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5

他又不肯明讲的想在西欧获得的利益。而他所对抗的俾斯麦却是对现实的力量深信不疑，并会为其本身的目的而利用拿破仑所最擅长的种种虚张声势之举。有法国领袖了解拿破仑所冒的风险，以及他有意获取的所谓赔偿与法国的基本利益无关。1866年5月3日，坚决反对拿破仑且日后曾任法国总统的梯也尔( Aldolphe Thiers)，在一次精彩的讲演中正确地预言，普鲁士可望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势力：“查理五世建都于维也纳之王国如今将重现于柏林，而且距我国边境更近，压力将随之而来。诸位有权以法国利益为名反对此一政策，因法国的地位如此重要，势必受到此次革命严重的威胁。法国奋斗了200年欲摧毁此劲敌，现在是否打算就此坐视其重振国威而无动于衷？”梯也尔指出，法国应采取明确的反普鲁士政策，取代拿破仑暖昧的意向，并抬出维护德国诸邦的独立为借口，即黎塞留的老手法。他主张法国有权抗拒德国的统一：“先以德国诸邦为名继之以其本身独立为名，最后以欧洲之平衡为名，此符合全体利益，全体国际社会之利益。现今有人对‘欧洲平衡’一词大事嘲弄，但何谓欧洲平衡？即欧洲之独立。”此时要阻止会使欧洲平衡永久改观的普奥战争，几乎已嫌太晚。理论上说梯也尔的主张不错，但采取这个政策的前提应在百年前即已确立。即使现在，若法国发出强烈警告，决不容许奥地利被击败，或传统诸侯国如汉诺威王国被消灭，或许可让俾斯麦有所收敛。可惜拿破仑认定奥地利会赢，而且似乎更在乎打倒维也纳体系和完成波拿巴的家族传统，而轻忽对法国传统利益的种种权衡，便不肯选择此路。他在三天后回应梯也尔：“朕憎恶1815年诸条约，现今众人欲以其为吾国政策唯一之依据。”就在梯也尔演讲后一个多月后，普奥正式开战。完全出乎拿破仑三世的预期，普鲁士很快便获得决定性胜利。依黎塞留的外交规则，他应该协助战败的一方，避免普鲁士大获全胜。但他虽派出一队“观察”部队到莱茵河，却不敢有所行动。俾斯麦以请他调停向他示好，然而这空洞的姿态已无法掩饰法国对德国事务越来越无过问权的事实。1866年8月签订布拉格条约后，奥地利被迫退出德国。汉诺威和黑森一卡塞尔( Hesse Cassel)两邦因战时与奥地利同盟，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以及法兰克福自由邦，一同被普鲁士并吞。俾斯麦废掉它们的君王，借此昭告天下，曾为神圣罗马帝国一员的普鲁士，已放弃以正统论作为国际秩序的指导原则。德国北部仍保有独立的诸邦全纳入俾斯麦新成立的北德邦联（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各邦所有政务举凡制订贸易法令以至外交政策，全由普鲁士主导。南德的巴伐利亚( Bavaria)、巴登(Ba-den)及符腾堡也与普鲁士签订条约，允诺在与外国有战事时将其军队交由普鲁士指挥，以此为条件保有其独立。德国的统一如今只差一步之遥。拿破仑三世的自作聪明将国家带人死胡同，法国已无路可走。他想与奥地利结盟，但已太迟，他曾以军事行动将奥国逐出意大利，又保持中立令奥国退出德国。而奥地利已无心恢复在这两国的地位，宁愿先集中全力重建同时以维也纳和布达佩斯为首都的奥匈帝国，再向巴尔干半岛发展。英国因法国对卢森堡及比利时的图谋而对结盟兴趣不大；俄罗斯则从未原谅他对波兰革命的作为。法国只有孤军奋战挽救它在欧洲已丧失的优越地位。情形越是悲观，拿破仑越是想要出奇制胜，就像赌徒输得越多，赌注下得越大，越想翻本。俾斯麦在普奥战争期间用取得领土为饵，先是在比利时境内，后在卢森堡，诱使拿破仑保持中立。但每当拿破仑想要攫取时，希望总是落空，因为他希望这些“补偿”是由别人送上门来，而俾斯麦觉得既已成功地利用了拿破仑的优柔寡断，何必再多冒风险。拿破仑深感颜面尽失，尤其眼见欧洲的情势对法国越来越不利，便想借当时出缺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大做文章，以弥补因错估普奥战争奥国必胜所犯下的错误。他要求普鲁士国王保证霍亨索伦( Ho-henzollern，普国王室)不会有人继承西班牙的王位。这又是一次浮面的表态，充其量只能提高声望，对中欧的权力关系毫无影响。在变动的外交情势中运筹帷幄无人比得上俾斯麦。他再以高明的计谋，利用拿破仑此番表态诱使他于1870年向普鲁士宣战。法国要求普鲁士王族不得有人继承西班牙王位，这确实颇具挑衅意味。但老谋深算的普王威廉不但没有动怒，反而心平气和、理直气壮地拒绝了法国派来获取承诺的使臣。威廉帝电告俾斯麦事情的经过。俾斯麦将电文加以删减，去掉用词比较客气委婉的部分，而普王实际上是对法国派来的使节相当客气。超越时代的俾斯麦随即利用一种技巧，后世政治家已将其发展成一门艺术，即将所谓的埃姆斯密电( Ems Dis-patch)透露给报界。经删减后的电文看来像是打了法国一记耳光。愤怒的法国民众要求对普国一战，拿破仑顺应了他们的要求。