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乔弗里·瓦德）-3

虎克和他的副官们住进了大房子的底层，他对在四十八小时内全歼李部充满信心。“敌军或者狼狈逃跑，”虎克说，“或者从他们的防线背后走出来，在我们预定的地方与我们交战，那里必然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李又一次面对一倍于己的强敌：他手下不足六万之众要对付虎克的十一万五千的北军。但是，他并没有被虎克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虚张声势所迷惑，并且一反战术常规，将自己已经处于劣势的兵力分成两路，仅留一万人防守福莱德里克斯堡，令其余人马火速西移以增加侧翼防卫。　　5月1日，虎克的部队开始向南进攻邦联防线。那里树林茂密，当地人将其称为“野林子”。部队行进受阻。当叛军向他们开火时，他们已经几乎走出密林。但是，虎克出乎意料地命令他的部队撤回张斯勒斯维尔——将密林和战斗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邦联。“说实话，”虎克事后说，“我当时是对裘·虎克（他自己）丧失了信心。”　　那天晚上，“石墙将军”杰克逊说服了李，再次分兵，并于第二天率两万六千人，经过十四英里急行军，去攻击联邦的右翼。虎克曾接到叛军迫近的警告，但不知为什么认为那是杰克逊部正在撤退。　　一整天，指挥部不断接到惊恐的联邦观察哨传来的急报——叛军正在树丛的另一边向西运动，但是，这些急报全被置之不理。那天下午五时半，联邦右翼的部队正在悠闲地煮咖啡、玩纸牌，突然间，林中的鹿群跳了出来，跑过他们的营区。杰克逊的部队紧随其后。“那是一个了不得的由人组成的旋风，”一个幸存者说，“敌军似乎从四面八方压来。”联邦军队向后退了两英里，最后，仗着降临的夜幕和联邦的炮火才将叛军挡在张斯勒斯维尔大屋的跟前。　　杰克逊急于继续进击，便与几个副官们骑马来到两军之间的地带，为夜间攻击观察地形和敌情。联邦的观察哨向他们开了火，当杰克逊一行人纵马返回自己的防线时，神经过于紧张的邦联的观察哨以为他们是北军，也开了火。杰克逊的两个副官当即被打死在马鞍上；杰克逊本人右手中一弹，左臂中了两弹。　　他被抬到野战医院，第二天早晨，他被打断的左臂被截了肢。李闻讯大惊：“他丢了他的左膀，我失了我的右臂。”　　与此同时，联邦部队在五个月前九千将士倒下的那一片开阔地上再一次发起进攻。这一次，防守者无法招架。他们跳过石墙，蜂拥而上，攻占了山顶。但第二天又被裘保·厄雷的邦联部队赶了下来。　　此时，联邦大败几乎成了定局。虎克连连失算：他放弃了山顶，使得邦联的炮兵能够居高临下，轰击山下的联邦部队，他拒绝向需要增援的地方派出增援部队。当他在张斯勒斯维尔大屋观察战局时，邦联的一颗炮弹将他靠的柱子炸裂，将他震昏过去。他一天都昏昏沉沉，但死活不把指挥权交给下属。　　最后，他命令部队后撤。邦联人马跟随其后，往人堆里扔炮弹。一颗炮弹击中了张斯勒斯维尔大屋起火。其他的炮弹落在“野林子”，那里干燥得一点就着，里面还躺着许多伤号。一个幸存者对当时的可怕情景记忆犹新：　　我是一个〔联邦”的伤号，用枪当拐棍使，我开始将着火的木头拖走，拖走了一些。有一个南军伤号……开始帮忙……我们试着抢救一个南军的小伙子。他被火焰包围了。我最后看到的是他的脸……他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他的头发在熊熊大火的映照下，像丝绸一般闪着光。我听到他的惨叫“噢，妈呀！噢，上帝呀！”那惨叫把我搅得五内俱焚。等到结束时，我的手上全是水泡和燎伤，连拳头都攥不起来；但是我和那些叛军弟兄们还试着握手。　　5月6日，联邦部队又一次撤回到拉帕哈诺克河的对岸。虎克折了一万七千人。“就这样，”一个怨气冲天的列兵写道，“虎克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的战役，结束时，连三岁小儿的拨浪鼓的声响都没有。”　　“上帝呀！上帝呀！”当林肯接到张斯勒斯维尔的战报时叹道，“国人听到这消息会怎么说呢？”　　对于李来说，这是一场辉煌而又代价高昂的胜利——一万三千人被打死或无法继续作战，几乎是他整个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他失去了一个人。　　“石墙将军”杰克逊在截肢后，被转移到一个叫桂尼（Guiney）车站的地方附近的一个小农舍里养伤，一开始，他的伤势似乎有所好转。后来，他突然得了肺炎，然后便发起高烧，时而清醒，时而昏睡。　　他的妻子赶来照顾他，当他看到她不安的神情，反过来激励她“不要把脸拉得这么长。我喜欢在病房里看到一些喜气。”李说杰克逊不可能死：“在我们这么需要他的关头，上帝不会现在将他从我们这里夺走。”杰克逊本人也同意。他心甘情愿服从上帝的安排，当然，“我不相信我这次会死。　　我坚信万能的上帝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做。”　　但是，5月10日上午，医生告诉杰克逊的妻子，将军活不过那一天，她用和缓的口气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丈夫。“医生，”杰克逊说，“安娜告诉我你告诉她我今天会死，是不是真的？”　　医生点了点头表示是这么回事。　　杰克逊精神稍稍一振。“很好，很好。”他说，“这就对了。今天是奉献给上帝的日子；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直想在星期天死去。”　　下午，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他游丝般的呼吸很浅。三时刚过，他高喊道，“命令A. P.希尔准备战斗！冲到步兵前面去……告诉豪克斯（Hawks）少校——”他微笑着闭上了眼睛。“让我们渡过河去，”他喃喃自语，“然后在树荫下休息。”言罢，悄然死去。　　杰弗逊·戴维斯宣布全国举哀一天。“从里约格兰德河到普丹米克河，万民恸哭，痛失忠勇，”山德维尔（Sandersville）的《中部佐治亚人报》说，“全体上帝的子民都在哀悼，因为一个了不起的好人倒下了。”　☆维克斯堡是关键　　温弗尔德·斯戈特、欧文·麦克都维尔、乔治·麦考仑、约翰·帕普、再次起用的乔治·麦考仑、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约瑟夫·虎克……　　林肯在他们中间硬是找不到一个他所需要的将军。他深知他必须彻底击垮南军，而且他有足够的军队打败南军，但他没有一个得力的、愿意率领这支大军的将军。“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军，”他说，“能够面临这个挑战，但只有当我们找到这样一个能够接受这一挑战的人，战争才会结束。”　　而且他也无法攻占他认为对北军胜利至关重要的那座密西西比重镇——坐落在密西西比河东岸高高的峭壁上的维克斯堡。“维克斯堡是一把钥匙，”林肯说，“这把钥匙不到手，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没有谁能比林肯更明白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他在年轻时，曾在密西西比河上做过水手，沿着蜿蜒的河流跑过从伊利诺伊到新奥尔良的两次来回。“我们就是把所有邦联的港口全占了，他们还可以凭借维克斯堡与我们作对。也就是说，只要还有维克斯堡，猪肉五谷不用愁，从最南面来的新军来源不断，还有一大片可以安心种棉花的土地。”　　海军曾试图攻占此城，但未获成功。“密西西比人，”军事总督说，“不懂得，也拒绝去学怎样投降。”1862年秋，林肯向驻扎在曼菲斯的U. S.格兰特带领的田纳西集团军交代任务：从陆路攻占维克斯堡。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带领一支人马做先锋，结果，在奇可少崖（Chickasaw Bluffs）被约翰·C.潘伯顿准将的人马挡住，无法继续向前。　　1863年1月的最后一天，格兰特带领四万五千人马到达维克斯堡对岸以北二十英里处的扬斯角（Young‘s Point）。在其后的两个半月里，格兰特绞尽脑筋，带领他的大军，渡过纵横交错的支流水系，然后试图攻占该城南北两侧的峭壁。结果无功而返。记者们指责他在此期间懈怠不前，用兵愚蠢，还影射他酗酒的故态重萌，有人开始嚷着逼他辞职。　　最后，到了3月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挥师沿河南下，然后在维克斯堡南面渡河，在没有补充给养和增援部队的情况下，绕道北上，从背后夺取维克斯堡。就连一向用兵大胆的舍曼都反对这个冒险的方案。　　为了迷惑叛军，他命令舍曼在维克斯堡以北发动佯攻，还派了一千七百骑兵离开河岸，深入内地破坏铁路。4月30日，由戴维·波特海军上将率领的联邦炮舰用炮火冲开一条水路，越过维克斯堡的封锁，开始运送格兰特的部队跨越密西西比河。　　“我们一过河，”格兰特后来写道，“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现在身处敌境，在我军和我们的给养基地之间，横着一条大河和重兵把守的维克斯堡。但是，我已来到敌军一侧，而不再是隔河相望。”　　在那以后的三个星期里，在与外界失去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格兰特的大军长驱一百八十英里，在吉布生港（Port Gibson）、瑞蒙德（Raymond）、杰克逊、冠军岭（Champion’s Hill）和大黑河（Big Black River）等地接连打了五个胜仗，将邦联将领约瑟夫·E·强斯顿打得晕头转向，最后将维克斯堡团团围住，把潘伯顿将军手下的三万一千部众困在城中。　　然后格兰特试图强攻取城，但被守军击退。“感谢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一个密密西比的牧师5月19日写道，“维克斯堡仍然安然无恙，敌军的第一次总攻被成功地击退——我对本城被敌军迅速攻占的所有担忧顿时烟消云散。”　　格兰特又发动了两次攻城，均被守军击退。于是，他决定采取长期围困战术。他说，他决意要“住得比敌军更长”。他的部下乐得有这样一个休整的机会。“我们试过猛攻敌军的工事，”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列兵说，“结果，我们损失惨重，敌军则皮毛未损，所以，我们从将军到列兵都觉得对这个地方长期围困更好。”　　格兰特开始对城中施行炮击。邦联军民决心对此不予理睬。“像他们这样浪费弹药简直是愚蠢至极，”一个妇女写道，“他们怎么可能攻占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呢？我们就在山坡上挖个洞一钻，他们爱怎么轰就怎么轰。”　　5月15日，杰弗逊·戴维斯召李回里士满议事。他们必须认真对付格兰特。邦联总统要李派杰姆斯·朗斯崔特西进为维克斯堡解围，但是，李有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他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将再一次进入北方领土，这次的打击目标是宾夕法尼亚南部，进攻哈里斯堡和费城，逼格兰特北上援救华盛顿。戴维斯和他的军事议会批准了这一方案。　　如果运气不错，华盛顿都有可能失守。　　此时，战局的命运取决于西边的维克斯堡和东边的宾夕法尼亚的成败。就在格兰特继续在紧缩包围圈的同时，李开始出兵北犯。　☆战局纵览　　“这支军队还从未打过即将就要打的仗。”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列兵保证说。“我们一定打到他们求和为止……我们要让北方佬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李部七万大军在5月底向宾夕法尼亚进发时，他们分成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杰姆斯·朗斯崔特带领，他是一个稳健的佐治亚人，他的部下称他为“老彼得”，李则戏称他为“我的老战马”。　　第二军团——“石墙将军”杰克逊的老部下，由理查德·S.依维尔带领，他是杰克逊在仙伦朵尔谷地战役时的老战友，他在第二次公牛道战役时丢了一条腿。　　第三军团由A. P.希尔带领，他新近被任命为军团司令，他曾在杰克逊帐下听令，曾为南军在雪松山、摩那萨斯、福莱德里克斯堡和张斯勒斯维尔等战役中出过力。　　由艾尔弗雷德·普利生顿带领的联邦骑兵被派来侦察李的动向，在拉帕哈诺克河上的白兰地车站（Brandy Station）惊动了杰伯·斯特瓦和他手下的邦联骑兵。结果两万一千骑兵在沿河一带激战十二小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大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但是，现在北方知道邦联军队正在北进。　　斯特瓦因为被打得措手不及，颇感惭愧，决心将功赎罪，于是又开始在联邦军队周围炫耀自己的骑兵。　　依维尔的先头部队打散了驻守在温切斯特的联邦守军，抓获了四千联邦俘虏，然后，于6月中旬引导其余的李部大军渡过普丹米克河。　　在那以后的两周内，仍然由约瑟夫·虎克带领的人数远远超过敌军的普丹米克集团军，跟随在李身后，为了防止李突然转向首都扑来，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放在李部和华盛顿之间的地方。　　虎克本想攻打里士满，现在李却自己北上而来。林肯提醒他的目标应该是邦联军队，而不是邦联的首都。虎克抱怨说他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装备。“我不知道我现在是脚踏实地，还是大头冲下。”　　6月28日，林肯用乔治·高登·米德接替了他的职务，此人是一个直率而有些书生气的指挥官，是福莱德里克斯堡和张斯勒斯维尔两次战役的老将。他的一个下属戏称他为“该死的凸眼甲鱼”。　　联邦将军不知李北进的意图，但李就连联邦军在何处都不知道：斯特瓦的骑兵跑得太快，离他的先头部队太远，无法把情报及时送来。尽管如此，李仍然挥师北上宾夕法尼亚州，并从宾州百姓那里收缴牲畜、粮食、马车和衣物——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一旦取得内战的胜利，一定回来用邦联的货币支付所借的军需。南军还扣留许多获得自由的黑奴，将他送回南方重新沦为奴隶：一个张伯斯堡的妇女目睹一些黑人妇女和儿童“就像我们赶牛那样被赶着走”。　　“朋友们，”一个邦联军官向一个镇上惊恐的居民问道，“你们愿意像这样返回联邦吗？”联邦将领艾伯纳·达博对（Abner Doubleday）回忆当时北方民众面对如人无人之境的南军的那种紧张心情：“人们开始感觉到佐治亚参议员罗伯特·土姆斯曾说过的那句大话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印证——〔有朝一日］，他将站在邦克岭（Bunker Hill）纪念碑［3］的脚下给自己的奴隶点名。”　☆葛底斯堡：第一天　　1863年7月1日，在北美大陆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以一起争鞋事件开始。当时，依维尔听说在一个位于交叉路口的名叫葛底斯堡的小镇里贮存有大量的鞋，7月1日破晓时分，他部下一个野战军官带了手下的人马前来收缴，打算为他那些把脚走痛的弟兄们送鞋。　　那天，南军是从北面向城里走，北军则是从南面北上。