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4

实际上，亚非诸国的首脑有不少列席了国庆节典礼。西方诸国也派了各种代表团参加。从63 年底开始，周恩来总理访问了亚非十三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中法建立外交关系，日中关系的好转等也是很重要的因素。毛主席看准了当时的国内外局势，邀请从延安时代以来三十年来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访华。65 年1 月9 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少有的长达四小时的会见。这次会见毛主席从世界战略、到他自己的人生观纵谈无遗，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毛泽东”。我们朝日新闻社抢先获得了版权，从同年的2 月4 日开始分七次全文登载了那次会见的记录。11记录中有两点很重要。一点是毛主席给在越南战争中越陷越深的美国一个诚意的忠告和声明。另一点是他站在超越共产主义者的立场上所谈到的、他自身的那一种百无禁忌的“天命观”。给美国的信息先谈一谈“给美国的信息”。斯诺在总括会见的开头部分是这么写的。“今年七十一岁的毛主席，在谈话中多次说道，我们对那些迫使中国闹革命，现在还在迫使东南亚国家闹革命的外国侵略者，应该感谢才行。他还说，中国不向自己领土以外的地方派遣军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你美国越往西贡送武器和兵力，南越解放战线得到争取胜利的装备和教育就会越早。他们已不需要中国军队的援助了。——毛泽东还阐述了这样的看法。”对时局的焦点“越南”谈了很长时间，概括地说，有以下五点。①南越解放战线会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②北越不会发生战争；③中国只在美国攻击中国的情况下参战，中国自己国内要做的事还多得很；④要实现解决越南问题所制定的日内瓦协定条款，能招集国际会议的条件（在现阶段）有四个。其中之一可以推测是，不把撤离驻在南越的美军作为先决条件；⑤美中两国再次共同携手的日子一定会到来。这些发言跟官方的报道机关强烈非难美国的调子不一样，带有柔软性。我觉得，这是在中苏对立进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国内建设的调整措施总算开始有成效的局面下，作为一名战略家，毛泽东所作出的高瞻远瞩、胸怀广大的判断。未来靠年轻人谈完当时国内外的局势后，毛主席淡淡地谈了他的自己及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超越共产主义者立场的“活生生的毛泽东”的形象。为了不失原意，下面就把记录会见情景的一段，原封不动地引用如下。“毛主席停了一下，又开始说，你知道我最开始是当小学老师吧。那时候，什么参加战争啦，从来就没想过。也没想过要成为共产主义者。……是个什么偶然使我立志去创建共产党的，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但重要的是，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这是事实。斯诺问：‘……在比以前要好得多的环境下成长的年轻一代会变成怎样，很多人对此抱有疑问。您怎么看？’12‘我也无法知道。也许谁都不知道。但可以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革命可能把共产主义更进一步推向前进。另一种是现在的年轻人否定革命。……当然不希望他们反对革命，但将来的事情只有靠将来的人根据那时候的情况来决定，那时候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现在我们也无法预料。长远地看，将来的人一定比我们现在要聪明。问题是他们如何去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现在的年轻人，及将来的年轻人，他们会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评价中国革命的成果吧。’说到这儿，毛主席放低声音，半闭着眼睛。‘地球上人类的条件，在不断急速地变化。一千年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许被看成无聊愚蠢。’——毛主席是这么说的。”毛泽东 “给美国的信息”和他独特的“天命观”，使人感到一种超越时空的深沉的哲理。然而现实的发展却有许多问题事与愿违。（原注）：二百四：战后一段时间对日薪工的俗称。原指从固定工作单位拿到的定额日薪二百四十日元（简称二百四），这是当时最低的日薪收入。1第三章 到文革发动后不久的中国采访充满苦涩的文革之路“南越解放战线会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在北越不会发生战争”。——毛泽东主席对自己的知心朋友埃德加·斯诺说的这种“给美国的信息”，一个月后的回答却完全是令人出乎意料之外。1965 年2 月7 日，美国约翰逊政府决定“轰炸北越”。毛的期望被辜负美国政府的这一选择造成了地球性大规模的悲剧,是极大的“误算”。后来，我看了美国有关越南战争的国防白皮书才知道，在美国最高首脑内部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赞成派的意见是，如果动真格地“轰炸北越”，就能切断南越解放战线的后方支援，其战斗力就会因此而慢慢减退。但反对派却分析南越解放战线会不惜一切手段进行抵抗。