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8

此俾斯麦总是对联盟共同的行动有否决权，并有权选择独立行动。前后十年间，他成功地维持了与盟国的敌国间的协定，而得以节制各方面的行动。他自1879年开始这个新政策，先是与奥地利密切结盟。他明白柏林会议后俄国的不满情绪，因此现在希望建立阻止俄国再扩张的屏障。但由于不愿让奥国利用德国的支持向俄国挑衅，他设法获得了对奥地利巴尔干政策的否决权。索尔兹伯里对德奥同盟表示热烈欢迎，还用了“可喜的福音( tidings of great joy)”的字眼，令俾斯麦深信想要制止俄国扩张的不只是他。索尔兹伯里显然希望奥地利在德国支持下，会承担起英国阻挡俄罗斯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前进的负担。为他国的国家利益而战并非俾斯麦的专长。他尤其不肯在巴尔干这么做，因为对当地的纷扰感到极端厌恶。有一次他发巴尔干人的牢骚：“务必让这些宵小明白，欧洲各国政府无必要因其贪婪或内斗而令自身缚手缚脚。”可惜对欧洲和平很不幸的是，他的后继者把这番警语完全置诸脑后。俾斯麦主张以结盟而非对抗的方式约束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扩张。至于沙皇，已到孤立的边缘。鉴于英国是俄国主要的敌对国，法国国势仍弱，而且其共和体制使法国不可能成为可信赖的与国，于是沙皇同意恢复三皇同盟，但此次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奥皇一开始看不出与主要的敌对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理当宁肯与英国同盟，因为双方在阻挡俄国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扩张上有共同的利益。但迪斯累里在1880年竞选失败，格莱斯顿上台，英国即使是非直接地参与亲土耳其、反俄罗斯的同盟也全无可能，奥地利只得放弃与英国结盟。第二个三皇同盟绝口不提道德，完全以现实政治为基本条件。盟约中规定，任何一签约国一旦与第四国开战，如英、俄或法、德，其他两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此一来德国便可免于两面作战，俄国可免于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联盟（英、法、奥）再次出现，而德国保卫奥地利对抗侵略的承诺也维持不变。奥国则至少在文字上受限无法加入反俄的结盟，抗拒俄国向巴尔干侵略的重责大任便转移到英国肩上。俾斯麦借着部分相互抵消的若干同盟维持了均势，使他几乎可享有跟先前观望外交阶段同样的行动自由。最主要的是他去除了可能使地方性危机演成全面大战的促因。1882年，即第二个三皇同盟的次年，俾斯麦将他的结盟罗网更加扩大，说服了意大利加入德奥二国同盟( Dual Alliance)形成德奥意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意大利通常不过问中欧的外交，但现在对法国捷足先登征服突尼斯感到不满，因为这影响到意大利对北非的图谋。同时意国摇摇欲坠的专制王朝希望，若在强国外交上有些建树或可有助于压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至于奥国，也希望多一层保障以防三皇同盟无法约束俄国。在结成三国同盟时，德、意保证互伸援手对抗法国攻击，意大利则保证万一奥、俄交战时对奥保持中立，缓和了奥地利对两面作战的顾虑。最后在1887年，俾斯麦又鼓励意、奥两个盟国跟英国达成所谓地中海协议( Mediterranean Agreements)，三方面同意联合保持地中海的现状。俾斯麦的外交形成了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同盟，有相互重叠也有相互竞争之处，使奥地利获得对付俄罗斯攻击的保障，使俄国得以抵制奥地利的冒险挑衅，使德国可免于被包围，又让英国加入反对俄国向地中海扩张。为减少这个复杂的体系可能遭遇的挑战，俾斯麦竭尽所能地满足法国除阿尔萨斯与洛林外在各处的野心。他鼓励法国扩大殖民地，部分即为了转移法国对中欧的兴趣，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让法国涉人与其他殖民国尤其是英国的对立。十多年间，这一番布局被证明相当正确。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兵戎相见，法国因突尼斯而与意大利交恶，英国仍反对俄国在中亚及向君士坦丁堡的扩张。俾斯麦急于避免与英国起冲突，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前对攫取殖民地采取守势，把德国外交政策范围限于欧陆，目标则是在维持现状。但到最后，现实政治的需要复杂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时间一久，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已失去控制。若纯讲均势不受外力干扰，则巴尔干早已划分为俄、奥两个势力范围。然而民意已被挑起，即使在最独裁的国家也无法接受这个政策。