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外交 - 基辛格-2

曾对一位亲信透露，如果他生在16世纪50年代，眼看着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国独大的危险，“他也会是个反奥的法国人，就如同他现在是个反法的西班牙人。”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对别人指责他反德的回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情况相反，我们一样可能亲德而反法。”威廉一世若觉得与路易十四谈判对维持均势最有利，那他会百分之百地愿意这么做。对他而言，这很简单，英国要设法维持哈布斯堡与波旁王朝( the Burbons)之间大致的平衡，好让较弱的一方在英国协助之下，维持着欧洲的平衡。而自黎塞留以来，较弱的一边始终是奥地利，因此英国与哈布斯堡结盟，反抗法国之扩张。扮演制衡者的角色这个构想刚提出时，英国的舆论反应欠佳。17世纪末，英国的民意倾向于孤立主义，颇似200年后的美国。当时普遍的观感是，即使万一英国真的遭到威胁，也总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对。因此不必为了别国日后可能有的行动，而对想象中的危险先下手为强。威廉一世所处的地位就如同后来老罗斯福在美国的角色，他警告基本上不愿涉外的英国民众，他们自身的安全有赖参与海外的均势以获得保障。英国人民接受其号召比美国人接受罗斯福的号召要快得多。威廉一世死后约20年，一家通常代表反对言论的报纸《工匠》（The Craftsman）报指出，均势是“英国政治最具创见的、最持久的原则”之一，而欧陆的和平“对以贸易为主的岛国的繁荣极为重要，因此应当有某个英国部门自行长期负责加以维护，并在和平遭到破坏或干扰时设法予以恢复”。英国人民虽认同均势的重要性，但对于实行这个政策的最佳策略却始终没有定论。有两派分别代表国会两大主要政党的学说，颇类似于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所出现的争议。辉格党( the Whigs)认为，英国只有在均势确实遭到威胁时才应介入，且一待威胁消除便应抽身。相反的，托利党( the Tories)主张，英国的主要职责是主动塑造而非仅是保护均势。辉格党的看法是，一旦各低地国家真正遭到侵犯，一定会有很充裕的时间进行抵抗；托利党的论点则是，作壁上观的政策可能导致侵略者对均势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因此英国若想避免在沿海的多佛( Dover)作战，就必须在莱茵河沿岸，或任何欧洲均势可能遭到威胁的其他地方，抵抗侵略。辉格党认为结盟只是权宜之计，一旦赢得胜利，结盟的目的达成，就应中止，托利党则拥护英国参与长期的合作协议，以便于主导情势发展，维持和平。1742—1744年任外相的托利党人卡特雷(Lord Carteret)，对长期参与欧洲事务曾有一番颇具说服力的辩解。他指责辉格党倾向于“不理会欧陆一切的问题与动乱，不走出国门发现可能的敌人，却只顾本身的生意及快乐；不在意外国发生的危险，高枕无忧，要到我国的海岸发出警讯时才被惊醒”。但他表示，英国需要面对支持哈布斯堡制衡法国符合其长期利益的这个现实：“因为法王若发现在那片大陆上少了一个对手，他便可稳稳守住征服所得的战利品，届时他可能削减驻军，放弃碉堡，解散部队；但当前使大地布满士兵的庞大势力，很快便会被用于对我们更加危险的图谋之中，因此，各位大人，我们必须支持奥地利的皇室，那是唯一可与波旁王朝相抗衡的力量。”辉格党与托利党在外交策略上的歧义是实务上而非理念上，是战术而非战略，也反映出各党对英国安全地位不同的评价。辉格党静观其变的政策反映出该党相信，英国所保持的安全距离够广够宽。托利党却觉得英国的安全不是如此万无一失。20世纪美国的孤立主义与国际主义论战，其分野几乎与此完全相同。但不论是18、19世纪的英国或20世纪的美国，要说服其国民相信，为维护自身安全必须做长期承诺，不能闭关自守，均非易事。这两国不时会出现某位领袖人物，向人民提出长期介入的必要性。威尔逊倡议国际联盟，卡斯尔雷数度倡言长期参与欧陆事务。1812~1821年任外相的卡斯尔雷(Castlereagh)赞同有系统地召开欧洲会议；19世纪末的首相格莱斯顿(Gladstone)提出最早的集体安全构想。但他们的提议最后均未实现，因为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后，英美两国人民在国家安全未明显受到挑战前均不会接受这个事实。英国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欧洲均势的保持者，最初是情势使然，后来则是主动采取此种策略。若无英国如此执著地扮演这个角色，法国几乎无疑地会在18或l9世纪成为欧洲的霸主，德国也会在当代登上欧洲盟主地位。就这一点而言，丘吉尔在200年后宣称英国“保住了欧洲的自由”，实非虚言。19世纪早期，英国将随机应变式的保护均势的做法，转变为精心设计的策略。在此之前，英国一贯奉行符合英国人天赋的务实政策，对抗任何威胁破坏平衡的国家，在18世纪那无疑是法国。战争多以妥协收场，通常法国的地位会略有增强，却无法达到它想独霸的真正目标。