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7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一教训。”接着，周总理谈了今后中国方面谈判的态度。“首相阁下在访华前就讲过，希望两国会谈能达成协议，而且一定要达成协议。我坚信，只要双方努力，充分交换意见，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中日邦交正常化就一定会实现。”9周总理欢迎词的每一段落，出席者都给予了热烈的掌声。“干杯”以后，田中首相讲话。他对过去几十年间里，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麻烦”进行了反省，并决心“借这次访问中国之际，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田中首相讲话的每一段落，中国方面也予以掌声，但讲到“添了麻烦”的地方，却无掌声。一瞬间心猛地一紧。一定是周总理用“灾难”来表示的地方却被轻描淡写地说成“麻烦”，使他们无法接受，引起了不满的表示。总体来说，第一天晚上日中两国领导人的会面是得体的。但欢迎宴会也让人看到了要达到真正的握手，还有很多很多必须翻越的高山峻岭。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讨论第二天26 日的谈判是：首先是上午第一轮外相会谈，接着下午进行第二轮首脑会谈，傍晚是第二轮外相会谈，会谈在全力以赴，紧张地进行。在这一系列的会谈中，就“战争的终结”，“台湾问题处理”也交换了意见。双方提出自己的联合声明草案，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集中讨论，而且还进行了对联合声明进行整理的阶段。当天晚上事务方面的工作是彻夜通宵。这天，在第二轮首脑会谈前，田中首相在下塌的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个小时随行记者招待会。在第一轮首脑会谈前的那种紧张的表情，一点也没有了，一付毫无拘束的样子。当问及首脑会谈的内容时，他很干脆地就避开了，但他还是言外透露了，在第一轮会谈时，围绕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问题是会谈的主题，而且会谈的结果也决不是令人悲观。当问及交涉对方周总理时，首相走到隔壁的办公室，用毛笔写下了大意为“身如杨柳柔和，心似盘石坚强。”的字句，意味深长地说，“他是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位铁腕政治家。”27 日上午，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游览了八达岭的万里长城和十三陵。下午从4 点开始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第三轮首脑会谈。日本方面出席的是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及外务省中国科科长桥本。中国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廖承志外交部顾问（兼中日友协会长），及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双方出席的都是这次谈判的最高层次官员。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在第三轮首脑会谈时定下三稿，最终的底稿作成由双方外相会谈时讨论。“架吵完了吗？”当天晚上8 点，周恩来总理突然来到田中首相下榻的国宾馆。说是毛泽东主席要会见他们。会见是从当天晚上8 点半开始，在中南海毛主席的书斋里进行的，会见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日本方面的大平外相及二阶堂官房长官，中国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及10外交部顾问廖承志陪同出席了会见。田中首相和毛主席的会见得以实现，也说明了邦交正常化已基本上是决定了。据二阶堂官房长官说，会见避开了政治方面的话题，谈到过去的中国、四书五经、菜肴话题等，始终是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二阶堂官长官透露的会见内容中，下面的对话曾成为话题：毛主席：“架已经吵完了吗？不吵架可不行啊。”田中首相：“跟周总理已圆满地进行了交谈。”毛主席：“不打不相交嘛。”这也显示了，围绕着“灾难”与“麻烦”，双方进行了对话，加深了日中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在告辞时，毛主席把六卷《楚辞集注》赠送给了田中首相。听说这有三层意思：第一是，借中国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楚辞》来赞扬田中首相为了日本人民的利益决然访问中国的那颗爱国之心。第二是，听说田中首相在访华期间还写汉诗，按照中国的习惯，对客人感兴趣的东西要有一种表示。第三是，中国方面早已听说，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在访问日本时，曾问过田中首相，“为什么那么急着要访问中国？”田中首相回答说，“因为日本和中国打交道要远远早于美国。”中国方面也是本着这样的心情，“说得不错，让我们把远自古代以来就有的深厚友谊再重新建立起来吧。”求大同存小异第二天28 日的《人民日报》的头版整版报道了这次会见。