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4

1848年对意大利的革命，都明显的是基于实际的理由。因此帕默斯顿曾赞许地引述坎宁对务实原则所发的箴言：“因反对创新而抵制改进者，终有一日当改进已成常态，便唯有接受创新。”这是经验之谈，并非在吹嘘英国的价值观或制度。整个19世纪，英国均根据一国的外交政策来评断这个国家，除格莱斯顿时期略有中断，英国对他国的内政体制并不在意。英美对时时刻刻陷入国际事务都不太感兴趣，但英国采取孤立主义的理由，与美国有很大的歧异。美国自认为其民主体制应为世上其他国家的典范；英国却觉得本身的议会政体与其他国家无关。美国相信推广民主政治可确保和平；更应该说，要获得可靠的和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英国或许会对某种政体特别青睐，但不会为它冒险。英国虽对法国君主专制被推翻及再出现一个拿破仑，怀有依历史经验而来的疑惧，1848年帕默斯顿却以下述的英国政治务实原则盖过此一疑惧：“英国行事所依据的不变原则，即承认一国自行选定的体制为其国体。”帕默斯顿主导英国外交政策近30年。1841年梅特涅曾语带推崇但略显嘲讽地分析其务实的作风：“帕默斯顿爵士何所求？欲令法国有感于英国之强大，并证诸埃及事件之结果操之于其手，且法国无插手余地。又欲向德、法二强表明英国无求于彼二国，有俄罗斯之援手已足矣。再者，即挟英国或将与法国靠拢之顾虑，以令俄罗斯就范，且不致蠢动。”这段话描述英国对均势的了解可谓一针见血。最后英国靠着它走过19世纪，仅与一个强国发生相当短暂交战，即克里米亚战争。虽然一开始各方根本无此意，但正是克里米亚战争，使维也纳会议费尽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东欧三王国团结的解体，使温和中庸的道德因素自欧洲外交消失。随后是15年的乱世，继而再出现的稳定却十分不可靠。第五章 两大革命家：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欧洲新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梅特涅体制的崩溃带来近二十年的冲突：皮耶芒( Piedmont)战争及1859年的法奥战争，1864年因石勒苏益格公国与荷尔斯泰因公国( Schleswig，Holstein)而起的战事，1866年普奥战争及1870年的普法战争。自这个混乱局面中出现了新的欧洲均势。曾参与三次交战并鼓动其他上述争战的法国，不再能主导德国的情势。更关键性的发展是梅特涅体系的道德约束力消失。这个剧变可自一个新出现的名词见出端倪，代表纯讲实力的均势政策的德文字Re-alpolitik（现实政治或权力政治），取代了法文的raison d，etat（国家至上），但实际意义上并无改变。这欧洲新秩序是两个差距十万八千里的人的杰作，即拿破仑三世( NapoleonⅢ)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俩后来更成为针锋相对的敌人。他们无视于梅特涅的信条：为求稳定，欧洲各国合法正统的王位必须保留，民族与自由运动必须镇压，最重要的是国际关系须由理念相同的统治者共同决定。现在这两个人物却以现实政治为政策基础，即国际关系纯由实力决定，强者掌控全局。拿破仑三世是曾横扫欧洲的拿破仑的侄儿，年轻时他曾加入意大利秘密社会组织，反抗奥地利的统治。1848年当选总统，后在一次政变后于1852年自封为皇帝。俾斯麦出身普鲁士名门，他激烈反对1848年的自由革命，1862年因时势而成为首相，普鲁士强势国君因为军费与难驾驭的国会相持不下，别无他法，唯有请俾斯麦出掌大局。在他俩相互为用之下，维也纳会议的安排完全被推翻，由共同的保守观念衍生而来的自制更完全被打破。然而没有比这两人个性更具差异的了。铁血宰相与莫测高深的法皇，因反对维也纳国际体系而结合。