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12

我以日中问题为中心，研究亚太地区的相互关系，参加了几个研究会。其中的一个是“东南亚·东北亚研究会”。这里不仅仅有日本人，是一个来自中国和亚洲各地的学者和研究者们出入的独特的交流场所。李明教授是这个研究会中心成员的一人，由李明教授的推荐而新加入本研究会的便是王武云教授。王教授参加了三、四次研究会后，通过李老师突然向我提出了想翻译本书，并说“这是我和我爱人共同的衷心愿望”。几天后，朱教授就寄来了诚心诚意的郑重的书信。曾是指导朱、王两位教授的李明教授，为本书的中文版出版特意执笔，写下了令人感激的序文。我对这种深情厚意和深厚的师徒关系衷心敬佩、深深感谢。本来朱、王两位教授计划本书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纪念日的去年的九月二十九日以前出版的。可是，众所周知，这几年来，日中两国之间在政治关系上，不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而且，这7些问题对彼此的国民感情也带来了负的影响，特别是深深地损伤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值得纪念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三十周年，便象梅雨季节的天空那样在沉闷的行云中过去了。还不是只这些。自民主党克林顿政权的后半期起，美国和中国两国之间开始形成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却由于共和党的布什新政权的登场而开始摇动。同样，在克林顿政权的后期，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北朝鲜)、美国、中国的四个国家之间进行的、围绕构筑朝鲜半岛恒久性和平的萌芽，也与布什政权的诞生一起成了“破产”状态。不过，美国和中国关系以“美国同时多发恐怖活动事件”(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作为契机，有了很大好转的兆头，不过，美国和北朝鲜的对立关系却依然根深地固。真是一个瞬时万变的“人世间”。可是，祈求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朱、王两位教授的决心，却丝毫也没动摇。就在今春，从朱教授那儿传来了本书的出版社定下来了的消息。香港著名出版社《天地图书》的孙立川副总编，在通读了原文和译文之后，欣然允诺了出版。孙立川先生是朱教授的好友，是在厦门大学时的同学。孙先生大学毕业后，在日本的京都大学钻研学问，是一位以研究在日本也家喻户晓的近代中国的伟大作家－鲁迅的研究论文，获得了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称号的秀才。孙博士也给我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书信。虽还没见面，但想借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在这次中文版的翻译出版之际，我谨向出版发行了原著的《潮出版社》的友人们，特别是西原贤太郎社长、阿部博出版部长给予的亲密合作表示衷心的感谢。阿部先生自朱、王两位教授想翻译本书的当初起就担任联络，在中方的出版社定为《天地图书》之后，便爽快承担了出版社之间的联络以及合同的交换等所有的手续。对他的厚意和有请，再一次表示谢意。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译者希望我一定要写一篇序文。当初本想写一篇简单的文章。可是，日文原著出版后已经过去了五年的岁月。而且，回想起这一段时间令人眼花缭乱、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总觉得有责任要填补这五年的空白。所以“序文”就成了”纪念论文”了。尽管这样，漏写的事情一定不少，不过是触及了时代动荡的一部分。这完全是笔者的“能力有限”。诸请原谅。二○○三年六月十七日I序 言《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老记者眼中的中国》一书原作是吉田实先生在1998 年5 月所写的“备忘录”。作者1931 年7 月11 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正如作者所言,这一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性大事件—“满洲事变”(柳条湖事件)发生的那一年。三岁的时候他随父亲(台湾总督府官员)到了台北,先后住过台北近郊板桥、基隆、淡水等地。战后的第二年,1946 年2 月,十四岁的时候迁回到日本。他的童年少年时期是在“殖民地台湾”渡过的。