提出后种分析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毛泽东的判断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是“奇妙的一致”。对此我现在还印象深刻。总之，由于美国“强行轰炸北越”，南越的内战就演变成了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支援北越的中苏两国也被卷了进来。结果，不但是越南，而且，近邻诸国和世界各地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修正经济政策怎样去应付这种新的局势中国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国内方面，要考虑支援越南，经济建设，国防体制怎样去进行再编。国外方面，一是要防备美军扩大越南战争，二是要如何处理对苏关系。关于这点，埃德加·斯诺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在1966 年7 月30 日的美国杂志《新共和》上作了意味深长的分析。斯诺回忆说，在65 年1 月9 日晚的会见上，毛主席曾说过，为实现1954 年在日内瓦制定的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协定条款，有可能不把撤离美国在南越的驻军作为先决条件，来召开国际会议。斯诺认为,那个时候，中国很有可能已经承认西贡作为独立、中立的政府。但由于从2 月7 日起，美国对北越开始了真格的轰炸，违背了毛泽东的期望，以至于在中国共产党高层之间也引起了十分苦恼而尖锐的争论。在此之前，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64 年12 月），曾提出从66 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将在65 年初提交大家讨论。据斯诺说，这个五年2计划，在中国进行第一次核实验成功（64 年10 月16 日）的前后，已在高层党员中间讨论过,当时没有提到要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但从65 年2 月以后，有关五年计划的报道从报纸上消失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把产业的一些主要部门移向搞国防工业建设,经济政策就不得不要进行修改了。拒绝与苏联联合行动轰炸北越开始后的65 年3 月1 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世界共产国际会议。但只有十九个国家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及阿尔巴尼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日本、北越等国的共产党没有出席，会议讨论的中心是越南问题，同月3 日通过了要求美军撤退的决议,号召支援越南,“联合行动”。中国对此在3 月2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文章强烈指出，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口头上说是支援越南，实际上是“投降美帝国主义”。此后，多次再评苏联的联合行动，指出，“新的苏联领导人已陷入自我矛盾的困境之中，他们是比修正主义更危险、本质更恶劣的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坚持斗争到底。”并号召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起来斗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中苏对立日趋加剧的同时，美国“轰炸北越”，越来越深地陷入到越战中去了。中国领导人改变追随苏联东欧诸国，期待加深与自己拥有共同路线的亚非诸国的关系，但却不尽如意。65 年后期开始连续不断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印度尼西亚的军方掌握了政权，美苏为主的联合国解决了印巴纠纷，第二次亚非（AA）会议遭到流产，接着是跟布隆迪、达荷美.中非、加纳、古巴等国关系恶化，中国的外交路线到处出现“裂痕”，陷入了倒退的境地。在这复杂困难的局面下，中共领导人从65 年秋天以来，先后召回驻各国大使，分析研究国际局势。讨论的核心，无疑是围绕越南问题对苏路线的应取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将军（党的副主席兼国防部长）作为毛泽东体制最有权威的代言人露面了。他的前任彭德怀国防部长由于在59 年8 月第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第八次总会（即庐山会议）上，当着毛主席的面，批判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直言不讳地提出要优先考虑新的军事制度和技术的“军队现代化”而被解任。林彪早先就曾在解放军内部提出过，要政治思想工作优先，在65 年9 月3 日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他的题为“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他字字句句地援用了在中国革命时期留下的宝贵的毛泽东思想，旗帜鲜明地站在敢于面对新的艰难局势的立场。3这篇文章是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而写的。