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乔弗里·瓦德（Geoffrey Ward）主笔，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 1864年4月12日清晨4时30分，彼埃尔·格斯塔·都坦特·贝鲁加（Pierre Gustave Toutant Beauregard）将军向手下的南方邦联的炮手们下令：向桑姆特（Sumter）堡开火。那时分，桑姆特城堡只是查尔斯顿（Charleston）湾区外的一个隐隐绰绰的黑影。经过三十四小时的炮击，城堡上升起一面白旗，炮轰就此结束。这场战斗的唯一损失是邦联的一匹马。这场没有流血的战斗揭开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血腥的战争的序幕。 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第一仗所引发的战争震动美国的程度。从建国伊始到战前的那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就像布鲁斯·凯顿（Bruce Catton）所形容的那样：“小得能装进一个人的脑子里和心里，一个年轻人概念中的‘祖国’只不过是他从自己的卧室的窗口能看到的那块地。”然而，内战之前的大部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而战后美国大部分的发展也都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在战争爆发前，人们完全无法想象这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能确定美国内涵和塑造美国性格的事件——其意义之重大、深远，以至于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如果这场战争没有发生，我们后来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南军于阿波麦脱克斯（Appomattox）签订投降协议后不久，曾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联邦医院工作过的、来自布鲁克林的记者兼诗人瓦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凭着自己对战争的观察告诫后人：“将来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分裂战争中烈焰燃烧的地狱和阴森可怕的景象，以及无数的小场面和内幕；他们还是不知道为好。战争的真实情况是永远不会被写进书里的。” 后来的作家和史学家并没有由于惠特曼的劝诫而却步。在内战结束后的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关内战的书籍多达五万多本，其中有无数的私人日记、军团历史、传记和军事记录、图文集、社会学分析、对战争的起因及其后果的论著、内战时期人口成份统计数据、农作物收成报告，甚至气候情况；还有地图集、书信集、命令集、评书集、哲学小册子、成册成册的纪实作品、小说、诗歌和音乐。每年都会有数十本新书出版，再一次重温当年的战事，给那些已是久远的历史遗痕、艰难岁月和一言难尽的桩桩件件再作一次注释和排列组合——我们仍然在寻找那个完美的最终定论。 然而，直到今天，惠特曼的话仍然具有意义。“战争的真实情况”还留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之外的地方，它们在那里向我们质询：美国人为什么会自相残杀？怎么会爆发那场战争的？那些参战的、阵亡的、行军作战的、唱歌的、给家写信的、溃逃的、开小差的、死去的、参与救护的、恸哭失声的、被保护的和被击败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置身于那场战争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场战争对美国和美国的民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那场将黑奴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后世的人们老是用不见血的英雄传奇阻挡观察战争的视线，让人们难以看清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有这场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将四百万黑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联邦取胜的意义何在？联邦的含义何在？为什么时至今天，这个充满人间悲苦、惨祸、英勇无畏和死亡的故事仍然对我们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有些历史事件会在某个文化中根深蒂固地扎下根，永远被世人津津乐道。这些事件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传奇和精神柱石的核心。内战正是这样一种历史事件。正如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所述：“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内战是我们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件。事实上，将其称之为美国历史也不为过。在内战之前，从最根本、最内在的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历史。”或者像著有三册内战历史纪实经典巨作的作者肖比·富特（Shelby Foote）最近在我们拍摄纪录片采访他时说过的一段话： 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理解，必须建立在，我强调一下，真正建立在对内战的理解之上。我对此坚信不疑。内战确定了我们的所有属性。（在确定我们的属性方面）美国革命起过作用，我们介入过的、始于一次大战的那些欧洲战争，也曾起过作用。但是，是内战确定了我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为我们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指出了方向，这其中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假如你想理解二十世纪的美国性格，你就有必要去了解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这场空前浩劫。这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十字路口：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所有人间悲苦和巨大的悲剧。 我们像许多人那样，都被那个十字路口所吸引：都被带回到那些曾经历那场战争的人们留下的话语和画面，带回到那些疑问和传奇的泥沼之中，带回到确定我们属性的那场为期四年的生死搏斗中出现的残暴和英勇。 我们于1985年至1990年之间为“公共广播系统”制作了一部有关内战的十小时连续纪录影片，本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和成书的。我们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影片的制作：安排、研究、写稿、拍摄、剪辑、重新写稿、重新拍摄、重新研究、重新剪辑——整个过程比内战本身的时间还稍长一些。其中，二十四个专家学者、五个编辑、四个研究人员、无数的图书馆馆员和馆藏员、两名直升机飞行员，还有其他许多人为我们制作这部影片提供了帮助。我们相信，这个创作阵容之全面，在有关内战的影片制作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我们这些专搞历史影片的制片人来说，这部影片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具挑战性、难度最大、最吸引人、也是最具神秘色彩的项目。整个制片过程和所有这一类项目一样，具有一种巨大的转化心灵的能力。 尽管历史题材的纪录影片或类似本书的书籍的目的与历史学家的著作的许多目的和精神是一致的，但两者之间还是不尽相同。历史学家喜欢谈论我们的历史及其宏观意义，而纪录片制片人则乐于记录和表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过去的确是有历史可考的。我们能让观众看到，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这种模样和打扮，说起话来都是这种腔调，对某些事情的感觉是如此等等。由于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善于用视觉和语言的手段将历史搬到今天，所以往往比正宗的历史研究更直接、更具感情色彩。 1861年陷入内战的美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在前线作战的战士到留守在家中的百姓都为后人留下了一整套反映当时情形的见闻和感受，其内容之丰富和感人，令人惊叹。在一些出色的学者和顾问的帮助下，我们从那些当年亲眼目睹那场战争的人们留下的大量记录中，整理出一大套摘录，并将其与我们手头的一大套历史影像配合使用，其中充满了对当时情形的描述、反思、见解，其中有路见不平时发出的呐喊、玩世不恭的调侃，也有伤感之情、欢笑和凯旋。 我们在影片和本书中尽了最大的努力描述那场战争。整个故事是通过那些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男女老少的讲述展开的。其中不只包括像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亚伯拉罕·林肯那些显赫人物，也包括来自南卡罗莱那州坚持写内战日记的玛丽·切斯那特（Mary Chestnut）、来自纽约的律师乔治·坦普顿·斯强（George Templeton Strong）、来自罗德岛州派吐克斯特（Pawtuxet）的列兵依莱沙·亨特·罗德兹、从密苏里州格莱斯够（Glasgow）逃亡出来的黑奴斯鲍斯伍德·赖斯——还有哈莱斯·格利利、克莱拉·巴顿、芮斯尼尔·豪松和朱丽叶·伍德·豪；然后，在影片结尾处，还有来自美国社会各阶层的、被那场战争影响、破坏和永久地改变了人生道路的数百人的声音。 我们的意图一直是把握住内战的全过程，将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包含在我们的作品之中，将重要的历史活剧和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一同展现给读者。由于某种原因，“石墙将军”杰克逊那个在激战中始终吮吸柠檬的怪癖，为他一八六二年在仙伦朵尔谷地（Shenandoah Valley）取得的军事大捷所具有的那种令人胆战的神秘更添加了一份神秘的色彩。一张当时的照片，为我们展现了民众细读伤亡名单的情景：他们从中发现哪家的儿子、兄弟和父亲能够重返家园，哪家的男人已一去不返，那种情形足以体现当年席卷全国的那种悲哀和担惊受怕的情绪——虽然这样的情景在当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从未真正被当作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我们想听到林肯的声音。我们想知道尸体防腐处理台是什么样子。我们想看看高空侦察气球的模样、士兵的发型，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张伯斯堡（Chambersburg）被邦联叛军纵火焚毁后的景象，以及士兵们是怎样操练、用餐、作战、忍受痛苦和死去的。 1861年夏天，威尔曼·麦克林真的受够了。两支庞大的军队正在向他的农庄汇集。内战的第一个战役——公牛道战役（或按南方邦联的说法，曼那萨斯战役）即将在这个年迈的弗吉尼亚农夫的农庄展开。激战中，北军的炮弹击中了他夏天使用的厨房。于是，麦克林举家搬出位于里士满西南很远处的曼那萨斯。他希望这次搬迁能就此躲过战祸，一家人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边上的名叫阿波麦脱克斯场院的小镇上住了下来。谁能料到，三年后，李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向格兰特投的降。所以，威尔曼·麦克林可以这样夸口：内战在我家的前院打响，在我家的前院结束。 内战的大小战场共有一万多处，从新墨西哥州的维弗地（Valverde）到田纳西州的突拉哈马（Tullahoma），从佛蒙特州的圣·艾班斯（ St. Albans）到佛罗里达州海岸边的菲南第那（Fernandina）。参战的美国人达三百多万之众，其中六十万人阵亡，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内战期间，美国人的家园变成了军事指挥部，美国的教堂和学校成了照顾濒死将士的避难所。庞大的、四处搜集粮草的军队横扫美国的农庄，焚毁美国的城镇。美国人就在这里，在美国本土，在他们自己的玉米地和桃园里，沿着那些耳熟能详的道路，在那些带有美国名字的江湖之畔大规模地互相残杀。 在田纳西河畔的谢楼展开的两天的激战中，阵亡的将士超过了在那之前所有美国战争中阵亡人数的总数。在冷港，短短二十分钟之内，七千美国男儿命归黄泉。许多从未离家二十英里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成为一支浩荡大军中的一员，在离家数百英里的地方投身于那些史诗般的鏖战之中。他们知道他们在撰写历史，这场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历险。 内战有许多别名：“州际大战”、“抗击北方入侵”、“第二次美国革命”、“徒劳之战”、“叛乱”、“手足之争”和“最近的不和”。瓦特·惠特曼称其为“试图分裂的战争”。邦联叛军将领约瑟夫·强斯顿（Joseph Johnston）称其为“抗击北州之战”。但不管怎么称呼，这场战争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目睹了奴隶制的灭亡和南方种植园世袭贵族阶层的衰败。它是新旧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分水岭，是大工业、大企业和大政府时代的开端。这是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代价最沉重的一场战争，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最大，给国民造成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也最大。这是整个国家所经历的最可怕、最有必要、最令人揪心、最互相仇视、最用心险恶，也是最具英雄主义的一场冲突。 我们不可避免地从这些宏观角度去观察这场战争。于是，我们就容易忽视那些熬过那场噩梦和被那场噩梦改变了人生的那些活生生的普通民众。十八万五千名美国黑人为解放他们的同族浴血奋战。来自北方缅因州的鹿岛（Deer Isle）的渔民和店员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杖市（BatonRouge）和弗杰尼亚州的福莱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那些异乡客地英勇战斗，痛苦地死去。在南方，很少有人家没有失去一个儿子、兄弟或父亲的。 这场战争和所有内战一样，也具有许多令人痛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罗伯特·E·李是在谢绝担任联邦全军统帅之后才成为邦联叛军的传奇人物的。林肯的四个内弟从军邦联，其中一个阵亡。