作者大学时代是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专攻国际关系论(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关系说),研究有关中国及近邻的亚洲各国关系。毕业论文是“论毛泽东的矛盾论”。1961 年他从大学毕业后进了朝日新闻社,开始了记者生涯。1962 年6 月他被朝日新闻社派到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进修。第二年的63 年回到日本,调到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直到1966 年秋,负责掌握中国大陆的动向。1964 年2 月20 日,他曾首次采访应日本亚非团结委员会的邀请来日的中日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第二天21 日的朝日新闻晨报上,他的这次采访报道作为特讯登在头版头条。横标题是:“赵安博谈打开日中关系”;竖的两个大标题是:“乐观看待邦交正常化”、“不期待靠赔款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标题是:“努力实现互派记者”。这条新闻报道,促进了中日复交谈判的顺利展开。同时,也确立了他在朝日新闻社不动的地位。1966 年11 月,“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时,朝日、每日、读卖新闻各派一名代表随同代表团访华,他代表朝日新闻社赴北京访问。这是他第一次踏进中国大陆。回国后,在朝日新闻的晚报上,他以“动荡的中国”为标题,作了连续专栏报道。朝日新闻晚报的英文版也全篇翻译连载。颇受读者好评,我个人也是当时的爱读者。1967 年7 月,他写完了《现代中国—党、政、军》一书,由中央公论社出版。这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大作。1967 年8 月－10 月,他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作了两个月的访问,而他访问的目的是要了解“美国的中国观”。同年,继美国访问之后又受英国外交部的邀请访问了英国。他告诉英国记者说,中国不会用武力解放香港。1968 年10 月出任东南亚特派员,一直到1970 年10 月。这段期间正是越南战争发生转折,美国尼克松总统决定从越南撤军,同时也是美国的亚洲战略转换以及对华接近政策的开始,促进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的时期。1972 年6 月,朝日新闻社决定派他出任北京特派员。同年7 月6 日,佐藤荣作内阁总辞职,田中角荣当选为新首相。8 月下旬,吉田实便由香港到达北京赴任。9 月25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抵达中国北京，进行两国邦交正常化会谈。吉田实很幸运,他亲眼目睹了中日两国首脑进行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也可以说他是一位历史的证人。1975 年他调回日本。1982 年春他出任香港特派员。这年正是中英两国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1984 年春,他在朝日新闻报上以“转换期·香港的智慧”为题,分作十次进行了连载报道。笔锋犀利,作作有芒。1984 年6 月,他出任朝日新闻社亚洲局总局长,从香港转入新加坡。1986 年,他被调回东京总社,担任中国亚洲地区的编辑委员。87 年3 月,他重访时隔四十一年的台湾。一位童年“吃米粉长大的”日本老记者又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1990 年他出任朝日中国文化学院院长,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移身杏林。从上述的经历来看,在三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有二十七年是以中国和亚洲为他的活动中心的。再加上他童年时在台湾的十一年,他和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至少有三十八年。著者撰写本书所采取的立场侧重于现代中国政治发生的史实。他所持的观念及编年铺叙都与中日学者异趣。各个事件的记述都能反映出时代的意义,标示重点。虽著者所持若干观点,或不欲苟同,则有待读者自行判断。窃揣著者本意,欲以与中国渊源深切之日本人身分,撰述中日问题,故立论与日本学者不同,他避免了浓厚的日本色彩,涮去了日本人的有色眼光。作者的此项努力,诚值得钦佩与赞赏。笔者与著者吉田实先生同为日本东南·东北亚研究会成员,相识十余年。深知其热爱中国,堪称为中国人的老朋友。译者王武云博士·校译朱新建教授为余之大学同事。平素治学态度严谨。