法国无可避免地提供了让英国首度阐明其均势理念的机会。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国家至上为名，追求无上权势的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回归早期天下一家的观念。它不再拿出国家至上的理论作为扩张主义的烟幕，更少提及过往君王的光荣史。大革命后法国对其他欧洲国家作战，是为保存革命的成果并在各地传播共和的理想。再一次，又出现一个占优势的法国有主宰欧洲的危险。征兵制征来的军队，结合意识形态的狂热，驱使着法军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大旗下，走遍全欧洲。他们在拿破仑领导之下，险些便成功地建立了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国协。至1807年时，法军已在意大利与西班牙沿莱茵河建立了许多卫星国，将普鲁士降级为二流强国，并重挫奥地利。俄罗斯成为妨碍拿破仑及法国主宰欧洲的唯一障碍。但当时俄罗斯已是令人又期待又害怕的国家，这一点直到今天都未改变。18世纪初，俄罗斯的边疆在第聂伯河( Dnieper)；100年后已向西扩张500英里，到达维斯瓦河( Vistula)。18世纪初，俄罗斯仍在深入今日乌克兰的波尔塔瓦( Poltava)与瑞典做生死存亡之战。但到18世纪中叶，它已参与七年战争，其部队曾抵达柏林。18世纪末，它更是瓜分波兰的主谋。俄罗斯纯物质条件上的强大实力，又因为其国内残酷独裁的政体而更加令人生畏。其专制体制不像西欧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统治各国的君王，有传统习俗或具独立自主性的贵族作为缓冲。俄罗斯一切的事务都要看沙皇是否高兴。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当时在位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 TsarAlexander I)的确就这么做过。但在国内从未尝试过自由主义。欧洲均势的出现1804年，全俄罗斯的统治者，善变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向英国首相也是拿破仑的死对头皮特二世( Pitt the Younger)提出一项建议。深受启蒙时代哲学家影响的亚历山大，自诩为欧洲的道德良心，对自由体制一时的向往也接近最后阶段。他在此种心态下，向皮特提出一个世界和平的大略概念，吁请各国以终止封建制度，建立宪政为着眼点，修改其宪法。经此改革的国家将因此放弃武力，将彼此的争端交由仲裁解决。至此，威尔逊认为自由体制为和平先决条件的想法，居然会有俄罗斯的专制君主出人意表地成为其前辈提倡者，不过他从未热衷到有意将这些原则应用在他的人民身上。不出几年，他又摆向完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信奉了保守主义。皮特与亚历山大所处的地位，非常类似于丘吉尔于近150年后与斯大林所处的地位。他迫切地需要俄国伸出援手以对抗拿破仑，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可击垮拿破仑的办法。另一方面，他跟后来的丘吉尔一样，都无意于送走豺狼又引进虎豹，或支持俄国成为欧洲的仲裁者。最主要的是，英国国内的气氛绝不会允许首相许下以欧洲的政治社会改革为和平基础的承诺。英国从未为这类理由而战，因为英国人民不觉得欧陆的政治或社会动乱有多大威胁，唯有均势改变才会使他们产生威胁感。皮特给亚历山大的回复顾及了上述的每一个因素。他不提俄国倡议的欧洲政治改革，只举出要维护和平所必须建立的势力均衡。自150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后，现在首次有全欧洲的和平方案出炉。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出现明确根据均势原则所设计的方案。皮特认为欧洲不稳定的主因在于中欧的衰弱，诱使法国一再地入侵，企图称雄。（他太客气也太在意俄国的援手，因此并未指出，倘若中欧强大到足以对抗法国的压力，同样也可以阻挡俄国的侵略野心。）全欧和平方案的第一步必须是，剥夺法国自大革命后所征服的所有领土，同时恢复各低地国家的独立。如此便不着痕迹地将英国最主要的顾虑变成和平方案的原则之一。但德国如仍是300余个小邦，难令法国除去觊觎之心，压制法国的势力也是徒然。为消弭法国的野心，皮特认为有必要在中欧建立“大集团”( greatmasses)，将各诸侯国集结为较大规模的组合。有些曾加入法国或已遭屈辱的灭亡者，将由普鲁士或奥地利兼并。其余的也会合并成较大的国家。皮特避免提及组织一个欧洲政府。反之，他建议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针对法国的侵略组成永久性联盟，借此作为新的领土安排的保证，就如同小罗斯福在二次大战后，试图以反德日的联盟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不论是拿破仑时代的英国或二次大战时的美国，均未能预见到日后对和平最大的威胁，结果是来自目前的盟国而非眼前去之而后快的敌人。