林彪在文章中指出，国内革命战争中所取得的“农村根据地理论”可以用于国际舞台，以“世界的农村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去包围“世界的城市地区”（美国、西欧等），他反复指出，人比武器重要，并强调，中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胜利的唯一的战争，就是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和辽阔的土地及坚定不移地依靠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础的坚定正确的领袖指挥下的持久战。毛、林体制的确立从那以后，中国国内开始掀起了大肆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机关报《解放军报》率先带头，在党、政、军各方面，对敢于面向这个领导班子的“挑战者”，进行批判和镇压。同年11 月开始，后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的文章成了整顿文艺部门的导火线。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66 年8 月1 日～12 日）正式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这是一次全面概括当时国内外形势的重要大会。在全会公报上，除了毛泽东以外，只有林彪的名字被写上。林彪被说成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光辉榜样”，“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那篇文章被指定为纲领性的文献。这次大会毛泽东──林彪路线得以确立，中国革命的传统遗产“人民战争的理论”再一次得到承认。换句话说，这次会议正式宣告了要向“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当时，毛泽东坚决支持跟中国革命有着同样命运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并与美苏针锋相对的壮举，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对毛泽东在重压下能号召广大的青年和人民群众一起起来斗争的那种非凡的领导能力深怀敬意。但是毛泽东虽然察觉了挡在前途的障碍，却没给予足够的认识。第一是，毛泽东当时要战胜的敌人，是不同于内战时的国民党、或以前的日本军，而是拥有世界上占绝对优势的核武器的美苏两大强国。第二是，在美国“轰炸北越”，苏联要求“联合行动”时，中国一度先后与自己一直最重视的亚非诸国的朋友、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出现了危机。第三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政策遭到失败而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对刘少奇、邓小平所做出的功绩和人民群众的反应缺少充分的统筹兼顾。中国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以成功的具体体现。但是中国要把自己的经验用于全世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潜伏着纷繁复杂的障碍。尽管如此，掌握着党中央实权的毛泽东还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带领着由自己创立，由林彪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冲向了狂涛巨浪。4红卫兵旋风和打击面的扩大从1966 年夏天到冬天，中国大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掀起了“红卫兵旋风”。全世界都被这个运动弄得团团转，特别是新闻报道机关更是忙得蒙头转向。当时，我还年青，负责中国问题，每天同编辑和同事一起，像钉子似地钉在外国通讯部的六角桌上，连日连夜地处理从北京特派员发的来电及外电，同时密切注视和处理美苏及世界各地的反响。刘少奇的降级已趋明显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66 年8 月1 日～12 日）后，8 月18 日在北京召开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万人大会”。毛泽东身穿军装，出现在天安门，陈伯达（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主持大会。“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讲话。当时，北京电台广播的主要出席者的名单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很明显,党的最高领导人里面有了很大的顺序变动。这以前最高领导人的构成和顺序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最明显的变动是，林彪升到了第二位，而刘少奇却一下降到了第八位。以中学生、高中生和大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参加了这次庆祝集会，这是第一次对外界公开，他们向毛泽东献上了红卫兵袖章和红领巾，从此他们就成了由下而上地支持毛、林体制的一支重要队伍。红卫兵犹如脱缰之马红卫兵在第三天的20 日的傍晚，喊着“打破四旧”、“造反有理”的口号，涌向北京街头。