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6

部长的唐·秀新氏虽然当选，但MCA 的三十三名候选人中的二十名落选，原四名内阁大臣中有两名也是榜上无名。气势上升的华人在野党华人社会分成两大部分。参入执政党的MCA 提倡的是“钱包高于政治”，在野党的DAP 和MPM 却要求“各个民族机会均等”。在大选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中国籍市民选择了后者。选举结果给DAP 和MPM 的支持者很大的鼓舞。他们陆续来到西海岸的主要城市。有消息说，他们13 日要在吉隆坡举行“庆祝旅行”。针对这种局势MCA 的唐会长说，“我们在选举中败北，说明了中国籍市民的大部分拒绝把中国籍代表选进政府”，他戏剧性地这样宣布以5后,MCA 的成员就不在内阁及中央和地方各政府部门担任要职。这给马来籍人很大的冲击。拉克副首相（后为首相）表示支持唐会长的声明，并说，“引发这种事态的责任在野党的华人方面。”他的发言在马来籍市民的感情上是火上加油，特别是给UMNO 的鹰派及以建设回教国家和以马来籍人优先为目的的宗教色彩极浓的全马来亚回教徒党（PMIP）强烈的刺激。这些人在大选后，陆续来到首都吉隆坡，极力主张“马来籍人的权利”。大选后，我把若干的分析写成文章发给了东京总社。对在称为“东南亚的优等生”的马来西亚，对立会发展成为悲剧性的“人种冲突”这一点，我没有预测到，真是个失算。5 月13 日晚上，发生了与我乐观预测完全相反的流血惨案。第二天，我飞往已发出了“紧急戒严令”的吉隆坡。但交通已完全瘫痪。从首都机场到市区的二十三公里的路程，走了四个半小时。沿途一片漆黑，一个人影也没有，一种阴森可怕的寂静。骚乱后留下的汽车残骸淅淅可见，村落的熊熊烈火还在燃烧。一到饭店，就听到电视里播出的死者三十九人，负伤者一百一十四人的消息。说死者超出了一百人完全是谣言。拉曼首相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呼吁要保持冷静的那副悲痛的表情，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站住！中国人”第二天，我利用刚解除戒严令的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受害最大的“堪梼.巴鲁”地区。跟我一起从新加坡来的共同通信社的分局长松村（现已故）与我同行。邻接马来人居住区的华人街已被烧成一片漆黑。走进马来人的村落时，只见一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在为防止华人的报复进行巡逻。我把这情景拍下来后，正准备往回走时，只听到背后有人在喊“站住！中国人”。我回过头一看，只见是三个骑着摩托车的马来籍青年。其中一个高声说，“跟我走”。我们被带到村落的总部，不一会儿就被手持刀枪的几十个马来人围了好几层。人群激奋，怒声冲天。马来语我只懂片言只语。但从他们的比比划划中知道了他们是在说：“这儿是我们的村落。一个中国人都不准进来。”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而且糟糕的是，由于在申请采访记者证，护照也没带在身边。心想听天由命吧，这时平时准备的一句马来话突然冒了出来。“我是从日本来的新闻记者。”刚一说完，包围层里一位上年纪的人站出来，用流利的日语问我，“你真是日本人吗？”我回答说，“当然是啊”。于是他用马来语开始向他的伙伴作解释。杀气冲天的气氛，顿时缓和下来。6危机意识和欲求不满我们一会儿就被“释放”了，但“这儿是我们的村落”这句话却盘旋在脑子里，无法忘掉。到另一个马来地区“堪蓬.半丹”的时候，一位中年人说，“就此下去，二十年以后，不，十年以后，马来西亚就要落到中国籍人的手里了”。这使人感到，马来人对已经掌握了经济实权的华人有一种在政治上也会被打败的危机意识。我们还悄悄地潜入了百叶铁门紧锁着的华人街。与掌握着军队和警察的马来人不同，他们手里没拿武器。但在暗地里，他们准备了铁棒和刀，还有把铅水管锯断把头削尖做成的武器。一些年青人说：“为什么不承认中文是官方语？为什么不承认中文大学？为什么在上学和就职时歧视我们？”“嘴上说复合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但马来人一直是优先，中国人和印度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一直受到压抑。”意在保护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文化的中国籍市民的大多数，所执着追求的也是这一点。听着双方各说各有理的意见，我心里充满一种前途难卜的感觉。“中间人”的重要作用在不断采访的过程中，一位偶然相识的华人小伙子的行为强烈地吸引了我。他奋不顾身地投入了在暴动中负伤人员的治疗活动中。他把手术要用的氧气瓶和葡萄糖送往各地的医院和医疗所。在发布了禁严令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件冒死的工作。不管是收容着马来人伤员的医院，还是有华人伤员的医疗所，他都照样把东西送上门。20 日的流血惨案被平息后，我正在难民收容所采访，突然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我回头一看，是那个华人小伙子。也许是睡眠不足，他眼睛有些红肿。他对我说，“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马来籍人和中国籍人要真心相通”。在宗教、传统、文化，生活习惯各自不同的异民族不同人种交往的过程中，他在努力追求一条并非“你死我活”，而是“携手共存”的道路。