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 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

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老记者眼中的中国(日文原文)吉田实著/王武云译、朱新建校译目 录序言 李 明中文版序言 吉田实前言第一章 我的出生及成长我的第二故乡――台湾人下人的日本在大学选择了亚洲之路第二章 主管中国采访的记者之路当上新闻记者，留学香港深造非二者择一的生活智慧国际局势的转换和日中关系的接近毛泽东亲自接见斯诺第三章 到文革发动后不久的中国采访充满苦涩的文革之路红卫兵旋风和打击面的扩大广阔的大地和红卫兵大串联影约可见的领导人的地位变化第四章 中国研究热高涨的美英访问记美国和英国之行美国冷静的对华分析在香港问题上动摇不定的英国第五章 在东南亚看到的中国形象第一次作为特派员去东南亚“人种骚动”的冲击和教训美国的变化和东南亚的对应第六章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舞台尼克松决定访华的轨迹田中内阁向日中正常化始动在北京亲眼目睹日中邦交正常化难忘的“有勇气的提言”第七章 在北京的三年初交的北京朋友邓小平戏剧性的复出“血红的夕阳”与“大庆油田”第八章 文革大转换后的中国1976 年──大变幻之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开始“自问自答”的中国漫画“讽刺与幽默”第九章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全貌崩溃的“社会主义阵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纪实第十章中英谈判时的香港体验在日本和香港的体验参观中国经济特区──深圳目睹大转换时期香港的智慧寄望于香港前途的人们第十一章亚洲局总局长时期所见到的多样性向多样性的亚洲全地区挑战战后四十周年与东南亚印度事变的前兆初访越南之感由对立走向缓和的亚洲第十二章重访处于转换期的台湾迎接巨大转换期到来的台湾蒋经国总统改革的决断向不断高涨的“禁忌”挑战戒严令的解除和“回乡探亲”的实现蒋经国之死与李登辉的上台第十三章中国的改革与天安门事件不善于临机应变的中国大陆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巨大的冲击—天安门事件在美国听到的对祖国的思念克服冲击探求共存第十四章实权者邓小平最后的挑战从新闻记者转当学院院长吹响改革开放的进军号角“探求共存”的朝鲜半岛第十五章日美中三国关系的正常化“战后五十年”与“侵略五十年”挖掘“共存”之井的周恩来正视历史朝鲜战争是悲剧的起点曲折复杂的日美中三角关系克服两个历史“包袱”后记1“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为了世界和平，日中两国一定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文版出版纪念吉田实日中两国政府以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签署)为基础，於七八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二○○三年的今年，正好是二十五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在如今回归到了祖国的香港，本人的拙著《日中报道－回想的三十五年》的中文翻译版，以《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出版，这真是莫大的喜悦，对此深表谢意。《日中平和友好条约》，如文所示，是日中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誓约，是日中双方极为重要的《指南针》。根据这个友好条约，日中两国表示要面向未来，为繁荣经济和文化，为进一步加强双方的人与事业的交流而努力。同时，两国还互相确认了，要用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两国间所有的纠纷，决不诉诸於武力或武力恐喝。其根本原则就是条约正文第二条所强调的“反霸条款”。在这里明确地记载着“互不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的霸权”。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对立，苏联方面不断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一直坚持把“全方位外交”作为基本的立场，使得谈判从开始到条约缔结花费了近六年的时间。最后，中国方面也体谅了日方的难处，双方达成协议，增设了一条“此条约将不给缔约国与第三国的关系的立场带来影响”即(第四条)。这样双方在坚持各自的基本外交政策的同时，即互相认可，又寻找到了两者的共同点。从这个意义来说，“日中平和友好条约”，不仅为日中两国，也为地球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在寻求自己与他人共存的道路上，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尽管如此，在当今世界上，“依存”与“对立”的关系一直在反复交替，日中关系也不例外。