弗杰尼亚的一个小镇温切斯特（Winchester）在整个内战过程中易手七十二次。密苏里州有三十九个团的子弟参加维克斯堡（Vicksburg）包围战：其中十七个团为邦联效力，另外二十二个团则效忠联邦。 能将这些讽刺意味、互相敌对和分歧的含义表达得比罗伯特·潘·沃伦更精辟的人不多： 我可以这样说，一场内战是所有战争的原型，因为敌对的双方是对敌方既恨又爱、积怨已久、但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胞骨肉。在一场内战中——尤其是像这次内战，当整个国家都具有共同的坚定而又意义重大的信仰时，交战双方就不只是被历史随意地放在一个战争舞台上的不同群体——人们在冲突中的所有自我分裂变成了一面面反映国家不幸遭遇的镜子，而整个国家的自我分裂也成了一面大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每个人能看到他自身具有的那种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只是个人政治倾向的矛盾，同时还是更深刻的个人内部的冲突的体现。 1861年和1865年之间，美国人同室操戈，生灵涂炭，其结果，是将美国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想象这种空前浩劫会发生在自己家园的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各州主权之间的尖锐冲突引发了那场内战，而在内战结束时，这场冲突已经演变成在美国国土上展开的一场有关自由含义的殊死搏斗。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曾说过：这场内战事关“自由的新生”。当他说此话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肯·伯恩斯 瑞克·伯恩斯 写于新罕布什尔州，瓦坡（Walpole）第一章 1861年，同室操戈 ☆流星 1837年11月7日的月朗风清之夜，两百来人将坐落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的伊利诺伊州的艾通（Alton）的一座砖制仓库围得严严实实，其中的一些人还带着火把。这座楼是一家名为《观察家》的周报的报社。该报的主编伊利阿·P.乐乔（Elijah P. Lovejoy）主教因为猛烈抨击奴隶制，最近刚被人从河对岸的圣·路易斯赶了出来。暴徒们曾三次夺取他的印刷机，并将其扔入密西西比河，此时，乐乔和一小群支持者已下定决心，决不让过去的事在这里重演。 人群吼着要主编投降。他们投掷的石块敲碎了楼上的玻璃窗。拥挤的人群中有些人还在挥动枪支。乐乔也有一支枪。不知是他，还是他的盟友从窗口向下面的人群开了火。人群中有一人应声倒下，此人的朋友们将他举过头顶，传送到安全的地方。但为时已晚：此人因伤势过重死去，众人高喊着报仇雪恨，冲向仓库。 有个人手持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沿着梯子向房顶爬了上去。主编冲下楼去，手中持有一枝手抢，猛力推开门，喝令此人下来。人群中有人向乐乔开了五枪。 乐乔被害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一个白人竟然在一场有关黑人奴隶制的争论中被杀害了，而且当时那场争论好像正在威胁每一个美国人表达意愿的权利。在马塞诸塞州，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Adams）闻讯，“就像经历了一场强烈地震，大为震惊。”在北方各地，人们纷纷参加各种抗议集会，一个废奴派写道：“过去，有许多国民认为奴隶制与他们无关，现在，他们终于发现自己错了。”在俄亥俄州的哈德逊的众礼会教堂里的一个传教士对聚集在那里的信众说：“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不再是‘我们能不能给奴隶以自由？’而是‘我们这些人自己究竟还是不是自由人，还是已经沦为暴众私法统治下的奴隶？”，在教堂的后面，一个长相奇特、瘦骨嶙峋的人站了起来，举起右手说：“这里，站在上帝面前，当着这些证人的面，我起誓，将我的一生献给铲除奴隶制的事业。”此人便是约翰·布朗。 二十一年之后，1859年10月16日，星期天的晚上，正是这个约翰·布朗，带领了一支由五个黑人和十三个白人组成的小队人马，潜入弗吉尼亚的一个叫哈帕斯渡口（Harpers Ferry）的小村子。此时的他，已是一个满面胡须的人，从长相上看，像是《圣经·旧约》里的哪个先知。他还随队带了一辆装有两百支步枪、两百支手枪和一千杆梭镖的马车，这些都是准备用来武装奋起造反的奴隶们的武器。他坚信，只要战斗一打响，奴隶们就一定会来投奔他。一旦奴隶参加他的队伍，他就带领他们沿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南下，去摧毁整个奴隶制。他说：“我希望能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进军，尽管这像是山桑（Samson）取得的最后那场胜利。”［1］（译者注：指与敌人同归于尽。） 早年的布朗曾亲眼目睹一个白人用铁铲痛打一个奴隶男孩的情景，从此，他对奴隶制产生了极度的仇视，但是，此人除了这个贯穿始终的深仇大恨之外，在其他所有事情上则都无定规。他在管教自己的二十个孩子时，连撒个小谎和做家务太慢之类的小毛病都要重打一番。他在生意场上没有能耐，在他住过的六个州里曾先后破产二十余次，拖欠债务更是家常便饭。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和四个儿子曾偷偷摸到肯萨斯领地的波特瓦托米溪（Pottawatomie Creek）的一些木屋附近，将五个支持奴隶制的男人和男孩叫了出来，然后以“击败恶魔撒旦和他的走狗”为名，用大砍刀将他们尽数斩杀。 在《圣经》中，布朗最喜欢的一段话来自《希伯来书》9:22-“不流血就无法洗刷原罪”，他那种为事业甘洒热血的勇气，在一小群没有勇气与自己痛恨的社会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北方废奴派中赢得了暗中的狂热支持。这些人中有来自波士顿的唯一神教派牧师托马斯·温握·赫金森博士、反抗土耳其的前希腊老兵、盲人教育家山缪·格雷利·豪教授和以前曾是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当布朗邀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参加这次突袭时，他拒绝参与，认为那是自杀行为。事后，他经常为这个决定自责。他对布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为争取自由事业所表现的热情远远高于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是一星烛火，他的热情则是中天之日。我可以为奴隶解放而生，约翰·布朗则能为奴隶的自由而死。”在哈帕斯渡口，布朗和他手下的人悄悄地占领了联邦政府的军火库和机房，并抓了一些人质，其中一人是乔治·华盛顿的重侄孙，他被迫交出一柄当年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赠予华盛顿将军的佩剑。布朗将其挂在腰间。 从那以后，布朗就再没碰上一件顺心事。他手下的人杀的第一个人居然是一个自由黑人-小镇上的包裹总管。结果，奴隶没有起义，反倒把小镇的居民给激怒了，他们将机房包围了起来，然后将守卫那里的人一个一个地干掉。布朗手下的人中第一个被杀的是丹杰弗尔德·纽比，此人原来是奴隶，他加入布朗的队伍时，原本希望能将妻小从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里解救出来。人群中有人将他的耳朵割了下来留作纪念。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时，布朗手下又有九人丧命，其中两个是他自己的儿子。 星期二早晨，九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华盛顿赶到，领头的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E.李中校，当联邦求援急报送到首都时，这个骑兵军官正在休假；他连军装都没来得及穿，便火速赶来了。 李手下的人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机房。布朗本人被军官的佩剑砍伤，然后被转交给弗吉尼亚州，以叛国罪受审。由于伤势太重，无法站立，他是躺在法庭的地板上受审的。威廉·丁·哈维尔（William Dean Howells）曾有感而发：“虎落平阳……身在囚笼仍是虎。”布朗犯下的罪是无法否认的。里士满《辉格报》评论说“这个落魄的老叛国贼和杀人犯应该上绞架”。对他的审判只能有一个结论。布朗向妻子承认：“说句大实话，我这次的确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我只要在绞架上坚持几分钟，就能把这次惨败中失去的东西挽救回来；我一定要让一次挫折产生出最大的效果。”布朗说得不错：贺曼·梅维尔（Herman Melville）曾称他为“战争的流星”。亨利·瓦兹握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在布朗受刑当天的早晨，就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将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是一场新的大革命的开端-这场新的革命就像上一场大革命一样有必要。”亨利·戴维·沙里（Henry David Thoreau）将布朗的绞刑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两个事件看成是“一根长链的两端。他已不再是那个苍老的布朗；他已成了一个传播光明的天使”本来，南方人也许认为只有那些坚定和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人才会产生上述感受，但是，当时布朗的勇气在那些普普通通、反奴隶制倾向并不明显的北方民众中得到广泛崇拜，这一现象是令人震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足以证明当时反奴隶制的情绪在北方思维中的根基之深。 大多数的北方人对布朗采取武装袭击的作法表示反对，所以对他的献身精神和勇气的赞许有所克制。一份宗教周刊《独立派》指出：袭击哈帕斯渡口是不理智的举动，“但是〔布朗］表现出来的动机是崇高和神圣的。”但是，南方人却看不到北方人对这一事件所持的区别对待的双重态度，一开始，他们只是被袭击事件所震惊，现在，他们所看到的是，似乎有如此众多的北方同胞对一个执意在奴隶中煽动反抗情绪的宗教狂持有同情态度，这使得他们恐惧万分。查尔斯顿的《镜报》指出：“我们不能再这样妥协下去了，”就连“最倾向于维持联邦统一的那些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南方若要留在联邦，将永远不得安宁。”一个来自北卡罗莱那州的富人写道：“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联邦支持者，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北方对哈帕斯渡口惨案的赞许……动摇了我对联邦的忠诚……我愿意冒险接受一切由于联邦解体所引起的灾祸，不再向无礼的北方称臣。”有一千五百名军人在布朗受刑的查尔斯镇（Charles Town）执行警戒任务，其中有一支来自弗吉尼亚军官学校的士官生队，他们的首领是托马斯·J.杰克逊（Thomas J. Jackson），他是个性情古怪的战术教官，士官生在背后都管他叫“糊涂汤姆”。另外还有一个“里士满灰衫队”的列兵、年轻的演员约翰·维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他痛恨废奴运动，但不得不承认“布朗是个勇敢的老人……一个被神感召的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结果，这个勇敢的老人在绞架上没说一句话，令所有人大失所望。但是，他在交给一个看守的一张纸条上写道： 我，约翰·布朗认准了：只有鲜血才能洗刷掉这片罪恶土地上的所有罪孽。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片平和的土地上似乎没有多大的罪孽。大多数的美国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耕种的是同一片土地，信奉的是同一个新教的上帝。他们都为自己能从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大英帝国手中挣脱出来、赢得独立，然后在荒原上开创出一个生机勃勃、发展迅猛的新国家而自豪。最值得他们夸耀的是他们自己创建的、在七十一年中为他们实行自治政府提供保障的共和体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这些政治体制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所仰慕。 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很少有人会对最近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史蒂文·R.麦劳利（Stephen R. Mallory）所说的一句话提出异议：“让这个国家的生活停止下来就像不让一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雄鹰直冲云霄那样不可能。”然而，不到一年，麦劳利本人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和那个国家为敌的新政府里的海军部长。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有关的答案堪称众说纷纭，有时多得就好像没有两个人是为了完全一样的理由去兵戎相见：经济是部分原因；政治、文化和地域权限等问题也是部分原因。一个南方妇人解释道：“我们之间的隔阂是由于性情不合造成的，我们已经离异……因为我们之间无法相容……”。 但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能比奴隶制更能造成南北之间的对立和分歧的了。杂文作家约翰·杰·切普曼（John Jay Chapman）曾写道：“在我国建国之初，奴隶制时时刻刻都是一条沉睡的毒蛇，它当年就盘在制宪大会的审议台上。由于轧棉机的发明，它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州购地时就苏醒了一大半……从那时起，尽管人们嘴上不明说，奴隶制其实一直是人人心知肚明的隐患。”1619年，在“五月花号”登陆普利茅斯的前一年，一艘荷兰的三帆快速战舰在弗吉尼亚的杰姆斯城的港口外停泊，将随船带来的二十个非洲黑人卖给那里的英国殖民者。很快，殖民地里出现了数十万奴隶，其中一些在北方，但大多数在南方，他们在那里种植烟草、蓝草和水稻。 1775年开始的美国革命，是被“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激发起来的，然而，十三个殖民地都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到了1787年召开制宪大会时，北方已有五个州废除了奴隶制，但是，那年夏天，在独立大厅里的五十五个制宪大会代表当中，就有十五人拥有奴隶，至少还有十五人从南方的那个“奇特的制度”中谋取私利。在会上，没有代表费神建议废除奴隶制；宾夕法尼亚州反奴隶制协会向年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呈交一份议案，呼吁他提议废除奴隶制，他为了不惹恼他的同僚，将议案塞进口袋，没有上交大会讨论。大会上也没有任何代表反对要求民众将逃亡的奴隶归还原主的法律条款。