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11

13濑川顾问是日本·香港经济委员会的代表成员之一，他已二十次来香港，对香港是了如指掌。当问及野村证券集团今后在香港的活动战略时，他说：“现在，野村国际（香港）、野村综合研究所、日本合同金融等在香港拥有百分之百的资本。战略方针是，以野村国际为中心进行活动。主要是在三个部门，即①股票；②公用事业债务、汇兑及银行；③商务咨议，但同时我们还准备成立‘联合银行’，以求建立一个能弥补这三个部门境界领域的体系。”“香港除了一般银行以外，还有三百五十多家‘存款业务公司’，对经营优良的公司发给可以经办巨额存款的许可证。野村国际自第一次得到这样的许可以来，在①和②的部门的合作进展很快，这种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同时在③部门，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国大陆，努力强化合资伙伴和引进技术的斡旋工作。”为此,采用当地的有能人才一定极为重要，我这么想就这么问了濑川顾问。“你说得对。从去年开始，我们把在海外据点采用的优秀人才送到东京进修了六个月，全面着手培养工作人员。今年准备在香港招收十几个人，但从香港大学已有一百人，香港中文大学已有一百五十人来报名了。我们决定给在当地采用的优秀人才高额薪水，而且还要在他们中间培养公司负责人。”这就是矮小精悍濑川顾问充满自信、明快确真的战略方针。八佰伴进入新界地区还有一位难以忘怀的日本人。那就是八佰伴集团的和田一夫社长。和田社长自1984 年起十多年来声誉极高，被称为是中国商业的“第一人”。他计划进入当时外国企业还犹豫不决的新界地区，并着手在最大的新兴都市──沙田建设一座占地面积可称东洋第一的超级市场。他率领着集团的领导班子就建设超市的可能性进行了事前调查。从综合商行到金融、不动产、建筑、商品流通界、甚至新闻报道界，还有在香港的日本企业的代表，他都一一认真仔细地请教高见。笔者也是被问及过的一个。我已经跑遍了香港的每个角落，特别是新界地区，我也多次去过。所以我对和田社长断定进言，“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什么呢？①对香港的前途抱有不安的企业家和专家很多，但实际上新界地区的开发在不断地往北扩展，大型住宅区的建设在急速进行着；②原来大家族的香港现在小家庭在增多，特别是新婚夫妇组成的家庭不断移住新界地区；③尽管说香港不安定，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市民将继续在这儿生存下去，别无其它选择；④另外，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正在加速进行，并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社会；⑤香港人的生活感觉不是追仿中国大陆或台湾、欧美各国，而是崇仿日本；⑥新界住宅区房间的大小，用日本的家具和家用电器最合适；14⑦今后儿童用品一定也会畅销；⑧除了沙田，如果在新界地区其它地方也建几座超级市场的话，就可以把那些买不起百货店高级商品的顾客给大量地吸引过来；⑨学会跟香港有实力的华侨及当地人打交道的方法，掌握生意决窍，时机成熟了还可以进入中国大陆。——我就这样诚心诚意地讲了我的想法。最后，和田社长决定进入新界。后来，在一本香港特集的杂志里，我看到一篇采访和田社长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请教了一百个人，其中九十九个人不是表示反对就是持谨慎观。只有一个人坚持说还是进入新界，那个人是一位新闻界的人士。”心里一阵激动。给和田社长的进言是我的真心话，也是我良好的祝愿。我能这么进言完全是受益于我曾在台湾、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生活，采访过的那些众多人们的丰富智慧。笼罩着“香港前途”的政治浓雾自1984 年春天以后终于雾散天晴了。利用这个契机，我在《朝日新闻》报纸上以“转换期·香港的智慧”的题目分十次进行了连续报道。正好那时，从总社来了调令，让我“担任亚洲局总局长去新加坡上任”。当时我特别想亲眼看到中英谈判的最终结果，真不舍得离开香港。中英谈判在这一年的9 月结束了。英国政府确认了在1997 年7 月1 日把香港全地区的主权归还给中国的立场。中国方面保证香港在主权回归以后的五十年内仍继续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达两年的中英两国之间的不懈谈判终于以“大妥协”宣告结束。1第十一章 亚洲局总局长时期所见到的多样性向多样性的亚洲全地区挑战1984 年6 月我从由于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而迎来历史性转换期的香港来到了准备迎接“建国”二十五周年的新加坡。从香港到新加坡香港和新加坡两地我都是第二次，跟闷热、拥挤的香港街道比起来，阔别十四年的新加坡已成为了一个清洁美丽、秩序井然的城市国家。但与富有变化、自由开放的香港不同，新加坡就像一盆盆景一样被管理起来，让人有一种受拘束的感觉。香港与新加坡都是以“华人”为中心，而且在亚洲都有着屈指可数的发展。香港与新加坡之间的这种音同，应该怎样去理解呢？如果把这点放在中国与台湾，乃至分居在世界各地的众多的华侨、华人社会的关联之中来考虑的话，可以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硕大的研究课题。另外，由此再纵观一下整个亚洲，就会看到更加巨大难解的现实问题。