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光绪再次通过军机处谕令李鸿章备战,并指出:南洋各海口均至关重要,台湾又孤悬海外,日本必为垂涎,命令各督抚“预为筹备,勿稍大意”。4日,光绪又针对李鸿章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外交部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节”,发出旨意:“倭人肇衅,挟制朝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至异日别生枝节。”并告诫李鸿章,这种“示弱于人”的做法,易生后患,“著勿庸议”。20日,日本派重兵云集朝鲜,战争一触即发。23日光绪谕令李鸿章“倘倭兵逼近,已露交仗之迹,则衅开自彼,立即整军奋击,不可坐失机宜”。为加强台澎防务,24日光绪命宿将刘永福赴台湾组织战守。25日,丰岛之战爆发。光绪下令“诏免出使日本大臣汪凤藻回国”,并专谕李鸿章“现与日本业已开仗,必须厚集兵力,广筹后应”。 8月1日,光绪下诏对日宣战,指出:“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国法,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派李鸿章率军迅速出击。21日命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北洋军务,29日以恭亲王奕訢管总署、海军署事,并会同办理军务。 10月13日因为叶志超、卫汝贵临敌溃散,光绪将其罢职,以聂士成统两军。25日,日军强渡鸭绿江,接着连陷九连城、安东、凤凰城。29日,谕裕禄饬金州战备。30日,命提督唐仁廉募勇二十营,会安定、裕禄防剿。11月初,日军占领金州、大连。22日旅顺失陷,光绪责李鸿章“调度乖方,革职留任”。是日,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总署表示,愿意为中日“调处”,恭亲王奕欣等向光绪和慈禧转达了田贝意愿。当时光绪就直接指出:“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光绪对畏敌如虎,不战即逃之将领严加惩处。11月27日,下令撤掉“擅离职守摇惑人心”的龚照屿的职务。12月3日,革去失金州城的副都统连顺之职,撤“救援不利”的提督程之伟和“拥兵不救”的赵怀业之职,并交部治罪。10日,鉴于奉天危急,谕军机大臣等设法调拨克虏伯炮支援。13日,海城失陷,宋庆退至田庄台。16日,将已因“临敌退缩”革职,析木城遇敌“又复溃退”的副都统丰升阿、记名提督聂桂林交刑部治罪。次日,又令将叶志超、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9日复州陷敌。22日,谕军机大臣迅速整顿队伍,激励将士,遏止敌人西窜之路,并令已革职提督程允和、张光前和总兵姜桂题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这时,光绪在慈禧的压力下,不得不命张荫恒、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但同时又继续布置战事。28日,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各军均归节制”。 1895年1月,日本舰队游弋于成山海面。14日光绪“著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18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不久占领荣成,攻陷威海卫南帮炮台。31日光绪颁旨惩罚“临敌退缩”之辈,并令北洋舰队和陆军“奋力冲击”,“且勿再失事机,致以战舰资敌”。此后,连发上谕,令海、陆军加强战守。 7日,日岛炮台失守。9日,定远管带刘步蟾自杀。同日光绪诏责李鸿章:闻各舰被击沉情形,“不胜悲愤,北洋创办海军,殚尽十年财力,一旦悉毁于敌,震动畿疆,李鸿章专任此事,自问当得何罪?”令李鸿章“力图补救”,“齐力合剿”。17日威海卫失守。 不久,慈禧太后派李鸿章赴日求和。在投降派和列强的逼迫下,光绪被迫接受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但必须“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 《马关条约》签订后,光绪以丧失领土、主权严重,表示坚决“不允”,拒绝签字。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投降派,密谋策划,威逼光绪画押。5月2日,奕訢、徐用仪、孙毓汶等人在朝廷上集体向光绪发难,要求光绪批准条约。“上(光绪帝)犹迟疑,问各国回电可稍后否?济宁(孙毓汶)坚以万不可恃为词,恭邸(奕訢)无语,乃议定。众枢在直立候,上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翌日,《马关条约》才正式批准。11日,光绪帝明发朱谕,宣示批准合约之苦衷,求“天下臣民皆当共谅”,“我君沉惟期艰苦一心,痛除积弊”。 《马关条约》,规定: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近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等。 