众所周知，近几年来，日中两国在应付各自“国内情况”的同时，在政治方面不断地出现“不协之音”。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小泉纯一郎首相的不拘常规的连续三年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严重伤害了中国及朝鲜半岛人民的民族感情，日中最高首脑的互访都搁置楼阁，这实在是遗憾致极。但是，在骤冷的政治关系中，两国间人民的,经济的,文化的交流，却在多边且多层次地发展。而且，这多种形式的交流和合作，给双方带来了有形或无形的利益和恩惠。“存异求同”、“与时俱进”---也就是说，不管出现什么矛盾和对立，也要坚持共同制定的要世世代代不变的那个“指南针”。双方要为把“对立”关系转化为“依存”关系而做出不懈的努力。再转眼看看世界。在这个地球上，冲击性和悲剧性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在冷战时代也没有预料到。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袭击美国中枢的“同时多发恐怖事件”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撼。这在自认及公认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内部，引起了心理上的巨大不安和焦虑。布什政权认定奥萨马·本·拉登是恐怖组织的主谋，并以此首先推翻了隐匿他的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接着又把认为是“恐怖活动温床”的伊拉克侯赛因政权作为靶子，联合英国的布莱尔政权，不顾联合国机构以及盟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反对，发动了超法规的“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攻击下，伊拉克的侯赛因政权瞬间倒台。进而美国又开始把矛头转向了与伊拉克,伊朗等国一起被看作成是“万恶之源”的北朝鲜。不幸中的万幸是，布什政权目前一边极力控制国内想乘胜追击的强硬派的主张，一边在寻求用不同与“伊拉克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方法就是要依靠韩国,日本,中国及俄罗斯等多国间协议来解决“北朝鲜问题”。这比诉诸军事手段要明智地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朝鲜半岛的形势，在跨过世纪千喜年以后，开始朝着和平与安定的方向转换。二○○○年六月，韩国和北朝鲜为寻求和解与统一，举行了自分割后第一次历史性的南北最高首脑会谈。二○○二年九月，日本的小泉首相飞往平壤与金正日总书记进行了会见，并公开发表了朝着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的划时代的“日朝共同宣言”。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个划时代的最高首脑会谈以后，并没有再出现预期的进展。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北朝鲜的“核开发政策”上。日本方面还加上“绑架问题”，使得邦交正常化谈判陷入僵局。北朝鲜方面主张，核武器问题是“朝美两国直接通过对话来解决的问题”，这让韩国和日本感到非常棘手。日韩两国政府都尊重北朝鲜的主权，衷心期盼问题能和平解决，大多数国民的心情也一样。北朝鲜方面有必要作为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的一员，有所行动，把“放弃核开发”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主要因素来考虑。同时，在朝鲜战争中曾派遣志愿军，做出过巨大牺牲去支援北朝鲜的中国，也祈愿东亚的和平与安定，强烈希望整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美中两国的关系也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客观的现实是，在“北朝鲜问题”上，韩国、日本、中国的情况相似点很多。美国选择由多国间协议来解决的“重大理由”，也可以说就在这里。但是美朝关系一直存在问题。在这儿没法把全部一一道出，但主要分歧点是，美国把北朝鲜与伊拉克和伊朗一起列为“万恶之源”进行谴责，并表明如果北朝鲜不先放弃核武器就不与其谈判。而北朝鲜则要求美国改变态度，把通过两国间的谈判并先缔结“不可侵犯条约”作为先决条件。可以说北朝鲜是把具有2“物理威慑力量”的核开发作为唯一的王牌拿出来的。然而，北朝鲜还是接受了在美朝两国中加上中国的三国协议。这也许是处于多方面的考虑，像粮食紧缺问题,能源不足和需要调整与近邻各国(韩国，日本等)的关系，以及由于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而瞬间倒台的侯赛因体制等等。对北朝鲜来说，在与美国关系上期待最能发挥影响力的应该是中国，这点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在北京举行了三天三国协议。据报导，北朝鲜尽管提出了包含“核保有”的核开发，但同时也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积极方案。