亚洲以中国的十一亿人口（到现在是十二亿多）印度的七亿人口（现在已有九亿以上）为中心，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这儿。而且还有很多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陷入战火中的柬埔寨；有明是一个民族，却分一为二的国家，像南北朝鲜及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亚洲以外的各国，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也是不能忽视的。亚洲的和平和安定、合作与繁荣说来容易，但要找到达成这一目标的方法，并非那么简单。作为“亚洲局总局长”，今后将从什么角度去捕捉这复杂的形势进行报道呢？在充满希望的同时，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成长起来了的“亚太组织”各成员国成为我第一个“学习场地”的是在我赴任不久的七月初在印度尼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的第十七届东南亚各国联盟（即亚太组织）∶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文莱的定期外相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包括日美等先进诸国在内的扩大外相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柬埔寨问题”和“太平洋各国的合作”。在柬埔寨问题上特别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除了要求“越南军队尽早从柬埔寨撤退”以外，同时作为亚太组织外相会议，第一次一致强烈要求“在柬埔寨建立国内各势力联合的民族和解政府”。这里面当然即包括民主柬埔寨的三派联合（西哈努克亲王、宋双及红色高棉各派），也包括与此对立的韩桑林政权。越南和苏联一直强烈要求把三派联合中军事力量占中心势力的红色高棉排除出去。但中国和美国又把韩桑林政权看作是越南的傀儡政权。其实围绕着如何对待红色高棉派和韩桑林政权，在亚太组织成员国之间也存在2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亚太组织外相会议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大前提不管怎么说是要实现柬埔寨国内各势力、各党派联合的民族和解”，这让人感到此提案是在充分认识了内外的障碍后所得出的新的明智之举。在太平洋各国之间合作问题上，会议一方面强烈要求以美国为中心的亚洲地区以外的先进各国能改正高利率政策，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累积债务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合作“培养人”问题上也表现了积极的态度。特别是关于加强肩负着未来的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以及开发适应高科技发展的人才等问题，希望从下一届扩大外相会议起，能继续进行审议。靠“培养人才”来获得广泛的技术能力，由此再产生自主的“建国”本领。这是此次会议所要表现的热情及强烈的愿望。亚太组织是在越南战争正在进行的60 年代后期创建的，当时如其说搞自助努力，不如说主要是“背着”“抱着”地依赖别人，但现在可以说已经作为亚洲的一个强大组织而拥有其存在感和巨大的自主性了。我们应该与这些亚洲各国一起思考、一起行动。这对我们日本的安定和繁荣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天时、地利、人和这年的9 月，为了帮助采访已决定了香港全地区的主权回归的中英联合宣言，我又来到了三个月没见的香港。在这期间，我深切感到要成就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是非常重要的。“天时”是中国自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真正采取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开放政策，努力引进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资金、技术以及经营技能。“地利”指的是香港作为连接中国大陆和世界的自由港口，以及作为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其地位和机能已更加重要。“人和”则是中英谈判经过两年的艰难波折，终于在互让的精神下得到一个和平的结果，这给那些对大陆的政治抱有不信感的许多香港居民一种安心感。另外,环绕中国的亚洲及太平洋各国也一直在热情注视着中英联合宣言。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开始把香港作为仅次于华盛顿和东京的一个重要信息基地。另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已派出了为数很多的代表团前往与香港邻接的中国开放经济最前线基地——深圳经济特区。还有，围绕着“正统合法性”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对立的台湾也表示了继续把香港作为与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第三国家进行贸易、人员往来以及信息基地”的态度。