书译成后,嘱余为序,不揣浅薄,略赘数言;如有助于读者,则幸甚矣。爱知学院大学教授辽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文学博士 李 明2002 年7 月16 日1前 言时间过得真快。去年（1997 年）9 月29 日是日本和中国实现历史性的“日中邦交正常化”二十五周年之日，今年8 月12 日将又是两国签定盟誓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下去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二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两个“大愿成就”中起着指挥作用的日中双方的最高领导者们都已不在人世了。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主任。日本的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后为首相）、和福田赳夫首相。在这期间，日中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广泛领域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其根底里，双方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信赖关系”，这是令人遗憾的现实。其代表性的现象是，只要发生了什么事情，马上就是“历史认识”、“台湾问题”，最近又加上了围绕着日美防卫条约的“修正防卫线”的争论。特别是，就新出现的“周边事态”的设防问题，引起了中国方面极大的不信感。因为这谁都能看得出，“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就是在设防范围之内的。笔者在“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之时，曾作为常驻北京特派员，是现场采访记者之一。在后来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交涉期间，我先在北京，后在东京，对那次长达三年以上的交涉进行了详细的追踪报道。回首往事，面对现实时，不少人深深感到，日本民族在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身背两个历史的“包袱”，而且对此一直是采取暧昧的态度。我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德国前总统布尔兹在战败四十周年纪念日讲演中的那句:“无视过去的人，最终对现实也将是盲目的”的名言，使我们再次感到意味深长。简单地说，第一点是，日本民族在“战后五十周年”之前，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广大东南亚诸国犯有“侵略五十周年”的历史这一“铁的事实”，在意识深处还没有进行彻底清算。第二点是，虽然战败后的日本在和平宪法之下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发展，但实际上是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安全才得以保障的，而且在亚洲爆发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又受益于巨额军需。每当出现什么不和之事时，日本总是被中国、韩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等亚洲诸国打“历史牌”，被美国打“安保牌”，也缘于此。关于这点，本书“第十五章”将作叙述。本书并不是一本什么给见识丰富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提供理论的书籍。这是一个在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与以华人社会为中心以及亚洲各地的人们有着紧密关系的一个日本人的“备忘录”。笔者在少年时代曾在当时日本殖民地的台湾渡过了十一年。这段“亲身经历”成为一个极大的契机，以致于我在学生时代选择了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主要是亚洲地区关系学）专业。在我长达三十五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一大半是奔走于围绕着中国问题、日中关系和亚洲问题的采访工作。在后来担2任“朝日中国文化学院”院长的八年中，也是一直注视着以日中关系为中心的亚太地区的动向。在那段时间里，笔者见识了无数的人物，经历了各种重要的场面和事件。本书就是以在这些场面中实际经历过和感受到的为主体，按照当时的动向所记述下来的一部手记。