大铅字的标题是：“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会谈。”北京市民看到后都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都为日中两国之间的“历史的瞬间”的即将到来感到高兴。当时，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点是，常设在《人民日报》题字右侧的“毛主席语录”栏目里，登的是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不干涉内政的“和平五项原则”。另一点是，同时还登载了一篇社论，社论重新明确提出，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之际，在台湾问题上要坚持“基本原则”（即：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政府”的阴谋。）日中首脑会谈在28 日结束。在这一天进行的第四轮会谈实际时间只有50 分钟左右，是最短的一次会谈。田中首相和周总理互相祝贺。“马上就要实现邦交正常化了……”，周恩来说着，拿出用毛笔写的一幅条幅，“言必行，行必果。”田中首相也立即递上去用毛笔写的“信乃万事之源”的条幅。这是首脑外交的一个11交漆相容的一幕。当天晚上，由日本方面主持举行了晚宴。在两位首脑的讲话中虽然都没直接提到“台湾问题，”但给人的印象是该谈的都谈了。跟我同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中国人表情都很开朗，大家都表示说，“在田中首相的讲话中，让人看到了很大的进步。”接着，当周总理讲到“本着相互理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时，中国的外交官和报道界的有关人士都松了一口气，“这个没问题了。”大功告成的联合声明日中邦交正常化在29 日得以实现，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系。《日中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从同日上午10 点20 分（日本时间同天上午11 点20 分）开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日本方面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中国方面的周恩来总理和姬鹏飞外交部长分别在声明上签字，随后两国政府立即进行了发表。联合声明由“前言”和“正文”的九个项目构成。在前言部分里，首先谈到在恢复邦交谈判时，成为焦点的战争终结的问题，“战争状态的结束和日中邦交正常化，实现了两国人民的愿望。”坚持认为战争状态没有终止的中国方面与坚持主张“日中两国关系尽管不正常，但根据日台条约，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了”的日本方面，有着基本认识上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通过两国首相的相互谅解，根据政治上的判断得到了解决。接着，前言里提出了下列三点：① 日本深刻反省在过去的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的责任;② 日本再度确认对中国的复交三原则的充分理解;③ 超越社会制度的不同树立和平友好关系,为亚州的紧张缓和与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全文共分九个项目，大意如下:①日中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从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②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③中国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对这一立场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④两国决定自1972 年9 月29 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⑤中国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款要求;⑥两国遵守和平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不诉诸武力来解决争端；⑦两国都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而且也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行为；⑧两国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⑨两国同意进行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的谈判。签字仪式结束后，大平外相在设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先12就日中联合声明的内容作了说明。然后宣布，“日中邦交正常化后，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宣告结束。”他明确表示，自9 月29 日起，日本与台湾国民党政权间的外交关系实质上宣告终止。