此外，准备进入中国大陆建设电脑工厂的美国企业中，越来越多的公司把香港作为“远东总部”。日本企业也不甘落后，大小企业加起来快达到九百家，在外国企业中占首位。不管怎么说，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决定其将来的重要关键是，中国是不是能长期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粮食、水和日常用品依靠大陆，但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等却一直按照英国模式的香港人怎样才能建立健全的自治能力？3华人社会交流的兴起第二年的85 年，早春的4 月，在新加坡召开了“国际华文作家集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美国以及新加坡的一些著名华人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会聚一堂，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集会。当时，新加坡与中国和台湾都没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在开幕式上翁天琼副首相致词。当地的作家及文化人士近五百人也参加了这次集会，很是热闹。集会持续到7 日。关于集会的性质和宗旨，主办人的说明中有几点值得认真听听。在世界各地,虽然是中国血统，但居住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外的，像东南亚、日本、欧美各国及非洲等世界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并已取得居住国国籍的中国人很多。从国际观点来看，称这些人为“华人”比称他们为中国人更有包括性。这次集会之所以用了“华文”而没用“华人”是因为我们欢迎今后凡是用华语（即汉语）写作文艺作品的人们能超越人种和国籍，加入到这种集会中来。这真不愧为是新加坡式的想法。新加坡远离中国大陆和台湾，是位于东南亚一角的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多元国家。这些人在这儿定住下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经济增长率，而且探求作为“新加坡人”的独立性。在这儿居住的华人在语言、人种及文化方面与拥有五千年历史和传统的中国有着难以分割的纽带，他们是“国际化的中国人”。集会期间还举行了题为“促进文艺交流”的公开座谈会。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透露了他们在广东省汕头市刚设立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文学研究中心。香港代表指出，“新加坡和香港虽然处于华人文化‘支流’的地位，但正如英文学在美国繁荣，澳大利亚也出现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一样，很有可能会转变为‘主流’地位。”一位在中国大陆出生、走遍香港和台湾的美国大学的教授提出，有必要把优秀的华语作品译成英语。当地代表也有人提出，把其他民族的大作译成华语也非常重要。从这些发言中让人感到了这种气息，那就是把占地球上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华人文化放到居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整个华人社会中进行重新探讨，并在国际视野中进行检验。在新加坡举办的这次集会，使我们看到了促动整个华人社会的智慧和活力已经奏起了前奏曲。战后四十周年与东南亚“逝者如斯夫”。战后四十年的漫长岁月把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推得越来越远了。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不但是亚洲“加害者”的日本，而且处在“受害者”立场的广大亚洲地区的人们也被卷进了时间的洪流——不仅如此.最近“受害者”内部也开始提出了要不计较恩仇，冷静地，尽量客观地重新认识曾是战争“加害者”的日本。但是，日本及日本人的“自以为是”的言行和举动，不时使得亚洲地区的人们回想起那次战争留下的深痛伤痕，使他们产生不信感，这也是一方面的事实。在这个节骨眼的年头，以中曾根康弘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代4表，却打出了“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战后第一次正式地参拜了靖国神社，使得这种不信感更加火上加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波纹1985 年（昭和60 年）8 月15 日是日本停战纪念日，这一天中曾根首相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笔者当时在新加坡，但早就从东京传来了“正式参拜已不可避免”的消息。新加坡在日本军占领时期曾遭受过大量的虐杀，15 日最大的华语报纸《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用了两页的篇幅刊登了战后四十年特别报道。对“靖国”所象征的日本最近的动向表示担忧。