在动荡和纠纷之中，笔者一直追求的主题是：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人类，当然日本民族也包括在内，尽管国家和民族不同，怎样才能找到一条与他人共存之路？将要结束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战争的世纪”、“对立的世纪”。但是在世纪末以美苏为主的思想上的冷战体制崩溃，拥有庞大人口的中国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尽管有人说是“美国独占天下”，但世界各地还是开始出现了要求重视人类尊严的“对等和平”和“共存与共荣”的动向。在这当中，一种新的重大局面正在展开。那就是隔着亚太地区一直对峙的美中两国正开始朝着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在努力。震惊世界的1989 年6 月4 日的“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主席于去年10 月下旬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在失去实权者邓小平后并顺利完成了“香港的主权回归”和“第十五届党大会”等重大国事后的一次访美。在处理似乎是在借此机会发生的香港股票大暴跌问题上，中国为通货安定，也表现出了负有责任的态度。为此，今年6 月下旬美国总统克林顿将率领一千两百多人的超大型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而且美国代表团一行还将借此机会访问香港。这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因为自东西冷战体制崩溃后成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总算朝着二十一世纪把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对外战略最重要的课题了。现在，在日本内部，由于国内的闭塞，不少人对美中在日本上空公开进行着的那种越顶外交的最高级首脑会谈，陷入了一种与己无关和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们也许是这样认为的：日本被美国的“行动范围”所钉死，而且被与对华改善倒行逆施的“周边事态”捆住了手脚。而中国一方面却因为“周边事态”对日本发牢骚，一方面又要与“罪魁祸首”的美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这不正是可以说这种局势的出现正是日本民族在二十世纪前叶和后叶欠下的那两个“历史重债”所导致的结果吗？现在正是我们要睁开过去紧闭的双眼，认清盲目不清的现状的时候了。只有吸取历史教训，面向未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继迟浩田国防部长后，中国在今年春天又让将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领导人的胡锦涛国家副主席率先访问了日本。继后，日本的防卫厅和国家公安委员会的最高负责人也访问了中国。今秋美中首脑会谈后，江泽民主席将亲自访问日本。可以肯定，中国决没有忘记邦交正常化时日中共同声明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重要性。不仅如此，今年秋天韩国的金大中总统也将访问日本。据来自汉城的报道说，金总统表示了在日韩首脑会谈之际，将就对日本过去的清算、天皇陛下的访韩以及日本文化开放等问题进行全面性的讨论并探求解决方法。这是在今年4 月29 日在会见访问汉城的日本各报社政治部长时透露的。金总统在会见中谈到“我衷心希望实现和解和合作关系，”并希望日韩双方都能作出努力。就日3本他举出了“德国具有诚意的态度”为例，指出日本要赢得周边国家的信赖有必要对过去进行清算。同时，他还指出韩国人民也应该看到战后日本肯定的一面，并说他对“维护世界和平、维持决不重犯历史错误的和平宪法”予以高度评价。江泽民主席和金大中总统今年秋天的访日对在先头的“美中首脑会谈”时似乎陷入进退维谷的日本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打开局面的机会。日本应该以此为重大契机，为从根本上清算与中国、韩国以及广大亚洲诸国的“过去”，以诚意去争取在各个领域里进行广泛深入的“信赖关系的酿成”。而且，以此为基础，在日美关系方面也应该把“日美安保”这种同盟关系的实质努力从现在的“从属关系”转变为“对等关系”。本书由衷希望的也莫过于此。诸位读者如能屈读拙书并赐以激励，笔者将感激不尽。1第一章 我的出生及成长我的第二故乡－台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出生”、“成长”和“相遇”，正是这些千变万化、错综交织的经历形成了今天的我自己。