在北京这四天所采访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即严肃认真又针锋相对。双方在一些重点上存在着不同的立场和认识。但之所以能克服这种不同，就是因为双方都迫切希望清算“不幸的过去”，实现“紧紧地握手。”同时, 还让人强烈感到日中之间还有一种“波长之差”。日本方面是“舍小异就大同”，而中国方面始终坚持“求大同存小异。”的态度。不管怎么说，结果总还不错。但前途上还有很多要克服的难关在等待着。难忘的“有勇气的提言”(附录)要成就一件大事，必有“天时、地利、人和”在同时起作用。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竹入笔记”的作用首先是美国政府采取了对华政策的历史性大转换，实现了“尼克松访华。”同时，69 年春天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与苏联发生武装冲突后中苏对立日益加深。在这种背景下，全面接受日本的访华是毛泽东和周恩来所作的战略性的决定。这种划时代的动向由于是出于越过日本政府的头顶而发生的，即所谓的“尼克松打击”，给了自民党政权极大的冲击。但日本与中国在历史上就有着深厚的关系，在地理上又是“一衣带水”，大多数的日本人民对此是抱有好感，并表示欢迎的。其结果是，一贯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消极态度的当时的佐藤荣作长期政权，就被迫早日下了台。后任的田中角荣首相很早就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最大的外交课题，而且得到了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广大在野党势力的合作。中国方面也为“超党派外交”助威，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在由形形色色的派别势力组成的自民党内部，反对与台湾国民党政权断交，极力阻止田中内阁过早恢复日中邦交的势力也很强。在这种情况下，促使田中首相作出最终决断的是“竹入笔记”。“竹入笔记”记下的是，周恩来总理在日中恢复邦交的两个月前对当时访问中国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所透露的，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准备日中邦交正常化第一次日中联合声明草案的内容。其中即有“放弃对日本战争赔款要求，”以及予想会进展困难的“战争的终结”和13“台湾问题的处理”等有关方面中国政府的原则性立场，也有隐约可以看出考虑日本政府立场所作的柔软性的地方。日本的宣传媒介一致认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竹入笔记”起了重要作用。从政治立场来看，事实也是如此。池田大作的讲演值得进一步深究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那么信赖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会在执政党之前就把相当于决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内容”透露给他。要解开这个迷，笔者的见解是，事情的开端得追到1968 年的秋天。这是在热闹喧哗的政治舞台的后面，在日本可以说是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报道的事实。借此机会，将此事记载如下。如前所述，1968 年是亚洲地区发生重大转机的一年。1 月，英国政府宣布，到71 年底撤去苏伊士平以东的英军。3 月，美国总统约翰逊宣布部分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并表示不参加下届的总统竞选。5 月，北越和美国在巴黎开始和平谈判。10 月31 日，约翰逊总统声明“全面停止对北越轰炸，”并同意南越解放战线参加巴黎的和平会谈。“1968 年是冲击极大的一年。美英两国已经不会再在东南亚火中取栗了吧。”从这一年的秋天起，笔者当了两年东南亚移动特派员，新加坡的拉家拉托南姆外相说的这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在此背景下，东南亚诸国首脑开始注重与中国的关系，并寻求这个地区的整个“中立化”。这一年，在日本也有人强有力地提言要从正面正视“中国问题。”这就是68 年9 月8 日，创价学会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池田大作在第十一次创价学会学生部总会上作的讲演中提出的。“中国问题，从我们的世界民族主义的理念上来看，也是一个必须触及的首要的根本问题。作为一个日本人，作为一名肩负未来的青年，我愿与诸君一起考虑这个问题。”（要旨）面对两万名学生，池田会长这么开言道，并就日本应该采取的立场，提出了具体方案，即：① 正式承认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存在；② 让中国在联合国拥有正当的席位，并参加国际性的讨论；③ 推进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他还提倡了这样的解决方案，即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之时，应该做到两点。第一，日本政府在1950 年与台北的国民党政权缔结的“日华和平条约”完全是对中国七亿一千万人民（当时）的一种无视，对这一点，日本政府无论如何应与北京政府进行对话。