他那种了不起的“中间”的精神，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结束了马来西亚十天的采访，我没返回新加坡，而是飞到了雅加达。我想去会见一下精通东南亚情况，特别是跟马来西亚领导人有着深交的印尼外交部长阿达姆·玛利克。外交部长很爽快地为我抽出了时间。他先叮嘱我说：“这绝对不能公开哟”，然后说“我希望拉克副首相不要太坚持马来籍人的立场。过些日子，我直接与他会面，谈谈我的看法。”7这种大局观念和权衡感觉，以及对盟友的深思熟虑，使我很受感触。用文字写出来，这还是第一次。美国的变化和东南亚的对应从1968 年11 月到70 年10 月在新加坡驻在的这两年时间里，东南亚区域最大的焦点仍然是以越南战争为中心的印度支那局势的去向。但是，围绕着这个地区的国际环境，已开始出现了重大变化的兆头。不再火中取栗“对我们来说，1968 年是冲击极大的一年，美英两国已经不再会火中取栗了吧”。新加坡的拉家拉托南姆外相（当时）在1969 年的元旦作外交方针讲演时这样开头道。这段话现在我还记得，真是把东南亚各国首脑的内心话表达得恰到好处。1968 年是美军飞机停止对北越轰炸的一年，是在巴黎开始进行越南和平交涉的一年，也是约翰逊总统下台的一年。同时，这一年英国声明英军从苏伊士以东撤退。美英两国长年凌驾于东南亚所作的保证突然让人疑问重重，也是这一年。果然，就任美国新总统的尼克松氏不久就亮出了他们部署。最初的征兆是表现在他的访欧中。69 年2 月下旬，历访西欧五国的尼克松总统，在此期间，与法国戴高乐总统会见了三次。法国曾是印度支那三国（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旧宗主国。而且戴高乐总统是西方首脑中跟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交的人物。关于这一点，《世界日报》的著名记者，罗伯鲁·基兰，在过后打了如下内容的电报，意味深长:“戴高乐总统从尼克松总统那儿感到意义重大的有两点：①尼克松要把美军从越南撤走；②尼克松不管道路有多复杂艰难，也要让中国参加联合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尼克松外交原则尼克松总统此后打出的划时代的政策是69 年7 月15 日在访问亚洲诸国前，在关岛发表的即所谓“尼克松外交上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的基本构想是“美国履行与各国制定的条约，但所有的国家应有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纠纷、保障安全等最主要是要依靠各国的自主性。”与此同时，对华开始采取接近的政策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在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亚洲诸国前的7 月23 日，美国政府表明：①部分解除对中国贸易的制限；②放宽对联邦议会的议员、新闻报道部门、教师、学生、医生、科学工作者，美红十字会代表等的中国旅行制限。8结束了对亚洲诸国的历访后，尼克松在接下去的罗马尼亚的访问中，改善对华关系的意思更加明显。当时罗马尼亚国家评议会议长（国家元首）齐奥塞思库，虽然是属于苏联和东欧圈子，但对苏联入侵捷克（68 年8 月）进行了批评，并极力主张，要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跟中国进行协调。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在“尼克松外交原则”下，美军已勉勉强强地开始从越南及泰国等地撤走，包括战争“越南化”，美国在亚洲的战略转换的确在开始进行了。越南战争的幕后但是，美国从越南撤退时，打算把北越及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越共）的军事力量尽可能地给消耗掉。作为其计划的一环，美军开始对跟随北越一直抗战的老挝左派组织“老挝”所控制的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当时老挝是由左、右、中三派组成的联合政府，中立派的布马首相是最高指挥者。但在跟越南交界的地带，“老挝游击队”，势力占上风，北越就利用这交界地带，给南越民族解放战线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在越南的背后有一处被遗忘了的“后方战场”——老挝，在这儿也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美军停止轰炸北越，而开始把空军集中对准了老挝。69 年10 月上旬，当我得知由于美军的轰炸，大量难民从老挝北部的查尔平原逃往首都万象避难的消息后，马上飞到了现场.离开新加坡时，路透社东南亚总局局长对我说，“到了老挝，一定要与乌顿·沙那尼空将军（老挝国军总参谋长）会面”。到了万象，我首先对难民群混乱拥挤的老挝最大的佛塔“嗒克.卢安”的情况进行了采访。接着会见了跟“老挝游击队”的领导人斯法努嘣殿下有着深交的布马首相。然后是采访“老挝游击队”驻万象的首席代表索多·贝多拉希氏。我还到了关押着九十四名北越军捕虏的所谓“秘密收容所”。就这样，我对发生在战争幕后的事态进行了不停的采访。老挝总参谋长的洞察力离开老挝的前一天，我见到乌顿·沙那尼空将军。虽然作为国军总参谋长日理万机，但他还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请一定到我家里来。一边吃我妻子做的菜，一边谈吧。”乌顿将军，脱下白天那身威严的军服，上身穿着一件短袖衬衣，下身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将军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和踢足球。