康涅狄克州的代表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认为制定这样的法令和将偷一匹马的行为定为犯罪的法令一样合情合理。 然而，在有关州与州之间的商务关系、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怎样决定各州国会席位数这些表面上与奴隶制不相干的讨论中，奴隶制所具有的那种自相矛盾会在不知不觉中掺杂进来。在国会席位数的划分上，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甚至将南北方的角色逆转了，来自不将奴隶人口作为决定国会席位依据的北方诸州的议员们认为，奴隶仅仅是私人财产，不配作为正常人口计算；而南方诸州则认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奴隶都是人，所以，他们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算在人口之内。（译者注：美国众议院的席位数根据各州的人口而定。人口越多的州，在众议院的席位越多。）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每个奴隶被折算成五分之三个人。这个妥协是第一个为了避免各派别公开对抗所作的妥协，后来所作的一大串的妥协就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 “没有什么比这些人获得自由更顺理成章的事了。”托马斯·杰弗逊曾就奴隶的问题说过这样一句话，而且在他和许多同时代的人看来，即使在南方，奴隶制似乎也已日薄西山。在那里，几乎所有由奴隶耕种的肥沃的烟草地，已经由于地力耗尽变得贫瘠。1808年，在第一届国会上，来自南方和北方的议员们就一起立法禁止国际的奴隶交易。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开国先贤们安排的方向发展。就在那一年，美国国内的奴隶交易空前火爆。南方奴隶制的救星，居然是一个头脑精明、善于发明的北方佬。1792年，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依莱·惠特尼（EliWhitney）一路南行，来到佐治亚州的萨瓦那（Savannah），打算在那里找个家庭教师的工作。结果，他没有接那份差事。但在路上，他与独立战争的将领芮萨尼尔·格林（Nathaniel Greene）的遗孀见了一面。当时，她和其他的种植园主的产业都很不景气，其原因是缺乏一种既快又省钱的办法给棉花去籽。在南部的广大区域里，适宜高原生长环境的短梗棉花长得非常旺盛。惠特尼后来回忆道：“当时在格林太太家里，还有几位声名非常显赫的先生，他们都认为，假如有人能发明一种机器……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发明者来说，都将是件了不得的事。”十天之后，惠特尼找到了答案-一架轧棉机，这是一台原理简单的机器，利用带齿的滚筒将棉花纤维拉过一面金属细网，将棉籽留在网的另一面。过去，一个奴隶，不管怎么逼，干十小时，只能拉出一磅无籽棉，而一台改进过的惠特尼轧棉机，一天就能拉出三百到一千磅无籽棉。在那以后的两年里，美国产棉各州向拥有新型的棉纱机和机械化织布机的英国出口了一百六十万磅棉花，是1792年全年出口量的十二倍。到了1850年，棉花出口量超过一百万吨。 到1860年，内战爆发前夜，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属于另一个人。四百万男女老幼都是奴隶。其中的三百万以上在最南方的农田里干活，南卡罗莱那州的参议员杰姆斯·亨利·哈曼德（James Henry Hammond）说过：在那里，“棉花是上帝，凡是非洲人必定是奴隶，否则，用不了多久，就全完了。”依莱·惠特尼在将大部分的南方紧紧地绑在奴隶制这辆战车上之后，为北方的转化作出了贡献，他没有从他发明的轧棉机里赚到什么钱-还没等他完成设计，他的设计就被人四处复制-但他凭着自己在纽黑文外的一家枪械厂发了大财。他是最早采用统一规格的零部件的企业家之一，这个系统在美国的制造业中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强化了北方的工业，其势迅猛，不可阻挡。 在南方人经营自己的土地的同时，北方在不断地强盛起来。1800年，全国五百万人中有一半住在南方。到了1850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那里。全美九个最大的城市中，只有新奥尔良在南方。同时，美国制造的产品中，只有十分之一来自南方的作坊和工厂。1852年，仅纽约市就有一百家造钢琴的作坊。1846年，新奥尔良连一家出版商都没有，就连该城的城市导游书都是在纽约的曼哈顿印的。 北方人发明了蒸汽机船、快速帆船、钢犁、电报、收割机、铅笔、擦划火柴、别针、打字机、草帽和橡皮球。 一个来自法国的访问者说：“日复一日，北方变得越来越富，人口也越发稠密。而南方则停滞不前，益发贫困……这种越来越太的差距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平衡受到的剧烈冲击。原来占上风的州渐趋劣势，默默无名的荒原成了联邦里的新州……随着人口的迁移，财富也换了门庭。这些变化不可能不伤及那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不煽起人们冲动的情绪。”为了平息这些冲动情绪。1820年，国会对密苏里提出的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的请求作了让步，但同时又小心地在其余的“路易斯安那购地”的领地上画线立界，并在界线以北禁止实行奴隶制，满心希望能建立一条将自由和奴役永久隔开的界线。结果，那项合约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但是，奴隶制的问题是无法永远妥协下去的。年迈的杰菲逊曾写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约翰·昆士·亚当斯（John QuincyAdam）总统所见略同：“我一直习以为常的感觉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篇序言-一部巨大的悲剧的一页标题而已。”1829年，波士顿的一家二手衣店的自由黑人业主戴维·沃克（DavidWalker）出版了一份煽动性很强的小册子“申诉”，号召奴隶们起来造主人的反： 美国的民众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我要正告你们：我们必须，也必将获得自由。我正告你们：尽管这是你们不情愿的事。为了敛财，为了造福子孙，你们也许会竭尽所能将我们永远禁锢在苦难的境地之中；但是，上帝迟早会将我们从你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假如我们被迫为获取自由而动武，你们将会大祸临头！ 萨瓦那的市长要求波士顿市长逮捕沃克，并将这本小册子定为非法出版物。在佐治亚州，教奴隶认字本身就属犯法行为。波士顿市长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 1831年，威廉·劳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波士顿创立了一份猛烈抨击奴隶制的报纸《解放者报》。加里森这个人很容易被各种思潮影响，他对颅相学、透视心理学和唯心主义灵学的热衷不亚于他对和平主义、禁酒节欲和女权运动的热情。但是，令他无法摆脱的是对奴隶悲惨遭遇的同情： 我很明白许多人反对我使用的严厉措辞；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使用这样的严厉措辞吗？我会像严酷的事实那样严酷，像毫不含糊的公理那样毫不含糊。在这个话题上，我不想约束我的思想、言论或写作……我是真心诚意的-我不会模棱两可-我不会寻找借口-我不会后退半步-世界最终会听到我的呐喊。 坚信奴隶制不仅是罪恶的制度，而且联邦政府必须着手将其废除的废奴派，一向是人口中的少数，但是，加里森很快便成了他们最坚定不移的代言人。《解放者报》的订阅者从未超过三千人，从未创过盈利。该报由加里森自写、自印和自己邮寄，只有一个助手，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靠吃水果和他办公室楼下的面包铺里的隔夜蛋糕度日。但是，世界真的听到了他的呐喊，他写的报道被南北各地的其他报纸广泛引用，他的旗帜很鲜明：奴隶制是人类的原罪，除非立刻和无条件地废除这个制度，任何妥协性的中间道路都是对恶魔的默许。他说：“南方种植园主的营生可以这样来概括：毫无节制的贪欲、肮脏污秽、骄横吹嘘、傲慢的压迫者、色厉内荏的恶棍、人欲横流、无与伦比的傲慢无礼、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前所未有的压迫统治、比野蛮人更甚的狂暴凶残。”加里森在白人和黑人中有一支势力不大、但在不断增强的同盟军。温代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的崇拜者称他为“敢冒天下之大不题的云游爵士”。他对自己的理想坚定至极，由于食糖和棉布是奴隶生产出来的产品，所以被他拒之于门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一个黑女奴和一个白人的孩子，他曾两次从主人手中脱逃。他喜欢对他的听众说：“我今晚是以小偷和强盗的身份来到你们面前的，我将这颗脑袋、四肢和躯体从主人那里偷了出来，然后带着它们，逃到了这里。”道格拉斯后来成了一个出色的反奴演说家，有人怀疑他过去根本不是奴隶。他撰写了一部自传，一部分是为了证明那些人的谬误，然后用一个英国崇拜者赠给他的六百美元赎买了自己的自由，然后重返反奴斗争的前沿，创办了他自己的期刊《北极星》。 加里森创办报纸的同一年，乃特·特纳（Nat Turner）在弗吉尼亚州发动奴隶起义，杀死五十七个白人，南方大部分地区陷入恐慌。南方人指责北方人鼓动奴隶造反，拒不承认奴隶们可能自发地奋起反抗。特纳和他的追随者被围捕，有些人当场被杀，其余的人在审判后被处决。南卡罗莱那州立法院悬赏五千美元将加里森逮捕归案。 这样一来，南方原先主张迟早必须废除奴隶制的那些舆论沉默了下来；而那些原来捍卫奴隶制的人一时士气大振。来自南卡罗莱那州的参议员约翰·C.卡洪（John C. Calhourn）曾断言：“我坚信，基于目前人类文明的状况，在实行奴隶制的州内的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恶性的，而且是良性的-完全良性的。”此时，有关奴隶制的不同观点已成为美国公众关于言论自由的永无休止的争论的焦点。禁止教授奴隶认字的法律越来越严。在乔治镇（Georgetown）和哥伦比亚特区，邮局禁止订阅《解放者报》的自由黑人到邮局取报，惩罚违反者的手段之一是二十五下皮鞭。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2］向国会提议禁止将反奴宣传品邮寄到南方。国会制定了自限言论的条例，禁止议会成员在议会会堂谈论奴隶制。在波士顿，一群人差一点将加里森吊死，在费城的一个离独立堂不远的地方，另一群暴徒将一座废奴派新建的、奉献给言论自由原则的会堂一把火烧了。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艾弗莱特（Edward Everett）说：“所有人说话都必须小心，那些激惹奴隶主的言论，除了让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奴隶之外，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是，争论没有因此终结。 1846年，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春田市（ Springfield）的年轻的辉格党人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众议员。在他看来，至少对白人来说，“独立宣言”应该是完全按字面理解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凭借自己的天赋能力上升到应得的地位，就像他本人的经历那样。他也反对奴隶制；他说，如果奴隶制不是罪恶，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罪恶可言。每当他听到某人为奴隶制辩护，他就很想让此人亲身体验一下奴隶的生活。但是，由于宪法没有授权国会干预制宪时已经实行奴隶制的州里的事务，所以他认为那些为废除奴隶制所作的鼓动不仅会无功而返，反而会引起南方民众的过激情绪，使得南方更加顽固地维持奴隶制。他相信，只要北方诸州禁止实行奴隶制，加上国会在1820年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的西部新领地里禁止实行奴隶制，只要靠耐心等待，便能最终消除奴隶制的罪恶，奴隶制度将以“自然死亡”告终。他曾说，奴隶制虽然令人头疼，但只是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次要问题”。 同年，美国与墨西哥交战。等到战争结束，来自田纳西州的杰姆斯· K.浦克（James K. Polk）总统在两名南方出生的将领温弗尔德·斯戈特（Winfield Scott）和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的帮助下，凭借一支三分之二的战士来自南方的军队，为他的祖国赢得了一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新疆域，其中近一半位于1820年划定的界线以南。 当时，南方在众议院里已经是少数，在那里，迅速增长的北方人口早已淹没了他们的众议员的声音，在参议院，南方还能与北方抗衡［3］。此时，他们将把奴隶制扩张到广大的西部荒原的方案看成是让奴隶制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除非那些从西部原野上划出的新州也允许实行奴隶制，否则，势单力薄的南方就只能听任那些只想从奴隶制中谋利的北方参议员摆布了。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曾质问他那些来自北方的同僚：“自由领地党的先生们，你们提的是些什么样的议案呀？你们难道是在为改善奴隶的境遇而提议吗？根本不是……你们嘴上说，你们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奴隶们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吗？根本不能。你们所考虑的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你们可能趁限制奴隶制领地之机欺诈我们……使你们可能在合众国国会中取得多数派地位，从而将联邦政府变成一架增强北方权势的机器……你们的意图是通过一套不公正的立法程序来促进合众国的工业，让南方的民众为此付出代价。”在支持加里森的人中，只有最激进的一些人坚信国会具有在各州禁止奴隶制的权威。但对于许多北方人来说，这些广袤的西部新领地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旗帜应该将南方的那个“奇特的制度”强加在这些用来自全美各地的人们的生命换来的新领地之上。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写道：“我国疆域之广袤，令人深深地担忧，一个政府究竟能否与整个国家合拍同步？”奴隶制的问题似乎成了所有争论的焦点。密苏里州的第一个参议员托马斯·哈特·班腾（Thomas HartBenton）是“神赐使命”论（Manifest Destiny）的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他曾将这种令人愤恼、无所不在的争论焦点比作《圣经·旧约》里描述的青蛙灾害：“你无法看台面上，因为那里有青蛙，你无法在筵席中坐下，因为那里有青蛙，你无法去揭开新娘的盖头，因为那里也有青蛙！”