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慈禧又在做什么呢?在准备隆重庆贺自己的60大寿。慈禧表面上不再垂帘听政之后,改清漪园名为颐和园,大兴土木。慈禧60大寿时,她想仿造1761年乾隆给她母亲庆贺70大寿的那个规模来做。但时代不同了,乾隆的时候是清朝的全盛时期,所谓“物产丰盈”、“富有四海”。乾隆自己还说花钱太多了,有点吃不消。而慈禧60大寿这个时候已经是国贫民弱,外敌欺辱,根本没有条件来搞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庆寿。 但慈禧不管不顾,竟然花了七百万两银子来庆寿,从头一年就开始准备。自皇宫到颐和园沿途布置彩棚、彩灯,用了彩绸10万匹、红毡条60万尺。在花费的银两中,其中户部国库出四百万两,京官捐了121万两,外官捐了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宫女太监也都要捐银子,摆饽饽桌,从北京城里一直摆到颐和园,饽饽桌一摆就是850桌。 而当时北方正闹灾荒,哀鸿遍野,北京城多处设粥厂,救济难民。有人不满,就题写门联,贴于京城: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说来也算巧合。慈禧这个人,每逢甲年就不吉利:甲戌(同治十三年),独子同治死;甲申(光绪十年),50大寿,中法战争;甲午(光绪二十年),60大寿,中日战争;甲辰(光绪三十年),70大寿,日俄战争。 中法战争的失败,甲午海战的失败,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清朝已到了非变革、变法不行的地步了,于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热潮,可惜这场变法不仅雷声大,雨点小,而且是昙花一现,流星一闪,仅维持了103天,就在慈禧的铁腕高压下,销声匿迹,毁于一旦了。从光绪二十四年的四月二十三日到同年的八月初六,一共103天,所以又叫“百日维新”。 《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知识分子极大的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改革新政。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地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1897年愤然上书。康有为想起多次上书一直石沉大海,心中十分愤慨。在这篇奏章中,他措词十分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才从报纸上看到这篇奏章,大为感动,要马上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訢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理由是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想法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自己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的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力给光绪,让他先变一变法,等变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做法,要比她死命阻挠变法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惊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示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使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 光绪于6月16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了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变法更加增强了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在随后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大有好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慈禧太后一则对改革本身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了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控制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是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的。 当时许多守旧大臣也对维新措施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或是扣住奏章不往上送。