却越来越身陷于为过去从不关心的细节讨价还价而无法自拔。他待得越久，越觉得迫不及待地要让事情告一段落，欲建立全新的国际秩序反被置诸脑后。这项和约的谈判程序造成不可避免的后果。由于有太多的时间耗费在调整领土的问题上，使国际联盟最后变成救火队，才能解决威尔逊的道德诉求与和约实际条款间的鸿沟。代表英国的是机敏的威尔士人劳合·乔治。他在和会就要召开前竞选时，誓言要迫使德国赔偿战争的一切耗费，“我们搜他们的口袋也要搜出这笔钱来。”但面对善变的德国与难缠的法国，他便着重于在克里蒙梭( George Clemenceau)与威尔逊之间的运作。最后，他号召以国际联盟为日后纠正一切不平等的机构，如愿地制定了惩罚性条款。为法国立场辩护的是身经百战但年岁不小的克里蒙梭。有“老虎”之称的他曾打过数十年的内战，历经推翻拿破仑三世，到拥护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Dreyfus）。但在巴黎和会上，即使以他如此强势的才干，欲完成他心目中的任务仍力有未逮。他极力想促成的和平是设法分裂俾斯麦建构的德国，并师法黎塞留使法国恢复在欧陆的优越地位，这超出国际体系所能容忍的限度，事实上也超出法国的能力范围。时光不可能倒流150年。其他国家也不认同法国的立场，要不便是无法真正了解法国的目标何在。克里蒙梭是注定会遭到挫折，法国的士气也免不了每况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