这股以砸烂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形式开始的红卫兵犹如脱缰之马，看到商店、街道、遗迹、饭店、公园的名字，只要是带有一点旧时的风味的，都一律把名字改掉。同时还要把带有“修正主义色彩”的服装、发形、化妆、口红、及靴的式样等一扫而光。这股旋风，顷刻之间就从北京吹到了上海、天津，接着又刮到了广州、南京、杭州、武汉、长沙、沈阳等主要城市。以后是节节升级，先是废除了代表特权阶级，特权观念的软卧车厢，不交房租，后来发展到要改变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提出了“取消象征民族资本家的利息”，“恢复人民公社”，“解散民主党派”等。以毛泽东、林彪为首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人，对红卫兵的这种任意的行动是完全支持的。5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8 月23 日的版面上，刊登了题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和“好得很”两篇社论，对“革命小将”的行动给予了鼓励。但是，红卫兵的过激行为已日趋明显，出现了脱离“革命纪律”和“革命秩序”的暴力行为和无政府主义倾向。为此党中央在28 日的《人民日报》上提出了“革命青年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在大方向上支持红卫兵的同时，希望他们能进行有组织，有纪律的活动。高级干部个个都成了靶子8 月31 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红卫兵。林彪在接见大会上作了讲话，强调说“要把重点放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目标上。不要武斗，要文斗”。同时，周恩来把全国的大学生及部分中学生和高中生邀请到北京，进行经验交流，鼓励他们说，“红卫兵要成为有高度组织、训练有素和有政治觉悟的解放军最可信赖的后备军。”从此为契机，掀起了红卫兵上北京的高潮。就像在一个巨大的桶里剥芋头皮似的，红卫兵开始了全国性的大串连。但这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由党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江青主持，很明显，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深入，中国共产党所管辖的既有组织，如：共青团、少先队、总工会及全国妇联等，几乎全都消声匿迹了。从各地传来消息说，共青团及少先队的领导机关干部也遭到了批判，不久这些机关都陷入了瘫痪状态。到了9 月，红卫兵遵照林彪讲话的精神，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和国家机关的所谓“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批判的大人物，仅报道的就上了三十多人，不只是地方的一级干部，连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周围也开始受到批判。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这样的批判斗争进展得并不顺利，各地的红卫兵之间，红卫兵和工人，农民之间开始发生冲突，而且有扩大的倾向。为此《人民日报》在9 月5 日、7 日和15 日的报纸上，号召大家①要文斗，不要武斗；②红卫兵要向工人、农民学习，不搞妨碍生产的大串连；③帮助秋收，学习农民的革命精神。在这种局势下，迎来了10 月1 日第十七个国庆节，国庆游行参加人数创纪录地达一百五十万人次。大部分是红卫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解放军时隔七年举行了阅兵式。这天国外的关心集中在刘少奇的处境上。北京电台广播及新华社电发表的出席大会的中国首脑名字的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刘少奇。显然，刘少奇在那个阶段还是国家主席的待遇。6但是，国庆节的庆祝气氛一过，平静了一段时间的红卫兵运动再次高涨起来，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谭震林（副总理兼农村办公室主任）、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陈正人（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等处于中央政府中枢部门的大部分副总理和部长都挨个地受到了批判。10 月18 日，召开了第五次接见红卫兵大会。同月27 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被大大地宣传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初次访问动乱的中国红卫兵出现以来的两个多月里，我在东京密切注视着“动乱的中国”， 整天被那瞬息万变的局势搞得团团转。在惊叹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超群的领导能力的同时，又对中国的前途非常担心。