第二，要做到这一点，两国首相及最高领导人应直接进行对话，确认基本的走向和平的意志，并从大局观和基本路线上加以巩固。14从那次讲演的内容中，可以明确看出有一个决心以实际行动来正视中国问题的轮廓。现（顺序不同）整理如下：① 日本自古以来就一直受中国文明（佛教，儒教等）的影响而发展至今；② 日本挑起的战争的伤痕至今还没有消去。这种伤痕无论如何不能作为一种重荷而遗留给你们这些与战争无关的诸君；③ 不解决这个中国问题，就不能说战后真的结束了；④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单单是为了日本，也是包括亚洲在内的世界客观形势要求日本的使命；⑤在日本还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但我觉得，比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毛泽东思想在本质上更接近民族主义，而且继承了东洋传统的精神主义；⑤ 提倡日中友好的人，很容易被歪曲为“左倾”，这是一种浮浅的看法。我们是处在佛法的立场，以人性为根本，站在世界民族主义的次元上，祈求世界和平和日本的安泰。这在本质上即不是右也不是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确信公明党已进入了可以发挥具体意义作用的阶段。日中恢复邦交和创价学会令人注目的是，生前被称为日中关系评论“第一号人物”的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看了池田的讲演文章后，马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线曙光》的“感想文章”。竹内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以下两点给他感触很深。第一点是，认为解决中国问题是战前一代的责任，应该行动起来的那种非凡的决心。第二点是，恢复邦交的问题不是在国家一级上，而是在民族一级及民众一级上进行考虑。竹内认为池田会长的讲演“超越了不同的信仰及不同的政治信条，完全能够共感。”并写道，“德不孤。仁者虽稀，但非天下皆无。”最后他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他的文章，“这儿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勇士。（中间省略）我看到了一线曙光。衷心祝愿成功。”被池田这一提言深深打动的还有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把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为一生的悲愿，已八十七岁高龄还在鞠躬尽瘁的自民党长老松村谦三老先生。他与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及日中友协会长廖承志有着深交，被称为是日中关系的“总联络人。”松村老先生在去中国进行第五次访问前的70 年3 月底，拜会了池田会长，并请求说：“我一定请您跟周恩来总理会见。”对此，池田会长表示了谢意，但认为，“恢复邦交得靠政治才行”，并答应把这个重任托给公明党。松村也对此表示理解，说，“我想把公明党的情况、池田会长的情况全部都告诉给周总理。”正因为有了这个过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在71 年3 月才访问了中国。到日中邦交正15常化的两个月前的72 年7 月为止，组织了三次访华团。第三次访华时，周恩来总理与竹入委员长会见了很长时间，并详细叙述了可以说是中国方面准备邦交正常化的相当于日中联合声明的第一次草案的内容。竹入委员长把周恩来讲话的全部内容写了下来，带回日本,向已决心恢复日中邦交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作了全面汇报。据说看完“竹入笔记”后，田中首相松了一口气，说，“我明白了，竹入君。周总理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其实，周恩来总理在60 年代初就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创价学会的动向。据长年一直担当中国问题的创价学会副会长三津木俊幸介绍，最初向周总理介绍创价学会情况的是与松村老先生并列称为日中友好有功之臣的高崎达之助。据说听了介绍后，周总理对一直活跃在日中关系第一线上的孙平化，作了两个指示。一个是，预见将来北京和上海的交通堵塞，要研究日本包括立交桥在内的高速公路的建设情况。另一个是，“从民众中组织起来的团体，占日本人口十分之一的创价学会，在推进日中友好方面不能无视”，要尽早与其接触。据三津木介绍，担当这中间人角色的是作家有吉佐知子。她与池田会长有着深交，与中国方面的刘德有记者也是知己。65 年7 月，以孙平化和青年部长秋谷荣之助（现任会长）为中心，双方各有三人出席，实现了中国方面与创价学会的第一次接触。在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很多的掘井人。池田会长继承了他们的意志，很早开始就进行了有组织的接触。这个出自他肺腑之言的“有勇气的提言”成了促使推动日中建交的巨大原动力，这一点是不能否定的，这正如竹内好所写的一样，“超越了不同的信仰及不同的政治信条，完全能够共感。”“绅士协定”在有关日中关系的采访中，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下，我从我的一位深交的朋友，创价学会最高干部之一的山崎尚见副会长那儿听到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中国方面和创价学会开始接触后不久，通过某一位人士转达了周恩来总理给池田会长这样的口信：“在中国的传教希望先等一等。”