普鲁士在所有其他德国诸邦的助力下，又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此刻德国统一的大道已畅行无阻，普鲁士便毫不客气地在1871年1月18日，于凡尔赛官的明镜厅正式宣布德国统一。拿破仑就此促成他一向赞同的德国革命，但其后果却与他原先所预期的大不相同。欧洲的地图确实重新绘过，但此新局面已无可挽回地削弱了法国的影响力，而且未能带给拿破仑他所渴望的声望。他鼓励革命却未能意识到革命可能的后果。他无法评估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此种关系实现个人长期目标。他经不起考验。他的外交政策全盘尽输，原因不在于缺乏理念，而是他无法自众多的想法中理出一个头绪，或分清理想与周遭现实间的关系。他一味追求虚名，从未有一贯的政策作为指引。他受制于一团纷乱的目标，其中有些更是相互矛盾。每当面临事业上的重大危机时，各种不同的直觉反应便会互相抵消彼此的力量。拿破仑三世视梅特涅体系为法国之耻辱，也是对法国对外扩张的野心的限制。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在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制造分裂，成功地破坏了神圣同盟。但他不知该如何善用成功的果实。1853~1871年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欧洲秩序在重整中。这段期间结束后，德国一跃而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保守君王团结在一起的正统原则，曾调和梅特涅时代均势体系的紧张，如今却变成空洞的口号。而对这所有的发展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难辞其咎。他高估法国的实力，鼓动每一次的争战，误以为法国可以从中渔利。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其间始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的政策。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他屡次呼吁召开欧洲会议改写欧洲地图不成，便是理想与实力无法配合的例证。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1859年意大利战争前，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1866年普奥战争前，他都曾呼吁各国领袖集会，每次均希望在会议桌上改写各国的疆界，却从不曾明言究竟要如何改写，也不肯为此矢志一战。他的难题在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坚持己见，他的构想又太激进难以获得共识。法国倾向于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是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法国外交政策中一贯的要素。由于与英、德、俄或美国结盟无法占上风，又以屈居次要与堂堂大国及济弱扶贫的国家形象不合，法国便思与次要国家结合以取得领导地位，如在19世纪与萨丁尼亚、罗马尼亚及中等规模的德国诸邦，在两次大战期间与捷克、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政策。普法战争100年后，实力强大的德国始终是法国的梦魇。法国很勇敢地选择了与这个可畏又可敬的邻国交好。然而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甚至不惜付出让德国最终称霸欧洲的代价。在现代史上，法国有时的行为犹如反美国领导的国会反对派，试图将欧洲共同体( the European Community)’擘划为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并与它能够主导或自认为能够主导的国家结盟。自拿破仑三世去位后，法国一直欠缺足够的力量，实践其得自法国大革命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也没有合适的场合供其发挥兼善天下的热情。百余年来，法国始终难以接受的事实，即黎塞留所建立的让法国独大的客观条件，在欧洲各国完成国家统一后便告消失。法国的外交作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首创国家至上观念的国度，居然在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均致力于挣扎着使愿望与实力能够旗鼓相当，的确相当讽刺。