俄罗斯绝难同意让斯拉夫人落入奥地利手中，而奥地利也不会同意让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斯拉夫附庸增加。俾斯麦的18世纪式内阁外交与大众民意时代渐行渐远。英、法两国的代议政府对回应民意已视为当然。在法国，这意味着要求收复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压力日增。但最能彰显民意重要性的最突出的例子发生于英国，即1880年格莱斯顿在英国主要以外交政策为诉求的大选中击败迪斯累里，然后完全扭转他的巴尔干政策。格莱斯顿算得上是19世纪英国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他对外交政策上的看法类似威尔逊总统后的美国人。他以道德而非地缘政治标准来评断外交政策，因此他认为保加利亚人期待民族复兴是合理的，而且同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英国理当支持保加利亚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格莱斯顿主张应由列强联合起来教训土耳其，然后负起治理保加利亚的责任。他提出与日后威尔逊总统“集体安全”相同的概念：欧洲需要联合行动，否则英国就不应有任何动作。“务须由欧洲列强联合行动始合乎安全。我国国力固然庞大：但首要条件在于各国应齐心协力。余在此仅提出六大国：俄、德、奥、法、英、意。此六国之完整结合对最后之圆满成功不仅重要且近乎不可或缺。”1880年，格莱斯顿因不满于迪斯累里强调地缘政治的做法，在苏格兰中罗西恩郡( Midlothian)展开他关键性的竞选活动，开创首次在小城镇展开竞选的历史，也是首次将外交政策议题直接诉诸选民公决。年事已高的格莱斯顿却突然挺身而出走上讲台。他主张道德是正确的外交政策唯一的依据，并坚持基督信仰的正道及尊重人权，才是指引英国外交政策的明灯，不应是均势和国家利益。在某一站他曾说道：“别忘记，在全能的上帝眼中，阿富汗山村中的生命尊严与你我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也别忘记，你我有着相同的血肉，以共同的爱相连接，不限于基督文明世界。”格莱斯顿为开路先锋，威尔逊步其后尘。威尔逊主张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没有区别。格莱斯顿也跟晚他一辈的威尔逊一样，认为自己领会到一股在全球民意监督下迈向世界和平的新潮流：“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至高无上之权威。”上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出自威尔逊之口，而其含意当然也十分类似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格莱斯顿在1879年曾谈到他与迪斯累里在政策上的差异。他强调不会采用均势，而是要致力于“维持欧洲众强国之团结。然理由何在？乃在于维持整体团结可中和暨约束其各自之私欲。共同行动乃自私自利之致命伤。未能维持全欧团结显系紧张持续升高之缘由。德、法或奥、俄间之嫌隙将何从弥合尚未可知，保加利亚之未来亦然。”在格莱斯顿之前，英国历任首相从未发表过这类的论调。卡斯尔雷将欧洲协调视为执行维也纳协议的工具。帕默斯顿视它为维持欧洲均势的工具。格莱斯顿则完全不把欧洲协调用于强化欧洲现状，而是赋予它革命性的角色，要借着它来建立崭新的世界秩序。这些理想经过一个世代之后，要到威尔逊走上台面时才再度被提出。俾斯麦认为这类主张纯粹是痴人说梦。也就难怪这两位重量级人物会水火不相容了。俾斯麦对格莱斯顿的态度就相当于小罗斯福总统对威尔逊总统的态度：他感觉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臣好大言不惭又令人头痛。铁血宰相于1883年上德皇书中写道：“若往昔娴熟欧洲政务之英格兰政治大家，其传承尚余一线生机，则吾之任务当轻易许多。以格莱斯顿氏之无能，仅好逞口舌之利，则英格兰之立场不可恃，徒增吾国政策之困扰。”格莱斯顿对德国对手的看法就更不客气，还曾称俾斯麦为“邪恶的化身”。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理念与威尔逊的理念的共同缺陷是，造成其国人对国际事务更为疏离，而不是更积极地参与。在一般的外交事务层次上，格莱斯顿于1880年上台后，英国在埃及及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无多大改变，但确实使英国不再介入巴尔干及整个欧洲均势。因此他的第二任期（1880~1885年）也造成反效果，使俾斯麦——欧陆最温和的政治家——的安全网难以为继，就如同坎宁当年退出欧洲造成梅特涅投向俄国沙皇。只要帕默斯顿或迪斯累里的观点主导英国外交政策，当俄罗斯在巴尔干或在向黑海扩张时若做得太过火，英国总能够成为最后的一股制衡力量。但格莱斯顿在位却使得这项保障落空，迫使俾斯麦不得不更为仰赖日渐不合时宜的德、奥、俄三角联盟。这东方三王国一直是保守势力的堡垒，但到头来却比民主代议政府更易于受民族主义民意所驱使。德国的内政体制出于俾斯麦的手笔，以便于他充分利用内政达到均势外交目标，但也极易于导致野心家的煽动。国会虽是由欧洲最开放的普选制选出，但德国内阁是由德皇指定，直接向德皇而非国会负责。