邦联的先哨尖兵在离城三英里处，和约翰·比悠福德（John Buford）的联邦骑兵撞个正着。双方都赶紧派人去报信，请求增援，同时，比悠福德竭尽全力试图稳住阵脚。　　此时，在附近的每一支部队都在向葛底斯堡靠拢。邦联的部队离得最近，正当联邦部队慢慢聚集之时，叛军将他们赶出了小镇，直到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将军稳住溃兵阵脚，在科普坡和公墓坡两处摆成防御阵式才算顶住了叛军攻势。在公墓坡拱形的公墓（此小丘因此得名）入口处的牌子上写道：“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公墓场地，一经发现，将受到最重的刑法起诉。”　　“人们东窜西跑，”一个名叫萨莉·布洛德海德的葛底斯堡妇女回忆道，“大喊小镇要挨炮轰了。谁也不知应该往哪儿跑，该做些什么。我的丈夫跑进菜园，摘了一大堆四季豆……他说不能给叛军留下一根。”　　李是在下午过半时赶到的，他命令依维尔“假如可能”，在天黑前继续向高地进攻。依维尔认为这不可能做到；他的部下需要休息。　　杰姆斯·朗斯崔特主张现在正是绕过联邦左翼，在米德部和华盛顿之间找个立足点，然后等候敌军先进攻的大好时机。尽管李仍然不清楚敌军的力量或具体方位——斯特瓦仍然没有音信——他否决了朗斯崔特的方案。“不，”他说，“我就在［这里〕教训他们，要不就是他们在这里教训我。”　　“我无法入睡……”萨莉·布洛德海德那天晚上写道，“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成果不大。咱们的队伍是否有足够的增援部队呢？”　☆葛底斯堡：第二天　　1863年7月2日。前一晚上，两支大军继续集结。到这一天早上，形成了一个六万五千邦联军队面对八万五千联邦部队的局面。联邦沿着公墓岭的战线的形状像只鱼钩。战线的两端是几座居高临下的小山丘：右边是科普坡和公墓岭，左边是大小圆顶山。　　李决意攻占高地。　　米德接任普丹米克集团军总指挥之职才短短五天，但他固守阵地的决心与李相比，毫不逊色。他对他的军官们发了严厉的训令：“在这种时候，对不尽职的士兵，军团司令及各级军官有权就地枪决。”　　李的方案是由依维尔攻打科普坡，同时，由朗斯崔特攻打大小圆顶山。　　朗斯崔特花了整整一上午和几乎一个下午的时间将两个团安排到攻击联邦左翼的位置。正当双方忙着备战，杰伯·斯特瓦飞马赶到，他神色倦怠，满身尘土，将他的人马远远地甩在后面。李见到自己“失踪数日”的骑兵司令，脸色铁青，满面愠色，在一个副官回忆中，他曾扬起手，就像要打他似的。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音信了，你可是我军的耳目啊。”他说。　　“将军，我给你带来了一百二十架马车和马匹。”斯特瓦答道。　　“嗯，它们现在对我来说是碍事的东西了。”当他看到斯特瓦面露不快之色，便放缓了口气说：“我得请您帮忙……我们再也不谈此事。请你帮我与对面这些人作战吧。”　　由丹尼尔·谢可斯（Daniel Sickles）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负责抵抗朗斯崔特的进攻、坚守联邦左翼，谢可斯是一个性格暴躁的前塔曼尼党（Tam-many）［4］政客。此人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战前曾枪杀妻子的情人。（战争部长斯坦顿当时是他的律师，以“一时精神失常”为由帮他逃脱了罪责。）谢可斯在平静的上午一直在违反军令，将他的部队从更矮的公墓岭上拉了出来，转移到坐落在一个平坦的小山坡上的桃园里，那里比联邦的战线超前了半英里，致使大小圆顶山以及整个联邦左翼无人把守。米德见状十分愤怒，命令他后撤，但是还未等他退回来，大约下午四时，朗斯崔特终于发起了进攻。　　在邦联向前横扫的同时，阿拉巴马十五团爬上大圆顶山，带领他们的威廉·C.欧兹上校站在海拔三百英尺山顶上，发现了一个有利战机：假如他能把大炮拖到俯瞰联邦战线的小圆顶山山顶上，他就能从那里把北军炸个稀烂。　　于与同时，米德派出联邦工兵总管古弗尼尔·K.沃伦将军和一个名叫华盛顿·罗伯林的年轻的工兵上尉到小圆顶山山头查询那里的情形。那里只有寥寥无几的信号兵驻守。朗斯崔特军团正在向那里运动，来到联邦左翼附近。谢可斯被压在山下的桃园里。“一眼就能看到虎德率领的得克萨斯的人马正在向大小圆顶山之间乱石嶙峋的山谷移动，”罗伯林回忆道，“我跑下山，向沃伦将军作了报告，他和我一同上山，看到军情火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沃伦立刻下令增援小圆顶山。四个增援团中，最后一个被叫到的是缅因二十团。“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列兵西奥多·格理希回忆道，“假如让敌军压制联邦侧翼，小圆顶山将无法固守，如果让邦联攻占小圆顶山，整个侧翼将无法维持。对于联邦前途来说，万幸的是缅因二十团的指挥官是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上校。”　　当张伯伦和他的两个兄弟，汤姆和强，三人骑马并行，向小圆顶山跑来时，一颗邦联的炮弹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爆炸。“弟兄呀，”上校说，“再来一颗这样的炮弹，母亲可就受不了了。汤姆，到后面去，看看他们跟得紧不紧！强，赶紧到前面去，找个照顾伤员的地方。”　　张伯伦接到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固守小圆顶山。他手下的三百五十人从南坡爬上山去，就地寻找可以隐蔽的巨石作为防御工事。他们比敌军早了不到十分钟。就在晚得不能再晚的当口，张伯伦派出二支队越过两山之间的山谷去巩固自己的左翼。在他们赶到之前，便与欧兹和邦联人马遭遇，顿时，一片蓝白色的枪烟升起，张伯伦估计他们已经全军覆没了。　　缅因的部队向阿拉巴马的人马开了火，叛军重振旗鼓，再次冲锋，渐渐取得进展，有可能滑过联邦的左翼。张伯伦命令把守那一侧的部队后退，重新组队，与其他的部队形成一个直角，在整个调整防御期间，仍然接连不断地射击。“想象一下，”列兵格理希后来写道，“九个小分队的野战军，大概三百来人，在一支八万人的大军的最左翼，组成一个直角防御圈，为把守关乎全军命运的咽喉要地，抗击至少十倍于己的敌军……岿然不动，哦，缅因来的热血男儿！”　　欧兹上校记得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　　我再次下令进攻……挥舞着军刀，高喊，“弟兄们，向前冲呀，冲到岩石顶上去！”战士们立刻遵命，英勇冲锋。［缅因二十团的人退到另一个高坡，然后］向我方冲来，进行徒手格斗……一个缅因人眼看就要抓到我军旗手，掌旗官阿契包德后退一步，接着，派特·奥考纳中士的刺刀穿透了北方佬的脑袋。　　不到一个半小时，在那个山坡上，双方射出四万发子弹，山腰以上的小树都被子弹打断。　　阿拉巴马人曾五次把缅因人赶出阵地，缅因人又打回来五次。在有些地方，双方的枪管几乎都能碰到。　　“战斗的交锋点时进时退，”张伯伦说，“像漩涡横流逆转。有时，我看到周围的敌军多于我军；阵地上出现了缺口，缺口扩大，缺口又被堵住；一队队高大的汉子，冲过我们的防线，然后就像魔术般地消失。在周围，是一片混杂的厮杀声。”　　张伯伦带领的部队中的三百八十六人中的一百三十人倒下了，占了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　　接着，在缅因二十团后面的枪声变得更加激烈。张伯伦估计小圆顶山已被团团围住。他的战士们的弹药快要打完。“关键的时刻到了，我们不能再守在这里了，”列兵格理希记得他当时的想法，“我们要么前进，要么后退。我们不能后退；但是我们怎样前进呢？”　　张伯伦决定进击，他命令战士们上刺刀。然后，命令右侧部队不动，左边的部队冲下山去，同时向右边合拢——“就像关上一扇大门，”一个目击者说。　　邦联部队被这一举动打得措手不及，冲在前面的人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军官一手用手枪冲我的脑袋开枪，”张伯伦说，“另一只手则将军刀交给我缴械投降。”　　其他的叛军转身逃跑。他们没走几步，又被另一个打击打得措手不及。原来，张伯伦早先派出的那支分队，并没有被敌军消灭，而是被联邦狙击手解救了下来，此时他们正躲在石墙后面。他们看到退下的敌军，使站起来向溃军射击。“当一些人正面中弹，他右边的战友则从侧面和背后中弹，”欧兹回忆道，“有些人同时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射中。”　　阿拉巴马人犹豫了、溃散了、开始逃命。“我们就像一群野牛那样疯跑，”欧兹写道，“在我们跑的时候，有个……在我右后方的人，他的咽喉被子弹打断，他跑到我前面，气喘吁吁，血从喉头喷涌而出……我方的伤亡人数几乎和还活着的人数相同。他们横尸遍野……在有些石头上，血水汇成一汪汪小潭；血水浸透了大地。”　　在山坡的其他地方，战斗仍在继续，但是，小圆顶山守住了。“早先与我们干仗的，后来被俘获的人马是阿拉巴马第十五团的，”一个联邦的下士写道。他们说他们在这之前从未打过败仗，以后也再也不想与缅因二十团交手了。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为此获得国会荣誉勋章。　　但是，在远离联邦战线的前面，谢可斯和他的部下正陷入困境。邦联用重炮猛轰桃园，炮弹将桃树树炸断，在联邦部队中爆炸。“在谢可斯将军受伤失去一条腿的那一刻，我离他只有几英尺，”一个联邦的上尉写道，“一声可怕的爆炸，整个大地都在震动……紧接着又是一声，我……注意到［他的〕裤子和内裤从膝盖以下被打断，悬吊在那里……他被抬下战场时，还冷静地抽着雪茄烟。”　　“一个炮兵的最佳时机，”朗斯崔特的炮兵司令E.波特·亚历山大后来回忆道，“是在敌军顽拒之后被击溃时，将炮弹和重磅炮弹扔到仓惶逃窜的人群中……世上没任何事比这更带劲。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正是这样一个良机……正在吹响胜利的号角。但我们最后在谢可斯这股败兵身上没有过足瘾。他们退了回去，与增援部队会合去了。”　　谢可斯的部队在得到增援后，进行了反击、后退、守住、再次反击，再次后退，那些曾经当地激战过的地方，都是今天人们知道那些地名——麦田、魔窝和死谷。　　“在空中呼啸而过的子弹有如飞蝗，”一个得克萨斯人回忆道，“一个人将帽子挑在空中，准能接到许多。”五十年过后，一个当年的马塞诸塞的列兵难忘当年激战的可怕的声音：　　指挥官沙哑、含糊不清的命令声、炮弹、重磅炮弹和弹片的呼啸声和正在激战中的人们中间爆炸声、动物临死之前的悲鸣、它们主人的呻吟，那些负伤的和濒死的人们被炮轮碾过，被六神无主的马匹和反复拉锯的战士踩来踩去……这里无疑是人间地狱，今后可能永远不会重演，肯定不会被超过，也永远不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被忘却。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日日夜夜，这些场景从未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过。　　联邦的增援部队在火速增援麦田的时候，在公墓岭留了个缺口，一个阿拉巴马旅急急赶去，想穿插过去。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看到这个危险，命令一小团的人马，明尼苏达一团去反冲锋以阻止他们。“所有的人在接到命令时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个幸存者写道，“——我们所有的人肯定非死即伤，这个团只是用来换取战场上几分钟时间以挽救整个战局的牺牲品。”　　那一小队来自明尼苏达的战士，总共才二百六十二人——跑步下山与一千六百名端着刺刀的邦联叛军交锋。被吓了一跳的南军后退了，联邦战线的缺口补上了，但是，只有四十七个明尼苏达战士安然无恙——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倒下，居整个内战中联邦军队团级建制中伤亡百分比之首。　　太阳下山时，联邦的左右两翼依然在自己手中；在第二天，邦联在中路倾全力的一击也许能奏效。“到底是谁取胜，优势在谁手中，”萨莉·布洛德海德那天晚上写道，“这里的人没人能说得准……有些人说叛军已败，因为没有听到他们像昨天那样吹牛，而且他们看上去忐忑不安，没有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担心我们过于乐观。我们明天再见分晓。”　☆葛底斯堡：第三天　　1863年7月3日。战役的第三天，李出师不利。依维尔的人马被敌军赶下科普坡。原本应该穿插到联邦军队后方，然后从后面攻击联邦军队的杰伯·斯特瓦，被联邦的骑兵半路挡住，无法前进。北军多亏有一个名叫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二十三岁的青年将领，他带领的骑兵向邦联骑兵发起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反冲锋。　　这样，整个战役的成败全仗着朗斯崔特所部对公墓岭联邦中部的进攻。朗斯崔特此时仍然反对进攻：他自己曾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指挥过邦联的炮兵，见过躲在工事里开枪的人能对从开阔地冲来的大量人马造成的打击。“李将军，”他回忆告诉他的上司，“在这一万五千人中没有一人能使这次攻击奏效。”李再次否决了他的建议：“敌人就在那里，朗斯崔特将军，”他说，“我要他们尝尝我的厉害。”　　米德看到李的意图。他向负责中段防御的第二军团司令约翰·吉本斯将军传令，叫他准备迎接敌军发动的总攻。　　李选中组织总攻的人是一个弗吉尼亚的同乡，也是朗斯崔特极其钟爱的宠将，乔治·E.匹克特将军。三十八岁的匹克特即将与他十几岁的恋人成婚，他喜欢留胡须和长长的卷发，“都是卷卷的，”一个朋友说，“像个阿拉伯人。”　　匹克特的人马进入树林，拄着自己的步枪，等待进攻的命令。他们清楚他们的使命，为了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有些人互相扔掷绿苹果。当一只野兔从树丛中蹦了出来，向战线后方跳去时，一个战士对着它喊：“快跑吧，老兔子。假如我是一只兔子，我也会跑。”　　下午一时，为了削弱联邦的防御，邦联炮兵开始大规模的猛烈轰击。　　一时间，地动山摇，“这场猛轰来得这样突然，”一个联邦战士回忆道，“好些冲出营帐或在草地上悠闲午睡中惊醒的官兵们被击中而死，有些人的雪茄烟还叼在嘴里，有些人的手里还拿着正准备吃的东西，还有一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年轻德裔美国人，死时手里还攥着一个长得像他妹妹的小娃娃。”　　炮轰开始时，米德将军刚和他的军官们吃完饭，正要离开；一个勤务兵正在为他们送奶油时，被飞来的一颗炮弹炸成两片。汉卡克将军为了鼓舞部下的士气，无视呼啸而来的炮弹，骑马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最后，一个准将劝他不要这样冒生命危险。“有些时候，”他回答说，“一个兵团司令的命不算什么。”　　“公墓坡和公墓岭的地面就像被犁了一遍……”一个当时蜷缩在那里躲炮弹的联邦列兵回忆道，“公墓里坟头上盛开的鲜花全被炸飞了。坟墓和陵墓被炸得粉碎，成行成行的平常墓碑被炸碎。”　　“一颗炮弹在我们头上爆炸，”依莱沙·罗德兹回忆道，“紧接着，就像下了一场铁雨……大多数的炮弹飞过小丘，落在我们旅正在行军的那条路上。