我首先就问起了老挝的战局。他说，“支持老挝游击队的北越军队，这一两年，打破常规，在雨季也向我们进攻。今天夏天，我们给打得够呛。”接着，他说了自己的见解。“但最近北越的战斗部队有很大一部分像是撤离了前线。他们的精神领袖胡志明主席的死（69 年9 月3 日），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查尔平9原的战局开始朝着对政府军有利的方向在发展，也就是这个原因。”三天前会见的“老挝游击队” 的索多.培多拉希代表在承认当前战局不利的同时，也表示了一定会打回来的自信。我把这话讲给乌顿将军一听，他笑着说，“我常常跟索多代表搞‘战争对谈’。别忘了，老挝游击队的斯法努嘣议长现在还是老挝联合政府的副首相哟。我们是几个兄弟在自己家里打架。”对了，跟布马首相会见时，他也是专门强调“北越军的存在”。相反，索多代表特别对“美军飞机加剧轰炸”进行了非难。这也许是他们互相在暗示，如果外国不介入，老挝的问题可以通过谈话来解决。“话可以说在前头，老挝可没有美军”。将军说，“美国现在出于内外的压力，不得已要从越南和泰国撤军了。”话题转到苏联是否会进入东南亚时，将军说，“现在中国的事情就够苏联受的了。他在东南亚寻找盟国就是这个理由。不错，是有几个国家，由于跟中国的关系，开始在跟苏联接近。但最大的弱点是，来到东南亚的俄罗斯人也太少了。”调整与重要国家中国的关系接着，将军指出，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不但是对老挝，也是对东南亚各国的将来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大问题。“老挝与中国国境相邻。那边有七亿人口（当时）和丰富的资源。与此相比，老挝的人口还不到三百万。”“我觉得像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那样的生存方式是高明的。要实现东南亚的和平，有必要跟中国建立安定的友好关系。为此，东南亚各国互相协力，并坚持非同盟中立的方向才是良策。“乌顿将军希望日本也能对他这样的看法表示理解和协助。“没有什么招待，今天就吃老挝菜吧。”将军夫人在一旁说。桌子上摆着醋黄瓜、土豆、罗卜和胡罗卜等煮在一起的老挝菜。跟我小时候吃惯了的家乡菜的味道一模一样。“亚洲真正的和平与安定，不是用武器和金钱可以算得到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心与心的交往。东洋和西洋文化也不一样，对事情的看法还有不少差距。”身为佛教徒的将军从容地结束了他的谈话。在面对美国重大战略转换的东南亚，这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次拜见。1第六章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舞台尼克松决定访华的轨迹美国新总统尼克松的上台和美国的亚洲战略转换，随着美国从越南撤走地面军队和美国采取的对华接近政策，尽管曲折艰难，但确实是在一步步地进行着。东南亚诸国及中国的反应也逐渐趋向明朗化。曾一度中断的美中会谈重开投入到越南的总共五十四万美军第一次开始撤退是1969 年7 月8 日。自从65 年3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三千五百人作为第一批地面战斗部队从岘港登陆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年四个月。美国的越南介入，总算开始了缩小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开始采取接近中国政策的美国政府，69 年12 月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了新的缓和措施，并在同月24 日发表了在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的巡逻时间从“常时”缩小到“随时”。次年70 年1 月20 日，长期以来一直中断的美中大使级会谈也在华沙重开。这些都是尼克松政权所显示的解决越南战争和对华接近的具体布置，暗示着美国并非“历史的俘虏。”有消息说中国也开始注视着美国的动静，如果美国真的从越南、台湾海峡撤走，短时间内，中国将会答应继续美中会谈。进攻柬埔寨的逆流但是，在这期间，除了前面讲到的美国对老挝境内加剧轰炸以外，还发生了更加严重的逆流现象。那就是1970 年4 月30 日美军及南越政府军发动的“侵攻柬埔寨的作战”。为什么会再现这种局面？在此简单叙述一下其背景。由西哈努克亲王领导的柬埔寨，在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以前，就对南越军侵犯边境感到不安和恐惧。为了保全领土完整，1958 年7 月，柬埔寨承认了中国。但此后边境骚乱还是不断，柬埔寨于是在63 年与南越断绝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柬埔寨没有加盟对抗共产圈的东南亚军事同盟组织（SEATO），而且还在寻求与中国及北越妥协，美国对西哈努克亲王的“左倾的中立政策”感到不满。1965 年，美国开始对北越轰炸，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岘港登陆后，西哈努克亲王开始对美国产生了不信感，同年5 月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柬埔寨从此远离美国，防止越南战火烧身。