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大工程，在俾斯麦手中完成。俾斯麦以对1848年自由革命持强硬保守反对立场而在政坛大放异彩。他也是率先在欧洲实行男性普选权的领袖。在前后60年间堪称欧洲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出于他的手笔。1848年他费尽心机反对民选的国会决议将德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就在刚过20年之后，他却在反自由主义原则下，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后，亲手将皇位交到普王手上。这惊人的成就将国际秩序又带回18世纪毫无节制的竞赛局面，而此刻更因工业技术的精进及国家可动员的庞大资源，使此种角力更加危险。没有人再提起正统王朝的团结，或欧洲各古国的和谐相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铁血宰相”俾斯麦俾斯麦的成就与他的个性一样出人意表。这位“铁血宰相”能写文字极为简练优美的散文，喜爱诗，曾在日记中一页页地抄录拜伦( Byron)的作品。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大权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怎样才算革命家？这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否则能成功的革命家就不多了。因为革命家刚起步时必然是处于弱势，但革命家的胜算在于既有势力又对本身的弱点总缺乏自知之明。尤其当革命的挑战不是以向巴士底狱( the Bastille)进攻等激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披着保守的外衣时，这个道理更是正确。社会既有秩序对于表面上看来是要保护它的人很少会起戒心。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涯开始于梅特涅体系最蓬勃的时代。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三个要素：欧洲均势；德国内部普奥相安无事；因保守理念而结合的联盟体系。在维也纳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国际情势紧张的程度相当低，因各国都相信彼此有祸福与共的利害关系，而普、奥、俄这三个所谓的东方王朝也认同彼此的意识形态。俾斯麦一一破解这三个前提。他相信普鲁士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一邦，也不需要神圣同盟作为与俄罗斯的桥梁。他认为共同的国家利益已足以使国与国之间结合在一起，且普鲁士标榜的现实政治可取代保守势力的同盟。他视奥地利为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障碍而非伙伴。他的看法几近于与所有当时的领袖相反，或许只有皮耶芒首相加富尔是例外，因为他不把拿破仑三世不按牌理出牌的外交看做是威胁，反而当做是可善加利用的机会。185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于德国的统一须以建立议会式机构为前提的普遍想法大加挞伐，拥护他的保守人士起先还未领悟，他演讲内容的重点是反梅特涅体系的前提：“普鲁士之荣誉非取决于全德各地，为唯恐其宪政招致威胁而心怀不满之议会名流，行堂吉诃德式之追求。余以为普国之荣誉在于不与民主产生任何不名誉之瓜葛，并决不容许未得普国同意之事出现于德国。”表面上俾斯麦对自由主义的抨击，是沿用梅特涅的哲学。但两者所强调的有极大的差异。梅特涅体系是基于普奥对保守制度有共同的承诺，且需要彼此合作对抗自由民主的潮流。俾斯麦则暗示普鲁士可自行其是；即使对内采取保守政策，在外交上也无须与奥国或其他保守国家发生关联；同时普国也不需要与他国结盟来应付本国的革命。因为俾斯麦，使哈布斯堡又面临与黎塞留所带来同样的考验——除国家荣耀外不涉及任何价值体系的政策。也跟黎塞留当年的情形一样，他们不知该如何应对，甚至无法掌握这种政策的真正含意。但普鲁士在中欧不向外求援，又如何维持现实政治呢？过去自1815年以来，普国一向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地依附着神圣同盟；但俾斯麦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是全方位的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使普国与起冲突的各国的关系总是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还要密切。