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必读的中国帝王史-3

刘秀这个靶子不在眼前，郭圣通的愤怒便转向后宫中的其他姬妾、那些她臆想中的狐狸精们发作。非她所生的皇子公主们当然更不例外。很快，后宫中所有的女人和敏感的孩子们，都对郭圣通畏惧至极。　　刘秀对郭圣通莫明其妙的变化百思不得其解，一开始她只是针对自己，倒也罢了，没想到三年来她愈演愈烈，居然整个宫庭都成了她眼里的仇家。更不能忍受的，是她对孩子们的态度恶劣得无以复加。　　建武十七年十月，忍耐到了极限的刘秀突然发作，颁下了一道废后诏书：皇后郭圣通，总是满怀怨恨，屡次违背我的心意，不肯善视非她所生的孩子。宫廷之中，谁看见她都像看见鹰鹫一样。如今她没有慈爱的品德，却有吕雉、霍成君的风范，日后我怎么能把幼小的孩子们托付给她？现在我派大司徒戴涉、宗正刘吉，代表我去收缴她的皇后玺绶。贵人阴丽华，是乡间良家女子，在我当平民的时候就嫁给了我。如今已经三年没有见过面。她的品性足以母仪天下。大臣们照从前皇帝废后立新的规矩，把仪式办好。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对于我和新任皇后来说，是人生和家庭的不幸，更不是国家的福气。你们都不必上书祝贺。　　事情演变到这一步，几乎可以用“疑心生暗鬼”来形容。原本没有的事，愣是在郭圣通的疑神疑鬼中一步步成真，无可挽回。郭圣通终于发现自己已彻底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自己最害怕的事情，终于降临到头上了。她几乎可以预见，接下来就是冷宫、举族流放、母子一起死于非命。这样的记录，在西汉皇家几乎是家常便饭。　　刘秀与阴丽华、郭圣通之间的特殊关系，东汉王朝的开国元老以及文武百官们都十分清楚，面对如今这样的局面，他们都无话可说。但殿中侍讲郅恽，与刘秀和郭圣通、刘彊都有特殊的交情，他有话说。郅恽曾经做过洛阳城的守北门小吏，有一次刘秀出猎，天黑才返回，让侍者去叫门，郅恽却说：“天黑了，我怎么能相信真是皇帝进城呢？”刘秀对这个小官员的较真劲儿很赏识，第二天赐了一百匹布给他，后来还让他做皇太子刘彊的殿中侍讲，教授《韩诗》。因此，郅恽也就与郭圣通比较熟悉。　　这时，他主动向刘秀说：“夫妻之事，连父母都不能过问，这是陛下的家事，我一个部下当然不能说什么。只请陛下妥善处理，不要留下麻烦。”刘秀叹息道：“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我不会做出绝情的事来的。”就在郭圣通惶恐不安的时候，刘秀的又一道诏书来到了她的面前。她原以为这一定是贬居冷宫，甚至逼令自杀的旨意了。　　谁知道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刘彊继续他的太子之位，郭氏所生的次子刘辅升为中山王，封地额外增加一郡——这一郡的收入，则是为郭圣通准备的生活费用，她由皇后改称“中山王太后”，和儿子一起生活。　　“太后”，那是丈夫死了妻子才能得到的封号。而郭圣通居然在丈夫活着的情况下就成了“中山太后”，真不知道刘秀是怎么想的，为了不把郭圣通由妻变妾送进冷宫，他可还真是不怕忌讳。　　为了进一步安慰郭圣通和郭氏家族，也让刘彊宽心，皇后阴丽华也向丈夫提出了一些建议。于是，出人意表的诏令一道接一道地飞出来，令人眼花缭乱。郭圣通的哥哥郭况，得到了比当初郭氏为皇后时更多的封地，成为阳安侯。儿子郭璜不但成为驸马，而且在阴丽华的格外安排下，他迎娶的是阴丽华所生的女儿淯阳公主刘礼留；而郭圣通的堂哥郭竟，封为新郪侯；堂弟郭匡，封为发干侯；郭圣通的叔父郭梁早逝无子，刘秀干脆就封郭梁的女婿陈茂做南□侯。　　郭家提前得到了“皇太后家族”的待遇和爵位。郭圣通于是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入冷宫反得尊崇的废后，郭氏家族也成为史上唯一一个非但没有遭殃丢命，反倒全家升官发财的废后家族。　　不过，尽管刘秀百般抚慰，太子刘彊仍然忐忑不安。自从母亲被废离宫，刘彊就在忧虑中过日子，终于，他在郓郅的劝说下找到了好办法，向父亲上书表示要退出太子位，让给继母的长子刘庄。刘秀与阴丽华觉得长子没有过失，父母之间的纠葛不应该连累孩子，都表示不同意。　　刘彊仍然不能安心做太子，他屡屡向身边的官员和弟弟表示自己甘愿去做外藩亲王的心事。如是者多次，刘秀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终于在两年后作出了决定：改封刘彊为东海王，原来的东海王刘庄成为新任太子。　　为了进一步向儿子表明父亲继母的歉意和慈爱，刘秀随后又将刘辅迁到更富饶的沛地为王，改封郭圣通为沛太后。同时升郭况为大鸿胪。　　郭况升官晋爵之后，刘秀仍然觉得自己废太子的决定对不住郭圣通与自己曾经的二十年夫妻情份。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他经常到她的哥哥郭况家去做客，将所有的公卿诸侯都带去作陪。虽然刘秀自己生活节俭，但是他毫不吝惜地把大量的金银绸缎赠给郭况，以至于郭况后来富得流油，整个洛阳城都称他家做“金穴”。　　郭圣通被废九年后，她的母亲“郭主”去世了。对刘秀来说，“郭主”是这世上最后一个跟他有过“母子”情分的老太太。于是，他用最高的礼仪为这位被他喊过二十年“娘”的老妇人举行葬礼，并且亲自以子婿的身份，带着所有的文武百官一起出席。　　可以想象，刘秀的这一系列举措，背后都有阴丽华的支持和默许。然而，刘秀和阴丽华越是厚道，郭圣通所受的刺激就越大，她追悔莫及；身体也在心情的影响下越来越差。　　后来刘彊终于要离开父亲和继母，前往自己的封国东海了。刘秀始终对儿子无过而废太子位非常歉疚，阴丽华也对自己生的刘庄取代长子地位心中不安。于是，刘秀将刘彊的封地再次扩大，使他实际上成为拥有两个封国的亲王，领地合计二十九县。而其中特地加入鲁郡的原因，则是因为那里有最为壮观华丽的宫室灵光殿。　　为了更好地照顾远行的儿子，刘秀特意安排刘彊的堂舅郭竟去担任外甥的东海国相。临行时，他还下诏，将刘彊的车马仪仗以及宫室陈设，都升至跟自己这个皇帝一样的档次，以此弥补刘彊未能登基为帝的遗憾。　　在得知儿子被如此优遇的消息之后，当年六月，郭圣通终于了无牵挂地离开了人世。刘秀与阴丽华对郭圣通的去世百感交集，以封国太后的礼仪将她葬于北芒。　　刘彊虽然对父亲的慈爱感激万分，但也不禁对自己所得到的超乎常理的待遇而不安，屡屡向刘秀上书，表示不想再做这个旷古未有的“双料亲王”，请求退还鲁郡，只当一个东海国王就够了，至于自己等同皇帝的服饰器物，他更是强烈推辞，唯恐新任皇太子刘庄心里不受用。对于刘彊的推辞，刘秀毫无商量余地地拒绝了。他对儿子的良苦用心非常清楚，叹息着将刘彊的奏章给公卿大臣传阅。　　公元56年春天，包括刘彊在内的诸王都到洛阳朝见年已花甲的刘秀。刘秀带着他们一起登泰山封禅。封禅结束后，已经年老多病的刘秀希望长子能够多陪自己一段日子。刘彊没有返回封国，而是跟着父亲回到了洛阳皇宫。　　和儿子相处时间长了，刘秀和阴丽华都发现刘彊心境黯淡，而且体弱多病。虽然他不肯承认，但是原因不说自明。在百般宽慰无果之下，刘秀和阴丽华作出了另一个决定。由司空带着这样一道诏书来到了西汉高祖刘邦的祭庙：“高皇帝与群臣约，非刘氏不王。吕太后贼害三赵，……不宜配食高库存，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贤明临国，子孙赖福，延祚至今。”他们希望能用这种方法，明明白白地告诉长子：即使父亲不在世了，继母也决不会做出损伤他的事来。东汉王朝，绝不会重演诛杀异母兄弟和废太子的历史。　　57年2月，62岁的刘秀病逝于洛阳南宫前殿。临终的时候，他相濡以沫34载的结发妻子阴丽华陪伴在他的身边。　　刘秀虽然去世了，但是阴丽华还在。刘庄遵照父亲的遗愿和母亲的嘱咐，对长兄一如既往的友爱。然而阴丽华的母爱和明帝刘庄的手足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真正相信的。刘秀刚一去世，广陵王刘荆就想陷害刘彊，逼他造反走上绝路。　　刘荆假冒郭况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让人送给刘彊，鼓动他为郭圣通报仇、夺回自己的皇位，并以秦始皇长子扶苏的遭遇恐吓他。刘彊惊慌失措，连忙把这封信连同送信人一起交给刘庄。　　经过讯问，刘庄发现是自己的同胞弟弟在搞鬼，便将这事隐瞒下来，只是暗地里限制刘荆的活动而已。其实刘荆真正的目的，是想趁乱谋夺皇位，刘庄发现之后，便将他改封广陵，送出洛阳城。刘荆不甘心，到封国后仍然大放阙词：“我的相貌很像父亲。他三十岁打天下，我如今也三十岁了，是不是也到了该起兵的时候？”相士被吓得脚软筋麻，立即告发。刘庄仍然不忍心对弟弟下杀手，只是下令不再给他配备侍卫部属，派人看守王府，其它亲王待遇仍然照旧。没想到，刘荆不久又故态复萌，找人来诅咒刘庄，又被人告发。刘荆自杀。刘庄对弟弟屡教不改走上绝路很伤心，追谥思王。　　当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平息之后，这年冬天，刘庄才依依不舍地将终于放下心的大哥返回封国。然而刘庄没有想到，也许是父亲的去世和自己的登基再一次使刘彊回想起了往事，更也许是刘荆事件使刘彊受惊过度，再加上因为自己的缘故，使得皇帝惩治了亲生弟弟——返回封国不到半年，刘彊便一病不起。　　得知消息的阴丽华和刘庄非常焦急，派太医急赴鲁地为刘彊诊治，并下令刘彊的同母弟弟们都立即赶去宽慰兄长。可惜的是药石只能治病，却不能改命。就在这年五月戊寅日，三十八岁的刘彊病逝于鲁地灵光殿。临终时，他写下了最后一道奏章：我蒙受父亲和兄弟的恩遇，得到了两国的封地，还有超越礼制的宫室仪仗礼乐。一切都令我无以回报。由于我没有保重身体，常年患病，使皇太后和皇帝担忧，络绎不绝地派来太医方士。我不能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如今我命薄早逝，不但不能再孝顺母亲、还要使得皇太后和皇帝哀伤，心里非常惭愧。请皇上照顾我的儿女，为我的女儿们找到好丈夫。如今父亲去世，皇上要格外加意孝顺母亲。另外向其它的弟弟们辞别，从此永远再不能相见了。　　可以看得出来，刘彊的性情也很像父亲刘秀，宽厚善良，如果他做皇帝，于国于家也一样是好事。可惜他被自己的生身母亲给耽误了。　　刘庄得知大哥的噩耗，捧着奏章泣不成声。他随后下令，以皇帝的仪仗为刘彊举行隆重的葬礼。诸王诸公主诸外戚诸侯都必须参加。伤心的不只是刘庄，还有看着刘彊长大的阴丽华。当年她因为这个孩子而甘愿退出后位，他不但是郭圣通的孩子，也是她阴丽华的孩子。更因为刘彊的猝然去世，与自己亲生的儿子刘荆有脱不了的干系，阴丽华对他的早逝就更为哀伤，自责未能克尽母亲的义务，没有办好丈夫交代的事情。　　在皇太后阴丽华的坚持下，刘庄陪着母亲一起参加了刘彊的葬礼，阴丽华流着泪，一直将刘彊的灵柩送到葬地。　　阴丽华照顾关爱的，并不仅仅是刘彊。中山王刘焉，由于是郭圣通最心爱的小儿子，所以刘秀和阴丽华一直没有舍得送他去封国就藩，而是一直留在身边照顾。阴丽华对刘焉甚至超过疼爱自己亲生的儿女。直到刘庄即位三年后，阴丽华才恋恋不舍地让早已成年的刘焉离开自己前往封国。　　由于是郭圣通的宠儿，刘焉一直都被阴丽华和刘庄格外关照。按规矩，皇帝不召，亲王是不能随意离开封国，更不能随意进京城的。这是为了预防诸王图谋不轨的铁律。但是刘焉却是个例外，他什么时候在封国呆腻了，随时可以回洛阳，完全听凭自由，不必请准。阴丽华叮嘱她的儿孙们善待郭圣通的家族，而且要牢记她曾经做过他们十七年的嫡母、嫡祖母。因此必须将郭圣通视作母亲、祖母来看待。　　这一点，不但明帝刘庄做到了，连阴丽华的孙子汉章帝都牢记在心。中元三年，阴丽华的孙子章帝北巡路过真定时，特地和郭氏家族聚会，赏赐万斛粟米和五十万钱。章帝还以晚辈的身份，在刚刚迁葬返乡的郭昌郭主墓前以“太牢”的祭祖礼节叩拜。　　公元64年正月儿子登基十年的时候，62岁的阴丽华去世了。不久与光武帝刘秀合葬于原陵。　　后来的东汉皇族，虽然不是每个皇后都能像阴丽华那样善待丈夫的其他嫔妃，但是确实再没有发生过杀害废太子和非己所出皇子的事情。这不能不说与刘秀和阴丽华的身体力行、传为家训分不开。　　十年后，在拜谒原陵的前一夜，刘庄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刘秀和母亲阴丽华在陵畔漫步，恩爱之情一如自己从小就看熟的景象。从梦境中醒来，五十岁的汉明帝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哭得死去活来。悲伤的刘庄下诏，在祭殿两边种下二十八棵柏树，代表“云台二十八将”守护父母的平安。　　两千年岁月已过，原陵仍然屹立，邙山边黄河畔，他们相携相伴的身影仍然清晰可辨。 　·8· 　 　　喜欢做和尚的皇帝萧衍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梁的开国皇帝是个马上皇帝，也是个喜欢做和尚的皇帝。这就是有名的梁武帝萧衍。　　萧衍，字叔达，南兰陵中都里（今江苏武进县）人。他原来是南朝齐的官员，后来逼齐的皇帝“禅让”，自己建立了梁。萧衍做皇帝时间长达四十八年之久，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　　出众的谋略　　464年的一天，萧顺之家的第三个儿子出世了。父母为他起了个小名，叫练儿。孩子长到六七岁时，该上学了，父亲又给他起了个学名——萧衍，字叔达。　　一个官员家中生了个儿子，这本来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是，由于这个孩子后来当了皇帝，成了“天之骄子”，“贵人自有异相”，他的出身也便被涂上了好多神秘的色彩。据说，萧衍生下来时样子就很奇特：两胯骈骨顶端高高隆起，舌头和右手上还有文字，身上不时发出神异的光彩……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不足为信。　　是萧衍的杜撰，还是无聊文人的帮闲？不得而知。其实，这也不是萧衍的发明创造。在中国古代，封建帝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每个朝代都在制造着神话，编织着谎言。中国古代的悲剧是，善良的人们只知对皇帝顶礼膜拜，把宫廷看得无比神圣。其实，宫廷绝不是圣洁的殿堂，皇帝也不是天之骄子，宫廷里到处充满着血腥、污秽和阴谋。　　古代创业之君，在血腥厮杀中登上帝位以后，为了抬高门第，总要找个名人当祖宗。萧衍没有那么幸运，姓萧的祖上没出过皇帝，不得已只好退而求其次，把汉高祖的第一功臣、丞相萧何当作自己的祖先。　　不过，萧衍和萧齐皇族却是同宗。从血缘上来看，萧衍和齐关系很密切。他的父亲萧顺之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的族弟，他们都是东晋淮阴县令萧整的后代。他父亲曾经做过侍中、卫尉等高官。萧衍后来之所以能建立功勋，并最终建立梁朝，他的家族背景起了很大作用。　　萧衍小时候就很聪明，而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七个好友被称为“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眺、范云等。沈约后来写了《宋书》、《齐纪》等书，而谢眺则是这时期有名的诗人。不过，这八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却是其他七个人无法相比的。　　在隋朝隋炀帝正式创立科举制度之前，中国官吏的选拔基本上是世袭加推荐两种形式，所以，家族的背景尤其重要。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更注重门第观念，不是名门望族的人，想做官是非常困难的。萧衍因为有先天的家族背景，所以刚做官时就是在卫将军王俭手下，升官的机会比其他人要多。　　果然，王俭见萧衍很有才华，言谈举止也很出众，于是就提拔他做了户曹属官。因为他办事果断机敏，和同事以及上司关系融洽，不久又被提升为参军。后来因为父亲去世，他回去守丧三年，然后复官，升任太子庶子和给事黄门侍郎。　　在封建时期，官吏遇到父亲去世，必须回家奔丧守孝三年，否则要受到法律处罚。当时的法律制度和伦理道德是结合在一起的，叫做“礼律合一”，即礼教要求的也就是法律所要求的。其他的要求也有很多，例如自己所做的官职有和父亲名字同字或者同音的不能做官，要报告有关部门，进行调整。做官的当地的地名也不能触犯父亲的名讳。　　到公元493年，齐武帝病重时，当时的大臣王融想在武帝去世后立自己喜欢的皇帝，以便控制掌握政权。后来事情败露，王融被入狱赐死。对于王融的如意算盘和悲惨结局，萧衍原来就已经推算出来了，他的好友范云由此对他异常敬佩。　　齐武帝去世后，新皇帝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理政务，对大臣的劝谏也不接受。掌权的大臣萧鸾很生气，打算把他废掉，另立皇帝。在和萧衍他们商议时，萧衍表示反对，他说：“废立皇帝是大事，不能轻率从事，现在废立难免会遭到众王爷的反对。”　　萧鸾则说：“现在的众王爷没什么才能，只有随王萧子隆文武兼备，而且占据荆州。如果把他召回来，就万事大吉了。但怎么才能让他回来呢？”　　萧衍说：“这个随王其实徒有虚名，并无什么真才干。他的属下也没有出色的人，只是依赖武陵太守卞白龙和另外一个，这两个也是无能之辈，贪图金钱富贵，到时候只要一封书信许诺高官厚禄，就可以把他们轻易地召回来。没有了左膀右臂，那个随王到时候也会跟着回来的。”　　萧鸾对萧衍的分析很赞同，于是照他们商议的执行。先是废立了皇帝，自己掌握朝政大权。三个月之后，萧鸾干脆自己做了皇帝，这就是齐明帝。　　在这场骨肉相残的权利角逐中，萧衍为齐明帝出谋划策，运筹帷幄，立下了汗马功劳。萧鸾做皇帝之后，没有忘记萧衍的谋划之功，把他提拔为中书侍郎，后来又升为黄门侍郎、建阳县男，采邑三百户。萧衍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在以后的几年中，萧衍的军事、政治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地位不断上升，逐渐成为南齐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韬光养晦　　齐明帝以篡得位，名分不正，总害怕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子孙起来推翻他。为了根绝后患，他对高、武子孙大开杀戒。齐高帝十九子中除十一人早死外，其余八人都是被他杀死的；齐武帝二十三子中除七人早死外，其余十六人也全部死在他的手里。在齐明帝统治的五年时间里，高、武的孙辈们每天也都是战战兢兢，不知大祸何时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还是免不了被诛戮的命运，只有少数人由于一些大臣的保护，才侥幸活了下来。　　零陵内史范云是竟陵王萧子良的故吏，萧子良在世时，二人相处甚密。所以，萧子良死后，范云非常注意保护他的子孙。一天，范云乘齐明帝召见的机会，对他说：“太宰文宣王（萧子良）活着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他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身处一座高山之上，山上面有一个深坑，文惠太子先掉下去了，接着武帝也掉下去了，最后文宣王自己也掉下去了。文宣王又说，他掉进深坑里之后，看见您身穿御袍坐在御床之上，不知这意味着什么？他嘱咐我不要轻易向别人泄漏。”　　齐明帝听罢，流着眼泪对范云说：“文宣王有恩于我，我不能辜负他！”从此，他对萧子良的后代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宗室。就这样，由于范云的这一通胡编乱造，使得齐明帝放过了萧子良的后代。不过，萧子良的儿子们后来还是让东昏侯萧宝卷杀掉了。　　