21970 年1 月以后，希望与美国及东南亚军事联盟（SEATO）亲近的龙·诺鲁将军企图夺取政权。他乘西哈努克亲王去法国养病之际，在3 月18 日发起了追放西哈努克亲王的军事政变。很早以前就打算不把驻在柬埔寨边境地带的南越解放战线总司令部（越共）给打烂就不可能完全撤军的美国，这下与龙诺鲁将军勾结，加上南越政府军一起，对柬埔寨开始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于是，中国以美国侵略柬埔寨为理由，无限期地延期了美中会谈。中国一边加强与印度支那全地区的解放力量（北越、南越解放战线、老挝爱国战线、柬埔寨民族独立派）之间的协作，一边强烈非难“尼克松外交原则”的真意是“企图让亚洲人自相残杀。”美国继续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尼克松政权为接近中国而作的努力，并没有因为出现这种曲折而停下来。这集中表现在70 年10 月。同月13 日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此情况下，尼克松总统在同月25 日和26 日分别会见了与中国有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雅非阿·甘，以及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议长。两位首脑在“美中接近”中起的重要的桥梁作用是不可否定的。他们指出，中国战胜了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动荡时期，开始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们主张，要让中国加入国际社会，美国应该耐心地进行文化协作，并一步一步地扩大通商。同时，两位首脑还敦促美国政府考虑中国在联合国代表席位的问题。这个动静，不久也波及到了北京。雅非阿·甘总统在11 月10 日访问了北京，并在14 日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亲切会谈。在这前后，罗马尼亚的拉朵勒思库副首相曾“秘密”访问过北京，并向周总理转达了尼克松总统对华关系改善的意思。中国方面通过这些会谈，也许已经确信尼克松总统是在认真地寻求与中国的对话。同年12 月18 日，毛主席会见了延安时代以来的美国友人、著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会见中，谈到了“可以邀请尼克松总统访华。”但这一部分，斯诺在当时的手记中没写进去，考虑到美中关系实际的进展情况，在71 年4 月26 日的美国《生活》杂志和同月27 日的《朝日新闻》才予以发表。东南亚全区域的中立化构想国际潮流的变化，特别是“美中接近”的趋势对广大的东南亚各国影响很大。这时，作为一种对应政策而引起人们注意的是马来西亚拉萨克首相的提案：“在美中苏三大强国的保障下，实现东南亚全地区域的中立化。”3这个构想是拉萨克在当任首相之前的70 年9 月初，在非洲赞比亚的首都卢萨卡召开的第三次非同盟诸国首脑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同月23 日，他在就任首相后的施政方针演说上，又重新作了强调，并把这种构想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值得注意的是，拉萨克首相在三大强国中，把最大的重点放在“中国的保障”上。其背景除了美军从越南撤退、及美国采取接近中国的政策外，前一年的5 月，那场曾震憾马来西亚全国的马来籍人与中国籍人之间的“人种骚动”的教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拉萨克首相在中立化构想中提议，“与中国及一部分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进入令人满意的状态。但在非同盟各国所拥有的独特的地位这种背景下，为实现国际间的协调，不是应该探讨出有效的对策吗？”卢萨卡会议后，拉萨克首相还专程访问了与中国恢复了友好关系的南斯拉夫及虽属苏联圈但与中国关系很好的罗马尼亚。特别还让罗马尼亚首脑试探一下中国会不会接受他的构想。71 年1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英联邦首脑会议期间，拉萨克首相还跟刚承认中国不久的加拿大首相朵留多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再次提出了中立化构想，希望加拿大能给予协作，并明确表示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对拉萨克的构想，当初摇头的不少。但又没有比这更好的构想。在亚太组织（ASEAN）（由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组成）的首脑之间，逐渐出现了赞同拉萨克构想的动向。中美 “乒乓外交”71 年2 月下旬，出现了考验美中关系和东南亚前途的新的问题。这就是由美国空军支持的南越政府军对老挝南部的侵略战争。这使越南的战火扩大到了印度支那全区域，给解放势力方面极大的刺激。中国的周恩来总理非常注重这一局势，在同年3 月8 日，率领中国的最高军事和外交官员访问了河内，并严重警告“如果有再进一步的侵略行为，中国将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予以支援”。这一方面是“暗示”美国方面要自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跟以前的“侵略柬埔寨”不同，这次“侵略老挝南部”，美国地面部队没有参加。