我认为，所谓“人各不同”，也可以说是，不管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人也必有其难能可贵的地方。一个人在他开始懂事的少年、少女时代，他所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处于什么样的生活环境，特别是在接受能力最强的二十岁前后，他有过什么样的体验，以及这些体验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经历的，所有这些，夸张点儿，可以说是左右一个人一生的根本因素.我的这一生虽然很平淡，但我心中也有我自己的“定位”。这种“定位”，是基于我青少年时代的第一记烙印，这点至今我都强烈地感觉得到。没有了这种“胎记”，就无法说清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我自己是如何同中国以及广大亚洲地区的人们打交道的.1931 年（昭和6 年）7 月11 日，我出生在东京。这一年正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性的大事件——“满州事变”（柳条湖事件）发生的那一年。我自己直接与中国人打交道则是从三岁时开始的.我已故的父亲那年作为日本“总督府”的一名小官员被派到了日本殖民地的台湾。于是,这就开始了我与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最初，我们一家住在台湾的省府台北。此后，先后移住过板桥、基隆、淡水等台湾北部的几个城市。后来听母亲告诉我，当时父亲辗转各地，是因为父亲是个土佐佬（注），脾气顽固、乖僻、固执，老是对上司陈述自己改善殖民地政策的意见，一旦上司不采纳他的意见，便就与上司闹僵，所以总被调换工作.(译注：日本土佐的人生性倔强梗直。)赤脚与米粉父亲的这些事，对年幼的我来说自然是毫无关系。我随着家人不断辗转他方，每到一个新地方便溶进新的环境中，自由自在地成长着。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是，在烈日当头之下，孩子们光着脚丫子在砂石道上跑来跑去的情景。“本岛人”（当时日本人这样称呼台湾的中国人）的孩子们都那样玩，我也像他们一样，光着脚跑来跑去，脚底硬得都长了茧。每次只要从母亲那儿得到一枚一元硬币，我总是光着脚跑出家门，直奔本岛人开店的小2街。在那儿买些“李干”（酸甜味的干梅子）啦；“芋冰”（用芋头做的冰激棱）啦；“油榨果”（面粉做的细长形的油榨东西）啦；“甘蔗”什么的，这些都是台湾的孩子们喜欢吃的零食。在家里我们经常吃本岛人爱吃的米粉。母亲做的米粉的口味，可以说是天下第一。因此,以后每当我对初次见面的中国人或华侨作自我介绍时，总是顺口说出“我是在台湾吃米粉长大的日本人”。我想说的意思是，台湾是我的“第二故乡”。可是当时的台湾毕竟是日本的殖民地。随着开始懂事，我慢慢地开始意识到，少数的日本人对多数的当地人，有一种明显的不同、一种明显的歧视。在孩子们之间，一有争吵，日本人就用脏话侮辱当地的孩子。日本的孩子对当地的孩子一直就是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而本岛人，也就是中国人的孩子，总是只有忍气吞声的份儿。在这种场合，尽管还年幼，可我也决不是例外。在比我大五、六岁的小日本孩子王的指使下，我也不明事理地加入干过这种以多欺少的可耻行径。林肯的连环画但是，我这种顽童之心不久出现了转机。那是从台北搬到近郊的小城镇板桥后刚上小学没多久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小人书，这本书打动了我的心。这就是日本讲谈社出版的连环画——《林肯》。其中一个故事说的是林肯赶走了一群追打田鼠的顽童，并把他们痛打一顿，救出了那只田鼠。另一个故事是，林肯把钓了一天才好不容易钓着的一条鱼，送给了从家门口经过的士兵，因为他们是母亲说过的“保卫祖国的了不起的人”。还有一个故事。林肯冒着倾盆大雨在赶着去处理重要事情时的途中，看见了一头掉在路边水沟里痛苦挣扎的小猪娃，就把它救起来带回家中在炉边给它取暖。林肯一生为了奴隶解放，发动了南北战争，为人类的平等和消灭种族歧视献出了一切，最后倒在凶弹下。刚刚学会了认字的我，忘乎一切地看完了这本书，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林肯迷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欺负过本岛人的孩子。而且看到欺负台湾人的日本同胞，虽然自己也还是个孩子，但也开始觉得那是不合情理的了。一个晴天的傍晚，有四、五个日本小坏蛋，把本岛人在矮墙上晒着剩饭的筐子都给打翻了。好不容易才晒好的干饭块被扔到砂石道上摔散掉了，可这些干饭对当地人来说却是极其宝贵的食粮。一个本岛人的孩子刚提出抗议，一群日本小坏蛋就围了过来，对那孩子大打出手。我站着离他们不远，看着眼前的这一切，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不禁大喝一声“住手”，猛地冲了过去，把那个抓住本岛人孩子胸口.