498年，高、武旧将王敬则起兵反抗齐明帝，奉豫章王萧嶷（齐高帝子，死于齐武帝时）之子萧子恪为主。萧子恪不从逃走。齐明帝想借此机会杀尽高、武子孙，于是把各诸侯王悉数召进宫中。他命自己的子侄呆在中书省，高、武子孙呆在西省，每人只许携带侍从两人，超过此数即以军法论处。诸王年幼者也要由乳母陪伴入宫。当夜，他命人备办棺材几十具，准备三更时将高、武子孙全部杀掉。但到三更时，齐明帝却没有醒转过来。中书舍人沈徽孚等决定将此事拖着不办。黎明时，齐明帝方才醒来。他认为这些诸侯王命不该绝，于是，赏了他们一顿酒饭，又都放出宫去。　　齐明帝杀害诸侯王的时候，大都是在夜间派士兵包围住宅，硬行砸开门窗，呼啸而入，并将其家产全部没收。而且，每次杀人的时候，他都要流泪。因此，每逢他焚香祷告、呜咽流涕时，左右的人就知道明天一定有大规模的流血。最可注意的是永泰元年（498年）正月的那一次，他一口气杀掉萧铉等十个诸侯王。杀人之后，才命令有关部门告发那十个诸侯王谋反，要求处死他们。事情的奇妙之处恰恰就在这里。齐明帝接到报告之后，不但没有批准，反而义正词严地大加申斥，加以批驳。有关部门于是站在神圣的法律的立场上，冒着皇帝震怒的危险，再度请求，坚持前议。齐明帝这才迫不得已，向法律屈服。这是齐明帝无数小动作中的一个，有关史书早已把他的真实面目揭露无疑。　　齐明帝不但屠戮高、武子孙，对一些功臣宿将也横加猜忌，晚年尤甚。功臣宿将人人自危，纷纷寻找出路。498年4月，大司马、会稽太守王敬则起兵反抗齐明帝，几天之中聚众十万人，一直攻打到建康附近。这次叛乱虽然很快便被平定，但也给齐明帝以很大打击。不久，他便在忧惧中死去。　　处在变乱之秋，萧衍不但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在政治上也有出色的表演。他深谙韬晦之略，处处藏其锋芒，以避免刻薄寡恩的齐明帝的猜忌。他从不居功自傲，总是把功劳归于齐明帝的英明决策和属下将士的英勇善战。每当得胜回潮，他总是主动上交兵权，遣散部曲。齐明帝性喜节俭，萧衍也刻意仿效。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有事出门时从不招摇，经常乘坐简陋的牛车。几年的韬光养晦，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萧衍的品德才干，得到了朝野士大夫、文臣武将们的普遍赞誉，齐明帝也对他另眼看待。因此，尽管齐明帝猜忌群臣，专事诛戮，却始终对他恩宠如一，视为心腹。　　495年，北魏孝文帝乘南齐内乱，率兵大举南伐，派大将刘昶、王肃进攻司州（今河南信阳）。刘昶是宋文帝的第九个儿子，曾任徐州刺史。465年，宋前废帝刘子业诬刘昶谋反，派兵讨伐。刘昶武装反抗失败，被迫丢弃家小，只携一名爱妾逃往北魏。因他学识广博，颇有文采，北魏很重视他，妻以公主，拜为侍中、征南将军。　　王肃的父亲王奂，曾任南齐雍州刺史。493年，王奂因事触怒齐武帝，满门被诛杀，只有王肃得以逃脱，奔往北魏。王肃出身世家大族，熟悉典章制度。北魏孝文帝对他很重视，多次亲自召见他，商讨军国大事。北魏的各种典章制度，大多出自王肃之手。他在孝文帝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此时任辅国将军、大将军长史。　　刘、王二人身为南朝叛将而见重于北魏，自然对孝文帝感恩戴德，矢志效忠。两人率大军二十万，将义阳城（今河南信阳北）围得水泄不通。魏军昼夜攻打，义阳危在旦夕。　　得知义阳危机，齐明帝萧鸾先派左卫将军崔慧景、宁朔将军裴叔业领兵迎战。听到北魏军队分兵攻打义阳后，又派遣萧衍和平北将军王广之领兵救援。可是，当部队行进到距义阳一百里的地方时，听说北魏军队人强马壮，齐军将领们都畏惧魏军的强大，再也不敢前进了。　　这时，萧衍挺身而出，主动要求担任先锋。王广之见状大喜，将手下精兵悉数交付萧衍。萧衍率军连夜进发。他避开大路，专取捷径，很快抵达义阳城外的贤首山，然后命令士兵将旗帜插满了山上山下。此地距魏军阵地仅有几里路程，但齐军抵达时，魏军根本没有发觉。　　等到天一亮，魏军突然发现贤首山上遍插齐军旗帜，因为不明齐军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而义阳城中的齐军看到后，以为重兵已经赶到给他们解围来了，于是士气大增。司州刺史萧诞下令打开城门，亲率齐军扑向魏军大寨，同时顺风放火。萧衍见状，也率山上齐军冲下山来。萧衍亲自上阵，摇旗擂鼓助威，齐军士气高昂，个个奋勇杀敌。魏军腹背受敌，顿时大乱，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山谷间到处都是魏军的尸体，鲜血把河水都染红了。王肃、刘昶弹压不住，只好退走。齐军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清点战利品时，一个士兵发现了一箱文件，连忙献给主将。这些文件中有一封北魏孝文帝刚刚发来的敕书，敕书上写道：“听说齐军中有一个名叫萧衍的将军，非常善于用兵，你们如果和他相遇，一定要倍加小心，最好是坚壁不战，等我率大军赶来。如果上天保佑，擒得此人，则江南不难平定。”这个消息很快在齐军中传播开来。从此，萧衍的声威大振。萧衍也因战功而升任太子中庶子。　　497年10月，北魏孝武帝亲自率领大军进攻雍州（今湖北襄阳）。雍州在当时控扼南北，为汉水上游重镇。雍州刺史曹武率众抵抗，屡为魏军所败。齐明帝连忙命萧衍和右军司马张稷赴援。接着，又命度支尚书崔慧景总督雍州诸军。他们到达襄阳时，雍州的五个郡已被魏军攻陷。　　次年三月，齐军进驻邓城（今湖北襄樊市北）。北魏孝文帝率十余万魏军突然杀到。萧衍和崔慧景领兵与北魏军作战，在雍州西北的邓城被北魏的几万铁骑兵包围。萧衍知道城中粮草和枪械缺乏，就对崔慧景说：“我们远道征战，本来就很疲惫，需要休整，现在又遇到强敌围困。如果军中知道粮草缺乏的实情，肯定会发生兵变。为防万一，我们还是趁敌人立足未稳，鼓舞士气杀出重围为上策。”　　崔慧景虽然心中忧虑胆怯，但表面上却假装镇静：“北方军队都喜欢游动作战，他们不会夜里攻城的，不久自然回退兵的。况且，我军新败，士卒缺乏斗志，此时主动出击，无异于以卵击石。”否定了萧衍的意见。　　魏军集结完毕后，便向齐军展开冲击。崔慧景见魏军势众，惊惧失色，便想引军退走。萧衍扣马极谏，崔慧景坚持不从，命士卒打开邓城南门，狼狈向襄阳方向逃走。其他各部见统帅溜了，也纷纷逃散。在经过离邓城不远的闹沟时，败兵争先抢渡，魏军乘势掩杀，齐军死亡无数，闹沟几乎为之断流。　　萧衍见各路齐军全部逃走，只得整齐队伍，且战且走，也向襄阳方向退去。由于平日约束得法，尽管值此败军之际，部队伤亡甚大，萧衍却仍然全师而归。这次战役后，齐明帝以萧衍为辅国将军，代理雍州刺史。这是永泰三年（498年）七月的事。过了几天，齐明帝便死掉了。　　萧衍到任后，延揽人才，积极经营，实力迅速膨胀，从此就有了一块固定的根据地，为他几年后东下灭齐、建立梁朝奠定了基础。　　反对东昏侯　　齐明帝萧鸾在位只有五年就病死了，他的儿子萧宝卷即位，这就是无能的东昏侯。萧宝卷即位后，以扬州刺史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右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为辅政大臣，时称“六贵”。萧宝卷又宠任左右嬖幸茹法珍、梅虫二、丰勇之等八人，号曰“八要”。他治国无术，却很残忍，做皇帝后杀掉了很多大臣，对于一些功臣也不知道爱护，妄加杀戮。他猜疑雍州（治今湖北襄樊）刺史萧衍对朝廷图谋不轨，遂派人前往行刺。不料，行刺者未照旨行事，反把此事告诉了萧衍。萧衍逐渐和他对立起来。　　500年11月，萧衍召集部将说，主上（指萧宝卷）昏瞆暴虐，罪恶超过商纣王，我决定和大家一起废除他，另立新帝，以兴旺国家。随即建立大本营，集结部众，拥兵万余人，战马千余匹，船舰3000多艘，积极准备推翻齐帝。萧宝卷得知萧衍举兵起事的消息，即派辅国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刘山阳率军3000人在上任途经江陵（今属湖北）时，会合西郎中长史萧颖胄袭击雍州，消灭萧衍。　　萧衍得到这个消息，对诸将说：“襄阳地处边陲，连年征战，人杰地灵。荆州人素来畏惧襄阳人。他们如果不随我起兵，我便率军前去征战，打败他们简直就像捡拾地芥那样容易，估计这种可能性不大。荆、雍二州唇齿相依，他们响应我的可能性极大。到那时，我和荆、襄二州之兵，顺江东下，势如破竹，即使韩信、白起复生，也不能阻挡我，何况昏君当朝，将士离心！”他决定以计谋分化敌军阵营，逼反萧颖胄。　　首先，他派参军王天虎到江陵（今属湖北），向荆州各处散发传单，声言：“刘山阳此次西上，要一并剿灭荆、雍二州。”各处得到传单后，皆惶恐不安，人心大乱。　　不久，刘山阳来到巴陵（今湖南岳阳）。萧衍又命王天虎前往荆州，随身携带他写给萧颖胄及其弟萧颖达的两封书信。王天虎走后，萧衍对自己的舅舅张弘策说：“《孙子兵法》上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次之，心战为上，兵战次之。’我如今就是照此办事。前些日子，我派王天虎到荆州，很多人都接到了我的书信，信中所言甚详。现在我写给萧颖胄兄弟的两封信，信中却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信中只是说：‘以王天虎口信为准。’其实我什么也没对王天虎说，王天虎到荆州后当然什么也就说不出什么来。而王天虎又和萧颖胄的关系甚好。这样，荆州的人们必然怀疑萧颖胄和王天虎隐瞒了什么，因而人人生疑。刘山阳得知这个消息，也必然对萧颖胄有所怀疑。萧颖胄进退两难，必然中我的计谋。此计若成，便是以两封空函平定一个州啊！”张弘策连连点头称是，对萧衍的智谋深为佩服。　　果然不出萧衍所料，刘山阳进到江安（今湖北公安）后，听到了萧衍与萧颖胄合谋的传言后，心生疑窦，就不再前进了。萧颖胄闻讯大惧，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召集众僚佐商议对策。　　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说：“萧雍州（指萧衍）蓄养士马，非只一日。江陵人素来畏惧襄阳人，又众寡不低，与其相抗，必败无疑。即使侥幸取胜，将来也势必不为朝廷所容。不如杀掉刘山阳，与雍州共同起事，拥立新天子以号令诸侯。这样，则可建一代霸业，立不世之功。刘山阳在江岸逗留不进，是因为对我们有所怀疑。如果斩杀王天虎，函送其手，刘山阳便不会怀疑我们。等到他来到江陵，再设计杀掉他，事情没有不成功的。”　　咨议参军柳忱也劝萧颖胄说：“主上昏庸残暴，京城百官人人自危。我们有幸远在外藩，所以才能苟延今日。如今朝廷命令我们讨伐雍州，是想借机削弱我们。当时萧令君（指萧懿）以精兵数千，破崔慧景十万之众，使朝廷转危为安。功劳如此卓著，后来却为昏君所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教训我们应该汲取。况且雍州兵精将广，萧使君（指萧衍）英才盖世，必非刘山阳所能敌。假若雍州兵马打败刘山阳，我们就要受到刘山阳的牵连而被朝廷怪罪，到那时进退失据，事情可就难办了。何去何从，望将军三思！”　　萧颖达也劝萧颖胄接受席阐文的意见。在大家的反复劝说下，萧颖胄打定主意，决心跟随萧衍起事。　　不久，萧颖胄等用计谋斩刘山阳，领众与萧衍会合。十二月，萧颖胄等向建康（今江苏南京）文武百官发布文告，列数齐帝罪行，并派兵进攻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夏口（今湖北武汉武昌）等地。至十二月底，上庸（今湖北竹山）太守韦叡，华山（今湖北宜城）太守康绚等亦率众响应萧衍。　　501年正月，萧衍率军自雍州出发。当初陈显达、崔慧景举事时，人心骚动，不知所从。有人问计于上雍太守韦睿。他说：“陈显达虽是宿臣旧将，但并非济世之财；崔慧景懦弱而无决断，也难以成就大事。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都难以逃脱灭族的命运。如今天下方乱，英雄辈出，然而能够平定天下的，只有我们州将（指萧衍）一人。”于是，他和萧衍深相结纳，并将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萧衍身边。萧衍起兵的消息传来，韦睿马上率领自己所部两千人马兼程赶赴襄阳。　　萧衍见韦睿率众前来，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往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有君辅佐，吾大事必成！”　　萧衍起兵时，汮口戍副冯道根正在家中办理母亲丧事。听到萧衍起兵的消息，他对众亲戚说：“金革夺礼，古人不避。扬名后世，光宗耀祖，难道不是最大的孝行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囿于礼法，固守三年之丧。我决定前去投奔萧雍州，建功立业！”于是，率领能够作战的所有乡人子弟奔赴襄阳。　　华山太守康绚，梁、南秦二州刺史柳倓听到萧衍起兵的消息，也都率众响应。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萧衍得力的战将。　　三月，萧衍等人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为帝，在江陵即位，是为齐和帝。至九月，先后攻占夏首（今湖北沙市东南）、汉口（今湖北武汉汉口）、江州（今江西九江），进至建康附近。十月，萧衍等军向建康发动进攻。十二月，攻入宫城。　　在国难之际，齐内部仍有奸臣进谗言，说事到如此完全是文武大臣的过错，怂恿东昏侯大开杀戒。这使征虏将军王珍国异常愤恨，暗中派心腹给萧衍送去一个明镜，表示心迹。王珍国其他大臣，带兵夜入皇宫，杀死在国难当头还在醉生梦死、歌舞不断的东昏侯。然后将他的头颅送出，献给萧衍。　　萧衍在攻占首都建康后，派兵四处征讨，各地的官员纷纷投降归顺。这次萧衍拥戴和帝，消灭了东昏侯，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也因此升任大司马，掌管中外军国大事，还享有带剑上殿的特权，也不用向皇帝行叩拜大礼。　　萧衍虽然大权在握，也想废和帝自己做皇帝，但他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静待时机。原来的好友沈约知道他的心事，于是委婉地向他提起此事，第一次时萧衍装糊涂，推辞过去了。第二次提起时，萧衍犹豫片刻，说了句“让我想想再说吧”。后来就答应了。　　沈约又告知了范云，两人都同意拥立萧衍做皇帝，萧衍知道后，很高兴。在他们谋划的过程中，萧衍竟然贪恋起原来宫中的两个美女来，把头等大事忘到了脑后。范云知道后很着急，又找到萧衍，说明利害，这才使萧衍下决心灭掉齐，免得夜长梦多。　　范云和沈约写信给和帝的中领军夏侯祥，要他逼迫和帝禅让帝位给萧衍。同时，萧衍的弟弟、荆州刺史也让人传播民谣“行中水，为天子”，利用人们的迷信观念为萧衍称帝大造舆论。等和帝的禅让诏书送到后，萧衍又假装谦让。于是，范云带领众臣117人，再次上书称臣，请求萧衍早日登极称帝。太史令也陈述天文符谶，证明他称帝合乎天意，萧衍这才装着勉强接受众人的请求，在公元502年的农历四月，正式在都城的南郊祭告天地，登坛接受百官跪拜朝贺，改国号为梁，即梁武帝。　　然后，萧衍派人给和帝送去生金，逼其吞金自尽。和帝死后，萧衍说他暴病而死，追认为“和帝”。又按照皇帝的规格举行丧礼，将他葬在安陵。　　显著的政绩　　萧衍做皇帝之后，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改革时弊，励精图治，调整政策，缓和矛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因此，《梁书·武帝纪赞》说他：“治定功成，远安迩肃。”“三四十年，斯为盛矣，自魏晋以降，未或有焉。”这个论断，还是符合史实的。　　他自己很勤于政务，而且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在冬天手都冻裂了。他为了广泛地纳谏，听取众人意见，最大限度地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一个是谤木函，一个是肺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未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肺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国家提什么批评或建议，可以往谤木函里投书。　　萧衍的节俭也是出了名的，即位不久，他便按佛教的规矩办事。他只吃素食，不吃肉食，连祭祀天地祖宗和开宴会的时候，他也叫摆上素菜，不准用牲畜。他不讲究吃穿，每天只吃一顿粗米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也是用木棉做的黑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二年，居室里除了一张床以外，别无什么摆设。后宫贵妃以下的宫女侍从，穿的衣服长不及地，极为简朴。他从不饮酒，平时也不听音乐。他五十岁以后便断绝房事，不近女色。他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即使身处小殿暗室，也总是衣冠楚楚；盛夏暑月，也从不坦胸露腹。他对待臣下彬彬有礼，衣冠未整理好，从不与人相见，即使对待内竖小臣，也像对待宾客一样有礼貌。在私生活上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皇帝。在这方面，萧衍在中国古代皇帝中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了。　　在政治方面，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廉，经常亲自召见他们，训导他们遵守为国为民之道，清正廉明。他还分遣使者，巡视各郡，监视地方官吏，惩办贪污，选用贤能。他下令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并命于州、县、郡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门搜罗和推荐人才。他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治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在农业方面，他曾经实行籍田。这虽然是皇帝表面耕田的形式，但在当时不无鼓励农耕的作用。他曾下令“广辟良畴，公私畎亩，务尽地利，若欲附农而良种有乏，亦加贷恤”。流移他乡的农民，允许他们回乡，恢复原有的田宅。荒田废宅没入为公田后，除官府已经垦种者外，都拿来分给农民，禁止豪强占用公田，只是“若富室给贫民种粮，共营作者，不在此例”。这一规定，固然说明封建地主政权的本质，允许地主剥削农民，但也说明政府提倡尽力耕种，不要荒废田地。除劝课农民力农外，封建政府也进行屯田。萧梁的屯田，超过宋、齐两代。屯田主要是北边荆、秦、司、豫等州，利用官田荒地，进行兵屯。这既省转输之劳，对于充实边防也有一定的作用。在土地占有上，开放封建政府封占的土地，禁止豪门大族封断山水，违者要以军法处分。这反映了当时封山断水的严重情况，但也说明梁武帝力图改变这种情况，以利于农业的发展和缓和阶级矛盾。在赋税方面，也多次减免租调或“三调”（即按户征收的调粟或调布。因当时租、调需由田、桑、屋宅三者估出资产，而确定应交的数目，所以租调也称“三调”或“三课”），有时免去孤贫之家当年的三调，有逃亡他乡以后复业者，“蠲课五年，停其徭役”。