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蔡德晋撰。德晋字仁锡，无锡人。雍正丙午举人，乾隆初以杨名时荐官司务。是书前十六卷皆本经，第十七卷附吴澄所辑《逸礼》八篇，皆引宋、元、明以来诸家之说，与《注》、《疏》互相参证，大旨皆不戾於古。名物制度，考辨颇悉。亦间出新义。如《士冠礼》文：“白屦以魁柎之。”郑《注》：“魁，蜃蛤。柎，注也。”盖以蛤灰柎注於屦，取其洁素。《说文》所云魁蛤，是其确证。乃引万斯大之说，谓“魁以木为之。明时巾帽以木为范，名曰魁头，盖本於此。”殊不免杜撰无稽。然如《士冠礼》《经》文曰：“即筵坐栉，设笄。” 敖继公以为固冠之笄。德晋则谓：“笄有二种，一是髻内安发之笄，一是弁冕固冠之笄。此未加冠，明是安发之笄，继公所说为误。”则亦颇辨析精密，为前儒所未及也。 △《宫室考》·十三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启运有《周易洗心》，已著录。是书於李如圭《释宫》之外别为类次，曰门、曰观、曰朝、曰庙、曰寝、曰塾、曰宁、曰等威、曰名物、曰门大小广狭、曰明堂、曰方明、曰辟雍，考据颇为详核。惟谓房东为东厢，西为西厢。北牖、东牖、西牖南户属诸堂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堂上东西墙曰序，序东为东夹室，西为西夹室。南墉、东墉、西墉北户偏诸东，东为东堂，西为西堂。如其所说，则东西厢在房之东西。东西夹室在堂之东西。东西厢之南，东西夹室之北，则四东西堂矣。然考之经传，实全无根据。《仪礼·觐礼篇》《注》曰：“东厢，东夹之前，相翔待事之处。”《特牲馈食礼》《注》曰：“西堂，西夹之前，近南，”《疏》曰：“即西厢也。”《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郭璞《注》曰：“夹室前堂。”据此，则东西厢即东西堂，明在东西夹室之前，而启运谓在东西夹室之后，误矣。《公食大夫礼》曰：“公揖退于厢下，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乡立。”《注》云：“厢东夹之前，俟事之处，受束帛于序端。”盖东厢即接序端，公当于序端受东帛，故先立于东厢以俟之。地近则事便也。若东厢在东房之东，夹室之北，则南距序端，中间隔一正堂，使於此而俟事，则往来不便孰甚焉？是证以《经》文，无一相合。又《汉书·周昌传》：“吕后侧耳於东厢听。”颜师古注曰：“正寝之东西室皆曰厢。”若东厢僻在房东，远在夹北，则又何从侧耳听乎？又《金日磾传》：“莽何罗从外入，从东厢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盖从东堂趋室内，故云从外入也。若东厢在房东夹北，则是从内出矣。《后汉书·周举传》：“天子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则东厢不应在房东夹北明矣。是核以史事，亦无一相合。且《仪礼·燕礼》：“小臣共槃匜在东堂下。”《注》曰：“为公盥也。”下又云：“公降盥。”盖降东阶就槃匜，故共槃匜在东堂下，就近也。启运谓东堂在东夹北，则是公降盥于东夹北之堂下，岂《经》义乎？又《特牲馈食礼》：“主妇视饎爨于西堂下。” 《注》曰：“近西壁，南齐于坫。”如东堂在东夹北，则《注》於堂下当云北齐于坫矣。启运不究《仪礼》全经，自立新说，故其失如此。又谓周之为学者五：中曰成均，左之前曰东胶，左之后曰东序，右之前曰瞽宗，右之后曰虞庠。於四郊先为四国学：南之东曰东胶，北之东曰东序，南之西为瞽宗，北之西为虞庠。 今考周太学曰东胶，在公宫南之左。小学曰虞庠，在西郊。见於《王制》《注》。 三代之学，所在无文。至刘敞始谓辟廱居中，其北为虞学，其东为夏学，其西为殷学。至陆佃《礼象》始谓辟廱居中，其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启运盖袭其说，遂谓四代之学皆在学中，而不考其无所出。又《三礼义宗》曰：“凡立学之法，有四郊及国中。在东郊谓之东学，在南郊谓之南学，在西郊谓之西学，在北郊谓之北学。故郑注《祭义》曰：周有四郊之虞庠。”据此，则周特为虞庠於四郊，而启运谓并立东序、瞽宗於郊，尤为特创，不足据也。他若谓宗庙在雉门内，引《礼运》“仲尼与于蜡宾，事毕，出游于观之上”、《穀梁传》“礼，送女，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如此之类，则颇为精审，可以与郑《注》相参矣。《仪礼》一经，久成绝学。启运能研究钩贯，使条理秩然。中间有疵谬，而大致精核，要亦不愧穷经之目矣。 △《肆献祼馈食礼》·三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任启运撰。是编以《仪礼》特牲、少牢馈食礼皆士礼，因据三《礼》及他传记之有关於王礼者推之，不得於经，则求诸注疏以补之。五篇：一曰《祭统》，二曰《吉蠲》，三曰《朝践》，四曰《正祭》，五曰《绎祭》。其名则取《周礼》“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之文。每篇之内，又各为节次。每节皆先撮己说，而自注其说之所出，其后并附载经传。较之黄榦所续《祭礼》，更为精密。 其中如《吉蠲篇》“省牲视濯”节曰：“饔人溉鼎，廪人溉甑甗，司宫溉豆笾及勺爵。”今考《周礼·天官·世妇》曰：“掌祭祀之事，帅女官而濯溉，为齐盛。” 贾《疏》谓：“《少牢》濯溉以饔人、廪人、司宫者，彼大夫家无妇官，故并使男子官。此天子礼，有妇官，与彼异。”启运此书，既推天子之礼，而仍据《少牢》之文。则《世妇》“帅女官濯溉”之文，遂无归宿。又“列位”节，启运谓：“同姓皆在阼阶，自北而南，以序昭穆爵位。则於一世中自西而东，以尊卑为序。 盖世异则子不可先父，世同则弟不妨先兄。观《中庸》於燕毛言序齿，则昭穆不序齿可知。”案同姓之位，旧说多岐。《文王世子》：“公族在宗庙之中，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中庸》：“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孔《疏》谓：“同姓无爵者从昭穆，有爵者则以官，与公侯列西阶。”孔意盖欲使《中庸》与《文王世子》二义并归一义，其说尚为意测。《祭统》曰：“凡赐爵，昭为一，穆为一。昭与昭齿，穆舆穆齿，群有司皆以齿，此之谓长幼之序。” 《注》曰：“昭穆犹《特牲·少牢馈食礼》之众兄弟。”则兄弟赐爵以齿，其位亦以齿，确有明文。启运不用孔义，又不用郑义，别创昭穆不序齿之说，与《经》义殊为不合。又《正祭篇》有“荐币”节，自注云：“据薛氏礼图，郑氏、孔氏皆未及引《大宰》、《小宰》文及《大戴礼·诸侯迁庙礼》为据。”今考《大宰》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上承祀五帝之文，不与宗庙相涉。《小宰》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祼将之事。”贾《疏》云：“赞玉币爵，据祭天。 而下云祼将，是据祭宗庙。”则赞币非祭宗庙明矣。《大宗伯》以玉作六器，其币各以其方之色，亦是据祀五帝也。惟《诸侯迁庙礼》有云：“祝声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币告于皇考。”今考宗庙之礼，惟告奠有币，而祭无币。故《曾子问》曰：“凡告用牲币。”《注》曰：“牲当为制字之误也。制币一丈八尺。” 又《大祝注》云：“告用牲币。”《诸侯迁庙礼》明云：“成庙将徙，敢告。” 又云：“告事毕，乃曰择日为祭焉。”则告礼而非祭礼明甚。而启运以之证宗庙正祭，亦为牵附。又《正祭篇》曰：“后又羞笾二，糗饵粉餈，羞豆二，酏食糁食。内饔赞荐。”自注云：“孔《疏》但云内饔荐，兹据薛氏《礼图》。”今考《内饔职》曰：“凡宗庙之祭祀，掌割亨之事。”无荐内羞明文，孔《疏》亦无所出。又《春官·内宗》曰：“掌宗庙之祭祀，荐加豆笾。”夫加豆笾隆於内羞，王后已不亲荐，况内羞乎？启运沿薛图之误，亦为失考。然大致综核诸家，首尾融贯，极有伦要。如后荐朝事豆笾，启运列在纳牲之前，薛图列在三献之后。今考《内宰疏》曰：“王出迎牲，时祝延尸于户外之西，南面。后荐八豆笾，王牵牲入。”则启运之说确有所本。又考《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门，夫人荐豆笾。”其下云：“君亲牵牲，大夫赞币而从。”据此，则朝事荐豆笾贾《疏》列在纳牲之前甚确。薛图舛谬，亦复显然。又后荐馈食之豆笾，启运列在五献之前，薛图列在五献之后。今考郑《司尊彝注》曰：“馈献荐孰时，后于是荐馈食之豆笾。”云“荐孰时”，则其时初荐孰而未及五献甚明。故《少牢礼》主妇荐韭菹、醯醢、葵菹、蠃醢尚在尸未入以前，即知后於馈食荐豆笾必不在五献以后。凡此之类，启运考正薛图之误，俱精核分明。存而录之，与《续仪礼通解》亦可以详略互考焉。 △《仪礼释宫增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取朱子《仪礼释宫》一篇（案《释宫》本李如圭之书，误编於朱子集中。永作此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未显於世，故不知非朱子之笔。今仍其原书所称，而附著其故於此），为之详注，多所发明补正，其稍有出入者仅一二条，而考证精密者居十之九。如郑《注》谓大夫、士无左右房，朱子疑大夫、士亦有西房而未决。考《诗正义》曰：” 《乡饮酒义》：‘尊於房户之间，宾主共之。’由无西房，故以房与室户之间为中。又《乡饮酒礼》：‘席宾于户牖间。’《乡饮酒义》曰：‘坐宾于西北。’ 则大夫、士之户牖间在西，而房户间为正中明矣。”此大夫、士无西房之显证。 永乃谓：“宾坐户牖间，主人自阼阶上望之，若在西北，故云坐宾於西北。其实在北而正中。”不知《乡饮酒义》又云：“坐介于西南，坐僎于东北。”若以永说推之，则《乡饮酒礼注》所谓主席阼阶上，西面。介席西阶上，东面。”其东西正相向者，自主人望介，乃在西而不在西南也。《乡饮酒礼》所谓僎席在宾东者，自主人望僎，乃在北而不在东北也。其说殊有难通。且《乡饮酒义》亦云：“主人坐于东南。”即知坐宾西北。自据堂之西北，非主人之西北明矣。 又《诗·斯干》云：“筑室百堵，西南其户。”郑《笺》谓天子之寝左右房，异于一房者之室户也。永谓《诗》“南东其亩”，谓或南其亩，或东其亩，与此“西南其户”，语势正同。此燕寝室内或开西户以达於东房。考燕寝西户之制，不见於《经》。《玉藻》曰：“君子之居恒当户，寝恒东首。”则燕寝也。而《注》以当户为向明，则燕寝之户南向也。即以汉制考之。《汉书·龚胜传》云“胜为床室中户西，南牖下，使者入户西行，南面立。”若为西向之户，则入户即东行矣。然则燕寝户皆南向，同於正寝。西向之说，略无所据也。其他若谓东夹、西夹不当称夹室，《杂记》、《大戴礼》夹室二字乃指夹与室言之，本各一处，《注》、《疏》连读之，故相沿而误。又谓门屏之间曰宁，乃路门之外，屏树之内。邢《疏》前说为得，其后说又以为路门之内，则误。又谓李巡《尔雅注》“宁，正门内两塾间”，乃与《诗》之“著”义同，非门屏间之“宁”也。如此之类，不可殚举。其辨订俱有根据，足证前人之误，知其非同影响剽掇之学矣。 △《仪礼小疏》·一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彤撰。彤有《尚书小疏》，已著录。是书取《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五篇，为之疏笺，各数十条。每篇后又各为监本刊误。卷末附《左右异尚考》一篇，考证颇为精核。如谓牲二十一体兼有髀，《周礼》《内饔》及《士昏礼》两《疏》，乃不数髀，陈祥道则去髀而用觳，殊为舛误；又谓祥道以骨折乃止折脊胁、不及肩臂臑之骨，不知《士虞记》云“用专肤为折俎，取诸脰膉”；折亦谓之折俎，则脊胁亦折可知；又辨万斯大解缁布缺项及庙寝之误；又辨《士丧礼》“众主人在其后”郑《注》所云“庶昆弟”于死者乃为众子，是斩衰之亲，敖继公谓齐衰、大功之亲殊误；又谓“妇人侠床东面”郑《注》所云“妻妾子姓”乃谓死者之妻，万斯大乃云凡《仪礼》丧祭称主妇者皆宗子之妻，非宗子之母，殊失郑义：凡斯之类，其说皆具有典据，足订旧义之讹。其中过於推求，转致疏舛者。如《士冠礼》注：“今时卒吏及假吏也。”彤谓《后汉志》司隶校尉、州刺史并有假。刘昭注引《汉官》：“雒阳令有假。”皆不兼吏名。此云假吏者，疑吏字衍。考《后汉书·光武纪》有“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百官志》谓太常卿有假佐十三人，廷尉卿有假佐三十一人，司隶校尉有假佐二十五人，每州刺史皆有从事假佐。佐即吏也，故《志》称佐吏以下，则郑《注》假吏之文灼然不误。又《士冠礼》：“设洗直于东荣，”《注》云：“荣，屋翼也。”《释宫》引《说文》：“屋梠之两头起者为荣。”梠即檐也，檐之东西起者乃曰荣。彤据此，指郭璞《上林赋注》所云“南荣，屋南檐”者为误。考《景福殿赋》曰：“南距阳荣，北极幽崖。”是南檐通名荣之显证，亦不得云郭《注》为误。又《士丧礼》：“牢中旁寸。”《注》云：“牢读为楼。”彤虽深信郑《注》，而终以牢读为楼无他证。考焦延寿《易林》曰：“失志怀忧，如幽狴牢。”又曰：“失羊补牢，无益于忧”为韵。《淮南子·本经训》：“牢笼天地，弹压山川。” 高诱《注》曰：“牢读如屋霤之霤，楚人谓牢为霤。”盖萧肴豪尤四韵，古音本通，郑《注》即从当时之读。又考《水经注》引释氏《西域记》曰：“南河自于阗至鄯善，入牢兰海。”牢兰即楼兰，尤与郑《注》暗合。彤疑无证，是未深考。 又《丧服》曰：“布总、箭笄、髽、衰三年。”《注》曰：“髽，露紒也、犹男子之括发。斩衰括发以麻，则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项而前交于额上，卻绕紒，如著惨头焉。”彤不取此《注》，别用《丧服小记疏》所引皇侃之说，谓斩衰麻髽、齐衰布髽皆未成服之髽。其既成服，则髽不用麻布，惟露紒耳。且引此条《注》中“紒，露紒”之文以证麻布二髽外别为一露髻之髽。不知郑《注》虽云“髽，露紒”，而其下更有“髽亦用麻”之文。其注《士丧礼》亦同。盖《注》中“露紒”二字，乃明髽之去纚，既去纚而露紒，又以麻自项却交於额，则髽之制始全。皇侃乃止取《丧服注》“露紒”二字，而截去其下髽亦用麻等句，遂指郑《注》以髽服三年之髽为露紒之髽，不用麻布，斯亦诬矣。彤安得据以攻郑耶？然自此数条之外，则大抵援据淹通，无可訾议。盖彤三《礼》之学亚於惠士奇，而醇於万斯大。此书所论，亦亚於所作《周官禄田考》，而密於所作《尚书小疏》焉。 △《仪礼集编》·四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盛世佐撰。世佐，秀水人。官龙里县知县。是书成於乾隆丁卯。裒辑古今说《仪礼》者一百九十七家，而断以己意。《浙江遗书总录》作十七卷，且称积帙共二千馀翻。为卷仅十七者，案《经》篇数分之，不欲於一篇之中横隔也。 然此本目录列十七卷，书则实四十卷。盖终以卷轴太重，不得已而分之。《总录》又称末附《勘正监本石经》，补顾炎武、张尔岐之阙。此本亦有录而无书，岂《总录》但据目录载之欤？其谓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析诸篇之《记》分属《经》文，盖编纂之初，不得不权立此例，以便寻省，惜未卒业而门人继之，因仍不改，非朱子之本意。吴澄亦疑其《经》、《传》混淆为朱子未定之稿。故是编《经》自为《经》，《记》自为《记》，一依郑氏之旧。其《士冠》、《士相见》、《丧服》等篇，《经》、《记》传注传写混淆者，则从蔡沈考定《武成》之例，别定次序於后，而不敢移易《经》文。其持论颇为谨严，无浅学空腹高谈，轻排郑、贾之锢习。又杨复《仪礼图》久行於世，然其说皆本《注》、《疏》，而时有并《注》、《疏》之意失之者，亦一一是正。至於诸家谬误，辨证尤详。虽持论时有出入，而可备参考者多。在近时说礼之家，固不失为根据之学矣。 ○附录△《内外服制通释》·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车垓撰。垓字经臣，天台人。咸淳中由特奏名授迪功郎、浦城县尉，以年老不赴。德祐二年卒。垓及从兄若水皆受业於季父安行，安行受业於陈埴，埴受业於朱子。故垓是书，一仿文公《家礼》而补其所未备。有图，有说，有名义，有提要。凡正服、义服、加服、降服，皆推阐明晰，具有条理。牟楷《序》谓《家礼》著所当然，此释其所以然。盖不诬也。朱彝尊《经义考》曰：“车氏书，余所储者阙第八卷以后。卷八书目为《三殇以次降服》、《应服期而殇者降服大功小功》、《应服大功而殇者降服小功》、《应服小功而殇者降服緦麻》。卷九为《深衣疑义》。”其标题则仍称九卷，注“存”，而不注“阙”。盖未敢断后二卷之必佚。然今所传写，皆与彝尊本同，则此二卷已佚矣。据马良骥所作垓《行状》，其《深衣疑义》本别为一书，特附录於此书之后。良骥所举，用皇氏广头在下之《注》，以续衽为裳之上衣之旁者，说亦颇核。惜其全文不可睹也。 △《读礼通考》·一百二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字原一，号健菴，昆山人。康熙庚戌进士第二，官至刑部尚书。是编乃其家居读《礼》时所辑。归田以后，又加订定，积十馀年，三易稿而后成。於《仪礼》《丧服》、《士丧》、《既夕》、《士虞》等篇及《大、小戴记》，则仿朱子《经传通解》，兼采众说，剖析其义。於历代典制，则一本正史，参以《通典》及《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诸书。立纲统目，其大端有八：一曰丧期、二曰丧服、三曰丧仪节、四曰葬考、五曰丧具、六曰变礼、七曰丧制、八曰庙制。丧期历代异同则有表，丧服暨仪节、丧具则有图。缕析条分，颇为详备。盖乾学传是楼藏书甲於当代，而一时通经学古之士如阎若璩等亦多集其门，合众力以为之，故博而有要，独过诸儒。乾学又欲并修吉、军、宾、嘉四礼，方事排纂而殁。然是书蒐罗富有，秦蕙田《五礼通考》即因其义例而成之，古今言丧礼者，盖莫备於是焉。 ──右“礼类”《仪礼》之属，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录》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於《仪礼》。盖《周官》凶礼无专门，《礼记》又《仪礼》之义疏。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故从其本而类附也。） 卷二十一 经部二十一 ○礼类三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隋书·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於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於《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於《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於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案明北监本以皇侃为皇甫侃，以熊安生为熊安，二人姓名并误，足征校刊之疏。谨附订於此）。