一怒之下,光绪就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不报的事件之中,光绪一下子就罢了6个大臣的官,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了翁同龢的官,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掌握了人事大权。 “六堂官事件”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荣禄就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了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二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北京西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而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只是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没考虑能否实行下去。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小孩过家家。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势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你家里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慌急、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 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就于九月十六日召见了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希望。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备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就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9月21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来,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慈禧把光绪囚禁起来,又杀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史称“戊戌六君子”。 这下,光绪帝完全成了一个囚徒,被监禁在西苑瀛台,或颐和园的玉澜堂。到过颐和园的都知道,这里完全是一个死院,东西两厢的墙是一个暗墙,不能从窗户跑,皇后住后院也不能到前院来。从光绪24年到34年光绪死,整整十年。 “戊戌变法”是清朝五次历史机遇当中的最后一次,变法的失败使清朝丧失了最后一次改革变法的机会,导致的结果就是清朝的灭亡。 婚姻不幸 光绪皇帝一生政治生活可以做出一个结论是悲剧,但是光绪的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十分罕见的。 1888年,光绪18岁,已到结婚年龄了。西太后慈禧决定为光绪成亲。慈禧不顾光绪本人的反对,给他物色了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皇后。她就是慈禧亲弟弟佳祥的女儿,比光绪大3岁,时年已21岁。这位皇后长得实在不漂亮,瘦弱驼背,才能也平庸,再仗着有慈禧这层关系,行为做事比较骄横。光绪虽然极为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其实,光绪是慈禧亲妹妹的儿子,皇后是慈禧亲弟弟的女儿,他俩是表姐弟关系,属于近亲结婚。然而,慈禧之所以选自己的侄女为皇后,就是想利用皇后来控制和操纵皇帝,继续掌握朝廷大权。 光绪对这桩婚姻从定亲时,就不满意,接踵而来的不幸是择定婚期前一个多月迎娶皇后的必经之门太和门在深夜突然起了大火,吞噬了太和门及其左右的贞度门、昭德门等建筑,不得已,只好清理火场,临时赶制了太和门彩棚,才得以奉迎皇后入宫。 光绪与皇后的婚事也许正应了那场预兆不祥的大火,夫妻两人生活上一辈子不亲、政治上不合。在光绪与慈禧帝后两党之争中。皇后不仅始终站在慈禧一边,而且还起到了忠实帮凶的作用,是慈禧探听、监视皇帝行动的一个忠实耳目。 他俩在生活上也不协调,光绪始终不爱她,两人各闹各的犟脾气,你不迁就我,我更不迁就你,互不让步,只是当着西太后的面或在别人面前,才装成夫妻样,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事实上双方彼此并不说话。据说在光绪临死前的十多天,有一天皇后来请安,光绪当即吩咐皇后“请跪安吧”,意味着请她马上退下。然而,皇后没有及时退下,而是装作没听见。光绪连发两次话,她都不答理。光绪是个易怒的人,他奋起身来拽下皇后的发髻,把皇后的一只玉簪子摔在地上。总之,光绪跟皇后斗气不斗嘴,有她只当没她,干脆把她晾在一边,他俩至死也没有感情,甚至还有解不开的怨仇。皇后事实上守了一辈子活寡。作为家庭生活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当时一块随皇后入宫的还有两位妃子瑾妃和珍妃。