是出于对拿破仑的担心，才促使英相居然愿意接受迄今一直为英国断然拒斥的政策而长期介入欧洲，并愿意牺牲战术上的弹性，而将其政策固定在有一永久敌人的假设上。18、19世纪欧洲均势的出现，在某些方面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有相近之处。当时跟现在一样，既有的国际秩序瓦解，冒出众多只顾追求本国利益，不受任何更高原则拘束的国家。也跟现在一样，当时参与国际秩序的各国正在为其国际角色寻求某种定义。当年的各国决定完全以追求国家利益为依归，把一切委诸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问题是，后冷战世界是否能找到某种原则来节制各国对国家实力及利益的主张。当然，几国互动的结果，最后必然会形成近乎均势的局面。问题在于对国际体系的维护是否能出于刻意的规划，还是任其由一连串的实力测试中产生。到拿破仑战争即将结束时，欧洲已准备以均势为原则来建立国际秩序，这是欧洲史上空前绝后之举。自18世纪及19世纪初各次战争的严酷考验中所得的教训是，不可任由均势自各国交战的灰烬中产生。皮特的计划列有领土重整的方案，借此匡正18世纪国际秩序的弱点。但其欧陆盟国尚学到另一个教训。一国的实力如何太难评估，各国愿支持此种评估的程度各异，因此它不足以作为建立国际秩序的可靠依据。有基于相同理念而达成的协议为后盾，均势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均势可压制破坏国际秩序的“实力”(capaci-ty)，基于共同理念的协议可遏阻破坏国际秩序的“欲望”(desire)。有实力而无合理的安排会引起测试实力的争战，有合理安排而无实力为后盾，则只是虚有其表。如何结合这两者是维也纳会议( Congressof Vienna)的挑战，也是其成就，由此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有一世纪之久未见到全面性的战争。第四章 欧洲协调：英国、奥地利与俄罗斯重建国际秩序刻不容缓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 Elbe)度过首次被放逐的岁月之际，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于1814年9月齐集于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维也纳会议( Congress of Vienna)在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他最后在滑铁卢被彻底击败期间，一直持续进行。而重建国际秩序则变得愈加刻不容缓。代表奥地利参与谈判的虽是梅特涅( Prince Klemens vonMetter-nich)，但会议地点就在维也纳，因此奥皇得以就近掌控。普鲁士国王派哈登堡( Prince von Hardenberg)与会。复位不久的法王路易十八借重塔列兰( Talleyrand)，使他保持经历自大革命前以来历任法国统治者的纪录。沙皇亚历山大不愿将俄罗斯代表的尊崇地位让给任何人，因此亲自出席。英国外相卡斯尔雷( Lord Castlereagh)则代表英国出席。这五人圆满达成任务。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维也纳协议与皮特方案如出一辙，因此当卡斯尔雷将协议呈递英国国会时，特附上一份英国原始lyJ设计方案，以示两者有多么雷同。矛盾的是，这个国际秩序以均势（或权力均衡）为号召的程度可谓空前绝后，然而其维持的力量却不在于权力。造成此种独特的国际态势的部分原因是，其均势建构得极佳，要集结足以推翻它的庞大势力极为困难。但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于欧陆国家是因共同的价值观而结合在一起。各国不仅在有形势力上，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权力与正义取得相当的协调。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国际秩序若被认为不公正则迟早会受到挑战。但一国人民如何认定国际秩序是否公平，这同时取决于国内体制及对外交政策战术性问题的判断。因此，国内各体制之间若能运作和谐，对和平是一大助力。虽显讽刺，但梅特涅先于威尔逊总统，因为他也相信有一致的正义观念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前提，尽管他心目中的正义与威尔逊在20世纪想要具体实现的正义概念是多么南辕北辙。事实证明建立普遍的均势并不困难。五位政治家将皮特的方案当做建筑蓝图般遵循。由于民族自决的观念当时尚未发明，他们丝毫未曾想到要把自拿破仑手中夺回的领土，依民族的分布分割成不同的国家。奥地利扩大在意大利、普鲁士扩大在德国的版图。荷兰共和国( Dutch Republic)获得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大部分属今日比利时）。法国被迫放弃所有征服的土地，回复大革命前的“古老边界”。俄罗斯得到波兰心脏地带。（为遵守其不在欧陆攫取领土的政策，英国仅获得非洲南端的好望角。）