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摭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 △《月令解》·十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张虙撰。虙，慈溪人。庆元丙辰进士，官至国子祭酒。是编乃虙端平初入讲幄时所纂。未及竟，以病归。家居时乃续完之，表进於朝。十二月各自为卷。 奏称每一月改，则令以此一月进於御前，可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虽未免过胶古义，不尽可见诸施行，然辞义晓畅，於顺时出政之际，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於刘向《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当即《汉书·艺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遗事，在《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之内者。《吕氏春秋》录以分冠十二《纪》。马融、贾逵、蔡邕、王肃、孔晁、张华皆以为周公作。郑康成、高诱以为即不韦作。论者据《汉百官表》言太尉为秦官，或又据《国语》晋有元尉、舆尉之文，谓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尉、舆尉遂断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韦采集旧文，或傅益以秦制欤？今考其书，古帝王发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变通之，未尝非通经适用之一助。至其言误某令则致某灾，殆因《洪范》庶徵而推衍之，遂为汉儒阴阳五行之滥觞，虙解皆未能驳正。然列在《礼经》，相沿已久，亦不能独为虙咎也。原书因随月进御，故凡解见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见。《永乐大典》所载，合为一编，多删其复，於例为协。间有删之不尽者，今并汰除，以归画一焉。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卫湜撰。湜字正叔，吴郡人。其书始作於开禧、嘉定间。《自序》言日编月削，几二十馀载而后成。宝庆二年官武进令时，表上於朝，得擢直秘阁。后终於朝散大夫，直宝谟阁，知袁州。绍定辛卯，赵善湘为鋟版於江东漕院。越九年，湜复加核订，定为此本。自作《前序》、《后序》，又自作《跋尾》，述其始末甚详。盖首尾阅三十馀载，故采摭群言，最为赅博，去取亦最为精审。自郑《注》而下，所取凡一百四十四家。其他书之涉於《礼记》者，所采录不在此数焉。今自郑《注》、孔《疏》而外，原书无一存者。朱彝尊《经义考》采摭最为繁富，而不知其书与不知其人者，凡四十九家，皆赖此书以传，亦可云《礼》家之渊海矣。明初定制，乃以陈澔注立於学官，而湜注在若隐若显间。今圣朝钦定《礼记义疏》，取於湜书者特多，岂非是非之公，久必论定乎。又湜《后序》有云：“他人著书，惟恐不出於己。予之此编，惟恐不出於人。后有达者，毋袭此编所已言，没前人之善也。”其后慈谿黄震《读礼记日抄》、新安陈栎《礼记集义详解》，皆取湜书删节，附以己见。黄氏融汇诸家，犹出姓名於下方（案此见黄氏《日钞》）。陈氏则不复标出（案栎书今不传，此见定宇集中栎所作《自叙》）。 即此一节，非惟其书可贵，其用心之厚，亦非诸家所及矣。 △《礼记纂言》·三十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元吴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录。案危素作澄《年谱》，载至顺三年澄年八十四，留抚州郡学，《礼记纂言》成。而虞集《行状》则称成於至顺四年，即澄卒之岁。其言颇不相合。然要为澄晚年手定之本也。其书每一卷为一篇。大旨以《戴记》经文庞杂，疑多错简，故每一篇中，其文皆以类相从，俾上下意义联属贯通，而识其章句於左。其三十六篇次第，亦以类相从。凡《通礼》九篇、《丧礼》十一篇、《祭礼》四篇、《通论》十一篇，各为标目。如《通礼》首《曲礼》，则以《少仪》、《玉藻》等篇附之，皆非小戴之旧。他如《大学》、《中庸》依程朱别为一书，《投壶》、《奔丧》归於《仪礼》，《冠义》等六篇别辑为《仪礼传》，亦并与古不同。虞集称其“始终先后，最为精密。先王之遗制，圣贤之格言，其仅存可考得，既表而存之，各有所附。而其纠纷固泥於专门名家之手者，一旦各有条理，无复馀蕴”，其推重甚至。考《汉书·艺文志》，《礼记》本一百三十一篇，戴德删为八十五，戴圣删为四十九。与《易》、《书》、《诗》、《春秋》经圣人手定者固殊。然《旧唐书·元行冲传》，载行冲上《类礼义疏》，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历代传习，著为经教，不可刊削。魏孙炎始改旧本，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 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云云，则古人屡经修缉，迄不能变汉儒旧本。唐以前儒风淳实，不摇惑於新说，此亦一徵。澄复改并旧文，俨然删述，恐亦不免亻朁圣之议。以其排比贯串，颇有伦次，所解亦时有发明，较诸王柏删《诗》，尚为有间，故录存之，而附论其失如右。 △《云庄礼记集说》·十卷（通行本） 元陈澔撰。澔字可大，都昌人。云庄其号也。是书成於至治壬戌。朱彝尊《经义考》作三十卷。今本十卷，坊贾所合并也。初，延祐科举之制，《易》、《书》、《诗》、《春秋》皆以宋儒新说与古注疏相参，惟《礼记》则专用古注疏。盖其时老师宿儒，犹有存者，知《礼》不可以空言解也。澔成是书，又在延祐之后，亦未为儒者所称。明初，始定《礼记》用澔注。胡广等修《五经大全》，《礼记》亦以澔注为主，用以取士。遂诵习相沿。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於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赡，皆不似澔注之浅显。宋代莫善於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澔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澔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榦，榦为朱子之壻。遂藉考亭之馀荫，得独列学官。其注《学记》“术有序”句，引《周礼·乡大夫》“春秋以礼会民而射於州序”，《周礼·乡大夫》实无此文。注《檀弓》“五十以伯仲”句，引贾公彦《仪礼疏》，乃孔颖达《礼记疏》文，正与贾说相反。颇为论者所讥。然朱子注《诗》“騋牝三千”引《礼记》“问国君之富，数马以对”，《礼记》无此文。注《孟子》“神农之言”引史迁“所谓农家者流”，《史记》无此文。蔡沈注《书》“厘降二女於妫汭”引《尔雅》“水北曰汭”，《尔雅》无此文。又注《西伯戡黎》引《史记》“纣使胶鬲观兵”，注“星有好雨”引《汉志》“轸星好雨”，《史记》、《汉书》亦均无此文。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且何休汉代通儒，号为学海，而注《公羊传》“舟中之指可掬”句，引“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卿大夫方舟，士特舟”语，尚误记《尔雅》为《礼》文，又何有於澔？澔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馀，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赜，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於古。於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 是以国家定制，亦姑仍旧贯，以便童蒙。然复钦定《礼记义疏》，博采汉唐遗文，以考证先王制作之旨，并退澔说於诸家之中，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则圣人御宇，经籍道昌，视明代《大全》抱残守匮，执一乡塾课册以锢天下之耳目者，盛衰之相去，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礼记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明胡广等奉敕撰。以陈澔《集说》为宗，所采掇诸儒之说，凡四十二家。 朱彝尊《经义考》引陆元辅之言，谓“当日诸经《大全》，皆攘窃成书以罔其上。 此亦必元人之成书，非诸臣所排纂”云云，虽颇涉邻人窃鈇之疑。然空穴来风，桐乳来巢，以他经之蹈袭例之，或亦未必无因欤？诸经之作，皆以明理，非虚悬而无薄。故《易》之理丽於象数，《书》之理丽於政事，《诗》之理丽於美刺，《春秋》之理丽於褒贬，《礼》之理丽於节文，皆不可以空言说，而《礼》为尤甚。陈澔《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於考证，舛误相仍。纳喇性德至专作一书以攻之，凡所驳诘，多中其失。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澔说相发明。顾炎武《日知录》曰：“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诚深见其陋也。 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月令明义》·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道周有《易象正》，已著录。崇祯十一年，道周官少詹事，注《礼记》五篇以进，此其一也。其说以二至、二分、四立皆归於中央之土为取则於《洛书》之中五，而五气於以分布。此岁功所由成，政事所从出，故作《月令气候生合总图》。又以《月令》载昏旦中星，故有《十二月中星图》，并细载中星距极远近度数及寅泰、卯大壮等十二卦彖象，以为此圣人敷治之原。每一月分为一章，其日躔星度则各列原本於前，而别列授时历新测於后。考《尧典》中星与《月令》不同，故《大衍历议》曰：“颛顼历即夏历。汤作殷历，更以十一月甲子合朔冬至为上元，周人因之，距羲和所记昏明中星，俱差半次。是不韦更考中星，断取近距。”然先儒论说，大抵推求差分，而不追改《经》文。至唐明皇始黜《月令》旧文，更附益时事，名《御删定月令》，改置《礼记》第一。故《开成石经》於昏旦中星悉改从唐历。宋延祐二年，仍复旧本《月令》，而唐《月令》别行，以其变乱古经，不足垂训故也。道周乃别立《经》文曰“孟春之月，日在危，昏昴中，旦房中。仲春之月，日在东壁，昏参中，旦箕中”云云，是又道周自为《月令》，蹈唐人之失，殊为未协。特其所注杂采《易象》、《夏小正》、《逸周书》、《管子》、《国语》，参稽考证，於《经》义颇有阐发。 其胪举史传，亦皆意存规戒，非漫为推衍禨祥。则改《经》虽谬，而其因事纳诲之忱，则固无悖於《经》义也。 △《表记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二。《自序》以为古者窥测天地日月，皆先立表，为《表记》之所由名。考《说文解字》，表里字皆从衣。此篇名《表记》者，盖谓人之言行，犹衣之章身，故郑康成云“以其记君子之德，见於仪表者也”。先儒旧义，本无可疑，道周乃谓取於八尺之表，殊为附会。又是篇古注分九节，《正义》曰“称子言之，凡有八所。皇氏云：皆是发端起义，记者详之，故称子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广开其事，或曲说其理，则直称子曰。今检上下体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云云，故《疏》文於诸节脉络相承处，必详记之。如云“此经又广明恭敬之事”，又云“此一节总明仁义之事”，又云“自此以下至某句更广明仁义之道”。前儒说经，於章段离合之间，其慎如此。 陈澔《集说》，不用注疏次第，强分四十馀章，已乖违古义。道周乃约为三十六章，并强立篇名，随心标目，尤为自我作古，无所师承。其说则全引《春秋》解之，谓《坊》、《表》二记不专为《春秋》，而以《春秋》发其条理，则百世而下，有所稽测，得其晷影。夫《坊记》一篇，如曰“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又云“以此示民，民犹争利而忘义”，又云“以此坊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其通于《春秋》，初无事强合。至《表记篇》则多言君子恭敬仁义之德，而必以《春秋》证之，於《经》旨亦为牵合。然其借《春秋》之义，互证旁通，颇有发明。犹之胡安国《春秋传》，虽未必尽得《经》意，而议论正大，发挥深切，往往有关於世教，遂亦不可废焉。 △《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三。《自序》以为圣人之坊乱，莫大於《春秋》。故是书之体，以《坊记》为经，而每章之下皆胪举《春秋》事迹以证。但《国语》所载，若内史过之论虢亡，近於语怪，而以为借神怪以防欲，义涉荒忽。《隐公元年》“郑伯克段於鄢”，而以为为三桓而发。夫三桓之事，《春秋》著之详矣，乃谓寓其意於郑伯之克段，是舍形而论其影也。又《戴记》本为一篇，而分为三十章，章各创为之目，其臆断亦与《表记集传》等。第其意存鉴戒，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原其乱之所自生，究其祸之所终极，颇为剀切。且《坊记》之文，如曰“治国不过千乘，都城不过百雉，家富不过百乘。 以此坊民，诸侯犹有畔者”，是隐为《春秋》书大夫之强起例。又云“《春秋》不称楚越之王丧”，亦明著《春秋》之法。则道周此书，固非漫无根据，尽出附会矣。 △《缁衣集传》·四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四。分二十三章，亦各创立名目。 案郑康成云：“《缁衣篇》善其好贤者之原，故述其所称之诗以为其名。”是本有辨别善恶之义。故道周因而推衍其说，证以史事。於爱憎之公私，人才之邪正，莫不详明剀切，再三致意。《自序》云：“是《传》略采经史关於好恶、刑赏、治道之大者，凡二百馀条，以系於篇。其於经济庶务条目之间，虽有未悉，而於君心好恶纲领之原，以至三代而下治乱盛衰之故，亦略云备。”盖庄烈帝锐於求治，而暗於知人，轻信轻疑，漫无鉴别。十七年内，易阁臣者五十，贤奸淆杂，卒至於亡。贺逢圣致仕之时，断以“振作无绪”一语，可云先见。道周此书，意主於格正君心，以权衡进退。所重在君子小人消长之间，不必尽以章句训诂绳也。 △《儒行集传》·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黄道周撰。是书为所进《礼记解》五篇之五。虽亦有强分篇目之失，然《记》文称“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云云，则章旨本《经》中所有。道周分一十七章，较《表记》、《坊记》、《缁衣》之目尚近於自然。其所集之《传》，亦杂引历代史传，以某某为能自立，某某为刚毅，意在上之取士，执此为则，以定取舍之衡。故其《自序》云：“仲尼恐后世不学，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故并举以明之。使后之天子循名考实，知人善任，为天下得人。”盖《经》为儒者言，道周之《传》则为用儒者言也。大抵道周於诸经，其用力最深者莫如《易》学。观其与及门朱朝瑛、何瑞图、刘履丁辈往复商榷，至再至三，所谓一生精力尽在此书者也。其《孝经集传》，亦历六年而成，故推衍亦为深至。 若《礼记》五篇，则借以纳谏，意原不主於解《经》，且一年之中，辑书五种，亦成之太速，故考证或不免有疏。然赋诗断章，义各有取；郢书燕说，国以大治。 苟其切於实用，则亦不失圣人垂教之心。故虽非解经之正轨，而不能不列之《经部》焉。 △《日讲礼记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所讲，皆经御定，而未及编次成帙。皇上御极之初，乃命取繙书房旧稿，校刊颁行。礼为治世之大经。《周礼》具其政典，《仪礼》陈其节文。《礼记》一书，朱子以为《仪礼》之传，然特《冠义》等六篇及《丧服》诸篇与《仪礼》相发明耳，至於他篇，则多整躬范俗之道，别嫌明微之防，不尽与《仪礼》相比附。盖《仪礼》皆古经，《礼记》则多志其变；《仪礼》皆大纲，《礼记》则多谨於细；《仪礼》皆度数，《礼记》则多明其义。 故圣贤之微言精意，杂见其中，敛之可以正心修身，推之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於是取裁焉。是编推绎《经》文，发挥畅远，而大旨归於谨小慎微，皇自敬德以纳民於轨物。卫湜所集一百四十四家之说，镕铸翦裁，一一薈其精要，信乎圣人制作之意，惟圣人能知之矣。 △《钦定礼记义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御定《三礼义疏》之第三部也。《经》文四十九篇，釐为七十七卷，附载图五卷。其诠释七例，亦与《周官义疏》同。三《礼》以郑氏为专门，王肃亦一代通儒，博观典籍，百计难之，弗胜也。后儒所见，曾不逮肃之弃馀，乃以一知半解，譁然诋郑氏不闻道。韩愈所谓不自量者，其是类欤？然《周官》、《仪礼》皆言礼制，《礼记》则兼言礼意。礼制非考证不明，礼意则可推求以义理，故宋儒之所阐发，亦往往得别嫌明微之旨。此编广摭群言，於郊社、乐舞、裘冕、车旗、尊彝、圭鬯、燕饮、飨食以及《月令》、《内则》诸名物，皆一一辨订。即诸子轶闻、百家杂说可以参考古制者，亦详徵博引，曲证旁通。而辩说则颇采宋儒，以补郑《注》所未备。其《中庸》、《大学》二篇，陈澔《集说》以朱子编入《四书》，遂删除不载，殊为妄削古经。今仍录前文，以存旧本。惟章句改从朱子，不立异同，以消门户之争。盖言各有当，义各有取，不拘守於一端，而后见衡鉴之至精也。至於御纂诸经，《易》不全用程《传》、《本义》，而仍以程《传》、《本义》居先。《书》不全用蔡《传》，而仍以蔡《传》居先；《诗》不全用朱《传》，而仍以朱《传》居先；《春秋》於胡《传》尤多所驳正刊除，而尚以胡《传》标题，列三《传》之次。惟《礼记》一经，於陈澔《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仰见睿裁精审，务协是非之公。尤足正胡广等《礼记大全》依附门墙，随声标榜之谬矣。 △《深衣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著录。