他们都视1815年在维也纳由梅特涅擘画的国际秩序为眼中钉。拿破仑三世不满的原因是它以围堵法国为目标，虽然他没有叔父拿破仑那般狂妄的野心，但这位反复无常的皇帝认为，法国偶尔获得一些领土并不为过，因此不希望出现团结的欧洲来横加阻挠。他更觉得世人均以法国为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表征，而维也纳体系欲压制这两种思想，便是想钳制他的野心。俾斯麦反对梅特涅体系，是因为它使普鲁士在德意志邦联中的地位在奥地利之下，他也认为邦联中保留了太多小国令普鲁士有志难伸。若要完成普鲁士的历史任务，统一德国，则维也纳体系势必要推翻。虽然对既有的国际秩序均深恶痛绝，这两位革命家最后的成就却是天南地北。拿破仑三世努力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他以维也纳体系的终结者、欧洲民族主义的启蒙师自居，却把欧洲外交导入一片混乱，且法国从中一无所获，反而是其他国家受惠。他制造了有利意大利统一的环境，更无意中促成了德国的统一。这两国的统一削弱了法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地位，法国素来在中欧享有的绝对影响力也遭破坏。法国固无能力阻挡这两国走向统一，但拿破仑三世反反复复的政策却使统一的过程大为加快，同时也？肖解了法国依据其长远利益建构国际秩序的能力。他要打破维也纳体系是因为他认为法国受到孤立，这也代表某种程度的事实。但到他的统治于1870年结束时，法国比梅特涅时代更孤立。俾斯麦的功绩则截然不同。少有政治家能像他这样创造历史的。他上任之前，德国的统一原看好会由有国会有宪法的政府来完成，这也是1848年革命主要的目的。五年后，对解决已持续三代的统一问题他已进行得差不多了，但他不是以民主宪政，而是依恃普鲁士的强大优势来推动统一。俾斯麦的做法从未获得很多人的拥护。新德国对保守派而言太民主，对自由派而言太专制，对正统派而言太重实力，但它却是一位天才人物的精心制作，这个天才主张导引他在国内与国际上所解放的力量，利用其间的矛盾对立——这一点他做得相当成功，后世无人能望其项背。拿破仑三世：摧毁维也纳体系拿破仑三世在位期间有杜依勒利官之谜( Sphinx of the Tuilerie。)之称。外界总认为他雄才大略，颇有一番图谋，至于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就无人知晓——药是一点一滴慢慢显现的。大家多认为他得以结束法国在维也纳体系下的外交孤立，又以克里米亚战争促成神圣同盟的解体，的确是深不可测的英明。唯有一位欧洲领袖，即俾斯麦，自一开始便看穿他。1850年俾斯麦对拿破仑三世就有如此的嘲讽：“他喜怒无常反令人高估其智慧。”拿破仑三世也与叔父一样深以非正统王室出身为憾事。虽他自认是革命家，却极渴望为欧洲各正统国王所接受。当然，若神圣同盟仍秉持原有的信念，则必会设法推翻1848年取代法国君主专制的共和政体。法国大革命的血腥暴力此时仍令人记忆犹新，但外国的干预使法国革命军在1792年踏上欧洲各国的领土。同样对外国干预的戒心使行共和的法国誓言向外输出其革命。在禁制不成之余，保守势力各国只得勉强承认法国共和，起先它是在诗人政治家拉马丁( Alphonsede Lamartine)治理之下，后来拿破仑三世当选总统，最后他为推翻宪法限制其连任，干脆在1851年12月发动政变，次年称帝，法国进入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称帝后承认的问题再起。此次牵涉到的是要不要承认拿破仑三世的帝位，因为维也纳和约中明白禁止波拿巴（Bonaparte）家族再登上法国王位。奥地利率先接受了无法改变的事实，其驻法大使胡布纳男爵( Baron Hubner)曾提到其上司施瓦曾伯格亲王( Prince Schwarzenberg) 1851年12月31日有感而发的一句话：“讲原则之时代已成过去。”