会谈后的四月二十八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正式确认，北朝鲜提议，只要保证其现有体制和对其的经济援助，北朝鲜将放弃核开发和导弹实验。鲍威尔说，“对北朝鲜方面的提议，我们正与同盟国在做紧密磋商”，并表明正在与韩国,日本,中国,俄罗斯及澳大利亚等国进行协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希望，美国即使是想动用军事威慑力量，也应该最终通过对话来做出柔软的对策，充分考虑韩国,日本及中国等国的立场和作用，寻求美朝共存之道。再回头看看日中关系。时间得回到四月初，这时“伊拉克战争”已趋向尾声，“北朝鲜问题”正成为新的世界焦点。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完成了“世代交替”的中国首脑层，热情地接待了携小泉首相亲笔信访华的川口顺子外相。同月六日新上任的李肇星外长，七日温家宝首相，唐家璇国务委员(前外长)等相继进行了会见。这三级的会见清楚地表明，尽管在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政治不谐之音”，但中国重视对日路线并没有变。在这一连串的会谈中，重点涉及到了“历史问题”,“日中关系”,“北朝鲜问题”,“伊拉克战争”等。首先，李外长就“历史问题”谈到，“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绝对不能看得太简单”。对此，川口外长说“小泉首相参拜的理由自己已作了说明，是为了坚持不战的誓言，建立与近邻各国的未来意向的关系”。据说，之后温首相和唐国务委员也都谈及到了历史问题，但是并没有直接言及靖国问题。关于“日中关系”，在与温首相会谈时，川口外长说“我带来了小泉首相的亲笔信。想邀请您尽早访日”。对此，温首相很客气地回答说“新的领导班子将加强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改善。国际关系变化很快，我们需要交换意见。我们要为实现高层领导的互访，创造良好的条件。我们也希望小泉首相在恰当的时候来访问中国”。据说，为发展日中关系温首相还提出了三点意见，①双方都要遵守“以历史为镜，面向未来”的原则，②加强不同部门和领域的交流，③搞活经济贸易关系。关于“北朝鲜问题”，李外长说“中国对北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NPT)和核开发不赞成。尊重北朝鲜的主权，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与日本合作共同努力”。唐国务委员表示了“两个反对”，“不管朝鲜半岛出现什么形式，我们反对核武器，反对再次爆发战争”。这使我们感到，日中两国之间存在着很多共识。四月十六日，中国方面由胡锦涛国家主席接见了访华的民主党菅直人代表。这是胡锦涛就任以来第一次在正式场合接见日本的政治家。这就明确表明，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极其重视与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关系。据报导，在决定了美朝中三国协议准备在北京举行以后不久，胡主席就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表示，“美朝双方进行对话非常重要。我们将为和平解决做出努力”。关于中国的态度胡主席说，“我们也很重视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问题，不管是南朝鲜还是北朝鲜的核开发都不能赞成”。至于对话的形式，他说“只要能和平解决，不拘形式”，表明也要考虑包含韩国，日本，俄罗斯等多国间协议的态度。在这次会见中，官代表就由于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参拜问题而使得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关系骤冷的事情提请说，“希望尽可能实现两国的首脑会谈”。胡主席基本上表示了理解，但他回答说“日中双方对历史都负有责任。只有妥善处理历史问题，两国关系才能进一步发展。在合适的气氛和条件中进行会谈是不可缺少的”。笔者认为，代表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胡主席所说的“日中双方对历史都负有责任”是“意味深长“的。其言下之意是，中国方面也不愿意永远纠缠在“过去的怨恨”里，但是，为此日本方面也应该认真考虑“创造条件”。不能否认，小泉首相连续对靖国神社参拜与中华民族的“历史认识”有冲突。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战争中遭受了深重的灾难。即使是现在，从小学开始，就通过历史教科书使人们永远记住日本的残酷侵略行为。因此，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小泉首相连续对“合祀”有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无可避免地会被反映为美化以前的军国主义日本。在日本，“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被说成是“圣战”，是建立在“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上的。对在日中战争中支援中国的美国，日本军对其夏威夷的珍珠湾发动了奇袭，单方面地向美国宣战。