同报纸的社论指出，“对葬有A 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行正式参拜，从曾是日本受害者的亚洲其他邻国来看，是企图抹杀过去罪恶的赤裸裸的行为”，对参拜进行了严厉地批判。特别报道还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人是不是只考虑日本的‘军神’和战争受灾者？”并指出，日本如果真心希望亚洲的和平和安定的话，“就决不能忘记日本军的侵略给亚洲大陆、东南亚、南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带来的牺牲和心灵上的痛苦。”现在的东南亚诸国几乎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独立起来的国家。经过了产业革命的西欧列强把势力伸向亚洲，把东南亚诸国一个一个地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地。英国占有了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文莱。法国占有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菲律宾先是被西班牙后又被美国占有。印度尼西亚沦到了荷兰的统治下。因此，尽管日本与东南亚之间在历史上有过联系，但这种关系也只是有限的。东南亚的人们与日本的冲突性的交往是开始于日本对美英宣战的太平洋战争时期（1941 年12 月8 日—45年8 月15 日）。日本当时把此称为“大东亚战争”，企图在亚洲全地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自己做盟主。那时已占领了朝鲜半岛和台湾，后又侵略中国大陆，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扮演的是东南亚地区“加害者”的角色。双重“对日观”的基点新加坡把现代史的起点放在1941 年，这正是“大东亚战争”发生的那一年。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在首战中就落于日本军手里，暂时改名为“昭南岛”。1985 年出版的《从照片纵观新加坡历史》一书的第一章里大幅登载了号称不沉战舰英国“威尔斯王子”号被日本海军击沉的镜头，以及后来日本大肆进行虐杀的情景的照片。在那本书中日本表现的是一种“双重的形象”：一方面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日本赶走了骑在新加坡人民头上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回过头来把新加坡人民打入了悲惨的深渊。在印度尼西亚有不少人认为，“日本军如果没来的话，印尼的独立也许会更晚些。”后来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军母体的“乡土防卫义勇军”就是由在日本军政府下组织起来的“青年团”和“奉公队”改编而成的，后成长为推翻旧宗主国荷兰强权政治独立战争的主力部队。但同时，日本强行征召印度尼西亚的年轻人作为“劳务者”，结果有几万人死在国内或被迫赶到缅甸战线而战死。“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做出了某种贡献。比如日本显示了要决不负于欧美人，因为绝大多数东洋人把欧美5人看作是绝对强者。”这是当时坚决抗击日本侵略的一位菲律宾长老，原菲律宾外相罗姆洛（故人）生前对一位知心的日本友人所说的一段回忆战争的话。但是，就是在菲律宾也有上百万的人成了日本军手下战争的受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陆续获得民族独立的东南亚各国的人们在“对日观”的基点上有着这样的双重反映。可以说，即使是在战争的恶梦渐渐淡忘的今天也还是如此。到处充斥着日本产品我跑遍了东南亚各地，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不管走到哪儿都有日本产品。汽车、彩电、各种电气用品、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是应有尽有，而且大大超过其它国家的产品。另外，从建筑、各种制造业、金融机构到宾馆、百货商店、超级市场，除了“军工生产”以外，几乎所有的产业部门都有日本的企业。电视和收音机里播放着日本的流行歌曲、日本的电视连续剧、武打片、连环画也纷纷出场。尽管各地区程度不同，但还是能看出日本的生活方式已像潮水似地涌了进来。一方面这种现象便利东南亚人们在意识上能了解日本人所持有的良好的一面。特别是没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会感到日本更加亲近。当时，在泰国一支叫“水牛”的音乐队唱的一首题为“泰国制造”的歌很是走红。其中有这样精彩的一段：“政府要大家爱用国产货。但泰国制造的谁也不要。日本制造的一抢而空——”但是，另一方面日本急速的经济渗入、贸易差价的扩大、日本企业无理的解雇及低工资等也引起了不满。另外，还有人把日本这种杂乱的“文化渗入”看作是破坏传统文化的危机。在大学生以及知识分子之间，有人提出“日本是在亚洲的痛苦之中繁荣自己”，“现在日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尽管停止了军事侵略，但他们一直在搞经济和文化侵略”。亚洲各国的“阿信”热有一件事至今还记忆犹新。那就是电视连续剧“阿信”。这部连续剧在日本收看率很高，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大陆都特别受欢迎，一时间掀起了“阿信热”。