实打实的炸弹（能炸开巨石的那种）就像火药炸开。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弹片和飞石将一些人打倒……我们旅有大约三十人伤亡。”　　回击的联邦炮火也给在树林里等待出击命令的邦联部队造成惨重的伤亡。此时，二百五十门火炮在同一时间怒吼。“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一个联邦军官回忆道，“面对如此惨烈的战争景象，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反应呢？”　　但是，大约在一小时后，联邦停止了炮击。一来为了节省弹药，米德断定李一定会随即发起总攻，有必要有所准备，同时，也为了将躲在树林里的叛军诱到开阔地加以歼灭。　　此计灵验了。邦联方面相信他们已摧毁了联邦炮兵。　　匹克特请示是否现在出击。朗斯崔特心中不忍，无法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匹克特给他的未婚妻写了最后一封短函——“假如老彼得点头意味着死亡的话，那么就永别了，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小宝贝”——然后，他请朗斯崔特代其寄回老家。　　三时刚过一会，匹克特传令：“全体起立，各就各位！今天，不要忘了，你们是弗吉尼亚出来的家乡子弟兵。”　　“我们接到命令时很轻松、快乐，”一个邦联的上尉回忆道，“因为当时我们相信战斗实际上已经结束，我们除了不受阻挡地走上公墓［坡〕，将其占领之外，没什么别的事。”　　三个师团，共计一万三千人，走出了树林，以快捷、均匀、每分钟一百码的速度向联邦的石墙小跑而来。他们在行进过程中没有发出声响，这次他们有命令，不到能看到敌军的地方，不许开枪或发出“叛吼”。　　一个联邦军官看着他们压过来的情景。　　他们的阵形之宽达半英里以上……肩并着肩，排顶着排……红旗飘扬，骑马的人在前后小跑，一万三千人的武器、枪杆和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光，有如一片闪光的钢铁森林。他们行进的样子，就像全军只有一个灵魂，沟坎、矮墙或溪流都无法扰乱他们的阵形，走过山坡，穿越果园、草地、玉米地，那么雄壮、威严和排山倒海、不可阻挡。　　“那简直是，”一个北军军官回忆道，“我从未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象。”　　设在公墓岭和小圆顶山上的联邦炮兵向行进中的邦联部队的右翼开了火。“我们随便怎么打，都能打中目标，”一个军官回忆道。有时一颗炮弹能打倒十个人。从石墙后看着面前这个惨烈场面的联邦部队开始大喊：“福莱德里克斯堡！福莱德里克斯堡！”　　邦联部队仍然以“威武雄壮的阵式继续向前”，一个心怀敬意的联邦列兵写道，“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那些相信自己不可战胜的人们……打个正着的炮弹在他们密集的队形中撕开许多大缺口，但是，他们残缺不全的队列没有犹豫，战旗飞舞，步履坚定，他们继续横扫过来，就像一股不可阻挡的、决定命运的洪流。”　　当第一批南军部队来到离石墙二百码的地方，一个邦联的上尉对手下的人喊道：“到家啦，弟兄们，到家啦！记住，这些山坡后面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把守的山头有序而平静，”一个联邦战士回忆道，“没有人出声，也没有混乱……吉本斯将军骑马走过阵地，沉着冷静，用一种不紧不慢的口气说……‘别着急，弟兄们，别急着开枪，让他们走得近些，然后再开火，开枪时慢慢地瞄准。’”　　在石墙后的联邦部队仍未开火，联邦将领亚力克山德·海斯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能“过瘾”。最后，他下令开火：十一门火炮和一千七百条枪同时开火。“〔叛军的队伍〕一下子被笼罩在一团浓尘之中，”一个联邦军官说，“断臂、人头、军毯、枪支和背包被抛到半空。开阔地前顿时一片呻吟。”　　邦联部队仅在一处冲上联邦的阵地，那是石墙的一个弯曲处，后人称其为“拐角”。他们的指挥官是来自北卡罗莱那的阿姆斯泰德，他跳过石墙，将军帽挑在战刀上挥舞，然后，攻取了联邦的炮兵阵地，后中弹身亡。负责防守“拐角”的汉卡克和阿姆斯泰德在战前是朋友；此时，阿姆斯泰德的临终遗愿是让他的老朋友将他的遗物送回自己的家中。　　当联邦的防线有可能被攻破时，军官们竭力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我用马刀的刀面敲在〕一些‘爱国者’的背上，不只是轻轻敲打，”一个军官回忆道，“他们只要看一眼我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就又去迎敌了。”　　一个来自佛蒙特的步兵团采用了一个漂亮的战场战术，一支又一支小分队，迁回到邦联部队侧面打伏击，先是从一个侧面，然后是另一面。战斗之激烈程度是所有参战人员从未见过的。“数秒钟就像几个世纪，数分钟就像几个纪元，双方短兵相接，”一个幸存者写道，“在不到五尺的地方，你能看到用刺刀戳的、马刀砍的、手枪打的……有的人瘫倒，有的人像陀螺，两臂张开，转上几圈、然后口喷鲜血，跌倒在地；地上都是些缺胳膊断腿的和身首异处的人。一堆堆可怕的死人。”　　最后，那些攻破石墙的邦联部队，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所有联邦防线的缺口均被堵住。“此时，南军阵脚已乱，”一个报社记者写道，“走在前排的士兵环顾四周，寻找掩护自己的战友。他们已不见了：大家都已落荒而逃……一时阵形大乱、四下溃散，被无情的枪炮打得晕头转向……数千叛军扔下武器，休战做了俘虏。”　　三十八面邦联战旗被遗弃在战场上，联邦军官将其拴在马后，在尘土中拽着走，以嘲弄溃败的南军。　　李骑马来到踉跄退回神学院岭（Seminary Ridge）的南军中间，敦促他们重新组队。“这全是我的错，”他告诉他们，“快集合起来，让我们尽可能挽救活下来的人。”但是，那一天，除了这以外，他和这些败兵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匹克特看着眼前这一切，感觉有如在噩梦中一般：死伤、被俘的人数高达六千五百人，是走出树林时人数的一半。十五个旅长全部中弹，十七个战地指挥官中有十六个中弹，三个准将和八个上校中弹。一支完全由密西西比大学学生组成的分队“大学灰衫队”里的每个人非死即伤。　　当李命令匹克特重整自己的师团，以应付联邦可能发动的反冲锋时，他回答道：“李将军，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师团了。”因为他部下在此战役中的遭遇，他再也没有原谅过李。“那个老家伙，”过了许多年，他还在说，“在葛地斯堡，他把我的师团集体屠杀了。”　　葛地斯堡战役是内战中最血腥的一仗。双方的伤亡人数高达五万一千人，几乎是参战总人数中的三分之一。北军损失了两万三千人，南军伤亡两万八千人。　　“〔阵亡者就躺〕在开阔地里……”一个来自新泽西的战士说，“在石缝中、围栏上、树上、房前屋后；在密林中，他们本想在那里躲过危险，没想到却在那里痛苦地死去；还有人倒在溪水边、墙脚边或篱笆边，凡是激战过的地方或者他们能挣扎爬到的地方，到处可见。”　　一个联邦的炮兵也记得那些场景：　　死人和死马都躺在那里，在夏日太阳的暴晒下腐败了三天……死尸肿胀到原来的两倍，有些尸体真的由于内部积蓄的臭气压迫而爆裂……有几具人的和失去人形的尸体靠着栏杆，站在那里，手臂伸向天空，面容狰狞，呈现出一种永恒的邪笑，就好像在为向我们显示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变成的人而洋洋自得。　　人口只有两千四百人的葛底斯堡一下子要应付十倍于己的死伤者。“伤员被抬进我们的房子，并排地躺在会客厅和一楼的房间里……”一个妇女回忆道，“地毯里浸透了血水，已不能再用了。墙上溅满了血迹，被用来作枕头的书上也全是血。”　　邦联无法承受这种代价。所有进犯北方的幻想从此破灭。第二天下午，在一场夏天的暴雨中，李率残部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蹒跚的返回弗吉尼亚之路。滂沱的大雨冲去了草叶上的血迹，抽打着躺在马车上的邦联伤员，伤员的马车队长达十七英里。　　尽管联邦政府多次催促，米德还是怕李再施诡计，不敢追击他撤退的败兵。就这样，彻底消灭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机会又一次丧失了，林肯再次大失所望。　　李向杰弗逊·戴维斯递交了辞呈。大意是，那年年初，他生了一场病，身体仍很虚弱，现在担心部下对他已失去信心。“我就连我自己想做的事都无法如愿；怎么还能让他人满意呢？”他说，“我总的感觉是力不从心……所以我……急切地将此事呈请阁下，我以为应尽快任命一个比我年轻、更有才干的人。”　　他的辞呈未被获准。“要找一个比李更高明的统帅，”戴维斯总统说，是“不可能的事”。“我现在只有希望，”他对他的爱将说，“您能多多保重身体，您的健康和体力是会完全恢复的，上帝是会由于您肩负的为维护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独立而战的诸多重任而保佑您的。”　☆七月四日　　“1863年7月4日。祖国的生日可曾像今天这样被人们庆祝过？”依莱沙·罗德兹在他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不知道南方人现在该怎么看我们这些北方佬！我认为葛底斯堡这一仗将彻底断绝叛军进犯北方的梦想。”　　第二天，又传来了更多的好消息。“特大捷报！”罗德兹写道，“我们接到消息，维克斯堡已被攻克！我们这里数千南军战俘，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好像都很惊讶。”　　自从5月份，格兰特一直在慢慢地、无情地收紧对这座密西西比河重镇的包围圈。“每天，”一个联邦的列兵写道，“各团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慢慢逼近……叛军的工事。我们就像地鼠和河狸那样挖洞，一只手拿着铁锨，另一只手拿着枪。”　　两百多门炮每天都从陆地炮轰维克斯堡，波特的炮舰从水面实施炮击。“我们完全与世隔绝，被一圈火网包围着。像蝎子那样，将自己蛰死的做法是否明智呢？”一个妇女在琢磨。“白天、黑夜，弹雨不停……人们除了吃些能搞到手的东西，抽空睡上一会和躲炮弹之外，什么事都不干。”　　平民在黄色的黏土山坡上挖了五百多个窑洞，其中有几个大到有几间屋大小，配有地毯、床铺和椅子，还有奴隶伺候。“就像植物的根似的过日子。”一个妇女说。联邦部队开始称维克斯堡为“地鼠村”。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蛇，”一个住在洞里的人回忆道，“枝蔓密集处和树丛里有很多蛇，一天早上，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一条巨大的响尾蛇，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在那床上睡了一整夜。”　　另一个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6月25日。今天糟透了。一颗炮弹飞来，穿过房顶，将楼梯炸飞，将房间炸烂，我们都在地下室，弹片穿透两层楼，一直飞到地下室，将我丈夫的裤管都扯开了。紧接着，J先生跑来，告诉我们年轻的P太太的胯骨被砸坏了。当玛萨去取牛奶喝，她吓得半死地跑了回来，告诉我们那黑女孩的手臂被炮弹炸掉了。我平生第一次心里觉得害怕。　　整个炮击期间中死亡的平民不到十二人，但是伤者人数达三十人。城中最严重的破坏反倒是城中居民自己造成的。他们纵火烧毁被指趁机发战争财的奸商店铺。但是，城中生活的确有危险，经过添油加醋的儿童死亡故事遍传南方地区。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那种悬念——加上无聊厌倦——影响了双方的士气。“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解闷方法……”一个联邦的少校回忆道，“是用一根推弹杆挑起一顶帽子，放到刚好超过战壕顶部的地方，然后打赌在某段时间里，有几颗子弹穿过这顶帽子。”　　“在这么近的地方只好用手榴弹作战，”一个南军退伍军人回忆道，“因为联邦军人有手榴弹，我们没有，我们就用那些没炸响的，或是接住扔到护墙这边的手榴弹，将其扔回去。”　　无聊厌倦也影响到格兰特将军本人：有两天，他忍不住喝了酒，因为醉得站立不稳，副官们没让他在部下面前出丑。　　守城的人粮食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开始杀驴、杀马、杀狗吃，吃一种用等量的玉米和干豌豆做的难吃透顶的面馍。“那玩意像印度橡胶，”一个士兵回忆道，“比皮革还要难消化。一个士兵送给一个女孩一只松鸦当宠物玩，女孩的妈将其做了一锅汤。肉铺出售鼠肉；一个男孩记得他惊奇地发现油炸鼠肉的味道与松鼠完全相同。”　　到了6月底，几乎一半的邦联士兵成了病号或住进了医院。　　“房屋破落，废墟处处，”一个心情抑郁的邦联中士写道，“房屋被炮火炸塌……栏杆被拆散当柴火烧……战士身上满是虱子，肮脏不堪。娇嫩的女人们和幼童……从山坡上的窑洞里，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目光看着过路人。”　　尽管如此，维克斯堡仍然拒不投降。城中的新闻出版用纸已被用完，《维克斯堡公民报》此时都印在花哨的墙纸的反面。但是上面的评论员文章的口气还是很硬：　　7月2日。伟大的尤利萨斯——北方佬的大将，就是姓格兰特的那位——已经扬言要在7月4日在维克斯堡用餐……尤利萨斯必须先进城才能在城中进餐。要吃兔子肉，“就得先逮着兔子”。　　当时，每天的配给量已降到一块面馍和“一块猪肉”，一个叛军士兵回忆道。一些叛军士兵终于给他们的总指挥约翰·潘伯顿（John Pemberton）送了一张措辞文雅的便条：　　如果再吃不上饭，部队随时可能发生哗变。假如你无法给我们饭吃，那么最好投降，听上去，这个看法太可怕，但总比将这支光荣的军队饿到叛逃这种丢人的程度要好。　许多士兵的签名　　潘伯顿默许了这个建议。“我为这支勇敢的军队自豪，也尊重这支军队，”他后来说，“我觉得让他们继续忍受这种煎熬太不人道，太残忍。我无法看到这样毫无希望地固守下去能有什么好处，固守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和流血。”　　7月4日，在围城开始四十八天之后，守城的三万一千名叛军缴械投降。这是老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邦联统帅选定的日子。“我了解我老家的人，”他对副官说，“我知道他们的怪脾气和有关国体的门面观念；我知道在7月4日这一天，我能和他们谈成一年中任何一天都无法谈成的条件。”联邦部队没有嘲讽他们的俘虏。“他们好像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洋洋自得，”一个邦联的随军牧师说，“因为他们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向饥饿投降，而不是向他们投降。”　　星条旗在维克斯堡的法院大楼上升起。联邦的军官庆祝他们在杰弗逊·戴维斯在维克斯堡附近的种植园莱尔弗尔德打的胜仗，在波特的旗舰上，海军上将记得，“我将所有的酒柜全打开了，里面只有卡陶巴（Catawba）红葡萄酒。