在这样的安排下，看似孤立的地位反使普鲁士能操持他国许下的承诺，并对冲突中要支持哪一国待价而沽，看谁出价最高。在俾斯麦看来，普鲁士除加强本身在德国的地位外，别无太多的外交利益可追求，这是最有利于它待价而沽的策略。而其他每一强国都有更复杂的牵扯：英国不但有本身的帝国，还有欧洲整体的均势需要操心；俄罗斯同时向东欧、亚洲及奥斯曼帝国三方面进攻；法国有新缔造的帝国，对意大利有野心，还在墨西哥开疆辟土；奥地利忙于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又须顾及在德意志邦联的领导地位。由于普鲁士的政策完全集中于德国，因此除奥地利外，与其他大国均无主要歧见，而当时与奥国的歧见基本上仍是俾斯麦个人主观的想法。现代人所说的不结盟( nonalignment)，与他将普鲁士的援手待价而沽——而他认为那可以左右逢源——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下情势迫使吾国难以向他国先许以承诺。吾国无力于依本身意旨决定列强间之关系，但可保有行动自由，随机善用彼此关系间之优势。吾国与奥、英、俄之关系不应构成与任一国交好之障碍。唯与法之关系须谨慎从事，以便视需要随时可与之往来。”如此暗示可与波拿巴主政的法国友好往来，显示出他已打算将意识形态打人冷宫，以便于普鲁士得与任何国家结盟（不论其国内的制度如何），只要有益于增进国家利益即可。这样一来他的政策与黎塞留的政策暗合。黎塞留虽身为枢机主教，却会因法国利益的需要而反对同样是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也一样，虽个人思想属保守派，但当保守派的正统原则有可能限制到普鲁士的行动自由时，他就会与保守派大佬们分道扬镳。这隐含的歧见到1856年变得白热化。当时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联大使的俾斯麦，更详细地说明他主张普鲁士应对拿破仑三世持更积极的态度，但在普国保守派的眼中，拿破仑三世是正统王位篡夺者。将拿破仑三世当做普国可能的对话对象，在一手提拔俾斯麦建立外交事业的保守派大佬眼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俾斯麦这逐渐成形的想法大为震怒大惑不解的情形，与200年前黎塞留提出国家利益应超越宗教之上的革命性论点时的遭遇不相上下，同样的反应也见于当代尼克松总统( Richard Nixon)提出的与苏联缓和(detente)的政策。在保守派看来，拿破仑三世代表法国新的扩张主义野心，更有甚者，这象征着肯定令他们憎恨不已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原则。俾斯麦对保守派关于拿破仑的看法并未极力驳斥，就如同尼克松对于保守派对共产党缓和动机的解读着墨不多。俾斯麦在不够老成持重的拿破仑身上，跟尼克松在老朽的苏联领导阶层身上，同样都看到机会，但也看到危险。他认为法国的扩张野心与法国革命的影响，对奥地利的威胁比对普鲁士更大。他也不认同一般认为拿破仑三世很狡狯的看法，还曾故意说，欣赏他人的才能并非他的特长。奥地利越怕拿破仑三世就越必须向普鲁士让步，而普鲁士就越能享有更大的外交弹性空间。俾斯麦与普国保守派关系破裂的原因，与黎塞留跟反对他的教士起争执的因素大同小异，其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普鲁士保守派是坚持普遍的政治原则，而黎塞留的反对者是坚持宗教无国界。俾斯麦主张实力本身就可以创造正统；保守派则认为正统观所代表的价值观超越实力的算计之上。他相信对自身实力做正确的评估会令各国懂得自我节制；保守派却坚信唯有道德原则始能真正地限制各国对权力的主张。这个冲突引起俾斯麦与其恩师格拉克( Leopold von Gerlach)，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信件中你来我往地激辩。格拉克是普王军事上的左右手，俾斯麦之所以有今日，他的第一个外交职位，他与王室的关系，他的整个事业，全都要归因于格拉克的提携。辩论始于俾斯麦上书格拉克，建议普鲁士研拟多一个与法国结交的可能选择，在随此建言所附的信函中，他提出实用重于意识形态的主张：“余对数理推论之结果，即吾国难以与今日奥国为友，无从逃避。奥方若始终拒不同意划定德境内之势力范围，则吾国势必预备于承平时期借外交及谎言与奥对决，并运用任何机会予其致命之一击。”但格拉克无法说服自己接受为战略利益便可牺牲原则的说法，尤其是有波拿巴的一员牵涉在内时。他力主梅特涅的做法，让普鲁士与奥地利、俄罗斯的结合更密切，并恢复神圣同盟以孤立法国。俾斯麦再提出的建议令格拉克更难以理解，俾斯麦建议邀请拿破仑三世参观普鲁士军团的演习，因为“此一与法国关系友好之明证，可增强吾国对所有外交关系之影响力”。有人居然胆敢建议让波拿巴家的人参观普鲁士的军事演习，令格拉克大为震怒：“以君之才智，怎可因拿破仑一类之人物而牺牲原则。