是书前列己说，后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其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为前后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内衽连於前右之衣，外衽连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今以其说推之，前后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图止画裳四幅。 盖其后四幅统於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后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误矣。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裳下齐一丈四尺。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说文》：“袪，袂也。”《礼·玉藻》郑《注》谓：“袪，袂口也。”盖袂末统名曰袪。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袪，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后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内府藏本） 国朝纳喇性德撰。性德有《删补合订大易集义粹言》，已著录。是编因陈澔《礼记集说》疏舛太甚，乃为条析而辨之。凡澔所遗者谓之“补”，澔所误者谓之“正”。皆先列《经》文，次列澔说，而援引考证以著其失。其无所补正者，则《经》文与澔说并不载焉。颇采宋元明人之论，於郑《注》、孔《疏》亦时立异同。大抵考训诂名物者十之三四，辨义理是非者十之六七。以澔注多主义理，故随文驳诘者亦多也。凡澔之说皆一一溯其本自何人，颇为详核，而爱博嗜奇，亦往往泛采异说。如《曲礼》“席间函丈”，澔以两席并中间为一丈。性德引《文王世子》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驳之，是也。而又引王肃本文作“杖”，谓可容执杖以指挥，则更谬於《集说》矣。《月令》“群鸟养羞”，性德既云《集说》未为不是，而又引《夏小正》“丹鸟羞白鸟”及项安世“人以鸟为羞”之说，云足广异闻。则明知《集说》之不误，而强缀此二条矣。《曾子问》鲁昭公慈母一条，既用郑《注》、孔《疏》以补澔注，又引陆佃之谬解，蔓延於《集说》之外。是正陆氏，非正《集说》矣。凡斯之类，皆徵引繁富，爱不能割之故。然综核众论，原委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者十之八九。 即其据理推求者，如《曲礼》“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澔注称“况求胜者未必能胜，求多者未必能多”，性德则谓“此乃不忮不求，惩忿窒欲之事。陈氏所云，不免计较得失。若是则可以必胜，可以必多，将不难於为之矣”。是虽立澔於旁，恐亦无以复应也。然则读澔注者，又何可废是编与？ △《礼记述注》·二十八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坡撰。光坡有《周礼述注》，已著录。是编成於康熙戊子。前有《自序》云：“始读陈氏《集说》，疑其未尽。及读《注》、《疏》，又疑其未诚。如《序》内称郑氏祖谶，孔氏惟郑之从，不载他说，以为可恨。郑氏祖谶，莫过於《郊特牲》之郊祀、《祭法》之禘祖宗。而孔氏《正义》皆取王、郑二说，各为胪列。其他自五礼大者至零文单字，备载众诂。在诸经注疏中最为详核，何妄诋欤？又《礼器篇》斥后代封禅为郑祖纬启之。秦皇汉武，前郑数百年，亦郑《注》启之乎？又多约注疏而成，鲜有新意，而指《注》、《疏》为旧说。凡此之类，抵冒前人，即欺负后人，何以示诚乎？抑讥汉唐儒者说理如梦，此程朱进人以知本，吾侪非其分也。今於《礼运》则轻其出於老氏，《乐记》则少其言理而不及数。其他多指为汉儒之附会，逐节不往复其文义，通章不钩贯其脉络。而训《礼运》之本仁以聚，亦曰万殊一本，一本万殊；《仲尼燕居》之仁鬼神、仁昭穆，亦曰克去己私，以全心德。欲以方轶前人，恐未能使退舍也。”其论可谓持是非之公心，扫门户之私见。虽义取简明，不及郑、孔之赅博。至其精要，则亦略备矣。 △《礼记析疑》·四十六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於《郊特牲》郊血、大飨腥序荐璧用乐、荐血实柴之次一条，谓凡经传中言郊礼而有献荐者，皆为祭稷之事。其论至为明晰。於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於《内则》天子之阁一条，谓《疏》以阁为庖厨非是，盖阁所以置果蔬饴饵也。又付豚一条，《注》、《疏》解为豚全而羊析，不知是豚牂共鼎，羊以羔耳。於《丧服小记》慈母与妾母不世祭一条，谓庶子之子立祢庙，则可以祭父之生母。於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一条，谓大夫以公事出，而家人摄祭，则义当使亲子弟，虽无爵者可摄，无摄以宗子之义也。于《祭统》祭之日一献一条，谓祭礼献酬交错，所以和通神人，不宜献饮未终而爵命群臣以间之。惟特假於庙，故简其礼而用一献。 今《注》谓一献一酳尸，《疏》谓其节当在后，编者误列於前。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他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又谓《深衣》“纯袂，缘，纯边”，纯即缘也，缘字疑衍。其意盖谓当作纯袂纯边。按郑《注》曰：“缘，緆也。” 孔《疏》云：“《既夕礼》郑《注》：在幅曰綼，在下曰緆。”方氏悫曰：“褎口谓之袂，裳下谓之缘，衣侧谓之边，其纯皆半寸。”缘字自有典，则非衍字也。凡斯之类，未免武断，然无伤於宏旨。其最不可训者，莫如别为《考定文王世子》一篇，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涖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 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维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今录存其书，而附辨其谬於此，为后来之炯戒焉。 △《檀弓疑问》·一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国朝邵泰衢撰。泰衢字鹤亭，钱塘人。明於算术，雍正初以荐授钦天监左监副。其书以《礼记》出自汉儒，而《檀弓》一篇尤多附会，乃摘其可疑者，条列而论辨之。如以脱骖旧馆人为失礼之正；以夫子梦奠之事为杳冥渺茫，皆非圣人所宜出；又亲丧哭无常声，不应以孺子泣为难继；居雠者不反兵而斗为启乱端；曾点之狂乃志大而有所不为，非狂肆之狂；倚门而歌，断无此事；以王姬为齐襄公妻，非鲁庄公之外祖母：大都皆明白正大，深中理解，非刘知几之横生臆解，惑古疑经者可比。惟“师及齐师战於郎”一条，泰衢以郎字为郊字之误，盖据《春秋》“战於郊”之文。不知鲁有二郎，《隐公元年》费伯所城之郎，在今废鱼台县地。《哀公十一年》与齐战之郎，则为鲁近郊地（案说详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谓郎即郊则可，谓郎为误则不可。又“乘丘之战”一条，泰衢疑鲁庄公败绩之误。不知古人军溃曰败绩，车覆亦曰败绩，《左传》所云败绩覆压者是也。概以战衄为疑，亦疏於考据。然偶然疏舛，固亦不害其大旨也。 △《礼记训义择言》·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自《檀弓》至《杂记》，於注家异同之说，择其一是，为之折衷。与陈澔注颇有出入，然持论多为精核。 如《檀弓》“殷练而祔，周卒哭而祔”，吕氏谓祔祭即以其主祔藏於祖庙，既除丧而后迁於新庙。永据《左氏传》特祀於主，烝尝禘於庙，谓祔后主反殡宫，至丧毕乃迁新庙。引《大戴礼·诸侯迁庙礼》奉衣服由庙而迁於新庙，此庙实为殡宫。今考《顾命》：“诸侯出庙门俟。”孔《传》曰：“殡之所处曰庙。”又《仪礼·士丧礼》曰：“巫止於庙门外。”《注》曰：“凡宫中有鬼神曰庙。” 贾《疏》曰：“庙门者，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则曰庙，故名適寝曰庙。” 然则《大戴礼》所云由庙者，实由殡宫，非由祖庙。永说有据，可以解程、张诸儒之异同。又如《玉藻》曰：“袭裘不入公门。”《疏》云：“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袭衣，袭衣之上有正服。”据《曲礼疏》，袭衣即所谓中衣。永谓裼衣上即谓正服，不得更有中衣。今考《玉藻》：“君衣狐白裘，锦衣以裼之。” 《注》曰：“锦衣复有上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皮弁即为锦衣之上服，而裼衣之上不复有中衣可知。虽孔《疏》所说据《玉藻》有长中继掩尺之文，然继掩尺之中衣，不袭裼衣。《后汉·舆服志》：“宗庙诸祀，冠长冠，服袀玄，绛缘领袖为中衣，绛绔纟末”《汉书·万石君传注》：“中帬若今中衣。” 《释名》：“中衣，言在小衣之外。”小衣即亵衣也。然则中衣但得袭亵衣，不得袭裼衣也。孔《疏》显误，亦以永说为确。又《杂记》曰：“如三年之丧，则既顈，其练祥皆行。”《注》曰：“言今之丧既服顈，乃为前三年者变除，而练祥祭也。此主谓先有父母之服，今又丧长子者。其先有长子之服，今又丧父母，其礼亦然。”永谓：“玩《注》既字、乃字之意，本谓未顈以前，值练祥不得行。正如《纂言》附论后丧变麻可补行之说，非谓既顈而值前丧一期再期也。”今考上节曰：“有父之丧，如未没丧而母死，其除父之丧也，服其除服，卒事，反丧服。”《疏》曰：“谓母死既葬，后值父应大祥，除服以行祥事。” 然则母未葬而值父大祥，亦不可行，必待既葬然后补行明矣。永於下节既字、乃字之义，疏解明确，即上下二节之义，亦俱可贯通。其他若辨程大昌袒为免冠及皇氏髽衰为露紒髽之误，尤为精凿不磨。至《丧服小记》“生不及祖父母诸父昆弟，而父税丧，己则否”，王肃谓计己之生不及此亲之存，则不税。永特宗其说，而於《经》文之弟字，虽不敢如刘知、蔡谟直以为衍文，乃谓言弟者因昆连及之。 则其说臆度，终不如郑《注》为得。然全书持义多允，非深於古义者不能也。 △《深衣考误》·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后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 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 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褛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后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后当见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后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襜襜”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后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后相属，钩边在右，前后不相属。 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后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附录△《大戴礼记》·十三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汉戴德撰。《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崇文总目》云：“《大戴礼记》十卷，三十五篇，又一本三十三篇。” 《中兴书目》云：“今所存止四十篇。”晁公武《读书志》云：“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而韩元吉、熊朋来、黄佐、吴澄并云两七十三，陈振孙云两七十二。盖后人於《盛德》第六十六别出《明堂》一篇为六十七。其馀篇第，或至《文王官人》第七十一改为七十二。或至《诸侯迁庙》第七十二改为七十三。或至《诸侯衅庙》第七十三改为七十四。故诸家所见不同。盖有新析一篇，则与旧有之一篇篇数重出也。汉许慎《五经异义》论明堂称《礼》戴说、《礼·盛德记》，即《明堂篇》语。《魏书·李谧传》、《隋书·牛宏传》俱称《盛德篇》，或称《泰山盛德记》。知析《盛德篇》为《明堂篇》者，出於隋唐之后。又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司马贞曰：“《大戴礼》合八十五篇，其四十七篇亡，存三十八篇。”盖《夏小正》一篇多别行。隋唐间录《大戴礼》者，或阙其篇，是以司马贞云然。原书不别出《夏小正篇》，实阙四十六篇，存者宜为三十九篇。 《中兴书目》乃言存四十篇，则窜入《明堂》篇题，自宋人始矣。书中《夏小正篇》最古。其《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公冠》皆《礼》古经遗文。又《艺文志》《曾子》十八篇，久逸。是书犹存其十篇，自《立事》至《天圆篇》，题上悉冠以“曾子”者是也。书有《注》者八卷，馀五卷无《注》，疑阙逸，非完本。朱子引《明堂篇》郑氏《注》云：“法龟文。”殆以《注》归之康成。考《注》内徵引康成、谯周、孙炎、宋均、王肃、范宁、郭象诸人，下逮魏晋之儒。王应麟《困学纪闻》指为卢辩注。据《周书》，辩字景宣，官尚书右仆射。以《大戴礼》未有解诂，乃注之。其兄景裕谓曰：“昔侍中注小戴，今尔注大戴，庶缵前修矣。”王氏之言，信而有徵。是书正文并《注》，讹舛几不可读，而《永乐大典》内散见仅十六篇。今以各本及古籍中摭引《大戴礼记》之文，参互校订，附案语於下方。史绳祖《学斋佔毕》言《大戴记》列之十四经中，其说今不可考。然先王旧制，时有徵焉，固亦《礼经》之羽翼尔。 △《夏小正戴氏传》·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宋傅崧卿撰。崧卿字子骏，山阴人。官至给事中。《夏小正》本《大戴礼记》之一篇。《隋书·经籍志》始於《大戴礼记》外，别出《夏小正》一卷，注云：“戴德撰。”崧卿《序》谓隋重赏以求逸书，进书者遂多以邀赏帛，故离析篇目而为此。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复考。是於理亦或然。然考吴陆玑《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曰：“《大戴礼·夏小正传》云：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则三国时已有《传》名。疑《大戴礼记》旧本但有《夏小正》之文，而无其《传》。戴德为之作《传》别行，遂自为一卷，故《隋志》分著於录。后卢辩作《大戴礼记注》，始采其《传》编入书中，故《唐志》遂不著录耳。又《隋志》根据《七录》，最为精核，不容不知《夏小正》为三代之书，漫题德撰。疑《夏小正》下当有“传”字，或“戴德撰”字当作“戴德传”字。今本讹脱一字，亦未可定。观《小尔雅》亦《孔丛》之一篇，因有李轨之《注》，遂别著录。是亦旁证矣。崧卿以为隋代误分，似不然也。惟是篇屡经传写，《传》与本文混淆为一。崧卿始仿杜预编次《左氏春秋》之例，列正文於前，而列《传》於下。每月各为一篇，而附以注释。又以关浍藏本与集贤所藏《大戴礼记》本参校异同，注於下方。其关本注释二十三处，亦亻并附录，题曰“旧注”以别之。盖是书之分经传，自崧卿始。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夏小正》分析经传，实沿其例。 其诠释之详，亦自崧卿始。金履祥《通鉴前编》所注，实无以胜之。於是书可谓有功。儒者盛称朱子考定之本，与履祥续作之注，而不以创始称崧卿。盖讲学家各尊所闻，非公论也。其中如正月之“斗柄县在下”、五月之“菽糜将闲诸则”、九月之“辰系於日”、十一月之“於时月也，万物不通”，皆宜为《经》文，而误列於《传》。其正月之“始用畅”，乃以解初岁祭耒，明用畅以祭自此始。宜为《传》文，而误列於《经》。皆为未允。然大戴之学，治之者稀。《小正》文句简奥，尤不易读。崧卿独稽核旧文，得其端绪，俾读者有径之可循，固考古者之所必资矣。 ──右“礼类”《礼记》之属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录》二部，十七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训释《大学》、《中庸》者，《千顷堂书目》仍入礼类，今并移入《四书》。以所解者《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学问各有渊源，不必强合也。《大戴礼记》旧附於经，史绳祖《学斋佔毕》亦有《大戴礼记》宋列为十四经之说。然绳祖所云，别无佐证。且其书古不立博士，今不列学官，未可臆加以经号。今以二戴同源，附录於《礼记》之末，从其类也。） 卷二十二 经部二十二 ○礼类四 △《三礼图集注》·二十卷（内府藏本） 宋聂崇义撰。崇义洛阳人。周显德中累官国子司业。世宗诏崇义参定郊庙祭玉，因取三《礼》旧图，凡得六本，重加考订。宋初上於朝，太祖览而嘉之，诏颁行。考礼图始於后汉侍中阮谌。其后有梁正者，题谌图云：“陈留阮士信受学於颍川綦母君，取其说为图三卷。多不案礼文，而引汉事与郑君之文违错。”正称《隋书经·籍志》列郑玄及阮谌等《三礼图》九卷。《唐书·艺文志》有夏侯伏朗《三礼图》十二卷，张镒《二礼图》九卷。《崇文总目》有梁正《三礼图》九卷。《宋史》载吏部尚书张昭等奏云：“四部书目内有《三礼图》十二卷，是开皇中敕礼部修撰。其图第一、第二题云梁氏，第十后题云郑氏。今书府有《三礼图》，亦题梁氏、郑氏。”则所谓六本者，郑玄一，阮谌二，夏侯伏朗三，张镒四，梁正五，开皇所撰六也。然勘验《郑志》，玄实未尝为图，殆习郑氏学者作图，归之郑氏欤？今考书中宫室车服等图，与郑《注》多相违异。即如《少牢馈食》“敦皆南首”，郑《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饰也。饰盖象龟。周之制，饰器必以其类。龟有上、下甲，此言敦之上、下象龟上、下甲。”盖者意拟之辞，而是书敦与簠簋皆作小龟，以为盖顶。是一器之微，亦失郑意。沈括《梦溪笔谈》讥其犠象尊、黄目尊之误。欧阳修《集古录》讥其簋图与刘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赵彦卫《云麓漫钞》讥其爵为雀背承一器，犠象尊作一器绘牛象。林光朝亦讥之曰：“聂氏《三礼图》全无来历，穀璧则画穀，蒲璧则画蒲，皆以意为之。不知穀璧止如今腰带銙上粟文耳。”是宋代诸儒亦不以所图为然。然其书钞撮诸家，亦颇承旧式，不尽出於杜撰。淳熙中陈伯广尝为重刻，题其后云：“其图度未必尽如古昔，苟得而考之，不犹愈於求诸野乎？”