她二人是亲姐妹,瑾妃相貌一般,性格脆弱;珍妃貌美端庄,性情机敏。 珍妃入宫犹如一块石子投入一潭死水,珍妃性格活泼热情,年龄也小,无忧无虑,喜欢打扮,甚至于女扮男装,经常穿着男人的衣服。她对光绪的同情和体贴,激起了光绪对未来的憧憬和热情,同时,也引发了他要在政治上摆脱束缚有所作为的欲望。大婚后的数年间,他与珍妃共同度过了一生中较为轻松的时光,特别是珍妃与他政治上多有契合,珍妃支持他进行变革、变法。而这一点,是慈禧最不愿看到的。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慈禧对她极端厌恶起来。裕宽想谋一个福州将军的职务,他先托人找李莲英,想走李莲英的后门来谋这个缺,李莲英要价太高,他没有接受,他由于跟珍妃家里有一层关系,就托珍妃来办这个事。结果,被李莲英察觉到了,就报告给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知道这个事情,非常生气。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八这天,光绪循例到慈禧太后那儿请安时,慈禧不搭理他,头不抬,眼不睁,光绪跪了好长时间也不敢起来,也不敢问。最后慈禧甩出一句话来,说你那个珍妃,你不管,我可要管一管了。光绪退出,回到他的宫里不久,一个太监就来跟他报告,非常慌张地说出事了,珍妃遭到了廷杖。 廷杖尽管明朝常用,但在清朝几乎没有用过,有人说慈禧还是实行的褫衣廷杖,就是脱了衣服打板子。这对一个妃子来说,既是肉体上的痛苦,又是精神上的羞辱。这件事正史没有记载,只说这一天御医给珍妃看病,珍妃受到惊吓,浑身肌肉颤动,甚至昏迷不醒,夜里几次紧急召太医到珍妃那儿。从这些记载来看,珍妃可能是真的受到了廷杖。这事传到光绪那里,光绪自己是皇帝,却连自己爱妃的利益、权利都不能保障,他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慈禧对珍妃实行廷杖,可以收到一石五鸟的效果:从光绪这个角度说,是对光绪的警告。你老宠着珍妃,你不听我的话,我要杀鸡给猴看,杀一儆百,借着珍妃教训光绪。从皇后的角度来说,是对皇后的心理安慰。珍妃老受宠,你老被冷漠,我惩治珍妃,给你出口气,给她亲侄女出口气。从珍妃角度说,做的事被慈禧抓住了,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以解慈禧多年对珍妃的心头之恨。从宫女的角度说,皇宫应当是一片净土,怎么可以在这里面贪污纳贿,卖官鬻爵,惩治一个人,教育一大片。谁再敢卖官鬻爵以此为戒。最后从慈禧来说,惩治了珍妃就吐出了一肚子的怨气,但事情还没完。慈禧接着又连发两道木牌,告诫瑾妃、珍妃和其他的人。 第一块木牌是大意是这样写的:“如有不遵家法,在皇帝前干预国政,颠倒是非,从重治罪”。看起来,光绪变法,珍妃可能从侧面支持或者鼓励,可能有这样一个情况,因为她讲到干预国政。 第二个木牌明确指出告诫瑾妃和珍妃的:“平素妆饰衣服,俱按宫内规矩穿戴,并一切使用物件不得违例,如有不遵者,重责不贷。”特别提到瑾妃和珍妃的穿着衣服,看起来珍妃穿男人衣服,女扮男妆,讲得很具体了。 之后,慈禧就命人把珍妃打入冷宫,大门反锁,饮食从门槛底下递进去。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又将珍妃囚禁在钟粹宫后北三所,并且给她立下一条规矩:今后不许再见皇上。 因此,光绪的一生,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都充满着悲剧色彩。光绪无儿无女,身边没有子女的家庭欢乐,自己长期过着一种囚徒的生活,没有任何人跟他来往,孤苦伶仃,寂寞寡人,对个人生活来说,也是一种悲剧。 尤其是他与慈禧之间的恩恩怨怨更令人嘘唏不已。是慈禧点名让他继承皇位的,应当说慈禧是他的恩人;慈禧既是他的伯母,又是他的姨妈,他对慈禧叫“圣母皇太后”,又是慈禧把他抚养大的,按理说慈禧是他的亲人。但是在政治上,慈禧又是他的仇人和敌人。光绪亲政的十年,是与慈禧进行政治和权力斗争的十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运动,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因此,慈禧既是光绪的亲人、恩人,又是光绪的仇人、敌人,这是一个矛盾,作为家庭生活来说,也是一种悲剧。 死因之谜 慈禧重新出面训政后,还多方凌辱折磨光绪。起初,慈禧想过要谋害光绪,后来又想把他废掉。光绪深知慈禧的险恶用心,日夜担惊受怕,常常对天长叹:我连汉献帝都不如啊! 光绪被囚于瀛台,由慈禧的四名亲信太监监视着。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在太监的监视比较松懈时,就偷偷地记日记。这样差不多被关押了整整两年。 1900年,中国北方爆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引起英、俄、法、德、美、日、意、奧等八国联军入侵。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时,光绪帝有“留京以镇人心之意”,慈禧太后却挟其逃往西安。临走前,慈禧命总管太监李莲英硬将光绪最为宠爱的妃子兼同道者珍妃推入东华门内的一口井内害死。 在逃亡中慈禧下令剿杀义和团运动。1901年岁次辛丑,九月七日,清政府在北京与各国所订立的条约,共十二款,以赔款一项为最重,数目高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为不平等条约中最苛刻的。