这给当时的美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日军还用的刃连续击沉了在新加坡海上航行中的英主力舰队，把战火扩大到了整个东南亚地区。结果导致了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大量杀伤性武器“原子弹”，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战败后的日本处在美国的占领下，没权选择的情况下制定了放弃武力的“和平宪法”。但是，被战争3折磨得疲惫不堪的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却衷心地接受了这个被赋予的“和平宪法”。然而，不久由于美国和苏联而形成的东西冷战而爆发的那场朝鲜战争，使得日本瞬间被“日美安保”所约束。同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与以前侵略过的中国，再次处在了“敌对关系”上。由于这个原因，日本没能从根本上好好清算自己从十九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太平洋战争失败的一九四五年，对中国,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侵略和压迫行为并吸取历史教训，政府和大多数的国民也逐渐对“历史认识”无醒悟。要消除中国及朝鲜半岛人民与日本人民对“历史认识”的深沟，日本人自己首先必须好好地对连系战时和战后那段重要时期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做出结论。目前具有象征性且具体的例子是，小泉首相的中间惯例化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方面曾希望把靖国神社的级战犯实行“分祀”。但在日本国内，认为决定“合祀”还是“分祀”的是靖国神社的事，政治不能介入的想法占主要地位。不过，在有官房长官参加的有识之士的私人谈心会上，建造国立阵亡者纪念设施被作为一个新的建议提了出来。如果真能这样，对小泉首相的靖国神社参拜而无法接受的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人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吗？实际上，韩国的卢武 总统，在执政党三党干事长访韩的时候，曾表示如果建了那样的设施，在访日的时候，他一定去那里参拜。笔者也衷心希望政府能早日做出决断并付与行动。如果建立一个外国元首也可以堂堂正正参拜的国立阵亡者纪念公墓，小泉首相在“战争结束纪念日”那一天，到那儿参拜并重新宣誓“不战誓约”不是很好吗？比时时留神，每年变换着日期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不是要痛快得多吗？在日本国内，有不少人认为， 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与“历史认识”不一样，日本存在着一种“不斩来使”的固有传统精神文明。尽管如此，小泉首相如果非要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那等从首相的座位上下来后再去怎么样？作为一国首相，无论“对国家内外”，都是代表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这一点总不能忘吧。还有一个问题是无论如何都想再这儿说一下。那就是围绕于去年十一月首先发生在中国广东省，然后由香港、北京蔓延到国内外，来势凶猛的非典型肺炎(SARS)的动态。非典型肺炎的发生和传染，正好与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世代交替期碰在一起。由于“对策的迟缓”，“捂盖子”的事实曝光，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被撤换，使得新的指导班子受到很大打击。胡锦涛主席得知事关重大，在立刻指示“不得隐瞒,如实报告”的同时，要求宣传媒体不要只看上面,要把眼光转向人民群众的生活,致力于人民群众关心的报道。这个指示下达之后，全球的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其中大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关于这个问题，国际保健医疗交流中心的蚁田功理事长，在五月八日的朝日新闻晨报上，以“日中共同进行SARS 治疗法研究”为题的文章值得关注。蚁田理事长是一位国际知名人士，多年活跃在世界卫生组织，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天花对策部长飞遍了世界各地，在日中合作治疗传染病方面，致力于中国小儿麻庳对策项目，为根绝其病源(一九九五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蚁田理事长首先警告说“隐瞒患者发生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将遭受大流行”。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地进行对传染病发生的调查。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迅速且有效地进行研究是绝对必要的”。