那酒一下子全消失在那些干涸的喉头，从未见过这么淡的酒能引起众人这样的狂欢……格兰特将军是在座唯一没有碰一下送到他面前的酒的人。他心满意足地抽了一枝雪茄。”　　市民们从山洞中走了出来，查看他们的家还剩下些什么。在那以后的八十一年中，维克斯堡没有庆祝过一次七月四日的国庆。　　现在，邦联的疆域被一分为二。五天之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杖市上游的哈森（Hudson）港的邦联守军，在联邦围困六个星期之后，也缴械投降。密西西比河就此成了联邦的高速公路。“这条万河之父，”林肯说，“又一次畅通无阻，直奔大海了。”　　在里士满，邦联的军需总管何下·果格斯看到了联邦取胜的意义：　　一个紧接一个的大灾难接踵而至。短短一个月以前，我们显然胜利在望。李在宾夕法尼亚，兵逼哈里斯堡，乃至费城。维克斯堡似乎在嘲笑格兰特的徒劳围困……现在整个形势已完全逆转……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人的力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造成如此巨大的变化。昨天，我们还在成功的巅峰——今天，我们似乎陷入绝对的惨败。邦联正处在灭亡的边缘。　　在遥远的伦敦，亨利·亚当斯难得这么高兴：“现在，所有〔英国〕介入的主张至此告终……我真想拥抱普丹米克集团军。我想自己掏钱，让攻占维克斯堡的部队痛饮，喝个烂醉。我想和那些跳梁小丑较量一番，狠狠揍他们一回。”　☆大暴乱，东西南北　　但是，内战还没有结束，林肯仍然需要更多的人参战。那年夏天，他签署了第一个联邦抽征令，急于增招三十万新兵，然后为米德和格兰特写的胜利的开场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所有二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必须报名，所有被抽中的人必预服役三年。这项法案照顾那些殷实人家。任何人能出三百美元“减免费”，或者找一个愿意做替身的人均可豁免。“〔这项法令〕是富人的法令，”众议员萨德悠斯·史蒂文斯指责道，“专为那些能付得起三百美元的人而订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凑不起那个数目的人。”　　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5］的父亲交付了“减免费”。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J. P.摩根（J. P. Morgan），以及后来的美国总统格洛夫·克里富兰（Grove Cleveland）也都选择付钱。乔治·坦普顿·斯强找了一个替身。“一个二十来岁的荷兰小伙，出了个一千一百美元的中等价格……我这人的另一半，如果去努力，是能当个好战士的。我将我的住址给了他，告诉他如果进了医院，或者有碰到什么麻烦，就给我写信，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亚伯拉罕·林肯本人，尽管从规定上讲，已超过征兵年龄，但他试图给民众树立一个榜样，也花钱找了一个替身，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特德斯堡（Stroudsburg）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约翰·萨马菲尔德·斯台伯。　　舞弊行为比比皆是。不讲医德的医生收费给人乱开“残障单”。“对非自愿服役的惧怕，”纽约《图解新闻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潜伏病和极其惊人的躯体残障。”其他的医生，与替身经纪人串通一气，将从城市街道上搜罗来的酒鬼、残疾人和从家里诱骗来的智障儿童，给他们开些合格证书来充数。　　应征职业老手——那些在一个地方登记，领取报名参军的奖金，然后在部队上开小差，跑到另一个地方，再次登记参军领奖的人——也赚了不少钱：有一个老手设法重复领奖三十二次后才被抓获。　　没有哪一处的人能比北方城市里的贫民窟里的爱尔兰新移民更反感这个征兵体制中的不公平，他们本来就怕被解放了的黑人和他们抢最低工资的工作，所以不愿意为他们的自由当兵卖命。　　民主党的政客乘机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记住这一点，”纽约州长赫瑞修·西莫说，“血腥的、有叛国嫌疑的、并且符合大众需要的革命性信条可以由一群草民提出，也可以由一个政府提出。”　　7月11日，星期六，纽约市的第一次抽征仪式举行。被抽中人的名单于第二天登了报，和一长条葛底斯堡阵亡将士的名单并排放在一起。当星期一上午，政府再次举行抽征仪式时，一群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暴徒围攻了政府抽征办公室，他们焚毁文件，将办公楼夷为平地，然后分散到市区各处，砸了哈莱斯·格利利在《纽约论坛报》的办公室，并且焚烧、抢劫店铺。　　“星期一傍晚，”据《哈帕斯周刊》报道，“一大群歹徒来到米萨·布洛克兄弟开的最大的服装店，任意抢劫衣物。”一个妇女目睹歹徒从街上跑过去：　　数千愤怒的人们，大吼、大喊、大骂……人群和喊声越来越大。又来了一批新的、跑得更快，更野蛮的一大群人：都是些光头汉子，手中挥舞着棍棒……小男孩、妇女和小孩也急忙赶来，与他们会合，他们就像一群发疯的凶煞神，在街上横冲直撞。　　连续三天，曼哈顿东区完全处于歹徒的控制之下。他们冲进富足人家，打砸商店橱窗，杀害了两个试图阻止他们的残疾军人，将警察局长打得昏死过去，用石块将一休假在家、没有携带武器的警察活活砸死。但是，黑人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烧毁两家黑人客栈、一座黑人教堂、一家黑人孤儿院，将一个身有残疾的黑人马车夫吊死，一边高喊“向杰夫·戴维斯致敬”，一边将他的尸体放火焚烧。　　警察和士兵和暴徒在街上来回拉锯争夺，双方在楼里楼外、从一个房顶打到到另一个房顶上，最后，到了第四天，在从葛底斯堡开来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增援部队的帮助下，城里的秩序才得到了恢复。　　至少一百零五人死于骚乱。最后，四十三个团被布置在城区周围，确保不再发生暴乱。　　在其他北方城市，如波士顿和纽约州的乔尔市，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虽小、但也流血的骚乱。“整个国家，”《华盛顿时报》的编辑写道，“此时正处在一场大暴乱之中，东西南北。”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密苏里边界地区的暴乱更残酷、更不加约束。这个区域自从1854年就没太平过。北方和南方的游击队在这里展开战斗，他们肆意屠杀平民百姓，其残暴程度远非其他内战战场所能及。　　人称“蓝鹰队”的亲联邦的游击队队长名叫杰姆斯·H.莱恩，他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前肯萨斯参议员，他认为密苏里人都是些“豺狼、毒蛇、恶魔，灵魂堕落，我要看着他们全都下地狱。”在邦联军队进犯密苏里后，他便有意识地尽其所能将他们送进地狱，一开始是毁坏那些胆敢欢迎叛军的拓荒者的家园，后来发展到焚烧、抢劫整个小镇。他的所作所为为后来的血腥屠杀定下了基调：不久，人称“砍树帮”的亲邦联的游击队在奥扎克斯（0zarks）“活动时，枪杀和绞死过许多人，这些被杀的人除了向联邦部队提供食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罪状”。　　“砍树帮”中最有名的头是威廉·克拉克·匡特里尔，此人是从俄亥俄“嫁接”过来的外州人，曾经做过学校的教师，他的行武生涯开始于“蓝鹰队”，后来反投邦联，1861年，为南方夺取密苏里的独立城出过力，被邦联封为上尉。后来，他收罗了一伙野小子，对其中大多数的人来说，与争取各州主权的斗争相比，他们更醉心于烧杀抢掠，他们一伙人后来专找同情北方的人家袭击。匡特里尔发誓将杰姆·莱恩（Jim Lane）放在火刑架上烧死。　　8月21日早晨，他挥舞着别在腰中的四把左轮手枪中的一把，带领四百五十人，杀进反奴隶制的小镇劳伦斯，大吼：“给我杀！给我杀！必须清洗劳伦斯，要清洗，只有给我杀！给我杀！”　　他们真的开了杀戒，就在匡特里尔本人在一家旅店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的时候，他手下的人有计划地当着母亲、妻子和女儿的面，屠杀了一百五十个男人和男孩。（匡特里尔进城的主要目标杰姆·莱恩穿着睡衣，设法从一片玉米地逃脱。）然后，他们洗劫了全镇，焚毁了全镇的房屋，仅有一家酒吧幸免，他们将酒吧的库存尽数掠走。　　由于无法阻止同情邦联游击队的拓荒者周济游击队，联邦总指挥，威廉·特康姆修·舍曼的内弟，托马斯·尤恩将军签署了第十一号命令，将住在密苏里边界三个郡的全部男女和儿童和第四个郡的半数居民尽数赶出家园，一万人都被赶到草原上，然后由各支“蓝鹰队”洗劫、焚毁他们离开的家，然后，冲入他们拥挤的难民队伍，抢劫马车上的家私，甚至连结婚戒指都偷——这个区域在此后的许多年内被人称为“焚毁区”。“看着眼前这一切令我揪心……”一个在这场强迫迁移中试图维持秩序的联邦军官写道，“一片荒凉的土地，男女和儿童。有些人几乎赤身裸体。有些人走路，有些人坐在旧马车上。哦，上帝啊！”　　愤怒的密苏里居民此时似乎准备报复了。第二年秋天，斯特灵·普瑞斯将军带领一万两千邦联正规军来到密苏里州去鼓动他们造反，希望在匡特里尔和其他“砍树帮”的帮助下，酝酿一场起义，将北方佬赶出去。结果，入侵者的算盘落了空。由山缪·科特斯将军带领的联邦部队在密苏里的西港附近的派洛特交角口（Pilot‘s Knob）将他们击败，然后将他们一路赶到阿肯萨州。　　最后，只有七千叛军逃脱。匡特里尔逃往得克萨斯。他到了那里，又重操旧业，打家劫舍。但是，他手下的人只不过是一伙松散地结合起来的杀人狂，没有任何纪律性，不多久就散伙了。他们分成许多不同的小匪帮，其中最杀人成性的是一伙由威廉·“血腥的比尔”·安德生带领的匪帮，他早在自己的妹妹死在联邦的监狱之前就已嗜血成性，在她死后更是精神变态，他的坐骑脖子上挂着一串联邦士兵的头盖骨做成的项链，他一边大笑，一边枪杀手无寸铁的联邦俘虏，然后鼓动部下取下他们的头盖骨，并污辱死者的尸体。“假如你说你想拿枪与游击队作对，我就杀了你，”安德生给一家报纸写信说，“我会像狼那样找到你，杀掉你。你逃不了。”　　一支亲联邦的大民兵武装最终在密苏里的西北部将安德生和他手下的七十人包围了。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游击队的首领，一手持一把手枪，向他们径自冲去，还真的让他冲过联邦的包围圈，最后，脑后中了两弹而亡。　　在密苏里，有组织的邦联抵抗终于结束了，但是由仇恨引起的血腥战斗在战后许多年里一直没有停息。在那以后的多年里，匡特里尔手下的两个老兵，福兰克·杰姆斯和杰西·杰姆斯在“焚毁区”里活了下来，还发了财。那些从来没有忘记当年被身穿蓝制服的士兵赶出家门的人家，在政府追捕他们时，为他们提供了住处和饭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一旦让黑人穿上带有‘合众国’字样的制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让他穿上纽扣上有雄鹰图案的军装，肩上扛上一杆毛瑟枪，口袋里装上子弹，世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获得合众国公民的权利。”　　从内战打响第一炮时起，废奴派一直在向政府施压，让黑人参战。　　1862年，国会授权征召黑人士兵，林肯的“奴隶解放宣言”也号召黑人从军，但是，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第一个黑人才穿上蓝制服，接受白人军官的指挥。　　那年夏天，在纽约州的波夫琪普西（Poughkeepsie）召开的一次黑人自由人大会，号召政府接纳更多黑人士兵，参加保卫联邦的战斗。“现在应当下决心全面尝试那些更有效的补救措施，用热铅冷铁，由二十万的黑人‘医生’来补救。”　　然而，就连联邦的最高统帅们对武装黑人的作法也有不同意见。“经常有人问我，”威廉·特康姆修·舍曼说，“‘难道一个黑人不是和白人一样挨枪子吗？’不错，让沙袋挨枪子则更好；但是，一个黑人能胜任短兵相接的战斗和警戒哨这种任务吗？他们能像白人那样遇事动脑筋，做架桥、突击、迂回作战之类的事吗？我说他们不行。”　　舍曼的朋友格兰特则说他认为黑人能够胜任：“我衷心拥护武装黑人一事。这项措施，加上奴隶的解放，是邦联尚未尝到的最大的苦头……通过武装黑人，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军。他们会成为素质良好的士兵的，并且将他们从敌人那里吸引出来，将会削弱敌军，并以同样的程度增强我方的实力。”　　林肯同意格兰特的观点，当反对派抱怨时，他以尖锐的口吻反唇相讥：　　你说你不愿为解放黑奴而战。他们中有些人好像愿意为你而战。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将会有些沉默不语、咬紧牙关、目光坚定、刺刀端正的黑人会记住他们曾在这一伟大壮举中为人类出过力；同时，我担心，也会有那么一些白人无法忘记，他们曾用恶毒的用心和欺世的演讲，试图阻止这一成就的实现。　　6月7日，一千五百名得克萨斯人在路易斯安那的米立肯湾（Milliken’sBend）攻击一支人数占劣势的由黑人和白人士兵混编的联邦部队；这是黑人部队首次参加的一场重要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一个联邦军官写道，“许多人死于刺刀伤，另一些的脑袋被枪托敲开……在米立肯湾战斗中，黑人士兵的勇敢完全转变了军队对使用黑人部队的看法。我亲耳听到有些过去对黑人参战嗤之以鼻的大官，在这次战斗之后，衷心赞成这个主张。”　　“武装奴隶是对付武装奴隶主的最好对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告诉他的黑人同胞，“那些要解放自己的人必须自己参加战斗……我促请你们赶快武装起来，将那股想要把联邦政府和你们的自由一起埋进一座绝望坟墓的势力置于死地。这是你们手中掌握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响应这个号召的人的数目大得惊人。黑人占北方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在内战结束时，近十分之一的北军是黑人：十八万黑人穿上了“联邦蓝”——仅这一个数字，就是李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全军人数的一倍。　　参军黑人中许多是来自于边缘州的奴隶——在那里，参军是获得自由的最快途径——还有来自邦联州的奴隶。投奔联邦，前来参军的奴隶被人用狗追捕、毒打和枪杀。一个邦联的上尉记录了他追捕逃奴的战绩：　　水晶河，佛罗里达。在锯草丛中追了两英里，我们来到一个能射杀他们的地方。他们很冷静地开枪还击，但我们很快接近他们……把他们干掉了。其中的一个黑人，我们中的一些人认得，是艾弗莱特先生家的奴隶……我无法从被打死的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人那里得到任何信息，因为他们全死了。　　