跟自己是同类的日本孩子给撞飞了。也许是被我的来势凶猛给吓坏了吧，那班小坏蛋没敢还手就都逃散了。3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体验。那天晚上，自己也特别兴奋，怎么也睡不着。后来那天傍晚发生的事，我始终没敢跟父母说。也许那班孩子不是常在一起玩的，所以，那个小小的事件，倒也没惹什么麻烦。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在我的心目中，对林肯的崇拜是越来越强烈了。到了高小以及进了初中以后，这种心情一直没有变，在书店里只要一看到林肯的传记什么的，就会毫不犹豫地掏出仅有的零花钱买回来看。“你也许能够永远欺骗一部分人。或是，也许能一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为人民的、来自人民的人民政府是决不会从地球上消灭的”。少年时代记住的林肯的这些名言，现在还清晰地印在脑海里。父亲给我的一本连环画小人书，使我结识了美国第十六届大总统林肯，我的人生为之一变。这便是我人生中的第一记烙印。父亲的战死我家住在淡水时，父亲被抓了壮丁，那是我小学三年级快结束的1941 年（昭和16 年）的2 月上旬。在短短的三个月后，即5 月25 日，父亲就在福建省福州太古镇附近战死了。那年夏天，在台湾南部高雄父亲所属的台湾第六部队，为在同一战斗中死亡的十名将兵举行了合同葬礼。葬礼结束后，在部队的一个房间里，我们听了当时战斗情况的报告。说是什么主力部队出击以后，连父亲在内只有十个人留下来守家，遭到了一千多“敌人”的包围，他们是如何勇敢作战，壮烈战死的。如此这般淘淘不绝。那天天气热得要命。我听着这么长的报告，一边眼泪滚滚流，一边把送上来的冰棍儿大口大口地吃了好几根。母亲责备我好几次，但天太热,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直到现在，只要提起那次部队葬礼，留在脑子里最深的倒不是父亲的“武勋传”，而是那冰凉爽口的冰棍儿的滋味。失去父亲的悲痛是深重的。父亲是我们这些被遗留下来的一家六口（母亲，加上我们兄弟五人，我老大）无法取代的顶梁柱。也许是我刚上四年级时父亲就死了的缘故，我对父亲有一种美好、纯真的印象。但是对在战斗中直接打死了父亲的中国人，我却不可思议地竟没有产生憎恨感。虽然当时我们的脑子里被灌输的是，这个战争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圣战”,可我却对中国人没产生憎恨感的原因到底在哪儿呢？这个“责任”，我想就在父亲自己身上。4与“本岛人”的情谊如前面所述，父亲的官吏生涯并不一帆风顺。开始在台北，后来一直在地方工作。改善政策的意见陈诉也没像父亲所期待的那样被采纳，与上司处得也不好。其实，来我家找父亲的人倒是本岛人多。来的都是那些对不合理的殖民地政策提出陈情、抗议的人。不管是什么人，父亲都让他进屋，倾听他的意见，哪怕是深更半夜。夜里我起来上厕所时什么的，能看到从拉门的空隙处漏出的灯光，能清楚地听到当地人说话的声音。父亲对他们的苦衷，无法保持沉默。然而却又无法把他们的这些苦衷反映到政策里去，因此，父亲一定是感到很憋气的。在那种情况下，父亲送给我一本《林肯》的连环画，也许是想把自己平日里这种心情转达给自己的儿子吧。日本战败后，我曾帮着整理放在壁橱角落里父亲留下的书籍。英语、德语等洋书很多。日文的书籍也不少。我打开用报纸包着的一本书，眼光停在了那本书的题目上：《一个青年的手记》。这本书中描写的是一个贫穷的外国青年到处遭受迫害，转辗各处，却不断敢于向世上不合理的东西挑战的故事，当时我正上初中二年级（以前的台北一中），我从书中似乎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回想起在台湾渡过的少年时代，可以说在《林肯》的连环画中，以及在已故父亲与当地人的交往中，我找到了自己生活准则的起点。也许有点儿夸口之嫌，但确实是从那以后对不同民族或人种的歧视我开始心怀疑念，并开始萌发了一种愿望∶大家都应该有真正的平等。人下人的日本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第二烙印”则是从台湾撤回日本内地的时候。日本战败后生活贫困，同时在日本遭到了“歧视”，这对我打击很大。已故的父亲祖籍是日本高知县。现已过卒寿（九十岁），还健在的母亲是日本宫城县的人。我们兄弟五个（三男一女），我是老大，在东京出生，从三岁到十四岁是在台湾渡过的。但是，日本战败的第二年，即1946 年（昭和21 年）2 月，我们一家撤回国的落脚地却是毫无亲缘关系的奈良县。这是由于在台湾认识的一位复员兵的好心所至。我们家不仅祖父和父亲，连父亲的兄弟也都在战争中死去了，而且从祖父那一代就移住到了台湾，所以也就没法回高知了。母亲的双亲又都不在世，回宫城去也无处安身。撤返奈良一愁未展的母亲，决定回到东京，因为她跟父亲是在那儿走到一起的。父亲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在家排行老二，所以过继了母亲的姓。