拿破仑为吾人之天敌。”若他看到俾斯麦所做的眉批：“有何不可？”可能就会省下写下一封信的力气了。他在此信中重申一生所秉持的反革命原则，也是促使他支持神圣同盟及襄助俾斯麦早期事业的原则：“余始终不渝之政治原则即对抗革命。汝将无法说服波拿巴勿同情革命阵营。彼显然因此立场而受益，殆无可能改变态度。若余之反革命原则正确无误，则于实务上务须加以遵行。”然而俾斯麦与他意见不合并非像格拉克以为的，是出于他对格拉克认识不清，反而是因为他对恩师太了解了。在俾斯麦心目中，现实政治必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须有弹性及能够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机会。他就像为黎塞留辩护的人士一样，把辩论的方向转向他与格拉克均赞同，而且显然是对格拉克不利的一个原则上，即对普鲁士忠诚高于一切的大道理。在他看来，格拉克坚持保守势力的团结是有违爱国原则的：“唯因法国有可能影响到吾国，余始对其有兴趣，且吾国唯有与事实存在之法国打交道。身为浪漫主义信徒，余对亨利五世之命运（波旁王朝王位被夺者）故可一掬同情之泪；但身为外交家，若余为法国人则必为其子民，然依实际情况，无论法国为何人所领导，对余而言均是外交棋盘上无可避免之一子，余唯一之职责即为吾王及吾国效命（译注：黑体字为俾斯麦自标之重点）。个人对于外国强权之同情或反感，不应与处理外务之责任感有所混淆；余确感其间有对吾王及吾国不忠之虞。”一个地道普鲁士人对爱国心应超越正统原则之上，而且若环境需要，一个世代对保守势力应团结的信仰居然可能近乎对国家不忠，对这样的主张能够如何反驳？俾斯麦先下手为强地切断他所有的退路，先一步驳斥了他可能提出的说辞，即维持正统符合普鲁士的国家利益，因此拿破仑三世是普鲁士永久的敌人：“对此余可加以否认，但即使君所言属实，余仍以为令他国知悉吾国承平时期之忌讳，就政治而言非明智之举。于君所预言之破裂发生前，余以为令世人相信，吾国之政策非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于我方有利。”这也就是说，现实政治要求在战术上保持弹性，而普鲁士国家利益也要求对于与法国有可能往来保持开放的态度。一国的谈判态势取决于它自认手上有哪些牌可打，断绝任一种可能性反而便宜敌方更易于算计我方的行动，压缩了奉行现实政治者的行动自由。格拉克与俾斯麦正式决裂到1860年时已是势不可免，当时的争议是普鲁士对法国与奥地利为意大利而战应持何种态度。格拉克认为这场战争已充分证明，拿破仑三世的真面目是要为效法拿破仑一世对外侵略而开路。因此他呼吁普鲁士应支持奥地利。相反地俾斯麦眼中却看到机会——若奥国被迫退出意大利，则可借此作为最后将奥地利逐出德国的先声。他感觉梅特涅那一代的信念已成为有害于普鲁士的种种禁制：“余誓与吾王同生共死，即便余以为吾王乃咎由自取，然法国之为法国，无论在拿破仑或圣路易(St. Louis)治理之下均无两样，奥地利对余而言则为一外国。君必然答以现实与原则必不可分，即便自实用之角度观之，吾国之政策若谓考虑周详则亦须顾及对外事务之正义原则。余愿与君讨论实用观点：但君若必定要强调正统与革命、信仰基督与无信仰、上帝与魔鬼间之对立矛盾，则余将无言以对，仅能回以：‘君我所见不同，君无权对余之观感置喙。’这段毫不客气的宣示可以说与黎塞留所见略同，即人因灵魂不朽，所以必须受上帝之审判，但国家并非不朽，因此仅能以功过论英雄。他跟黎塞留一样，就个人道德观点他并不反对格拉克的主张，而且很可能相当赞同；但俾斯麦反对把个人的道德观反映到政治行为上，他特别阐述了个人信念与现实政治间的差别：“余非出于主动为吾王效命。此乃天意，或许上帝将指引明路，令余之灵魂不致毁灭，若非深信30年后吾或吾国于欧洲之政治成就已无关乎个人荣辱，否则不免高估余此生之价值。余甚而得以想见，日后‘反新教之非正信者’将以波拿巴式专制统治马克一勃兰登（普鲁士核心）。余与君非属同一时代之人，但就诚实而言君我均可问心无愧。”俾斯麦的确是与其恩师不同时代的人。他属于现实政治的一代。格拉克则是梅特涅那一代的思想。梅特涅体系反映着18世纪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有如一座庞大的时钟，其内部的每一个齿轮均复杂而密切地咬合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部分的互动就会受影响。俾斯麦则代表科学上与政治上的新世纪。他看宇宙不是机械式的平衡，而是现代的观点，即宇宙包含许多变动不已的个体，相互激励而形成我们所谓的现实。在生物哲学上与它相当的理论便是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基于这种信念，俾斯麦主张所有信仰的均是相对的，连他对普鲁士将永垂不朽的信念也不例外。