因为随着红卫兵运动的深入，批判的对象急速扩大，“打击面的扩大”已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在同美、苏两大强国的对立、加之与亚非诸国的关系在外交上后退的这种局势下，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国内掀起这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漫长的中国革命史中，应摆在什么位置？这场革命能够战胜动乱的现实，在中国大地上扎下根吗？文化大革命对世界提出了什么样问题？想到这些，我越来越强烈地想亲身触摸一下现实的中国。10 月初，传来了好消息。北京在11 月12 日要召开“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日本要派访华团去参加。这个消息是从日本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独立出来的亲华派组织──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本部那儿得到的。代表团可能会让报道机关派人员同行。当时我的上司国外通讯部代理部长宫本源七郎（现已故）对我说：“你争取随代表团行动吧”。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为争取实现访华我立刻开始着手张罗。我跟掌管派遣事务的川田泰代女士见了面，好说歹说，在她的努力下，总算实现了由朝日、每日、读卖三报社各派一人同行。朝日新闻社就派了我随行访华.生平第一次访问中国大陆,令我心情激动不已。广阔的大地和红卫兵大串连从红卫兵运动到原子弹实验，复杂多样的现象一齐涌现，中国受到了世界的瞩目。1966年11 月，作为参加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11 月12 日）的访华友好参观团的一名成员，我实现了自己想亲身触摸一下中国的愿望。访问地限定在广州、武汉、北京、南京和上海，而且时间只有两个星期。尽管日程排得7满满的，自由活动时间有限，但还是触摸到了“摇摆不定的中国”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中国大陆是第一次去。我把当时感受最深，现在也难以忘怀的一部分在这里作个简单的叙述。跨进“陌生世界”的第一步1966 年11 月7 日.火车到达了香港连接中国大陆的终点站罗湖车站。我从车上一下来，就看到隔着狭窄的深圳河的对面的那座小山丘上，写着一块巨大的横幅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马上就要进入一个“陌生世界”了，我心里不由地一阵紧张。过了架在边境线深圳河上的铁桥，只见两边将近十来个手里持枪的边防士兵，直立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们从他们中间走过，来到深圳火车站内。来迎接的七名红卫兵用流利的日语高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他们是在北京大学学习日语的学生。吃完午饭，我们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周围两旁跟现在完全不同，都是农田。在火车里作完旅行日程安排的说明后，一位负责人模样的高年级的学生，开始带头指挥大家唱起歌来。“大海航行舵手”——这是文革以来，风靡全国的一首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是不落的太阳。”听上去，歌词和旋律的确是足以振奋年轻人心的。车窗两旁，南方特有的荔枝树延绵不断。尽管是晚秋，大地却是一片绿色。精神抖擞的红卫兵一到广州，我们就马上开始参观。先后参观了毛泽东年轻时执教过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革命烈士陵墓、中山大学的孙中山纪念馆。公共场所到处都是红卫兵，其中还有人穿着棉衣。我问他们“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都精神抖擞地回答：“武汉！”“成都！”，“长春！”，“西藏！”。那时正值全国大串连。“离开家，参加这么大的串连是有生头一遭。”“通过各地的经验交流，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手里拿着各校的介绍信，听说其他的所需经费，衣服鞋帽都是发的。文革开始后，学校都停了课，学生宿舍都成了红卫兵的住处。我问他们大串连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进行到底。”意思是直到文革取得胜利为止。“文科的学生还能对付，理科的学生够呛吧”，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没关系。”8有一个背着网袋，打着赤脚的女中学生,说是“从贵阳来的”。网袋里装着三本书。是当时人们最爱读的毛泽东的“老三篇”。①为人民服务②愚公移山③纪念白求恩——简单地说，“老三篇”主要讲的是：①不能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②不管碰到什么困难要坚持到底；③歌颂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为抢救伤病员而献身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的功绩，强调国际革命团结的必要性。世界革命人民的首都第二天，我们先参观了广州市郊的新华人民公社，后观看了花东人民公社的民兵实弹演习。遗憾的是在此无法详细描述那次实弹演习。但一位只有十岁的小学生，背着比自己身高还长的步枪参加演习，对着一百五十米开外的小小的靶子百发百中，令人惊叹不已。这天下午五点多，我们坐上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特快列车。