而且那时，母亲的父亲已不在世，于是我父5母当时就把开始人生新生活的早稻田林野附近的“东京都淀桥区户家町”（现新宿区西早稻田）当作了籍贯所在地。日本战败后，在我家管理伙食的五名士兵的负责人叫木谷。他知道了这些情况后，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回东京，他说：“去东京可不得了。去奈良的话，好歹不至于饿肚子。我有一个姑姑在奈良的乡下.”母亲对他的好意很感激，但还是婉言谢绝了。母亲在每一件行李的木札上，都写上了东京籍贯的地址。一家六口来到基隆港，只等撤返船的到来。在决定三天后就要登船了的那天，那五名士兵查到了我们的住处，从台北匆匆赶了过来。木谷告诉我们，“东京的情况我已经问过了。听说，那儿都已成了废墟。你一个女人，还要供养五个孩子，去东京是不现实的。这是给我姑姑写的信, 拿着。”说完，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木札上的地址用刨子刨掉，全写上了“奈良县南葛城郡葛城村僧堂”（现属于奈良县御所市）。母亲热泪盈眶，接受了他的好意。2 月23 日一早，撤返船抵达了还是严冬季节的和歌县田边港。我们都是在南方长大的，只觉得内地的冬天寒冷刺骨。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以后会怎么样呢？带着五个孩子的母亲，当时她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现在一想起这些，我心里还隐隐作痛。不过，我们家还是算幸运的。接纳我们一家的木村家是村里的地主，可同我们家一样，父亲已经去世，而且与我们同龄的孩子很多。老大叫宗雄，性格开朗，头脑灵活，得知跟我又是同年级，我们马上就成了好朋友。木村一家，为我们腾出了一间六帖和一间四帖的侧房，使我们从心里感到了莫大的欣慰。母亲因有教师执照，经村里人的介绍，在附近的一所小学当上了老师。我们兄弟几个也各自开始上学。在内地的生活总算有了一个开端。食粮紧缺的时代葛城村座落在楠木正成曾据守过的千早城遗迹的金刚山麓。我先在县立的亩傍初中上学。由于学区制的改革，不久就转到了新制的御所高中，因为家里很穷，买不起自行车，我每天穿着高脚木屐往返十五公里。当时的砂石路现在都成了柏油马路。高脚木屐，穿上个把来月木屐齿就会磨掉，弄坏底板。这时候，就得把硬木头削成齿再安上去，继续接着穿。木屐齿磨平了，再做一个安上去。等第三次换的木屐齿磨平了，木屐底板前面的脚趾处也就磨坏了。无法再继续穿时，这才给买双新的。日本战败后，食粮紧缺。同城市相比,农村情况稍好一点。可由于我们家是“非务农户”，所以日子也不好过。一天只有两合多的配给米，这对正长身体的我们来说，是根本不够的。当时，母亲一个6月的收入是三百日元。黑市米一升（一升十合.一合约一百八十克，）就要一百日元，我们根本买不起。而且，那时候几乎没什么菜。一升米，一家六口人如果放开肚子吃的话，连一顿饭的量都不够。我们只好经常吃“面疙瘩汤”（把面粉用水揉成团子放进汤里煮成的食物）。但面疙瘩里面掺着很多米糠或麦糠（小麦碾成粉之后剩下的皮）。带到学校去的饭盒里下面放着厚厚的一层豆腐渣，上面盖上一层薄薄的米和麦一起煮成的饭。那时我经常与弟弟妹妹一起到河堤上或山上去采挖野菜来吃。“鸡儿肠”啦、“蒲公英” 啦、“笔头草”、“野蒜”、“紫萁”、“蕨菜”啦什么的，凡是能吃的野菜都吃过了。可整天还是饥肠辘辘，陷入了营养不良的状况中。不久，稍后从台湾撤离回国的姑姑和表妹俩也过来跟我们一家六人住在一起。现已故的姑姑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从小就把我和我大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疼爱。姑姑在村公所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兄妹六个，正是吃饭长身体的时候，母亲和姑姑两个人拼死拼活养育我们。后来，生活才慢慢地好了一点。回忆起往事的时候，大家都会对这段相依为命，力求生存的时光产生一种大家庭独有的温暖和怀恋之情。内地的歧视上御所高中后，我发现了一个怎么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台湾，我曾有过同样的体验。那就是日本历史上由来已久，一直未能解决的“部落问题”1)。一般的家庭，即“非部落”出身的人，只要是提到与部落有关的话题，就特别敏感，会马上变成另一个人。即使是成绩优秀、理应有理智的学生也会谈虎色变。在部落出身的人之间，他们也能彼此感觉得到长年积累在心理上的那种屈折。也许是由于处在战败后的荒废时期，课间休息时，在教室里有注射菲洛本的人，也有在校园没人看到的地方，手持匕首走来走去的人。如果你从他们身边走过，有的你稍微碰一下他的袖子，都会威吓你说，“喂，老兄，拿出十元来。”这些现象出现在校园内，管纪律的教师也是束手无策，完全是一种“无政府状态”。这些行为总是或多或少与部落出身的学生有关。这跟战争受过日本折磨的台湾“本岛人”的孩子，在日本战败后，报复日本人的光景很相似。