斯言允矣。今姑仍其旧帙录之，以备一家之学。此书世所行者为通志堂刊本。或一页一图，或一页数图，而以说附载图四隙。行款参差，寻览未便。惟内府所藏钱曾也是园影宋钞本，每页自为一图，而说附於后，较为清整易观。今依仿缮录焉。 △《三礼图》·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刘绩撰。绩字用熙，号芦泉，江夏人。弘治庚戌进士，官至镇江府知府。 是书所图，一本陆佃《礼象》、陈祥道《礼书》、林希逸《考工记解》诸书，而取诸《博古图》者为尤多，与旧图大异。考汉时去古未远，车服礼器犹有存者。 郑康成图虽非手撰，要为传郑学者所为。阮谌、夏侯伏朗、张镒、梁正亦皆五代前人。其时儒风淳实，尚不以凿空臆断相高。聂崇义参考六本，定为一家之学。 虽踵谬沿讹，在所不免，而递相祖述，终有典型。至《宣和博古图》所载，大半揣摩近似，强命以名。其间疏漏多端，洪迈诸人已屡攻其失。绩以汉儒为妄作，而依据是图，殊为颠倒。然所采陆、陈诸家之说，如齐子尾送女器出於魏太和中，犠尊纯为牛形，王肃据以证凤羽婆娑之误。齐景公器出晋永康中，象尊纯为象形，刘杳据以证象骨饰尊之非。蒲璧刻文如蒲荏敷时，穀璧如粟粒，其器出於宋时，沈括据以证蒲形、禾形之谬。此书并采用其说，亦足以备一解。至於宫室制度，舆轮名物，凡房序堂夹之位、輢较贤薮之分，亦皆一一分析。不惟补崇义之阙，且以拾希逸之遗。其他珽荼曲植之属，增旧图所未备者又七十馀事。过而存之，未始非兼收并蓄之义也。 △《学礼质疑》·二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书考辨古礼，颇多新说。如谓鲁郊惟日至一礼，祈穀不名郊，自鲁亻朁行日至之郊，其君臣托於祈穀以轻其事。后人不察郊与祈穀之分，遂以鲁为祈穀。见《春秋》不书祈穀，遂以祈穀为郊。今考《襄公七年传》孟献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启蛰而郊，郊而后耕。”《桓公五年》：“秋，大雩。”《左氏传》曰：“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与孟献子之言亦合。斯大既不信《左氏》，又据《诗序》谓《昊天有成命》为郊祀天地，而不言祈穀，遂立是说。不知《大戴礼·公符篇》载郊祝曰：“承天之神，兴甘风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则郊兼祈穀之明证。 《家语》虽出依托，然皆缀缉旧文。其《郊问篇》称：“至於启蛰之月，则又祈穀於上帝。”王肃注曰：“启蛰而郊，郊而后耕。”与郑、杜二家尤为契合。斯大别为创论，非也。斯大又谓大社祭地在北郊，王社祈穀在国中。今考《五经通义》：“大社在中门之外，王社在籍田之中。”孔、贾《疏》及《通典》俱宗其说。又《左传·闵公二年传》：“间於两社，为公室辅。”杜预注：“周社、亳社两社之间，朝廷执政所在。”孔颖达《疏》曰：“鲁是周之诸侯，故国社谓之周社。”则国社之所在为朝廷执政之所在，其为中门内无疑。诸侯之国社，与天子之大社同也。《周书·作雒篇》曰：“乃设立丘兆於南郊，以上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与食。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国中。”国中与南郊对举，则大社不在郊而在国可知。斯大所云，误亦显著。斯大又谓士止为小宗，不得为大宗，以士无祖庙也。今考《丧服小记》曰：“士不摄大夫，士摄大夫惟宗子。” 又《荀子》曰：“故王者太祖，诸侯不敢坏。大夫、士有常宗。”杨倞《注》曰：“继别子之后为族人所常宗，百世不迁之大宗也。”据此，则士亦得为大宗明矣。又《丧服小记》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郑玄《注》曰：“宗子之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孔颖达《疏》曰：“若宗子是士，无曾祖庙，故诸父无后者为墠祭之。”又《曾子问》曰：“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郑《注》曰：“祭於家，容无庙也。”孔《疏》曰：“祭於家是容宗子无爵，其家无庙，而祭於庶子之家。”是且有无庙而为宗子者矣。 今斯大谓有始祖庙乃得为大宗。充其说，不特士不得为大宗，据《祭法》则大夫、止有曾祖庙，将大夫亦不得为大宗乎？斯大又变其说，谓大夫、士皆得祭高曾祖祢，引《大传》曰：“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今考孔《疏》：“祫，合也，谓虽无庙而得与有庙者合祭。”大夫盖祫於曾祖庙而上及高祖，上士则祫於祖庙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则祫於祢庙而上及祖与曾祖、高祖，又安得援为皆得有庙之证乎？斯大又谓《小记》大夫、士之妾祔於妾祖姑，亡则中一以上而祔，则祔於高祖姑，是高祖有庙。今考《小记》孔《疏》曰：“妾无庙，为坛祔之耳。”则妾虽祔於高祖之妾，不必高祖有庙。观《杂记》“父母之丧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殇”孔《疏》“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庙。则曾祖嫡孙为之立坛，祔小功兄弟之长殇於从祖，立神而祭，不为从祖立庙也。又安得谓高祖之妾有庙乎？凡此皆自立异说，略无显据。其他若辨商周改月改时，周诗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极精确。宗法十馀篇，亦颇见推阐。 置其非而存其是，亦未始非一家之学也。 △《读礼志疑》·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陇其撰。陇其有《古文尚书考》，已著录。是编以三《礼》之书多由汉儒采辑而成，其所载古今典礼，自明堂、清庙、吉、凶、军、宾、嘉以及名物、器数之微，互相考校，每多龃龉不合。因取郑、孔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书，务得其中。并旁及《春秋》律吕与夫天时人事可与《礼经》相发明者，悉为采入。 其有疑而未决者则仍阙之。故曰《读礼志疑》。案《礼经》自经秦火，虽多残阙不完，而汉代诸儒去古未远，其所训释，大抵有所根据，不同於以意揣求。宋儒义理虽精，而博考详稽，终不逮注疏家专门之学。陇其覃思心性，墨守程、朱，其造诣之醇，诚近代儒林所罕见。至於讨论三《礼》，究与古人之终身穿穴者有殊。然孔《疏》笃信郑《注》，往往不免附会。而陈澔《集说》，尤为弇陋。 陇其随文纠正，考核折衷，其用意实非俗儒所能及。如论孔疏《月令》引《太史职》郑《注》“中数曰岁，朔数曰年”，并举则分年岁，单举则可互称。又祥禫主郑驳王，庙制尊刘驳郑。於“礼有摈诏，乐有相步，温之至也”之文，谓温直是蕴藉，不当如孔《疏》所云以物承藉。於“未卜禘不视学”，取孔《疏》不当禘祭之年亦待时祭之后，驳《集说》不五年不视学之说。谓《司尊彝》变朝践为朝献、变再献为馈献为省文、互文之法。皆自抒所见，绝无门户之私。至於缁、纟才、纯三字，谓纯当作纟才，古人字亦误用，后来不可不慎。不知古字多通，原未可以近例相限。又袁黄《群书备考》以贾公彦讹作贾逵，人所共知，何烦深辨？而亦特立一条，为之驳正。此盖阅书时随笔标记，门弟子编次校刊，乃误入正文，未加简择，固不足为陇其病矣。 △《郊社禘祫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前答门人李塨问南北郊分祀及问有禘无祫之说，末附艾堂问。自注云：“同郡学人集於艾堂所问，此则专论禘祫者也。”其中如南郊、北郊以冬、夏至分祀，见於《周礼》，本有明文。 疑无北郊之祀者，本无庸置辨。奇龄性喜攻驳，反覆诘辨，未免繁杂。至於时祭之外，禘为大祭，所谓“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者，语出纬书，本不足据。祫对犆为义，不对禘为义也。奇龄辩大禘与吉禘不相蒙。又言大禘、吉禘时祭必合祭，故称祫。则皆发昔儒所未及，於《经》义不为无补。录存其说，亦足资礼家之采择焉。 △《参读礼志疑》·二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汪绂撰。绂一名烜，字灿人，号双池，婺源人。是书取陆陇其所著《读礼志疑》，以己意附参於各条之下。其於三《礼》大端，若谓南郊即为圜丘、大社即为北郊、禘非祭天之名、路寝不得仿明堂之制，又力斥大飨明堂文王配五天帝、武王配五人帝之说，皆主王肃而黜郑玄，故颇与旧注相左。其谓东西夹室不在堂之两旁，而在东西房之两旁。考《仪礼·公食大夫礼》：“公迎宾入，大夫立於东夹南，士立於门，小臣东堂下，宰东夹北，内官之士在宰东上，介门西。” 盖均即位於堂之上下。如绂所云，则大夫及宰乃违众而独立於堂后及东西房两旁隐蔽之地矣。又《聘礼》设飨，亦云堂上之馔八、西夹六。盖数馔於宾，其陈设皆自堂及庭及门，取其罗布目前。如绂所云，则馔亦设於堂后矣。绂又谓士无朝服，玄端即士之朝服，上士玄裳，中士黄裳，下士杂裳。考《士冠礼》曰：“主人玄冠朝服，缁带素韠。”既云素韠，则素裳矣，与卿大夫以上之朝服，初无以异，未尝独以黄裳、玄裳、杂裳之玄端为朝服也。又《鲁语》曰：“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则士固非无朝服。绂皆未之深考也。至所谓大夫、士无西房，故《士丧礼》主人括发，众主人免於房，而妇人乃独髽於室，以无西房故也。其说本孔《疏》，可破陈祥道《礼书》之惑。又谓大夫、士庙亦当有主，与《通典》所载徐邈及清河王怿之议相合。如斯之类，亦多深得《经》义，固可与陇其之书并存不废也。 ──右“礼类”《三礼总义》之属六部，三十五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郑康成有《三礼目录》一卷。此三《礼》通编之始。其文不可分属。 今共为一类，亦《五经总义》之例也。其不标三《礼》之名，而义实兼释三《礼》者，亦并附焉。） △《礼书》·一百五十卷（内府藏本） 宋陈祥道撰。祥道字用之，福州人。李廌《师友纪谈》称其许少张榜登科。 又称其元祐七年进《礼图》、《仪礼注》，除馆阁校勘。明年用为太常博士，赐绯衣，不旬馀而卒。又称其仕宦二十七年，止於宣义郎。《宋史》则作官至秘书省正字。然晁公武《读书志》载是书，亦称左宣义郎太常博士陈祥道撰，与廌所记同。廌又称尝为《礼图》一百五十卷，《仪礼说》六十馀卷，内相范公为进之，乞送秘阁及太常寺。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元祐中表上之。晁公武则称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宋史·陈旸传》则称礼部侍郎赵挺之上言，旸所著《乐书》二十卷（案《乐书》实二百卷、《宋史》字误），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给札。则廌，振孙所记为确，公武朝廷闻之之说非其实也。其中多掊击郑学。如论庙制引《周官》、《家语》、《荀子》、《穀梁传》谓天子皆七庙，与康成天子五庙之说异。论禘祫谓圜丘自圜丘，禘自禘，力破康成禘即圜丘之说。 论禘大於祫并祭及亲庙，攻康成禘小祫大、祭不及亲庙之说。辨上帝及五帝，引《掌次》文，辟康成上帝即五帝之说。盖祥道与陆佃皆王安石客（案祥道为王安石之徒，见晁公武《读书志》祥道《论语解》条下），安石说经，既创造新义，务异先儒，故祥道与陆佃亦皆排斥旧说。佃《礼象》今不传，惟神宗时详定郊庙礼文诸议，今尚载《陶山集》中。大抵多生别解，与祥道驳郑略同。盖一时风气所趋，无庸深诘。然综其大致，则贯通经传，缕析条分，前说后图，考订详悉。 陈振孙称其论辨精博，间以绘画，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晁公武，元祐党家；李廌，苏门宾客：皆与王氏之学异趋。公武则称其书甚精博，廌亦称其《礼》学通博，一时少及。则是书固甚为当时所重，不以安石之故废之矣。 △《仪礼经传通解》·三十七卷、《续》·二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仪礼经传通解》，宋朱子撰。初名《仪礼集传集注》。朱子《乞修三礼劄子》所云“以《仪礼》为经，而取《礼记》及诸经史杂书所载有及於礼者，皆以附於本经之下，具列注疏诸儒之说，略有端绪”，即是书也。其劄子竟不果上。 晚年修葺，乃更定今名。朱子没后，嘉定丁丑始刊版於南康。凡《家礼》五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共二十三卷，为四十二篇。 中阙《书数》一篇，《大射》至《诸侯相朝》八篇尚未脱稿。其卷二十四至卷三十七凡十八篇，则仍前草创之本，故用旧名《集传集注》。是为《王朝礼》。中阙《卜筮》一篇，目录内《践阼》第三十一以后，序说并阙。盖未成之本也。所载《仪礼》诸篇，咸非旧次，亦颇有所釐析。如《士冠礼》三屦本在辞后，乃移入前。“陈器服”章戒、宿、加冠等辞本总记在后，乃分入前各章之下。末取《杂记》“女子十五许嫁，笄”之文续《经》，立“女子笄”一目。如斯者不一而足。虽不免割裂古经，然自王安石废罢《仪礼》，独存《礼记》，朱子纠其弃经任传，遗本宗末，因撰是书以存先圣之遗制。分章表目，开卷了然，亦考礼者所不废也。其丧祭二门则成於朱子门人黄榦，盖朱子以创稿属之。杨复原《序》述榦之言有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更定”云云，则榦之所编，尚不失朱子之意。然榦仅修《丧礼》十五卷，成於嘉定己卯。其《祭礼》则尚未订定而榦又殁。越四年壬午，张虙刊之南康，亦未完本也。其后杨复重修《祭礼》，郑逢辰进之於朝。复序榦之书云：“《丧礼》十五卷前已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帙之外。”前称《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憾，则别卷之意固在此。又自序其书云：“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虙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今自卷十六至卷二十九皆复所重修。合前《经传通解》及《集传集注》，总六十有六卷。虽编纂不出一手，而端绪相因，规模不异。古礼之梗概节目，亦略备於是矣。 △《礼书纲目》·八十五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其书虽仿《仪礼经传通》解之例，而参考群经，洞悉条理，实多能补所未及，非徒立异同。如《士冠礼》“屦，夏用葛”以下五十字，本在辞后《记》前，《通解》移置《经》文“陈器服”节末。是书亦沿袭其说，不故相诘难。至於《士昏记》“父醮子，命之辞曰”以下三十一字，《通解》列在“陈器馔”节下。而是书改列在“亲迎”节下。又《通解》以《记》文“妇入三月，然后祭行”二句，别为“祭行”一节，在“奠菜”节之前。而是书以此二句附於“庙见”节之末。盖是书“庙见”，节《通解》之所谓释、奠也。揆以《礼》意，较《通解》为有伦次。又《通解》割《士冠礼》“无大夫冠礼，而有婚礼”以下四句，谓当在《家语·冠颂》内，疑错简於此《经》，颇涉臆断。是书则仍《记》文之旧，不从《通解》，尤为详慎。亦未尝曲相附合也。盖《通解》，朱子未成之书，不免小有出入。其间分合移易之处，亦尚未一一考证，使之融会贯通。永引据诸书，釐正发明，实足终朱子未竟之绪。视胡文炳辈务博，笃信朱子之名，不问其已定之说、未定之说，无不曲为袒护者，识趣相去远矣。 △《五礼通考》·二百六十二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秦蕙田撰。蕙田字树峰，金匮人。乾隆丙辰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恭。是书因徐乾学《读礼通考》惟详“丧葬”一门，而《周官·大宗伯》所列五礼之目，古经散亡，鲜能寻端竟委，乃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以成一书。凡为类七十有五。以乐律附於吉礼宗庙制度之后；以天文推步、句股割圆，立“观象授时”一题统之；以古今州国都邑山川地名，立“体国经野”一题统之：并载入《嘉礼》。虽事属旁涉，非五礼所应该，不免有炫博之意。然周代六官，总名曰礼。礼之用，精粗条贯，所赅本博。故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於《学礼》载钟律诗乐，又欲取许氏《说文解字》序说及《九章算经》为《书数篇》而未成。则蕙田之以类纂附，尚不为无据。其他考证经史，元元本本，具有经纬，非剽窃饾飣，挂一漏万者可比。较陈祥道等所作，有过之无不及矣。 ──右“礼类”《通礼》之属四部，五百六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通礼所陈，亦兼三《礼》。其不得并於三《礼》者，注三《礼》则发明经义，辑通礼则历代之制皆备焉。为例不同，故弗能合为一类也。） △《书仪》·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宋司马光撰。考《隋书·经籍志》，谢元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有《书仪》二卷。以至王宏、王俭、唐瑾皆有此著。又有《妇人书仪》八卷、《僧家书仪》五卷。盖《书仪》者，古私家仪注之通名。《崇文总目》载唐裴茝、郑馀庆、宋杜有晋、刘岳尚皆用斯目。光是书亦从旧称也。凡《表奏公文私书家书式》一卷、《冠仪》一卷、《婚仪》二卷、《丧仪》六卷。《朱子语录》：“胡叔器问四先生礼，朱子谓：二程与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则大概本《仪礼》而参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温公较稳，其中与古不甚远，是七分好。”又《与蔡元定书》曰“《祭仪》只是於温公《书仪》内少增损之”云云，则朱子固甚重此书。后朱子所修《祭仪》为人窃去，其稿不传。则此书为礼家之典型矣。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其父廷鸾之言，谓《书仪》载妇入门之日即拜先灵，废三月庙见为非礼，引《朱子语录》，以为惑於陈针子先配后祖一语。又谓《檀弓》明言“殷练而禘，周卒哭而禘”，孔子善殷而云周已戚，《书仪》载祔庙在卒哭后，於礼为太遽。 案杜预《左传注》谓礼逆妇必先告庙而后行，故楚公子围称告庄共之庙。郑忽先逆妇而后告庙，故谓先配而后祖。其事与庙见无关，光未必缘此起义。又古者三月庙见，乃成为妇，故有反马之礼；有未及三月而死，则仍归葬母家之礼。后世於亲迎之日即事事成其为妇，三月之内设有乖忤，断不能离婚而逐之；设有夭折，断不能轝柩而返之也。何独庙见之期坚执古义乎？至於殷练而祔，孔子善之，其说虽见《檀弓》，考《宋史·礼志》所载祔庙之仪，实从《周礼》。国制如是，士大夫安得变之？亦未可以是咎光也。