他还提出了具体的措施:①开发快速识别是否是非典型肺炎的诊断法;②对发生状况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分析;③广东省患者的状况，与动物的关系，有疑问的动物病毒的分离，当地居民的血清学的检查等，对被认为是病因的日冕病毒进行遗传学以及发生学的研究;④开发治疗药物和预防菌苗。另外，笔者认为日本应该马上与中国组织一支特别队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下进行非典型肺炎的研究，具体提议如下。对于非典型肺炎还存在很多不明之点，有必要优先进行研究工作。日本方面合适的主要机构有国际保健医疗交流中心，其机构与传染病研究和世界卫生组织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至于费用可以从日本政府的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ODA)那儿调用。ODA 每年有一千五百亿日元用于援助中国。先拿出5％难道不行吗？如果日中通过共同研究，能发现治疗非典型肺炎的方法，两国就对国际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时间很急，希望两国政府能认真考虑。日本政府作为对非典型肺炎的一种对策，在五月十一日派遣了一支国际紧急援助队到北京，四名医生在医院就传染对策和治疗方法进行了指导。政府还决定了支援相当于十七亿日元的医疗器材和医疗用品。非典型肺炎的扩大，给已经在稳步而顺利发展的日中之间的人事、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带来了障碍，时间拖得越长双方受到的损失将越大。笔者衷心希望依靠两国多方面的合作，非典型肺炎的传染能尽快得到控制。但是，首都北京传染严重表面化，却是来自内部的揭发。人民解放军综合医院的离休军医蒋彦永，听了卫生部长在四月三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表,说北京的传染者十二人，死者三人，便在次日给外国的媒体写信说，“发表的患者数字与事实不符。光是解放军三○九医院就有六十个患者，死亡六人”等。他还指出说,“卫生部在三月份，为了不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带来影响，要求医院干部对SARS 的状况保密”。按照胡主席的指示，在四月二十日发表了真实的数字，国内的传染者数字直线上升。传染病专家们象上面提到过的蚁田先生所说一样，指出“隐瞒患者发生的国家毫无例外地将遭受大流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蒋彦永先生具有勇气的揭发值得称赞。此后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很令人担心,但在五月十六日，4在一份面向海外华侨和华人的通讯社“中国报社”上报导了蒋先生的近况。这条消息我是在翌日十七日朝日新闻的晨报上看到的。据说今年七十二岁的蒋先生已经离休,不过，每周还去一次医院给病人看病，对他的医术评价极高。他在中国报社的记者采访中说,“我没有受到什么压力和限制。生活跟以前一样”。报道还说，蒋先生的祖父曾是浙江省的银行家，堂兄蒋彦士曾在台湾的蒋经国总统(故人)和初期的李登辉总统时代，担任过总统府秘书长。小道消息还说,蒋先生一直是由解放军的高级轿车接送的。“捂盖子”，可以说是来自于中国传统性的政治体质, 而这种体质是应该纠正的。首都北京的传染扩大，毫无疑问为在现代化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人们，敲响了“生命尊严” 的警钟。同时，也暴露了由于高度经济发展而被忽视了的社会保险和医疗系统的不完备现象。有人担忧,纵向关系社会缺乏横向联合，以及对外国企业的投资的影响等等。俗话说,“要勇于批评”。不管是怎样的社会也都会存在矛盾和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胡主席指示“不得隐瞒,如实报告”，促使宣传媒体要把眼光面向平民生活。我们希望，对内部告发者蒋先生的郑重待遇，能成为进行透明性政治改革的一个闪光的“里程碑”。同时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非典来势凶猛，也传染到了一直自夸有独自防疫体制的台湾。五月初，世界卫生组织的疾病对策专家队在相隔了整整三十一年后第一次被派遣到台湾，与台湾的卫生当局配合，进行传染的实态调查和防止医院内传染的对策。为什么说是隔了三十一年呢？在此简单提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分占据联合国席位的，是在中国内战期间被打败而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即“中华民国”)。在那段时间内，领导广大的中国大陆和世界最多人口的新生政权中国共产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一直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但是一九七一年，在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上两者立场倒转，“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中国”)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正式获得中国代表权，而“中华民国”(以下称“台湾”)却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随后，台湾在翌年也被取消了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资格。