黑人部队经常仅限于执行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军事任务。他们的指挥官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在一百六十六个黑人团里，仅有零零星星一百来个黑人军官，没有任何黑人可以被提升到上尉以上的军衔。　　尽管如此，他们很为自己以士兵的新身份、也以能为自己种族的自由而战感到自豪。一个士兵为自己能“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心安理得地大胆地走……用不着每走一步，就得向别人摘帽致意”而庆幸。另一个人与现在成了联邦战俘的过去的主人打了个照面。“喂，老爷，”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黑人列兵每月只领十美元的军饷，比白人列兵少三美元。有几个团的人干脆几个月不拿军饷，也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1863年11月中旬，一小队的黑人士兵将武器堆在团长的营帐前，声称如不领到公平的军饷，就不再扛枪。结果，他们的中士威廉·沃克被判犯有哗变罪，在他所在的全旅人面前被行刑队枪决。　　黑人士兵也没有白人士兵享受的服装补贴，所以，他们很难适应恶劣天气，白人医生显然不太愿意为他们服务，所以黑人死于疾病的百分比是白人士兵的一倍。　　道格拉斯与林肯讨论了这些和其他黑人的抱怨，他注意到总统的反应。“使用黑人部队本身对于黑人来说，就是一大进步，〔他说”……征召他们入伍，是对大众偏见的一个严重冲击……他们不领与白人士兵相同的军饷，似乎是一种为了铺平征召他们入伍的道路所作的必要的让步。”　　邦联军队也驱使黑人做劳工——有时被枪逼着在联邦的炮火下干活。但是，在葛地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过后，有些邦联官员开始谈论他们也应该当士兵使用。“现在到了将每个合格的黑人招入军队的时候了……”一个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说，“黑人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仗本来就是他们引起的，他们应该担起他们应负的那部分责任。”派特里克·R.克里布姆将军表示同意：“［我建议〕立刻开始训练一支庞大的、由我们最勇敢的奴隶组成的预备队，然后，我们保证在一段合情合理的时间里，让那些在战争中效忠邦联的每一个奴隶获得自由。”　　“我认为将奴隶变成军人的提议是战争爆发以来出现的最触及要害的建议，”来自佐治亚的哈维尔·考伯将军对此持反对意见，“你不能让奴隶变成士兵，或者士兵变成奴隶，你把他们变成士兵的那一天，那就是这场革命失败的开始。假如奴隶似乎成了好战士，那么我们有关奴隶制的一整套理论就全被证明是错的。”　　遇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戴维斯总统便将此议束之高阁，但他没有全盘否定这项建议。　☆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秋天，格兰特挟维克斯堡大胜之勇，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恰特诺加（Chattanooga）战役。　　居高临下的恰特诺加处于田纳西河的一个转弯处，两条重要铁路在这里交汇，扼守着邦联东部佐治亚的叛军军工业区的门户。从那里，邦联军队可以出兵田纳西和肯塔基。假如联邦能攻占该城，他们便可南下佐治亚，进一步分割邦联疆土。　　1862年底，联邦坎布伦集团军试图将在田纳西邦联集团军赶出田纳西中部。北军统帅是威廉·洛斯克兰斯（William Rosecrans），他是一个被爱戴他的部下称为“玫瑰老儿”的俄亥俄人。　　邦联统帅是布莱克斯顿·布莱格，此人是一个路易斯安那的甘蔗种植园主，曾在西点军校受训，他是缺乏耐心、焦虑成性的一介武夫，性情暴躁，而且有偏头痛的毛病。他很受杰弗逊·戴维斯的青睐，但在部下的军官和士兵中却声望不高，山姆·瓦金斯曾说了下面这段大实话：　　布莱格将军手下的士兵从来不爱戴他。他们对他统帅大军作战的能力没有任何信心；在他们的眼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士兵们总是饿肚子。布莱格从来不把兵喂饱……他喜欢打击部下的情绪。他们越是垂头丧气，布莱格将军越开心。全军将士中没有一个人爱戴、敬重过他。　　1862年12月30日，联邦部队在摩菲利斯保罗（Murfreesboro）西北一英里的石河（Stone‘s River）一带与在那里宿营的布莱格的那支衣衫槛褛的邦联部队遭遇。那天晚上，两支大军的宿营地相隔仅数百码，两支军乐队互相较劲，轮流演奏南方和北方的曲子。突然，一支乐队奏起“家乡，可爱的家乡”，另一支乐队随即加入，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加入，最后，七万八千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同声高唱这首南北方共同的思乡曲。　　第二天拂晓，邦联部队发动进攻。随后展开了内战中少见的激烈战斗。炮声震耳欲聋，有些正在作战的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采摘地里的棉花塞进耳朵。就在南军眼看就要得胜的当口，洛斯克兰斯不顾将他身边副官脑袋炸飞的敌军炮火，骑着马在阵地上下巡视，鼓舞士气，才算将南军挡住。两天之后，叛军再次发起进攻，又被击退。双方打了个平手。双方各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布莱格随即向突拉哈马撤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看不到任何和平的希望，”在石河战役过后，一个邦联军人写道，“北方佬对我们无可奈何，而我们则永远无法战胜他们。”　　在那以后的近六个月里，双方在互相迂回佯动，由约翰·亨特·摩根率领的邦联骑兵，冲进俄亥俄州，结果，在那里被俘获。而那些袭击阿拉巴马州、试图切断恰特诺加和亚特亚大之间的铁路的联邦骑兵，则被拜福德·福莱斯特俘获。　　林肯要求将领们采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洛斯克兰斯不同意，他要求更多的部队、骡马、放宽时限。最后，林肯以卸职相威胁，洛斯克兰斯才于6月份开始行动。尽管连日大雨，他还是发动了一系列快速的、几乎没有交战流血的侧翼迂回运动——“那可不是长老会的那种和风细雨，”一个士兵回忆道，“而是洗礼会那样的瓢泼大雨。”　　他将布莱格的人马驱赶了八十英里，一开始，赶到突拉哈马——根据一个筋疲力尽的邦联军人的说法，这个地名源于希腊语tulla，意为“泥浆”，和homa，意为“更多的泥浆”——然后又被赶到恰特诺加。　　洛斯克兰斯又将他从那座小城里赶了出来，但是，这次他碰到了麻烦。布莱格得到经铁路前来的、由杰姆斯·朗斯崔特率领的一万两千人部队的增援，他将城中一部分的联邦部队诱出城去，然后在切克莫加（Chickamauga）溪沿线对其发动攻击。　　为期两天的激战，双方遭受共计四千阵亡和三万五千人受伤的损失。　　布莱格给联邦部队以沉重打击。在第二天，洛斯克兰斯犯了一个几乎是致命的错误，他命令部队去堵阵地上一个并不存在的缺口。结果，反将自己的阵地撕开了一个新的缺口。朗斯崔特的部队冲过缺口，击溃联邦的两个军团，洛斯克兰斯和他的大部人马败退回恰特诺加。林肯说，洛斯克兰斯“惊慌失措起来，就像一只傻鸭挨了当头一棒”。　　由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联邦派乔治·亨利·托马斯（被部下戏称为“老爸”）率领的一支联邦部队组织了顽强、有组织的应急阻击战，从而使得切克莫加战役的败局不至于更加严重。托马斯为此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切克莫加顽石”。　　一天下来，邦联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但是，布莱格拒绝乘胜扩大战果。他手下的军官们为此火冒三丈。朗斯崔特正式要求撤去布莱格统帅之职。“我确信，”他说，“我们的现任长官掌权一天，除了上帝以外，谁都无法帮助我们。”　　林肯对联邦战败的痛心被另一件事又加剧了几分——他夫人的妹夫、邦联准将本·哈定·亥姆在切克莫加战役中阵亡。玛丽·林肯私下为此流过泪，但在公众场合不露声色；她希望她所有亲邦联的亲戚全死绝，她告诉一个朋友：“如果有可能，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丈夫，并且推翻我们最心爱的政府。”　　被围困在恰特诺加城中的联邦部队挨冻受冷、虱蚤流行，除了一条小通道外，供给线全被切断。他们在城中拆房，将所有能砍的树和栏杆都砍了作柴火。“秋天的雨开始了，”一个军官回忆道，“一万头死驴堆在布莱吉波特（Bridgeport）和恰特诺加之间的路边……士兵们只能领不到标准一半的口粮。在拉炮马匹的马厩里，马的食槽边都布了岗，防止当兵的偷取日益减少的玉米……人们紧跟运粮车后面……拾捡散落到地上的玉米和饼干。”　　根据山姆·瓦金斯的描述，围困恰特诺加的邦联部队的处境比起城里的人也好不了多少：　　我们的口粮是十英里以外的后方特制餐车上烧的，每三天送一次……那些三天一送的口粮通常都是一次吃完的，然后，士兵们就得饿上两天半。士兵……几乎赤身裸露、虱蚤遍体、污秽不堪、尘土满身。士兵们个个一脸病容、眼窝深陷、悲伤低沉。　　就在我们的痛苦和饥饿达到顶点、全军上下极其不满不快之时，我们突然接到命令集合……接受尊敬的杰弗逊·戴维斯的检阅。当他和他那一大帮随行人员骑马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有些人向他致敬呼喊：“给我们送些吃的吧，杰夫老爷，我俄，我饿呀！”　　戴维斯是到布莱格的指挥部来调解将领之间纠纷的。布莱格已经以不服从指挥为由卸了三个军官的职，还愤怒地将自己当初在切克莫加作的不乘胜追击的错误决定的过错转嫁给他人。拜福德·福莱斯特被布莱格的“恶毒”激得暴跳如雷，拒绝在他的帐下听令，他称布莱格为“该死的无赖”，并警告他今后少来管他的闲事，否则“小心你的小命”。言罢，跑到密西西比州单干去了。　　戴维斯终于挨个询问每个军团司令，布莱格是否应该撤换。所有人都说应该。但是，戴维斯本人不喜欢最有可能接替布莱格的两员候选将领——贝鲁加和约瑟夫·E.强斯顿，于是，力排众议，布莱格仍然留任原职。　　10月份，林肯任命格兰特为阿伯拉契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所有联邦部队的总指挥。　　格兰特急急赶到恰特诺加。他用托马斯接替洛斯克兰斯的坎布伦集团军总帅之职。“格兰特一来，”一个军官回忆道，“我们就开始看到起色。我们觉得他作的所有决定都是一盘棋。”他在邦联防线上砸了个大口子，在田纳西河上架起一座浮桥，建了一条六十英里长的“饼干运输线”，为部队提供口粮。　　布莱格的部队占据着城东长达六英里的传教团（Missionary）高地的山脊，邦联的炮兵集结于二千英尺高的瞭望山顶峰，炮火覆盖山下南面和西面的区域。　　格兰特下决心要将他们赶下山去。　　为期两天的恰特诺加之战于11月24日汪始。舍曼向布莱格的左翼发动的进攻受阻，但是裘·虎克的部队攻占了瞭望山，将星条旗插上了山顶，因为这场战斗是在浓雾中进行的，史称“云上之战”。　　第二天，乔治·托马斯在切克莫加战役中立功的部队接到命令，向传教团高地下邦联的第一道战壕防线发起小规模进攻，同时，虎克的人马在右翼发起孤注一掷的猛攻。南军防线看上去坚不可破：山脊上一字挑开的大炮，山坡上密布散兵阻击坑，山脚下筑有许多战壕。　　托马斯的部队向前攻去，一举攻占战壕，然后在战壕中待命。　　带领这支部队的是费尔·希拉顿将军，他是一个爱尔兰移民的儿子，他个子虽小（一百十五磅），但勇气过人，冲劲十足。此时，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只酒瓶，对着山上的邦联炮兵大声喊道：“敬你们一杯”。山上的人见状，向他们开炮，掀起的泥土盖了他和他的军官们一头一脑，希拉顿暴跳如雷，大吼道：“太不够意思了！就冲这，我非夺了你的炮不可！”　　他手下的战士就等他这句话了。他们开始向山上的邦联炮兵冲去。格兰特见状，有些担心问，“谁叫他们上去的？”一个副官答道：“没有人。他们没等命令就自己上去了。这帮人只要一动，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这支部队憋足了劲，要报切克莫加的一箭之仇。他们一边冲，一边吼，“切克莫加！切克莫加！”他们一路肃清了山坡上的散兵坑，直向山顶冲去。　　格兰特的一个副官和他一同观战：　　他们冲锋的阵势像候鸟飞行时的阵形——有时成线，有时成团，大多数时呈V字阵形，其尖点直指敌阵。这些尖点处，团旗飘扬，有时，旗手中弹，战旗歪倒，但战旗永不倒地，总有另一双勇敢的手接过战旗。六十面战旗直扑山顶。　　威斯康星二十四团的年仅十八岁的上尉亚瑟·麦克阿瑟二世冒着将前三名旗打死的敌军火力，擎着他所在部队的团旗，冲上传教团高地顶峰，高喊，“威斯康星，来了！”希拉顿十分赏识其勇敢，推荐他获荣誉勋章；在很久以后，这一英勇行为还鼓舞过他的儿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6］　　一些邦联的阵地开始崩溃，士兵四下窜逃。“一排北方佬横扫过我站的地方，”山姆·瓦金斯回忆道，“我试图给他们让路，但我越让，越挡他们的路。”　　有一部分的山坡很陡，联邦战士得爬着上去；有些人攀着树枝或借助刺刀上去。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断涌来。“但我们的人向山顶冲去时，那些守卫高地的人变得越来越绝望，”一个人回忆道，“他们喊着‘切克莫加’，就好像那名字本身就是一件武器似的，守军一发一发地向炮里塞炮弹，将炮弹的导火索点燃了往山下滚，但无法阻挡冲过来的人。”　　“我看到戴带领的那个旅扔下他们的枪，溃不成军，”瓦金斯回忆道，“布莱格试图重振士气。我听到他喊：‘你们的指挥官在这儿呢！’而他的士兵则回应他道：‘你的驴在这儿呢。’”　　传教团高地一仗，联邦俘获四千邦联叛军，将他们押送北方的战俘营。　　布莱格本性不改，依旧指责自己的部下：“我们的部队的可耻行为是无法找到借口的，”他写道，“那种阵地是只需一排狙击手就应该守住的。”　　次日，托马斯将军命令在一个战斗异常激烈的一个叫果园环的小山坡上修建一个联邦烈士陵园。负责这项工作的随军神父问他坟墓的位置是否要按各州来划分。“不，不，把他们分散后混起来埋，”托马斯说，“州权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得够够的了。”--------------------　　［1］译者注：富吉谷地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7年冬）华盛顿率领大陆军扎营之处，当时气候异常寒冷，处境极为艰苦。　　［2］译者注：尼罗是公元之初时的一名罗马暴君。相传他曾在罗马大火、民众涂炭时，弹琴自娱。　　［3］译者注：邦克岭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战场，位于马塞诸塞州波士顿附近。波士顿是北方废奴运动的中心之一。　　［4］译者注：当时民主党在纽约市的分支，素以政治腐败著称。　　［5］译者注：二十世纪的两位著名的美国总统。　　