依英国对世界秩序的想法，国际均势的成败在于各国是否能扮演好各自在整体大局中所担负的角色，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所寄望于其盟邦的也是如此。在实践的过程中，英国遭遇到欧陆国家观点不同的难题，这也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情形相仿。各国不会只把自己视为大安全体系下的一个小齿轮。国家的生存需要安全，但这绝非国家存在的唯一目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目的。就像现代法国未曾以分工的角度来看北约组织( NATO)，奥地利及普鲁士当年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大集团”。欧洲整体的均势，若未能兼顾奥地利及普鲁士本身特殊且复杂的关系，或考虑到其传统的角色，则均势对这两国便没有多大意义。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未能取得中欧霸主的地位后，奥地利便放弃想要控制全德的企图。衰颓的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寿终正寝。但奥地利仍自视为中欧的龙头，矢志不让其他德意志国家，尤其是普鲁士，抢走奥国传统的领导地位。奥地利有充分的理由应深具戒心。自腓特烈大帝抢得西里西亚后，奥国的领导地位便受到普鲁士的挑战。外交冷酷，崇尚军事，加以高度纪律感，把普鲁士在一个世纪内，由位于北德蛮荒之地的二流诸侯国，推向一个堂堂的王国，虽然在列强中仍是最小的，但军事力量却名列前茅。普鲁士的边界断断续续，由部分为波语区的东边，越过北德，再到已渐拉丁化的莱茵区——此地因汉诺威王国( Kingdomof Hanover)而与普鲁士本土分隔——这使普国产生极为强烈的使命感，以保卫其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国家最高目标。这两个最大的德意志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其他德意志小国的关系，是欧洲稳定与否的关键。至少自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内部的情势便一直令欧洲左右为难：每当德国分裂衰弱，就会招来邻国的入侵，尤其法国。反之，德国若有统一的可能性，又会令邻国疑惧，甚至到今天仍是如此。黎塞留生怕统一的德国会独霸欧洲并凌驾于法国之上，在1609年便有一位英国人提出相同的看法：“再论德意志，若全德定于一尊，则各国均将惊骇不已。”在历史上，德国不是太弱便是太强，此二者对欧洲和平均无助益。维也纳会议的主导人物明白，若要中欧和平稳定，就必须打破黎塞留在1600年所做的安排。黎塞留刻意助长中欧的分裂衰弱，使法国始终保有侵略的野心并作为法军演练战技的场地。因此集会于维也纳的领袖们着手合并但非统一德国各邦。奥地利及普鲁士是最强的两国，其次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如巴伐利亚（Bavaria）、符腾堡( Wurttemberg)及萨克森，分别被扩大及强化。拿破仑时代之前的300余个邦国，被合并为约30个较大的国家，全部结合在新成立的德意志邦联(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之下。德意志邦联旨在共同抵御外侮，它是个完美的设计，虽强大到不怕法国的攻击，却又太分散尚不足以威胁到邻邦。这个邦联平衡了普鲁士超强的军事力量与奥地利无上的威望及正统地位。其目的在阻止德国走向全国的统一，保存各诸侯国与王国的王位，同时又防阻法国的侵略。它在这三方面均很成功。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此即凡尔赛和约(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失败的根源。维也纳会议的战胜一方与二次大战的胜利者一样，都避免了这个错误。要对法国宽大并非易事，法国企图称霸欧洲已150年，其军队在邻国驻扎也已25年。但参与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认定，如果能让法国相当满意，而不是愤愤不平，对欧洲才比较安全。法国征服的领土虽被剥夺，但得以保留“古老”即大革命前的疆域，而且比黎塞留治理下的法国要大了很多。拿破仑的死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说明如此安排的理由：“法国持续之过度作为无疑仍可能促使欧洲分崩离析，但若令其失望则此等国家势必再动干戈，其不仅掌握主动，且有一股道德力量，仅此便足以令其紧密诘盟。因而盟国出于确保欧洲各强国均迫切需要之和平，应再给予一次机会。”到1818年，法国获准加入在维也纳定期举行的有关欧洲事务的集会，有50年之久，这几乎等于是欧洲的政府。英国相信各国均十分明白自身的利益所在，一旦遭到挑战也懂得如何自卫，因此对这样的安排或许不致有异议。他们不认为需要有正式的保证，或是这种保证对一般的常识判断会有多大的助益。但150年来饱受战争所苦的中欧各国，却坚持要有明文的保证。尤其是奥地利所面临的危险，英国不太能体会。