泰语中“信”音发不好, 阿信念成了“阿庆”，在华人众多的新加坡，翻译成“阿信”，成了饭桌上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中年妇女之间，对“阿信”评价很高。在新加坡曾有家庭主妇问我，“日本真有过那样贫困的年代吗？”我点头回答说，“我们小时候日子过得也很苦。买一个苹果或一个桔子都买不起。但我比阿信要强一点。她为了给贫穷的家里减少吃饭的人口，被卖给别人，但是我一直是在我妈妈身边长大的。”阿信那种不向贫困低头、吃苦耐劳、力求生存的精神成了教育小孩的极好材料。一位家庭主妇苦笑着说，做母亲的一天到晚老是“阿信”、“阿信”的不离口，开始小孩不做声听着，后来都把手堵住耳朵，或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求饶道：“求你了，别再说了。”但是，围绕着这部连续剧在新加坡曾有过争论。这主要是剧中一个日中战争的场面：阿信的丈夫对儿子说，6“卢沟桥事变是为了镇压反日分子而不得已进行的一场战争。”为此，一些主要报纸，特别是中文报纸，连日刊登评论和来稿，对连续剧进行了批判。围绕战争镜头的褒贬两种意见“有些历史事实是决不能忘记的。日本军侵略中国后，又向南把魔爪伸到了东南亚，屠杀了无数的无辜人民。这是铁的事实，而且这些家庭现在还有人活着。”“这不是又在篡改以前的教科书吗？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电视剧为什么几个月都在大肆地进行播放呢？电视台当局先生们，你们应该把这种镜头剪掉才是。这是文化毒害啊。”那么受欢迎的电视剧，由于日中战争的一些镜头而面临不妙处境。但是，就在这一片批判声中，有一天登载了一篇题为“阿信没有罪“的反驳文章。后来陆续出现了为阿信以及那部电视剧辩护的意见和投稿。“阿信对家庭和对别人的那种爱，吃苦耐劳、勤奋工作的那种精神以及对他人的那种宽容的态度，这些我们都很理解，正是这些引起了我们的同感，使我们为之流泪。““主人公在那动乱的年代里力求生存，不向日本当时蔑视女性的封建习惯屈服，拒绝把儿子送去打仗的勇敢的举动，令人敬佩。““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用更客观的态度冷静地观看这部电视剧呢？为什么总是只看到中国和东南亚与日本之间的‘怨念’呢？”这次争论从1985 年5 月末到7 月初持续了一个多月。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对这种严厉的批判心里感到隐隐作痛。但反驳文章使我有一种被拯救之感。因为这些不同意见不是出于日本人的自我辩解，而是来自身为战争“受害者”的新加坡人民内部的争论。把“历史教训”放在心底里但是，使得这种好不容易好起来的心情又沉重了起来的，就是中曾根首相战后首次对靖国神社进行的正式参拜。在过去的战争中曾遭受到重大灾难的中国以及亚洲一些近邻国家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如前所述，新加坡对此反应也很强烈。但是，在日本国内褒贬两论却是争论激烈。10 月初，东南亚各地报纸报道说，中曾根首相在日本国内的人气创最高记录，根据NHK 和共同通信社的舆论调查，中曾根的支持率都很高，分别达到百分之六十五点七和百分之五十九点六。当地一家报纸讽刺说这是“托了正式参拜的福”。亚洲各国的有心人都在注视着日本民族的资质和特性。其最大视点之一是在日本人提出“反战·和平”的原点，即他们对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这件事的态度上。他们这样说道：“我们对那些原子弹放射能受害者以及遗族从心里表示同情。但是有一点请不要忘了，那就是，我们认为那两颗原子弹是对使广大亚洲人民遭受苦难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为的彻底清算。我们希望日本的‘反战·和7平运动’能减轻曾在过去的战争中成为日本牺牲者的亚洲人民心里的创伤。”另外一些在第二次大战后从欧美列强殖民地枷锁中独立解放出来的东南亚国家人民发出了这样的呼声。“我们无法看到一个日本的‘统一的形象’。一方面我们觉得日本人很优秀，但另一方面又有一种看着无法宽容的感觉。我们希望日本能使我们去掉对其的这种‘两重形象’，成为一个我们能从心底信赖的国家。”直接促使日本投降的原因,正是那两颗无情的原子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本确实有“受害者”的一面。但是，日本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亚洲地区一直扮演着“加害者”角色的这一历史事实，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才行。另外，日本的民族主义应该解脱“自以为是”的狭隘性，与亚洲各国的人民进行诚意的对话。要做到这点，我认为有必要对广大的亚洲地区的那些还没有得到愈合的“受害者的痛苦”进行深思，把“历史教训”牢记在心。印度事变的前兆亚洲地区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观察世界动静时，中国和印度的关系都有着潜在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在此，我想简单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印关系，同时，以我在担当亚洲总局长期间的两次访问印度的经历为基础，谈述一下印度在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的侧面。