又曾继续“土断”（在东晋、南朝废除侨置郡县，使侨寓户口编入所在郡县的办法，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户口，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整理户籍。　　但他也和封建社会很多皇帝一样，猜疑心很重，害怕开国功臣们夺他的皇位。在功臣当中，应属范云和沈约的功劳最大，谋划、辅佐他登上了皇帝宝座，但萧衍并没有重用他们。刚建国范云就病逝了，萧衍也没有重用沈约，而是让其他的人主持朝政，反过来，萧衍还经常斥责沈约，后来，沈约也病死了。　　萧衍对功臣吝啬，但是对于自己的皇室亲属却是另外照顾，特别是他的次子萧综和六弟萧宏，照顾得有些徇私护短。但他的照顾没有给他带来好处，反而让他备受刺激，这是他以后当和尚的主要原因。　　萧宏在窝藏杀人凶手时，萧衍也不加惩罚反而加封官职，妄加纵容。萧宏并不知恩，更加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最后，竟和自己的侄女，也就是萧衍的大女儿通奸，两个人还谋划篡夺萧衍的皇位，结果派人刺杀萧衍时，事情败露，刺客被抓，最后处死。萧衍的女儿知道自己罪孽深重，也没脸再见父亲，于是自尽。萧宏也因为极度恐惧，得病而死。　　萧综是萧衍的次子，但是他的母亲吴淑媛原来是东昏侯的妃子，跟了萧衍后，仅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可能是东昏侯的儿子。萧综并没有受歧视，萧衍封他为王，还做将军。但吴淑媛自己失宠之后，由于对萧衍的怨恨，就把七个月生萧综的事告诉了萧综。从此，萧综就觉得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和萧衍疏远了。　　后来，梁和北魏在边境发生冲突，萧衍让萧综领兵，督率各军作战。但萧综却投奔了北魏，北魏很高兴，授予高官厚禄。萧综还改名为萧缵（音钻），并表示为东昏侯服丧服（即斩衰，一种生麻布做成的简单衣服）三年。萧衍听说后，非常生气，不但撤消了给他的封号，还把吴淑媛废成庶人。后来，萧衍听说萧综有回来的意思，就让吴淑媛给他送去小时候的衣服。但萧综却不愿意回来。不久，吴淑媛病逝，萧衍又起了恻隐之心，又下诏恢复萧综的封号，给吴淑媛加了谥号为“敬”。　　这两次打击对于萧衍来说是很大的。建国开始的时候，萧衍重视儒家思想，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好的学习风气。但老年后，特别是这两件事后，萧衍看破了红尘，从儒家转向了佛家，还几次入寺庙做了和尚，当住持，讲解经书。 　·9· 　 　　做和尚的皇帝 　　　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同泰寺建成后，又在皇宫跟同泰寺对着的地方开了一个门，取名大通门（大通是同泰的反语）。这样一来，他出宫门入庙门，出庙门进宫门，来来往往可就方便多了。这一年三月，梁武帝对文武大臣们说：自己看破了红尘，要到同泰寺里当和尚。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梁武帝真的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了同泰寺。　　在同泰寺里，梁武帝住的是便房（一般房屋），睡的是素床，床上张的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葛帐，用的茶具和碗都是土瓦器，乘的是小车，每天不但晨钟暮鼓念经文，还要和寺内僧众一样打扫佛殿，和真和尚一模一样。　　满朝文武大臣急坏了，他们一起到了同泰寺，给这位和尚皇帝跪了一地，又是磕头又是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开头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　　为了统治全国僧尼，梁武帝敕命法超为都邑僧正（首都僧官，总管建康僧侣），以法云为大僧正（最高僧官，总管全国僧侣），要法超制定《要律仪》，共十四卷，命法正创立僧尼规诫。他又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蔬食（素食）主张。在这里，他不但禁食酒、鱼、肉，改行素食，还以所谓菩萨心肠禁杀众生。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百户虫命，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百户虫命。”他还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强制实行素食制度。　　佛教本来并不主张绝对素食，佛戒只规定“不杀生”，并未规定“不食肉”。无论是居家的佛教信徒所受的“五戒”，还是出家的“沙弥十戒”和“比丘二五五十戒”都未禁止食肉。所以，粱代以前的佛教僧侣，一般都是吃荤的。到了梁武帝，他决心要改变这一习惯，最后勒令僧尼一律素食。　　梁武帝在其所撰《断酒肉文》里向僧尼们说，他之所以要僧尼们蔬食，乃是为了大家好，为了能使大家“远离地狱”，得好果报。所以，请大家“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梁武帝的《断酒肉文》发布后，仍有不少僧众对推行素食制度不满。这些僧尼以“律中无断肉及忏悔食肉法”为依据，和梁武帝大唱反调。他们振振有词：佛祖的节律中本无断肉及忏悔食肉之法，我们为什么要自行戒律，提出“断酒肉”呢？为了制服那些不服气的僧侣们，梁武帝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他发问，由“三律师”回答。当然，这“三律师”都是御用的。他们的回答都是按照梁武帝的旨意进行的。最后的结论，当然只能是一条：僧尼必须禁断肉食。　　刚开始推行素食制度时，寺庙中的那些僧众，尽是一些“酒肉和尚”。但是，梁武帝的用意并不是在于揭露那些僧侣的劣迹，而是要强调他的素食主张。梁武帝的“断酒肉文”的理论根据，是《涅槃》等经的大乘教义。他以教义取代戒律，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迫于“皇帝菩萨”的权威，僧尼们只好就范。从此，我国便形成了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素食的传统。于是，在世界佛教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中国的汉族佛教徒吃素。迄今为止，除了我国汉族佛教徒之外，包括我国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内的世界各国（例如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等国）的佛教徒仍然都是吃荤的。而我国汉族佛教徒吃素这一传统的形成，则始于梁武帝。　　梁武帝崇佛，不但要求广大僧众禁断肉食，而且身体力行，带头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他是很能吃苦的，经常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在同泰寺“舍身”时，他独对青灯古佛，“刺血经书，坐禅不食”，礼佛真正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他的许多著作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即便在寺院当和尚，他也能“勤于政务”，“孜孜不怠”。他每天四更天便起床，念完早课，便对着烛光批阅奏章，很多诏令都是他亲手写成的。　　梁武帝还把他在寺院的清规戒律的生活作风推广到皇宫内部。他下令，织锦花纹不得用仙人鸟兽形状，以免裁剪有失仁恕。这位皇帝每逢礼佛，都身着“乾陀袈裟”，他的臣子上奏表，亦称其为“皇帝菩萨”。　　过了两年，也就是中大通元年（529年）九月，梁武帝在同泰寺里举行了一次佛教的大典，叫做“四部无遮大会”。“四部”指的是和尚、尼姑、善男、信女；“无遮”就是没有阻隔的意思。不管有钱的没钱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谁都可以参加这次大会。开会的这一天，寺庙里钟鼓齐鸣，乐队又吹又打，热闹非凡。佛堂里，香烟缭绕，拜佛的人一个接一个。梁武帝也身穿袈裟，口念佛号，带着一批大臣前来拜佛。他拜完了佛，又犯了当和尚的瘾，说这回非要当和尚不可，不愿回宫去了。　　当晚，梁武帝便住在同泰寺里，依然是素床瓦器，和普通僧众一样。第二天，他到佛堂上为四部大众（即和尚、尼姑、善男、信女）开讲《涅崒经》。他知识渊博，讲得活灵活现，还真像那么回事。　　大臣们又急坏了。他们到同泰寺劝梁武帝回宫，去了一次又一次，结果全白费功夫。最后，梁武帝放出话来，他已经是同泰寺的人了，要想让他离开同泰寺，非得积大德、做善事不可。怎么积德行善？大臣们思来想去，还得是老办法。于是，由公卿以下群臣出钱一亿万奉赎，梁武帝方才于十月还宫。　　第三次“舍身”，与第二次“舍身”相隔十五年之久。“中大同元年（546年）三月……庚戌（初八），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仍施身。夏四月丙戌，皇太子以下奉赎　　，仍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大赦，改元。是夜，同泰寺灾。”　　第四次“舍身”时，梁武帝已是八十四岁高龄：“太清元年（547年）……三月庚子（初三），幸同泰寺，设无遮大会。上释御服，服法衣，行清静大舍，名曰‘羯磨’。以五明殿为房，设素木床、葛帐、土瓦器、乘木舆、私人执役。乘舆法服，一皆屏除。……乙巳（初十），帝升光华殿讲堂，坐师子座，讲《金字三慧经》，舍身。夏四月庚午（初四），群臣以钱一亿万奉赎皇帝菩萨，僧众默许。戊寅（十二日），百辟诣风庄门奉表，三请三答，顿首，并如中大通元年故事。丁亥（二十一日），服衮冕，御辇还宫。幸太极殿，如即位礼，大赦，改元。”　　就在梁武帝最后一次从同泰寺赎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突然发生火灾，大火把佛塔烧毁了。梁武帝说这是魔鬼干的坏事，应该做更大的法事来镇压魔鬼。他下诏说，道愈高，魔也愈盛，行善事一定会有障碍，因此应该重建佛塔，把新塔修得比旧塔高一倍，才能镇得住魔鬼。他招来大批和尚尼姑做法事，给他们吃上等的素斋，消耗了上万斤香烛，念了好几天经。又叫大臣们跟他一起烧香磕头，还派出大批工匠上山采石砍树，花了无数的钱财，企图建造一座十二层的高塔。但是，新塔还没有完工，他就被侯景拘禁饿死了。　　梁武帝四次“舍身”，其中有三次写明“赎价”为“钱一亿万”！另一次没有载明价码，但也决不会无偿“放还”的。《魏书·萧衍传》说，梁武帝决定舍身同泰寺为奴，他的朝臣“三表不许”，“于是内外百官共敛珍宝而赎之”。由此看来，还是用钱奉赎的。当然，奉赎梁武帝的钱都是向老百姓搜刮而来的。　　病饿而死　　547年正月的一天晚上，梁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的地方官员纷纷献出土地，前来向他投降。他坐在张灯结彩的宫殿里，接受降书和文武百官的祝贺。他的疆土扩大了好几倍，面前的臣子们黑压压跪倒一片，数也数不清；古玩珍宝堆积如山，国库都放不下了，就堆在宫殿外面的街道上……梁武帝高兴得哈哈大笑。笑声惊动了他身边的侍从。他们赶紧呼唤他。梁武帝这才惊醒过来，但仍然对梦中的情景念念不忘。　　第二天一早，梁武帝就召见中书舍人朱异，向他详细述说了自己的梦境，并告诉朱异说：“我平生很少做梦，一旦做梦，皆有应验。”朱异本是一个善于献媚、见机行事的货色，见皇上这么说，就故意装出十分惊讶的神情，逢迎地说道：“臣恭喜陛下，此乃天下统一的预兆啊！”一句话把梁武帝的心里说得美滋滋的。　　说来真是凑巧，到了这一年的三月，还真有一个叫侯景的东魏大将派人前来接洽投降。　　侯景原来是被鲜卑族同化的羯族人，出身镇兵，后因功渐升为镇功曹使。东魏大丞相高欢生长于怀朔镇，与侯景早就相识，两人关系甚好。　　北魏末年北方大乱，豪杰并起，侯景归顺尔朱荣，甚见信重。尔朱荣率军镇压葛荣起义，侯景担任先锋，生擒义军首领葛荣，以功擢升定州刺史，由此显名。后来，高欢灭尔朱氏，侯景因与高欢有旧谊，又归附高欢，任大丞相长史，仍兼定州刺史。　　侯景身高不满七尺，上长下短，广额高颧，右脚患有足疾，是个跛子，弓马非其所长。他虽然其貌不扬，却颇有谋略，以机诈多变著称。在东魏和西魏的征战中，侯景屡建战功，渐次进封为尚书右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河南道的最高行政长官），统兵十万，专制河南（黄河以南地区）达十四年之久。是东魏实力最雄厚的外藩。　　侯景为人阴险狡诈，桀骜不逊。在东魏阖朝文武中，他只佩服高欢。高敖曹、彭乐等人，都是东魏勇冠一时的名将，侯景却把他们视如猪狗一般的无能之辈。他曾狂妄地说：“给我三万人马，我便能横行天下，渡江缚取萧衍老翁，犹如探囊取物！”他对高欢的儿子高澄也很轻视，曾私下对亲信司马子如说：“高王（指高欢）在时，我不敢存有什么异心；倘若高王死了，我是不会再与鲜卑小儿共事的！”　　高欢死后，高澄想夺他的兵权。侯景就投降了西魏，但西魏对他有戒心，在东西夹击、走投无路的形势下，他派行台郎中丁和到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要求梁武帝派兵增援。　　梁武帝接到侯景的降表，马上召集群臣到朝廷商议。尚书仆射谢举劝说道：“从前战争纷纷，费财扰民，实堪忧虑。近年来我朝与东魏讲和，边境安宁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现在若接纳东魏叛臣，恐怕又要挑起战端，生灵便会再遭涂炭，臣以为不可！”梁武帝听了，显得很不高兴。他生气地说道：“机会难得，怎么能胶柱鼓瑟，坐失良机呢？”　　尽管梁武帝很不高兴，但多数大臣都赞成谢举的意见，劝梁武帝不要接纳侯景。　　正当梁武帝为群臣反对接纳侯景烦恼之时，只见中书舍人朱异出班奏道：“侯景献土来降，这是天意！天命不可违，违天不祥。况且陛下前些日子曾做过一个吉祥之梦，当时微臣便猜想是一统天下的预兆，如今果然应验，为什么不接纳侯景呢？”　　梁武帝见有人附和，转怒为喜，大声说道：“爱卿所言甚是。我国家固若金瓯，毫不伤缺，如今侯景献地来归，本是巴望不得的事，理当接纳。如果纷然不决，将来必定后悔！”　　朱异又道：“天下有圣明的天子，才会东西降服，南北归仰。现在侯景来降，是北方归附的先兆，如果一开始就加以拒绝，谁还愿意前来归附？希望陛下圣心独断，不要以众议为虑，不要再迟疑了。”于是，梁武帝不顾群臣反对，决心接纳侯景，任命他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河北诸军事，令丁和带着饬令回去报告侯景。接着，梁武帝又派司州刺史羊鸦仁、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人，带领三万人马奔赴悬觚，运送粮草接应侯景。　　梁武帝的接纳，使侯景在同东魏高澄的斗争中得到了一个庇护所，得到了一条退路。而梁朝本身则不仅一无所得，而且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因为，黄河以南的十三个州仍然为侯景管辖，但高澄攻打侯景时，梁朝却没有理由不给侯景以粮食、武器、兵力的支援。　　朝中有的大臣知道侯景为人，一句话成了谶语：“乱事就要来了。”　　548年8月中旬，侯景在寿阳起兵反梁，以诛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麟、太子右卫率陆验为名。朱异等人蒙蔽梁武帝，贪赃枉法，罗置私党，扰乱朝政，为当时人所愤恨，称之为“三蠹”。侯景为邀买人心，所以以诛除他们的名义起兵。　　梁武帝听到侯景起兵的消息，很不以为然。他笑着对左右说：“侯景数百叛虏，能成什么气候？我折根树枝便能打死他！”他命令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为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萧正表为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礼为西道都督、通直散骑常侍裴之高为东道都督，共同讨伐侯景。又命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邵陵王萧纶持节统率众军。梁武帝的这种布置，是想把侯景围困于寿阳地区，一举歼灭。　　侯景听说梁兵前来进攻，便问计于王伟。王伟向他献策说：“如果坐待萧纶率军前来进攻，彼众我寡，必为萧纶所困。建康有萧正德为内应，不如抛弃淮南，轻兵直取建康。这样，萧正德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贵神速，宜快不宜慢。”侯景连称妙计。　　9月25日这一天，侯景谎称游猎，离开寿阳。他扬言进攻合肥，军队却以最快的速度去攻打谯州（今安徽滁县）。谯州守将董绍先开城投降。接着，侯景又去进攻历阳（今安徽和县），历阳太守庄铁也开城投降。王伟的策略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庄铁向侯景献计说：“国家已经很久没有打仗了，听说大王举兵，举国震骇。大王应该趁此机会直捣建康。这样，可以兵不血刃而成大功。如果进兵迟缓，使朝廷得以从容布置，要想取胜就很难了。假若朝廷派数千羸弱士卒防守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长江东岸。此地江面较窄，形势险要，自古为江防重地），大王纵有雄兵百万，也不能渡过长江。”侯景依计，引兵到达长江北岸的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面对江南的采石）。　　都官尚书羊侃向梁武帝建议：以两千人急据采石，令邵陵王萧纶袭取寿阳，使侯景进不能前，退又失去巢穴，乌合之众，自然瓦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梁武帝没有采纳。他听信了朱异的话，以为侯景并无渡江的意向，只派宁远将军王质率水军三千巡江防守。更可悲的是，他起用了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屯驻丹阳（今安徽当涂东北）。把保卫建康的大权，交给了这个内奸。　　萧正德接到这个命令，喜出望外。他派出大船数十艘，谎称运送柴薪，到了采石对岸，准备接运侯景的军队过江。但此时侯景仍怕王质作梗，不敢轻易渡江。可笑的是，朝廷好像有意让侯景如愿似的，竟把王质调离采石，而接替他的云旗将军陈晰又迟迟没有到任。江防重地采石一时竟无人防守。侯景得知这一情况，大喜过望，马上命令部队上了萧正德派来的接应船只，横渡长江，在采石上岸，没有遇到一点阻力。此时，梁武帝还在梦中。　　渡江后，侯景已有八千人马，很快打到姑孰（今安徽当涂）。这时，梁武帝才惊醒过来，命令太子萧纲指挥军队抵御侯景。可悲的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萧纲，也不识萧正德是内奸，把防守建康台城南面的朱雀门与宣阳门的重任托付给了他。　　10月23日，侯景率军抵达板桥（今江苏南京市西南板桥镇）。为探听建康城中虚实，他派谋士徐思玉前去求见梁武帝。梁武帝召见时，徐思玉诈称自己叛逃侯景，有机密事相告。梁武帝信以为真，想命令左右侍从退下，舍人高善宝说：“徐思玉从叛军中来，居心叵测，岂能让他独在殿上！”朱异在旁边说道：“徐思玉文质彬彬，岂能是刺客！”