奥国乃中世纪之产物，是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在其位于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据点，聚集着多瑙河盆地的众多民族。奥国有感于有动摇国本之虞的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令人反感，便设法撒下道德约束之网，以抑制轻举妄动。梅特涅最高明的手法在于能说服大国自异中求同。塔列兰曾指出如此有所节制对化解歧见是多么重要：“若最小的反抗力量与最大的攻击力量相当，则可取得平衡。但实际情况仅允许人为的非稳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维也纳会议后，均势及正统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份文件中：四国同盟( the Quadruple Alliance)，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组成；神圣同盟( the Holy Alliance)，仅由被称为东方三强(EasternCourts)的普、奥、俄三国组成。19世纪初各国对法国的疑惧，无异于20世纪大家对德国的观感，都视之为虎视眈眈，包藏祸心。因此集会维也纳的政治领袖组成四国同盟，以压倒性的武力，不容法国的侵略野心有一点出头的空隙。1918年凡尔赛和会上的战胜国若也曾组成类似的联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同盟则完全不同。自近200年前斐迪南二世退下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后，欧洲就未曾见到这类的文件。它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出。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情于自诩的伟大使命：重整国际秩序，'n改革每个参与国。1804年，皮特所倡议的建立各国自由体制的圣战无疾而终；到1815年，亚历山大自信满满，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尽管此次他所号召的圣战与他11年前所拥护的正好相反。如今他独尊宗教及保守思想，他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改革，其大前提也改变了：“诸强国过往对彼此相互关系所遵之方向，须彻底改变，且亟须以我主永恒之信仰之崇高真理，重建此秩序。”奥国皇帝曾笑言，他一时之间不知该在部长会议上，还是该在告解室内讨论这些事。但他很清楚，自己既不能加入沙皇圣战的行列，也不能加以驳斥，以免给亚历山大自行其是的借口，仅留下奥地利面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孤军奋战。因此梅特涅将亚历山大的草案转变为后世所称的神圣同盟，以缔约国有责任维持欧洲内部现状为各国的宗教义务。这是近代史上，欧洲列强首次赋予本身一个共同的使命。英国的政治领袖绝无可能加入一个赋予一国干预他国内政的权力，或应说是义务的组织。卡斯尔雷称神圣同盟为“满纸冠冕堂皇莫测高深之荒唐事”。梅特涅却视此为让沙皇保证维持正统统治，尤其是防范其独断专行地抒发其宗教热忱的一个机会。神圣同盟将保守的国君聚在一起对抗革命，但也要求他们必须协同行动，这无异于让奥地利在理论上对强邻俄罗斯的妄动享有否决权。所谓的欧洲协调( Concert of Europe)是指，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对影响整体安定的事务要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人道德的限制。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走上的冲突之路。但以为各国体制相容，便可保证处于和平的均势，不免太过一厢情愿。18世纪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同道合。但他们有种使命感，正因为对本身的制度感到自豪而彼此争战不断。一国国内的制度会决定其在国外的行为，威尔逊不是第一个提出此主张的人。梅特涅有同样的想法，却是基于截然不同的前提。威尔逊认为民主国家就一定爱好和平，讲道德。梅特涅却认为民主国家很危险，不可捉摸。他眼见行共和政体的法国给欧洲带来如此大的祸害，因此认为唯有合法正统的政权才能带来和平。他冀望各古老王朝戴着冠冕的国君即使不是维护和平，也至少会保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构。由此政权的正统性便成为巩固国际秩序的凝聚力量。区别威尔逊及梅特涅对国内正义与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对了解美国与欧洲呈对比的观念十分重要。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推动他认为具革命性的新观念。