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南方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南方将会退出联邦的可能性。退出联邦的想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建国之初，时不时地，某个权利受到侵犯的州的代言人就会跳出来，威胁说该州宁愿退出联邦，也不愿和他们认定背叛了开国先贤制定的原则的那些州在一个联邦里厮混。 他们的论点有一种蛊惑人心的严密性。分裂主义者声称：各自都具有主权的各州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创建了联邦政府，都自愿赋予联邦中央政府以全权。所以，假如任何州或地区认为受到了它帮助建立的联邦政府的伤害，它完全有权退出联邦，而用不着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使用联邦的军队阻止一个州退出联邦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恐吓”行为，因为用这支军队镇压那些最初将这支军队交给中央政府的那些人应该算是出师无名。 分离主义从来就不只是南方独有的思潮-事实上，最初的分离主义者倒是那些怨气冲天的新英格兰诸州，由于1812年战争对它们的经济的破坏，它们曾以退出联邦作为威胁，拒绝参与那场战争。但是，分离主义情绪最高涨的地区仍要数南方。 联邦派反驳论点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民众-而不是最初的十三个州-结成了联邦，因此，只有全体民众才能解散联邦。同时，属于联邦的不同群体不允许无视代表全体民众的国会制定生效的法规，或者随意退出联邦。1832年，南卡罗莱那州坚称有权废除该州未核准的联邦关税，出生于南方的杰克逊总统曾威胁向该州出兵，他所依据的正是上述观点。假如少数派可以推翻多数派的意愿，世上就没有哪个民主共和政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杰克逊警告南卡罗莱那州的民众：“我们将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联邦。那些告诉你们不遵法纪也可以平安无事的人们是在哄骗你们。他们的目的是分裂联邦。用武力分裂联邦是叛国行为。你们真想犯叛国罪吗？”当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们中间最顽固的那些人从未摈弃过这个分离主义信条。近三十年之后，另一个总统在宣读就职演说之前，将重温杰克逊的这段话。 1850年，一个经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雷（Henry Clay）从中斡旋产生的新的妥协，将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接纳入联邦。与此同时，“逃亡奴隶法”也得到加强；从那时起，联邦警员被责成协助逮捕逃亡奴隶，凡是协助奴隶逃亡的普通公民将遭受罚金两千美元和监禁六个月的惩罚。 支持这项妥协安排的马塞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对于那些比他反奴立场更为坚定的人们来说，美国政府本身似乎站到了敌方。当时已卸任的众议员林肯说：“坦白地说，我不愿看到那些可怜的生灵被围捕……但是，我紧咬嘴唇，没有吱声。”其他的人没有沉默。来自俄亥俄州的废奴派众议员乔希瓦·吉丁（Joshua Giddings）宣布：“就是总统让我们这片自由的土地血流成河，他也永远无法让我们去遵守那条法令。”在芝加哥，市参议会通过决议，宣布“逃亡奴隶法”违背宪法精神，同时也违反了上帝的法则。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Oberlin）学院，学生们将囚禁在附近的韦林顿（Wellington）的一个逃奴从狱中释放。在波士顿，为了将逃亡的奴隶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Burns）遣送给主人，政府动用了联邦军队和十万美元的费用。一时间，教堂鸣钟，民众下半旗志哀。一个波士顿市民在与伯恩斯和捕捉他的人一同坐船南下之后写道：“那天晚上临睡前，我们还都是些老式、保守，主张以妥协维护联邦的辉格党人，谁知一觉醒来，全都成了满腔怒火的废奴派。”“包含在独立宣言中的有关政治自由和自然公理是否适用于我们（黑奴）？”1852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一个由大多数白人组成的国庆庆典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向听众发问。“这个七月四日只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们欢欣鼓舞，我则是黯然神伤。将一个脚带镣铐的人拉进一座富丽堂皇的自由圣殿，叫他来和你们一起欢唱，是不人道的戏弄和亵渎神灵的嘲讽。”同年，哈丽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大叔的小屋》（或《下等人生活见闻》）问世。她后来回忆时说：“假如当时大张旗鼓的准备或者有谁宣布我将做的事，我想我可能无法写成这本书；但是，没有谁指望我做任何事，所以我能够自由自在地写作。”这本书注重情感、有时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某些细节令人难以置信（书中一个恶毒的监工西蒙·里格利居然来自新英格兰）。该书的大部分是在缅因州的布郎斯维克写的；作者总共只在一个奴隶州里度过整整一个周末。据她说，英雄人物山姆大叔悲惨死去的那个高潮是她坐在教堂里时突发的奇想。 但是，她对残酷的奴隶制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作品更能打动读者。一年之内，该书在全美的销量达三十万册，全世界盗版销量达一百五十万册。一时间，与小说相关的歌曲、戏剧和一种“体现奴隶家庭仍在被拆散”的北方儿童纸牌游戏也应运而生。查尔斯·狄更斯的夫人抚卷而泣。就连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读此书时也流了泪。 到了1854年，卡洪、克雷和韦伯斯特都已从参议院离任。参议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史蒂文·A.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此公在他的崇拜者中有“小巨人”之称，他身材矮小、为人精明，而且雄心勃勃。他本人拥有一百四十名奴隶，不过他声称并不在意奴隶制是否被废除。此时，他正在寻找机会推销一条横跨北美的铁路，这条铁路将促成另一项妥协方案，为他代表的州以及他本人谋利。这个妥协提议取消1820年国会为划分奴隶州和自由州制定的界线，并且让肯萨斯和内布拉斯卡这两个新领地里的定居者自己决定是否在领地中禁止奴隶制。他说：“假如肯萨斯的民众想要一个奴隶州，就由他们去，如果他们想要一个自由州，他们也有权实行。不论肯萨斯的民众怎样选择，伊利诺伊的、密苏里的、纽约的、肯塔基的民众不应该有什么抱怨。”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认为他们被出卖了；肯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得以通过，国会似乎放弃了代表全国民众在一件对事关整个国家切身利益的重大国政上的发言权。林肯和许多其他人一直确信的奴隶制走向灭亡的进程似乎一下子停顿了下来。成千的北方民主党人退出民主党。陈腐的辉格党分崩瓦解。道格拉斯抱怨说那年春天他回伊利诺伊州探家时，一路上全是百姓焚烧他的偶像的火光。 7月4日，威廉·劳德·加里森在马塞诸塞州的福莱明汉（Framingham）的一大群人面前高举一本联邦宪法，称其为“与死神签的盟约、与地狱定的合同”，然后将其投人火中。他宣告：“让所有与暴君的妥协见鬼去吧！让所有的民众都有发言权，阿门！”熊熊火光中，人群齐声赞同。 前众议员林肯说：“内布拉斯卡法案的精神和（17）76年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放弃原有的信仰，代之以新的信条……我们的革命是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开始的，而现在，我们从那个起点一直堕落到另一个宣言：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成了’自治政府的一项神圣权利‘。”在北方抗议肯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的浪潮中，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应运而生，这是一个由本土主义者［4］、主张节制者、迷茫的自由土地的民主党人和愤愤不平的辉格党人组成的古怪的大杂烩，但他们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反对将奴隶制引入迄今为止禁奴的新领地。一开始，人们称他们为“反内布拉斯卡法案党人”，后来称“共和党人”；政敌则称他们为“亲黑共和党人”。纽约州参议员威廉·斯沃德（William Sward）说：“奴隶州的先生们，我们将在肯萨斯的荒原进行竞赛，上帝将让多数派和正义的一方取胜。”五千支持奴隶制的密苏里州民非法越境进入肯萨斯州，他们占领投票站，并且建立立法机构，就连发表反奴隶制的言论的人也会因言获罪。反奴隶制的定居者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由北方人在后面撑腰，向他们提供援军和成箱成箱的夏普斯（Sharps）步枪。“山姆大叔的小屋”的作者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兄弟亨利·伍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是一个布鲁克林的神职人员，在他向信众保证他将购买并寄送二十五支步枪到肯萨斯之后，人们便将北方向肯萨斯运送的枪械戏称为“比彻的《圣经》”。肯萨斯发生了多起枪击和持刀行凶案。在劳伦斯（Lawrence），一个支持奴隶制的乡警被杀。八百南方人闯进城中搜寻凶手，结果喝得大醉，干脆一把火将曾是反奴总部的旅馆烧得精光。 肯萨斯的暴力事件一直影响到美国国会的会场。马塞诸塞州的废奴派参议员查尔斯·桑姆那（ Charles Sumner）在作完将支持奴隶制的密苏里州民称之为“从一个惴惴不安的旧制度的渣滓中选出来的雇佣走卒”的为期两天的声讨时，当场被来自南卡罗莱那州的众议员普莱斯顿·S.布洛克斯（Preston S. Brooks）用手杖打得昏迷过去。布洛克斯事后得意洋洋地对记者吹嘘：“我让他尝了三十下最狠的棒打。到最后，他像一头牛似地大嚎，我的手杖全打断了，不过，我把杖头留了下来，那是金子做的。”后来，他的崇拜者为他送去许多新手杖。南方和北方的参议员开始带刀和手枪进人会场。正是桑姆那被打的消息将约翰·布朗激怒到在肯萨斯杀人的地步；这件事将他激“疯”了，他的长子后来回忆道：“完全疯了。”在那以后的三个月里，在“流血的肯萨斯”，有二百多人被杀。这样的互相残杀在肯萨斯、密苏里两州的交界处延续了十年之久。 更坏的消息还在接连不断地传到反奴隶制阵营中。从1819年开始，每一个新接纳的州都在其境内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尚未建州的新领地里也照章办理。十年前，一个名叫德莱德·斯科特（Dred Scott）的人曾投诉要求获得自由，理由是他曾在密苏里领地的自由疆界里住过数年。现在，最高法院将他的起诉驳回。来自马里兰州、在法庭的资历最老、曾为七名总统主持过宣誓就职演说的首席大法官罗杰·B.泰尼（Roger B. Taney）动笔撰写了多数派的意见。泰尼本人解放了他所拥有的全部奴隶，甚至还为其他奴隶赎买过自由。但是，按照他对宪法的理解，斯科特不管怎么说，仍然是一个奴隶，而且奴隶和奴隶的后代的地位都永远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他们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泰尼写道：“他们被共和国的奠基者认定为一种劣等的种族，完全不配与白人种族混为一谈……他们劣等到无权享有白人应得的尊重。”另外，由于宪法已经认可了奴隶制，国会无权引用密苏里妥协，在任何新领地禁止其实施。 亚伯拉罕·林肯当时正在准备重返政坛，并且向资深的史蒂文·道格拉斯挑战，想夺其参议员的位子。他谴责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这是种植园主的阴谋，是政治动机驱使下作出的决定，是为将来可能将州政府禁止奴隶制也定为违宪的法庭裁决所作的铺垫：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势力似乎正在迅速聚集起来和［奴隶］作对。财神老爷想利用他们挣钱，野心家也接踵而至，哲学家也跟了上来，时下流行的神学家也很快掺和了进来。这些人已将奴隶关进了他的牢房；他们搜遍了他的全身，没有给他留下一件可以用来撬门的工具。然后，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将一扇扇沉重的牢门关死；现在，他们占有了他……用一把需要一百把钥匙才能打开的锁将门锁死，这把锁需要同时使用所有的钥匙才能开启-而这一百把钥匙却又落在一百个不同的人手中，而这些人又散落在一百个不同的、相隔甚远的地方。 结果，林肯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道格拉斯。次年，约翰·布朗的袭击也未能打开奴隶们的牢房，但是，北方和南方的对立日趋尖锐，而每一方内部又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南方也有不少人反对奴隶制，认为谈论退出联邦是痴人说梦。在南方中部的一些大片地域里，棉花并不是主要农作物，那里的贫困山民并不拥有奴隶，他们对于平原上的那些拥有奴隶的、富有的种植园主充满蔑视。一个阿拉巴马州温斯顿郡的农民说：“他们要的只是让你为他们那些黑鬼去打仗，等你把他们的仗打完了，你都不配给他们舔屁股。”北方的一些人憎恨奴隶制，是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制度；另外有些人反对奴隶制，是因为奴隶的使用直接影响白人劳工的利益；同时还有一些支持奴隶制的人，其原因涉及金钱。一个纽约的商人曾写道：“无论是北方的商界，还是南方的商界，都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仅就这个城市的商贾而言，南方人赊欠的账务就有成百万美元，南北之间万一出点事，这笔钱就难保了。让废奴派成功地废除奴隶制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这与正义的原则无关，此事乃商业利益所必需。”其实，自由黑人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只享有很少的自由。只有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塞诸塞四个州给了他们选举权；没有一个州允许他们加入陪审团；就连五千名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自由而战的黑人士兵也不准加入任何州的民兵组织。俄亥俄、印第安纳、俄勒冈和亚伯拉罕·林肯自己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立法院都立了各种“黑人法”，不鼓励或完全不让黑人在境内定居。在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中，对奴隶本身的同情甚少。另一个纽约富人曾写道：“如果他们（南方人）不是一帮自吹自擂、匪气十足的人，我还真为我们那些玩火自焚的南方同胞感到悲哀。他们被四百万天晓得怎样才能摆脱的黑鬼拖累、窒息和折腾得无法动弹。”到了1860年的总统大选，在那之前四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史蒂文·道格拉斯是北方民主党人的总统候选人。