这是贯穿中国大陆的主要铁路。踏上中国大地虽然只有两天，但因为每天是一大早就急行军，所以上车后一倒下去就睡着了。突然“咣铛”一声，我睁开了眼睛。只听到列车员在喊“韶关，韶关站到了”。一看手表，已是半夜了。特快已开了六个多小时，还没走出广东省。突然我脑子里浮现出，孙悟空怎么跳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的故事。到北京要走到什么时候？我问走过的列车员，他把我带到列车室里，热情地告诉了我沿途停靠的站名及到站时间。对他那种热情的服务态度我很感谢，我刚要离开，他用红笔在时刻表上的“北京”站画了个圈，对我说：“北京是中国人民的首都，而且是世界革命人民的首都。”听到这话，我不禁苦笑着说了一句，“我们日本人的首都可是东京啊。”他突然一愣，看了我一眼。我感叹他的主观善意和热情，但同时对他对国外的情况一无所知感到吃惊。无边无际的大地第二天早上，我被列车广播的声音吵醒了。正好是六点半。正在广播林副统帅号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高指示。顺眼往窗外望去，只见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跟富有变化的日本的景色比起来，中国的风景令人觉得象是一幅长长的画卷。“一会儿在山中，一会儿到海边……”我不觉地想起了小时候经常哼唱的日本童谣。田地里有人在干活。一面红旗插在前方，十几个人正在耕地。有人在修水渠。但在广阔的田野上，没看到一台拖拉机。上午十点前，火车到达了华中地区的长沙，这儿是湖南省省会所在地，离毛泽东出生的9故乡韶山很近。这儿简直是人山人海。我一下车走到月台上，就被十几个红卫兵围住了。大家都说已去参观过了毛主席的故居。还有人说：“简直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样。”也许是看到我挂着“外宾”的牌子，一位据说是从南京来的红卫兵给我戴上一枚韶山纪念章。这些年轻人有从最北端的黑龙江省来的，有从遥远的西端青海省来的，也有从最南端的海南岛来的，让我听后又是一惊。在对面的月台那边，停着一列有十几节车厢组成的由长沙发出的红卫兵专用列车。超满员的车厢上写着“行李车”。我不禁一愣，这样对运送粮食和工业产品不是要造成严重的影响吗？北京、蜿蜒不断的长蛇队伍在武汉住了一个晚上后，第二天的傍晚，我们又上了火车。火车上的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往外一看，红土地变成了黑土地，绿色的原野，除了小麦田和大白菜以外，一片黄色。只见一队队红卫兵举着红旗在徒步行走,有三,五人一队，多的十几个人一队。这便是徒步的“长征队”，他们背着干粮和被子，要走到北京去。特快列车晚点三个多小时才到达北京。由于增加了运送红卫兵的负担，正常的列车运转时间给打乱了。接着，我以为火车到的是北京站，可却听说是西直门站，这又让我吃了一惊。说是市中心的北京站眼下已成了红卫兵的专用车站。北京热闹拥挤的程度，大大超出意料之外。在天安门广场前面的那条六十米宽的长安街上，从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高举着“毛主席语录”，挤得水泄不通，无立锥之地。我也加入到这人海中，顺人流移动。在我旁边，只听到震耳般地用“毛主席语录”作词的大合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为了响应毛泽东的这个号召，年轻、贫穷、无名的红卫兵们组成的长蛇队伍，在热浪中不断前进。影约可见的领导人的地位变化严格的排列顺序12 日下午，在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大厅里（别名“万人会堂”），人民解放军、红卫兵及各界代表共计一万人出席的“孙中山（孙文）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马上就要开始。10突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最高领导人出现在主席台上。一直负责政府工作的周恩来总理走在最前面，然后是宋庆龄和董必武两位副主席，接后是文革开始以来处境一直受到关注的刘少奇国家主席。我不知不觉地站了起来，不断地按动照相机的快门。我们当时坐在会场前面第四排、靠中间的位子。能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领导人的表情和动作。跟在刘少奇主席身后的是相当于日本国会议长职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接后是也有不少流言蜚语的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邓小平，各位领导人在主席台最前列就坐。周恩来总理坐在最当中，他的右边依次是孙中山遗霜宋庆龄女士、陶铸（党中央宣传部长）、邓小平、朱德、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左边是董必武、陈伯达（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刘少奇、李富春（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和坐着轮椅的何香凝女士……何女士已故丈夫廖仲恺，曾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镇。她是现已故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亲生母亲。区别明显的周与刘除了党的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林彪以外，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几乎都露了面。