中国根据这点判断美国在“道义上”渐渐抽手了。总之，侵略老挝备受挫折，不久就鸣鼓收兵了。美国政府从那以后，不断提出改善对华关系政策，71 年3 月15 日还宣布了令人注目的完全废除限制美国人到中国旅行的措施。这就成为中国方面“乒乓外交”的直接动机。其舞台就是在名古屋召开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4 月7 日，中国队的宋中秘书长宣布了“邀请美国队访问中国”的爆炸性的声明。紧接着AP 通信社，NBC 广播公司的记4者，及摄影记者访问中国也得到了允许。在欢迎美国队的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也出席了，并说：“你们掀开了中美关系历史的新的一页。”基辛格的“肚子疼”美国方面接受了中国的“乒乓外交”，决定派遣特使去商议尼克松访问中国事宜。肩负这一重任的是国务卿基辛格，他在同年9 月，在访问亚洲和欧洲的途中，断然履行了这一历史使命。有消息说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肚子疼”，其实他是瞒过随行记者，在7 月9 日的中午1点去北京访问了。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结果是，7 月15 日美中双方同时发表了“尼克松决定访问中国”的重大新闻。就这样，美中关系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此后，基辛格再度访问中国（1971 年10 月），尼克松访华的正式日程定于美国时间1972 年2 月21 日至28 日。“乒乓外交”的出现和尼克松访华的决定，随后中国在71 年10 月25 日以绝对的优势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严峻的冷战体制下，这种使“美中对峙” 化雪为春的历史性大转换，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在促使这一地区向着中立化方向进一步发展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亚太组织（ASEAN）的五国外长，在同年11 月25 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就如何对应这一地区的政治局势的变化，进行了认真地讨论。在同月27 日，发表了把东南亚作为和平、自由、中立地带的划时代的宣言。这个 “中立化宣言”，体现了在70 年秋天公开提出的拉萨克构想，已作为印度支那周边东南亚各国的共同课题而被采纳。笔者从70 年10 月作为东南亚特派员起，到后来回到东京总社国外通讯部以后，一直在神经高度紧张地追踪着这一连串的变化。田中内阁向日中正常化始动美国总统尼克松与基辛格等随行官员一行，在1972 年2 月21 日中午前，到达北京机场，与前来迎接的中国的周恩来总理紧紧握手。当天下午，毛泽东主席就在中南海，热烈地欢迎了尼克松一行。这些镜头，通过电视向全世界进行了转播。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历史性会见。尼克松访华的意义和影响朝日新闻在题为“由美中首脑会谈所想起的”的社论中就尼克松访华意义，是这样开头写的。5“这真是一条遥远漫长的道路。这不单单指从华盛顿到北京相隔的空间距离。革命胜利后的北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自朝鲜战争以来，在二十三年的岁月中，一直是隔绝、紧张，有时还带着血腥味。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更觉得历史的严酷和漫长。英国人在1840 年就发动了威胁中国人的鸦片战争。从那以来，一百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西洋头号强国的总统终于万里迢迢来到了北京进行访问”。这次访问，美中双方在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交涉。在同月27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达成的协议提出，两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上。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同意，如果中台能和解，美国将从台湾撤军。联想到以前美中那种严峻的敌对关系，这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次“美中握手”给蒋介石政权、苏联及越南造成的冲击和不愉快最大。但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对此是欢迎的。日本各界痛感自己晚了一班车。于是对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而对华改善抱消极态度的自民党佐藤政权，开始进行批判。新内阁的诞生和中国的反应7 月6 日，历经七年八个月的佐藤内阁总辞职。众议院在当天的全体大会上举行首相提名，自民党的田中角荣当选为新首相。新内阁在第二天７号的天皇认证式后，召开了第一次内阁会议。田中首相就今后的内政和外交，作了如下的讲演。“在内政方面，要站在长远的立场上，充分利用国土，解决公害、住宅、土地等问题。在外交方面，要加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努力推进和平外交”。对此立即有了反应。