［6］译者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著名将领。战争中形形色色的人肖比·富特（Shelby Foote）访谈录　　肖比·富特于1916年出生于密西西比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曾就读于北卡罗莱那大学，在二战中曾任野炮上尉。1953年，他签约写一部内战历史的简要史。他刚动笔就立刻意识到（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件事才行”。到最后，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写了三部经典的叙述史《内战》，全书洋洋洒洒，共计三千多页，总算完工。　　肯·伯恩斯与他作了两天多的电视访谈。以下的访谈录是从那些交谈中整理出来的。　　除了《内战》一书，富特曾发表过五部小说：《锦标赛》（Tournament）、《请跟我来》（Follow Me Down）、《旱季热恋》（Love in a Dry Season）、《谢楼》（Shiloh）和《乔丹郡》（Jordan County）。　　我们为什么会被内战所吸引？　　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理解，必须建立在，我强调一下，真正建立在对内战的理解之上。我对此坚信不疑。内战确定了我们的所有属性。（在确定我们的属性方面）美国革命起过作用，我们介入过的、始于一次大战的那些欧洲战争，也曾起过作用。但是，是内战确定了我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为我们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指出了方向，这其中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假如你想理解二十世纪的美国性格，你就有必要去了解这场发生在十九世纪的空前浩劫。这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十字路口。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认为内战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南方有一种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失败感。你看电影《巴顿将军》，那个演巴顿的演员说，“我们美国人从未输过一场战争”。巴顿能说出这句话是挺让人瞠目结舌的，因为乔治·巴顿的祖父曾在李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中效力，他当然输掉过一场战争。　　我们总是自认为我们有多么了不起。假如我们真像我们想象得那样了不起，我们就不会打那场内战。然而，因为我们的确打了那场内战，我们就非得把那场战争变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我们的将军也必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这非常符合美国性格。　　为什么美国人会自相残杀，乃至死去那么多人？　　从根本上讲，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未能找到一条不靠内战就能解决分歧的途径。那是因为我们未能成就一件我们本来很有天赋的事，那就是妥协。我们美国人喜欢认为我们是些在重要问题上认真、不含糊的人。但我们真正的天赋其实是妥协。我们整个的政府体制就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的。但在当时，妥协没有成功。　　南方人将林肯的当选看成一个警告，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将被极端化，他们将被带上一条他们不愿走的不归之路。他们对废奴派这一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他们估计他们很快将会失去他们称之为财产的奴隶，倾家荡产。南方人会对你说，他们是为自主政府而战。他们坚信当时正在华盛顿聚集的权力是与他们作对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历史角度看，当年他们进入联邦时，如果他们不是对今后可以退出联邦这一点坚信不疑的话，他们是决不会入盟的。所以，当他们想退出联邦时，他们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他们说内战的结果没有为任何事作出结论——但是一个州是否能退出联邦这件事，内战的结果已作出了定论。　　内战爆发时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　　当时的美国有一种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简单特性。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离家五十或一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在增长。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被不同观点分裂成那么多的群体。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多不同观点的影响。林肯说过人的本性难移，人的本性其实是没有变，但是，当时人的信仰中有一种惊人的质朴和简单。举个例子，有人对一个在葛底斯堡战斗行列里的士兵说：“你必须走一英里，穿过那一片开阔的谷地，去占领那个高地。”这事如果放到我身上，我会说：“将军，我认为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不相信我们能活着走到那里。”但是，他们把这个命令看成例行公事，你得记住这一点，他们打了四年的仗，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是要经过严峻考验的，但他们从未丢掉过。责任感，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纯朴，他们具备这些美德。　　［内战刚开始时］很多人参加民兵队伍和志愿兵，奔赴前线，当时，他们都有一种去成就大事的感觉——一种双方都有的救国于危亡的气概，这里指的是各自理解的国家，对前景充满了欢欣，有股闯天下的豪情。这一点是内战非常鲜明的特色。内战以残酷和血腥著称。〔但”那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好像他们只不过是一家人在吵架似的。　　双方的士兵真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吗？　　内战初起，一支联邦小分队包围了一个衣衫槛褛的邦联兵。他本人并不拥有奴隶，而且显然对宪法和其他事也没有多大兴趣。他们问他：“你到底为什么来打仗呀？”他回答说：“因为你们在这儿，我才来打仗呀。”其实，这是一个挺让人满意的回答。林肯派兵外出攻打别人家的房子，这个说服工作要难做得多。他必须先把他们团结才行，他是从两方面着手的。第一是说共和国的统一必须维护，不能分裂成两个国家。那是其一。然后，他给了他们一个理由：解放奴隶。　　但是，双方没有谁认为这场仗会打太久。少数几个认为会打持久战的人，例如特康姆修·舍曼，因为做了一个比实际伤亡人数要低的预测，还真的被人当成精神错乱。甚至还有一个众议员，我记得是从阿拉巴马来的，他说这仗打不起来，说只用一块手帕就能擦干这场冲突流的血。我总说哪个人如果真能算出需要多少块手帕才能擦干整个内战流的血，就能拿个博士。那得好多好多的手帕。　　内战如此血腥的根源何在？　　内战的确很残酷，造成这么大伤亡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武器远远领先于战术。就说步枪吧，打的是0.58口径的低弹速软铅弹，当它击中目标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截肢呢？假如你胳膊上挨了一枪，它不像现代钢壳子弹那样，只是擦伤你的骨头；当时，你要挨一枪，骨头就全没了。他们除了截掉胳膊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也许看到战场上的死人，他们的衣服总是乱乱的，像是被人翻过似的。其实，那是这些人在挨了子弹后，自己撕开衣服检查伤在何处，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打在肚子上，他们就完了。　　〔然而，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将领仍然相信，要占领一个阵地，你必须叫你的人上刺刀，聚在一起向上冲。事实上，内战中基本上没有多少刺刀伤。他们从来就无法靠得那么近，或者极少有那么近的接触。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他们要集中火力就得搞集群冲锋。于是，他们便摆开阵式、一字排开，向坚固的工事前进，然后被守军打得稀烂。　　有人曾将内战比作发生在“医学中世纪”的战争。当时是个什么情形？　　你只要看一看当时的手术器械——那些锯骨的锯子什么的，汗毛都会竖起来。我相信，当时他们是尽力而为了。有很多次，南方人根本就无药可用。比方说，在截肢手术中没有麻醉剂，其痛苦惨状令人难以想象。　　他们非但没有应用细菌理论甚至都怀疑有细菌这么回事。败血症、丹毒、肺炎，就连麻疹都成了一个大杀手。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更不用提青霉素。伤员就只剩下从垂危到存活还是从垂危到死亡两种可能。他们能干到那个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特别内战之初，不管是南军还是北军的营帐，到处能听到很响的咳嗽声。内战初期，营帐中咳声一片。所有的人都变得憔悴不堪，在军队里混上一、两年，你就分不出谁是城里来的孩子，谁是乡下来的孩子了。　　内战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技术革新。　　（内战期间）是有许多发明，但是，内战对战争艺术的一大贡献是野战工事的构筑。这主要归功于杰姆斯·朗斯崔特，是他手下的人发明的，“石墙将军”杰克逊见了，便学了去。李也用它。最后，部队用熟了，他们能像水漫过来那样占据阵地。他们在进入阵地后，能组成一片片互相重叠的火力覆盖面，其精密程度，就像出自一个指挥大师的手笔。　　还有手榴弹，事实上，南军的手榴弹非常紧缺，北军的供应则非常充足。它们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种手榴弹：它们只是些装满火药和导火索的钢筒。邦联军队靠两种办法解决短缺问题。一是捡来那些没有炸响的手榴弹，重新引火；二是趁投过来的手榴弹还没爆炸扔回去。趁着那手榴弹在那儿嗤嗤冒烟的当口，你把它捡起来扔回去。他们也搞土办法。他们用那些没炸响的大口径炮弹，装上导火索，然后滚下山去炸联邦工事，还挺有用的。　　除了有用的发明，还有许多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有一项发明，将两门火炮并排放，各放一颗炮弹，两颗炮弹之间以一条铁链相连，两炮同时点火发射，发明者的意图是：凡是两颗连在一起的炮弹所到之处，铁链便会把面前的所有东西齐齐地拦腰截断。问题在于，一颗炮弹总是先于另一颗射出炮膛，结果，一颗炮弹总是绕着另一颗飞旋。　　内战中普通士兵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　　挺苦的。都是些小事。他们经常要作二十五英里的行军。我在陆军那会儿，曾跑过两三个二十五英里行军，过后几天都缓不过劲来。他们可是经常跑这个。在北军，如果给你发双鞋，它们是不分左右的，它们是一模一样的两只。你得用脚硬把它们撑成左右脚的鞋。想一想，穿着如此劣等的鞋，跑二十五英里的行军，更不用说打赤脚了，很多邦联士兵都打赤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还能正常行军作战。　　和所有军队一样，很多时候，军旅生活会闲得令人发慌。如果按时间算，打仗只是军旅生涯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余所有的事都很枯燥无味。　　伙食糟糕，由你自己支配的时间也无所事事。一点儿可读的东西也没有。几乎是枯燥透顶。所有军队都有这种说法，“从速行动，然后等待”。像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当这种枯燥乏味和维克斯堡和彼得斯堡（Petersburg）前线盛夏的酷暑结合起来，就变得愈加令人难以忍受。有些人一半儿出于想出风头，一半儿因为闲得发慌，跳到工事的护墙之上，不顾敌方射来的子弹，向敌方阵地做些侮辱性的动作——纯粹是出于无所事事。有些人还因此挨了子弹。　　偶尔到妓院里逛一次，在当时被称之为“顺线走”，还有许多其他说法。南北双方的地界都有很多妓女，主要集中于士兵休假去的城市，像里士满和纽约。　　有一个历史学家曾说过，内战造就了世上第一支民主的军队。　　在邦联部队，旅级以下的军官均由士兵选举产生。你也许会想，那可不是个好体制，因为士兵会将对他们宽容的人选上去，而不是那些打仗有能耐的人。你真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知道必须把能将自己性命相托的人选上去。所以，你得相信，他们会把最佳的人给选上去。　　邦联军队里没有服役期限。仗打多久，兵就当多久。而在联邦方面，则是有服役期的。例如，在冷港的战壕里，就有一些人的服役期满，结果，他们就在激战中退了出来，他们生怕在退出来被打死，都是爬下阵地的。　　邦联部队不颁发奖章——整个内战中没有发过一枚。邦联的理由是人人都是英雄，不应该突出某个个人。当然，他们不全是英雄。但当有人向李提议搞一个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英雄册时，李否决了此议。在邦联军队中的最高荣誉是某人的名字被军情通报提及。他们认为那就足够了。　　邦联军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喊杀声，是不是？　　双方都有各自特殊的喊杀声。北军的喊声是一种“乌拉”声——被一个士兵称之为“低沉、雄浑的北方士兵的吼声”。邦联嘛，当然了，有那种有名的“叛吼”。我们谁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声音。我想，大致是一种猎狐人的尖嗓子和某种斑希鸟怪叫的混合。那是进攻时喊的。战后，在田纳西某个地方的一个邦联退伍军人聚会上，有人请一个老邦联退伍军人喊一嗓子“叛吼”。女人们从未听到过那个。他回答说：“我喊不出，除非你一边跑一边喊，再说，我这一嘴假牙、一肚子的饱饭，想喊也喊不出。”就这样，他们再也没有听过那究竟是个什么声音！　　为什么同一场战役有不同的名字？让我们走一遍那些重大战役吧。　　