它也象征梅特涅时代的结束。拿破仑三世心上第二件大事是别国国君会不会称他为“兄弟”，一如他们彼此间的称谓，还是会在称呼上歧视他。后来奥地利及普鲁士君主妥协，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却不让步，只肯称他为“朋友”。以沙皇对革命分子的观感，他必然觉得这个称呼已太抬举拿破仑三世了。胡布纳曾记下如下的感受：“有如受欧陆王族世家无情之呵斥。深深啃噬着法皇拿破仑之心。”无论这种感觉是真有其事，还是无中生有，却反映出拿破仑三世与其他欧洲君主间的鸿沟，这是造成他对欧洲外交不顾一切猛加挞伐的根本心理因素。他一生最讽刺的对照是，内政比外交更为他所擅长，但他对内政无多大兴趣，对外交又欠缺胆识。每当他暂时放下自诩的革命使命，对法国的发展便有重大贡献。他把工业革命带到法国。他对大规模借贷机构的鼓励，对促进法国经济发展居功厥伟。将巴黎重建为如今的磅礴气势，也应归功于拿破仑三世。19世纪初，巴黎仍是个中世纪城堡，街道狭窄弯曲。他授权亲信豪斯曼男爵( Baron Haussmann)并给予经费，建造出有宽广街道、宏伟建筑、一排排林荫的现代化都市。建造宽广道路的原因之一固然是为方便枪弹的发射，但无损于市容的伟大壮丽。可惜他热爱的还是外交，却常受左右为难的情绪所煎熬。一方面，他明白自己绝无可能实现求得正统地位的宿愿，因为那是由出生所决定，无法靠后天的赐予。另一方面，他又并不真想在历史上留下正统主义者之名。他曾是意大利独立斗士( Carbonari)，又自视为民族自决的守护者。同时，他反对冒太大的风险。拿破仑三世最终的目标是废除维也纳和约有关领土的条款，改变此约所依据的国家制度。但他从未觉悟，要达成他的目标也会导致德国统一，并就此让法国永无主宰中欧的希望。他反复无常的政策正反映出其难以取舍的困境。由于不信任那些“称兄道弟”的国君，他转向依赖民意为政权基础，因此其政策往往随他对民意不同的解读而起伏。1857年观察人微的胡布纳向奥皇奏报：“其（拿破仑三世）视外交仅为保障其统治，合法其王位，建立其王朝之工具。任何可维持其人望之途径、施为必不放过。”由于缺少内在的定力使他不致迷失方向，此种作风常使他自食其果，受制于自己所制造的危机。他一再鼓动危机，一下在意大利，一下在波兰，一下在德国，到后果显现时又退缩。他有叔父的野心但无叔父的胆量、才具，也无拿破仑那么大的权势。他支持意大利民族主义，只要它不越过意国北部。他赞成波兰独立，只要那不致引起战争。至于德国，他根本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原预期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的角力会持续很久，事后他居然要求获胜的一方普鲁士赔偿因他个人优柔寡断而致的失算，落得贻笑国际。拿破仑三世的如意算盘是召开欧洲会议，重新划定欧洲国界，这样他才能冒最小的风险，有最大的收获。但他对于希望如何重划国界却没有任何明确的打算。无论如何，其他强国都不愿召开这种方便他迎合国内需要的会议。没有国家会愿意更改国界，尤其是对本身不利的变动，除非是迫不得已。结果拿破仑唯一主持的一次欧洲会议，是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巴黎会议( Congress of Paris)，会上并未能重绘欧洲的地图，只是追认战争所造成的既定事实。会议决定俄罗斯海军不得进驻黑海，使俄国无法预备英1国再一次的攻击。俄国也被迫将比萨拉比亚( Bessarabis)及黑海东岸的卡尔斯地区(Kars)归还土耳其。此外，沙皇也被迫放弃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的名衔，这原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导火线。巴黎会议象征着神圣同盟的解体，但与会各国均无意于修改欧洲的地图。