他如深衣之制，朱子《家礼》所图，不内外掩袭，则领不相交。此书释曲袷如矩以应方句，谓“孔《疏》及《后汉书·马融传注》所说，似於颈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领，使之正方，如今时服上领衣。不知领之交会处自方，疑无他物”云云，阐发郑《注》交领之义最明。与《方言》“衿谓之交”郭璞《注》为“衣交领”者，亦相符合。较《家礼》所说，特为详确。斯亦光考礼最精之一证矣。《礼记大全·檀弓》“忌日不乐”条下，载刘璋之说，引司马氏《书仪》“忌日则去华饰之服，荐酒食”云云，此本无之。然此本首尾完具，尚从宋本翻雕，不似有所阙佚者。或刘璋偶误记欤？ △《家礼》·五卷、《附录》·一卷（少詹事陆费墀家藏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家礼考》，曰“《家礼》非朱子之书也。《家礼》载於《行状》，其《序》载於《文集》，其成书之岁月载於《年谱》，其书亡而复得之由载於《家礼附录》。自宋以来，遵而用之。其为朱子之书，几无可疑者。乃今反复考之，而知决非朱子之书也。李公晦叙《年谱》，《家礼》成於庚寅居祝孺人丧时。《文集序》不记年月，而《序》中绝不及居丧事。《家礼附录》陈安卿述朱敬之语，以为此往年僧寺所亡本，有士人录得，会先生葬日携来，因得之。其录得携来，不言其何人，亦不言其得之何所也。 黄勉斋作《行状》，但云所辑《家礼》，世所遵用，其后有损益，未及更定，既不言成於居母丧时，亦不言其亡而复得。其《书家礼后》亦然。敬之，朱子季子。 公晦、勉斋、安卿皆朱子高第弟子。而其言参错，不可考据如此。按《文集》朱子《答汪尚书书》、《与张敬夫书》、《吕伯恭书》，其论《祭仪》、《祭说》，往复甚详。汪、吕书在壬辰、癸巳，张书不详其年，计亦在其前后也。壬辰、癸巳距庚寅仅二三年。《家礼》既有成书，何为绝不之及，而仅以《祭仪》、《祭说》为言耶？陈安卿录云：‘向作《祭仪》、《祭说》，甚简而易晓，今已亡之矣。’则是所亡者乃《祭仪》、《祭说》而非《家礼》也明矣。《文集》、《语录》自《家礼序》外，无一语及《家礼》者。惟《与蔡季通书》有已取《家礼》四卷纳一哥之语。此《仪礼经传通解》中《家礼》六卷之四，而非今所传之《家礼》也。甲寅八月《跋三家礼范后》云：‘尝欲因司马氏之书，参考诸家，裁订增损，举纲张目，以附其后。顾以衰病，不能及已。后之君子，必有以成吾志也。’ 甲寅距庚寅二十年，庚寅已有成书，朱子虽耋老，岂尽忘之，至是而乃为是语耶？ 窃尝推求其故，此必有因《三家礼范》跋语而依仿以成之者。盖自附於后之君子，而传者遂以托之朱子所自作。其《序》文亦依仿《礼范》跋语，而於《家礼》反有不合。《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而《序》中绝不言之，以跋语所未有也。其《年谱》所云‘居母丧时所作’，则或者以意附益之尔。敬之但据所传，不加深考，此如司马季思刻温公书之比。公晦从游在戊申后，其於早年固所不详，只叙所闻以为谱，而勉斋《行状》之作在朱子没后二十馀年。其时《家礼》已盛行，又为敬之所传录，故不欲公言其非，但其词略而不尽。其《书家礼后》，谓《经传通解》未成为百世之遗恨，则其微意亦可见矣。后之人徒以朱子季子所传，又见《行状》、《年谱》所载，廖子晦、陈安卿皆为刊刻，三山杨氏、上饶周氏复为之考订，尊而用之，不敢少致其疑。然虽云尊用其书，实未有能行者，故於其中谬误，亦不及察，徒口相传以熟文公《家礼》云尔。惟元应氏作《家礼辨》，其文亦不传，仅见於明邱仲深濬所刻《家礼》中。其辨专据《三家礼范》跋语，多疏略，未有以解世人之惑，仲深亦不然之。故余今遍考《年谱》、《行状》及朱子《文集》、《语录》所载，俱附於后，而一一详证之。 其应氏、邱氏语，亦并附焉。其他所载谬误亦数十条，庶来者有以知《家礼》决非朱子之书，而余亦得免於凿空妄言之罪”云云，其考证最明。又有《家礼后考》十七条，引诸说以相印证。《家礼考误》四十六条，引古礼以相辨难。其说并精核有据。懋竑之学，笃信朱子，独於《易本义》九图及是书龂龂辨论，不肯附会。 则是书之不出朱子，可灼然无疑。然自元明以来，流俗沿用。故仍录而存之，亦记所谓礼从宜、使从俗也。 △《泰泉乡礼》·七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 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於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朱子礼纂》·五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光地撰。光地有《周易观彖》，已著录。是书於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及《家礼》二书外，凡说礼之条散见於《文集》、《语类》者，以类纂集，分为五目：曰《总论》、曰《冠昏》、曰《丧》、曰《祭》、曰《杂仪》。缕析条分，具有统贯。虽采辑不无遗阙。若《文集》有《答潘恭叔书》论编《仪礼、礼记章句》，《答王子合书》论居丧家祭，又有《周礼三德说》、《乐记动静说》、《书程子禘说后》等篇，此书皆不见录。又《与吴晦叔书》论太庙当南向、太祖当东向，虽与此书所录《答王子合书》大义相似，然答晦叔书更为详尽，今乃删详而存略。又《集》载《鄂州社坛记》，前列罗愿在鄂州所定坛壝制度及社稷向位，朱子必以其深合典礼，故详述之，以补礼文之阙，而此书乃尽删前篇，但存某案以下云云，亦失朱子备载之意。然朱子说礼之言，参差散见，猝不能得其端绪。光地类聚而区分之，使秩然有理，於学礼者亦为有功矣。 △《辨定祭礼通俗谱》·五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编一名《二重礼谱》。盖欲成丧祭二礼，嗣以丧礼别有《吾说编》，因惟存祭礼。其说取古礼而酌以今制，故以《通俗》为名。凡分七门：一曰《祭所》、二曰《所祭者》、三曰《主祭之人》、四曰《祭之时》、五曰《祭仪》、六曰《祭器》、七曰《祭物》。末附《外神》。其中各条，虽间与朱子《家礼》为难，不出奇龄平日嚣争之习。然考《朱子年谱》，《家礼》成于乾道六年庚寅，朱子时四十一岁，其稿旋为人窃去。 越三十年，朱子没后始复有传本行世。儒者或以为疑。黄榦为朱子弟子之冠，亦云为未暇更定之本。则《家礼》之出自朱子手定与否，尚无显证。即真获朱子已失之稿，而草创初成，亦恐尚非定本。以王懋竑之笃信朱子，而所作《白田杂著》，乃反覆辨是书之依托。其言具有根据。则奇龄之辨，又不能尽以好胜目之矣。其间如谓汉唐以来，人臣无建庙之文，南渡绍兴、嘉泰诸年，为秦桧、韩侂胄立庙，而制终未定。考宋龚鼎臣《东原录》称文彦博家庙不作七间，乃用唐杜岐公家旧式，则安得谓汉以后人臣无建庙之文。其论后世不世爵世官，今之宗子非古宗子，引阡陌不同於井田、郡县不同於封建为证，其说是也。然井田废而正供之义不废，封建废而臂指相维之义不废，世官废而宗子支子之义不废。《汉书》载当时诏令，每称赐天下为父后者。其时已不世官，而云为父后，则有不为父后者可知。今制，父母在而子先卒者，其长孙於祖父母之丧服斩衰三年，即宗子为后之义，灼然可推。安能一举而废之，使主祭之时但以行辈年齿为序乎？至於祭必以子一条，谓祠堂合祭先代，使宗子主四亲之祭，致凡为人子者不得祭父，则所祭四亲系他人之亲，并非己亲，所祭之父系他人之父，并非己父。措语尤乖，皆不免於瑕颣。 盖其大意务通人情，故不免有违古义。然大致斟酌变通，於古礼之必不可行及俗礼之误托於古者，剖析考证，亦往往釐然有当，固不妨存备一家之说也。 ──右“礼类”《杂礼书》之属五部，三十三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公私仪注，《隋志》皆附之《礼类》。今以朝廷制作，事关国典者，隶《史部·政书类》中。其私家仪注，无可附丽，谨汇为《杂礼书》一门，附《礼类》之末，犹律吕诸书皆得入《经部·乐类》例也。） 卷二十三 经部二十三 ○礼类存目一 △《周礼补亡》·六卷（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 元邱葵撰。葵字吉甫，莆田人。《闽书》作同安人，未之详也。是书本俞庭椿、王与之之说，谓冬官一职散见五官。又参以诸家之说，订定天官之属五十九、地官之属五十七、春官之属六十、夏官之属五十、秋官之属五十七、冬官之属五十四。又云：“先王不能以禄食养无用之官，故《周官》虽曰三百六十，而兼摄相半。如掌葛徵絺绤、掌染草敛染草之类，每官掌一事，无是事未必有是官也。” 其说皆自信不疑。《周礼》一书，不过阙《冬官》耳。至南宋淳熙、嘉熙之间，俞、王二家倡为异说，而五官俱乱。葵又从而推波助澜。《闽书》称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今诸书散佚，惟此书为世所诟病，转以见异而存。据葵《自序》，书盖成於泰定丙子，葵年八十一矣。 虚殚一生之力，使至今谈《周礼》者称俞庭椿为变乱古经之魁，而葵与王与之为煽助异说之党，不亦傎欤？其书世有二本。其一分六卷，题曰《周礼注》。其一即此本，不分卷数，而题曰《周礼冬官补亡》。《经义考》又作《周礼全书》，而注曰：“一作《周礼补亡》。”案此书别无他长，惟补亡是其本志，故今以《补亡》之名著录焉。 △《周礼集注》·七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何乔新撰。乔新字廷秀，江西广昌人。景泰甲戍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肃。事迹具《明史》本传。是书谓《冬官》不亡，大约沿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及晏璧伪托吴澄之说，臆为窜乱。如引邱葵说，谓太史直笔而书，为天官之属无疑，不知《太史》之文曰“读礼书而协事”，又曰“以书协礼事”，又曰“执其礼事”，然则《太史》当入《春官》，《经》有明文可据。《唐职官志》以太史合属礼曹，是其遗意。今并入《天官》，既不通经，且不明史矣。又如引伪本吴澄《考注》说，谓诸子掌国子之倅，使之修德学道，当入教官之属，不知《诸子》之职曰“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盖主以戎事诏国子，故隶《司马》。今徒以修德学道之语，并入《司徒》，则《夏官·都司马》之职曰“掌其政学”，亦未尝不及於教，将并移入《司徒》欤？是皆妄取前人谬戾之论，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故前后义例，率不能自通，徒为谈《周礼》者所诟病耳。 △《周礼定本》·四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舒芬撰。芬有《周易笺》，已著录。兹编亦其所著《梓溪内集》之一。大旨祖俞庭椿《冬官》不亡，杂出於五官之说，而参以伪本吴澄《考注》，复以己意进退之。凡为《五官叙辨》五篇、《六官图说》一篇、《周官剔伪》一篇、《周礼正经》六篇。删旧本《考工记》，移《天官·太宰》、《地官·大司徒》之文以入於《冬官·大司空》。移《小司徒》及《遂人》之文入《小司空》。又移《天官》之掌舍、幕人、掌次，《地官》之遂师、遂大夫、县正、鄙师、酂长、里宰、邻长、土训、诵训、司稼、草人、稻人、场人、囿人、载师、闾师、县师、均人、稍人、旅师、山虞、林衡、川衡、泽虞、迹人、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舂人、舍人、仓人、廪人、遗人、委人、稿人，《夏官》之掌畜、职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司勋、量人，以属《冬官》。《明史》芬本传称：“芬精於《周礼》，尝谓《周礼》视《仪礼》、《礼记》犹蜀之视吴、魏。疾革，其子请所言，惟以未及表章《周礼》为恨。” 於是经可云笃信。夫俞氏之书为荒经蔑古之祖，芬不能订正其讹，乃嘘其已烬之焰而更加厉焉。甚且删削旧文，十几二三。自命曰“定本”，傎弥甚矣。 △《读礼疑图》·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季本撰。本有《易学四同》，已著录。是书辨论《周礼》赋役诸法，祖何休、林孝存之说，以为战国策士之所述。前三卷以其疑《周礼》者为图辨之。后三卷依据《孟子》立断，因及后代徭役、军屯之法，论其得失。大旨主於轻徭薄赋，其意未始不善，其说亦辨而可听。然古今时势各殊，制度亦异，有不得尽以后世情形推论前代者。至其牵合《鲁颂》“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则欲改《小司徒》“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之文，谓四当作五。又增“四都为同”一语，则更辗转窜乱矣。盖本传姚江之学，故高明之过，其流至於如斯也。 △《考工记述注》·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此编因《考工记》一书文句古奥，乃取汉唐注疏参订训诂以疏通其大意，於《记》文皆旁加圈点，缀以评语。 盖仿谢枋得批《檀弓》标出章法、句法、字法之例，使童蒙诵习，以当古文选本，於名物制度绝无所发明。末附《考工记图》一卷，亦林希逸之旧本，无所增损也。 △《周礼训隽》·二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深撰。深字子渊，长兴人。嘉靖乙酉举人，官至雷州府推官，是书略无考证，而割裂五官归于《冬官》，则沿俞庭椿辈之谬论，无足录也。 △《周礼因论》·一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唐枢撰。枢有《易修墨守》，已著录。是书以民极为《周礼》本原，盖本叶时《礼经会元》之说，谓《诗》蔽以一言曰“思无邪”，《周礼》蔽以一言曰“为民极”也。其驳夏休《井田谱》之妄，亦卓然有识。然其文如语录，寥寥数条，未为详备，不足以言诂经也。 △《周礼发明》·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沈瑶撰。瑶字林珍，德清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兵部郎中。是编於六官之后各为总论一篇。《冬官》一职则杂取司徒之属补其阙，盖用《三礼考注》之本。所录《经》文颇多删节，所谓发明者寥寥数页，亦仅如乡塾之讲章。 △《周礼述注》·六卷（编修郑际唐家藏本） 明金瑶撰。瑶有《六爻原意》，已著录。是书成於万历己卯。前有瑶《自序》并所作《凡例》十条，谓《周礼》之文为汉儒所窜改，其中有伪官乱句，悉为考定，别以阴文书之。大旨本元吴澄《三礼考注》、明何乔新《周礼集注》之说，而又以臆见更定之。其《补冬官》之末，附以《改官议》、《改文议》二篇，即评论二氏之得失者也。案《冬官》不亡、乱入五《官》之邪说，倡于宋俞庭椿，益之以元之邱葵，皆变乱古文，为经学之蟊贼。至吴澄《三礼考注》，本晏璧所伪托，实亦沿三家之流弊。何乔新之《集注》，又其重佁也。瑶未见俞、邱之书，遂奉吴、何为鼻祖。所定伪官乱句诸条。若亲得周公旧本，一一互校而知者，其无稽更不足辨矣。 △《周礼说》·十四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徐即登撰。即登字献和，又字德峻，号匡岳，丰城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河南按察使。其书前十三卷解五官，不载《考工记》。末一卷为《冬官阙疑》，盖亦取俞庭椿之说，但尚未敢改《经》耳。然明言某官移易为最允，某官移易为未协，已毅然断为当改矣，何阙疑之云乎？ △《批点考工记》·一卷（内阁学士纪昀家藏本） 明郭正域撰。正域字美命，江夏人。万历癸未进士，官至礼部侍郎。谥文毅。 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取《考工记》之文，圈点批评，惟论其章法、句法、字法。每节后所附注释，亦颇浅略。盖为论文而作，不为诂经而作也。 △《周礼完解》·十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此书亦谓《冬官》散见於五官而又变幻其辞，谓阳分六官以成岁序，阴省冬官以法五行，穿凿尤甚。中间横生枝节，不一而足。如《典瑞》职“王晋大圭，执镇圭”，晋即搢字，郑众《注》本不误。 贾《疏》云：“搢，插也。谓插大圭长三尺玉笏於带间，手执镇圭尺二寸。”其义亦最明。而敬谓“接见曰晋。晋，进也。行礼从容渐进，如日之升”，以附会於《经》文“朝日”之语。果终岁如是乎？此亦务胜古人之过矣。 △《周礼古本订注》·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郭良翰撰。良翰字道宪，莆田人。万历中以荫官太仆寺寺丞。是编《自序》，谓俞庭椿、王与之、邱葵、吴澄、何乔新五家补本分割殊甚，不知《冬官》可以不补，五《官》必不可淆。五《官》自存，《冬官》自阙，何必强臆以乱成经。 因取古本订正之。其持论甚允。而附叶时《冬官补亡》一篇於《考工记》之前，仍俞庭椿等《冬官》散在五《官》之说，又自相矛盾矣。其注亦皆揣摩文句，无所考正，非解三《礼》之法也。 △《古周礼》·六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郎兆玉撰。兆玉字完白，仁和人。万历癸丑进士。是书谓之古《周礼》者，自别於俞庭椿诸人之改本也。其注皆抄撮旧文，罕能通贯。然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视他家之变乱古经，与其妄也宁拘矣。 △《考工记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庆撰。昭庆字穆如，宣城人。是书《凡例》有曰“此注本之朱周翰之《句解》，上而参之郑康成，下而合之周启明、孙士龙诸家，用成是帙。惟欲取便初学，故自忘其固陋”云云。今观其书，多斤斤於章法、句法、字法，而典据殊少，则《凡例》盖道其实也。其中时亦自出己意，攻驳前人。如“貉逾汶则死”，此汶本齐鲁间水，陆德明音释不误，而昭庆谓此是岷江，不当音问，引《史记》为证。不知《史记》固汶与岷通，未尝以《考工记》之汶为岷山也。 △《重订古周礼》·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陈仁锡撰。仁锡有《系辞十篇书》，已著录。是编不用俞庭椿改本，与郎兆玉相同。其称“重订”，当即因兆玉本也。然五官皆移《叙官》於“惟王建国” 之前，亦非古本。又其《凡例》曰：“考《汉艺文志》，是书原阙《冬官》，汉儒补以《考工记》，未免割裂圣经，不必妄为补缀。”而六卷仍列《考工记》，乃自违其说。其注释多剽窈朱申《句解》，体例尤为猥杂。殆庸劣坊贾托名，未必真出仁锡也。 △《周礼注疏合解》·十八卷（两淮马裕家藏本） 明张采撰。采字受先，太仓人。崇祯戊辰进士，官临川县知县，福王时为礼部员外郎。《明史·文苑传》附见《张溥传》中。采与溥为复社领袖，在当日声望动天下，然此书疏浅特甚，岂亦托名耶？ △《读周礼略记》·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不全录《经》文，但每段标其起止，云自某句至某句。其注於汉唐旧说颇不留意。如《稻人》下驳郑氏每井九夫，旁加一夫，以治沟洫。不知旁加一夫即所谓闲民者也。大概朝瑛涉猎九经，而三《礼》则用功较浅云。 △《古周礼释评》·六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明孙攀撰。攀字士龙，宣城人。是书因朱申《周礼句解》稍为订补，别以音释、评语标注上方，如村塾读本之式，均无足采。惟当明之季，异学争鸣，能不删削《经》文，亦不窜乱次序，兢兢守郑、贾之本，犹此胜於彼焉。 △《考工记纂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程明哲撰。明哲字如晦，歙县人。是书主於评点字句，於《经》义无所发明。名为《纂注》，实仅剿袭林希逸《考工记图解》之文。其误亦皆沿林本，惟《经》中“軓”字皆改为“轨”，独与林本不同。考《诗·匏叶篇疏》曰：“《说文》云：轨，车辙也。軓，车轼前也。”轨声九，軓声凡。《辀人》之“軓前十尺而策半之”，郑司农云：“軓谓轼前也。《大驭》‘王祭两轵，祭軓，乃饮’古书軓为范。”杜子春云：“軓当为范。”《小戎传》曰：“阴，掩軓也。”《笺》曰：“掩軓在轼前，垂辀上。”然则诸言轼前，皆谓軓也。《中庸》云：“车同轨。”《匠人》云：“经涂九轨。”《注》云：“轨谓辙广也。”是二字辨别显然，林希逸《图解》尚不误。今明哲于希逸之误皆袭之，其不误者转改之，亦可谓不善改矣。 △《周礼说略》·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於《周礼》之中偶有所见，即摘其一节一语而疏之。以非解全《经》，故云《说略》。书中多引郝敬之说，则在敬以后矣。大抵议论多而考证少。如谓官属三百六十以象天，今检其数，乃赢其一，如《易》之大衍虚其一也。可谓穿凿无理。又如《牧师》“孟春焚牧，仲春通淫”，与《月令》季春游牧不合。盖鸟兽孳尾，多乘春气，《经》特略举其大凡。仲春、季春相去无几，不必过泥。而此书谓《月令》为秦时书，秦地寒凉，万物后动，故后《周礼》一月。不知秦地即周地，无中外南北之分也。是足见其随文生义，不能深考事实矣。 △《周礼文物大全》（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不著撰人名氏。亦无序、跋。其版为蓝朱二色，首列六官之所属，次为制度器物诸图，终以诸儒传授图。大抵转相剿袭、摹写失真。如王宫制图，外朝为致民三询之地，雉门为人民观法之区，则外朝应在雉门之外，而此图列於库门之外。 他若裘冕无旒，六贽未备，坛壝市肆，亦弗详载。盖乡塾兔园册也。考宋乾道中，昌州杨甲作《六经图》，其《周礼》图曰《文物大全》，与此书之名相合。又国朝庐江卢云英，因其父所刻信州石本《五经图》重为编辑，其《周礼》图亦曰《文物大全》。然杨氏图凡四十有三，卢氏图凡五十有一，均与此本不符。疑坊肆书贾於卢氏《五经图》中摘其《周礼》诸图，而稍稍窜乱之，别为一书以售其欺耳。 △《周礼订释古本》（无卷数，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王芝藻撰。芝藻有《大易疏义》，已著录。是书前有康熙丁丑《自序》。 大抵宗俞庭椿之说而小变之，谓《冬官》未亡而不必补；《考工记》之文奇变而轨乎法，非周公莫能为之；虚其官而详具其法，官省则繁费减，法详则凡事有。 作五官可以兼摄，《冬官》可无设也。其说甚巧。然郑封於宣王时，秦封於孝王时，周公安得称郑之刀？又得称秦无庐？是开卷即无以自解，更奚论其他也？其解“九赋”云：“邦中四郊即乡遂地。”是并百里为郊、六乡在远郊、六遂在甸之异，亦未详考。惟《遂人》沟洫说云：“《遂人》所谓十夫者，十井之夫也。 其云十夫有沟，则是十井之遂同归於沟也，故《匠人》谓之井间。既谓之间，则非一井可知。”较旧注差为明晰耳。 △《高注周礼》·二十二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高愈撰。愈字紫超，无锡人。顺治中岁贡生。《江南通志》载愈著《周官集解》十六卷，当即是书。其分卷各异，殆传写者不同也。书中采前人之说多本诸王昭禹《订义》，亦间有发明。其中有最驳者数条，如《大司徒》：“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郑康成《注》谓其食者半、参之一、四之一者，乃天子食此诸侯之贡也，不用先郑之说。愈谓诸侯自食其半、三之一、四之一，而以其馀贡天子。其说颇诋康成。今考《春秋》昭公十三年《传》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杜注：“公侯地广，故取贡者多。” 如愈所说，公地五百里乃自食其半，以其半贡天子。侯伯地四百里、三百里，仅自食其三之一，乃以其二贡天子。子男地二百里、一百里，仅自食其四之一，乃以其三贡天子。则尊反贡轻，而卑反贡重矣。昭公十三年《传》又曰：“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杜注：“甸服谓天子畿内共职贡，即公卿大夫之采地。”郑玄《小司徒注》：“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公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卿凡四县，一县之田税入於王。大夫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是食采者卑与尊同，故云卑而贡重。是周制甸服贡重，尚不过四分之一，岂邦国所贡乃至於三之二、四之三乎？《司勋》文曰：“凡颁赏地，三之一食。”《注》云：“赏地之税三分，王食其一。”与《大司徒》所云其食者半、其食者三之一、四之一，均为王之所食，与《大司徒》文例义略同。愈乃不一置解，而独於此别生异说，似未贯洽全经也。又《小司徒》曰：“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郑玄《注》曰：“此谓造都鄙也。” 愈乃曰：“四县为都，计田止一千二十四井，以《稍人》丘乘法推之，止得兵车六十四乘，视百乘之家犹逊焉。而《传》称先王之制，大都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此八千一百九十二家，不能当天子六乡、六遂十五之一。是犹不足称小都，而况大都乎？”今考《春秋》隐公元年《传》：“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杜《注》谓都城当国三分之一，非谓田邑车乘当国三分之一也，愈不得引以为难。且四县为都，本小都也，积四小都乃为大都。今愈以四县之都为大都，於郑《注》尚未详考。又《春秋》襄公二十七年《传》曰：“惟卿备百邑。” 杜《注》云：“此一乘之邑。”孔《疏》云：“百乘为采邑之极。”《坊记疏》谓公之孤、侯伯之卿与天子之三公同，俱方百里。是惟大都方百里者乃得有百乘，而天子之卿止得小都五十里，安得同於侯伯之卿？又宁以不及百乘为嫌耶？至四县为都，凡一千二十四井，以《司马》“甸出一乘”之法求之，所出本不及十六乘，而愈乃谓得兵车六十四乘，尤舛误矣。《稍人》：“掌丘乘之政令。”郑读“乘”为“甸”，谓掌丘及甸之政令也。愈谓“乘”字不当改读，遂谓一丘出一乘。考《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杜《注》：“长毂一乘，甸所赋。 今鲁使丘出之，讥重敛，故书。”若《稍人》已令丘出一乘，则兴周之制也，《春秋》又何得书以示讥耶？又《韩诗》“维禹陈攵之”，《毛诗》“陈攵”作“甸”。陈攵训曰乘，甸亦训曰乘。古陈、乘、甸三字音同，故读乘为甸。愈不知古音，故有此疑，是亦妄难郑氏也。他如谓郊社相对，社即祭地，更无北郊；九夫为井即十夫有沟，都鄙乡遂不异制：则均袭旧文，无庸更辨者矣。 △《周礼惜阴录》·六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编於典制罕所考证，惟推求於文句之间，好以臆断。如“王斋日三举”，所以增一举者，谓助气以行礼。 而世沐谓三字误，当作不。则致斋岂茹素之谓乎？《乐师》职“帗舞”，帗之为羽，无可疑者。而世沐独取先郑祓除之义，亦为未合。《考工记》“画缋之事，青与白相次，赤与黑相次”，自是配色之法。而世沐以为仁义相资，礼智相合，健顺相成，亦过於穿凿也。 △《周官辨非》·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万斯大撰。斯大有《仪礼商》，已著录。是编力攻《周礼》之伪，历引诸经之相牴牾者以相诘难。大旨病其官冗而赋重。案古经滋后人之疑者，惟古文《尚书》与《周礼》。然古文《尚书》突出於汉魏以后，其传授无徵，而牴牾有证。吴棫所疑，虽朱子亦以为然。阎若璩之所辨，毛奇龄百计不能胜，盖有由也。《周官》初出，林孝存虽相排击，然先后二郑，咸证其非伪。通儒授受，必有所徵。虽其书辗转流传，不免有所附益，容有可疑，然亦揣摩事理，想像其词，迄不能如《尚书》一经，能指某篇为今文，某篇为古文也。斯大徒见刘歆、王安石用之而败，又见前代官吏之滥，赋敛之苛，在在足以病民，遂意三代必无是事。 竟条举《周礼》而诋斥之，其意未始不善。而惩羹吹齑，至於非毁古经，其事则终不可训也。魏禧疾明末诸臣屈身闯贼，遂疑《论语》论管仲、召忽一章为不出於孔子，其亦此类欤？ △《周礼问》·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是书皆设为或问，辨《周礼》出战国之末，不出刘歆。凡十七目：一论《周礼》非汉人伪作，凡四条。一论六官三官二官，凡二条。一论古无三司名。一论冢宰。一论《周礼》与《尚书》、《大戴礼》表里。一论周六卿、唐虞六卿。一论司徒、司空。一论天地四时之名所始。一论宰夫。一论官名、官职同异。一论人数多寡。一论禄数不及人数。一论分土三等同异。一论九州闲田。一论《周官》非秦制。一论罗氏攻《周礼》之缪。一论与他经同文。而其书与目不甚相应，盖亦其门人所误题也。其持论是非相半。如《小宰》纪六官之属各六十，贾《疏》谓指宫正至夏采诸职。奇龄谓《经》文“其属六十”乃据六卿本职之下所属大夫士也。六卿各有长官，如后世所称堂上官。除一卿二中大夫外，所属有下大夫四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人，略无阙溢。今考《春官》除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拟一堂上官，不入六十之数，则《肆师》下大夫四人，即为属官，如后世所称曹郎矣。乃《肆师》之职曰：“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贾《疏》曰：“肆师与小宗伯同为中下大夫，命数如一，故二人同佐宗伯。”据此则肆师明为宗伯副贰之官，即经文亦明云肆师掌礼治事如宗伯之仪。今奇龄必屈肆师为属吏，同于后世之曹郎，其说似弗能通。奇龄又以《周礼》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不合于《王制》、《孟子》，遂据《周礼》谓封国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即不能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限之。特约为之制，公不过五百里，侯不过四百里，伯与子男以是为差。其说似巧。但《明堂位》“封周公于曲阜七百里”，则奇龄所谓公不过五百里者则已过之矣。加封之制，不应己创之而己又隳之也。故《司勋》文曰：“凡赏无常，经重视功”。明乎加封亦不得立常数矣。奇龄立论，大率类此。其他不无翼经之说，然以为战国人作，则仍用何休六国阴谋之说，与指为刘歆所作者亦相去无几。阳虽翼之，阴实攻之矣。与其以《仪礼》为战国之书，同一好为异论，不足据也。 △《周礼节训》·六卷（编修励守谦家藏本） 国朝黄叔琳撰。叔琳有《研北易钞》，已著录。是编名曰《节训》，盖节录而训释之也。《经》文既非完本，所辑注文又皆不著名氏。观其《自序》，盖家塾私课之本，故其《凡例》亦曰“聊备兔园之一册”云。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记析义》·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苞有《周官集注》，已著录。是书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世亦两本别行。然前有顾琮《序》，称合《考工》为四十卷。则本非两书，特不欲以河间献王所补与《经》相淆，故各为卷目耳。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於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若《太宰》：“以九赋敛财贿。”郑《注》：“赋，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谓之赋。”苞谓九赋即九职邦、郊、甸、稍、县、都之田赋，则农所贡公田之九穀与圃牧嫔妇之贡也。关市之赋，即商贾百工之贡也。山泽之赋，即虞衡之贡也。园圃薮牧，即邦、郊、甸、稍、县、都之地。农工、商贾、嫔妇、臣妾、闲民，即邦、郊、甸、稍、县、都之人。今考《载师》，首言园廛，次近郊，次远郊，次甸、稍、县、疆，明别园廛於甸、稍、县、疆之外，则九职之园圃，不得合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可知。苞以九职之圃牧、嫔妇、臣妾、闲民统於九赋之邦、郊、甸、稍、县、都，而九赋之关市、山泽岂独出於邦、郊、甸、稍、县、都之外，《经》文又何以别举之乎？苞不过因九职内百工商贾可以当九赋之关市，虞衡可以当九赋之山泽，而园圃、薮牧、嫔妇、臣妾、闲民於九赋更无所归，遂强入於邦、郊、甸、稍、县都之中，庶乎九职、九赋得混为一，即以斥郑《注》口率出泉之非，而不知郑《注》此文，实据本文“财贿”二字起义。《外府》曰：“掌邦布之入出。”其下曰：“凡祭祀、宾客、丧纪、会同、军旅，共其财用之币赍、锡予之财用。”《注》曰：“布，泉也。”《泉府》曰：“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此皆以泉为财。《荀子》曰：“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则以刀布为财，与田税为食对举。《经》於九府既云敛财贿，则知九赋内兼有泉矣。九赋所以供九式，故九赋曰财贿，而九式曰财用。凡祭祀、宾客、丧荒、羞服、工事、币帛、刍秣、匪颁、好用，资於穀者少，资於泉者多。而泉之所入，止有市征之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不过当关市之一赋，此外则惟有宅不毛者之里布，均未足以充九式之用。若不资泉於邦、郊、甸、稍、县、都等，则职岁所云官府都鄙之出财用，恐终年常不给也。考《汉书·本纪》，高祖四年，初为算赋，民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贾捐之传》：“民赋四十，丁男三岁一事。”是一岁每丁不过赋十三钱有奇。又《新论》：“汉宣以来，百姓赋钱，岁馀二十万，仅二百贯耳。” 较之后代封椿、留州诸色目，不及万分之一。而周之九赋，视之亦云薄矣。乃苞袭宋人之说，犹以郑注“口率出泉”为厚敛。此因末流而病其本也。又《泉府》曰：“凡民之贷者，与其有司辨而受之，以国服为之息。”苞以刘歆增窜此节，附会王莽，且谓《司市》职“以泉府同货而敛赊”，则有赊而无贷明矣。今考《周书·大匡解》曰：“赋洒其币，乡正保贷。”又《管子》：“发故屋，辟故窌，以假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是齐之家有贷，由於国有贷也。又《左氏传》：“齐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注》曰：“除逋责。”又成二年《传》亦曰：“楚乃大户已责，逮鳏救乏。”考责即是贷，故《小宰》曰：“听称责以传别。”郑《注》：“称责为贷予。”贾《疏》：“称责谓举责生子。 於官於民，俱为称也。”故房玄龄注《管子》“责而食者几何家”，亦以责为出息也。然则贷民之制，自《泉府》外，既见於《小宰》，又见於《春秋传》、《管子》，而苞指为王莽创制，误矣。《管子·治国篇》曰：“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徵矣。”《注》：“倍贷谓贷一还二。”此所谓横敛也。若以国服为之息，约所出不过十一，略使子馀於母，以为不涸之藏。取於民者微，而济於民者大，此先王惠鲜之精意。苞乃反以疑《经》，不亦过乎？又《载师》：“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苞亦指为刘歆之所窜。不知以近郊、远郊、甸、稍、县、都通计之，则四十分而税六，犹是什一而少强耳。贾《疏》引《异义公羊》云：“什一据诸侯邦国，《载师》特据王畿。王畿税法轻近而重远者，近者劳、远者逸故也。诸侯邦国无远近之差者，以其国地狭少，役赋事暇。” 据此，则赋逾什一者止王畿内四百里。而通邦国万里计之，仍未乖乎什一之大凡也。《禹贡》因九州差为九等，荆州田第八、赋第三，雍州田第一、赋第六。 《通典》谓《禹贡》定税什一，而轻重有九等之不同。则知什一乃统九州计之，非每州皆什一也。故《三礼义宗》谓税俱什一，而郊内、郊外收藉不同。苞乃力诋《经》文，亦为勇於自信。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鳃鳃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 曹操复古九州以自广其封域，可因以议《禹贡》冀州失之过广乎！ △《周官辨》·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方苞撰。是书就《周礼》中可疑者摘出数条，断以己见，分《别伪》、《辨惑》二门。大旨以窜乱归之刘歆，凡十篇。已录入所著《望溪文集》中。此其初出别行之本也。 △《周礼集传》·六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文炤撰。文炤有《周易本义拾遗》，已著录。是书前有《自序》，谓：“朱子曾称《周礼》为天理烂熟之书，表章虽明，而训释未逮。诸儒之说，不能有醇无疵。因远稽博采，上推列圣之因革，下鉴列代之兴衰，以窃附於《诗》、《书》、《集传》之后。”其自命甚高。今观其书，不过随文释义，无所考证。 多引先儒议论及后世事迹，曼衍牵合，亦非诂经之正体。惟《考工记》之前，复旁搜官名於传记之中，以补《冬官》之阙，计官三十有五，中有大司空、小司空、豕人、权人、都司空、家司空六官，皆不言所据。昔钱《甹只》病俞廷椿以后割取五官，殊失古本之旧，因著《冬官补亡》三卷，所补凡二十有一。其与炤相同者，惟后稷、农正、农师、水师、匠师、工师、舟牧、工正、圬人九官，司空则不立大、小之名。馀尚有十一官，为文炤所未载。殆由未见《甹只》书欤？ △《周官翼疏》·三十卷（山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沈淑撰。淑字季和，常熟人。雍正癸卯进士。是书汇辑汉、唐、宋、明以来及国朝李光地、顾炎武、方苞之说，分为五部。凡疏解《经》义者，曰《正义》。於本义引伸旁通者，曰《通论》。考订注疏之失者，曰《辨正》。综列后世事迹、援史证《经》者，曰《馀论》。别著新义、以备参考者，曰《存异》。 书各六卷，而总以《翼疏》为名。其《正义》六卷，则又每卷自为上下。