对此，池田会长的回答是，“我心里有数。”山崎副会长接着说“后来还有过这样的件事。”那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的1974 年5 月底，池田会长率领创价学会第一次访中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当时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对在欢迎宴会上坐在自己旁边的池田会长，带点幽默地说，“你在中国传教也没关系嘛。”池田会长一边笑着回答着“没有那个必要”，一边讲了下面的这一段话。“现在，中国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正在走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只要广大人民能从中得到幸福，那也是合乎佛法的。”16就这样，周总理与池田会长的“绅士协定”到今天还一直被遵守着。这是一首唤起尽管肩负着不同的历史和现实，但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共鸣的插曲。1第七章 在北京的三年初交的北京朋友这是我在北京交的第一个中国的“新朋友”。他是被派到新侨饭店工作的某出租汽车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我作为特派员上任后，在那个饭店住了一个多月。他五十开外，冷静稳重，富有理智。这是距今已二十五年前的事儿了。出租车司机日中邦交正常化（1972 年9 月29 日）的前不久的一段时间里，从日本来的要人极为频繁。为此我去机场的机会也很多。一天早上，我去机场为一位刚刚结束了与周恩来总理和日中友协会长廖承志的重要会谈后而回日本的著名政治家送行，在那儿我第一次认识了这位司机。去机场的大路两边是上班的自行车洪流。大型的无轨电车在中间缓缓地穿行。沿途两旁一排绿绿葱葱的林荫树，一眼望不到头。我刚从日本来北京不久，这里早晨的风景使我极感新鲜。同时，东京早上上班的风景也不由出现在脑海里：混乱拥挤的电车和地铁，一辆挨着一辆的汽车洪流，久积不散的汽车排出的废气，咽咽一息的林荫树——。“北京的早上真好啊。骑自行车上班，特别有助于健康。”我不由地这么说。司机听了，却回答说：“听说日本的工业特别发达。相比起来，我们是大大落后了。”跟那位司机的对话就是这么开始的。后来，经常碰到他。坐了五、六次他的车后，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就开始慢慢的沟通了。拒绝拍照日中建交这件大事结束后，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去游览了北京市西北方向七十多公里远的八达岭长城。那次也是坐那位司机的车去的。“不到长城非好汉”——中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大家都尽情地领略深秋的景色。我爬到了八达岭的最高处。然后一边欣赏农村的风景一边踏上了归途。那时虽然秋忙时期已过，但还是不时能看到有人在干活。不一会儿，在路的左边，看到了一群农民正在埋头收获小米。我想把这个场面拍下来，就告诉了司机，司机说了一句，“试试看吧”，就把车停了下来。2那一群农民全是妇女。她们见到一个西装革履的老外突然“闯”过来，眼里都露出不知所措的神色。那时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外闭塞，但举止有礼的时代。我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后，刚想拿起相机拍照时，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抬起头，说了一句“请不要拍。”事先也毫无联系突然闯到这儿来的这个男人是什么人？来的意图是什么？——她们肯定是这样想的。我只得顺从了那位老太太的意思。一般的情况下，要参观或采访时，要有中国方面的人一起陪同，这在当时是惯例。我在日本养成的新闻记者的习性，自以为自己这样做一点儿恶意也没有。但是，“入乡随俗”，那次拍照也只好作罢了。司机师傅帮我交涉又走了一会儿，这次看到在路的右边有很多农民在刚收割完的地里翻土。鲜红色的拖拉机在人群中穿行着。看到这副沸腾的场面，一种“职业意识”又开始欲动。我把我的意思给司机一说，司机小声说了一句，“试试看吧”，又把车给我停了下来。我顺着田埂走到了拖拉机旁边。但结果还是同样被拒绝了。那些农民在我的背后喊着，“下次再来吧，可一定得要有人陪同哟。”这话对我是一种安慰，但心里却想，失去这么好的机会，真可惜。我脑子里一直在构思，要把“北京的秋天”拍成画报，让日本的读者们看看。眼看车马上就要进入北京市区了。心想这次是没指望了，这时突然看到有一群小孩儿正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剥收获的玉米皮。不由得心一动。刚才几遭拒绝的事儿早给忘了。我第三次对司机说了自己的意思，他一边回过头，一边说，“你这个人太老实，别吱声拍了就行。”我有点犹豫，但还是下了车对准了镜头。这时，一位照看孩子们干活的老人，使劲儿摆着手，大声喊，“不行！！”按快门的手不由得停了下来。好坏不过三，可这次也还是被干脆地给拒绝了。就在这时，司机从车上下来了。他一声不吱，从路边的一条宽宽的水沟上跳过去，向大声喊“不行”的那位老人那儿走去。好像在一个劲地向老人解释着什么。这下看来话说通了，他俩朝着我喊道，“来吧！”司机看到我屡遭拒绝心表同情，自愿为我当了“陪同”的角色。我一阵高兴，朝干活的地方飞跑过去。大家都笑着欢迎我。