此后拿破仑三世想召开重绘欧洲地图的会议，却始终不曾实现。有一个基本原由，英国大使克拉瑞登爵士曾向他提过：一国既想大刀阔斧的改变，又不愿放手一搏，最后注定是徒劳无功。“余眼见法皇渐生召集欧洲会议之意，借以扩大其疆界，废止已失效之条约，并完成其余必要之遗留问题。余即席力陈若会议之决议无共识，或将导致众多危险阻难，然共识达成不易，抑或有一二顶尖强国愿以战遂其所欲亦可。”帕默斯顿曾一言以蔽之说明拿破仑三世的政治人格：“其脑中想法增殖之快，有如一窝窝兔子。”问题出在他这些想法没有一个更高的中心思想为依归。在梅特涅体系被打破后的混乱中，法国有两个策略选择。一是遵循黎塞留的政策，设法使中欧保持分裂。这个选择必须要拿破仑三世放弃他支持革命的主张，至少在德国不能支持，要拥护现有的各正统君主，他们也急于维持中欧各自为政的现状。另一个选择是效法叔父的作为，做革命运动的领袖，希望因此使法国赢得各国民族主义者的感激，甚而因此成为欧洲政治领袖。对法国很不幸的是，拿破仑三世这两个策略同时进行。他赞成民族自决，却仿佛无视于这对法国在中欧地缘政治地位的风险。他支持波兰革命，但面对其后果时却又临阵脱逃。他反对维也纳会议的安排，认为是对法国的侮辱，却未能及时觉悟其实这也是最能保障法国安全的安排。因为德意志邦联原本的构想，便是只为对抗强大的外来危险而团结在一起的组织。邦联的各国受到明文禁止因攻击的目的而集结，也从无可能形成共同的攻势策略。由这个主题在邦联50年历史中从未被提出即可证明这一点。法国莱茵河边界只要维也纳国际秩序不变，就不会有问题，但在拿破仑三世促成邦联瓦解后的一个世纪里，却都是纷扰不安。他从未觉悟到这个法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直至1886年普奥战争，即结束德意志邦联的战争爆发，他还向奥皇写道：“目睹以反法为主旨之德意志邦联解散，朕坦承不可谓不欣慰。”哈布斯堡的奥皇回信中比他看得透彻得多：“纯因防御而起意所组之德意志邦联，于其半世纪历史中始终未令邻邦心生疑惧。”取代邦联的不是黎塞留理想中分崩离析的欧洲，而是一个统一的德国，人口比法国多，工业实力也很快便超越法国。拿破仑三世反维也纳安排的结果，是把对法国安全的防御性障碍转变为具潜在攻击性的威胁。政治家的考验在于是否能自战术性决定的漩涡中，分辨出国家真正长远的利益为何，并擘画适当的策略以达成这些利益。拿破仑三世大可沉浸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他明智的战术（也是拜奥地利短视之赐）为他赢得的美名中，并善用战后他所拥有的更多外交选择。符合法国利益的应该是与奥国、英国接近，因这两国最可能维持中欧的领土现状。然而他的政策却颇为出人意表，且受其善变的性格影响。他是波拿巴家族的一员，因此不论根据“国家至上”原则应该怎么做，他对与奥地利合作始终不放心。1858年他曾对一位皮耶芒的外交官说：“朕对奥地利素来甚为嫌恶，至今依然。”他对革命运动的热衷促使其于1859年为意大利而与奥国交战。战后他并吞萨瓦及尼斯( Nice)，又一再提议召开欧洲会议重划边界，都使英法渐行渐远。更有甚者，他支持1863年的波兰革命，以致牺牲与俄罗斯结盟的可能性，使法国完全孤立。拿破仑三世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把欧洲的外交导人乱无章法的状态，却突然发现自己孤立无援，而由他大力促成的混乱，反有助于德国完成统一大业，结束法国在欧洲一枝独秀的地位。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拿破仑三世在1859年，巴黎会议后三年，首度有所行动。谁也未料到他会重操年轻时的旧业，想要帮助意大利脱离奥地利的统治。自这个冒险行动中法国能获得的利益十分有限。若得胜，将形成一个更能够阻挡法国传统侵略路线的国家；若失败，不但有损法国威望，也令人质疑法国参与其事的意义何在。而不论成败，法军进入意大利都会使整个欧洲不安。