皆采辑前人之说，不以己见参之。书成於雍正丁未，前有自作《条例》十二则。 △《周礼会要》·六卷（侍讲刘亨地家藏本） 国朝王文清撰。文清号九溪，宁乡人。雍正甲辰进士，官至宗人府主事。是编以《周礼》注疏浩繁，但约括诸家，略疏字义，以便读者。其《凡例》称《经》文一字不遗，亦一字不动。然《叙官》亦《经》文也，自五官之长外，馀官则俱删之矣。 △《周礼质疑》·五卷（河南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青芝撰。青芝有《学诗阙疑》，已著录。是书摘《周礼》旧注及前人经训互相参证，间亦取后代之事以引伸其义，颇与郑、贾为难，然臆断多而考证少。宋儒事事排汉儒，独三《礼》注疏不敢轻诋，知礼不可以空言说也。青芝视之太易矣。 △《周礼辑义》·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姜兆锡撰。兆锡有《周易本义述蕴》，已著录。是书多本《周礼订义》，攻诘郑《注》。若谓匠人、遂人同制；井田不分都鄙、公邑；《大司马》“凡令赋，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非专指邦国；又力斥《小司徒》郑《注》旁加之说。此类皆袭前人绪论，不足深求。其自出新意者，如《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鸡彝、鸟彝，皆有舟。其朝践用两献尊，其再献用两象尊，皆有罍，诸臣之所昨也。”兆锡谓皆有舟与皆有罍对举，则舟、罍皆是尊名。今考礼图，六彝为上尊，盛三斗；六尊为中尊，盛五斗；六罍为下尊，盛一石。故《尔雅》曰：“彝、卣、罍，器也”。郭璞《注》云：“皆盛酒尊。”孙炎《注》云：“尊彝为上，罍为下，卣居中。”然则罍本下尊，不待兆锡申说。若以舟为尊，则未会此《经》之义。夫彝、尊、罍得列於上、中、下三尊者，以《司尊彝》於鸡彝、鸟彝则曰“祼用”，於献尊、象尊则曰“朝践用”、“再献用”，於罍则曰“诸臣之所昨”，独於舟不著所用，则舟不得列於尊可知。兆锡但知“皆有舟”与“皆有罍”对举，谓舟与罍同，而不知“皆有罍”句下有“诸臣所昨”明文，“皆有舟”句下别无明文，此舟、罍不同之明证也。考郑司农曰：“舟，尊下台，若今时承槃。”《乡射记》曰：“命弟子设丰。”《注》云：“设以承其爵。”《玉藻》曰：“大夫侧尊，用棜，士侧尊，用禁。”亦所以承尊。舟之承尊，盖亦犹是。安得曰尊？贾公彦《疏》谓舟宜若后世酒船，陆佃亦谓若今酒船。殆以形类酒船，故名曰舟耳，非以酒船即舟也。如此之类，颇伤於臆断。至若辨贾《疏》北郊用裘之说，谓盛夏用裘必不能行，后世遂至天地合祭。谓《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为制赋之成数，《孟子》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为出军之实数。此类亦自树一义，不为无见。 然遽诋郑玄为过始，又谈何容易也？ △《周礼拾义》（无卷数，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李大濬撰。大濬，安溪人。是书采辑《注》、《疏》及诸家之说，间附以案语。然於礼家所聚讼者，如币馀之赋，马氏与林孝存、王与之之说不同；井田之法，《孟子》与《汉志》不同；九献之礼，诸儒各异：皆并采其说，不加论断。书中多载李光地说，盖大濬为光地之族云。 △《周礼三注粹钞》·二卷（福建巡抚采进本） 国朝高宸撰。宸字北侍，福清人。雍正中诸生。是书诠释《周礼》，而不录《考工记》。其《冬官补亡篇》有云“俞庭椿著《复古编》，谓《冬官》不亡，杂出於五官之中。其后王次点、邱吉甫皆因之，吴草庐遂为《考注》”云云，是所据之本为俞廷椿《复古编》，则所谓“三注”当即指王、邱、吴三家。而书中不标名氏，直以己意融贯成文，又多迂阔不情之论，为三家之所无。莫明其体例何似。卷首《自序》一篇，亦泛论治法、道法，无一字及著书之旨。 ○附录△《周礼井田谱》·二十卷（永乐大典本） 宋夏休撰。休，会稽人。绍兴中进士。楼钥《序》云：“以上书补官，一试吏而止。”亦未详为何官也。其书因井田之法，别以己意推演，创立规制。於乡遂之官联、沟遂之纵横、王侯之畿疆、田莱之差数、兵农之相因、颁禄之多寡、门子游倅之法、兆域昭穆之制、郊社宗庙之位、城郭内外之分以及次舍庐室市廛次叙，三鼓四金五常九旗五路五车和门八节，皆摹绘为图，若真可坐言起行者。 其考订旧文，亦多出新意。如曰：“野之莱田，以时治之而已，不必尽耕作也。 以其菰蒲之利，柴蒿之属，刈之复生，采之复出也。不然，既不谓之易，则一家之力岂能岁耕田百亩、莱二百亩？盖莱者刈获之名，虞人莱所田之野是也。”又曰：“庶人受一廛，耕百亩。適长用力，所谓可任用者家二人。適子之適，力复可耕，则可任用者三人矣，故適子之適谓之馀子。虽適子之適力未及耕，而有庶子及耕，则亦三人，故庶子谓为馀夫也。”又曰：“古之附庸不可以为国，地方百里则可以为同。《春秋》萧同叔子，何休注以为国名是也。”又曰：“五十里为则，《大宗伯》曰：‘五命赐则’。《注》云：‘则者未成国之名’。以汉制考之可见。”如是之类，尚可存备一说。至於以《管子》“经言”解《论语》“自经於沟渎”为经正沟渎之制，则附会甚矣。夫阡陌既开以后，井田废二千馀载矣。虽以圣人居天子之位，亦不能割裂州郡，劖平城堡，驱天下久安耕凿之民，悉夺其所有，使之荡析变迁，以均贫富。一二迂儒，乃窃窃然私议复之，是乱天下之术也。使果能行，又岂止王安石之新法哉？同时瑞安黄毅乃为作《答问》一篇，条举或者之说，一一为之疏通证明，殆不知其何心矣？陈傅良之《序》有曰：“其说以不能成都鄙者为闲田，不可为军师者为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摄，备其数，不必具其员，皆通论。馀多泥於度数，未必皆叶。” 似稍稍致其不满。永嘉之学，虽颇涉事功，而能熟讲於成败，此亦一证矣。此书《宋志》著录。明唐枢作《周礼论》，力斥其谬，则枢尚及见之。朱彝尊《经义考》注曰“未见”，盖无用之书，传之者少也。惟《永乐大典》之内全部具存，检核所言，实无可采。姑附存其目，而纠正其失如右。 △《周礼沿革传》·四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魏校撰。校字子才，号庄渠，昆山人。弘治乙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卿，迁国子监祭酒，未上卒。谥恭简。事迹具《明史·儒林传》。是编取《周礼》六官之属，证以秦汉而下官制沿革，迄明代而止。仅有《天官》、《地官》、《春官》，盖未成之稿也。夫时殊事异，文质异宜，虽三代亦不相沿袭。校於数千年后乃欲举陈迹以绳今，不乱天下不止。其断断不可，人人能解，即校亦非竟不知。特以不谈三代，世即不目为醇儒，故不能不持此论耳。《自序》一篇故摹典诰，亦此意也。 ──右“礼类”《周礼》之属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内三部无数，《附录》二部，二十四卷，皆附《存目》。 △《释宫》·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宋朱子撰”。原载《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别行之本也。然实李如圭作，编集者误入，说见如圭《释宫》条下。 △《仪礼节解》·十七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敬所作《九经解》，皆好为议论，轻诋先儒。此编尤误信乐史“五可疑”之说，谓《仪礼》不可为经，尤其乖谬。 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如《士昏礼》“升自西阶”一条，《经》於飨妇而后云“舅姑降自西阶，妇降自阼阶”，则未飨以前妇固不得以主自处，壻亦不得以室相授。升自西阶，在妇为无专制之义，在壻则亦犹舅姑於妇先以客礼之之义。而敬谓父在子不由阼，不知为人子者居不主奥，而此时何以即席于奥耶？ 盖由此升者，特以道妇故也。於“舅坐，答拜”一条，又谓新妇拜舅立，而使其舅坐答拜之，於理未当。不知此是妇人肃拜，故舅坐以答之。尊卑之分宜然，无可疑也。又如《士冠礼》七体、二十一体，度数宜详。《公食大夫礼》“鱼、肠胃、伦肤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则若七若九”，与陈祥道《礼书》谓诸侯当十三、天子当十五者未合，宜有折衷，而往往以数语了之。知其於考据之学终浅，非说《礼》之专门也。其间有可取者，如裼袭有衣之裼袭，有玉之裼袭，郑《注》泥《玉藻》之文，於《聘义》还玉还璋，皆以为易衣加衣之仪；《觐礼》“匹马，卓上”，盖卓立向前之义，郑《注》误以卓为的；及《公食大夫礼》又鼎{冖鼎}“若束若编”非以茅为鼏之类。敬之所辨，亦时有千虑之一得，然所见亦罕矣。 △《礼经集注》·十七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张凤翔撰。凤翔字蓬元，堂邑人。万历辛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是书主朱子《仪礼》为经之说，大旨以郑《注》为主。其间自出新义者，则多所未允。 如《士冠礼》文“降自西阶，适东壁，北面，见於母。”郑《注》以适东壁为出闱门，贾《疏》谓母冠子无事在闱门外，故子出闱门见之。敖继公不从郑义，以适东壁为在东堂下，其说已非。凤翔又以为适东壁者又升自阼阶，适东壁房前，北面见母。是时母已在房，果如所言，则“降自西阶”之后，仍当有“升阼阶” 之文，何以《经》文无之耶？此类数处，皆立异而不能精确也。 △《读仪礼略记》·十七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是书於《经》文不全录，第曰自某至某。所录多敖继公、郝敬之说，取材颇俭。其自为说者，亦精义无几。 △《仪礼惜阴录》·八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国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阴录》，已著录。是书逐节逐句分解，撮标注义，颇为明简，较所注他经稍善，然亦疏於考证。如《士冠礼》云：“阙项青组缨。”汲古阁本郑《注》：“阙读如‘有頍者弁’之頍，滕薛名蔮为頍。” 世沐谓字书无此蔮字而疑之，不知蔮本当作簂。《后汉·乌桓传》云：“犹中国有簂、步摇。”注云：“簂音吉悔反，字或为帼。”盖簂、帼二字通。《续汉书·舆服志》云：“太皇太后、太后入庙，翦氂簂。 公、卿、列侯、二千石夫人绀缯簂。”《广雅》曰：“簂谓之《巾皃》。” 故《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俱作簂字，可以正刊本作蔮之讹。至若《释名》曰：“簂，恢也，鲁人曰頍。頍，倾也，著之倾近前也。” 即郑《注》滕、薛名蔮为頍之确证。而《释名》作簂不作蔮，则汲古阁本郑《注》作蔮，其误显然。世沐心知其误而不能究其所以误，殊核之未审。又此书多载郑《注》所引古今文，然阙漏不可枚举。即如《士冠礼注》云：“古文闑为{埶木}，阈为蹙。”又云：“古文旅作胪。”又云：“今文纁皆作熏。” 又云：“古文盥皆作浣。”又云：“壹古文皆作一。”又云：“今文枋为柄。” 又云：“古文啐为呼。”又云：“古文亶为瘅。”又云：“今文格为嘏。”此九条俱失载，则他篇可知。又若《士冠礼》“戒宾”节在“筮宾”之前，而世沐谓戒宾当在筮宾之后。今考郑《注》，戒宾者，戒主人之僚友；筮宾者，筮其可使冠子者。盖先戒众宾，后乃於众宾内更筮其最吉，特使冠子。故贾《疏》谓取人之法先筮后戒。今以此宾是贤者，必知是吉，故先戒宾。宾已许，方始筮之。以其贤，恒自吉，故先戒后筮。此义最易晓，而世沐谓当先筮后戒，疏矣。至谓冠子一醮足矣，三醮则意复词缛，具文滋伪。又谓字冠者不当有祝词之类，尤臆断之说也。 △《丧礼吾说篇》·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毛奇龄撰。奇龄有《仲氏易》，已著录。奇龄说经，好立异义，而颠舛乖谬，则莫过於是书。大旨以子夏《丧服传》为战国以后人伪作，故逐条攻击，务反其说。其叛经之尤者，如谓丧服有齐衰无斩衰。考《释名·释丧服》曰：“斩衰，不缉其末，直翦斩而已。齐，齐也。”故郑注《丧服传》曰：“斩，不缉。齐，缉也。”与《释名》之义相符。奇龄乃谓齐而不缉，乃齐之本名。而从而缉之，则又以缉齐得名。三年之重齐不缉，期功则缉之。然所谓齐而不缉，仍是《释名》“斩衰，不缉其末”之说。又何必阳改其名而阴存其实乎？至谓期功以下之齐乃缉，则齐衰三年者皆已不缉，是改斩之名下同於齐，又改齐之实上同於斩。支离怪变，弥为不可究矣。奇龄以《周礼》、《仪礼》同出战国人伪撰，故於《周礼·司服职》齐衰、斩衰之文，置之不道。至《左氏》乃奇龄所最信者也。考昭公十年《传》：“晋平公卒，叔向曰：孤斩焉在衰绖之中。”杜预《注》曰：“既葬，未卒哭，犹服斩衰。”明为斩衰之确证。乃引《杂记》“三年之丧如斩”语，谓非服斩之义。襄公十七年《传》：“齐晏桓子卒，晏婴粗縗斩，苴绖带杖，菅屦。”是断断不得谓之非斩服者。奇龄亦谓“斩”字下属“苴绖带” 为句，乃斩苴麻以为绖带。《荀子》一书，亦奇龄之所最信也。考《三年问篇》明出斩衰之名，不能复辨，则曰《礼论篇》中但有齐衰无斩衰，《三年问篇》乃后人妄改。夫稍可穿凿之处，即改易其训诂句读以就己说。至必不可掩之处，则遁而谓之妄改。持是以往，天下复有可据之书乎？奇龄又谓三年之丧当为三十六月，不得折月，而又无解於《荀子·礼论篇》“二十五月而毕”之文，遂谓毕者乃毕衰服也，至二十七月禫后又加禫服九月。考《间传》曰：“中月而禫，禫而纤，无所不佩。”孔颖达《疏》曰：“此谓禫祭既毕，吉祭以后，无所不佩。”又《丧服小记》曰：“再期之丧，三年也。期之丧，二年也。”《丧大记》曰：“禫而从御，吉祭而复寝。”《檀弓》曰：“是月禫，徙月乐。” 《间传》又曰：“中月而禫，禫而饮醴酒。”饮酒者先饮醴酒，食肉者先食乾肉，是徵诸礼经，显有典训。今奇龄谓禫后服綅冠素端者凡十月，与《经》义无一相合。岂先王制礼之意乎？其他若谓父在为母不当期年，父母不当为长子三年，皆据律以议《经》。至谓本生父母不当降在期服，传重者不必嫡孙，则不特叛《经》，且背律矣。岂非恃其博洽，违心巧辨哉？ △《仪礼训义》·十七卷（庶吉士蔡廷举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自序》，题“康熙庚申”，则近时人也。其书以一篇为一卷，第约取《注》、《疏》而参以朱子及杨复之说。其馀诸家，概不采录。 虽颇简易，然礼制委曲，非一家之言所可尽，《注》、《疏》以外，限以朱子师弟二人，遂举诸儒而屏之，殆非该贯之道也。 △《仪礼释例》·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国朝江永撰。永有《周礼疑义举要》，已著录。是书标曰《释例》，实止释服一类，寥寥数页，盖未成之书。其释冕服一条，辨注家冕广八寸、长尺六寸、绩麻三十升布为之之误，谓礼家相传八十缕为升，古布幅阔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当今之五尺，二尺二寸当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经二千四百缕。是今尺一分之地，须容十七缕有奇，虽绩麻极细，亦不能为此。其说验诸实事，最为细析。又谓冕有前旒无后旒，故《大戴礼》及东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汉明帝制冕旒有前无后，正合古义。《玉藻》云“前后邃延”，不过谓冕长尺六寸，前延后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谓前后皆有旒也。其说与郑《注》互异，亦可相参。惟宗陈祥道之说，谓《周礼》之韦弁即爵弁，其说过新，不可信。考《士冠礼》“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然。或谓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礼》“凡兵事韦弁服”《注》曰：“韦弁以韎韦为弁，又以为衣裳。”此爵弁、韦弁显异者也。惟《书》云：“二人雀弁执惠。”伪孔《传》云：“雀韦弁。”似即以爵弁为韦弁者。然孔颖达《疏》云：“据阮谌《三礼图》，雀弁以布为之。此《传》言雀韦弁者，此人执兵，宜以韦为之。然下言冕执兵者不可以韦为冕，未知孔意如何。”则孔《疏》於此《传》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韦为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韦弁。故《释名》曰：“以爵韦为之，谓之爵弁。韎韦为之，谓之韦弁。”二语极为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礼·司服》有韦弁无爵弁，贾《疏》云：“爵弁之服，惟有承天变及天子哭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义颇得。如必谓韦弁即爵弁，《司服》未尝遗爵弁，则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杀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 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杀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韦弁不得服。 其制甚明。如韦弁即爵弁，士於礼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礼》曰：“爵弁服纁裳”乎？且《仪礼·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既有爵弁服，而《聘礼》曰：“君使卿韦弁归饔饩。”又曰：“夕夫人使下大夫韦弁归礼。”则是既有爵弁，又有韦弁明矣。又安得以《司服》不载为疑也。永又补祥道之说曰：“《诗》方叔将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皆爵弁服之韠也。” 今考《诗》“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笺》曰：“云命服者，命为将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韦弁，服朱衣裳也。”据此，则即《左氏传》所云“韎韦之跗” 《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弁之韠，殊无显据。又《诗》“韎韐有奭，以作六师”《笺》曰：“此诸侯世子也。除三年之丧，服士服而来，未遇爵命之时，时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贤，任为将军。”《疏》曰：“将军之时，犹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据此，则《经》云“以作六师”，盖将受命为将军，非已临六师而以爵弁之韎韐为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即临戎可知。