后来，台湾从九七年开始向世界卫生组织要求能以作为没有投票权的“观察员”身分参加，但中国对此一直表示反对。中国的主张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加盟由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至于台湾人民的健康和卫生，中国政府会负责任的。大陆方面曾表示可以允许台湾用“中国·台湾”的名义申请成为观察员,但台湾方面对此却予以了拒绝。因此大陆方面认为，台湾希望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其目的除了人民的健康以外，还有要独自扩大国际活动空间的政治目的。但是，至少就此次非典型肺炎的流行而言，当初中国领导忙于应付大陆的传染，处于一种实在是无法顾及保护台湾人民的健康而应负的责任的状态。当时还没搞清非典型肺炎日冕病毒的真相，对其还没有恰当的治疗药和预防菌苗,它在无情地无差别地危害人们的健康，夺去人们的生命。面对这个“人类共同的敌人”，全世界必须以世界卫生组织为中心，共同协作交流信息。世界卫生组织派遣专家队到台湾，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的。而且，有一点不可忽视的是，海峡两岸尽管政治对立，但人和物的往来却在急速增大，互相依存之度也在日益加深。台湾内部对七年来一直被拒绝以“观察员”的身分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之事，心怀不满。这次SARS 的传染扩大，使得这种情绪一举千丈。在这种窘境中，台湾当局外交部政务次长高英茂冷静的见解，吸引了笔者。这原来是刊登在台湾杂志《光华》(四月号)上的一篇采访报道，但我看到的是五月一日《台北周报》(第二○九四号)的转载。在这里想引用一下采访高政务次长的一段文章。“台湾希望‘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民，同时也是为了大陆十三亿人的福利。如果实现了“三通”(即台湾和中国大陆的直接通商·通航·通信)，在台湾发生的口蹄疫会马上传到大陆，大陆发生什么传染病，也会马上传到台湾。因此，中共阻止我们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这对海峡两岸的人们来说都不利。一九九七年以来，我们一直希望能以‘观察员’的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就是想避开政治争议，把焦点放在医疗保险的必要性上。这绝对不是对‘一个中国’的挑战，也不是什么国家主权问题。”高政务次长还说，至于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是以“准国家观察员”还是以“非国家观察员”都没关系。关于从去年开始台湾提议以“保险实体”的身分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理由，他说,“因为台湾·澎湖岛·金门·马祖地区拥有自己的防疫系统和保健卫生监视系统等制度，所以可以说成是保险实体”。听说对这个采访报道，台湾有人批评为“贬低自己”。而大陆方面也有“听其言，观其行”的意见。笔者没有直接见过这位高政务次长，但单从这篇报道来看，觉得他的见解还是有情理的。从中让人感到他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觉悟和向前看的真挚态度。在这儿我们也许可以说，前面提到的那位大陆的蒋先生和这位台湾的高先生，他们的想法有着共同点，那就是，尊重事实、追求真理。我想，这是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们发出的共鸣，同时也是海峡两岸人民希望真正的和解与合作的“生命之光”。5海峡两岸的问题最终还不是应该在中华民族间解决的问题吗？有道是“祸中有福”。笔者从心底里期望，现在猛烈袭击两岸三地(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这场非典型肺炎“大祸”，能成为一个给海峡两岸人民带来血肉相连“大福”的契机。笔者从三岁到初中二年级的十一年是在当时还是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度过的。这一个大机缘，使我在大学选择了中文和国际关系论专业(主要是亚洲地区关系学)。四十岁的头三年，我作为朝日新闻社的北京特派员，从头到尾采访了日中建交的历史过程。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有幸对当时刚刚向日本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大门的中国的实况有一些了解。我还对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共同声明”中所签订的贸易，海运，航空，渔业等的协定缔结谈判进行过采访。而且在中苏严峻对峙情况下所进行的“日中平和友好条约”谈判的前半部分，我一直在北京追踪采访和报道。