基于这些理由，英国大使柯利爵士( Lord Henry Cowley)相信法国绝无可能派军队至意大利作战。据胡布纳报告，柯利曾说：“与英之同盟虽曾一时生变，且仍呈蛰伏状，但其仍为拿破仑三世政策之根本。”30年后胡布纳有如下的省思：“吾人甚感费解，此君既已位及至尊，若非心已狂乱或丧失理智，岂竟极有心于涉入又一冒险行动，却无可理解之动机可言。”然而拿破仑三世令所有外交官大惊失色，仅与他有如寇仇的俾斯麦例外。俾斯麦已预见法国会与奥地利交战，也的确希望借此战争削弱奥地利在德国的地位。1858年7月，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境内最大的一国皮耶芒（萨丁尼亚Sardinia）首相加富尔(Camillo Benso di Cavour)达成秘密协议，将合作对奥地利作战。这纯粹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分赃，加富尔可借此统一意北，拿破仑三世则可得到皮耶芒手中的萨瓦与尼斯作为报偿。到1859年5月，他们终于找到合适的借口。总是沉不住气的奥地利，被皮耶芒人的侵扰弄得气不过而宣战。拿破仑三世宣称这等于是对法国宣战，便派军直人意大利。很奇怪的，在他那个时代，法国人在谈到民族国家的统一为大势所趋时，所想到的主要是意大利，而不是更强大的德国。法国人对意大利颇为同情，也有彼此文化相近的感觉，对东边来势汹汹的邻居德国却不然。再者，将德国推向欧洲一流强国地位的经济荣景，此刻才刚开始；因此一点也看不出来意大利的实力会逊于德国。普鲁士在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小心翼翼，则加深拿破仑三世的成见，认为普鲁士是列强中最弱的，没有俄罗斯为后援就无法采取强势行动。所以他的如意算盘是，与意大利作战，会削弱奥地利的实力，可使法国最危险的敌手德国实力下降，增强法国在意大利的重要性，但在这两方面其判断都是错得无以复加。他同时维持两个相抵触的选择。比较上算的是他可扮演欧洲政治大师的角色：意北脱离奥地利统治，欧洲各强国愿出席他所主办的会议，并赞同他在巴黎会议未能达成的欧洲版图大修正。下策则是战争出现僵局，由他操持马基雅维里式的权术，追求“国家至上”的利益，以牺牲皮耶芒换取奥地利若干好处，作为终止战争的条件。拿破仑三世欲同时兼顾这两个目标。法军在马坚塔( Magenta)及索费里诺( Solferino)两地获胜，却在德国引起强烈反法情绪，以致有一度，德国诸小邦仿佛因畏惧再遭到拿破仑式的攻击，而有意强迫普鲁士站在奥地利这一边加入战事。受此初显乍现的德国民族主义迹象所冲击，又受到实地巡视索费里诺战场的震撼，他居然在1859年7月11日，在未知会皮耶芒的情况下，与奥地利在维拉法兰加f Villafranca)议定休战。他不仅一个目标都未达成，更大大地动摇了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此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将他所拥护的原则，推行到完全出乎他想象的地步。他想在约略分为五国的意大利建立一个中型卫星国的目标，引起皮耶芒不悦，皮耶芒是不会放弃其统一大业的。奥地利坚持不放威尼西亚( Venetia)，拿破仑三世则坚持将它交还意大利，这样又制造了一个无从解决的争端，而法国在其中并无明显的利益。英国对法国并吞萨瓦及尼斯的看法，是视其为又一个拿破仑征服时代的开始，对法国提议召开拿破仑三世念念不忘的欧洲会议一概拒绝。而此期间，德国民族主义人士看出，欧洲的乱局正是他们推动国家统一的大好时机。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的行为使他益形孤立。他重温波拿巴家族与波兰友好的传统，先试图说服俄罗斯向其闹革命的波兰子民做些让步。但沙皇连谈都不愿谈。其后他又想与英国结盟，但帕默斯顿对这位捉摸不定的法皇深怀戒心。