徐思玉并不理他，拿出侯景的书信呈给梁武帝，声称朱异等人弄权，欺罔君上，残害臣下，请求带甲士入朝，除君侧之恶。朱异自讨没趣，再不言语。　　侯景信中又请求梁武帝派人前往自己军中谈判。梁武帝此时对侯景仍存有幻想，派遣中书舍人贺季和主书郭宝亮随同徐思玉前往板桥。侯景将二人迎入帐中。贺季问他：“皇上待大王不薄，大王无端起兵，究竟是为了什么？”侯景是个粗人，不知掩饰，便随口答道：“想当皇帝！”王伟在旁连忙说道：“奸臣朱异等人欺瞒君上，祸乱朝纲，举国上下，无不恨之入骨。侯王起兵，便是想诛除奸臣，以清君侧！”　　侯景既已口出恶言，便不再顾忌，将贺季扣押，只把郭宝亮放回建康。次日，叛军抵达秦淮河南岸。秦淮河上有朱雀桥与建康正门朱雀门遥遥相望。朱雀桥是一座可以起落的活动桥，萧正德的军队正屯兵于此。当晚，萧正德的党羽沈子睦落下桥板，引导侯景的军队过了朱雀桥，进入朱雀门。这时，萧正德骑马赶来，带领侯景的军队进入宣武门。一路通行无阻，很快兵临台城城下，将台城包围起来，阻绝了台城和石头城（西城）、东府城（东城）的联系。　　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对于梁武帝来说，一是因为骄，以为侯景成不了气候；二是因为暗，以为萧正德是根可以托付重任的栋梁。然而，这还只是悲剧的开始。　　据说，最后侯景带着五百甲士去皇宫里抓萧衍时，曾发生了这样一段很有趣的对话：　　萧衍见侯景来，不慌不忙地问道：“你是哪里的人，竟敢作乱，你的妻子、儿女还在北方吗？”侯景这时害怕得汗流满面，竟不知道怎么回答。旁边的部下替他说：“臣景的妻子和儿女都被高氏杀了，现在只有一人归顺陛下。”萧衍问道：“你过江时有多少兵马？”侯景答道：“千人。”萧衍问：“攻城时多少？”“十万。”“现在呢？”“率土之内，莫非己有。”最后，萧衍安慰他说：“你忠心于朝廷，应该管束好部下，不要骚扰百姓。”侯景答应了。　　见过萧衍后，侯景对身边的亲信王僧贵说：“我多年征战疆场，从没有胆怯过。这次见萧衍竟然有点害怕他，莫非真是天子威严不容侵犯吗？”其实，侯景一是作乱心虚，二是萧衍本来也是战场勇将，侯景肯定早就有敬畏之心，加上当时迷信思想严重，认为天子都是神灵下凡。还有萧衍信佛后，看清权势，也看轻权势，他的镇静无疑更让侯景心虚。　　但是，这个侯景毕竟是作乱打进都城的，他的军队掌握了都城的管理大权，他的卫兵进出皇宫很随便，还佩带武器。萧衍见了很奇怪，问左右侍从，侍从说是侯景、侯丞相的卫兵。萧衍生气地喝道：“什么丞相！不就是侯景吗？”侯景听说了，也很生气，于是派人监视萧衍，限制他的供应。结果萧衍很快病了，后来不能起床，最后连饿带病加生气，闭眼西去。终年85岁。他的谥号是武帝，庙号是高祖。 　·10· 　 　　“气管炎”皇帝杨坚 　　　隋文帝杨坚，原为北周隋王，后废北周静帝而称帝，建隋朝，为隋朝开国皇帝。在位24年，被子杨广谋杀，终年64岁，葬于泰陵（今天陕西省县西南20里）。　　公元541年，即西魏的大统七年，杨坚出生。和许多帝王一样，传说他出生时也有祥云出现。但他在青少年时期并不聪明，靠着贵族家庭的关系，他在专门为贵族子弟设立的学校里读过书，但由于成绩不好，被讽刺为不学无术，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自嘲地说他“不晓书语”。　　杨坚虽然读书不行，但因为有父亲的关系，他在十四岁时便开始做官，应了那句话“老子英雄儿好汉”。杨氏是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在西魏时期，杨坚的父亲杨忠便和独孤信一起投靠了权臣宇文泰，此后，杨忠因为屡建功勋，而且帮助宇文觉建立了北周政权，所以，官爵升至柱国，封随国公（随字后来才改成了隋）。北周建立时，因为父亲杨忠功劳卓著，杨坚借光升为骠骑大将军。后来，又封为大兴郡公。到公元560年，周武帝即位时，不满二十岁的杨坚已做了随州刺史。六年后，当朝的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看出了杨坚的前程远大，就把刚十四岁的女儿许给了杨坚，这就是后来有名的独孤皇后。　　因为独孤家族比杨氏家族的势力要强大得多，加上独孤皇后的个性，杨坚算得上是历史上有名的“惧内”皇帝了，据说因为和皇后吵架，杨坚曾出走到深山中，几天后才回来。　　杨坚的地位也引起了其他人的嫉妒，有的想借机除掉杨坚，但杨氏家族以及独孤家族的势力也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加上杨坚的长女又是北周武帝太子的王妃，所以，虽有危险，但终究没有对杨坚构成致命威胁。　　扫除障碍建隋朝　　在公元578年，周武帝病死，宣帝即位。杨坚的长女做了皇后，杨坚升任上柱国、大司马，掌握了朝政大权。加上年少的皇帝也比较昏庸荒淫，在群臣中没有威信，于是，杨坚便开始准备取而代之。　　杨坚的行动多少让小皇帝有所察觉，但没有真凭实据，他也没法处罚杨坚，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岳父大人，更难下决心做事。杨坚为了避免皇帝的猜疑，就想到地方上去任职，也为将来有变时能利用实力争夺皇位。于是，他便把这种愿望告诉了自己的朋友、内史上大夫郑译。　　到了公元580年，机会来了，皇帝决定出兵南伐。郑译便向皇帝推荐了杨坚，皇帝对郑译原来就很信任，于是任命杨坚为扬州总管。但是，还没等出征，周宣帝便一病不起。在郑译的参与和其他关西士族的支持下，杨坚他们做了一个假诏书，以宣帝遗诏的名义宣布：杨坚以外戚身份入宫辅助政，任宰相，总揽大权，进封为隋王，辅佐刚八岁的周静帝宇文衍。　　宣帝死后，杨坚等人并没有立即公布消息，而是趁机用假诏书夺取了军政大权，以及京城部队的指挥权，等一切准备就绪后，这才发布了皇帝去世的消息，辅佐小皇帝即位。　　杨坚做了辅政大臣后，首先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吸收了一些有才干的人，稳定政局，并宣布革除宣帝时的酷厉苛刻之弊，深得人心。然后又向威胁他地位的宗室各王展开了攻势。　　刚去世的周宣帝的弟弟宇文赞在朝廷中和杨坚的地位不相上下，是杨坚秉政的一大障碍。杨坚便派人对他说，你不必再这样劳累地参与政事。以后的皇帝位置肯定是你的，你只管回家等着就行了。宇文赞一来年轻，二来也没什么谋略，就相信了。　　没了身边的对手，杨坚又向其他的王下手了。已经成年而且在地方有些势力的是五个王，如果他们联合起兵，杨坚还很难对付。所以，在他们得知宣帝病逝的消息之前，杨坚便用假诏书将他们召回到长安，然后收缴了他们的兵权和印信。五个王见自己无法与杨坚抗衡，便秘密联系在外的另一个王起兵，但不久便被杨坚打败。五王只好寻机下手。一次，他们设下鸿门宴，请杨坚去，幸亏随从的人有所察觉，拉他借口跑出来。然后，杨坚便以谋反罪杀掉了主谋的两个王，其他三个不久也被除掉。宗室势力被消除后，杨坚的皇帝之路平坦了许多。　　解除了中央的威胁后，地方势力也开始反对他，河南、四川、湖北等地的将领纷纷起兵。经过打与拉两手策略的较量，杨坚在半年后，终于平定了三地的军事力量，彻底控制了北周的政权，做皇帝仅仅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了。　　到了公元581年的正月，杨坚走了一个前人使用过的体面形式——禅让。他让人替周静帝写好退位禅让诏书，然后送到他的王府。杨坚假意推辞，最后才接受了大家的意思，穿上皇帝服装，登上心仪已久的宝座。这时的杨坚刚四十岁。　　因为杨坚是继承的父亲的爵位随国公，后来又进封为随王，因此把新王朝定名为“随”，但又觉得这个字有个和“走”同义的偏旁，于是，把这个不太吉利的偏旁去掉，成了“隋”。年号也按照惯例改了，定为“开皇”。但都城没有变动，仍是长安。杨坚虽然改了随字，但隋朝还是没有逃脱短命的命运，仅仅三十年便灭了。说来也是巧合，当初杨坚夺取的是宇文氏的帝位，而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是命丧宇文氏之手。　　政绩卓著　　文帝代周建隋，总觉得自己得到国家太容易，担心人心不服，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戒备，他轻徭薄赋，勤于政事。每日晨起听朝，有时太阳偏西尚不知倦。　　为了隋王朝的长治久安，他总结了两条经验：第一条是节俭。在历代封建皇帝中，隋文帝是特别重视节俭者之一。他教训太子杨勇时说：“自古以来的帝王，如果奢侈就一定不能长久，你一定要厉行节俭。”他自己从辅助政时就提倡节俭生活，使之成为风气，以致当时士人的便服多用布帛制作，不用绸锻绫罗，饰带也只用铜铁骨角，不用金玉。他称帝后，更宣布“犬马服玩，不得献上”。对于以布袋进干姜，以袋献香料的官吏，都认为是浪费，大加斥责。《资治通鉴》中称他：“其自奉养，务为俭素，乘舆御物，故弊者随宜补用；自非享宴，所食不过一肉；后宫皆服浣濯之衣。”有一次患痢疾，须配制止痢药，药方中有胡粉一两，宫中竟然都找不到。还有一次，他要一条织成的衣领，宫中也没有。平时进膳，所食不过一肉。如此躬行，成了他改革政治的一个根本条件。　　第二条经验是大杀贪官污吏，文帝假托年幼时相面人赵昭曾经秘密告诉他说：“你将来命该称帝，但是必须大加诛杀才能巩固新朝。”以此为据，他整顿吏治，建立起对官吏的考核制度，对廉官良吏赐帛赠田，晋级加官，布告天下，实行奖励；对贪官污吏严加惩处，派左右亲信严密侦查百官的行为。有时甚至暗暗派人向一些官吏行贿，这些官吏一受贿就立即处死。　　文帝执法严明，有一次，他发觉儿子杨浚生活奢侈，多造宫室，大怒，下令将杨浚抓起来，大臣杨素劝谏说处罚得太重了，文帝说：“皇子与百姓只有一个法律，如果不这样，岂不是要再立一个皇子律了吗？”文帝的这一措施，使豪强官吏不敢过分作恶，贪污行为大为减少，有利于与民休养生息。　　文帝能知过即改，有一次，臣子辛擅做了一条绯（红色）裤穿，说穿了此裤能官运亨通。文帝认为他是以妖法惑众，十分生气，下令将他处死。司法大臣赵绰据理顶撞说：“依据法律，辛擅不足以定死罪，臣不敢奉旨。”文帝大怒说：“我看你是只顾怜惜他而不怜惜自己了！”下令将赵绰和辛擅一并处斩。临刑前，文帝问赵绰还有何话要说。赵绰答道：“臣一心执法，不敢惜死，只是陛下宁可杀我，决不可枉杀辛擅。”文帝气得拂袖而去。但他转而一想，终于明白赵绰以死护法，正直可嘉，立刻下令释放赵绰，辛擅免死，次日还嘉奖了赵绰。　　杨坚在称帝之后，先是把自己的儿子们封到各地去驻守，同时掌管当地及周围的军事。这是吸收了北周被自己灭掉的教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杨坚罢黜了一些没有才干的大臣，包括对自己夺取帝位有功的人，将一些有真才实干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政务。　　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钱币、对外关系等方面，加上对江南的统一。他的一大历史贡献就是，废除了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开创科举制，以考试取士。所以隋文帝杨坚在中国历史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功绩的皇帝，他对政治体制包括法制的改革，对于唐朝的体制是个直接的影响，实际上，唐朝的体制基本上是隋朝时的翻版，一般我们对唐朝的评价很高，但是，唐朝的很多的制度却是在杨坚的时候确定的，所以，我们在高度评价唐朝的唐太宗以及盛唐风范的时候，还是应该把功劳分给杨坚一点公平些。这就像我们景仰汉朝的鼎盛时，不应该忘记秦朝的功绩：汉朝的政治、法律制度基本上是继承秦朝的。因为秦朝的短命以及秦二世的暴虐，我们对秦朝的看法偏激了一点，不太公正，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　　北周的官僚体制基本上是效仿原来西周时期的《周官》即《周礼》的形式，但实际上很乱。隋文帝即位不久，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依汉魏之旧”建立中央机构。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掌握政权的的是五省，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权。三公虽然也有僚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也不常设置。皇帝是全国军事、政治、经济的最高主宰，拥有绝对权力。　　执掌国家政务实权的是五省，即内侍省、秘书省、门下省、内史省和尚书省。内侍省是宫廷的宦官机构，管理宫中事务。秘书省掌管书籍历法，事务较少。　　以上二省在国家政务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这就是后来被唐朝继承的三省制。三省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要务。门下省和内史省都是辅助皇帝的决策机构，内史省是起草诏书的机构，门下省则负责封驳，即审查机构。最后执行诏书的机构是尚书省，同时负责日常的政务，管的事最多，为此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事。三省的长官：尚书令（尚书省最高长官，并设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助手）、纳言（门下省最高长官）、内史（内史省最高长官），都是宰相职务。六部的最高长官称尚书。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和调动；度支，后来改成民部，掌管全国的土地、户籍以及赋税、财政收支；礼部，掌管祭祀、礼仪和对外交往；兵部，掌管全国武官的选拔，和兵籍、军械、等；都官，后来改成刑部，掌管全国的刑律、断狱；工部，掌管各种工程、工匠、水利、交通等。开始的时候，六部叫做六曹，即六个办事机构。　　隋朝的五省六部制，形式上是继承汉魏旧制，实际是总结了秦汉以来的统治经验，发展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可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和地方势力分裂割据。三省六部的官员品位不高，职权有较明确的分工，有利于皇帝集权和任免官吏。　　除了五省六部，还有御史台、都水台，十一寺和十二府。这些后来基本上成为日本大化革新时参考的内容，如日本的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机构融合而成的。到现在为止，日本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还保留了隋唐时期的名字：中央的省相当于我国中央的部，但其地方机构是县，县长官知事是标准的中国古代名称，级别相当于我国的省长。其他如北海道、东京都、大阪府，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名称。包括日本的和服，日本的仕女长相、装束等等，都是和隋唐时期的中国文化极其相似的，这不是巧合，而是直接学习的结果。　　对于地方机构，杨坚也进行了改革，隋初地方行政机构，沿袭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北周时，设置郡县很多，“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形成“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庞大地方行政机构。583年，隋文帝接受大臣杨尚希的建议，精简地方机构，撤消境内五百多郡，把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同时，还合并一些州县，裁汰一批冗官。这就大大节省了政府的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　　为了更好地行使权力，控制地方，杨坚下令，九品以上的官员一律由中央任免。而且每年都要由吏部进行考核，以决定奖惩、升降。后来，又实行三年任期制，刺史和县令三年后要轮换到另一地做官，防止时间长了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抗中央。　　对于法律，杨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北周的法律既混乱又残酷，在杨坚掌握北周政权时就曾经进行过改革，但不太彻底。隋朝建立后，他在下令制订《开皇律》的时候，就将原来的枭首（即砍下头悬挂在旗杆上示众）、车裂（即五马分尸）等残酷刑法予以废除，保留了律令五百条。而刑罚则分为死、流、徒、杖、笞五种，基本上完成了自汉文帝刑制改革以来的刑罚制度改革历程，这就是封建五刑制。到了唐朝，将顺序颠倒过来，从轻到重，内容基本上继承，没有改变。　　流传至今最完整的是《唐律疏议》，代表了唐律，其实这也是从杨坚《开皇律》中继承过来的。杨坚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系列措施，加强了中央集权，使隋王朝得以巩固、强盛，因此，在历代帝王中，隋文帝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　　文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均田制，搜查隐漏的农户，重编户籍，增加了税民，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削弱了豪强势力，使隋初的社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　　由于赋税越来越多，所以，农民总是设法逃避。豪强地主也是想尽办法少交租税。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杨坚在建立隋朝后，采用了两项措施，即“大索貌阅”和“输籍定样”。　　大索貌阅，就是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是不是隐瞒了，或者报了虚假年龄。输籍定样则是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这样，既增加了收入，也防止地方豪强和官僚勾结，营私舞弊。同时，从豪强手里将原来依附的人口解放出来，也有利于增加国家的劳动力，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农民的赋税包括租、调和力役几种，在隋朝，对年龄有明确的规定：三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黄，四岁到十岁的叫做小，十一到十七叫中，十八到六十叫丁，六十以上叫老。　　国家的赋役对象是丁，一对成年的夫妇每年向国家交粟三石，这是租。种桑养蚕的地方每年交绢一匹，相当于四丈，以及绵三两；种麻的地区则改为交纳布一端，相当于五丈，以及麻三斤，这两种都叫调。另外，成丁的男子每年要服役一个月，叫力役。到了后来，隋文帝又规定，五十岁以上的人的力役可以用布帛来代替，这叫庸。租庸调制在唐朝也基本上实行了。　　同时，隋文帝还统一了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度量衡也在这时重新统一。　　至于土地制度，隋朝基本上继承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成年的女子分露田四十亩。奴婢和一般人的占田数相等。