那时正是印度女首相英地拉·甘地遭锡克教徒暗杀，其长子拉吉普·甘地接任首相时期。中印关系的蜜月和对立众所周知，中国和印度两国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两国自古以来都有着在世界上堪称绚烂多彩的文化和传统。只是在近代史上两国都遭受到列强各国的干涉和压迫，在第二次大战以后，中国经历过内战后成为仅次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国，而印度也从旧宗主国英国那儿独立出来成为非同盟各国的中心所在。尽管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都成为了第二次大战后陆续诞生起来的新兴国家的代表。1954 年4 月，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和印度的尼赫鲁首相签署了衡量新型国家关系的“和平五项原则”（即尊重主权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第二年即55 年4 月，周总理和尼赫鲁首相又列席了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即板东会议）。他们与埃及总统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一道，为制定以“反对殖民地主义”和“和平五项原则”为精神的“板东十原则”竭尽了全力。在50 年代，中印两国在使新兴各国进行协作和联合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62 年10 月，围绕着划定国境线的问题，中印两国发生了武力冲突，一直友好的关系变成了敌对关系。而且，那时已经与中国对立的苏联表示了“支持印度”的态度，便使中印关系更趋恶化。另外，印亚大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很早以前就一直有着纠纷，中国提出了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这就使局势越发复杂化起来。8英地拉·甘地遭暗杀说起亚洲，其实与日本在现实上有着较深利害关系的是中国和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笔者也一样，尽管对印亚大陆的动向也很关心，但实际上却很容易将其忽视。1984 年10 月31 日发生的令世人震惊的英地拉·甘地首相暗杀事件使得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印度澎加埔州的许多锡克教徒要求中央政府给予其自治权，并表示要强烈抵抗中央政府。对此，政府把这个州指定为“危险骚乱地区”， 84 年6 月5 日，印度政府出动军队攻击并镇压了锡克教徒总本营的“金色寺院”。自那以后，局势一直不稳定。到10 月最后的一天，发生了英地拉·甘地首相在公邸内被一位身边很受信任的锡克教徒警卫兵枪杀的悲惨事件。英地拉·甘地是尼赫鲁首相的女儿，多年来一直身任政府最高职务，在国际上名声也很高，她的死大大的冲击了印度国内外。笔者也马上飞到了新德里，在葬礼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就任为后任首相的拉吉普·甘地。尽管当时他满脸带着悲伤之情，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却给人一种和蔼可亲之感。从他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到他母亲的那种精干、充满使命感的影子。英地拉首相很早就有意让她的第二个儿子赛加来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赛加确实也是一位头脑灵活并志向搞政治的人才。他在年轻时就崭露头角，1976 年1 月为了控制急速增长的人口，他提出了包括男性绝育措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这遭到了国民的强烈反对，在第二年即77 年第六次总选举中，执政党的国民会议派由此而遭惨败。赛加在那以后的一次飞机事故中遇难。由于母亲死于非命，长子拉吉普不得已接任了首相的职务。他以前是飞行员，夫人也娶的是意大利人，据说他对政治不是很感兴趣。因此印度有不少人对他的政治手腕抱有疑问。拉吉普的上任和新的发展一年后的11 月10 日，我再次访问了印度。这次去印度主要原因是拉吉普·甘地首相即将访问日本，并已经决定接受朝日新闻社的独家采访。这是印度首相在相隔十六年后的第一次访问日本。我想好了有五个问题要请教甘地首相。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当然包括在内，但更大的关心是首相对11 月19日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首脑会谈会怎么看待。因为甘地首相在10 月召开的纪念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总会时，与美国总统里根进行过会谈，在同月26 日，回印度的途中突然改变预定计划，飞到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进行了会谈。特别是同戈尔巴乔夫的会见，这次已是第三次，在世界领导人当中，也是接触得最深的人物。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人品和政治态度，我非常想了解。