1902年1月,光绪又被慈禧带回北京,仍然被囚禁在瀛台。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他也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因此,“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 被囚禁的光绪,病情日益加重。御医在光绪的《脉案》中多次写下这样的话:皇上脉搏微弱,面色发黄,鼻子溃疡,吃饭不香,消化不良,心情烦躁,时常叹息,气短而懒得说话,精神恍惚,常常半夜醒来,对墙无故发笑。皇上本来身体就不好,气血双亏,心肾两虚,现在又胸中郁闷,虚火上升,造成脾胃不和。 1908年10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 当天,即21日就命令光绪的饮食、医药之事统统由李莲英服侍。这天下午,光绪的病情突然转危,不久死去。 在光绪皇帝临死前一天,慈禧太后也行将不起,由于光绪皇帝无后,慈禧太后在中南海召见军机大臣,商量立储人选,军机大臣认为内忧外患之际,当立年长之人。慈禧太后听后勃然大怒,最后议定,立三岁的溥仪为帝,并让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监国。大臣将此事告知光绪皇帝后,因为溥仪是自己的亲侄子,又让自己的亲弟弟监国,光绪皇帝十分满意。接着,光绪、慈禧在两天中相继死去。 半个月后,溥仪即位,由光绪皇后隆裕和载沣摄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宣统”,就这样溥仪登上了大清王朝末代皇帝的宝座。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暴发,次年2月12日,隆裕太后被迫代溥仪颁布了《退位诏书》,溥仪退居紫禁城中的养心殿,宣告了清王朝的灭亡和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就震惊了海内外。人们普遍认为,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去,这不是巧合,而是处心积虑的谋害,是慈禧令太监将他毒死的。因为人们总觉得他只比慈禧早死一天,这太奇怪了。光绪当时身体很虚弱是不假,但为什么连这一天也拖不过去呢?是慈禧手下最后几天在药里下了什么东西,还是做了别的手脚?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 也有人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叛卖告密,使慈禧镇压了维新运动。袁世凯担心慈禧死后光绪重新执政,将会问罪于他,于是就与庆亲王勾结,打算废黜光绪,立庆亲王之子为帝,事不成,就下手毒杀了光绪。 也有人主张是李莲英害死的。因为李莲英一直跟着慈禧,怕慈禧死了之后,光绪执政,对自己不利。所以,他下手,让光绪死在慈禧之前。 当然,也有人认为光绪是病死的。光绪自幼身体孱弱,一直有脾胃虚弱的毛病。成年后又有滑精症状,而且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又长期咳嗽,似乎患有肺结核。政治上的失意,长期的精神抑郁,更使他患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眼、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逝世前一年已病入骨肓,直接死亡的原因,可能是心肺功能的慢性衰竭,并发急性感染。这一说法为多数学者接受。 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清德宗实录》和《光绪朝东华录》,以及《清宫档案》。在这些记载中,一致认为光绪属于自然病死,是正常死亡的。 ·26· 传国玉玺之谜 公元936年,当李从珂和后妃登玄武楼积薪自焚时,还牵出一件惊天大案,那就是传国玉玺自此神秘失踪了。从此,关于它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说传国玉玺之前,要先说一说和氏璧。 而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物,就莫过于和氏璧了。 公元前689年,有位叫卞和的楚国人,从荆山上得到一块珍贵的玉石,他知道这是无价之宝,就把它献给楚厉王。不想楚厉王认为不过是一块普通的山石,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于是以欺君之罪砍掉了他的左脚。武王即位后,卞和又带着那块玉石前来进献,而武王也同厉王一样,认为仅仅是一块普通石头,又以欺君罪砍掉了他的右脚。文王即位后,听说失去双脚的卞和,每天怀抱石头,跪在荆山下痛哭,以至最后眼泪哭干了,流出了鲜血,于是招来卞和,询问缘由。卞和回答说:“我不是因为别的事情而悲伤,只是因为无价之宝被认为是普通的石头,忠贞的臣民被误认为是刁民,这样的遭遇让我肝肠俱裂。”文王令玉匠对卞和怀中的石头进行打磨,刚切开一角,就发现里面异光闪烁,璀璨夺目,果然是稀世珍宝。文王把它命名为“和氏璧”。从此卞和献玉的故事就成了凝聚着血泪的千古佳话。和氏璧,也成了“天下所共宝”,一直被收藏于楚国宫中。 三百年后和氏璧莫名其妙地流入赵国,落入赵惠文王手中,引起秦昭襄王的垂涎,表示愿用十五座城池进行交换。但当蔺相如将璧送到秦宫时,秦昭襄王却食言;多亏蔺相如凭着大智大勇,先是“完璧归赵”挫败秦王的阴谋,接着又在渑池会上戳穿秦国的第二个圈套,保住了和氏璧。