我按下快门，把眼前的场面尽情地收到了镜头里。“清一色毛泽东”的背后是文革期间规章制度森严，还是不习惯被不认识的人作为“拍照对象”？3试了三次，三次都被拒绝，这件事使我不禁强烈地感到，在中国人中存在着一种划分“界限”的态度。同时，深深佩服那位司机的诚意和勇气。对他来说，碰到我这个不懂中国世故的日本人，是个多大的麻烦。但是，当他说了“你这个人太老实，别吱声拍了就行”，而我又遭拒绝时，他对自己说的话勇担责任，马上为我进行了交涉。我跟这位司机之间，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有一次，他问我，“田中首相在日本一定是非常受欢迎的吧。”“当然，正好也是赶上了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个时期。”我回答说。接着我又说，“说是非常受欢迎，也就百分之六十左右的比例吧。日本人有不同想法的人很多。”司机听了说：“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毛主席语录满地是，但把毛主席当作神的人也就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之间吧。”当时，街上能称得上有招牌的地方全都是写的毛主席语录。书店也全是毛主席著作。完全是一个“清一色毛泽东”的世界。听了司机的话，使我感到这可是一个令人吃惊的新发现。在这个世界背后，还有这种“实际情况”啊。特别是，他能毫无顾忌地对我这个外国人把话讲得这么明白，使我感到他对我的那种极大的信赖感。“言必信，行必果”后来，我们一家离开新侨饭店，搬到了建国门外齐家园的朝日新闻社的北京分局里。不久，由于改建，半年后新侨饭店就关闭了。以前饭店的那些司机也随之调到了别的地方。由于每天忙于工作，那位司机的事也慢慢地淡忘了。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翻看刚出版的《人民中国》（1973 年1 月号）。上面一行的“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使我不由得又清晰地想起了那位司机。这是现已故的中日友协的名誉会长郭沫若写的一首词。在这首词里，他回顾了日中之间两千年的友谊，并强调了邦交正常化的意义。词是这样结尾的。“从今后，望言行信果，和睦万邦。”我的眼睛停在了“言行信果”这四个字上。这是从“言必信，行必果”转来的。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最后，周恩来总理送给田中首相的那副毛笔写的条幅就是这六个字。其含义是，“说话要讲信用，行动必须果断。”“朝着那位老人走过去”的那位司机的形象，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4邓小平戏剧性的复出在北京当特派员时的回忆写都写不完。在这儿，只讲一下文革后期象征性的动向及与日中关系有关的一段轶话。从人民大会堂发出的第一个报导1973 年4 月12 日晚上，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欢迎从柬埔寨解放区视察回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夫妻的宴会。在大型的宴会厅里，出现了与往常不一样的现象。我往主宾席上一看，那上面不是坐着身材矮小但面色红润的邓小平吗？我同桌的一位外务省报道局的人在低声告诉我，邓小平已作为“副总理”重新出来工作了。文革初期，邓小平曾被红卫兵打成仅次于刘少奇国家主席的“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受到猛烈批判。从1966 年12 月开始没有在公开场面露面以来，已过了六年四个月。“得尽早把这一消息报告给东京，”我这么想。但那时从北京发给东京的采访内容都是从朝日新闻社的北京分局或电信局发出的，也根本没想到能从人民大会堂跟东京的总社用电话联系。但是，当时“邓小平复出”这一消息，不但是对外国人，对中国人也一定是一个特大的好消息。外务省的官员在我一再催促下，点头答应了我的要求。告诉我在黑色幕布隔起来的大型宴会厅的那边，有电话可以利用。那儿真的摆着电话机。我马上要通了电信局，话筒里传来了熟悉的女话务员的声音。心想“太好了”，说了一声“对方付款”，然后报上东京总社的电话号码，马上就接通了。我先说了“邓小平已复出”，然后把浮现在脑海里的这一天的情况，邓小平过去的经纬及这次重新出来工作的意义作了汇报。北京机场的一段对话从外部来看，邓小平自公开场面没有露面以来，人们都认为他跟刘少奇一样，完全下台了。但是自“林彪事件”（1971 年9 月）发生后，文革后期本着毛泽东主席的“惩前备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文革初期遭到批判的领导人中，不少高级干部都陆续重新上台了。其中，有原来的党的副主席兼副总理的陈云及原共青团总书记胡耀邦。但是,一连串的措施达到了邓小平的复出这一阶段,这可是值得特笔的象征性的事件.这里有大动乱的文革和令人震惊的“林彪事件”所引起的党.政.军，特别是军队内部人事方面的后遗症需要纠正、还有观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动向制定新的国际战略部署这个重大任务在等着。5那次宴会的三天后，我有机会跟邓小平直接进行了对话。那是4 月15 日，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廖承志会长任团长）一行五十五人离开北京机场的那天早上。刚复出的邓小平陪同李先念副总理也在那儿。中国方面还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协名誉会长的郭沫若，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副主席傅作义及各界代表。