于是国会监督的职责被剥夺，国会议员们便肆无忌惮地乱发议论。而军事预算是每五年表决一次，有一度政府不免每到国防预算的关键年时便会制造危机。若假以时日，这种体制或可逐渐演变成政府须向国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可惜在新德国成形的关键年代，历任政府极其受制于民族主义煽惑性宣传的影响，也习惯于制造国外的危机以号召国内的选民。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同样受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激烈宣传所左右，这些人的基本诉求为呼吁俄国在巴尔干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并与德国摊牌。1879年一位俄国官员曾向连任至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结束时的奥地利大使作如下的解说：“本地人民对民族主义报章唯有敬畏二字。此等报章标榜民族主义不仅可自保，且保证大受支持。自民族主义风潮席卷全俄，尤其自该党于对土耳其或战或和之问题上，排除一切良策，唯我独尊后，所谓‘民族( national)’党已成为实际之一股势力，特别于军中呈现一面倒之势。”另一个多种族国家奥匈帝国的情形也一样。在如此情况下，俾斯麦越来越难以执行他那危险的平衡。1881年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圣彼得堡登基，他不像祖父尼古拉那般受保守思想所束缚，也不像父亲亚历山大二世一样对年老的德皇有个人的感情因素在内。他懒惰专制又不信任俾斯麦，部分原因也是俾斯麦的政策对他而言是太复杂了。有一次他甚至说，每次只要在电文中看到俾斯麦的名字，一定立刻批上“悉”字。他的疑心因其皇后而更为强烈，出身丹麦的皇后，对俾斯麦强占其祖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永远无法原谅。1885年保加利亚危机将所有激昂的情绪推到顶点。又一次革命后产生了大保加利亚国，十年前俄罗斯热切想促成而英、奥深以为忧的发展终于成真。然而历史不乏完全出入意表的事例，现在又多出一个例证，新的保加利亚全然不是俄罗斯主控下的产物，却是在一位德裔贵族领导下统一的。圣彼得堡的朝廷为这俾斯麦所极不愿见到的结果而迁怒于他。俄国朝廷十分震怒，认为在维斯瓦河以西处处都是阴谋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则散发谣言指俾斯麦在幕后主使恶毒的反俄阴谋。在这种气氛下，亚历山大三世在1887年拒绝延长三皇同盟。不过俾斯麦还不打算放弃他的俄罗斯牌。他深知若听任俄国自行其是，迟早它会走向与法国结盟。但以19世纪80年代的大势，英、俄始终处在战火一触即发的边缘，俄与法结盟只会增加与德国对立的危险，却无助于减轻与英国的敌对。更何况德国还有英国牌可打，特别是现在格莱斯顿已卸任。不论如何，亚历山大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法国是否甘冒在巴尔干卷入战争的风险。换言之，俄、德之间的关系仍反映着双方国家利益仍有非常确切的交集，即使它是在缩小中，而不仅是俾斯麦的一厢情愿，只是若缺乏他的外交技巧，这些共同的利益无从正式地显现出来。不愧是外交大师，俾斯麦设想出他最后一个主要的安排，即通称的德俄再保险条约( Reinsurance Treaty)。德、俄相互保证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罗斯攻击奥地利，否则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一方将保持中立。理论上，只要不主动发动攻势，德、俄现在都不必担心腹背受敌。然而这多半要看对侵略者如何定义，特别是动员已越来越被等同于宣战。由于这个问题从未被触及，德俄再保险条约显然是存在着限制，更因为沙皇坚持此约保密，使其效用越发缚手缚脚。此约之必须保密最足以说明内阁外交的要求与外交政策民主化的要求是多么格格不入。当时的情势复杂到这个条约居然含有两种层次的秘密。更深一层的秘密是一条极机密的附加条款：俾斯麦保证不阻挡俄国图谋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协助俄国增加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这两项保证均非德国的盟国奥地利所乐于见到的，更甭说英国了，但英、俄若果真因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而起冲突，想必俾斯麦也不致感到不悦。德俄再保险条约虽复杂，却维持了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系，也向俄国保证，德国虽会防卫奥匈帝国的完整，但不会协助其扩张以致牺牲俄国的利益。如此德国至少延后了法、俄携手的时间。俾斯麦以其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促成节制及维护和平的苦心，在1887年三皇同盟终止后，德军将领向他施压，要求对俄先发制人发动战争时，他的反应中表露无遗。