此外，官员从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顷数量不等的职分田，以此作为俸禄，等以后不做官了上交国家。各地的行政机关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为办公的费用支出，叫做公廨田。　　这些办法大量地减少了国家的财政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由于有了这些有效的措施，所以，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隋朝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面积大量增加，隋初为一千九百多万顷，二十多年以后，增加到五千五百多万顷。农作物的产量增长较快。隋文帝即位之初，府库空虚。十多年以后，政府的府库已容不下各地征调的绢帛，而需要建立新的府库。到隋文帝末年，西京和各地的仓库都装满了粮食，多的达到千万石，少的也不下数百万石。后来，唐朝建国20年时，隋朝的库藏还没用尽。正如《贞观政要·辩兴亡》里所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朝仓库的丰实是我国历史上少见的。因而后来隋炀帝才如此豪爽地向西域的商人炫耀自己的实力，才有了挥霍的资本。　　文帝留意民间疾苦的所为，在历代帝王中也是少见的。公元594年，关中饥荒，他派人去了解百姓所吃的食物，知道他们吃的竟是豆粉拌糠。文帝将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流着眼泪责备自己的无能，命令撤消自己日常的膳食，不饮酒，不吃肉，他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命令侍卫不准驱赶、威吓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人群，他引马让路，善言抚慰。路难走的地方，他还命令左右帮助担挑的灾民通过。公元600年，齐州有个小官，名叫王伽，押送李参等70余个犯人去京城，走到荥阳，王伽对李参等人说：“你们犯了国法，受罪是应当，看看护送你们的民夫，一路上多么新时期，你们于心能安吗？”李参等人谢罪，王伽就遣散民夫，释放李参等犯人，约定日期到京城主动会齐，说道：“如果你们失约，我只有代你们去受死了。”到了限期，七十余人竟一人不少，文帝听了很赞赏，召李参等携带妻子入宫赐宴，并宣布赦免了他们，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只要官吏有慈爱之心，至诚待民，百姓并非难教，要官吏学习王伽。　　在对外关系方面，首先是对付北面的突厥。突厥原来是中亚地区的游牧民族，后来向东迁移，活动在蒙古草原一带。早在北齐和北周时期，变常骚扰内地。在杨坚执政北周时，和突厥和亲，尽力搞好双方关系。但在杨坚建立隋朝之后，突厥却加紧了南下的侵扰，但被隋军打败。　　为了更好地防御突厥势力的侵扰，杨坚曾经三次修长城，巩固北边的防御线。到后来，突厥分裂成了两部分：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因为无法和隋朝抗衡，渐渐地采取了和缓政策，直到接受了隋朝的领导。西突厥则逐渐向西发展，对隋朝没有了威胁。　　北面安定之后，杨坚开始对付南方的割据势力。首先是灭掉了后梁。后梁原来就依附于北周，杨坚开始也进行笼络，等势力壮大后，就邀请后梁的皇帝萧琮到长安，其实是软禁，然后派兵占领了后梁国。　　当时占据江南的是喜欢酒色的后主陈叔宝。在公元588年的秋天，杨坚派兵五十万，东到海边，西到四川，在长江沿线向陈发动了全面进攻。而陈的兵力总共不过十万，而且上下没有积极地备战，只是沉于酒色之中。结果当隋军抓到陈叔宝时，前线的急报还没有打开看过。　　陈叔宝到了隋朝，受到杨坚的礼遇，但杨坚很爱节俭，陈叔宝却建议杨坚造宫殿。有一次，陈叔宝应约赴宴，又向杨坚建议修宫殿，以示文治武功。杨坚表面上没有说什么，等陈叔宝走远了，就对群臣说，他就是因为贪图享受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现在又来劝我学他那样。　　隋继承北周的疆域，灭陈以前，统治地域包括长江以北的全部地区。隋初，南方存在两个政权，一是建都于江陵（今湖北荆州）的后梁，一是陈。后梁民少国弱，本来就是附属北周的傀儡政权。587年，隋废后梁皇帝，后梁亡。隋灭陈以后，又拥有江南广大地区。隋朝极盛时期的疆域，东西9300里，南北近15000里，东南临海，西至今天的新疆，北至今天内蒙古杭锦后旗西。　　昏庸的一面　　杨坚除了他的成就，还有很多的缺点，如喜怒无常，猜疑心重，容易受谗言所惑，时常命令左右窥视臣下，如有过失，则加重罪。这是文帝的短处，并且因而贻害子孙。　　猜疑忠臣最典型的是高熲。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是北周重臣独孤信的女儿，而高熲的父亲则是独孤信的属下，还被赐姓独孤。所以，杨坚和高熲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而且后来在杨坚建立隋朝时，高熲立下了汗马功劳。杨坚称帝后，高熲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为重臣之一。　　杨坚对高熲极为信任，甚至把他当成自己的镜子，说他可以纠正自己的过错。如果有人进谗言诬陷高熲，杨坚从来都不相信，反而把告状的人治罪。高熲的官职已经无法再往上封了，可见在杨坚的心目中高熲的重要性。但在以后对于立太子的问题上，两个人发生了矛盾。　　当时，杨坚对杨勇已经不满，打算立善于伪装，博得他和独孤皇后信赖的杨广为太子。但高熲并没有觉察杨坚的意思，极力反对废立太子。杨坚认为是高熲在为私利和他作对，因为高熲的女儿是杨勇的妻子，如果以后杨勇即位，那高熲作为岳父，其地位之高可想而知，说不定会效仿自己，取代隋朝自立为帝。因为杨坚是通过外戚这个身份夺取帝位的，所以对于高熲的位置的敏感性极强，但高熲却没猜到杨坚的这些想法。　　杨坚后来借处理另一个大臣王世积时，将高熲牵连进去，但只是免了官职，废为平民，没有置他于死地。　　杨坚在晚年的猜疑有时显得很可笑。他为了禁止官员贪赃受贿，竟派人去向官员行贿试探，如果有人敢收下，就立即处死。　　有次，一个武官的衣服和佩剑不太整齐，杨坚就说是对他的不敬。他不是治武官的罪，而是说御史没有尽到责任，因为御史是专门监督官员的。所以，杨坚就处死了御史，谏议大夫站出来劝止杨坚，竟也搭上了性命。　　早期立法有功劳，晚年坏法有过错，这就是杨坚的前后对照。杨坚晚年还大量使用法外酷刑，即杖刑，在宫廷里就经常放着棒子。后来，高熲劝说之后，杨坚曾经把杖棒废除，但他打人时嫌鞭子抽打力量太小，于是，又恢复了杖刑。　　在中国古代社会，行刑一般要在秋天，叫顺应天意，即秋天叶子要落，气氛肃杀。而春天万物复苏，要生长了，这时严禁猎杀动物，不许破坏幼小树木。总起来说，就是春夏行赏，秋冬处罚。杨坚在晚年时却破坏了这种历来的习惯，在夏天时就要杀人，有大臣反对，他狡辩说，夏天时老天爷有雷电暴雨，这也是天意在发怒。　　杨坚的迷信程度很重，不但信佛教、道教，还信阴阳五行、鬼怪、符瑞、土地神、山神，还有龙王，他都信。在北周时候，武帝曾经灭佛，杨坚这时则予以恢复，下令百姓可以自愿出家。杨坚在各地大建佛寺，正因如此，隋唐的佛教才兴盛起来。　　杨坚文化程度不高，认为文化没用，学校也没必要。到了公元601年，杨坚便将郡县的学校全部废除，只留下了中央的国子监，供官员贵族子弟们读书。　　冷落三千宫黛之谜　　隋文帝的妻子独孤氏，是北周卫公独孤信的女儿。杨坚取北周而代之，建立隋朝，改元开皇，独孤氏为皇后。独孤家族对杨坚以及他的父亲杨忠都有恩惠，所以，杨家基本是从属于独孤家族的。杨坚本来就对妻子有所畏惧，独孤氏做了皇后之后，在参政过程中，更让杨坚佩服，敬畏之心更浓了。文帝有五个儿子，都是独孤皇后所生，这在历代帝王中较为罕见。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其余四子都封了王：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季为越王、杨谅为汉王。但文帝非常满足，曾公然说道：“前代皇帝内宠太多，往往由于嬖爱而废嫡立幼，我没有姬妾，五个儿子都是皇后所生，必然会和睦相处，不会像前朝那样发生争夺。”只是隋文帝这样得意地宣布时，宫中争夺继承皇位的斗争早已在进行了，只是他没有察觉而已。　　独孤氏皇后的才干不在杨坚之下，实际上，独孤氏也像一个皇帝，或者说是实际上的皇帝。每当文帝临朝听政，独孤皇后便与文帝一起坐辇去朝堂，到了门阁才止步。杨坚能顺利登极，她积极地参与谋划，功不可没。独孤后暗中遣宦官监察朝政，若有不妥的地方，等文帝退朝后，她必然婉言进谏，文帝常常采纳她的意见。她曾劝文帝从西域商人手中买下价值十万两黄金的宝玉，理由是“有了这笔巨资，将来可以养活一万名士兵”，仅从这一点，就能确信独孤后是位才智过人的女性。　　独孤后对外戚要求尤为严格。她表弟崔长仁，奸淫妇女，文帝看在皇后面上，本要免去其罪，而皇后却不徇私情，把崔长仁处以死刑。宫中上下都十分敬重她，把她与文帝称为“二圣”。　　独孤后学识、眼光都好，在政治大事上，可谓贤良明智，只是生性绝妒，不容杨坚接近女色，在夫妻关系上失去了分寸。独孤后嫁给文帝杨坚时才十四岁，她当时就让丈夫发誓：“一生之中不能与除了她之外的任何女人生孩子。”杨坚严格遵守誓言，他的孩子全都是由独孤皇后一人所生，皇帝的私生活如此纯真，这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见的。清朝的赵翼在著作中写道：“独狐皇后善妒，殃及臣子。”因此隋文帝虽然后宫佳丽三千，但形同虚设，文帝“唯皇后当室，旁无私宠”。宫中诸嫔妃宫女，也在独孤后严厉的目光下噤若寒蝉，春心冻结，无人敢冒生命之虞去与皇上调情。因为有妻子的管束，杨坚没有像其他皇帝那样荒淫败国。　　也因此隋宫里面虽然美女如云，杨坚却只能空望着咽唾，终不能够让他开怀一下。这天独孤后受了些风寒小病卧床，在宫中调养。杨坚得了一线的隙缝，悄悄的带了两名内侍，去了仁寿宫。宜人的春景，逗起了他心中的一团春意。忽然一阵清香随风送至。梅花丛里，一个女子背面立着，乌黑的云发披覆在晶莹的颈项。她盈盈地回过娇躯，和杨坚打过照面。杨坚吃了一惊，不料宫里藏着如此美艳的丽人，亭亭如出水莲花，袅袅似当风杨柳；痴凝秋水为神，瘦认梨云是骨。那女子莲步轻移，走出了梅花丛中，行到隋主面前，垂柳般拜倒，磕了一个头，才袅袅起立，垂着罗袖，站在一边。隋主早已神迷意荡，一问名字叫尉迟贞，是尉迟迥的孙女，年方二八。杨坚话涉挑逗，尉迟贞红飞双颊。杨坚走近尉迟贞身前，与她携手而行。　　尉迟贞怯生生地随了皇上，不胜娇羞，益发动人怜惜。缓踏芳草，徐穿花径，两个人在梅苑周围闲游了一会儿。梅花别苑里面，一切都是梅花式样，清幽绝俗。　　杨坚笑对尉迟贞说：“你冰肌玉骨，不愧为梅花苑主人。”尉迟贞忙说：“贱婢蒲柳之质，怎堪与梅花比妍？”杨坚说：“依朕看来，梅花却不敢与你比妍，尚需逊你三分芳菲。”这时月移梅影，风送暗香来。杨坚有生第一次持酒对美，酒不醉人人自醉。　　尉迟贞酒量浅，醉眼惺忪，一副媚态，更是动人。杨坚借酒发作，拥了她入帏。两个人便宽衣解带，你贪我爱的成就了好事。一宵易过，阳光映上窗帘。尉迟贞先醒了，见时刻已经不早，杨坚还睡得深沉。她怕杨坚耽误了早朝，又怕独孤后知道，便将杨坚推醒。杨坚见尉迟贞乌发蓬松，远山添翠，小樱桃上的残脂未尽。尉迟贞见皇上目不转睛地看她，回想到夜来的云情雨意，不禁起了两朵红云，娇滴滴说：“圣上快起身了，时刻已是不早。”尉迟贞披衣坐起，杨坚却恋着香衾，依旧还没起床。尉迟贞又催促了数次，隋主懒洋洋说：“你怎么这样性急！不让朕躬多睡一刻。”尉迟贞掩唇微笑：“深恐娘娘知道。”杨坚也害怕了：“今日方知为天子的快活！但只怕皇后得知，怎么处理？”才勉强起身，一步挨一步地出了梅花别苑。　　独孤后卧病后宫，两个心腹的宫女平日专替独孤后侦察他人的隐私，得了杨坚留宿在梅花别苑的消息，便报告了独孤后。独孤后顿时气得脸上转色咬牙道：“我与贱人，誓不两立！”接着抱病起床，率领了八个宫女，到了梅花别苑。尉迟贞顿时花容失色，娇躯发抖，再也站立不住，忙双膝跪倒。独孤后冷笑：“好一个美人儿，怪不得圣上心爱，你是圣上的爱人，怎的对我下起跪来？真是要折死我了！”接着厉声喝道：“你们还不动手！”众宫人听了，一齐下手。可怜一个千娇万媚的尉迟贞，在地上乱滚了一阵，不到片刻时光，一缕香魂，已脱离了躯壳。　　独孤后余怒未息，这时杨坚早朝退后，到独孤后的宫中探病，听说皇后率了宫女多人，未知上哪儿去了。杨坚赶忙来到梅花别苑。瞥见独孤皇后怒颜高坐，地上的尉迟贞花残月缺，已是死去。杨坚不禁又痛又恨，只是平日慑于独孤后的狮威，此刻还是不敢发作。见了尉迟贞的惨死景象，回想到昨夜的蜜意柔情心如刀割。不禁心下一横，返身便走。　　独孤后见杨坚变色而走，不禁也着慌起来。急忙赶出室外，想唤回杨坚。哪知杨坚却误会了独孤后的意思，以为独孤后不肯与他干休，恐被她扯住，便加快脚步，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梅花别苑。独孤后随在后面喊：“圣上请回来，不要为了一个宫女，伤了多年夫妇的情分！”任凭独孤后怎样喊，杨坚一句也不进耳里，匆匆地只顾向前走。宫门外面，恰好有一匹马，杨坚跨到马背上，鞭一挥，那马便放开了四蹄，径出东华门，落荒而去。　　恰好高颎看见，便骑马出了东华门追杨坚。约跑了二三十里，才扣住杨坚的马辔，杨坚丧气地说：“朕贵为天子，反不得自由，连一无辜弱女也保护不了，要天下又有何为？”高颎正色说：“圣上错了，得天下艰难，守成治安更不易，怎能为了一个妇女，反将天下看轻？还请圣上早早回宫，免得人心惶惑。”　　杨坚听了，沉吟不语。这时已是暮云四垂，倦鸟归林。城中的百官，备齐了车驾，纷纷来迎。高颎又连连苦谏，杨坚才勉强登辇。独孤后也觉做得过分，痛哭流涕向文帝认错：“贱妾因一时的愚忿，倒触怒了圣上，自知罪该万死。深愿圣上垂察，贱妾及笄来归，数十年夫妇，从未与圣上相违。今因宫人得罪了圣上，还望宽恕。”　　杨坚到了此时，也已无可如何：“朕非得新忘旧。卿何以残忍至此，遽将尉迟贞赐死。需知昨夕的事，实为朕去迫她，不是她来勾朕。卿怎能罪及无辜？如今事已至此，说也无益，不必多说了！”　　独孤后含泪拜谢，依旧并辇入宫。从此独孤后的行为方才有所收敛。有时任凭杨坚与宫人沾染，只装作不知，但也不容许杨坚过分。　　一般认为，女人的残忍性一般不如男人那样突出，她们的防御性心理状态远比其攻击性心理状态强。然而，一旦她们有权力和机会处决她们长期仇视和忌恨的人，发泄其内心蓄积的怨恨时，她们的攻击性心态就表现得异常明显，其残忍性心理特质甚至比残暴的男人要高得多。到了唐代，妒妇中不仅有狠毒地残害侍妾的，也有不要命地对抗丈夫纳妾的，还有疯狂地持刀威吓歌妓的。据张氏《野朝佥载》记载，正妻因嫉妒而虐待婢妾的手段既残酷又多样，有被割掉鼻子的，有被钉瞎双眼的，有被击破头脑的，有被杀死投入茅厕的。唐代房玄龄的夫人至妒，太宗想赐房玄龄一个美人，房玄龄屡辞不敢接受，太宗令皇后召房玄龄的夫人，加以劝说，房夫人却执心不回，她对太宗说：“妾宁妒而死。”太宗便拿一杯毒酒试她，其实盛的是醋，她接过酒杯，“一举便尽，无所留难”。桂阳县令阮嵩的妻子阎氏“极妒”，阮嵩一次在大厅上宴会宾客，召女奴唱歌助兴，阎氏披头散发，光脚赤臂，“拔刀至席”，宾客、女奴都吓得狼狈而逃，阮嵩也吓得伏在床下。唐德宗时杭州刺史房孺复，“娶台州刺史崔昭女，崔妒悍甚，一夕杖杀孺复侍儿二人，埋之雪中”。女人的盲目嫉妒最终伤害的只能是别的女人，而并未摧毁封建的夫权制度，读史至此往往只能叹息。　　第二年的八月中秋晚上，独孤后一病去世，年未五十。杨坚自从独孤后殁后，为结发妻子办完丧事，便以年逾花甲之高龄，奋起余勇，接连召幸陈宣华夫人与蔡容华夫人。陈宣华夫人原是陈后主的妹妹，生得国色天香，闭月羞花。蔡容华夫人也是南国佳人，一样风流娇媚。二人早已入宫，文帝也早有意，只是以往碍于独孤后而无缘得幸。从此隋文帝日日欢宴，时时歌笑，比独孤后在时，放浪了不少。　　最后的无奈　　杨坚一共五个儿子，都是独孤氏所生，但最后没一个儿子让他满意，包括杨广，在杨坚临死时也知道自己没有选对接班人，但为时已晚。　　长子是杨勇，生性率直，为人宽厚，小时候很受父母喜欢。文帝称帝前后，内领禁卫，外统封地，后来被立为太子，参决军政大事，曾获文帝的宠任。但长大后，杨勇却奢侈起来，这犯了父亲的忌讳。　　有一年冬至，百官都到太子宫中称贺，杨勇超出礼制规定张乐受贺。独孤后便对杨坚说：“太子勇率性任意，动多乖张，今日冬至，百官循例进宫，他却张乐受贺。圣上尚需劝诫他一番才好。”杨坚听说后，也是心里不快，下诏与群臣，令此后不得擅贺东宫。从此杨坚对于太子渐加猜忌，宠爱大不如以前了。　　杨勇不仅生活奢侈，性喜浮华，而且内宠很多。其中有四个女子最得嬖幸：一个是高良娣，轻盈娇小，柔若无骨；一个是王良嫒，肌肤映雪，柳腰袅娜；一个是成姬，双瞳点水，一握莲钩；而最美的一个叫云昭训，真是天仙化人，艳冠三美，更是颇讨太子欢心。只是杨勇与嫡妃元氏性情合不来。因此四美轮流当夕，元妃独守空房。　　独孤皇后不仅不愿文帝宠嫔妃，而且讨厌群臣及诸子宠姬妾。大臣中凡有姬妾生子者，皇后都会令皇帝斥责贬官。如今自己的儿子杨勇宠妾疏妻，独孤后极为气愤。每当杨勇入宫见独孤后，独孤后从没有好脸色。本来杨坚对于太子十分信任，常让他参决政事，杨勇提出的意见，杨坚总是乐于采纳，因为独孤后的枕边风，杨坚对太子也有了看法。对杨家来说，由谁来继承皇位，并不是国家大事，而仅仅是家庭问题。　　正好元妃患病死去。独孤后还以为是太子有意谋害嫡妃，心里越发不平。便暗中怀了废去太子杨勇的打算，她派宦官伺察太子的短处，等他有了重大过失，便好将他废去，改为晋王杨广为太子。　　晋王杨广生性狡诈诡谲，善于矫饰逢迎，本是一个投机取巧之人。他早有夺嫡的心思，于是处处沽名钓誉，并揣摩独孤后的情性，一味迎合。杨广与萧妃如胶似漆。后宫虽有美人无数，为取悦于独孤后，杨广不惜将其他姬妾所生骨肉命人掐死，只有正妃萧氏所生之子才禀告父母，给父母造成了仅与元配厮守终身的假相。有一天杨坚与独孤后同临晋王的府第，杨广便将后宫美姬都藏起来，只留下几个又老又丑的宫女充当侍役，身上所穿全是粗布衣服。杨广与萧妃，也穿得很陈旧。一切陈设都因陋就简，架上的诸般乐器都尘堆垢积，望上去便知道已是久不动用了。　　杨坚素性节俭，最恨奢华的行为，见到杨广如此，心里很满意。独孤后见晋王室无美姬，只有丑妇，对杨广也极有好感。从此文帝夫妻两人，对晋王另眼看待。有时独孤后遣亲信左右至晋王府第探视，杨广不论来使身份的贵贱，与萧氏都亲至大门迎接，设宴款待，并送以厚礼。于是到处都是为晋王说好话的人。　　晋王的小名叫阿摩。原来杨广将出生时，独孤后梦见金龙一条，突然从自己身上飞出。初时小，渐飞渐大，直飞到半空中间，足有十来丈长短，张牙舞爪，盘旋空中，忽地一阵狂风陡起，将金龙吹到地上，跌断了龙尾，竟变成了牛样大小的一个老鼠，细看了不像鼠子。独孤后不觉惊醒，霎时腹痛临盆，产下了杨广，却生得丰颐广额，仪表不俗。独孤后将产前的异梦说了。杨坚似觉不大吉利，只是不便说出，只说金龙飞舞半空，当有摩云的志向，不妨小名叫作阿摩。　　杨广暗中与心腹宇文述等人密谋夺嫡。他先以重金结交贿赂大理少卿杨约，再通过杨约结交其兄杨素，获得杨素的暗中支持。又收买东宫幸臣姬威等人以为内应。晋王杨广正在暗地进行推翻太子的计划。而太子醉生梦死，丝毫不加防备，依旧和一般宵小混在一起。　　独孤后虽欲将晋王立为太子，但杨坚因一时太子杨勇没有犯大的过错，心中虽欲立晋王，却不好实行。这时晋王杨广调镇扬州，不到半年便表请入觐。杨广回朝后，表现得慎言庄容，端肃安详。他对于一般朝臣格外谦和，恭而有礼。宫廷内外，都同声说他的好。　　到了辞行还镇的那天，杨广入宫别母，见了独孤皇后，他依在独孤后的膝下，泣诉道：“臣儿生性愚蠢，向来不知忌讳，时常怀念双亲，所以未及二旬，递即上表请朝。原思一见父皇与母后，藉聆慈训，哪知触忌了长兄。”　　独孤后听到杨广提及太子杨勇，便问：“他敢怎么样？”杨广惶恐说：“他竟疑忌臣儿，谓儿觊觎名器，意欲加害，臣儿因此惶恐。臣儿远列外藩，东宫日侍左右，谗惑见加，皇父容或难辨。一旦赐臣尺帛或给杯鸩，臣儿实不知身死何所。恐从此一别，便不能再见慈颜了。”晋王说着便涕泪纵横，呜咽不止。　　