即便如此，在台湾所发生的是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歧视所造成的，但在日本内地看到的却是日本民族之间发生的、而性质却完全相同的问题。实际上，对我本人来说，这些与我年幼时在台湾的体验，完全重叠在一起了，正因为如此，对我这个撤返回到日本来的“外人”来说，更是令人揪心了。不管理由是什么，我一直认为，人为地制造出这种“不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的人，正是问题的所在。7“探索共生之路”我进了学生会，设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主动与部落出身的有才能的学生进行交谈，让他们在学生会及俱乐部活动中当干部。积极举行班级间的棒球，排球等友谊比赛，致力于创造一个在公开场合下，没有隔阂，能倾心交流的气氛。部落的同学中如果有谁长期旷课的话，我们在放学后就跟老师一起去家访,跟其父母亲促膝交谈。如果有人打恶架而住进了医院，我们就跟打架的双方一起去医院探望，大家一起讲清原因并握手言和,以防再发。当大家的心扉开始相互打开时，我就把各部落的代表叫到一起，提出了一个这样的建议。“从明天早上起，上课前的一个小时，即七点前，大家每人带一块抹布来。从明天起一个月的时间，由我们来打扫走廊吧”。当时，非部落的学生们对部落的学生还存在一种蔑视和恐怖感，我这样做是想消除他们这种感觉。第二天一早，比预定时间提前了十分钟，报名参加的十二个人就全部到齐了。大家立即分工，一齐用抹布擦起来。四十分钟后，木造的两层楼教室的所有走廊都被擦得干干净净。一般的学生知道后，也陆续参加了进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校长和管纪律的老师，以及家长们看到我们的行动都很吃惊，给了我们很大的表扬。这样一来，互相信赖的关系一建立，干坏事的也就明显地减少了，学校也就变得明朗、有生气了。日本近代化的背后记得我还是个青年记者的时候，曾跟一位台湾籍的华人老前辈交谈过，他说：“我们曾属于‘第四种日本人’”。我当时不明白其含义，因为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据他的看法是，第一种人是大和人。第二种人是归化了日本的日本人和部落民。第三种人是虾夷人和琉球人。身分最低的第四种人就是朝鲜人和台湾人。如果按照这种说法，我少年时代的最宝贵的体验就是对“第二种人”在和“第四种人”的交错之中所产生的不合理的现象做出的那种本能的反应, 也是我的挑战。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欧诸国学习，推进了近代化。其中先见之人留下了“上天不作人上人，亦不作人下人”的名言。不错，封建时代身分制度的改革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那主要是在“大和人”中间进行的。实际上，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大和人”一面歧视周围的“日本人”，一面强行同化政策。8这种行径后来在“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译注)的招牌下，扩展到了对中国大陆乃至亚洲近邻诸国的侵略行为。(译注: “八紘一宇”,“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妄想称霸世界时的口号, “八紘”意为四方四角,泛指世界各处,源自《淮南子 地形训》；“一宇”意为同在一个屋顶之下,源自《日本书记》“兼六和以开都,掩八紘而为宇”。一下同。)在大学选择了亚洲之路世上不少事是偶然重叠的。但我总觉得，我日后对中国以及亚洲越来越关心的背景与我在台湾和奈良所得到的“两个烙印”是分不开的。寄人篱下的勤工俭学也许是家里太穷，我中途曾放弃过进大学的念头。高中时，我努力投入学生生活，先后当过学生会会长，啦啦队队长，辩论部部长和长距离接力赛运动员，自己的青春的时光非常充实。但在母亲眼里，好像觉得儿子这样做没什么出息，非要让我上大学不行。老师也劝我“一定得上大学”。在乡村的高中里，当时的学习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学得并不扎实，所以最后还是在高中毕业后，才全力投入高考复习，我比同龄人晚了两年考进了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主要是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地区关系学）。当时搞“外国学”，就得学英语，因为研究欧美问题的风气还很盛行。但我却想，要搞就得把眼光放在有关中国及近邻亚洲诸国的研究上。我原打算到了东京，先住进学校的学生宿舍，再找份工，怎么也能对付。但这打算一开始就落空了。当时，要进被称为“贫穷学生之巢”的东京外大的学生宿舍特别难。我在入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