他在对国会演说时否定了所有的臆测，并设法替俄国美言，避免刺激法、俄修好：“我方不会扰乱与俄之和平，本席亦不认为俄方将攻击我国。再者，本席不认为俄方正寻求其他盟国以便合力进袭我国，或有意于利用我国在另一边或将遭遇之困难以便于其发动进攻。”然而，不论俾斯麦的手腕有多高明，作风有多稳健，他平衡均势的做法注定即将要告终。他种种的折冲已复杂到即使是大师也难以为继的地步。搭床架屋的各个同盟原旨在确保各国节制，最后却造成相互猜忌，而民意的重要性日增，各国的弹性空间便缩小。无论俾斯麦的外交多么高超，需要如此高度的操控正证明强大的统一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造成何许的压力。即使是俾斯麦在位的日子，强势的德国仍引起不安。事实上，俾斯麦的擘画立意固在提供保证，日久却意外地造成不安，这有部分也归因于同时代的领袖难以理解其环环相扣的本质。他们担心成为被操控的牺牲品，便想要左右逢源。但如此做法反而限制了行为的弹性，而以现实政治取代冲突却主要取决于行为的弹性。欧洲文明的自戕俾斯麦式的外交作风或许在他卸职后便人息政亡，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代以任意而为的武器竞赛及更类似冷战时期势不两立的结盟，而将传统的均势置之不顾。在近二十年间俾斯麦以其稳健弹性的作风，保住了欧洲的和平，缓和了国际紧张情势。但他也付出遭后人误解其伟大之处的代价，因为继他而起或后世仿效他的欧洲领袖，自他的榜样中未能撷取更好的教训，只懂得增加军备，兵戎相见，最后是导致欧洲文明的自戕。到1890年，均势观念已发展至极限。起先，自中世纪大一统理想的灰烬中产生的众多国家，使均势首次应运而生。迄18世纪，因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事不断，以防一国独霸的局面及欧洲再出现帝国。均势维护了各国的自由独立，却无法维持欧洲的和平。均势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40年达到巅峰。这段期间该政策运作顺畅，因为均势状态经过周详设计，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共识支持（至少在保守国家间有此共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种共识逐渐消逝，事态又回到18世纪的情形，现代科技和公众意见角色加重使得一切状态更岌岌可危。连独裁国家都能诉诸来自外国的危机，以外在威胁取代国内要求民主的共识，借此吸引民众支持。欧洲诸国的合并使国际舞台的参与者数目变少，也削弱了运用外交联合取代本身力量部署的能力，而维护法统的共识崩溃更使道德自制力受到侵蚀。尽管美国憎恶均势思想的历史由来已久，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却又加以运用。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参与国际体系，而且还是当中的首强，尽管身为军事超强国，却不能再如前人般恣意施为，因为在这个年代，军力与意识形态不再有助于遂行帝国主义野心。至于美国目前还占有军事优势的核武器，也将朝着可用军力相等的方向发展（许多国家都握有核武器）。因此，美国愈来愈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如19世纪欧洲的世界中，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指望世界衍生出一个很像梅特涅体系的东西，也就是以共识来强化均势局面，而当今世上，这种共识的价值观就是民主。然而梅特涅不必建立自己的法统以营造共识，当时，法统大体上已经存在了。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民主却是很不普及的制度，而且各地对民主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美国自然而然会想用精神上的共识来维持世界局势的平衡。为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美国必定尽可能推动对全球民主有使命感的精神共识。但是美国不敢忽略了均势的分析，因为，当打破均衡局面时，追求精神共识反而会变成自行溃败的行为。如果不可能以法统建立梅特涅式的体系，美国就得学习在均势体系中运作的方式，不管今昔之间的均势有多么不同。19世纪的时候，世界上有两种均势体系模式：一种是不列颠模式，以帕默斯顿与迪斯累里为代表；另一种就是俾斯麦模式。不列颠模式是等均势局面遭到威胁的时候才行动，主事者几乎都居于弱势。而俾斯麦的方法则是尽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奇怪的是，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和德国有过（不快）经验的情况下，俾斯麦式的操纵均势，却和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辙（译按：憎恶均势、不喜德国，却又处处借鉴）。帕默斯顿与迪斯累里均势方法，需要各方不生事端的自制，以及在面对威胁时毫不让步的使命感。所谓均势，几乎完全是在评估争端与威胁。美国终将发现，要引导各国远离是非或威武不屈是相当难办到的事，更不用想直截了当以武力介入国际事务。