南方的民主党人则另立山头，推举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C.布莱克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为总统候选人。另外来添乱的是由已经分崩瓦解的辉格党的残余力量提名的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John Bell），此公的唯一竞选口号是“宪法”，在已被搅得心烦意乱的选民中，这句口号怎么去理解都行。 共和党人看到有可乘之机，选择仅仅两年之前在竞选参议员时败给道格拉斯的、反奴隶制观点较温和的前众议员亚伯拉罕·林肯。他的提名是各派妥协的结果，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群雄云集，而他是所有人的第二选择。他是一个来自中西部州中部的温和派，没有这种温和的立场，这个新兴政党将无缘问鼎。林肯虽然确信宪法禁止总统对已经实行奴隶制的州采取行动，然而，他还是承诺不让奴隶制继续蔓延。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坚定不移的，就像一根钢链，对奴隶制的限制是一定要实施的，现在办，总比等到将来的哪个时候办要好。”南卡罗莱那州发出警告：一旦作出这种承诺的候选人当选总统，该州将退出联邦。 道格拉斯在各地作巡回竞选演说-在总统竞选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他的对手则保持着谨慎的缄默。选举日那天，林肯仅以百分之四十的得票率获胜，他在所有的自由州中获胜，在所有的奴隶州中失利。 里士满《辉格报》称：林肯的当选“无疑是降临在这个国家头上的最大的灾难。但是，现在木已成舟，美国民众能做的事是降下风帆，将主桅杆拆下，等待飓风的到来”。查尔斯顿《镜报》同声应和：“茶叶已被扔进海中，1860年的大革命开始了。”［5］ 在北方城市中，共和党人欢庆林肯的胜利，而在南方各地，许多郡政府门前都在焚烧林肯的偶像。南卡罗莱那州立法院召集会议讨论退出联邦之事。☆分裂症 林肯当选总统时，联邦共有三十三个州，第三十四个，自由的肯萨斯，正准备加入联邦。等到1861年3月他宣誓就职时，联邦只剩下二十七个州，从行政大楼都能看到普丹米克河对岸的阿灵顿山上的叛军旗帜。 南卡罗莱那州于12月20日率先发难，五天之后，仍然驻扎在查尔斯顿的慕他尔堡的少数联邦部队撤往远离港湾的桑姆特堡。指挥官罗伯特·安德生（Robert Anderson）少校说，部队换防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1861年1月9日，密西西比州退出联邦。10日，佛罗里达州退出联邦。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纷纷效法响应。 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顿，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州长由于试图阻止德州加入邦联伪政权，被免去州长职务。他警告州民： 让我告诉你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你们的父亲、丈夫、你们的儿子和兄弟将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赶到一起……在牺牲数不清的钱财、几十万条生命之后，才有微弱的希望赢得南方的独立……但我对此颇有怀疑。我和你们一样坚信各州拥有主权的信条，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北方是决意要维持这个联邦的统一的。因为他们住在寒冷的北方，他们不是一群像你们那样性情火爆、任性冲动的人。但是，当他们向一个方向进发……他们会以稳健的步伐和像巨大雪崩那种坚持不懈的气势向目标进发。 结果，得克萨斯州还是退出了联邦。美国东南方人口最多、曾先后出生过七位美国总统的弗吉尼亚州似乎也即将退出联邦。 华尔街的一个律师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所有的迹象表明，一星期接着一星期，这个叛国炎症-分裂症正在逐步蔓延。”1861年2月10日下午，前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和他的妻子凡里利娜正在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稍南处的莱尔弗尔德种植园的花园里修剪玫瑰。 一个奴隶从草坪上飞奔而来，交给他一张纸。凡里利娜·戴维斯后来回忆说：“他在读电报时，脸上那种阴沉神色就像有什么大难要降到我们家，让我好害怕。过了几分钟，他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就像谈到死人的事一样。”他已被推选为美利坚邦联合众国临时政府总统。 戴维斯是个身材高大、面容憔悴的人；他为人敏感、紧张，而且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他一侧的脸颊因患有神经痛而抽搐，最后，他的一只眼睛也因此失明。他经常失眠，为人极其拘谨、正统，甚至不喜欢与他人以名相称，就连和奴隶交流也不例外。［6］他的为人以孤傲固执著称。山姆·休斯顿就是认为他是“冷得像爬行类”的那种人，就连崇拜他的妻子也承认“他对官宦之道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用”。-不过，朋友和家人都证实他在私下里的热情和真诚。自从他所在的州退出联邦，他一直不很明确他能为这个新邦联做些什么；他最希望做的事是人们请他在战场上统领军队。 他现在领导的政府成立仅仅两天，依据的是一部与过去的宪法很相似的全新的宪法。只是这部新宪法明文规定保障拥有奴隶的权力，总统任期为六年，为每个内阁成员在议会中提供一个席位。新国家的首都定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戴维斯答应次日（11日）前去赴任。 第二天早上，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市，阴冷的雨下个不停，亚伯拉罕·林肯正准备启程到他的首都华盛顿赴任，他没有戴帽子，站在大西火车站，在那里和他的乡亲们道别： 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者。我的孩子们都出生在这里，其中一个就葬在这里。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去面临一个比当年的华盛顿肩负的还要艰巨的重任，我不知何时，也不知道最后是否还能回来。如果没有曾庇佑过华盛顿的神明的协助，我就无法成功。有了他的协助，我就不会失败。只要你相信这个和我同在的神，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他会永远和你同在。让我信心十足地希望一切都将圆满如愿。现在，我就把你们托付给他，我希望你们在祷告里也把我托付给他。我诚恳地向诸位告别了。 2月18日，杰弗逊·戴维斯在蒙哥马利的州府前的台阶上宣誓就职，然后向欢庆的人群发表演讲： 我们今天的政治地位是通过一个史无前例的手段取得的。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必须建立在大众意愿之上这一美国理念，不论什么时候，当政府违反了建立政府的初衷，在这个政府管制之下的民众就有权、人民就有权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改变乃至推翻这个政府……政府设置的障碍可能会减慢，但不能永远阻止这个进程，这个进程的正义为其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柱，伟大的民众是这一事业得以持久的保障。 他的听众热烈欢呼、热泪盈眶，齐声唱起了“再见，星条旗”和“南方热土”，后者是一个名叫丹·艾密特（Dan Emmett）的北方人创作的流行歌曲。 新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史蒂文斯（Alexander H. Stephens）是一个体型瘦小的结核病人，前佐治亚州众议员，他说的话比新总统还要露骨： 我们的新政府是建立在一个与种族平等相反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其基本依据是黑人和白人不能并驾齐驱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个……政府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建立在这一条伟大的物质和伦理真理之上的政府。 在南卡罗莱那州参议员杰姆斯·切斯那特（James Chestnut）的妻子玛丽·切斯那特的眼里，那个新政府似乎一开始就有点不稳。戴维斯为了确保邦联中的七个州得到同等待遇，便从这些州各选一人作为他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中的多数人最初都反对退出联邦；其中三人是在国外出生的。她注意到：“内阁是一个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炸药桶，只需有人点一把火，就全炸了窝了。”蒙哥马利的所有事务都得因地制宜。内阁成员的第一次碰头会是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开的。一张钉在门上的公函信笺标明了总统办公室。财政部长必须自购办公桌椅。因为南方没有高质量的印刷机，南方邦联最初发行的货币居然是一家纽约印刷厂印制的。一个来访者问邦联的国务卿罗伯特·土姆斯（Robert Toombs）：“国务院在哪儿？”他答道：“先生，在我的帽子里，档案馆就在我的大衣口袋里。”玛丽·切斯那特写道：“共和国，每个人都在唠叨，每个人都要发言，没有戒律，全是含糊不清的瞎嚷嚷，有欲加治罪的，和倒打一耙的-这样的共和国哪能打仗……快来一个强人政权吧。”对于那些独立性极强的邦联创始人来讲，世上好像没有什么小到不需要争论的事。戴维斯宣誓就职不到一星期，一个南卡罗莱那州的法官在一次晚宴上对客人说，临时国会已经“践踏了〔新〕宪法，［因为他们〕给了戴维斯总统一幢房子”。还有一些人争辩，因为他们的新国家代表了最真正的美国精神，所以，邦联应该依旧挂星条旗；应该让那些北方佬劳神破费去设计一面新国旗。但是，他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了。升第一面邦联旗帜的殊荣交给了美国前总统约翰·泰勒的孙女莱娣霞·泰勒小姐，而这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总统，不久便成为邦联临时国会的一员。 前密西西比州众议员路休斯·昆塔斯·拉马说：“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为其生、为其祈祷、如有必要就为其献身的、自己的国家！”现在，在北美大陆，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共和国。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是相信“退出联邦”和“以武力相威胁”这两者均属违宪行为的杰姆斯·布坎伦，他对当时的处境感到无能为力。结果，邦联不费一枪一弹，在南方各地的原联邦设施便一个接一个尽数转交给了邦联诸州。 林肯将怎样应付这个局面呢？近四个月来，他向选民保证要维持的联邦正在分崩瓦解，他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开始了为期十二天的铁路旅程，向北方的首都华盛顿进发，新近当选的总统没有透露多少暗示。在宣誓就职之前，他无法行动，在伊利诺伊州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只知道他只做过一任众议员，他的当选是有关奴隶制扩张问题的全国性争议将民主党分化瓦解的结果，他素来以普通人自居。他常拿自己的身高和平凡开玩笑：“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你们见面；我想你们见到我也一样高兴；但我当然认为我是我们这些人中间最走运的人。”他试图稍稍改善自己的仪表，给自己留了胡须。一个参加他的招待会的人曾写道：“昨晚，我见到了新总统……他是个精明的人，不像他们说得那么难看，当然也不是个美男子。他个子很高，六尺四，富有号召力，鞠躬很得体，不僵硬，面相既和善又刚毅。”但当时人们仍然不清楚他决心做些什么。他告诉聚集的人群，维护联邦的完整是他的职责，也同样是他们的职责。不论他们住在何处，不论他们过去在政治观点上有何分歧，所有美国人都要“团结起来……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整个国家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就连在蒙哥马利举行的抗拒联邦政府的仪式好像也没有让他震惊。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前来听他演说的人们坦率地保证，退出联邦的危机是“人为造成的”：“除了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幕后策划的政客煽动起来的危机之外，天下本无大事。”“现在，事态没有恶化……没有谁在遭受苦难，除非有谁将战争强加在政府头上，否则就不会发生流血。”《纽约先锋报》指出：“面临这一可怕的危机，林肯先生如果没有什么良策，那么他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前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艾弗莱特的话能代表许多大失所望的东部民众的心声：“显然，此人素质非常低劣。”其实，林肯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他当时仍然坚信，退出联邦是一小撮势力很大的富有的种植园主策划的阴谋。大多数的南方白人得不到奴隶制的任何好处。所以只要他反分裂的立场坚定，南方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抵抗分裂狂潮。 2月22日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南北双方都还将其作为法定节日来庆祝。那天早上，林肯在费城的独立堂前升旗，对人群说“我宁愿在此地被人刺杀”也不愿放弃独立宣言中包含的平等理想。 就在这时，他对南方发生的事变的误解又被今人所说的一个公关失误搞得雪上添霜。他这段旅途原本应该在声势浩大的游行中经过巴尔地摩，然后在华盛顿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在费城，一名出生在苏格兰的名叫艾伦·平克顿（Allan Pinkerton）的铁路侦探警告他，有人预谋在巴尔地摩行刺。对于林肯来说，暗杀的威胁本来不是什么新闻；自从选举日起，他就不断接到威胁，他个人倾向于对这份警告同样不予理会。但是时过不久，从另一个不相干的消息来源传来一个类似的传言。这次，他手下的参谋们说服他不去马里兰州府，他们的观点是，如果行刺成功，维持联邦的大计就可能落空。 他同意只由平克顿和一个伊利诺伊州的老朋友伍德·希尔·拉芒（Ward Hill Lamon）陪同，乘坐到华盛顿的夜车，不声不响地潜入城中。结果，除了坐在附近的一个快活的醉汉一整夜断断续续地哼唱“南方热土”，拉芒怎么劝都无法劝止之外，一路无事。第二天清晨六时，林肯一到华盛顿，便被朋友悄无声息地护送到维拉（Willard’s）旅馆，他在搬进行政大楼之前就一直住在那里。 充满敌意的报纸对他偷偷摸摸进京出的洋相幸灾乐祸。一个漫画家将他画成一个身披斗篷、斗篷盖遮住眼睛、鬼鬼祟祟潜入京城的小丑。查尔斯顿《镜报》说：“这里的所有人都为这种胆小如鼠、不体面的进京的举动所不齿。”