这便是成语“价值连城”和“完璧归赵”的出典。 但新一代秦王嬴政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血洗长平,马踏邯郸,终于在血雨腥风中得到了这块令几代秦王梦寐以求的晶莹美玉。当他登基称“始皇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时,为了显示自己前无古人的至尊伟大,特的用和氏璧制作了“传国玉玺”,并刻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大字。玺的造型是螭龙盘踞,张牙舞爪。螭是神圣之物,虎是威猛之象,充分体现皇帝独尊和无上权威。刻制这颗玉玺的是著名玉工孙寿,题写玺文的是著名书法家李斯。价值连城的玉质,巧夺天工的雕刻,加上盖世无双的书法,使这颗玉玺成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这方传国玺自此就成了承天受命的象征,得之者欣喜若狂,以为“天命在朕躬”,就洋洋得意地宣称自己是名正言顺的正宗皇帝;自称皇帝而没有得到它,就会自惭形秽,心里发虚,甚至被认为是冒牌货,充其量也只是“白板天子”。 而这方“传国玉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在创业者手里,被视为得天命的神圣之物,而到了末代子孙那里却又无一例外地成了国亡身死的不祥之物。它的辗转流传,易手换主,甚至成了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标志。后来,它的归宿迷失在唐末五代烽火遍野的兵荒马乱之中。此后,虽然它时隐时现,乍沉乍浮,引发了无数阴谋诡计,诱发了无数刀光剑影、血腥厮杀,演绎了无数狂欢与巨痛、惊险与神秘的传奇,但都不能确认,其下落也最终成了千载悬案。 秦始皇刻传国玺时本想使秦朝天下永世万代传下去,没想到仅传了两代就寿终正寝了。秦末,刘邦先入咸阳,秦始皇的孙子子婴不得不乖乖地捧玺跪于咸阳道上,献给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刘邦称帝后,号“汉传国宝”。公元前1年,汉哀帝刘欣病死,幼帝登基,传国玺由皇太后代管。王莽篡位自立前,派堂弟逼皇太后交出传国玺,太后大骂来人,但被逼无奈,气得将它掷于地,说:“你们兄弟逆悖天理,不会有好下场!”当王莽拿到传国玺时,发现它被砸掉一角,连忙命玉匠用黄金镶饰。新莽政权垮台时,禁卫军校尉公宾得到传国玺,赶至宛,献于更始帝刘玄。赤眉军杀刘玄,立刘盆子,传国玺一度挂在赤眉义军首领的头颈上。后刘盆子兵败宜阳,将传国玺拱手奉于刘秀。因此东汉初年,传国玺重回宫内。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灵帝熹平六年,袁绍入宫诛杀宦官,段硅携帝出逃,玉玺失踪。汉献帝时,董卓作乱。孙坚率军攻入洛阳,兵士见宫中一井在早晨时有五彩云气,遂使人入井,得传国玺。孙坚将玺秘藏于妻吴氏处。后袁术拘孙坚妻,夺玺。袁术死后,荆州刺史徐璆携玺至许昌,时曹操挟汉献帝在此,至此,传国玺又归汉室。公元220年,曹丕篡权,逼献帝禅让,汉亡。曹丕使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隶字“大魏受汉传国玺”。 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公元311年,前赵刘聪虏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公元350年,再传西魏,后西魏乞求东晋军救援,传国玺为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南京),这样,传国玺重归晋朝司马家。在南朝,传国玺历经了宋、齐、梁、陈的更迭。隋朝一统中国,传国玺入了隋宫。公元618年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扬州江都,隋亡。萧后携太子元德带传国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朝初,太宗李世民因没有传国玺,遂刻了几方“受命宝”“定命宝”之类的玉玺聊以自慰。贞观四年,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突然与元德太子返归中原,传国玺于是又归于李唐。 唐末,天下大乱,公元907年,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玺,建后梁。公元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玺也随着到了后唐。而最后一个掌握传国玉玺的皇帝就是李从珂。 后周太祖郭威登基时,遍寻传国玉玺不着,无奈刻了“皇帝神宝”等两方印玺,一直传至北宋。宋太祖赵匡胤从后周那儿继承了这两方宝印,而没有传国玺。北宋哲宗时,农人段义犁地时发现一方玉玺,送至朝廷。各部各阁的大学士经过多方论证,依据前朝的遗迹,最终确认不是始皇帝所制的传国玺。其后,有关发现传国玉玺的消息就时有耳闻,但都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真正的传国玉玺从此就杳无踪影了! 传国玉玺既为和氏璧所制,流传万年不坏。它必定静静躺在某个不为人知之处,若有人能访得其踪迹,必定是轰动考古界的一件大事!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