俾斯麦后来的政策寻求以事先防范来抑制各方势力，方式是用不同国家集团间的共同目标来建立某些共识。而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中，美国发现要实现大英帝国式的光荣孤立实在很难，要建立一个周密且照应到世界每个部分的安全体系更是不可能。最有可能、最有建设性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许多部分重叠的联盟体系，有些着眼于安全，有的专注于经济关系。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以美国人的价值观衍生出目标，同时能以此目标统合不同群体。不论采取何种模式，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两种外交政策手段都盛况不再。大英帝国由于与风险隔离，不再感到自己的能耐足以支配局面；而俾斯麦被一位没有耐性的新国王解除官职，这位君王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任务，想改进一位外交宗师的政策。在这过程中，均势状态变得僵化，欧洲朝着更加破败的大灾难发展，因为没有人相信均势可能达成。第7章 步向毁灭的政治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失去节制的德、俄两国到20世纪末期，曾维护和平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不过其间有一重要的差别。在核武器时代，避免战争可谓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甚至可说是唯一的主要目标。而在20世纪初年，仍有可能一声令下战争就此爆发。事实上当时有些欧洲思想家还认为，偶尔流流血可以改善国家的体质，如此天真的假说在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残酷地打破。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这是在它们一手造成的那场大灾难深植于欧洲人共同的记忆中之后，再也无法恢复的。帕斯卡尔( Pascal)在《思想录》(Pensees)中的警语说：“吾人受自设障碍所蒙蔽，陷入深渊仍不自知。”要归咎的因素很多。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识到现代科技与大规模征兵，已使爆发全面性战争成为国家安全以及整个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不过各国对一战的爆发虽均难辞其咎，但完全失去节制的当属德、俄两国。在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中，有关均势会受到什么影响未曾引起太多注意。前后两百年间德国一直是欧洲战事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30年战争时，德国人死伤的人数估计高达总人口的30%，18世纪各王朝间决定性的战役与拿破仑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多半都战于德国的土地上。因此统一后的德国几乎无可避免地要努力防止这类悲剧再发生。但新德国不见得非要把它当做主要是军事问题来看待不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家也不是非得以霸气来执行外交政策才达得到目的。因为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虽是列强中最弱的一国，但统一后的德国很快便一跃而成为第一，也因此令邻国十分不安。所以德国若想参与欧洲协调，就必须在外交政策上格外地自制。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德国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赤裸裸的实力，乃因为跟其他民族国家比起来，德国缺乏团结全国上下的思想架构。形成西欧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各种理想，没有一种见于俾斯麦擘画下的德国，没有英国所强调的传统自由，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全民自由，甚至看不到奥地利的主张天下一家的善意帝国主义思想。严格说来，俾斯麦一手建立的德国根本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他刻意将奥地利的德国人排除在外。他的德国只是范畴加大的普鲁士，是别有用心的图谋，主要目的是为增加普鲁士本身的实力。缺少思想基础是德国外交政策漫无目标的罪魁祸首。多年来一直是欧洲主战场的惨痛记忆，在德国人民心中种下了极度的不安全感。俾斯麦所建立的帝国现在虽是欧陆第一强国，德国领袖们始终有一种模糊的被威胁感，这表现在整军经武与好战的言论上。且军方参谋人员总是以全部的邻国同时进攻作为战备的依据。为准备应对这最坏的假想状况，他们反而弄假成真。