《伦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威廉·哈伍德·罗索（William Howard Russell）报道称：“林肯先生受到了冷遇，这里的人们都喜欢谈论他化装进京赴任这件事。”3月4日，就职宣誓日，华盛顿天寒风急。一大群神情紧张的人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前，等着目睹新总统，并聆听他的演讲。当时，华盛顿城里的亲南方的情绪甚高。仪式场地附近的每个窗口都配有两个枪手，附近建筑物的房顶上也布满了枪手，国会前的场地上还安装了火炮，一旦有问题，马上可以应付。七十五岁高龄的、德高望重的墨西哥战争的英雄、陆军统帅温弗尔德·斯戈特（Winfield Scott）将军，此时虽然已经过于肥胖，加上痛风症，连马都不能骑，但雄心不减当年。他警告任何胆敢前来搅乱宣誓就职仪式的人，谁敢捣乱，“就用他们的血肥阿灵顿的田。”（译者注：阿灵顿位于与华盛顿隔河相望的弗吉尼亚的郊外） 仪式的过程还算太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泰尼主持了宣誓仪式，新上任的总统看上去既立场坚定，又通情达理。他保证不干预已经实行奴隶制的各州里的内部事务，但同时拒绝承认由所有的州组成的联邦中的任何一个州单独宣布退出联邦的权利。他发誓“坚守、占据和占有”所有联邦设施。然后，他直接向南方发出肺腑之言： 我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在你们的手中，而不在我的手中，是有关内战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府是不会率先动武的。你们自己如果不先动武，你们就不会陷入战祸之中……我们之间原本就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决不能成为敌人。尽管我们可能都在意气用事，但这决不能就此绝了我们的同胞手足之情。在这片广阔的国土之上，从每一个爱国战争的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头延伸出来的那些无形的记忆长弦，都是和每一颗跳动的美国心脏、每一个温暖的美国家庭息息相通的，当这些千丝万缕的情弦再一次被我们天性中的一线良知所触动，它们也一定会被触动，就一定还会汇集成一曲联邦的赞歌。 当时，国会大厦尚未完工，它的正厅上的圆顶还没有安装，有人提出等这场危机过后再行施工。林肯坚持照常施工。他说：“我看这是个兆头，联邦将继续下去。”宣誓就职数天过后，一个名叫克莱拉·巴顿的专利局的年轻职员对一个朋友说：“3月4日来了，又过去了，我们现在还真有了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也许最特别的是，一整天，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对他表现出丝毫的不满。”现在，因为共和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取得一度被民主党人占据的成千的联邦政府职位，林肯不仅得留神对手的动静，还得应付朋友的纠缠。一个幽默作者写道：“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从西部来的乡下佬……每个人都称老艾伯小时候就认识他，有一个老小子还记得林肯妈出生时去找医生的事。”行政大楼前的车道上，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人形成两条长龙，一条进，一条出。从早到晚，每个工作日，从不间断。有一个人，第一次没做上联邦法官，退而求其次，想在老家混个邮政局长干干，结果还是未能如愿。再次回来想试试是否能干个守灯塔的营生。他说只要能在大西洋沿岸混口饭吃就行。另外有一人一边在林肯乘坐的马车后面追赶，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文件，直到林肯将他打发走：“不！不！我不想在街上开什么店。”☆捅了马蜂窝 从圣诞节后的那一天起，安德生少校手下的六十八名联邦士兵就一直龟缩在查尔斯顿湾外的桑姆特堡的石墙内，被六千士气高昂的南卡罗莱那民兵和一个半圆形的火炮阵包围着，断绝了援兵和粮草。安德生是一个来自肯塔基州的职业军人，他对奴隶制持同情态度-他本人曾一度拥有过奴隶-他坚信仅仅仰仗武力是永远不可能迫使分裂出去的州返回联邦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军人职责和对国旗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 斯科特将军向林肯建议放弃桑姆特堡；当时，没有一支庞大的船队和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就不可能为城堡提供补给。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也都同意这个看法。当时，几乎每个内阁成员私下里都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得比他的新上司更好。在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他们中有四人曾是林肯的劲敌。战争部长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客西蒙·坎墨伦（Simon Cameron），此人品行不正，臭名远扬，一个认识他的人曾说，他除了烧得通红的火炉之外，没有不偷的东西。财政部长赛蒙·P.切斯（Salmon P. Chase）认为林肯反奴隶制的立场过于温和，并且可能已经在做一八**年接替林肯的总统梦。来自密苏里的司法部长爱德华·贝兹（Edward Bates）认为他的上司反奴立场过于直露，坚信为桑姆特堡继续充补给养不但将导致内战，而且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奴隶起义，其可怕的后果不言自明。”但是，没有哪个内阁成员能比来自纽约州的威廉·H.史伍德（William H. Seward）更相信自己要比这个任命自己为国务卿的总统更加高明。他曾是候选人提名战的最大热门，但林肯最终胜出。一开始，他就在有关桑姆特堡前景的激烈争议中搅浑水，他向南方发出一封私人的、未经总统同意的保证函，向南方保证联邦部队将从这个小岛和平撤离，然后，给林肯发了一封异乎寻常的名为“供总统参考的几点想法”的文件。其中称：现在需要强硬的政策，而且史伍德已为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完全做好了准备；他认为桑姆特堡必须放弃，同时，可以用挑起美国与西班牙或法国的战争的方法使得南北双方联合起来。林肯虽然欣赏史伍德的才干，但对他的做法极不赞赏，对他的野心也不以为然，很有礼貌地回绝了他；林肯要做一个自己做主的总统。 数星期过去了，对安德生和他手下被围困的守军的同情在北方蔓延。 《纽约时报》称：“行政当局必须制定一个行动方案，什么都比干等下去要好。民众要求政府制定一个方针，他们就能将其作激励为数众多但爱国情绪受到影响的美国民众的口号。”4月6日，林肯终于作了决定。他当选总统已过半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拖下去会有助于将已分裂出去的州重新拉回联邦。他决定向桑姆特堡运送给养，他将此决定通知了南卡罗莱那州长，但他说只要给养船队和城堡本身不受攻击，他就不会增派援兵或者输送武器。 他仍然希望此事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不过，也愿意冒战争风险。对他来说，维持联邦的完整不只是一个地域疆界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北方的理想更重要，甚至高于国家的理想：这是一个与人类的前途命运攸关的问题。如果联邦可以被解体，开国先贤们开创的、伟大的民众自治的实验就会宣告失败；“独立宣言”中“所有人肩上的重负都必须卸去，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机遇”的承诺将被背弃。 南方邦联政府此时也不知如何应对，国务卿土姆斯不想向城堡开炮。他告诉戴维斯：“总统先生，此时此刻，此举是自杀、谋杀，我们在北方的每一个盟友都会离弃我们。你只会去捅一个从山区一直延伸到到大海的广大区域里的大马蜂窝，现在那些平静无事的蜂群，届时定会蜂拥而出，把我们蛰死。此举毫无必要；这将我们置于不义之地；这是一条死路。”但是，那些急于行动的人最后占了上风，阿拉巴马州的分裂主义者杰尔卡拉斯（J. G. Gilchrist）告诉战争部部长尼罗依·P.沃克（Leroy P.Walke）：“除非你在阿拉巴马的百姓面前洒些鲜血，否则不到十天，他们就会重返旧联邦。”这些主战派坚信，主动出击不仅能增强已加入邦联的各州彻底退出联邦的决心，而且还能将弗吉尼亚州也拉过去。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罗杰·帕拉尔（Roger Pryor）对查尔斯顿欢呼的人群说：“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加入你们的邦联，就主动出击！”4月12日午夜之后，帕拉尔、杰姆斯·切斯那特和另外两名邦联特使划船到桑姆特堡，向安德生少校递交了由邦联战争部长签署的最后通牒，要求联邦指挥官于清晨四时之前投降；否则，南卡罗莱那的炮兵将向城堡开火。 安德生拒绝投降。他在送这些官方客人上船时说：“如果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但愿上帝会让我们来世重逢。”现在，他和他的部下除了隐蔽起来，等待不可避免的炮击之外，别无他策。 玛丽·切斯那特听到炮声传来：“4月12日……震耳的炮声-我跳下床，跪下，然后伏地祈祷，我一辈子从未这样祈祷过。”1861年4月12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一个衣着整齐、喜欢炫耀、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克鲁安人，邦联指挥官彼埃尔·格斯塔·都坦特·贝鲁加将军下令向桑姆特堡开炮，内战爆发。贝鲁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炮手，在西点军校做炮兵学生时，表现极佳，他的教官打破惯例，将他留在身边任助理一年。此时，那个正守在被他的炮当成训练靶子打的、孤立无援的联邦前哨的指挥官安德生少校，正是当年的那个西点教官。 南卡罗莱那州的“州权”吉斯特将军是那天早上邦联炮兵的总指挥，但是，点响第一炮的荣誉却交给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平民-众议员帕拉尔。在那以前，此人一直是个死硬的分裂派，但此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打响内战的第一炮”，这一炮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让他受不了。他们找到了其他的志愿者，其中的一个是艾德孟德·拉奋老人，他也是弗吉尼亚人，宣扬退出联邦已有二十年。“当然，我非常感谢你们把这个荣誉交给我。我很高兴来打响这第一炮。”一个联邦的军士长记得“第一发炮弹燃烧的弹道……固定在星空中”的情景。一个查尔斯顿的少女回忆在一个炮台接着一个炮台的炮轰“传来一种震耳欲聋的轰鸣”以及过后的“一片火海……战争爆发了”。 查尔斯顿的市民们聚集在房顶上为邦联的炮击和联邦守军的勇气喝彩欢呼。尽管这个小小的人造岛上挨了三千三百四十一颗炮弹，联邦守军还是坚守了一天半。玛丽·切斯那特记录中说，尽管她本人在整个炮击过程中除了喝茶之外无法排解内心的恐慌和激动。“我们看不出黑人奴佣在言谈举止上有任何变化……他们不动声色。他们究竟是些麻木不仁的蠢货呢，还是些比我们还精明的人，外表沉默、内心刚强，在暗中等待他们的出头之日呢？”在整个炮轰过程中，没有人受重伤-唯一的损失是一匹马-联邦守军时不时地回击，但是，桑姆特堡的形势显然已陷入绝望。三十四小时之后，安德生要求停火。 联邦守军投降之后，搭船北上。贝鲁加准许他当年的教官将那面曾飘扬在城堡上的破损的美国国旗随身带走。安德生想在死后用这面国旗入葬。☆叛臣贼子和爱国志士 桑姆特堡陷落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时，美国的常规军不到一万七千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最西部的区域。只有两名将军有过实战经验，温弗尔德·斯戈特和另一个墨西哥战争的英雄、名望更高的约翰·沃尔（JohnWool）将军，当时已届七十七岁高龄。 林肯要求各州州长和新领地首领为政府提供七万五千民兵，服役期限为九十天。各州对他的号召立即作出了热烈的响应。长达六个月的令人心焦的等待终于到头了，行动的时刻到来了。 俄亥俄州中部的奥伯林学院的一个学生写道：“人们嘴上谈的、心里想的都是战争和志愿从军的事！今天上的课仅仅是走走形式。我根本无心读书、无法入睡，在我写这些文字时都不知道我还能写。”政府要求俄亥俄州出十三个团，但是，报名人数之多，州长给战争部长写信时称：“由于我州民众在开始时不可避免的混乱和热情，”他无法“阻止他们组织二十个兵团的热情。我们心中的雄狮被唤醒了”。 1843年西点军校毕业生尤利萨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受不了和平时代的军队里的枯燥乏味，因而酗酒，结果被赶出军队。随后，他回到伊利诺伊州格利那（Galena）的老家，在他父亲的硝皮作坊里做伙计。当他听到战争打响的消息，试图在军中找个一官半职，但没有得到回音，最后，他到伊州首府春田市去查询，看看军队里是否仍然有他一席之地。结果，还果然有，他当上了一名招兵官，经管潮水般涌来的志愿参军的人，一天挣四块二毛钱的工资。他说：“现在只剩下两派人了，要么是叛臣贼子，要么是爱国志士，我从现在起将与后者为伍。”很明显，整个北方都持这种立场。一个牧师的妻子对纽约州的奥巴姆（Auburn）的一次特别礼拜作了这样的描写：“在士兵们走进教堂，坐进为他们预定的长凳时，信众全体起立，拍手鼓掌，布道是一番很激昂的演讲，将奴隶制指为目前局势的根源……唱诗班高唱爱国歌曲，信众加入了合唱，同声欢唱道：为祖国献身，真幸福，真幸福！”在曼哈顿的街上，男人将邮票贴在礼帽上作为即兴的爱国标志；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则将红、白、蓝三色的丝带围在女帽上。一个纽约的主妇在给海外的朋友的信中说：“在我们自己的社交小圈子里……一个母亲送走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另一个，两个儿子；另一个，四个。一个男孩子，白喉刚好，跳下床，就打好背包。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今天在为她的丈夫打点行装，不让他看到她在落泪。”纽约第六团里有那么多来自包瓦利（Bowery）的街头硬汉，据说一个人只有蹲过监狱，才能参军。而贵族子弟聚集的开往华盛顿的第七团，随队携带的三明治都是名店戴尔莫尼科（Delmonico‘s）做的精品，还带着一千只有闪丝绒罩面的小凳，可以供他们坐着进餐。 有些地方的全镇上下都报了名。密西根第十志愿团里全是来自弗灵特（Flint）的人；他们的指挥官是该市市长，他们团的医生从他们还是孩子时起就给他们看病了。 新移民也加人了进来-爱尔兰人参加“六十九战斗团”、爱尔兰野战军团、爱尔兰志愿团和圣派特里克旅；意大利人去格利包地（Garibaldi）卫队和意大利军团；德国人加入斯都板（Steuben）志愿团、德国步枪团、特纳步枪团和德考卜（ DeKalb）团。许多新移民志愿者既听不懂也不能说英语。 6月5日，十九岁的依莱沙·亨特·罗德兹，一个北方佬海船船长的儿子，辞了他在罗德岛派吐克斯特的一家马具作坊里做伙计的工作，加入了罗德岛第二志愿团。如果不是他做寡妇的母亲苦苦求他留在家里，他早就参军了。他回忆道：“在我们的家里，这个星期天过得很伤心，我母亲走到哪，眼里都噙着眼泪，我呢，不知怎么劝她才好，心里好窝囊，只好闷声不响，暗自伤心。”最后，在他睡下后，她走进他的屋子，“带着一种旧时斯巴达母亲那样的神情对他说：’孩子，其他的母亲必须做出牺牲，我为什么不能呢？