但是，作为一名中国问题担当记者，我最先见到的并给我教悔的就是香港。从一九六二年夏天起，我作为语言进修生在香港大学东方研究院，学了一年多中文和中国概况。后来又有幸从一九八二年到八四年，作为驻香港特派员，在香港对当时围绕香港主权所进行的中英谈判的几乎是全过程作了充分的采访报道。在三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我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国外报道部(即国际部)的记者渡过的。除了担任北京分局长和香港分局长以外，我曾两次作过常驻东南亚特派员(开始是担任新加坡分局长，后来担任亚洲总局长)，以东南亚一带为中心，南从印度，巴基斯坦北到朝鲜半岛都留下了我的脚印。那段日子使我与密居在东南亚的华侨以及华人社会的人们有了广泛地接触和了解。另外，我还对褒贬不一但与中国及亚洲地区有着很深关系的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先进国家进行过访问，尽管只不过是三个月的短期访问。记者退休以后，我又当了近十年的“朝日中国文化学院”的院长和顾问，作为一名“中国观察者”(China·watcher)，继续注视着时代的变化。我现在是已过古稀之人了,如果把孩儿时代在台湾的生活经历加上的话，我有近七十年是与中国人的社会和亚洲地区的人们一起渡过的。本书的日文版就是以在那个动荡年月中亲身经历并感受到的事情为主体，随着时代的变动而记录下来的一个日本人的“备忘录”。书中记下的是，从可以说是笔者“第二的故乡”的台湾时代的“原始体验”开始，到美中两国建立“建设性的战略合伙关系”的一九九八年前半部分为止的。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寻求的主题就是∶日中两个民族自不用说，同是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不同国家和民族，不同文化和宗教的人们，怎样才能探索到一条“自己与他人的共存之道”?日文版出版后五年过去了。正如这篇中文版序文中简单地综观了地一样，在这跨世纪的五年中，世界不断出现了很多触目惊心的新情况。但是，笔者追求“自己与他人共存之道”的愿望，不但没有变，并且越来越强烈。也许是与自己的职业有关吧。我在新闻记者时代确实见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人，收益非浅。随着记者年轮的增多，活动范围的扩大，我逐渐被二千三百年前中国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庄子的哲理所吸引。庄子的思想里有一种超越时空而生存现世，并洞察现代诸相的独特东西。在这里我想引用三句庄子的话,其中都有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夫知有待而后当。其所待者，特未定也”。意思是,“知的认识只有在有了对象后才能确定,但是，作为对象的事物本身却在不断变化中”。这不仅适合从“自己”的立场去观察“他人”，也适合从“他人”的立场看“自己”，即所谓的“彼此相对论”。这在综观当前国际形势变化时，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简单地可以解释为“所谓最高的知，就是能悟出知的极限”。如果把这句话前后一起来看，笔者的解释是，人的知识和判断经常是相对的，绝对正确的东西是哪儿都不可能存在的。尽管如此，并非神的人，由于虚荣心，总是拿自己的行为去指使“知”。并且使自己的基准和判断正当化，绝对化，进而对立对峙互争互相。这就是作为知性动物的人类致命的悲剧之源。人类如果不想抛弃“知”而又希望杜绝这个悲剧之源的话，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充分认识“知”的极限并超越“知”，即所谓的“不知而知”。换句话说，要是把人为的基准作为“唯一”或“绝对”的话，就会离“道”越来越远。庄子在其他的地方曾就获得“道”的方法论述过下面的高见。“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即,“用心听胜过用耳听。但用心听又不如用气听。耳朵只能感觉声音，心也只不过能察觉现象。然而气却不同。所谓用气听就是对所有现象真实地,毫不加修饰地接受。“道”只有在这种真实无加的境界中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其实，对现实的世界我们只凭眼睛和耳朵等来进行捕捉，用心的感觉去认识。但是，现实的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且排除和依存的关系在无限地重复发生。提倡“最好用气听”的庄子告诫我们，在这样现实世界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真实世界，而他自己就是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中洞察一切的。五月十九日，传来了众所期望的日中两国政治关系的喜讯。胡锦涛主席在这天向携带小泉首相的亲笔信访问北京的执政党三党(自民党，公民党，保守新党)的干事长正式表明, 将于五月三十一日在圣彼得堡与小泉首相进行会谈。这将是中国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来的首次日中首脑会谈。据来自北京的报道说，自民党的山崎干事长表明，正值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二十五周年之际，“小6泉首相希望能以历史为镜子，面向未来发展日中关系”。