另外，甘地首相还已决定在访问日本前将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及非同盟诸国的重镇，印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临解决柬埔寨的问题呢？我还想了解，长年以来印度与在印亚大陆一直有着争执的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笔者来说，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极其重要的。为解决国境纠纷的第六次中印会议那时正好在新9德里举行。从新加坡飞到新德里后，我马上与当时新德里分局长齐藤铿三特派员商量，写好要问的问题，交给了印度外交部。中印双方趋势缓和的动向会见的前一天，即12 日晚上，我在下榻的宾馆正准备上床，却听到走廊上有人在用汉语讲话。我打开房门一看，只见中国的刘述卿副外长和杨振亚亚洲局长正站在不远的一间房间门口在谈着话。这完全是偶然，我和杨局长早就认识，今年这是第四次见面了。第一次是在吴学谦外长访问新加坡时，第二次是在印度尼西亚纪念板东会议30 周年时，第三次是李光耀总理访问中国在北京时,这一次谁也没想到能在新德里突然相见。“吉田先生，你怎么也在新德里？”杨局长问道。我回答说：“为了拜见甘地总统。”他又说，“是吗？我们是在这儿参加会谈的。会谈已经结束了，明早就回去。”听到我说“请一定讲讲会谈的情况，”杨局长就说，“那到你房间去谈吧。”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问到中印会谈时，杨局长这样说道：“那是马拉松式的会谈。中国的原则是‘互谅互让’。也就是说，双方互相了解，互相谦让来解决国境纠纷。”那印度怎么样？“印度说我们没有该谦让的地方。因此，在原则上很难一致。但是，通过这六次会谈，双方都感到了要解决国境纠纷的重要性。这次印度方面接待得也不错，今天戈尔还亲自给我们作向导。要解决中印两国之间的国境问题还得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准备从现在起与印度在体育、文化和经济等方面开展一些交流。”对戈尔巴乔夫的恰如其分的评价13 日早上我在会见前三十分钟到了首相府。在休息室里，我跟拉吉普·甘地首相的秘书寒喧了一下，并得知“明天是尼赫鲁首相的诞生日”。在约定时间10 点半时，甘地首相身穿雪白的长袖佛衣，笑容满面地接见了我们一行两个人。首先，我们就世界关注的一星期后将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两首脑会谈，向首相提出了问题。首相对首脑会谈的动向表示担心。他说，“美苏双方长期抱着相互不信之感，还存在不少不透明的地方。”他指出：“最大的课题应该是减少核军备。把这一点作为次要的话，就会令人失望。”但当问及里根总统的对手戈尔巴乔夫书记长的人格和见识时，甘地首相颇有自信地说道：“戈尔巴乔夫与以前的苏联领导人不同。他不光是考虑自己阵营的利益，而且还从世界和平的立场去考虑。他是真心想裁减核军备的。特别是现在苏联的经济状况不好，不减少核军备是不行的了。戈尔巴乔夫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我与他曾会见过三次，给我的印象是直率，不拘泥于小事。他在国内也是起着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指挥领导着现在的苏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来说，现在正是与苏联对话的绝好时机。”10甘地首相对戈尔巴乔夫的描写，具有说服力，而且给人一种新鲜感。因为甘地首相在访问日本途中将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我们就此请教了首相对柬埔寨问题的见解。首相说：“解决柬埔寨问题，印度没有主导权。”但是，他对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心。“访问越南时，我们将努力了解实情，在顾及与其有着极深利害关系的亚太组织的立场的同时，我们将认真研究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策。”首相的这种顾全大局的想法令我们很敬佩。沿着尼赫鲁首相的道路走下去的拉吉普在与印度长期对立的巴基斯坦问题上，我们主要就核武器开发寻问了首相。首相指出：“巴基斯坦具有生产高性能放射性物质的能力，”并以此为“现状证据。”同时他还明确表示了印度反对核武器的立场，“我们在十一年前就具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但我们从来没生产过。我们反对核武器。”他还极力要求在这一点上，“日本也能一起协力共同反对核武器。”最后，就中印边境问题我们寻问了首相。首相说：“那得花时间。但是，双方通过六次认真的会谈，都已感到了必须要解决的诚意。”首相说的跟前一天晚上中国的杨振亚局长说的一样。接着我说起：“听说明天是您外公尼赫鲁首相的生日”，首相高兴地回答说：“对。”尼赫鲁首相曾与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起，首先提出了“和平五项原则”和“板东十原则”，为亚洲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不失时机地就新的中印首脑会谈的可能性试探着寻问了首相。首相说：“我很想试一试。我想沿着外祖父的路走下去。”表示了他对实现中印首脑会谈的积极态度。一个多小时的会见，让人感到首相与他母亲英地拉·甘地女士不一样，是一位具有清新思想又具有柔软性的人物。