永引此二诗，亦未为确据。盖永考证本精，而此则草创之本耳。 △《仪礼易读》·十七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马駉撰。駉字德淳，山阴人。《仪礼》经文诘曲，《注》、《疏》浩繁，向称难读。是编刻於乾隆乙亥。於《经》文诸句之中，略添虚字联络之，以疏通大意。又仿高头讲章之式，汇诸说於上方。大约以郑《注》、贾《疏》为主，而兼采元敖继公《集说》、明郝敬《集解》及近时张尔岐《句读》诸书，间亦参以己意。取便初学而已，不足以阐《经》义也。 ○附录△《五服集证》·六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骏撰。骏，常熟人。是书成於正统戊午。考论五服之制，设为问答以明之。大旨於古制遵朱子《家礼》，当代之制则遵明太祖《孝慈录》。所采诸书，不过十馀种而已。《明史·艺文志》作一卷。此本六卷。考《序》末有“大明岁次壬申进德书堂新刊”字，则此本犹属旧刻，不由窜乱。《明史》误以六字为一字耳。 △《读礼问》·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肃公撰。肃公有《诗问》，已著录。是书取礼家丧服之制意所未喻者辨之，又杂论俗礼之不合於古者共六十五条。间有可采，而师心之处为多。 △《服制图考》·八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建子撰。建子字辰起，秀水人。朱彝尊之从子也。是编集历代丧服礼制，每条下分古有今无、古无今有、古重今轻、古轻今重四目。后为《杂问篇》，凡三十九条。所引经传礼书及诸家文集，颇称该洽。然斩衰之丧有三十四条，而所引仅三十一条。如《政和礼》所载“夫为祖、曾祖、高祖承重者，妻从夫之丧” 及《孝慈录》所载“为人后者，为所后祖母之丧”，皆古今异制，而建子未及详载。又齐衰杖期，如《仪礼》所载继母嫁，从，为之服报，大功九月。如《通典》所载为人后者，为本生祖父母服仪。亦古今异制，当一例详辨者，亦皆脱略。则考核尚未甚密也。 △《读礼纪略》·六卷、附《婚礼广义》·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朱董祥撰。董祥字熊占，长洲人。是书成於康熙乙卯，乃其居父丧时所作。皆以纠正世俗之误。其间有泥古而过者，如母丧齐衰三年，固古者丧无二斩之义。然自明洪武以后，凡律令之文，皆云为母斩衰。仍欲依《丧服》之文服齐衰，等而上之，将遵古礼为母期年耶？是乱王制也。昭穆祔迁之说，陆佃已与何、张异议。至同堂异室而无左昭右穆之次者，朱子已云“为礼者犹执祔祖之文，似无意义”，而两存其说矣。董祥必欲昭迁而穆不动，穆迁而昭不移，不几於亲尽者不必祧，而祧者不必亲尽乎？其他微文琐节，事事绳以古义。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实多滞碍而难行。至於丧亲匿丧之类，皆律有正条，悬如日月，更不待龂龂辨论矣。后附《婚礼广义》一卷，斟酌今古之间，较为易行。然皆前人家仪所已有，无劳复衍为也。 ──右“礼类”《仪礼》之属九部，一百五卷，《附录》四部，二十二卷，皆附《存目》。 卷二十四 经部二十四 ○礼类存目二 △《批点檀弓》·二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本） 旧本题“宋谢枋得撰”。枋得字君直，号叠山，信州弋阳人。宝祐四年进士。 宋末为江东制置使。临安破后，即弋阳起义兵。兵溃后遁迹浦城，元福建行省魏天佑迫胁送燕京，遂绝食而卒。事迹具《宋史·忠义传》。是编莫知所自来。明万历丙辰，乌程闵齐伋始以朱墨版刻之。齐伋《序》称得谢高泉所校旧本，亦不言谢本出谁氏。书中圈点甚密，而评则但标章法、句法等字，似孙鑛等评书之法，不类宋人体例。疑因枋得有《文章轨范》，依托为之。又题“杨升庵附注”，而与慎《檀弓丛训》复不相同。据齐伋《序》，称汇《注》、《疏》、《集注》、《集说》诸书，去其繁而存其要，以著於简端。则齐伋之所加，非慎原注也。盖明季刊本，名实舛互，往往如斯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通行本） 旧本题“元吴澄撰”。其书以七十二候分属於二十四气，各训释其所以然。 考《礼记·月令》，本无七十二候之说。《逸周书·时训解》乃以五日为一候。 澄作《礼记纂言》亦引《唐月令》，分著五日一候之义，然不闻更有此书。其说以《经》文所记多指北方，非南方之所习见，乃博考《说文》、《埤雅》诸书，兼访之於农牧，著为此编。然考证名物，罕所发明。又既以蝼蝈为土狗，又载鼯鼠五技之说，自相矛盾。既以虹为日映雨气，又引虹首如驴之说，兼采杂书，亦乖解经之法。疑好事者为之，托名于澄也。 △《檀弓丛训》·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杨慎撰。慎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正德辛未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以谏大礼，谪戍滇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此本前有慎《自序》，后有永昌张含《跋》。盖慎在滇中，采郑、孔、贺、陆、黄、吴诸家注义，以补陈澔《集传》所未备。然如胡寅以檀弓为曾子门人，与子思同纂修《论语》。魏了翁又断为子游门人。此书既单行，何得於著书之人略而不叙，但引孔《疏》数言，无所订正。又言思为子游之子，《注》复遗之。至大夫遣车五乘，与《周官·典命》之文不合者，亦未置一语。盖边地无书，姑以点勘遣日，原不足以言诂经也。 △《就正录礼记会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宗周撰。周字维翰，兴化人。嘉靖辛卯举人，官至马湖府知府。是编於先王之制、先圣之言多以意断制，悬定是非。其义皆不考於古，其体亦近於语录，颇不雅驯。 △《礼记明音》·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王觉撰。觉，江阴人。《江南通志》作武进人。嘉靖辛丑进士。书末有南京礼部郎中巴郡刘起宗《跋》，称沟东王子。沟东盖其别号也。是书大抵据陈澔《集说》，专标字音，因书而及其义，因声而及其形。其所引诸书，删节详略，初无体例，亦间有不著出典者。虽於订正俗读，不为无功，要亦乡塾课蒙之本而已。 △《礼记集说辨疑》·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明戴冠撰。冠字章甫，长洲人。以选贡授绍兴府训导。是书所论，凡《曲礼》六条，《檀弓》九条、《王制》三条、《曾子问》二条、《文王世子》一条、《礼器》一条、《郊特牲》一条、《内则》五条、《玉藻》二条、《大传》一条、《少仪》一条、《丧大记》二条、《祭义》一条、《表记》一条、《缁衣》一条，盖未竟之书也。嘉靖丁未，陆粲刊冠所作《濯缨亭笔记》，附载於末。然笔记为杂说，而此书究为经解。今仍析为二，各著录焉。 △《礼记集注》·三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明徐师曾撰。师曾有《今文周易演义》，已著录。是书以陈澔《集说》为未得《经》义，故别采先儒旧说以为此注。於郑、贾《注》、《疏》间能体会，然訾斥《经》文者不一而足。如《曾子问》云：“如将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齐衰、大功、小功之丧，则因丧服而冠，除丧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赐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庙，归设奠，服赐服，於斯乎有冠醮，无冠醴。”师曾谓齐衰、大小功待除而冠，未为迟，何必因丧而冠？冠礼三加而醮，冠毕而醴，若诸侯大夫服赐服，不云三加，安得有醮而无醴？遂指二句为误，当云“有冠醴，无冠醮”。 盖师曾以《仪礼·士冠礼》之三醮一醴并为周人一代之制，故谓三醮之时各有醮，冠毕而又醴。今《经》文既无三加，则第当有醴，不当有醮。不知周制三加之时并无三醮，待冠毕而始一醴耳。其三加、三醮乃殷礼，故《经》文次在冠毕而醴之后，先本朝而后前代也。《士冠礼》郑《注》、贾《疏》甚明。此《经》因遭丧杀礼，故改冠后之一醴为一醮，自用周制。师曾不考《注》、《疏》，误执殷礼，故有是说。盖於三《礼》经义未能融合。仅随文而生义，宜其说之多误也。 △《礼记日录》·三十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黄乾行撰。乾行字玉岩，福宁人。嘉靖癸未进士，官至重庆府知府。是书首有嘉靖乙卯锺一元《序》，言乾行以是经掇科第，拜京秩，膺命相礼衡藩，乃以公之士类。今观其书，割裂《周礼》、《仪礼》，散缀於《礼记》之中，不复别识。与朱子《经传通解》之例，已大相剌谬。又以小学故实窜入《经》文，混合为一，尤为庞杂。其注或一节附论一篇，或十馀节附论一篇，多牵引道学语录，义皆肤廓。 △《礼记辑览》·八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明徐养相撰。养相，睢阳卫籍，凤阳人。嘉靖丙辰进士。其书盖为科举而设，不载《经》文，惟以某章某节标目，循文训释，不出陈澔之绪论。 △《礼记要旨补》·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旧本题“戈九畴撰，闻人德行增补”。蔡必大《序》又称：“古睦守戈公以闻人先生旧所传《要旨》版行，先生独弗是，曰是吾土苴也。因取旧稿改窜补缀，以备一家之言。”据此，则是书始终出德行手，九畴特刊行之耳，与标题殊相矛盾。又朱彝尊《经义考》载闻人德行《礼记要旨补》十六卷，又载戈九畴《礼记要旨》十六卷。戈氏书既载其后，不应闻人氏书先云补，尤为舛互。此本仅有十卷，而兼题二人之名。其书乃乡塾讲章，每节下缀以破题，最为猥陋。殆书贾以二家之言合并窜乱，以成此本欤？明季坊本，其不足信类如此，不足深诘也。九畴字雨泉，锦衣卫人。嘉靖己未进士。据蔡必大《序》，其官为严州府知府。德行字越望，馀姚人。嘉靖戊戌进士。据吕本《序》，其官乃由翰林外谪。其详则均不可考矣。 △《礼记中说》·三十六卷（内府藏本） 明马时敏撰。时敏字晋卿，陈留人。隆庆中贡生。是编不载《经》文，但如坊刻时文题目之式，标某章某节，而敷衍其语气。其名“中说”者，谓折众说而得其中也。然大旨株守陈澔《集说》，未见其折中者安在。 △《礼记新义》·三十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明汤三才撰。三才字中立，丹阳人。朱彝尊《经义考》叙其书於王翼明、赵宧光之前，盖隆庆、万历间人也。前有其子道衡《序》。其书与先儒传注多所牴牾，如解“纯素”谓纯字不当读准；解“负剑辟咡”谓负剑为长者背负童子：皆不可为训。惟於名物度数偶有考证，间或可备一解耳。 △《礼记疑问》·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经疑问》，已著录。是书依文训义，多作语录之体。 间有新说，则多与《经》义违背。如《曲礼》：“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纯素。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郑氏《注》：“纯，缘也。”《玉藻》曰：“缟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缟冠素纰，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纯以青。孤子，衣纯以素。”训最明晰。舜牧乃云《论语》“麻冕礼也，今也纯俭”。 此纯字亦将作饰缘解乎？是并字义未及详考，而漫与郑、孔为难也。 △《檀弓辑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陈与郊撰。与郊字子野，海宁人。万历甲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是书惟解《檀弓》上、下二篇。於郑《注》全录，於孔《疏》则删繁存简，谓之《疏略》。其陈澔诸家之说，则分行附书，各略以已意为论断。所论如《檀弓》名篇取首二字，不从《正义》非门徒而达礼之说；孔子少孤一条，释其慎也即如字，谓必诚必信曰慎，不从郑氏改慎为引之训：皆有可取。然於丧礼异同，反无是正，未免举小而遗大耳。 △《檀弓述注》·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林兆珂撰。兆珂有《诗经多识编》，已著录。是书集郑《注》及诸家之说而断以己意。如二三子群居则绖，辨郑《注》以为朋友之非；速贫速朽取方希古之言，以为传者之缪：皆为有见。惟《经》文加以评点，非先儒训诂之法。如王廷相论立后笄榛，与王应麟考证苍梧之类，皆事关《经》义，而转与论文剩语列在上方，亦非体例也。 △《礼记通解》·二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言《礼记》者当以郑《注》为宗。 虽朱子掊击汉儒，不遗馀力，而亦不能不取其《礼注》。盖他经可推求文句，据理而谈。三《礼》则非有授受渊源，不能臆揣也。敬作此注，於郑义多所驳难，然得者仅十一二，失者乃十之八九。如谓“未仕者不税人”，税当为襚。“国君七个，遣车七乘”，个字同介。《月令》“冬祀行”是祀井，非祀道涂之行，若祀道涂，则祀土矣。又谓“乡人禓”是袒裼相逐，不读为阳，郑训为强鬼，非也。又谓“动乎四体”为人之四体，非龟也。凡此之类，有前人已言者，亦有自立义者，固足以匡郑氏之误。至於《曲礼》“葱处末”，郑训为熟葱，本自不误。盖上文有脍炙、有醯酱。脍为细切之肉，腥细者为脍，炙为炮肉，皆二物也。葱分生熟，亦承上二物而来。而敬引“井渫不食”，谓即渫字，通为屑，盖葱屑也。考之《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古无训为屑者也。又谓醆酒涚于清，汁献涚于醆酒，犹明清于旧泽之酒，本以茅泲醴盛於醆，和之以水，加郁金汁以献，如今人以水和饮陈酒之类。旧泽谓旧酒醲厚如膏泽。郑援《周礼》，谓明酌为事酒，醆酒为盎齐，清为清酒，汁献作汁沙，旧泽当作旧醳，皆误。今详推郑义，皆援据精详，无可驳诘。敬乃以意更易，徒形臆断。又谓袭上有衣，不宜又加以裼，多衣则累，古义不明。不知锦在裘上，上有絅衣，经典分明，何可居今而议古？又谓孚尹，孚为信，尹为割，郑作浮筠者非。不知玉之浮光旁达，犹诚信之及人，若第训孚为信，则下文固有信字在，岂非重文累句乎？大抵郑氏之学，其间附会谶文以及牵合古义者，诚不能无所出入，而大致则贯穿群籍，所得为多。魏王肃之学百倍於敬，竭一生之力与郑氏为难，至於伪造《家语》以助申己说。然日久论定，迄不能夺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聪明，不量力而与之角，其动辄自败，固亦宜矣。 △《礼记新裁》·三十六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童维岩撰。维岩字叔嶷，钱塘人。其书但标举题目，诠发作法。盖乡塾课本，专为制义而设者。 △《檀弓原》·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姚应仁撰。应仁字安之，徽州人。是编取《檀弓》上、下二篇，删节陈氏《集说》，益以诸家评注，而参以已意，亦往往失之臆断。如“何居”之居，谓不应音姬，当作何处讲，则并不知古义。又“君子有终身之忧，故忌日不乐”，盖以丧期有限，而思慕无穷，故於此日戒之终身。而应仁谓一日不足以概终身，唯曾子不忍食羊枣，谓之日日忌，尤曲说矣。 △《礼记说义集订》·二十四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杨梧撰。梧字凤阁，一字峄珍，泾阳人。万历壬子举人，官青州府同知。 是书不载《经》文，但如时文题目之式，标其首句，而下注曰几节。大旨以陈澔《礼记集说》、胡广《礼记大全》为蓝本，不甚研求古义。如郑《注》释“曾子吊於负夏”一条，谓“填池”当作“奠彻”。胡氏诠谓池以竹为之，衣以青布，所谓池视重霤者。填者县也，鱼以贯之，谓将行也。与郑大异。而此书但云填池当作奠彻，不言本自康成，亦不复考订同异。又如“孺子《享黄》”一条，论设拨之制，谓设拨是设置拨榆沈之人。盖以榆性坚忍，所谓“不剥不木，十年成穀”者，性沈难转，故设拨以拨輴。其说本诸陆佃，与郑《注》读拨为拂者迥殊，亦不题出陆名及参校郑义。凡此之类，不可胜数。盖钞撮讲章，非一一采自本书，故不能元元本本，折众说之得失也。 △《礼记纂注》·三十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汤道衡撰。道衡字平子，丹阳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其父三才，尝作《礼记新义》三十卷，已著於录。此本乃道衡居忧之时，自采陈澔《集说》、徐师曾《集注》，掇其所长，裒为一编，而以己所偶得，附载书之下方，故名《纂注》。与《新义》截然二书。卷首标题，亦不名《新义》。 而李维桢、胡士容二《序》皆称曰《礼记纂注新义》，竟合两书而一之，殊为舛误。朱彝尊作《经义考》，但载三才书，而不及此书。殆亦误以为一也。独是刊书之时，道衡尚在，不应不一视维桢、士容之《序》，遽授之梓。此则理所不可解耳。 △《礼记手书》·十卷（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 明陈鸿恩撰。鸿恩，黄冈人。万历中举人。此书成於崇祯癸未，乃乡塾课蒙之本。 △《檀弓通》·二卷（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明徐昭庆撰。昭庆有《考工记通》，已著录。此编亦取便於初学，体例与所解《考工记》同。其释“曾子易箦”一章，谓寝簟无定制，不过大夫华而士朴。 案古制流传，虽不可悉考，然以席之重数与夫粉纯、黼纯之异及车旂衣服之别推之，则大夫、士之簟亦必有辨。既明曰大夫之簟，则簟为大夫之制明矣，不必好立异说也。 △《礼记意评》·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朱泰贞撰。泰贞字道子，海盐人。万历丙辰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汉儒说《礼》，考《礼》之制。宋儒说《礼》，明《礼》之义，而亦未敢尽略其制。盖名物度数，不可以空谈测也。泰贞此书，乃弃置一切，惟事推求语气。某字应某字，某句承某句，如场屋之讲试题，非说经之道也。 △《说礼约》·十七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许兆金撰。兆金字丙仲，馀姚人。天启中贡生，官弋阳县知县。是书乃坊刻讲章，於名物制度绝无考证。其注《王制》有曰：“三命玄，再命絺。”考《周礼》孤四命絺冕，非再命也。如此者比比而是，亦太疏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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