北方习惯用离战场最近的溪流或水域命名战役，比如说，安提顿溪；而邦联方面则习惯用附近的城镇命名，比如说，夏普斯堡；摩那萨斯、公牛道、摩菲利斯保罗和石河也都是这样起的名。我经常想，这大概是因为南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乡下，城镇对他们来说不寻常，所以他们用城镇来命名战役。　　我认为西部的战事至少和东线的战事同样重要。有一种普遍的看法，由于有关东部战区的论著很多，以及旅游者的数量，好像内战都是在弗吉尼亚打的，而在我们这边，只是些小摩擦。我认为反过来看倒也不至于，但觉得那更接近事实。例如，联邦在丹诺生堡的胜利，让邦联丢失了整个肯塔基和田纳西大部。那场战役涌现出像尤利萨斯·s·格兰特和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这样的优秀将领。那是北军大举反攻的开端。南军打谢楼战役的目的是阻止这一转折，那是为了扭转战局的破釜沉舟的一仗，但是南军还是败了。　　谢楼是内战的第一场大战——第一场大血战；第一次摩那萨斯战役——有时被称为公牛道战役——的规模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那次战役是在［1862年］4月初。树上都有叶子了，道路全是蜿蜒的羊肠小道。双方都晕头转向，不辨东南西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南军，都还没打过仗。所以，那场战役简直就是一场毫无组织的、残酷的短兵相接，十万人在那里互相厮杀。将领们不知道自己的任务，士兵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任务。全凭着自己坚守阵地、决不后退的决心撑着。　　谢楼的血腥程度令所有人震惊。十万人中死伤、被俘和失踪者高达两万。谢楼的伤亡人数和滑铁卢战役相同［那场仗是拿破仑的最后一仗〕。但是，谢楼战役后面还跟着二十个滑铁卢呢。格兰特在谢楼开战前不久曾说过，他认为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南方已准备投降。谢楼战后，他说：“我看我们想获胜，非得征服他们才行。”谢楼一仗，也纠正了南方的一种偏见：“一个南方士兵能抵十个北方孬种。”他们发现事实远不是那么回事。谢楼起了这个作用。它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非常血腥的前景。它使得所有人对战争前景作了一个深刻的重新评估。　　安提顿战役。　　夏普斯堡是一场不一般的战役，因为这一仗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李没有必要打这一仗，但他决意不被人轻易赶出马里兰，所以停下来干了这么一仗。许多人认为他停在那里打这一仗是个错误，但是，从那以后，每当李后退，追赶他的人追得近了，都变得极其小心，也许他们都记得夏普斯堡这一仗。　　那是场血战。令人难以置信。那场战役有三场战斗，一个接着一个，左路、中路、右路。戏剧性极强。假如你想看一场戏剧性极强的战斗，你也许会选夏普斯堡或福莱德里克斯堡这两场，你基本上能看到战场的全貌。　　在夏普斯堡的血战过后，特别是在玉米地和“敦客”教堂附近的战斗过后，“石墙将军”杰克逊部队的战事结束，他坐在马上吃着桃子，他的医官麦克格尔医生就在他边上。杰克逊这个人是个神神鬼鬼的人物，他是那种牢记《圣经·旧约》、相信将敌军彻底打垮的一介武夫。他远望双方尸横遍野的战场，一边吃着他的桃子，一边说：“上帝今天待我们不错。”　　参加内战的人们似乎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是不是某一方作战比另一方更勇敢？　　有关邦联士兵英勇的夸奖更多些：相形之下，他们似乎更加骁勇和神气。实际上，我还不知道在双方的部队里，还有谁能比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联邦部队更勇敢。虽然那是联邦的一次惨败。但是，在多次失败后，仍然不断地向玛丽高地山脚下的那段石墙冲锋，那堪称举世无双的英勇。这和南方人的骁勇有所不同，那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坚定，一种不达目的不甘休的气概。　　在那么南面的地方看到北极光是件极不寻常的事，但是，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战斗结束的那一晚，整个天穹火龙飞舞，就像北极光那样异彩纷呈。　　邦联部队认为这是万能的上帝在庆祝邦联的胜利。　　弗里德里克斯和张斯勒斯维尔这两仗是李和杰克逊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吗？　　张斯勒斯维尔在许多方面讲，是李的杰作。这是他所有战例中取胜可能性最小的一次。这是他在强敌面前冒了极大的风险，分兵几路，并且保持攻势的结果。　　张斯勒斯维尔之战的唯一缺陷是发起进攻的时间过晚，以致无法攻到“石墙将军”杰克逊预定的目标，以致他甚至打算采用在内战中极少使用的夜袭，这都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到达预定位置的缘故。那也正是他受伤乃至身亡的地方。　　李在葛底斯堡到底是怎么了？　　葛底斯堡是南方起用R. E.李所付出的代价。　　第一天的战况是那样令人乐观，第二天，他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取胜。　　到了那时，朗斯崔特认为，李的热血开始沸腾，朗斯崔特说，一旦李热血沸腾，谁也拦不住他。朗斯崔特试图劝阻他，但李说，“不，他在那边呢”——“他”指的敌军——“我要狠狠地揍他一顿。”那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是他所有的错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匹克特的”冲锋是个难以置信的错误，当时，可能除了匹克特本人之外，几乎没有哪个经过训练的士兵会不知道那是个错误决定，匹克特当时倒很兴奋，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但是，所有的人看上一眼那片开阔地，不论是中士还是中将，就能看出那是一个铤而走险之举，我认为那是决不应该走的一步棋。　　参加冲锋的部队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包括被俘、阵亡和负伤的兵员。　　威廉·福克纳在《坟墓的闯入者》中曾说过，对于每个南方的男孩来说，他能在想象中，竭力将自己置身于1863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点钟的那一时刻，火炮就位，部队排成进攻行列，战旗已经出了旗筒，正准备展开，只是这一仗还没有打响。他可以在他的想象中回到那场即将失败的战争之前的那一时刻，他可以永远在心中拥有那个庄严的时刻。　　维克斯堡的邦联守军在葛底斯堡战役过后仅一天便弃城投降，这一定对南方的士气是一个沉重打击。　　我有一个曾祖叔父。他的名字叫瓦特·乔里。〔维克斯堡〕投降那会儿，他才九岁。〔1863年］7月4日，当联邦部队进城时，他正站在街上的人行道上，在他的外套的正中央有一串很大的铜纽扣。他站在那里瞧着那么多天来一直想杀他的联邦军人。突然，从队列中走出一个硕大的黑人下士，他拔出一把刀，我曾叔父以为他想抹他的脖子。但他却将他外衣的纽扣切割下来，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回到队列中去。乔里叔父在我还是个小孩时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能设身处地想象他当时的感觉。那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　　切克莫加战役并不像一些东部战区的战役那么人人知晓，但在某些方面是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切克莫加这个词就像所有印第安人的词汇，被译为“死亡之河”。只有上帝知道那个词的真正含义。印第安语怎么译几乎都行。但是，战役的第二天可能是整个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天。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斗。许多阵地的突破，许多短兵相接的肉搏。一个长途、艰难的退却。南方的一次辉煌但又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胜利。所有西部战区的英雄都在那里，从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到他的下属。那是一场了不起的战役。　　冷港是另一场南方的重大胜利。　　在冷港，邦联部队的工事坚固。那些人都知道怎样占据有利地形，给敌军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整个军队一字排开，心里盼着、祈求着敌军会向他们发起进攻。格兰特投入了三个军团。在大约七分钟里，他们就打死打伤七千联邦士兵。那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那是格兰特承认的唯一过失。他在战后说过：“假如我能回到冷港开战之前，再做一次决定，我相信我是不会下令进攻的。”　　但是到了彼得斯堡，战争的特征似乎发生了变化。　　彼得斯堡战役是双方部队的耐久力的一个生动写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堑壕战术的预演。在内战中，双方都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双方的士兵也都经受住了考验。想一想伤亡人数，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英勇无畏。　　在某些方面，1864年的富兰克林战役是令我震惊的最惨烈的战斗之一。邦联列兵山姆·瓦金斯形容这场战斗的惨烈场面就好像“死亡天使”为他最后一个收获季节的收成而降临人间。　　富兰克林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向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发起的冲锋比李在葛底斯堡的那次冲锋还要难，伤亡人数也一样高，结果，南军的精锐部队落败。有人非常怀疑约翰·贝尔·虎德当时可能是为了整肃军纪，才在富兰克林组织那次冲锋，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他对不久前春坡（SpringHill）之战很是恼火和失望，想通过这一仗，让他们振作起来。结果，他的部队受到重创，后来，那西维尔之败从很大原因上讲是一个月之前的富兰克林战役的后果。　　那些战士怎么就能那样不怕死，发起那样的冲锋呢？这似乎难以置信。　　你不怕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你身边的人也不怕死。那是一种集体的荣誉感。你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不走比走要难得多。一个人要鼓足勇气说，“哥们，我不想走了。”没人有这种勇气。　　但是，那是件很难理解的事。那些人的耐受力似乎异乎常人，尤其是你知道他们当时的医疗状况。那样原始，缺乏麻醉药和所有的设施器材。要那些人服役四年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什么人都能吃一个下午的苦，而这些人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了下来。　　你必须记住，［一个团的人］都来自同一个州。他们跟随的是同一面战旗。他们作战过的战场的名字全都绣在战旗上。这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我敢肯定他们对自己的部队遭受的损失非常悲痛。但是在一起经受（我所知道的）最惨烈的战争洗礼之后，这些人之间都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战友之谊。　　一个团队来自同一个州、郡，甚至同一小城镇，会产生一个大问题。假如某一个团在某一战役中遭遇一场恶战，例如，夏普斯堡的玉米地的那场战斗，传来的坏消息可能是这个小镇不再有年轻男子，他们已全部阵亡了。这样的事曾发生在田纳西的克拉克斯维尔。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一些有关多少人奔赴战场和多少人回家的数据，你简直不敢相信回家人数之低。　　让我们来谈谈老百姓。　　拜福德·福莱斯特的孙女就住在曼菲斯这儿。她是最近才去世的，我曾有机会与她相识，一次，她甚至让我在头上挥舞了几下将军用过的军刀，那真算得上一个殊荣。我想了很久，然后给她打电话说：“我认为内战造就了两个货真价实的天才。其中一个是你的祖父。另一个是亚伯拉罕·林肯。”电话的另一头是很长的一段沉默。然后，她说：“不过，你得知道，在我们家族里，我们向来没有对林肯先生有过多少敬意。”内战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她还是不喜欢我将她祖父和亚伯拉罕·林肯相提并论。南方人对内战的看法实在是非常奇特。　　跟我谈谈林肯。　　他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他有那么多的侧面。对我来说，林肯令人好奇的特点是他能从自身中摆脱出来，就好像他能够站在一边观察自己似的。这是一种非常奇特、非常神鬼莫测，而且极具智慧的能力。简而言之，因为林肯的形象一直被他那些注重人情的故事所埋没，人们往往会忘记他还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做的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经过仔细推敲，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决定。他遇事胸有成竹。　　林肯讲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对一个骑着马来到自己部队前的一个联邦将领的描述。当时，他们正在检阅部队，战马蹦跳、转圈，不知怎么搞的，一匹战马的后腿给缠到马蹬上去了，那个将领低头看了一下那个尴尬的局面，对马说了句：“你如果再不上马，我就要下马了。”　　林肯的文学功底表明：他是和马克·吐温一个级别的写作大师。我在密西西比州时，还是个孩子，学校要求我们背诵“葛底斯堡演讲”。这个演讲说如果南方赢得内战的话，属于人民、站在人民一边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会从地球上消失。那份演讲稿的内容和他们要求我背诵它这一点毫无关联。结果，是他出色的文笔让我记住了它。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显示他的文学才华，哪怕是几份应景的、不是写了给人读的短文，也是如此。他的文学功底之深几乎令人叹为观止。　　英国人最先称他为出色作家。许多美国人则为他的行文风格感到惭愧，有人称其为“粗糙不堪”。