最后他向奥地利提议，要奥国放弃其波兰省份给一个尚未成形的波兰国，将威尼西亚让给意大利，然后向西里西亚及巴尔干半岛寻求补偿。这个提议对奥地利不具吸引力，因为这么做有引发与普鲁士及俄罗斯战争的危险，所换来的却是可能在其边境出现一个法国的卫星国。轻举妄动对政治家而言是个所费不赀的嗜好，而且终有一天要付出代价。凭一时喜怒好恶而不顾及整体策略的行动绝不可能持久。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之下，法国失去对德国内部安排的影响力，虽然它曾是自黎塞留以来法国政策的重心。黎塞留了解勿让中欧坐大是法国安全的关键，但拿破仑三世的政策受其好大喜功所影响，却集中于欧洲边陲，这是唯一风险最小而能有所获的地带。随着欧洲政策的焦点转移到德国，法国却发现自己已势单力孤。1 864年有一不好的情势发展。自维也纳会议后，在奥地利与普鲁士联手下中欧的平静首度被打破，它们为代表德国对抗非德国的势力而发动战争。战争的焦点是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这两个易北河( Elbe)公国。这两国与丹麦的王室有关系但又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丹麦国君逝世后，形成极其复杂且纠缠不清的政治、王族及民族问题，帕默斯顿还曾因此发过一段妙语。他说只有三个人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在疯人院里，还有一个是他本人，可惜他已经忘了。这个争端的内容没有普奥联手向小国丹麦宣战，迫使其放弃这两块古老的德国领土来得重要。此次战争证明德国确有能力采取攻击性行动，而且若邦联的组织太累赘，那普奥两个德意志大国可能根本就无视于它的存在。依维也纳会议的传统，此时欧洲各强国必已集会设法大致恢复原有的现状。但欧洲现在却是一片混乱，这主要是拿破仑三世的功劳。俄罗斯不打算与它镇压波兰革命时未介入的普奥为敌。英国对普奥进攻丹麦虽感到不安，但必须与欧陆国家结盟始可插手，但唯一可行的结盟对象法国又令人不敢信任。历史、意识形态和“国家至上”原则应已足以警告拿破仑三世，此种局势发展下去不久就会失控。但他却在要维持法国传统的外交原则使德国继续分裂，或奉行他年轻时所笃信的民族主义原则之间摇摆不定。法国外长路威( Drouynde Lhuys)写给驻英大使杜维涅(LaTour d'Auvergne)的信中说：“一方涉及我长期同情之友国之权利，一方涉及德意志人民之愿望，两者均须虑及，吾国势必较英国更为审慎其事。”然而，政治家的责任在于解决问题而非思考问题。对缺乏决断力的领导者而言，审慎便成了拖延决定的托辞。拿破仑三世自认为坐而言才算明智，便听任普奥决定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的前途。在欧洲其他国家袖手旁观的情况下，切断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与丹麦的关系并合力加以占领，这在梅特涅时代是难以想象的举动。法国最恐惧的梦魇，也是拿破仑三世逃避了十年的德国的统一，终于就要来临。俾斯麦并不打算与他国分享德国的领导权。于是他把为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打的战争，变作又是奥地利所犯的一大错误。十年来奥国仿佛大错不断，使其大国的地位江河日下。奥地利犯下这些错误的原因都一样，每每主动提出与其合作以讨好所谓的敌手。但讨好策略对普鲁士的效用，与十年前克里米亚战争中对抗法国时的结果差不多。对丹麦的胜利不但未能使奥地利摆脱普鲁士的压力，反而提供了新的而且是对奥国不利的角力场所。它现在必须与普鲁士共同治理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是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在距奥国千百英里外却接近普鲁士主要地区的土地上，挑起一场他等待已久的摊牌行动。