日本方面有小川平四郎大使及在京日本人，总共大约有500 人为代表团送行。人们的视线，一直关注着邓小平的一举一动。我极力甩开中国外交部官员的阻拦，走到非常靠近的地方，对邓小平说了一句，“(您的复出)我们日本人也感到非常高兴”。邓小平略显惊讶，但非常有力的回答道：“谢谢，谢谢。”大刀阔斧进行军队改组对一直被强调要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政治学习的一般北京市民来说，邓的复出犹如一付巨大的“清凉剂”。当时街头巷尾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说，敢做，很公平，工作能力很强”等等。邓小平也不负众望，工作竭尽全力，地位也直线上升。文革前他是负责党中央日常事务的，文革初期遭到批判，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降到只剩“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在相隔四年半后即73 年8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大会上，邓小平复出为 “中央委员”。第二年的74 年1 月1 日发表了在进行建国以来最大的军队改组工作中，邓小平有很大的功劳，不久邓小平又升格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件工作是要纠正文革前半期由林彪主管人民解放军时所造成的弊病，在当时全国十大军区和一个直辖军区（即新疆军区）中，有九个军区的司令员要进行调动，这是一件困难极大的工作。这次改组的最大的特点是：①把一直由军区司令员一手抓的党、政、军三权进行分散；②与以前军区司令员调动时带走一批重要干部的做法不同，这次军区司令员调动只是单身赴任。负责这次大刀阔斧改组的就是受毛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和委托的邓小平。在联合国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不久，传来一个令人寂寞的消息。1974 年1 月21 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一行时说：“周恩来总理工作繁忙，而且已是高龄了，已经决定我们分头来接待客人。”这个决定慢慢地付之实施。一些外国元首或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主要接待人名义上是周总理，但实际上，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副总理“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代理接见的情况多了起来。6分担周总理工作最多的是邓小平。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同年4 月，邓小平还作为首席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资源特别总会。那次欢送的场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北京机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的人都在场，有周总理、林彪下台后在第十次党大会（73 年8 月）上青云直上的王洪文国家副主席，江青女士（毛主席的夫人），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四人帮”的成员之一的姚文元，也有与邓小平一样被称为“实务派”的李先念副总理。另外还有数千名北京市民也到机场热烈欢送。看到这个场面，我感到与其说这是做给“国外”看的还不如说是让“国内”人看的。这其中最大的意图是，让在文革这场大动乱中遭到批判的人恢复自信，要显示出在晚年“毛泽东路线”——即“继续革命”“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基础上，达成新的团结。在这次联合国特别总会上，作为中国一种新的国际认识，邓小平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把世界大致分为“三个世界的理论”。①两个超级大国；②发达国家（即日本、西欧等国）；③发展中国家（即第三世界各国）。并明确表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要与“第三世界”联合，与“第二世界”扩大友好关系，与“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的领导人要进行斗争。成为仅次于毛、周的实权者邓小平推进的内外政策及取得的成果得到极高的评价，在新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提升为党的副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5 年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副总理，同年29 日就任解放军参谋长。当时，排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后的党中央“第三号人物”是“四人帮”的年轻之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