他是用美式英语搞写作的，人们认为美式英语也没什么不好，用来搞些小品或笑话什么的还行，但是要用在政府文件中就有点不登大雅之堂。林肯写的就是美式英语，也就是马克·吐温后来用来写作的那种美式英语。　　是什么引起了你对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的兴趣？　　当然，在许多方面，你问到的这个人是个全才。福莱斯特是个天造的奇才。有人说他天生就是军人，就好像莎士比亚是天生的戏剧家一样。他有一些基本的军事准则，你要是把它们翻译一下，正好符合现在的陆军守则。他说，“带领最多的人马抢先占据有利地形”，他的意思是，“带上优势兵力占据内线”。他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信条。他曾说，“击其尾”，“虚张声势”，都是一些用他独特方式表达的不错的军事原则。他能观察一个地形，知道如何利用。他有绝佳的拓扑学概念。他能看出一个位置的关键所在，知道怎样打击敌军的要害。　　在他整个军旅生涯中，只有一次被敌手打得措手不及。那是在田纳西的一个叫派克的十字路口（Parker’s Crossroads）的地方。他正在接近敌军，准备偷袭，不料身后受到一支他不曾预料的部队的攻击。所有人都很恼火，问他：“将军，我们怎么办？”他说：“兵分两路，进攻两处。”他们遵命而行，逃脱险境。　　整个内战期间，他的三十匹坐骑被打死，他在短兵相接的厮杀中杀过三十一个人。他说：“最后，我只领先于敌手一匹马的距离。”　　罗伯特·E.李为什么会投奔邦联？　　北方没有留给罗伯特·E.李任何周旋余地，你们后来在许多场合后悔不已。当李必须在国家和弗吉尼亚之间作选择时，他的选择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他的老家。他说，“我无法与我的故乡拔剑相向”，他经常把“故乡”说成“我的祖国”。　　李是最不好评论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已被神化，或像现在一些人的说法，他已成了一尊“雕像”。他已被昔日的辉煌战功和个人崇拜抽去了人的内涵。他是一个热心、外向的人，总能找出时间倾听个别士兵的抱怨。有一次，一个北军战俘在被押解后方途中，当着李的面抱怨，说有人抢走了他的帽子。他指着某个人说“就是那个人”，李便叫那人将帽子归还给他。　　一次，有个什么人因为违纪被带到他的面前。你能想象因为违纪而被带到李将军面前吗？那个年轻人吓得浑身发抖，李说：“你用不着害怕，在这里，你会得到公正的处理。”那个年轻人说：“我知道，将军，这正是我害怕的原因。”　　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将领。他能攻善守。他敢于冒大风险，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才去冒险。假如格兰特的人数不占优势，他也可能会像李那样冒险。李只有冒大风险才能取胜，这便显出他用兵如神的韬略。　　他仔细研读北方的报纸。有时还亲自审问战俘。他知道怎样把自己放到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他知道格兰特的动向，因为他可以将自己变成格兰特，从而估计出格兰特在某种情况下会作的决定。联邦方面是在撤了五、六个统帅之后才找到格兰特的。在麦考仑被撤时，李曾说：“我担心他们会继续换人，直到他们找到一个我无法琢磨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他无法解读的人。但是，北方最终找到了格兰特，他知道如何教训李，而且好好地教训了他。　　格兰特似乎总是在李的阴影之下，然而，他又是内战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作为一个将军，格兰特身上有许多优点，但有一点是所有良将所必需的。他具有一种人称“凌晨四点钟的勇气”。你可以在凌晨四点将他摇醒，告诉他敌军正向他的右翼攻击，他仍能泰然处之、冷静沉着。他有一种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举个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正在书桌上工作，弓着身子写东西，这时，他需要房间另一头的一样东西，文件或其他什么东西，他会站起来，背仍然弓着，走到那里，拿上要的东西，走回书桌，坐下。整个过程身子都不直一下。这说明他注意力是多么集中。　　〔在维克斯堡战役期间〕战士们知道他们与供给基地的联系中断了，但是，格兰特本人给了他们以信心。他们相信格兰特胸有成竹。行军途中的一个场面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信赖：不管是夜间还是白天，走在路上或是过桥，在路边常常可以看到骑在马上的格兰特——一个被尘土覆盖的人骑在一匹被尘土覆盖的马上，喊道：“快走，快跟上。”这样，他们深切地感到他在负责他们的行动，从而给了他们更大的信心。　　格兰特在“野林战役”中，在野林第一夜过后，回到自己的营帐中，精神崩溃，哭得非常伤心。他的一些下属说他们还从未见过哪个大男人的神经如此脆弱。不过，他是等到战斗结束才哭的，而当第二天战斗重新开始时，他也没哭。从这里你能看到，他是怎样不让自己内心的不安影响自己的。　　在“野林战役”过程中，军官团中所有的人都曾在东战区打过仗——格兰特本人则是刚从西战区调来的——所以他们老在谈论“巴比·李，巴比·李，他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格兰特最后告诉他们：“我听你们谈论巴比·李听得耳朵都生出老茧，你们以为他会翻两个跟斗，然后落到我们的后方不成？少去想他会打我们的什么主意，而是应该打一打他的主意。把炮给我拖过来。”能说出这种话，格兰特，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将才。　　杰弗逊·戴维斯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关这个话题，李说得最好了。“我不认为有人能说出比杰弗逊·戴维斯更能干的人，我自己不知有哪位和他一样能干。”这是罗伯特·E.李说的话，还是有些分量的。　　杰弗逊·戴维斯经常被人说成是一个血气不足的书呆子，一个整天陷在琐碎公文里，从来不闻他事的庸人，一个冷若冰霜、没有人情的人。我发现在所有这些方面，他是个与传说截然相反的人。实际上，戴维斯是个外向、友好的人，他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热爱妻儿，情感极为丰富。我忘了林肯枪毙了几个士兵，戴维斯也就枪毙了四、五个。那些有关他的讹传实属怪事，就好像有谁搞的一个巨大的阴谋似的。其中一部分是南方人造出来的，他们战败，不愿去责怪军事将领，于是便去责怪政客，当然，戴维斯是个头号政客。所以，南方人在丑化戴维斯的过程中起的作用要比北方人大。北方人要把他吊死在酸果树上，但南方人则在战后将他贬得体无完肤。　　威廉·特康姆修·舍曼——他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舍曼的战地指挥能力一般，但是，他是个卓越的战略家。他能布局，所以不论具体战场上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得胜而归。　　舍曼可能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军事将领。他是第一个深知平民是叛乱支持者这个道理的人，认为你对平民采取措施，你就断了资助叛军的来源。所以，他刻意向平民开战。他是动真格的。从内战一开始，他就看出这是一场多么难打的战争。但他说这场仗是如何难打时，却被人怀疑精神错乱，以暂时离任处理，后来他们认为他还不算太离谱，便将他召回军中。　　“石墙将军”杰克逊真是奇人一个。　　他有一种奇特的宗教狂热和追求战场上的荣耀。他喜欢作战，看到战斗，眼睛都会发亮。他们称他“老蓝光”，就是指他遇到战斗时眼中冒出的光。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战斗一打响，便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能够解释他的想法。他曾说：“你一旦将他们击溃，就得穷追猛打，那样，每次都能以寡胜众。”他完全理解常胜将军的名气会越滚越大。这个名气就是他的一切。他不是一个要求严格的长官。他能枪毙人，但他不理会部队的军容、战士敬礼是否标准或其他的繁文缛节。　　他有一种奇特的不理会他人痛苦的特点。他身边有一个年轻的通信兵，在一次战斗中，他环顾四周，没看到他。他便问：“某某上尉哪儿去啦？”边上人答道：“将军，他已经阵亡了。”杰克逊闻言，说“很值得嘉奖，很值得嘉奖”，然后，将此人此事放到脑后去了。他会将部队拉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完全不顾当时的伤亡人数。他会命令部队强行军，直到战士们跑得口吐白沫、脸色煞白，倒在路边。他甚至不会停下来看一看这些人，他只顾径自继续走下去。　　南方是否真有机会获胜？　　我认为北方在打仗时，只用了一只手。就在内战过程中，国会通过了拓荒定居法，还出现了许多精妙的发明。1864年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划船比赛照常进行，两支船队中没有一个人志愿参加陆军和海军。他们不需要他们参军。我认为假如南方再打几场胜仗，多得多的胜仗，北方只要拿出另一只手就行。我不认为南方真的有机会获胜。　　战争开始向南方步步逼进。南方没几户人家没有失去亲人的。社会发展也被中断。封锁禁运也起到了作用。他们连针头线脑这样的简单东西也没有。随着人们意识到仗打不赢，悲观情绪越来越严重。政治领袖尽力为他们打气，尤其是杰弗逊·戴维斯向他们保证，这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只要他们像先辈们那样坚定不移，胜利的那一天最终必定到来。但是，大家意识到胜利越来越不可能。尤其是他们得不到外国的承认，当年的革命离开了外国承认，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日益逼近的北军，［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败是命中注定的观念。例如，玛丽·切斯那特说：“这就像一出古希腊的悲剧，你早已知道剧终的结果了。我们正生活在一出古希腊的悲剧之中。”　　这话听上去像是“徒劳的奋斗”。“徒劳的奋斗”到底指的是什么？　　“徒劳的奋斗”指的就是邦联。人称邦联是“徒劳的奋斗”。在我密西西比格林维尔老家的邦联纪念碑上，邦联被说成有史以来唯一自始至终从未做过坏事的国家。许多人都持这种观点。丢失的东西总是被人看得很重。　　但是那些人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南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敢。例如，许多我们现在引以为自豪的美国性格在南军士兵中有杰出的表现。我们理所应当地为所有参战的士兵感到自豪，不论来自北方还是南方。　　那么，谁打赢了内战？　　我可以告诉你谁打输了内战——南方打输了内战。但是，至于谁打赢了那场内战，我可说不准。那是一场悲剧。建国一百周年，是应该庆祝、更是应该哀悼之时。假如真有谁打赢了内战，那就是十九世纪后期，靠不义之财起家的暴发户杰·果德和杰姆·菲斯克之流。那场内战曾被［作家”艾伦·推特（Allen Tate）用一个令人气愤的方式描述成北方向南方输送文明的尝试。那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是也有点道理：内战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融合同化，以及战后重建阶段带来的极其残酷的后果。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我们生活中的多样化消失了。我认为南方被打败的结果，使得全美国失去了一些东西。尽管南方有奴隶制这个极大的污点，南方文明丧失之日，全美国也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　　除了一些例外，我还不知道有哪些目前已经取得的历史进步不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战争总会产生许多发明创造。蘸水钢笔就是在内战期间发明的。将鞋帮缝钉到鞋底上的机器也是。举个例子，在北方，建起许多高等院校：麻省理工、瓦瑟（Vassar）等等，可见当时他们的富有。　　从表面上看，北方赢了这场内战。但是，胜利是以巨大的人的价值、更不用说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内战是怎样改变我们的？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　　那场内战的确是那种属于分水岭的历史事件。战争爆发时和结束时的美国有天壤之别。国家面临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我们是以一家人处理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的方法作出反应的。当时，如此可怕的事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你必须记住，内战各战役的伤亡数字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一切。今天，如果一场战斗造成了百分之十的伤亡，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斗。在好几次战役中，他们的伤亡是百分之三十，一仗接一仗，你看看。　　然而，那场内战造就了我们这个国家。战前，人们只是从理性上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但是，等战争结束，双方都知道，他们拥有一个国家。他们都曾去过那些地方。他们曾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们实实在在地见过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拥有一个国家。他们知道了为维护这个国家的统一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他们死去的战友付出的代价。这场内战做到了这一点。内战使他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现实。　　内战之前，人们说，“合众国是……”（The United States are复数）从语法上讲，这种说法的基调是这个国家是由一些相互独立的州聚合起来的。内战过后，人们总说“合众国是……”（The United States is单数），就是我们今天的说法，说起来很自然，一点儿也用不着去想。这一点便集中概括了内战所取得的成果。内战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单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