孙中山被国共双方都称为“国父”，对他的评价听说在红卫兵中间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但既然这么多的首脑人物都露了面，可以明白争论没造成多大影响。但外交部长陈毅和站在何香凝女士轮椅后面的廖承志会长却头发全白了。看来文革是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压力。下午四点，在高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之后，董必武致开幕词。然后是周恩来总理站到了讲台上。他浓眉大眼，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脸色很好，腰板挺直，讲话铿锵有力，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有七十岁了。当周总理在讲话中对以苏联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提出批判时，苏联和东欧各国的代表起身离开了会场。在他们身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简直就像是把他们哄出去的一样。这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不知为何却没有加入这掌声之中，只是面对正前方坐着。他是不是在主席台桌子的下面拍的手？刘少奇的满头白发整齐地往后梳着，举止端正。可是我所看到的他的脸上不但毫无表情，而且看上去显得闷闷不乐.一道香烟的白烟周总理讲完话后，宋庆龄副主席在一位年轻女同志的搀扶下登上了讲台。她讲了已故丈夫革命家孙中山的一生，表情略显紧张，脸色也有点苍白。11这时，主席台上升起一道香烟的白烟。刘少奇主席突然开始吸起烟来。会场谁都没有吸烟,中国方面对我们一行都早说过，“大会中不要吸烟”。刘主席不时把眼睛从放在眼前发下来的讲话稿移开，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主席台那边，周总理、董副主席和陈伯达正在小声谈笑着。刘主席似乎被冷落在一边。他又点了一支烟。在两个小时的大会里，他至少抽了四支烟。孙中山的遗霜宋庆龄副主席讲话快完时，周总理马上伸出手，叫搀扶她的那位年轻人赶快过去。连细小的地方周总理都想到了。最后，乐团吹奏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纪念大会结束。在到会者的掌声中，周、宋、董各领导人依次退场。接着是文革后急升上来的陶铸和陈伯达。早已从座位上站起来等在那儿的刘少奇跟在陈伯达的后面。这种时候是不是也讲“排列顺序”？“那就很难讲了”北京天色已晚。在回饭店的车里，我对照顾我们一行的一位北京大学的女学生说，“刘主席看起来很孤独, 是不是......?”。她一听脸上马上露出了小心谨慎的表情。但还是有礼貌的微笑着说了一句：“那就很难讲了”。意思是你问的是个难题。曾是中国第二号人物的刘少奇，受到的责难似乎很大。对他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了如指掌的中国人，对此会有同样的感受吗？我亲眼看到刘少奇沉默的样子，心里总觉得有一个解不开的疑团。回到东京后才得知，我们一行去中国访问期间，已经出现了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那是从文革当初起，以“造反派”的旗后自称的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十人写的。大字报称刘邓是：“党内头号和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是跟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毛泽东夫人）等在“一条线上”行动的。想想北京那段耳闻目睹的情景，我有一种直觉：刘、邓定会遭殃。站在顶点的毛泽东，会怎样指挥航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文革的怒吼中，他对埃德加·斯诺说过的那种超越时空的“天命观”，似乎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日本也有各种议论，现已故的著名的记者，我的一位老前辈讥讽地说过：“那是毛孩子的革命。”还有人说，毛泽东的做法跟独裁者希特勒完全一样。这些都是那些经历过军国主义时代、吃尽了人间酸甜苦辣的人所作的“一刀两断”的评论。但是, 我在战后贫困的学生时代，接触了毛泽东的著作，对他在漫长的中国革命过程中12所立下的丰功伟绩深有感铭，对以上那些见解无法赞同。在毛泽东的号令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起来行动，我觉得那是对中国社会存在的难以根除的“封建官僚主义”的一种挑战。对出现在最高领导人班子里的要把刘少奇打下去的作法我觉得不可理解，但同时对与此有密切关系的红卫兵运动，我觉得应承认其难以否认的意义。我在这种矛盾和多感之中渡过了青壮年期。1第四章 中国研究热日益高涨的英美访问记美国和英国之行“百闻不如一见”。访问中国的期间虽短，但毕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而且能触摸到了文化大革命动荡的中国的一部分，这个体验非常宝贵。回国后，在《朝日新闻》的晚报上，我以“动荡的中国”为标题，连载了我印象深刻的一些所见所闻。也许是当时文革方面的视察报道很少的缘故，朝日新闻晚报的英文版也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