据说胡主席对首脑会谈表示欢迎，指出“日中关系有着悠久的历史, 我们要本着共同声明等三个文件(即①日中邦交正常化时的共同声明，②日中和平友好条约，③‘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的日中共同宣言)中所写下的友好合作精神，进行长期性的发展。”亲笔信的内容，是不是触及了曾成为日中首脑交流中断的主要原因的小泉首相对靖国神社参拜问题，不得而知，但在这次会见中却没有特别言及。五月三十一日，小泉首相和胡锦涛主席在圣彼得堡市内的宾馆进行了会谈。胡主席首先就日本对非典防治的支援坦率地表示了“衷心感谢”。两国首脑在目前世界最大焦点的北朝鲜的核开发问题上，一致表示要通过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胡主席对日韩两国参加美朝中三者协议表示“充分地理解”，在绑架问题上，第一次表明“支持通过对话来解决”。与同月二十三日的日美首脑会谈提出对北朝鲜施加“压力”不同，日中首脑会谈却强调通过“对话”。同时，小泉首相给人一种充当美国“使者”的感觉。他说，“布什总统对中国在北京举行的美朝中三者协议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高度地评价”。又说，“北朝鲜问题与伊拉克问题不同。布什总统也对和平解决有信心”。笔者也觉得说得没错，但总有点儿美中不足之感，作为日本首相，难道就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吗?第二次大战后，对美国和中国双方日本一直背负着“负的历史”，应该主动地从这个“咒语”里把自己解放出来，作为同样的一个日本人，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据说胡主席并没有言及到向来使日中关系为之龃龉的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代表中国第四代的胡主席给人的印象，确实与第三代的老一辈们有着不同的地方。不但使人觉得对日本有着一种朝前看的理解和关心，同时立足于历史观点的战略性思略也有着一贯性。这一点从胡主席叙说日中关系的下面这段话中可以清晰可见。“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有着二千年以上的交流中过去有过短暂的对立,不过，睦邻友好才是主流。以历史为鉴，两国的和平友好交流，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有着深远影响。两国在亚洲和全世界有着极为重要的责任。两国的政治家应该以这样的战略性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为了加深新世纪的两国关系，吸取历史的教训是很重要的。需要(互相)理解对方的困难来解决。(日本方面)一定要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的问题，不要伤害对方的国民感情”。不管怎样，实现了中国的新体制后首次日中首脑会谈，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们祈望以次作为新的起点，两国关系以历史为鉴面向未来不断改善，坚持继续走和平和发展的道路。“日中关系的变迁”，“伊拉克战争前后”，“北朝鲜问题”，“新型肺炎的猖獗”以及“发达国家首脑会议(G8)和中国的初次见面”，在这些背后我们应该领会什么呢？这个世界要创造出“自他共存之路”，应如庄子所说那样，互相对自我的“知”的界限要有自知之明，去伪存真，虚心听取他人意见。如果固持己见，并以此为“唯一”、“绝对”，则远离正“道”，伤害他人，不管国大国小，结果还是害人害己。加强促膝交谈，虚心开怀的对话才是重要的。人与物的交流超越国界日益频繁，地球便也就变得小了。在“日中平和友好条约”下发誓要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的日中两国人民，必须好好地遵循这个“指南针”，这不仅仅是日中二国之间，为了世界和平和人类的幸福，不管发生什么事，也要携手共进。最后，在本书正式出版之际，对承蒙关照的各位，无论如何想说一句话，表达本人感谢的心情。首先，本书的翻译和出版，如果不是朱新建、王武云两位教授为祈愿日中两国人民的真正的和解和合作，和他们那非同平常的热情和忍耐力，以及他们那敏锐、周密的智慧和行动力，恐怕难见天日了。几年前，他们在书店的一角看到了《日中报道——回想的三十五年》 (潮出版社)，读完之后，直率地当面向我提出∶“我们想让中国人，特别的年轻的学生们读到您的大作”。完全是来自毫无一面之交的二位的请求。两教授是夫妻，一同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现在是在以中国问题研究而著名的爱知学院大学，给日本的年轻大学生教授中文和中国概况的英才。他们的日语好得与日本人几乎没有区别，不过，更令我感叹的是当我看了翻译原稿的时候。真是细致入微，表达恰到好处，令人钦佩。对二位倾注心血的翻译之劳，谨表衷心感谢。而介绍二位给我的，则是历史学特别是日中关系史造诣深厚的爱知学院大学的老教授李明先生。如今李明先生与家人一起在日本定居，但是以前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度过了波澜万丈的前半生的老先生。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