假如你觉得入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的话，我同意了。‘”第二天早晨，离普罗顿斯（Providence）军火库的招兵站开门还有两小时，罗德兹和他最好的同学就在门外的台阶上等候了。罗德兹报名当了一个列兵。他在开始写的日记中坦白道：“我们从早到晚地操练。我站在一面大镜子前，在装束打扮上花了几个小时，很快发现自己还挺像个当兵的……令我惊奇的是，我居然被选为一等军士长。至于一等军士长到底干些什么事，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两星期之后，罗德岛第二团开赴前线。罗德兹写道：“今天，我们接到命令，打点行装，准备开拔……到华盛顿……我的背包重得不行，重负之下，我只能勉强踉跄而行。到了船码头，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大一群人，我们怀着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上了蒸汽机船。”华盛顿实际上是个南方城市，被奴隶制州围得严严实实，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叛国言论。出身南方的政府官员正在匆匆南行，对他们的朋友说一两个星期后，等邦联军队攻占这座城市之后，他们就会回来。 正规陆军的每三个军官中，就有一人南下助逆。来自弗吉尼亚的军需官约瑟夫· E.强斯顿写道：“尽管我现在做的事是最最不仁不义之事，我必须向着南方。我今天有的一切都是美国政府给的。政府给了我体面的教育和穿戴。要离开岗位实在是无奈之举，但是我只能走。尽管我现在辞职，我相信我是永远不会向那面老国旗动武的。”联邦军队中最有前途的一个军官是另一个弗吉尼亚人罗伯特·E.李，他曾是墨西哥战争中的英雄。他的老上司温弗尔德·斯戈特将军说：“假如……美国总统告诉我，一场为自由或废除奴隶制的大战即将爆发，问我当今谁是可用的将才的话，我到死都是那句话：’此任非罗伯特·E·李莫属！‘”李相信联邦是“永恒”的，由于退出联邦的议论有可能将南方拖进“动乱的深渊之中”，他认为这些议论不仅是“空谈”，而且具有危险性。他在炮击桑姆特堡之前曾写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深为我的祖国和她的富饶和政治结构骄傲。不论哪个州的权利受到侵犯，我都将奋起捍卫。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联邦的分崩瓦解更大的灾难了。我们所抱怨的所有坏事都会聚集在一起，我将牺牲我的荣誉之外的一切，维护联邦的统一。”桑姆特堡陷落后四天，李被林肯任命为整个联邦军队的总指挥。他要求延期受命，他在观望他老家的举措。 第二天，弗吉尼亚州投票退出联邦。那天下午，李向一个药剂师说了一句心里话，称自己是“一个反应迟钝、看不出退出联邦有任何好处的人”。但是，结果，他还是跟了他的老家走。4月23日，他接受了弗吉尼亚军总指挥的职务。他给他的北方朋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我无法与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园、我的家乡子弟兵戎相见。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分歧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预计这个国家将经历一场浩劫，这是对我们国家的罪孽所作的必要的清算。但愿上帝指引我们从良向善，也保护你们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 林肯招兵的号召激怒了南方，也惊动了北方，但这种情形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弗吉尼亚州州长在给林肯的信中说：“弗吉尼亚的民兵不会为华盛顿的政府效力……你的目的是征服南方诸州……你选择了发动内战这条路。”弗吉尼亚退出联邦后，李奇曼成了邦联的新首都。田纳西也随即退出联邦。阿肯萨和北卡罗莱那跟随其后。至此，形成了十一个邦联州与二十三个联邦州对峙的局面。许许多多的南方人志愿从军，他们来自佐治亚州的哈尔瓦希（ Hiawassee）、密西西比州的哈希帕克那（Hushpuckena）和阿拉巴马州的月庄（Moonsville）。他们中的三分之一被说服返乡。有些人拒绝回家。 佐治亚州的一个律师兼商人约翰·B.戈登相信奴隶制是“推动世界文明、教育和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动力”，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山地团，他们坚持戴浣熊皮帽，自称“浣熊勇士”。当他们赶到亚特兰大，人们告诉他们还用不着他们，他们便就地留下，戈登给南方各州州长发电报请缨。最后，阿拉巴马州答应收留他们。他们登上火车，直奔蒙哥马利。戈登回忆他们沿途受到的欢迎：“入夜，簧火在山坡上熊熊燃烧，火炬队和鼓号队在各个城镇的街道上游行。没有大炮，人们就用铁匠的铁砧发出的震响来欢迎我们。”来自哥伦比亚的二十岁的山姆·瓦金斯是田纳西州响应号召从军的小伙子中的一个。他加入驻扎在那西维尔（Nashville）的田纳西第一团的毛里灰衫队。他和大多数的叛军士兵一样，本人从奴隶制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说，他是为各州的自主权而战的，因为“南方是我们的国家，北方是住在那里的人的国家”。 7月，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弗吉尼亚。 卸帐号响过，我们将所有的东西装上火车……我们也搭车同行，时速三十英里，蒸汽机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每到一站，老百姓和妇女们都在向我们挥手帕，高呼戴维斯万岁和南方邦联万岁……啊，能受到这样的欢迎，当兵也值了。 邦联副总统史蒂文斯说：“林肯可能会带上七万五千人的军队来镇压我们，但我们是为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兄弟姐妹和儿女而战！……如有必要，我们能召集一百万人，如果他们倒下，我们还能再召一百万，然后，还能再召一百万。”事实上，南方获胜的希望非常渺茫。北方有近两千一百万人，邦联诸州只有九百万人，其中有三百五十万人是奴隶，奴隶主可不敢把他们武装起来。北方的铁路里程较南方多出两倍以上。邦联诸州所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总值还不到纽约市的四分之一。 所有这一切，对于加入塔拉普杀（Tallapoosa）大刀队、契可烧（Chickasaw）敢死队和切诺基（Cherokee）杀林肯队的那些人来说，都是耳边风。 南方人坚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而北方人则是贪婪的懦夫。北方佬“做过的最血腥的事，也只不过是用标枪刺鲸鱼，给鳕鱼开膛破肚之类的事”。 《拉里旗帜报》同意这种观点： 南方的军队将由前所未有的最佳的士兵组成；而林肯只能从城市的阴沟里搜罗炮灰。那些都是从世间各个角落里拼凑起来的下流的社会渣滓。他们当兵只是为了挣钱，一遇到危险就会四散奔逃。 一个曾驻扎在阿拉巴马州的前美国海军军官拉斐尔·萨乃斯说，莫比尔（Mobil）“正在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备战。他已经向军方递交了辞呈，取道南下，换上了另一套军服。“年轻的商人们放下了手里的账本，日夜整队操练。”玛丽·切斯那特说，查尔斯顿“到处都是当兵的。这些新来的是紧赶慢赶赶来的。他们生怕还没过上打仗的瘾，战争便已结束。从哪个乡村小镇来的小鬼都想来大干一场”。 一个住在佐治亚州罗马的女人注意到：“这些年轻人都随身带着礼兵服，几乎每一个士兵，都有一个仆从，大小家用杂碎一应俱全，所以在兵营里过得也很舒适奢华，最终，等他们到了华盛顿，再好好挥霍一番，他们认为那一天已为期不远了。”双方都认为对方在九十天内便会垮掉，而且双方都认为这是白人之间的纷争。前来报名参军的黑人均被拒收遣返。 ☆从速行动，然后等候 桑姆特堡陷落的最初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情形是极其焦躁难熬的。里士满《观察报》曾作过如下报道： 一声愤怒的吼声，决意要大家冒险去攻占华盛顿。一只脏鸟住的肮脏的鸟笼是需要用火的烈焰才能净化的……我们的人能攻占这座城，温弗尔德·斯戈特这个叛国老贼和林肯这个畜生，两个加起来也挡不住。被激怒的、被深深地伤害的民众的正义的愤慨，一定会好好地教训教训那个从伊利诺伊州来的大猩猩，让他夹着尾巴飞快地逃回那些自由黑鬼的州去，比他来的时候还要快。 已经有人风传说大约一万五千名叛军已到达离亚历山德拉（Alexandria）很近的地方，另外还有八千叛军已到达哈帕斯渡口，据说更多的叛军还在向这里集结。 那几天里，在叛军和首都之间只有一小支政府军的人马，以及来自附近区域的零星民兵队伍，其中包括“银发护卫队”，这支队伍是由1812年战争幸存的对祖国忠诚不二、但已站立不稳的退伍老兵组成的。 马里兰州的分离主义者将铁路桥烧毁，切断了邮路，还将华盛顿与北方诸州的电报切断。惊恐的市民逃往农村。街上空无一人。政府机关只能靠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勉强维持。史伍德回忆道：“在每一个部、每一个局……邮局也好，海关也罢，所到之处，不满情绪都有所抬头，虽然还没有到公开暴露的程度。”驻扎在诺福克（Norfolk）庞大军港里惊恐万状的联邦海军总督放弃了他的防区，为了不让邦联叛军夺取战舰，他下令将停泊在港内的五艘战舰一把火烧个精光。 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卫队开始负责白宫的警卫工作。这支卫队由两人带领：一个是曾在“血腥的肯萨斯”期间担任游击队长的杰姆斯·H·莱恩参议员，另一个是来自肯塔基的废奴派卡修斯·马赛勒斯·克雷，此人“身携三支手枪和一把阿肯萨牙签（尖刀）。”斯科特将军制订了一个以防万一的防守方案。如果一旦有人向白宫进攻，总统和内阁成员将撤到财政部墙坚砖厚的地下室，然后靠那里的贮水和二千桶面粉先熬一下。入夜，从白宫的窗口向外望去，普丹米克河对岸的叛军髯火清晰可见。 4月19日，当马塞诸塞第六团的人马通过巴尔地摩的街道向华盛顿进发时，当地有群人向他们开火，马塞诸塞的人马开火还击；结果，四名士兵和九个平民丧生，另外还伤了不少人。一个马里兰州的代表要求林肯不再让部队经过马州。总统回答道：“我手下得有部队才行……我手下的人又不是田鼠，能打地洞，也不是飞鸟，能从天上飞过。除了穿过你的州，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这样走。”但是，在私下里，他下令部队绕过巴尔地摩，生怕激起当地的民愤，会促使马里兰州退出联邦，投靠邦联。 林肯签发招兵令十天之后，他的军队中的大部人马尚未到达华盛顿。 他几近黯然神伤，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不断地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还不来？他们怎么还不来？”当有些在巴尔地摩受伤的马塞诸塞士兵被带到白宫来见他时，他对他们说：“我真不相信北方还在……你们是唯一北方不亡的证据。”4月25日中午，一声火车的汽笛长鸣，宣告大部队终于到达。纽约第七团先行抵达，整队从白宫前走过，一边还高唱一首古老的卫理公会教徒唱的赞美诗，用的是新歌词-“约翰·布朗的身躯”。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说，林肯见此情景，“微笑频频”。 “哇！我们终于到了华盛顿，好奇怪的一座城市呀！到处是泥浆，猪和黑人满街乱跑，还有豪华宫殿，到处都是棚户。今天，我们打点干净……接受了总统的检阅。在我们经过白宫时，我亲眼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他看上去像是个诚实的好人，我相信他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将我们的国家平安地从危机中带出来。”罗德岛第二团抵达华盛顿后，依莱沙·罗德兹（Elisha Rhodes）写道。 罗德岛的战士们在专利局里的那些装有天下奇物的箱子中间支起了行车床。从纽约来的将士们则睡在众议院的议事厅的地毯上，而且有人还在议长的宝座上“发表演讲”，好好地过了一回瘾。马塞诸塞来的人在议会大厦的正中圆厅里扎营，在地下室里的火炉上烤猪肉片吃。 同情南方的人对此大为不满，菲利普·菲利普斯写道：“现在，你简直无法认出这座被上帝遗弃的城市，我们美丽的首都，所有的艺术珍品，都让林肯搬来的这批痞子兵给毁坏和站污了。〔士兵中］有点教养的人也有同感，〔纽约］第七团的一个人曾对我说，我们曾经敬仰的国会山里出现的这些破坏现象，他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但是，那些仍然对联邦忠心耿耿的人们则有不同的看法。玛丽·克莱默·艾米斯回忆道：“华盛顿已不再是远在天边的哪个土屋里的一个整天等待、祈祷的母亲心目中的一个地名。她心爱的儿子就在议会的正中圆厅里扎营……今天之前，联邦首都还不这么像美国人民的心脏……现在，这是我们国家真正的首都。”联邦军队的营帐将特区围了一圈。很快，华盛顿就成了地球上防御工事最坚固的城市，周围建了二十二个炮台和七十四个堡垒。 伊丽莎白·林希·洛玛克丝太太是一个陆军军官的遗孀，她的儿子是一路护送林肯去就职演说的民兵队伍的指挥官。现在，他已南下为自己的弗吉尼亚效力去了，而她则决定留在华盛顿。那个春天，她写道：“今天下午，弗吉尼亚·泰勒驾车来接我出去。”在回来的路上，她们路过纽约第七团的营地。“他们有个很棒的军乐团。小伙子们人人看起来都很精神。我们停下来看他们的操练，但是，唉，想想他们操练是为了杀人-而且是杀我老家的人。”那场屠杀始于5月22日。前一天，弗吉尼亚的选民们以三比一的压倒优势，正式通过了该州脱离联邦的法令。林肯宣布，弗吉尼亚民众的“这种作法，纵容了这场大叛变，将自己州作为反叛基地……本政府除了在发现叛变的地方之后，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随即挥师横渡普丹米克，包围阿灵顿高地（Arlington Heights），占领亚历山德拉，从而为首都开辟了一个缓冲区。 走在最前面的是艾默·艾斯沃兹上校，他曾是林肯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士，和总统一家过往甚密。他时年仅二十有四，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军人。他被纽约消防局招聘，担任有名的纽约“法国轻步兵”（Zouave）消防队队长。当他看到邦联的叛旗在亚历山德拉一家旅馆上飘扬时，他冲将进去，直冲顶楼，将其砍了下来。当他手拿叛旗，下得楼去时，被旅馆的老板用一杆长枪杀害。艾斯沃兹的助手当即将凶手击毙。就这样，北方出了第一个烈士。 搜寻纪念品的人将艾斯沃兹身亡的那架楼梯分成许多块收藏。整个北方下半旗志哀。他的遗体被停放在白宫的东宫，然后移至纽约市政厅。在那里，立即出现了一支新的志愿军一“艾斯沃兹复仇队”。 林肯无法强迫弗吉尼亚重返联邦，但是，弗州西部山地诸郡的独立性很强的农民，则表现出反抗新近成立的分裂主义政府的迹象。为了鼓励他们，林肯派出一支由乔治·布灵顿·麦考仑（George Brinton McClellan）将军带领的军队前往支援，此人相貌堂堂，时年三十四岁，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大户人家，西点军校毕业生。麦考仑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一支驻守在艾勒格尼斯（Alleghenies）的一支叛军小部队赶了出去-在菲利比（ Philippi），大雨倾盆，他手下的人追上一支正在呼呼大睡的叛军部队，并将其打得惊慌逃窜，联邦方面仅损失一人。不过，他的一些助手私下里对他在乘胜追击时过于谨慎有些担心。就连人人敬重的罗伯特·E·李，似乎也无法鼓励手下人数处于劣势的部队阻挡联邦军队的进攻。到了秋天，他被赶到更南的区域，由于无法守住自己的地盘，他被南方报章讥讽为“李滑脚”和“李老太太”。 