紧张情势升高，拿破仑三世进退维谷的态势也越加明朗。他害怕德国统一，但又同情德国的民族主义，对解决这棘手的难题畏惧不已。他认为普鲁士是最道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在1860年曾写道：“普鲁士为德意志民族、宗教改革、商业进步、自由宪政之表率，乃正统德意志王国中最大者；其自由良知，思想开明，人民之参政权，均优于其余诸多德意志邦国。”俾斯麦对这番话必定举双手赞成，但对他而言，拿破仑三世肯定普鲁士的独特地位，正是他如何定夺的关键。拿破仑公开表示对普鲁士的推崇，最后又成为他坐而言不起而行的一个借口。他把犹豫不决当做是英明权谋，并实际上鼓励普奥开战，部分原因是他认为普鲁士必败。1865年12月他告诉前任外长瓦留斯基( Alexandre Walewski)：“卿可信朕所言不虚，奥普之战必有意外结果，对我之利将不止一端。”很奇怪，在鼓动两方作战时，他似乎从未自问，若普鲁士胜算如此之小，那俾斯麦为何执意要上战场。普奥战争爆发前四月，拿破仑三世已毫不避讳，明白敦促双方兵戎相见。1866年2月他告诉普鲁士驻巴黎大使戈尔兹伯爵(Count vonder Goltz)：“请代致贵国王陛下，彼我友好和睦永不生变。普奥若起战事，朕必保持绝对中立。朕愿石勒苏益格与荷尔斯泰因公国与普合一。设若情势出人意表，朕深信必可与普取得谅解，因贵我双方多有所见略同，然朕与奥则无协议之可能。”拿破仑三世究竟想要如何？难道他相信战争会出现僵局使他的谈判筹码增加？他显然是希望普鲁士肯做些让步以换取他的中立。俾斯麦知道他用意何在，便提议，若拿破仑肯保持中立，他对法国占领比利时将采乐观其成的态度，．因为这有让英国涉入与法纷争的好处。拿破仑可能对这个提议不太在意，因为他认定普鲁士会战败；他的行动着眼于让普鲁士继续走向战争的成分大于为法国争取利益。数年后法国外长首席助理阿曼德伯爵（Count Armand）承认：“外务部唯一之顾虑为普国遭击溃羞辱太过严重，对此吾国誓以及时介入予以防范。皇上陛下欲待普国战败，既而干预，并依其想象建造德意志。”他所想的是黎塞留式谋略的更新版。它假定普鲁士会因战败而愿献出西部土地作为对法国的补偿，威尼西亚给意大利，德国境内的新安排则是，设立由普鲁士领导的北德邦联及由法、奥支持的南德意志集团。这个计划唯一的问题是，黎塞留知道该如何判断各股势力之间的关系，且愿意为自己的判断而战，拿破仑却两方面都不行。他一再拖延，盼望出现转机，好让他不必冒任何风险便可实现他最大的愿望。他用的是一贯的策略，提议召开欧洲会议化解战争危机。各国的反应到现在也有了固定的模式。大家对拿破仑的图谋深怀戒心，均拒绝参加。不论他转向哪一边，都是两难的抉择：他可以放弃对民族主义的支持，决定维持现状；要不然就是鼓励革命及民族主义，而危及法国传统的国家利益。他逃避的做法是向普鲁士暗示要有“补偿”，却不明讲是什么补偿，这令俾斯麦相信法国的中立是代价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戈尔兹致俾斯麦的信中说：“以法皇视之，普、意、法于会议采共同立场唯一之难处为法未获补偿。吾国之所求，众所皆知；意国之所求，亦众所皆知；然法皇于法国之所求语焉不详，就此我等无从予其任何意见。”英国提出参加欧洲会议的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维持现状。对于法国一手促成且对其安全关系重大的德境情势，拿破仑却未能善用确立此一情势的机会，反而临阵退缩，坚称：“为维护和平须衡酌国民情绪与要求。”换言之，他情愿冒普奥不免一战及德国统一的风险，只为取得在意大利对法国实质国家利益无关痛痒的不明确战利品，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