周恩来总理9 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欢迎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宴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田中内阁的成立时说，“田中首相提出希望早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内外表明，中国有意与日本政府就恢复邦交正常化进行认真的交涉。各新闻媒界马上报道，日本政府可能会根据田中首相谈话的精神，加紧采取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体行动。这样的判断有其理由。与田中首相亲近的亲华促进派，预测新内阁最大的外交课题是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在田中内阁成立之前，就在试探中国并一直在党内做准备工作。其中心人物有古井喜实、田川诚一、藤山爱一郎等人。其中古井从4 月下旬就开始秘密地与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接触。超党派推进日中恢复邦交在日中关系议论日趋骚然的6 月下旬，我接到内部已定我作为下期北京特派员的消息。6这样，不但是中国方面的动向，日本政界的内情也得先掌握才行。在一马当先的政治部记者的协作下，我得以扩大了自己采访的范围。随着从佐藤内阁到田中内阁，打开对华关系的局势越来越明显，一直强烈批判自民党的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等在野党势力，也开始出现协作的兆头。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强烈要求以中国方面主张的“恢复邦交三项原则”为基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恢复邦交的三项基本原则是：①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③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当废除）。同时，中国方面也巧妙利用日本政界的变化，发动日本的执政党及在野党，鼓励搞“超党派外交”。这里,原社会党委员长的佐佐木更三起了很大的作用。佐佐木在7 月12 日访问了中国，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就田中首相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坚定决心作了说明。对此，周总理问道：“日台条约怎么办？”佐佐木回答道，“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都说了，日中恢复邦交后日台条约就不存在了。”听了这话后，周总理说：“中日恢复邦交越早越好，我们正式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回国后，请你转告给田中首相。”但是佐佐木并没有就日中联合声明进行会谈。担任此重要使命的是公明党的竹入义胜委员长。竹入于7 月25 日到达北京，与周总理进行了三次会谈。结果，带回了可以说是准备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的中国方面的第一次草案。回到日本，他立刻就向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进行了汇报。据说看完“竹入笔记”后，田中首相松了一口气，说：“竹入君，我明白了。周总理真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啊。”越后和赞岐的山人在临去北京赴任前的8 月10 日，我拜会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在主管政治部的一位记者的引见下，我先向田中首相作了赴任前的道别，他对我说，“要辛苦你了，好好干啊。”当我问及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思想准备怎样时，他自信满怀地回答，“对，当然要搞，没问题！”他给我极深的印象是：敢干、果断、有实践力。但负责外交实务的大平外相会怎样呢？特别是，“复交三原则”的第三条“废除日台条约”，日本方面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进行处理？我先在外务大臣办公室，然后在世田谷区的他家里两次拜会了大平外相。在大臣办公室时，外相还是显得有些严肃，但到了家里，他就很随意地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一边吃着早饭，一边就日中关系开始了你知我知的一问一答。当话题转到日台条约时，他表情严肃的说，“这个处理一定得慎重。现在正是最后的关键时刻。”中国方面的立场是，日本在当时（1952 年）承认蒋介石总统的国民党政府所缔结的日台条约，本是非法的，无效的，根本不能承认其存在。对此，日本方面的态度是，此条约在国会上得7到通过，无法再倒回过去说其无效。吃完早饭，我问大平外相，“你将以什么样的心情访问中国？”他沉默片刻，这样回答道，“我们这是越后的山人野夫和赞岐的山人野夫出山(译注：田中是日本新泻县人，古代称为越后。大平是日本香川县人，古代称为赞岐。新泻县和香川县均多山)。不耍小花招，以如实的态度进行谈判。”在他平淡的言辞和表情后面，我感到了他的诚实和坚定不移的决心。“这样就说定了！”我说了一句。