因为德国若有实力足以同时击败所有邻国的攻势，则压倒个别国家必然易如反掌。这些邻国眼见德国重兵压境，自然会结合在一起互求保护，于是德国原意在求安全的做法反造成不安全。或许采取明智且节制的政策可延迟甚至改变即将到来的恶果。但俾斯麦的后继者抛弃了他的收敛作风，越来越追求纯粹的实力，就如同一句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德国要做欧洲外交的铁锤，而非处于挨打的铁砧。德国仿佛已耗尽太多力量投入国家的统一，以致无暇思考建国的目标何在。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念。随一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气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走向战争。俾斯麦曾极力压抑德国实力的展现，利用他复杂的同盟大局约束众多的盟国，以避免各国间潜在的不和演变成战争。俾斯麦的后继者对如此复杂的情势缺乏耐心与敏锐感。德皇威廉一世于1888年驾崩后，其子腓特烈（其崇尚自由主义曾令俾斯麦忧心不已）仅在位98天便因喉癌而辞世，由腓特烈之子威廉二世继位，这位君主的言行令人颇感不安，欧洲最强国家的统治者岂可如此不成熟又反复无常。心理学家曾解释他之所以会如此反复又粗暴，是因为天生有一只手臂畸形的补偿心理，普鲁士皇室尚武传统浓厚，因此这对他而言是极大的打击。这位好显威风的年轻皇帝在1890年罢黜了被视为功高震主的俾斯麦。从此威廉二世的外交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丘吉尔曾讽刺但传神地描绘出这位皇帝：“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他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不想象拿破仑一样上战场。他绝对是输人不输阵。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光：久而久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而亟思团结以求自保。而在种种矫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力。他企图推行他与幕僚人员所称的全球政策( Weltpolitik)，却从未深究这个全球政策的定义为何，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空有口号没有理论基础：以狂妄的言词掩饰内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惭模糊内心的胆怯与缺乏方向感。好大喜功却优柔寡断反映出德国两个世代的本位主义。即便德国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不负责任，要使德国这个巨人融入当时的国际架构中仍是相当艰巨的工程。更何况德皇的个性与德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根本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反而是任性而为，适得其反，使德国素来所恐惧的后果弄假成真。俾斯麦去职后20年间德国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180度大反转。1898年时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开战。英俄反目几乎一直是影响19世纪国际关系的要素之一。英国也时而想要找寻对抗俄罗斯的盟友，先试着找过德国，最后是找到日本。谁也想不到英、法、俄有一天会站在同一阵线上。但十年后德国强势威胁性外交的后果正是如此。俾斯麦种种的操控手法虽复杂，但从未逾越传统均势的范围。他的后继者却显然对均势怀有戒心，也从未能认识到德国越是扩大其实力，越会鼓励欧洲均势体系下不可避免的反德同盟及武器竞赛的生成。对于其他国家不愿与已是欧洲第一强国且有独霸可能的国家结盟，德国领袖深感憎恶。他们似乎认为要采取高压的做法，才最能够让邻邦认清其实力之不足和与德国结盟的好处。但这种贬抑别人的做法却收到反效果。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为求国家绝对安全，反使欧洲其他各国均感到绝对不安全，几近于自然而然地形成与德国相抗衡的同盟。要取得霸权没有外交捷径，唯有诉诸战争，这个道理俾斯麦之后德国见识浅短的领袖觉悟得太晚，以致一场世界性大战已不可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帝制时期，被视为和平主要威胁的多半是俄国而非德国。先是帕默斯顿后有迪斯累里，都深信俄罗斯图谋伸入埃及和印度。到1913年时德国领袖同样恐惧于惨遭俄罗斯铁蹄的征服，而且其恐惧感之强烈，对促使他们于一年后决定强迫各国作致命性摊牌影响颇大。其实担心俄国想建立一个欧洲帝国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德军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