独孤后愤然道：“我为他娶元氏女，竟不以夫妇礼待之，元氏女向来身体健全，竟会一旦暴亡，他却毫不悲伤，反与妖姬云氏淫乐。我也疑惑元氏被他所害，只是暂时容忍。现在他却越发狂妄！竟想加害你，我活着他已是如此，往后真不堪设想了。”独孤后说着已泫然泣下。　　杨广佯作劝慰：“臣儿自是不肖，未能感化长兄，反使母后因此伤感，岂不是增臣儿罪戾！”独孤后安慰一番，叫他安心回去，非密诏不可进京；不得轻过东宫。晋王心中暗喜，从此独孤后废杨勇的心肠更坚决了。　　积毁成山，三人成虎。杨素与独孤后异口同声地说太子失德，内外交谗，杨坚便动了废立的主意。宫廷内外，都知了废立的消息，传到东宫，杨勇才开始着慌。他引入巫觋，做了种种厌禳术。这个消息，又被人探听了去，报告了独孤皇后，当晚杨坚也知道了，命杨素到东宫探看虚实。　　杨素本是杨广的人，他到了东宫，杨勇慌忙更换好了衣冠。哪知杨素故意东看一回花草，西看一回亭台，只是挨延不去。杨勇等候了多时，不禁着恼起来，待到杨素徐行入见，杨勇怒形于色说：“公姗姗来迟，究属何意？圣上虽欲将我废立，此时究竟尚未实行，你莫自恃功高，便不把我放在眼里。”杨素佯作失惊道：“老臣该死，进了园中，一因年迈，脚步迟了些；二因贪看了园中景色，因此有劳殿下久候。还念老朽可怜，恕罪一遭。”杨勇冷笑：“说得倒好，你来此做什么？”杨素又假意微叹说：“圣上不知听信了谁的谗言，意欲废立东宫。老臣素知殿下，仁德无亏，今日特来安慰殿下的。”杨勇听了，以为杨素真心好意，不免言语之中，露出怨愤。杨素听在耳中，回到宫里，见了杨坚，便一一说了出来。杨坚大怒，便在成德殿上，召集了百官宣诏废杨勇。过了数日，即立晋王杨广为太子。　　后来，有一天大雪狂风，天气阴沉，被囚禁的杨勇爬上东宫院子里的大树，在风雪中向文帝的方向大声诉说自己的冤情，正巧文帝走出宫殿，听到了他的声音，问身边的杨素：“这是勇儿的声音，他在喊些什么？”杨素冷淡地答道：“前皇太子疯了，请陛下不用过虑。”　　三儿子杨俊，也喜欢奢侈，贪恋女色，放高利贷剥削百姓。妻子为了报复他的冷落，在他吃的瓜中放了药，使杨俊得了病，后来又被父亲免官，后来，杨俊病死。　　四儿子杨秀，不但奢侈，还总想效仿父亲，想着将来做皇帝。他的失败在于太显露，培植势力，编谣言为以后做皇帝造舆论。结果被哥哥杨广暗算，杨广唆使父亲把他调到了长安，然后寻找借口，强加罪名，杨坚在死前把他也废为庶人，即平民。　　小儿子是杨谅，他在外地任职，也在积蓄力量，想以后争夺皇位。杨坚死时，他没有奔丧，而是起兵直奔京城，但很快被打败，做了俘虏。　　杨坚年老，禁不起每日床笫声色，不久染病在床。他病重时让杨广等人进宫侍奉，临死时的杨坚终于看清了这个儿子的真面目，但也晚了。604年7月，他因为病重，卧于长安仁寿宫大宝殿内，杨广认为登上皇位的时机已到，于是迫不及待地写信给杨素，请教怎样处理将要到来的文帝后事。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给了文帝。文帝读后大怒，此时，宣华夫人衣衫不整地跑进来，哭诉杨广乘她换衣时无耻地调戏她，使文帝更醒悟到受了杨广的蒙骗，拍着床子大骂：“这个畜生如此无礼，怎能担当治国的大任，皇后误了我的大事。”急忙命在旁的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　　杨广听说了，赶忙将侍奉杨坚的人全部换掉，与大臣杨素、张衡、宇文述等人乘机发动宫廷政变，带兵包围仁寿宫，赶散宫人，逮捕了柳述、元岩，右庶子张衡怀藏利刃，深入文帝驾前，一举结果了文帝杨坚。杨坚享年六十四岁。　　杨坚的谥号是文皇帝，所以后世称他隋文帝，庙号是高祖。　　杨坚创下的隋朝基业并没有坚持多久，隋朝很快就被历史上最荒淫无道的隋炀帝杨广挥霍掉了。隋朝从建立到灭亡有三十七年，但从589年灭陈开始算，仅仅二十九年。古代三十年算一世，隋朝这一世有两个皇帝在位，不过，还是比秦朝要长一些。　　中国历史有两个循环很相似：第一个，乱世的春秋战国、短命的秦、长治久安的汉。第二个，乱世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短命的隋，长治久安的唐。 　·11· 　 　　盛世的开创者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唐朝第二代皇帝，在位二十三年，奉行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唐王朝迅速地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盛。并且造成了皇帝兼听纳谏，广任贤良；大臣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意见，上下一致，力求致治这样一种封建社会少有的政治风气，开创了被誉为贞观之治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最突出的太平盛世，使大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奠定了大唐帝国290余年基业的基础，唐太宗也因此为中国封建帝王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被人们誉为“帝王楷模”。　　打出来的江山　　李世民于公元５９９年出生于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自幼聪明敏捷，胆识过人。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他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骑射征战和文韬武略。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略，深得父亲的喜爱。青年时代的李世民更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武艺。在青少年时代，李世民和全家随着父亲职务的不断调动，过着迁徙不定的生活，了解了大量的社会现实情况，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特点，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这些性格和习惯，使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开始显露了出众的才华。　　公元615年，隋炀帝巡查北方要塞时，突遭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袭击，雁门（今山西代县）一带四十一座城失陷三十九座，隋炀帝困守雁门城内，将求救的诏书捆在木板上放进南流的汾水中，命令各地募兵救援。年仅十六岁的李世民就在这时应募入伍，隶属屯卫将军云定兴部下。李世民向云定兴献出疑兵之计：“始毕胆敢领兵围困天子，一定是估计到我们仓促应战无法增援解围，我们应当在白天遍设旌旗几十里，在夜里则擂鼓相应，敌人必定会以为大量救兵已到，便会望风而逃。如若不然，现在敌众我寡，万一敌军倾巢出击，我们就难以支撑了。”　　云定兴立即依计行事，突厥人果然中计，匆忙引兵退去。在这次解围战中李世民初露过人的军事才华。　　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本来是隋朝的大将，被封为唐公。隋朝末年，各地农民起义，反抗隋炀帝。李世民也为国事担忧，常在父亲面前说起这些事。　　李世民有个好朋友，名叫刘文静，是晋阳县（在现在山西省）的县令。刘文静因为和一位反抗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结成了亲家，隋朝官府把他关进了监狱。有一天，李世民去探望他。刘文静对李世民说：“现在天下大乱，可惜没有像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那样的人来收拾大局呀！”　　李世民说：“我正是来跟您商议这件大事的。您有什么好计策？”　　“现在各地反隋的有几万人，只要能把他们利用起来，夺取天下就像把手掌翻过来一样容易。您父亲统率着几万军队，晋阳城里也可以招收十万人，有了这支兵力，不用半年，就能得天下呀！”　　“您说的正是我所想的。”李世民十分高兴，可又有些犹豫地说，“就怕我父亲不同意啊！”　　这时候，李渊的军队在一次和外族的战争中打了败仗，他怕朝廷责备，十分着急。李世民乘机对父亲说：“您要是能顺应民心，起兵反隋，就能转祸为福！”　　“大胆！”李渊听了大吃一惊，“你再胡说，我就把你抓起来，交给县官去治罪！”　　“我看清了天下大势，才敢说这些话。”李世民不慌不忙地回答，“您就是去告发我，我也不想跑。”　　“唉！我哪能忍心告发你？只是让你不要再胡说八道罢了。”李渊说。　　第二天，李世民又来见父亲，劝他说：“我昨天的话，是万全之策，请您别再犹豫啦！”　　李渊长叹一口气，说：“昨儿晚上我想来想去，觉得你说的话也有理，就依你说的去办吧。”　　就这样，在李世民的鼓动下，李渊起兵反隋了。于是，李世民和哥哥李建成领兵首战西河郡，西河郡在太原的西南面，是以后进兵长安的必经之路。兄弟二人治军严明，长驱直入，攻下西河。此后，李渊父子又领兵南下攻下霍邑。在围攻关中门户河东时久攻不克，李世民主张先入关直取长安，长安一下则河东不战自降。李渊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一路取长安，一路继续围困河东。果然在长安攻陷之后，河东守将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　　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改国号为唐，定年号为武德。李渊有四个儿子：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李玄霸早死了，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哥哥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弟弟李元吉被封为齐王。　　唐朝的建立并不等于全国的统一，事实上当时正是各派军事势力分裂与混战的高峰期。李渊在称帝之后就不便于亲征了，而建成也要在长安辅佐父亲处理政务，这样，平定各方势力、统一全国便成了李世民不可推卸的责任，二十来岁的李世民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统帅千军万马，开始了他的历时４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公元617年十二月，金城郡富豪薛举率领十万军队进犯渭水，攻打扶风，和李渊争夺关中。李渊命李世民为帅与薛举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人，大胜薛举，将唐的势力扩充到了陇右一带，进一步稳定了关中的局势。第二年的六月，李渊又封李世民为西讨元帅，继续讨伐薛举。七月，和薛举战于泾州，因为当时李世民正患疟疾，在军中养病，而属将急于决战。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被薛举偷袭，结果大败而归。八月，薛举死后，其子薛仁杲领兵进犯。李世民继续出征，他先固守六十天，不准部下迎战，还下令：“敢言战者斩！”这主要是为了使自己的军队士气得到恢复，同时也挫敌锐气。等时机成熟时，李世民便命令属将先诱敌深入，然后全军出动聚歼。浅水原这一战，大破敌军，结果薛仁杲投降，陇右地区宣告平定。　　公元619年三月，刘武周在突厥的支持下大举南下，攻打并州，就是太原地区。并州的总管李元吉支持不住，逃回了长安。致使晋州等地也失守，关中地区震动。李渊想放弃河东的这个地区，遭到李世民的反对，他认为河东是富庶之地，也是京城的重要依托，还是起兵之地，所以不能放弃，他愿意领兵夺回来。李渊便命李世民领兵出征，十一月，李世民趁黄河结冰的机会顺利渡河，然后用“坚壁挫锐”的战术来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对峙。李世民坚守不出，挫敌锐气，待机而动，因为他知道敌军深入，必定会粮草不济。次年的二月，在宋金刚军粮草缺乏时破敌于介休城，刘武周放弃太原北逃。接着，李世民又麾军北进，终于在公元620年四月歼灭了刘武周，收复了河东全境。　　同年七月，李世民率兵挺进中原，势如破竹，相继收复了河南的多数郡县，将隋朝的残余势力王世充围困在洛阳孤城之中。接着，又果断地采取围城打援的作战策略，生擒了窦建德，迫降了王世充，相继平定了隋末以来两个势力最强的领袖。　　如果说李世民在唐朝建立之前已建有战功的话，那建立唐朝之后统一全国的军功则无人能与其匹敌。也正因为有了如此的赫赫战功，李世民才有了要帝位的强烈愿望，才导致哥哥建成的嫉妒与谋害，才有了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　　由于唐太宗统一全国的赫赫战功，使其在朝野上下的威信日增，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重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而更重要的是他还掌握着大量军队，除此之外，他在随父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如敬迟敬德、李靖、房玄龄等，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这个文武具备的政治集团的形成和他在唐王朝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他的哥哥皇太子建成的嫉妒，同时也使他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太子建成也大力收罗人马，扩充自己的势力，同时还把弟弟齐王李元吉拉入自己的东宫集团，俩人合谋对付李世民。而统一战争结束之后，李世民逐渐产生了觊觎帝位的野心，于是李世民与太子建成的争权活动便逐渐由暗斗转向明争。　　公元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牵涉到了太子李建成，李渊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听从李元吉和后妃的话，改了主意，这无异加剧了兄弟之间的争夺。公元626年双方已成剑拔弩张之势。　　有一天夜里，李建成请李世民去饮酒。他在酒里偷偷放了毒药，李世民喝下去以后，心痛剧烈，吐了好多血，幸亏淮安王李神通将李世民送回秦王府才得救。李建成和李元吉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更加紧了行动。他们在唐高祖面前说李世民的坏话，想借父亲的手杀了他，于是他们在李渊的支持下将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了秦王府，削弱了李世民的力量。　　而就在兄弟们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他，而李渊也同意了。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在出兵饯行的时候，派人将李世民刺死。这件事被太子李建成的一个属官得知后，他马上向李世民报告了这个机密消息，于是李世民手下的几个亲信知道了，都劝李世民抢先动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以免后患，李世民答应了。　　6月3日，李世民向李渊报告了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的阴谋，还趁机告发他们淫乱后宫，李渊答应第二天早朝时对质，处理此事。李世民并没有将希望寄托在父亲的处理上，因为先前父亲总是偏袒他们，他果断部署了行动计划。　　李世民去见李渊的事被倾向李建成的后宫张婕妤得知，她马上派人密告李建成，但李建成认为京城守卫都是自己的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6月4日清晨，李世民命属将伏兵于长安宫城北门口即玄武门，而此前他已成功地收买了李建成的将领——玄武门守将，而被蒙在鼓里的李建成还认为守城门的是自己的属将，所以就放心大胆地和李元吉去上朝，可是等他俩走到临湖殿时，发觉守门的士卒不是自己的属下，感到不妙，就立刻掉转马头往回走。这时候，李世民骑马赶来，李元吉立刻拉开弓就向李世民连射了三箭，可都没射中。而武艺高强的李世民拉开弓箭，“嗖”地一下就把李建成射下马来，然后再补上一刀，杀死了他。李世民的部将赶上去，把李元吉也射下了马，砍死了。　　这时候，唐高祖正在太极宫的湖里划船，李世民的部下跑来报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造反，已经被秦王杀死，李渊只好下诏平息了两派的激战，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以后，也就是626年8月，李渊自称太上皇，让李世民作了皇帝，史称唐太宗，李世民这年二十七岁，次年正月，改年号为贞观，从此李世民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　　皇位坐稳、大权在握之后的唐太宗，给死在他刀下的两个兄弟追加封号，把他们重新安葬，出殡的时候，还登上城楼远望，大哭一场……　　一天散朝后，唐太宗和宰相房玄龄闲谈时，唐太宗忽然问道：“自古以来，国史为什么都不让本朝的君主看呢？”　　房玄龄回答说：“因为一个正直尽责的史官总是如实地记下君主的功过得失。本朝的君主如果看到国史中记着自己的过失，很容易恼羞成怒，惩办史官，国史就很难撰写了。”　　唐太宗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写什么，这又没有做错，怎么会得罪君主呢？你去把国史拿来给我看看，朕正想知道自己以前都有那些错误，好拿来作为鉴戒呢。”　　房玄龄这下可犯愁了，国史是由他负责监督撰写的，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面记载着玄武门之变。当时，李世民为了争夺皇位，杀死了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如果让唐太宗看到这一段记录，他能不生气吗？　　因此，房玄龄心里非常不安。但是皇上已经下令了，又不能抗旨不遵。没有办法，房玄龄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把国史拿给唐太宗看。　　唐太宗把国史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后，对房玄龄说：“其他都还好，只有玄武门之变这件事没有写清楚……”　　房玄龄一听，暗暗着急，心想这下真的糟了，看来皇上果然对此不满意。他正琢磨着该怎么回答，忽然听唐太宗又吩咐道：“来人，去把史官叫来！”　　房玄龄越发着急了，他正想为史官辩解，唐太宗已接着原先的话题说了下去：“撰写国史是为了记录历史，给后人以借鉴，所以一丝一毫也含糊不得，不能因为怕得罪皇上就对真相有所隐瞒。朕要把当时的情形详细地给他们讲一讲，好让他们把遗漏的地方补上。”　　房玄龄没有想到唐太宗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真是又惊又喜。他由衷地说道：“陛下真是心胸宽广，臣深感佩服！”　　唐太宗认真地说：“诛杀李建成和李元吉，也是迫不得已，这是关系国家安定的大事，没有必要隐瞒。