“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八月下旬，我经由香港到达北京赴任.1966 年秋天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六年过去了。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头一年，从全国各地汇集来的红卫兵搞得北京混乱不堪。对内正在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对外则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进行严峻挑战。引用长征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提出“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的策略的林彪将军，是那个时代大歌特歌的人物。六年后，文革进行到了后期阶段，国内的阶级斗争还在暗地进行，但发生了两个很大的变化。一个是，虽然一方面跟苏联领导人的对立还在不断加深，但与美国的关系，由于尼克松的访华，而有了很大的转机。另一个是，企图篡夺国家主席位子的野心被识破的林彪将军，军事政变计划遭到失败，在乘军用飞机逃亡苏联的途中机毁人亡。据说，他对中国开展的对美战略持反对态度。总之，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改善关系的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来说，也成了最大的课题。挂在北京街头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大幅标语，鲜艳夺目，如实反映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日中之间，就恢复邦交正常化，进行着紧张而繁忙的谈判。但是，在我心中，大平外相说的那些话成了一种不变的东西，我以此为指针，进行我的采访活动。在北京亲眼目睹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大地的日子终于来到了。这是1972 年9 月25 日上午11 点30 分（日本时间上午12 点30 分）。带着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目的，以田中首相、8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等组成的日本政府代表团及随行人员约五十人左右一行，乘坐日本航空专机，到达了秋高气爽的北京机场。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田中首相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来，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数次、郑重的握手。这是两国领导人超越漫长的断绝时代，开拓友好新时代的紧紧的握手。接着，田中首相分别与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郭沫若，外交部长姬鹏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进行了握手。在周总理的陪同下，首相站到了肃然排列的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和陆海空三军仪仗队的前面。乐队互奏两国国歌。在机场的主厅里挂着“太阳旗”和“五星红旗”，日本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脸上显出庄严的神情。田中首相和周总理并排走在一起，开始检阅仪仗队。在长长的仪仗队的尽头，以冈崎嘉平太为首的一些正在北京的日本人站在那儿等候。田中首相脸上现出惊喜的表情，向他们伸出了手。一字形紧闭的嘴唇第一次张开，露出了笑容。检阅完毕后，田中首相与周总理、大平外相与姬鹏飞外交部长分别乘坐两辆车，驶向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休息片刻后，首相一行来到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了周总理及中国方面的要人。下午两点50 分开始，举行了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轮首脑会谈。不给予掌声当天晚上6 点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由周总理主持的欢迎宴会。在巨大的宴会厅里，响起了“佐渡曲”和“金比罗船”等曲子的旋律。田中首相面带微笑，大平外相也是笑眯了眼。这曲子可是越后和赞岐“故乡的旋律”啊。中国方面绝妙高超的表演把日中恢复邦交的气氛推向了高潮。首先，周总理致欢迎词。周总理时而语气柔和，重要的地方铿锵有力。当讲到“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的地方，两国出席者都静静地认真听着。“在两国的历史上，我们有两千年的友好往来，两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半个世纪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受了很大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