梅特涅则力图将他视为古老的观念制度化。威尔逊领导的是刻意为追求自由而建立的国家，他深信民主价值可形诸法律，并深植于全新的世界组织中。梅特涅代表体制演进缓慢，几乎不被人知觉的古国，他根本不相信权利可经由立法来创造。在他看来“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法律或宪法上是否有规定仅属技术问题，与是否能带来自由无关。梅特涅认为权利还需保障便是矛盾：“理所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客观之存在当做立法对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却反受束缚。”梅特涅有些论点是为无法适应新国际形势的奥地利帝国的行为自圆其说。但亦反映出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法律与权利自然存在，非来自君王的命令。他成长的背景适逢法国大革命，以高唱人权为始，却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为终。威尔逊的美国经验比这好多了，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要再过15年才开始，因此他不会想到民意会出轨。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潮流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德国的地位，俄罗斯虎视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梅特涅明白，一旦允许这些危机演变为实力的角力，不论最后是输是赢，奥地利必落得民穷财尽。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的英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梅特涅凭着非凡的外交技巧，将熟知的外交理论化作可行的外交政策原则。他对奥地利两个最亲近的盟友，也是奥国两个地缘政治上的威胁，说服它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大于它们战略上的可趁之机。若当年普鲁士有意利用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早在俾斯麦前一代便会挑战奥地利在德国的龙头地位。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只考虑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机会，则必会像他们的后来人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更彻底地利用奥斯曼帝国的瓦解，而对奥国十分不利。当时普、俄均自我节制，以免有违维持现状的大原则。在拿破仑的猛攻下仿佛即将寿终正寝的奥地利，借梅特涅的安排又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多延续了百年的寿命。解救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并指引其政策近50年的功臣，在13岁前不曾到过奥地利，到17岁才去定居。梅特涅的父亲曾任哈布斯堡所属莱茵区( Rhineland)总督。他本人见多识广，总觉得说法文比说德文自在。1824年他写给威灵顿（Wellington）的信中说：“长久以来欧洲对我有如祖国。”当时反对他的人对他义正词严的大道理及巧饰过的讽喻不以为然。但伏尔泰及康德应能理解他的看法。身为启蒙时期的产物，却发现自己被拖进一场与本性不合的革命斗争中，又成为一个四面楚歌但国体难改的国家的首相。态度严肃，目标中庸是梅特涅的处事风格，他曾说：“勿在意抽象概念，接受事物现状，竭尽所能避免昧于事实。”又说：“对经不起考验的高调，如保卫人类文明，无从产生实际行动。”秉持此种态度，梅特涅得以使自己不致随波逐流。拿破仑刚在俄国被打败，俄国军队还未抵达中欧前，他便看出俄国是一长期的潜在威胁。当奥地利的邻国都专注于摆脱法国的统治时，他却以战争的目标是否有利于其摇摇欲坠的国家，作为奥国参与反拿破仑联盟的条件。他的态度与二次大战期间，民主国在类似情况下面对苏联时的立场完全相反。他跟卡斯尔雷及皮特一样，认为中欧强大乃欧洲稳定的前提。为极力避免一决实力高下的战事，他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不亚于对纯实力的累积：“欧洲强国之态度随其地缘位置而有不同。法、俄各有一处边界，且易守难攻。莱茵河加以三道堡垒的防御令法国得保安全；恶劣天候则使尼曼河( Niemen)成为俄国天险。奥、普却四境门户洞开，饱受邻国威胁。两国在法、俄强势压力之下，唯有善用智慧步步为营之上策，彼此及与邻国保持友好，始得安宁。”奥地利虽需要俄国作为对抗法国的屏障，却不放心这躁进的盟国，尤其是沙皇宗教般的狂热。塔列兰曾说，亚历山大一世不愧为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