在现实政治的世界里，政治家有责任在做决定时，将思想也当做一股势力，与其他相关的势力放在同一天平上加以评估；而各种因素应以其对国家利益能有多大的贡献，而非根据预设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其价值。不论他的理念看起来是多么冷酷无情，其所根据的前提与格拉克的前提一样难以求证。俾斯麦的前提是，每位政治家对相同的已知情势经仔细分析后，必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格拉克认为若正统原则可有一种以上的解释，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俾斯麦也认为政治家评估国家利益居然会出现一种以上的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由于他极擅长于掌握权力间细微的差异及其种种变化，使他能在有生之年排除梅特涅体系的束缚，代以一种自制政策( policy of self restraint)。但因这些微妙之处对俾斯麦的后继者及仿效者而言，不是如此明显而易于掌握，他们一成不变地奉行现实政治的结果，导致过度仰赖军事力量，以致造成武器竞赛及两次世界大战。成功往往令人极难以捉摸，因此政治家在汲汲营营于追求成功之际，很少会多考虑到成功可能带来的反效果。俾斯麦在事业刚起步时也是如此，他一心一意要以“现实政治”打倒仍极受梅特涅原则所左右的世界秩序。这必须要让普鲁士切断普国安全有赖奥地利领导德国以及维护保守理念等念头。不论这在维也纳会议时是多么正确的观念，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已不需要与奥地利结盟以维护国内的稳定或欧洲的安定。事实上依俾斯麦的看法，误以为需要奥地利的援手是妨碍普鲁士完成统一德国大业的最大障碍。在他看来，普鲁士过去的光荣史足以证明他所主张的普鲁士在德国居领导地位，以及普鲁士有足够自立的能力。因为普鲁士不仅只是德国的一邦。姑不论其内政政策的保守，但自历次对抗拿破仑的战争中因其重大牺牲所累积的国家荣耀是绝不容抹杀的。普国的国界，自维斯瓦河横过北德平原以迄莱茵河西岸，那一连串曲曲折折的领土，仿佛这样的安排已注定它要领导德国迈向统一，即使自由派也持这种看法。但俾斯麦更进一步否定传统因袭的观念，即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一体的，或是至少也认为德国的统一必须经过自由的体制才能实现：“普鲁士非因自由主义或自由思想而壮大，反是历代有为睿智之良相辅国有功，极力耕耘吾国之军事及财政资源，并善加掌握，以待有利时机则可立即义无反顾地将其投入欧洲政治大局之中。”俾斯麦所依恃的并非保守原则，而是普鲁士体制的特点。他是根据普鲁士的实力，不是诉诸公认的意识形态，而主张普国在德国的领导地位。他有信心普鲁士体制对外在影响具绝对的免疫力，因此它可利用当时的民主浪潮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以在国内鼓励更多的言论自由作为对他国的要挟，虽然40年来没有一个普鲁士国王曾实行过这种政策：“即便我军全数在外，吾王仍居国家之首安全无虞，欧陆他国尤其德境任一他邦均无此能耐。其有助于加倍顺应时代之需要，接纳公众事务之发展。普鲁士皇家权威之巩固，并使鼓动其国会更加活跃，借以对德境局势施压，亦不足虑。”俾斯麦不赞同梅特涅的观点，即东欧三王国均担心国内之动乱，所以必须密切结合在一起。俾斯麦认为情形正好相反。因普鲁士国内没有发生乱事之虞，正可利用这股团结力量作为动摇维也纳体系的武器，借着扬言采取煽动民主革命的政策来威胁其他国家尤其是奥地利。俾斯麦觉得，普鲁士在政治、军事及财政制度上的实力，为其登上德国的盟主地位开启了康庄大道。1852年他获任命为驻德意志邦联议会( the Assembly of the Con-federation)大使及1858年出任驻圣彼得堡时，他终于晋升到可以主张自己的政策的地位。他写回来的报告内容精彩，条理分明，主要是敦促普国的外交政策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死守正统，要根据对实力的正确评估。此举使他回归18世纪路易十四及腓特烈大帝等君主所立下的传统。加强国家的影响力成为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一国最主要的目标，其唯一的限制则来自所有能集结在一起的反对该国的力量：——感情用事之政策难以引致共鸣。此为普鲁士独一无二之特点。——出于感情之同盟切切不可，因我方之牺牲仅可得自认为完成一善举之报偿。——政策为可能性之艺术，科学则为相对性之艺术。——即便国君亦无权允其个人好恶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俾斯麦对外交政策的评估近乎科学式的计算，以俾斯麦的盘算方式来看，外交政策有种近乎科学的运作根基，以客观标准分析国家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