写历史就要告诉后人真实的情况，这样才能够使人们从中吸取教训。朕是一国之君，更要做出表率。朕有责任将历史的真相告知后人。”　　唐太宗的诚实赢得了满朝文武的尊敬。以后再有什么事，大臣们都敢于直言，朝廷上下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风气，从而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任贤纳谏　　治理国家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官员的选拔和任用，这是唐太宗治理国家的第一出发点。在唐朝建立之初，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重武轻文的传统还没有改变，许多大臣都是行伍出身，作战时勇猛无敌，但治理国家处理政务就不再是内行了。因此唐太宗将选官的标准定在了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才干，一是德行。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唐朝的选官制度和考课制度，唐朝六品以下官吏由吏部和兵部选拔，五品以上的官吏根据政绩考核，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　　唐太宗选拔官吏时虽然如饥似渴，但他没有因为求贤而降低了标准，他是用才干和贤能严格衡量的。他有句名言，就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正确标准的衡量下，许多有才干的人被唐太宗纳入高层领导集团，这包括原来太子李建成手下的许多人，唐太宗不计前嫌，将这些人看成自己人来真诚对待，根据才干大小委任官职，从而争取了许多人为其效力。　　除了这些选拔和考核的措施之外，唐太宗还利用了在隋朝便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制度，这使选官的途径增多了，选择的范围也扩大了，为一般的读书之人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比原来的推荐制度更有它的合理性。有一次，唐太宗看着众多新考中的人，高兴地说，天下的良才都来为我服务来啦。科举考试分两种，一是常举，定期举行，一是制举，由皇帝决定临时举行，考中后，原来有官职的人便可以升官，原来没有官职的由吏部考核之后再授予官职。后来在武则天时期，还曾经举行过武举，考步马武艺，作为武官选任的条件之一，后来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战功的名将郭子仪便是从武举中脱颖而出的。　　唐太宗又精简了机构。在隋朝时，中央的官员达二千五百人之多，李渊建立唐朝后基本上没有变动。李世民命房玄龄负责调整精简机构，最后确定官员的编制为六百四十人，提高了办事的效率，也大量地节俭了政府的开支。　　为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依照地理形势将全国分为十道，即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然后从京城的高官中选任观风俗使，巡行四方，考核地方官，以定奖惩。　　唐太宗对人才的任用也很有特色，他能知人善任，做到人尽其才，而且是充分发挥其长处。对于历史上有名的房玄龄杜如晦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善于断案和处理杂务，但却善于谋划和决定国家大事，所以用为宰相，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而戴胄则相反，他不通经史，但做事正直，所以让他做大理寺少卿，负责审理案件，结果他办事异常干练，案子从不积压，深得唐太宗赏识。　　唐太宗任人唯才是举，不论亲贤远近，他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虽然求贤若渴，但并不是滥选滥用，也有着严格的原则，即惟才是举，任人唯贤。凡是有才之士，不计较资历地位和亲疏恩怨都能够兼收并用，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于自己的旧属和亲信，唐太宗也不滥加任用，而是量才授予官职。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正是因为有了正确严格的选官标准，加上君臣的共同努力，使贞观时期出现了众多贤良有才干的名臣，这些名臣共同促成了贞观之治，也共同促成了盛唐的灿烂文化。　　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之所以被人尊崇，和他纳谏的过人气度是有直接关系的，纳谏方面他也是最突出的。　　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大将，公元620年他和另一员大将寻相一起向唐太宗投降。时间不长，寻相便又叛乱，众将便疑心尉迟敬德也将要叛乱，就囚禁了他，还建议唐太宗杀掉他。唐太宗却说：“他如果要叛乱，难道还会落在寻相的后边吗？”然后就放了尉迟敬德，安慰道：“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不要将这点小误会放在心上，我绝不会听信旁人之言加害忠良勇士的。”尉迟敬德深受感动，以后为唐太宗屡建奇功。例如唐太宗在即位之后在如何处理原来属于太子李建成东宫集团的人时，就听从了尉迟敬德的建议，尉迟敬德说杀人过多了不利于国家的安定，因此，唐太宗便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原来太子一派的人，有才干的还委以重任，唐太宗的宽容化解了许多矛盾，也使许多原来站在对立面的人能够有机会转变过来，成为治理国家的有用之才，魏征便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魏征当年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他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及早动手。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曾质问魏征：“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关系？”魏征并不求饶，反而倔强地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一定不会是今天的结局。”唐太宗很赞赏他的直率，便以礼相待，根据他耿直的秉性，让他任谏议大夫，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有一次，唐太宗曾向魏征问道：“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君之所以暗者，偏信也。以前秦二世居住深宫，不见大臣，只是偏信宦官赵高，直到天下大乱以后，自己还被蒙在鼓里；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天下郡县多已失守，自己也不得而知。”这就是我们今天经常引用的名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当时，唐太宗就将魏征的这句忠言牢记在心，有了好的指导思想，纳谏也就有了良好的基础和前提。　　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当时的唐制规定，年满二十一岁才能入选，但大臣封德彝却说十八岁以上高大健壮的也可以点兵，并得到唐太宗的同意。魏征却驳回了诏令三四次，不肯签发。唐太宗大怒，召见他质问。魏征说：“您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但即位以来仅几个月就几次失信于民，这怎么能说是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切中要害，我确实是错了。”太宗不但改正了错误，还赏赐给魏征一只金瓮。　　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这时，有人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作官，唐太宗立即派御史大夫调查此事。结果，查无证据，纯属诬告。但唐太宗仍派人转告魏征说：“今后要远避嫌疑，不要再惹出这样的麻烦。”魏征当即面奏说：“我听说君臣之间，相互协助，义同一体。如果不讲秉公办事，只讲远避嫌疑，那么国家兴亡，或未可知。”并请求太宗要使自己作良臣而不要作忠臣。太宗询问忠臣和良臣有何区别，魏征答道：“使自己身获美名，使君主成为明君，子孙相继，福禄无疆，是为良臣；使自己身受杀戮，使君主沦为暴君，家国并丧，空有其名，是为忠臣。以此而言，二者相去甚远。”太宗点头称是。　　公元628年，魏征被授秘书监，并参掌朝政。不久，长孙皇后听说一位姓郑的官员有一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女儿，才貌出众，京城之内，绝无仅有。便告诉了太宗，请求将其纳入宫中，备为嫔妃。太宗便下诏将这一女子聘为妃子。魏征听说这位女子已经许配陆家，便立即入宫进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居住在宫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着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无饥寒之患；嫔妃满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欢。现在郑民之女，早已许配陆家，陛下未加详细查问，便将她纳入宫中，如果传闻出去，难道是为民父母的道理吗？”太宗听后大惊，当即深表内疚，并决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龄等人却认为郑氏许人之事，子虚乌有，坚持诏令有效。陆家也派人递上表章，声明以前虽有资财往来，并无订亲之事。这时、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来魏征询问。魏征直截了当地说：“陆家其所以否认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后藉此加害于他。其中缘故十分清楚。不足为怪。”太宗这才恍然大悟，便坚决地收回了诏令。　　由于魏征能够犯颜直谏，即使太宗在大怒之际，他也敢面折廷争，从不退让，所以，唐太宗有时对他也会产生敬畏之心。一次，唐太宗得到一只鹞鹰儿，非常漂亮，特别英武，唐太宗整天让鹞鹰站在自己手臂上，爱之如珍宝。有一天，唐太宗正耍着鹞鹰玩儿呢，忽然看见魏征走了过来。唐太宗赶忙将鹞鹰藏在怀里，不想让魏征看见。其实魏征早已看见，但他不动声色，走到皇上跟前，作揖问安之后，就滔滔不绝地向皇帝汇报起一件一件的或大或小的事件来，唐太宗虽然觉得平时能言善辩的魏征今天似乎变得有些迂腐、唠叨，甚至有点婆婆妈妈的，但是他毕竟是自己一贯尊重严敬的大臣，总不能不让他把话说完吧。可是等魏征把话说完，作揖走开，唐太宗再看他的鸟儿，早憋死怀中，这时唐太宗才明白魏征装憨的目了。　　越王是唐太宗长孙皇后生的小儿子，风姿秀美，聪明绝伦，唐太宗特别宠爱。有人跑到唐太宗面前告状，说，朝中三品以上的老臣都没把越王当回事，认为越王长在深宫，不识创业艰难，不知民间疾苦，整天吃喝玩乐，不会有什么出息……唐太宗听了，勃然大怒，立即传旨：京中三品以上大员到齐政殿听宣。唐太宗怒气冲冲地来到齐政殿，扫了一眼满朝文武，压着满腔的怒火说：“我有几句话，想向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们讨教。以前天子，就是天子，今日天子，就不是天子了吗？以前天子儿，就是天子儿，今日天子儿，就不是天子儿了吗？远的不说，就说隋朝吧，那些王子皇孙，他们怕过谁？朝中公卿，他们想弄谁就弄谁，谁敢放个屁？现在好啦，我的儿子，我不许他们放纵横行，你们也就觉得好相处了，可以蔑视他们啦，是不是？要是有人生贱，我放纵一下，我的儿子未必学不会弄人？”大臣们吓得颤颤惊惊，作揖谢罪。这时魏征正了正朝冠，拉下脸来，说：“当今群臣，肯定不敢小瞧越王。话说回来，按照国家的规矩，大臣和皇子是平等的，臣子臣子就是这么说来的。皇上的大臣按说还应该排在诸侯王的前面。现在跪在皇上面前的三品以上大员，都是朝廷的公卿，皇上您都非常敬重，纵然小有不是，越王怎能代替皇上您来处罚大臣呢？当然就更不能随便折辱大臣。如果国家纪纲废坏，那时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如今圣明之时，越王岂得如此？隋朝不知礼仪，所以很快亡国，不可为法，亦何足道！”唐太宗听了魏征一席话，说：“我刚才发火，自以为有理，等听了魏征一席话，始觉大非道理。”赐魏征绢一千匹。　　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列举了唐太宗执政初到当前为政态度的十个变化，提醒他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　　642年，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前去探望，见魏征瘦骨嶙峋的样子，心中非常难过。唐太宗长着一脸好看的胡须，他平时非常爱护自己的胡须，可是当他听说胡须烧成灰泡水喝可以治魏征的病时，便马上剪下自己的胡须为魏征治病。他见魏征住的极其简陋，马上将自己修宫殿的材料运来，给魏征修建了一座府邸。看着魏征不行了，唐太宗把已许配给魏征儿子的女儿带到魏征的病床前，对魏征说：“你为了朝廷竭尽心力，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你就睁开眼睛看看你未来的儿媳吧！”　　魏征病逝后，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人用铜（古代的镜子用铜磨制而成）做镜子，可以纠正衣冠；用古代历史做镜子，可以明辩国家的兴盛与衰亡；以人做镜子，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和过错。现在魏征走了，朕便失去了一面宝贵的明镜。”　　为了更好地纳谏，唐太宗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如谏官和史官列席军政会议，对于敢于直谏的大臣给于重赏鼓励，同时也是对其他人以后进谏的一种有效的鼓励。唐太宗是个善于治国的政治家，又是个能征惯战的统帅。一次，他拿出十张好弓，问一位造弓的老师傅：“这是我过去收集的十张良弓，你看怎么样？”　　他满以为弓匠会大大称赞一番的。可那位弓匠把十张弓都仔细地看了看，笑了笑说：“皇上，这些弓的木心不正，脉理歪斜，射出的箭走不直啊！虽说是强弓，可都不是好弓。”　　太宗听了十分扫兴。可他从这件事受到了启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左右的人说：“我一生不知打了多少仗，用过多少弓，可还不能识别真正的好弓；天下的事情这么多，哪能什么都懂，都辨别得出对和不对呢？”　　从此，他规定京城里五品（官员的等级，共分九品）以上的官员，轮流在宫中值夜班，白天晚上他都要亲自召见他们，问老百姓的疾苦和地方上发生的事，有处理错误的就立即下令纠正。　　由于唐朝建立不久，事情特别多，大臣们上的奏折也就很多，唐太宗把这些奏折都贴在墙壁上。有个大臣不太理解，问他：“您把奏折贴起来做什么呢？”唐太宗说：“奏折太多，我怕忘了，就贴在墙上，进进出出都能看得见，这样才不会误事。”　　唐太宗还在自己卧室的屏风上，贴了许许多多纸条，上面写着全国地方官员的姓名。有位大臣对他说：“地方官员都写进了花名册，您干吗还要把他们的姓名贴起来？”　　唐太宗说：“地方官员是直接管理百姓的，关系重大。他们做了好事或坏事，我都随时记在他们的名下。这样，谁该提拔，谁该降职或罢免，我就有了根据，不会弄错了。”　　正因为唐太宗办事一点不马虎，所以当时绝大多数官员都比较廉洁，办事认真。据说，当时许多地方，有人在路上丢了东西没人捡走，夜间不关门也没人偷东西。古人叫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就是历史上最赞扬的清平景象。　　有一次，太宗闲暇与近臣私下议论山东人与关中人的性格特点，言谈中流露出认可山东人而菲视关中人。朝臣张行成叩拜奏说：“天子以四海为家，看待人不应当有东西地域差异的偏见，不然恐怕会给人以心胸狭隘的印象”。　　太宗有所感悟，认为这个话很对。太宗由此而想：自己在尽力做到公正，还是难免有时偏颇。太宗赞赏张行成的言论，从此每有重大的政事，常常让他参与议政。　　当然，唐太宗善于纳谏并不意味着他一味听从所有人的主张和建议，没有自己的主见，而是择善而纳之，则不善而弃之。　　627年，民间有一个人上书谏言，请求太宗清除朝中奸佞之臣。太宗认为这事情关系重大，就立刻召见这个人。太宗问：“你认为朝中谁是奸佞之臣？”这人回答说：“我居住在民间草泽，不能具体确认某人是佞臣。我想请陛下与群臣座谈，可以假装发怒，来试探他们。据理力争的人，是忠臣；害怕而奉承的人，就是佞臣”。太宗说：“君王好比水的源头，臣子就是水流。污浊了源头要使水流清澈，是不可能的。君王自己做假，怎么能使臣下正直！我公正至诚治天下，感到前世帝王好以诡诈的权术对待臣下，常以为是羞耻的”。太宗随说：你的办法虽然不错，但我不会采纳你这样的建议。那人，只好悻悻而去。　　“知人善任、肯于纳谏”是贞观之治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唐太宗的行为给历代帝王树立了一个好的典范。　　泱泱大风——贞观之治　　唐太宗当了二十三年皇帝，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唐朝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许多外国人都来到唐朝，学习我国先进的文化。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后来的人就把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而他当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唐太宗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政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的宰相班底，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建立了以温彦博、王珪、魏征、戴胄、侯君集等人所组成的宰相班底。在这个班子中，即有李世民的旧属，也有原东宫集团的成员。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通过领导层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经历了隋朝盛世、隋末动乱和灭亡的唐太宗，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隋朝的灭亡。