具有这种素质的人物我认为是领导存有多样性的国家印度，追求亚洲和世界和平与安定再合适不过的了。这一年的11 月下旬在日内瓦举行的美苏两国首脑会谈，如拉吉普·甘地首相所强调的一样，在减少核军备方面达成了协议，这为后来东西冷战体制的结束扫除了很大的障碍。同年12 月初，印亚大陆七个国家联合成立了南亚地域协力联合（简称为SAARC）。这是由孟加拉国提议的，但拉吉普·甘地首相的参加也起了很大作用。1988 年12 月，拉吉普·甘地首相作为印度领导人在相隔三十四年后访问了中国。中印两国就冻结长期边境纠纷达成了协议。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吧。拉吉普在1991 年5 月21 日，在总统选举的游说途中，在印度南部遭到“过激派”恐怖分子的炸弹袭击，才45 岁就去世了。尽管拉吉普虽说是英年早逝，但由于他的出现，印度在缓和包括美苏关系，以及中印关系等一系列紧张关系时所起的潜在的作用，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拉吉普是一位选择了不是其母亲而是他外祖父道路的政治家。11初访越南之感我与亚洲的关系是从少年时代住了十一年的台湾开始的。当了新闻记者以后，我曾先后以香港、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为基地，然后再扩大到东南亚其它国家。但那也主要是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亚太组织国家。在印度支那三个国家中，柬埔寨和老挝我曾去采访过，但越南却还没去过。越南在战争时期，曾有两名以一当十的特派员常驻西贡。越南统一以后，与柬埔寨闹起纠纷，后又与中国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从那以后，外国记者要入国控制得很严，只好让特派员常驻曼谷了。与中国南部相似的河内1986 年2 月初，我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了越南。那时正值越南与柬埔寨的纠纷进入长期化，并陷入胶着状态的时期。中越之间的武装冲突虽然在短时间里结束了，但双方还处在相互对峙状态。背后当然还有着中苏对立的浓厚的影子。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我从新加坡经由吉隆坡和曼谷，飞到了河内。从机场到宾馆的路上所看到的，使我强烈感到，尽管河内是在东南亚的一角，但与中国南部的南宁或昆明很相似。路两旁高大的树木，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洪流，周围的水田和旱地，以及到处可见的水牛，还有人们脸上的表情，所有这些与中国南方没什么区别。河内的街道也是一幅让人感到贫穷的景象。我当时确实地感觉到，越南人在经历了长期战争苦难的同时，他们还忍受了极大的贫苦。这种感觉，当我走进河内一流的东良东宾馆时，变得更加强烈。首先是开门进房间得要高“技术”。门锁眼不好，钥匙怎么也插不进去。上下左右搞了好半天，才好不容易把门打开。走进宽敞的房间，刚松了一口气。进厕所一看，手纸硬绷绷而且是茶黄的。毛巾洗得倒是干净，但像是用酱油煮过似的，而且很旧。上完厕所打开便座的水龙头，水很小很小，大的东西冲不下去，只好把房间的花瓶拿来，装水冲了好几次才行。真是太够呛了。拜见黄东书记到达河内的当天晚上，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黄东接见了我们。黄书记曾当过四十年的记者，长年来在劳动党中央机关报纸《良赞》（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担任总编，是一位经过千锤百炼的人物。新闻中心的所长以及主管日本事务的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见。我们连吃饭时间在内谈了有三个小时。我一开口就这么说：“我希望能了解越南，能理解越南。希望能跟大家交朋友。但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了，我当过驻北京特派员，而且在中国有不少朋友。”12听了这话，黄书记问我，“你是第一次来河内吧。第一印象怎么样？”我直率地谈了自己的印象。“我今天下午刚到，还没有好好看。但有两点感觉。第一点，河内尽管是在东南亚一角，但与中国的南方特别相似。第二点，说出来也许太失礼，我觉得河内在所有东南亚国家首都中是最穷的。”黄书记听了苦笑了一下，但还是很坦率地说。“河内的确很穷。在越南也算是最穷的。其它的地方也请看看。我们会尽量提供方便的。”对同行先辈有一种亲近感我们双方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初次见面的，很快我们就消除了隔阂。当时，中越关系极端恶化，在曼谷或雅加达碰到越南的高级官员，他们是绝对不说汉语的。但那天晚上，黄书记不时地不通过翻译，跟我直接用汉语进行交谈。他说他曾在延安呆过，而且还见过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中国的上层领导人。我不由得渐渐对这位同行的大先辈产生了一种亲近感。谈话进入正题时，我说，“我衷心希望柬埔寨纠纷能得到解决。为此，越南尽早撤退其军队是十分必要的。如果能这样，日本和美国就有可能以各种形式进行援助。”听了这话，黄书记说：“其实我们已在撤退嘛。今年大概要撤四万人吧。”我问道，“现在有多少军队没有撤呢？”黄书记回答说：“这你也是知道的，具体数字是不能说的。”我又问了几遍，也许是属于军事机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