在唐太宗看来，隋朝本是一个十分强盛富庶的统一帝国，仅是储备的粮食就可供全国５０年之用。但隋炀帝继位后不到１３年便分崩离析，短命而亡，原因是什么？他认为主要有３条：一是隋炀帝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争求不已；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停，使老百姓无法生活，终于激起反抗，以至身戮国亡。而这一切都是唐太宗的亲身经历，因此他引以为戒，成为影响他制定统治政策的重要因素。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政治的两条主要措施。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建立了一套完备实用的法规体系，为创造一个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唐太宗又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了管理国家，唐太宗主持制定了《贞观律》，明确了赏罚制度，加强了法制建设，长孙无忌又和其他人为其作注，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唐律疏议》，成为封建社会成就最高的法典，而且一直保存下来。除律外，还有令、格、式，法制成了完整的体系。　　唐太宗还设立了死刑覆奏制度，以示对人命的重视。在京城要在两日内五次覆奏，在各州要三覆奏。同时，为了防止和严惩诬告行为，还规定诬告者要“反坐”，即诬告他人什么罪名，就用这种罪名惩罚诬告人。　　法律贯彻的好坏，关键在于皇帝的态度。贞观时期，唐太宗不但能够以身作则，遵守法律的约束，对自己的亲属和部署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徇私枉法。　　唐太宗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社会环境安定，政府官吏都能够做到清正廉明，王公贵戚和豪族大姓都不敢违法乱纪，欺压百姓。由于法制严明，不但犯法的很少，被判死刑的也很少。　　在进行政治和法制建设的同时，唐太宗又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崇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继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部分都已破旧。一般新王朝的君主都要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但唐太宗为了节省开支，在贞观初年一直不允许修作。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并要求五品以上的官员和勋亲贵族都要遵照执行。对于官员们的奢侈行为，唐太宗也严格禁止。贞观初年，逐渐形成了一种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如户部尚书戴胄，生前一直住在一座破旧的房子里，死后甚至连个祭祀的地方也没有。一代名臣魏征为官一世，家里却连个正堂屋都没有。这种节俭风气的盛行，对减轻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提倡戒奢崇简的同时，唐太宗又采取了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这包括：推行均田制，奖励垦荒：颁行租佣调法，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夺农时：设置义仓，救灾备荒；增殖人口，奖励婚嫁，发展生产；兴修水利设施，疏浚河渠。　　有了上述这些利民措施，太平盛世很快到来，粮食连年丰收，粮价持续下跌。百姓开始安居乐业。到贞观中期时，国家迅速达到了昌盛阶段，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　　“天可汗”　　贞观时期，在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的条件下，唐太宗又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并且妥善地处理了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　　当时，东突厥是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势力。唐朝初年，东突厥就支持东北的各派割据势力，阻挠唐的统一，并经常南下骚扰，抢掠人口，破坏生产，甚至威胁唐都长安的安全。唐太宗刚即位时，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认为唐太宗统治还不稳固，便亲率２０万骑兵进逼长安，并派大将执失思力进入长安，对唐太宗进行威胁和讹诈。唐太宗正确地分析了突厥入侵的目的，果断下令扣押执失思力，并亲自率领高士廉等６人骑马来到渭水岸边，与颉利隔水而立，指斥他的侵略行为。随后，唐太宗命令唐军迅速布阵。颉利见唐军士气正盛，军容严整，又见唐太宗神态自若，轻骑独出，认为唐军早有准备，再加上使者被押，使颉利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不敢贸然率兵过河，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河桥上杀白马祭天结盟，带着唐太宗馈赠给他的金银绢帛引兵退去。这次唐太宗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２０万突厥大军。此后，唐太宗一方面抓紧备战，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另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挟持颉利。　　公元６２８年，唐太宗派遣使者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利用东突厥贵族的内部矛盾，拉拢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突利的归唐，为唐太宗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　　629年11月，唐太宗任命李靖为统帅，统兵10余万人，分兵４路进攻东突厥，连续击溃东突厥骑兵。同年十二月，突利可汗率部归唐。在唐军的沉重打击下，颉利可汗伪装求和。唐太宗将计就计，李靖率精骑１万，展开突然袭击，颉利可汗战败被俘，东突厥被灭。　　唐朝统一了北部边境，收回了阴山至大漠的广大地区，解除了长期以来东突厥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使西北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周围各部落、部族的首领纷纷前来降服，尊称唐太宗为“天可汗”，意思是“像天一样伟大的领袖”，对唐太宗敬若神明。　　北部边境统一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息都护府，重新恢复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太宗推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服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员，管理本地区或本部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影响最为深远的当推唐朝与吐蕃的和亲。　　吐蕃是现在藏族人的祖先，居住在藏族高原。其首领松赞干布是和唐太宗同时代的杰出人物，同时也是吐蕃奴隶制王朝的创始者。松赞干布仰慕唐太宗的英名和大唐先进的经济文化，640年遣使求婚。唐太宗将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进入吐蕃后，汉族人民的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先后在吐蕃传播开来，对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贞观时期，由于经济的发达和边境稳定，为中外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唐朝和世界的交往和政治经济一样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包括亚洲、非洲许多国家的使臣、留学生和艺人、僧侣都来到唐朝，来到长安，使长安成了当时世界性的都城。唐太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鸿胪寺，负责接待工作。当时和唐朝交往密切的国家有七十多个。大批外国人的到来，给唐朝注入了许多新鲜的文化内容，如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许多的植物也传进来，如菠菜、胡椒、郁金香等。　　同时，唐朝的先进文化也向外传播，特别是对亚洲的影响尤其巨大。中国的瓷器、纸张、茶叶和丝绸运往波斯，再传到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便是在这个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了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最深。公元631年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批遣唐使。到了公元645年，日本开始了著名的大化改新，几乎是全面地学习唐朝文化，甚至是照搬过去直接来用。如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均田制和租用调制，使日本很快建立了封建的国家制度。这些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　　由于唐朝当时在世界上的地位，加上中国的使者和商人也出现在亚洲各国，所以外国人便将中国人统称为“唐家子”，现在的西方人有的仍然称呼中国人为“唐人”，美国著名的“唐人街”就是很好的例子。　　公元647年，唐太宗于翠微殿召见群臣时，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能平定汉族地区，但却无法制服四周的少数民族，我的才干并没有超过古人，但做到了他们做不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大臣的答案都不能让他满意，最后还是他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最后一条是：“先前的帝王们只知道重视汉族，却总轻视少数民族，只有我能像爱护汉族一样爱护他们，因此他们才像父母一样对待我。”唐太宗说的确实是实情，只有以诚相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关系。　　改立太子　　李世民是唐初一代英主，具有“洞察秋毫，审时度势”的超凡能力，但他“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立皇储的问题出现了失误。　　唐太宗即位后，立八岁的长子李承乾为皇太子。李承乾年轻时非常聪敏，很为太宗喜爱。太宗居丧期间，国家的许多政务都由他决断，太宗每次外出巡视，也让他留守长安，代行处理国政。不料，随着时光的流逝，李承乾逐渐变坏了。他习性散慢，生活奢侈，嬉戏无度。太宗对他越来越不满。　　当时东宫太子府中有个十四岁的女乐手，名叫尹伊，弹得一手好琵笆，长得也十分美丽，还能歌善舞。李承乾对她十分宠爱，给她起个绰号叫“称心”，每天都和她厮混在一起，简直寸步不离。太宗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派人把尹伊杀了，和尹伊有牵连的几个人也都被处死。李承乾对尹伊痛悼不已，便把尹伊埋在宫中，立坟头，树石碑，命宫人每天早晚祭奠，他自己也常来到这里祭唁，太子为了尹伊之死而对父亲心生怨恨，所以长时间不上朝参拜太宗。　　李承乾从此也无心学习朝政，整天沉浸在歌舞酒宴中。对于李承乾的日渐堕落，太宗很着急，为了加强对太子的教育，他选派了许多有学问的人做太子的老师。右庶子李百药是太子比较早的老师。他针对李承乾留心典籍和爱好嬉戏的特点，写了一篇《赞道赋》的文章，以古来储君成败的事迹对李承乾进行讽谏。由于李承乾毫不觉悟，两年后李百药不得不辞职。　　太宗又选中书郎杜正伦当太子的老师。当时李承乾正犯脚病，不能上朝。太宗特意嘱咐李正伦说：“太子有病不来上朝不算大事，可他不爱惜贤才却令人担忧。如果太子不听教导，可来告我。”李承乾果然不听杜正伦教诲。为了给太子施加压力，杜正伦便用太宗的话吓唬他。谁知李承乾上表太宗，反告了杜正伦一状，词语中还连带了唐太宗本人。一天，太宗责备杜正伦说：“你怎么能在太子面前泄露我的话呢？”就这样，杜正伦也没有成功。　　此后，光禄大夫张玄素又当了太子的老师。鉴于李承乾久居皇宫，荒废学业，张玄素便引古人“勿以小恶而不去，勿以小善而不为”的话规劝他。意思是说：不要以为小的错误就可以不去克服；不要因为好事太小而不愿意去做。不料李承乾极为反感，甚至派遣自己的胡奴，在更深人静的时候去打张玄素，使张玄素险些丧命。于是，张玄素也不得不辞职而去。在这以后，太宗又以散骑常侍于志宁为太子老师。一个夏天农民大忙的时节，李承乾不顾农时，征调大批工匠官奴在东宫营造亭台，数月不停。于志宁对此劝谏说：“东宫是隋朝修建的，当时的人就以为很奢侈华丽的，怎么你还在里面营造亭台呢？费那么多财帛，用那么多人力，这会败坏皇家的道德，引来人们的非议。”李承乾对这些话根本听不进去，还秘密地派遣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偷偷来到于志宁的住处。他看见于志宁住在茅草房中，生活很清苦，和李承乾居住的东宫相比，简直有天地之别，就没有忍心动手。于志宁对太子的教育也失败了。　　李承乾沿着邪路越走越远。他不仅亲小人，远贤才，喜嬉戏，爱美色，求奢侈，厌政务，而且，对严厉管教他的太宗也逐渐产生了忌恨。李承乾制定了暗杀和政变的两套计划，想除掉太宗。他先派遣刺客纥干承基前往谋杀，没有成功，于是，决定发动宫廷政变，逼迫太宗退位。参加李承乾政变密谋的心腹人物，主要是汉王李元昌（即太宗的弟弟）、吏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今陕西西乡）刺使赵节、驸马都尉杜荷。李元昌、侯君集受过太宗的指责，心怀怨恨，所以，与李承乾一拍即合，极力主张谋反。其他几个人也都参与了阴谋勾当。　　一天，这些人来到东宫李承乾寝室，用刀子割破手臂，再用帛蘸上血，然后把血帛烧成灰，放到酒中喝下去。他们立誓同生死，准备发兵冲入西宫太宗的住处。但是，他们的阴谋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贞观十七年二月，齐王李示右就在齐州（今山东济南）发动了叛乱。李承乾得到了这个消息，曾喜形于色地对纥干承基说：“我的住处西墙外，二十几步就是大内，我们谋反，不是比齐王更容易吗？”不料，齐王的叛乱很快被平定，太子李承乾的阴谋也彻低暴露了。太宗把李承乾及党羽一网打尽，并命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禹、李绩、孙伏加、岑文本、马周、褚逐良等大臣共同审理。李承乾一一招供。于是，太宗决定废除李承乾的太子，发配到黔州（今贵州彭水），李元昌赐令自尽，侯君集等人全部斩首。　　李承乾被废了，谁继位东宫当太子呢？太宗想到了魏王李泰，李泰是唐太宗的第四子、李承乾的胞弟。年幼时也非常聪明，特别喜欢诗文，长大以后，对经籍、地理之学尤有兴趣。太宗对李承乾逐渐疏远时，就开始有意识培养李泰。公元636年二月，太宗借口李泰喜欢文学，对士大夫非常讲究礼节，便命在魏王府建置文学馆，听任李泰自由地选择学士。太宗这样做，显然是为李泰当太子创造条件。李泰手下的人心领神会，他们出谋划策，让李泰奏请撰著《括地志》一书。太宗大力支持，拨了许多经费，给撰写的人优厚的待遇。《括地志》一书最后编成，李泰在朝廷中获得了好名。不仅如此，太宗对李泰的赏赐越来越多，到642年2月，对李泰每月的赏赐已经超过了当时还是太子的李承乾。　　太宗这种做法助长了李泰及其僚属们的骄横气焰。贞观十七年正月，魏王府中传出谣言，说太子李承乾脚有毛病，当废，魏王聪明，当立。这以后，朝中许多大臣也开始和李泰拉关系，徇私舞弊、行贿。这使当时还没有被废的太子李承乾十分害怕。一天，李承乾秘密派人到玄武门上书，声称是李泰府上的典签（掌管文书的小吏）为李泰请封。谁知，太宗打开奏书一看，里面写的全是李泰的罪状。太宗知道这是李承乾搞的鬼，便找他上殿当面斥责。李承乾辩解说：“儿臣贵为太子，还有何求？只不过求自安之计罢了。如果父皇立李泰为太子，那正是称了他们的心愿，今后谁都可以谋取太子位了。”许多大臣也都反对立李泰为太子。这样，太宗就没有立李泰。　　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631年被封为晋王。李承乾被废太子以后，李泰李治都有条件继位东宫太子位。于是。他俩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后来，因为李治得到了长孙无忌的支持当了太子。原来，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弟，他听说在太原发现一块巨石，上面刻着“治万吉”三个字。长孙无忌说石文显示了上天的意志，立李治为太子天下大吉。这当然是一种传说和附会。实际上，长孙无忌看到李治性情软弱，将来可以控制，而太宗也认为，有良佐辅助，太子软弱一些也无关大局。就这样，在长孙无忌等人的坚决要求下，太宗决定立李治为太子。贞观十七年四月十三日，当太宗用佩刀要刺自己的时候，李治就在他身旁。长孙无忌夺过太宗手中的佩刀，递到李治手中。太宗情绪稳定后，大声地说：“我要立晋王。”长孙无忌也非常机警地回答：“谨奉诏，有不同政见者，臣请斩之。”于是，立李治为太子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下了。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死后，李治即皇帝位。他就是历史上的唐高宗。　　贤明皇后　　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长孙皇后出身于世代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过良好的教育，知书善文，聪明贤淑，是一个有见解、识大体、宽厚仁慈的女性。她以自己的贤德和才干影响了唐太宗的家庭生活和政治行为，为开创贞观之治的大好局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十三岁时便嫁给了年方十七岁的李世民，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