那些西部诸郡最终从弗吉尼亚分裂了出来，然后以一个新州-西弗吉尼亚州的身份重返联邦。 3月，在炮轰桑姆特堡之前数星期，八个逃亡的奴隶悄悄溜进驻扎在佛罗里达州匹肯堡的联邦军营。“我们当时斟酌过，”联邦部队在那里驻军的目的“是否为了保护他们，并赋予他们自由”。最后，城堡的指挥官还是派了武装看守，将他们遣返回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他是依据总统本人在就职演说中设定的、后来被国会认可的政策行事：北方兴起战事“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尊严，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由于宪法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所以没有想过“要推翻或干涉”任何一个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现行制度”。当时，林肯并没有打算向奴隶制开战。 但是，越来越多的奴隶继续冒着被主人严惩的危险，逃亡到联邦这一边，许多北军军官越来越觉得将他们赶回去不是滋味。最后，被迫改变这一政策的机会落在一个貌不惊人的新英格兰军官的肩头。本杰明·F·巴特勒（Benjamin F. Butler）将军是一个长着斗鸡眼、参战动机复杂、来自马塞诸塞的民主党人，他曾支持杰弗逊·戴维斯竞选美国总统。他刚到马里兰州时，曾向忠于联邦的奴隶主夸口，只要他们的奴隶造反，他就发兵相助，以此争取与他们的和解。但是，到了5月，他成了驻扎在弗吉尼亚州潮城蒙露堡的总指挥，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本为邦联修筑工事的三个奴隶设法越线前来。他们的主人追得很急，愤怒地要他交人。巴特勒请求联邦政府同意他拒绝这些愤怒的种植园主的要求。他争辩说，他的奴隶属于“战争的走私品”，和其他有助于敌人的财产并无二致。所以，只有当他们的主人宣誓效忠联邦之后方能归还。 “来自弗吉尼亚的凯里少校问我是否觉得我应该出于对宪法应尽的义务，按照’逃亡奴隶法‘，将逃亡奴隶遣返给奴隶主，”巴特勒写道。“我是这样回答的：’逃亡奴隶法‘管不了外国的事，弗吉尼亚已自称是另一个国家了。她（弗吉尼亚）得好好琢磨琢磨，至少从字面上讲，她的这种说法与情理不合。”到了春末，已有近一千个黑人聚集在蒙露堡，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还有成百成百的奴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不断越界进入联邦地界。8月，国会正式表示支持巴特勒的立场，通过了一个措辞谨慎的“没收充公法案”，授权联邦军官解放那些直接被邦联叛军雇佣的奴隶。至于那些从奴隶主手中接管过来的奴隶的法律地位则只字未提，而且没有提出国会解放其他奴隶的权力。 “美国民众和在华盛顿的政府可以暂时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但是这些’无法调和的逻辑混乱‘最终将迫使他们面对这个事实：正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的这场战争是拥护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两大力量之间的战争。”6月3日，林肯的老对手史蒂文·A.道格拉斯在芝加哥去世。桑姆特堡事发之后，林肯曾请他周游南北交界的各州，劝说他的同乡继续效忠联邦。那里的分裂派讥讽他，冲他扔鸡蛋。但他坚持不懈，直到累倒，被送回家中。他给两个儿子留下的遗嘱是：“告诉他们要遵守合众国的法律，支持合众国的宪法。”此时，为了维护联邦宪法，道格拉斯的老对手（林肯-译者注）正在“打擦边球”。在入夏之前，他未经国会同意，便向南方邦联宣战、并接管了北方电报局，以确保不为内奸传递情报所用、暂停使用“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7］，这些措施，一开始仅局限于“费城和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区”，但后来扩展到“整个合众国”。 就这个问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泰尼裁定：总统此举已经越权。因为只有国会才可以暂停“人身保护令”。（事实上，宪法规定，在“发生叛乱和外国人侵时”，该保护令可以暂停使用，但并未明交规定由谁作出这个决定。）林肯曾考虑过是否要逮捕首席法官，后来，他决定采取对裁决置之不理的对策，他问道：“……难道只是为了担心违反一条法令，而置其他所有法令于不顾，最终导致政府分崩瓦解不成？”（1863年，国会授权总统在“目前的叛乱”期间暂停使用“保护令”，据此，在林肯先斩后奏这个问题上补偿性地重申了国会的权威。） 没有人知道在内战期间，未经审判而被逮捕和囚禁的美国人的确切数字，但是总数超过了一万三千五百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在军事区内或附近抓获的货真价实的邦联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但也有一些只是喝醉了酒，“为杰夫·戴维斯喝彩”，或在教堂祷告时不念为总统祈祷的传统祝福的人。 林肯还宣布封锁南方的海港。南方的对策是停止出口。他们相信英国由于缺乏棉花，最终将倒向南方的邦联。 ☆大家都是新兵 在北美大陆上，中间隔着一百英里弗吉尼亚绵延起伏的乡村的两个敌对的首都继续对峙着。双方的民众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没有谁能比《纽约论坛报》的共和党人编辑哈莱斯·格利利更不耐烦并且更朝三暮四了，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是他于1841年创立的。同时，也没有谁能比总统更耐心地与他打交道了。此人可没少给林肯找麻烦。格利利一开始要求让南方皮毛不损地脱离联邦，然后要林肯放弃桑姆特堡，最后又赞扬他的守堡决定。巴尔地摩的骚乱者向联邦部队开枪后，他曾力主“火烧巴城，将其夷为平地，使其变成魑魅魍魉之地，渔夫晒网之乡”。 现在，他又主张立刻攻占李奇曼：“这是国家的战斗口号：向李奇曼挺进！决不允许叛国议会七月二十日在那里开会。那一天，那座城市必须掌握在国军手中。”林肯也越来越不耐烦。西弗吉尼亚的战斗虽然见了头版头条，但收效甚微。 南方认为北方进犯弗吉尼亚迫在眉睫，于是，三万五千名邦联叛军在桑姆特堡战斗的功臣贝鲁加将军的带领下，向北运动，以防北方可能发动的入侵。 联邦部队的战地指挥官欧文·麦克都维尔此时仍然不想开战。他是一个古怪、一丝不苟的军人。他既不喝咖啡，也不喝茶，既不抽烟，也不嚼烟草，尤其对自己以往的一段经历津津乐道：一次，他的坐骑摔倒，压在他身上，他昏了过去，当一个医生试图将能恢复神志的白兰地灌进他口中时，他牙关紧咬，硬是没让一滴酒流入口中。 “这还不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他告诫总统，“要造就一支能打仗的军队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们是新兵，这不假，”林肯回答道，“但他们也是新兵；你们都是新兵。”他认为，新招部队三个月的服役期已近结束。麦克都维尔应该有所动作。 《伦敦时报》记者威廉·哈伍德·罗索在克里米亚战争和1857年在印度发生的兵变中曾目睹过许多战争场面。现在，他预感到他会看到更多的血腥：“一场制止叛乱的大战，或者……在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不再是鞭长莫及，而且毋庸置疑的权威。”不过，他也怀疑联邦军队已具备作战能力。“他们以为造就一支军队就像发一发炮弹，”他在评论林肯和他的新班子时说，“只要点上导火索，就能打出去。”“现在开始有点打仗的味道了，”依莱沙·罗德兹写道，“很快，我们就有可能踏上弗吉尼亚的神圣土地，去访问一下我们的南方兄弟。对，我希望我们马到成功，好好地揍叛军一顿。”7月18日，三万七千人的联邦志愿军，向南进发，进入了弗吉尼亚。一个华盛顿《星报》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当时壮观的情景的： 山坡上的景象非常壮观……我看到一团接着一团的人马沿着大路，走了过来，越过长桥，他们的枪械在阳光中闪着幽光……团队之间打招呼的欢呼声，一浪接着一浪，其间还掺杂军乐团的演奏和指挥官高亢的口令声，在一个联邦派的耳中，这简直就是一曲悦耳的交响乐。 尽管天气炎热，北军战士情绪还不错。麦克都维尔将军回忆道：“他们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采些黑毒解渴，他们队列不整，随你怎么喊都不管用……他们吃不起苦、不习惯走长路。”二十五英里的路，走了两天半，内战后期，老兵们通常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走完这段路。 依莱沙·罗德兹的兴致也很高。他写道：“我们团的人将武器靠在一大片草地的栅栏上，栅栏到处都是。我们很快生上火，大家的杯子里都有了咖啡……我靠着簧火，欣赏着夜色，猜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几百个华盛顿的居民跟着行军的部队一起走，他们希望能亲眼目睹真枪真刀的战斗。有些人还带了望远镜、野餐的篮子、成瓶的香槟酒。威廉·哈伍德·罗索写道：“法国大厨和旅店老板，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非得将华盛顿居民在观赏这场血腥搏斗时享受的酒和野餐食品的价钱涨上三倍才算罢休。”有些士兵还挺喜欢在这些显贵面前打这第一仗。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志愿兵回忆说：“我们看到载着从华盛顿出来看打仗的老百姓的马车。”一个来康涅狄克州的小伙子说：“我们州的参议员也在，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认出……一些其他的国会议员……我们想，让华盛顿来的大人物来看看我们是怎样揍叛军的主意倒是不错。”贝鲁加知道北军正冲他们走来。华盛顿的一个著名的社区领袖柔丝·奥尼尔·格林豪太太，史蒂文·A.道格拉斯的阿姨，是个南方奸细，事先已把情报送给了他，她用密码写了情报，然后藏在一个同情南方的女孩的头发里带了出去。贝鲁加已经命令部下在一个叫曼那萨斯交汇点的铁路中心附近，沿着公牛道溪的一岸布置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八英里的战线。 麦克都维尔于7月21日，星期天早晨先出手。九点钟刚过，他便下令部队涉过溪水。一个目击者回忆说，向前推进的联邦部队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多毛的庞然大物，费劲地、缓慢地、像波浪似的向上爬去”。 依莱沙·罗德兹回忆他平生第一次听到的激烈的枪声： 我们到达一片开阔地，那里和我们的左翼隔着一条栅栏。迎接我们的是一排毛瑟枪响，不过，枪打得过高，所有的子弹都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对子弹发出的奇怪的呼啸声的惊讶，全团的人不等命令，就全趴下了。斯劳孔上校发出口令：“向左翼-起步走”，我们开始穿过开阔地。我们中的一个名叫韦伯的小伙子从栅栏上摔下来，把刺刀给弄断了。大家都笑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马上就要交火了。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联邦的骑兵战士，身着崭新的军装，正在等待上火线的命令。他们试图不去看那些从身边经过的被抬到外科医生帐篷去的第一批血迹斑斑的伤员。一些人来不及挪开视线，在马鞍上就呕吐开了。 尽管这样，一开始，战局似乎都按照麦克都维尔的计划发展。他的师团将南军的左侧撕开了一个口子，并开始包抄，将叛军从一个又一个阵地中赶了出去。“我们……放了一排枪，”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列兵写道，“看到叛军逃跑……小伙子们欣喜若狂，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胜了！‘把杰夫·戴维斯困死在酸苹果树上！’他们逃跑了！战争结束了！‘”在三英里之外的绿色山坡上，观战的百姓们挥舞着帽子和手绢。这时还不到正午时分。 “麦克都维尔将军跨上马，”一个联邦上校回忆道，“一身戎装，还戴着白手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打了个大胜仗……我们大声地向他喝彩，真觉得自己都成了英雄。”根据一个军官的回忆，当时，北军的胜局似乎已定，在战场的一部分，一些联邦士兵已停止追击，在倒在山坡上的叛军死尸中搜寻纪念品。 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呀！这里躺着一个人，手中紧攥着毛瑟枪，死得挺挺的；有几个人全都面目全非，全都脏得不行。许多人受了重伤，一些人的腿被打掉了；另一些人的手臂不见了……伤重得爬都爬不动……硬是在那里流血流到死。我们好几次停下来给他们喂水，不一会就看够了，战争好可怕，于是，我们捡了一些刀剑和刺刀……沿着原路返回。 守卫在南军战线中段的一座小山坡上的，是由托马斯·J.杰克逊率领的一个弗吉尼亚旅，杰克逊坚信南方的事业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能够用这种宗教般的坚定信念感染部下。当其他的南军指挥官动摇时，他坚守不退。过了正午，当南卡罗莱那州的伯纳德·比将军的部下被打得惊魂未定，他在试图重振部下士气时大叫：“看哪！那是杰克逊和他手下的弗吉尼亚人，像一堵石墙一般纹丝不动！”没过多一会，比阵亡，但是，叛军的防线没有垮掉，“石墙将军”这个绰号从此便流传了开来。 这是战役的转折点。从下午二时到四时，双方沿着山脚来回拉锯。两军之间，坐落着一座农舍，这是朱迪丝·亨利的家，她是一个老寡妇，病得不能动弹。联邦的炮弹将她卧室的墙击破，炸飞了老妇人的一只脚，打得她全身都是弹片。 邦联叛军的增援部队在约瑟夫·E.强斯顿将军的带领下开始赶到，他现在发现，他能够与自己过去的国旗刀兵相见了。最先赶到战场的是裘保·厄雷上校带领的骑兵。更多的叛军是乘火车赶来的。使用铁路在战场上调动兵员，这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 此时，大部分的联邦士兵已经在高温的环境里连续行军、作战了十四个小时，滴水未进、粒米未沾。他们看到新涌入战场的叛军部队，士气大挫。有人在问：“咱们的预备队在哪儿呢？”大约下午四点钟，贝鲁加下令大举反攻。杰克逊激励部下“给我拼命怒吼”。那天下午，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所谓“叛吼”。这种一半是欢呼，一半是招呼猎狐犬叫喊的怪叫声。“叛吼”后来响彻内战的数千个大小战场。 一个联邦退伍军人多年后回忆道：“那是在人世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在那种情形下，让你毛骨悚然的那种奇怪的感觉无法形容。你得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假如你说你听到这种怪吼无动于衷，那你就从来没有真正听到过那种声音。”贝鲁加看到北军开始退却，心中大喜。他回忆道：“我向部下传令，号令一出，全线冲击。在邦联军队的全力反攻下，敌军防线即被完全冲破，敌军狼奔豕突，在公牛道溪沿线四下奔逃。”一开始的退却变成了溃败，麦克都维尔承认，“这种溃败接着又造成一种恐慌。”惊慌的观战百姓和士兵挤作一团，纷纷逃离战场。一个叛军军官写道：“他们跑到溪边，不管深浅，是否有桥，便向溪水中跳，结果，淹死了不少人……我们发现……沿途有不少被坐在郊游马车里的那些弱不禁风、娇嫩的人们在慌乱逃命时遗弃的遮阳伞和漂亮的披肩。”一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艾尔伯特·G.里都和其他两个议员试图号召溃兵反击叛军： 我们向他们喊话，想告诉他们没有危险，叫他们站住。我们骂他们是胆小鬼，用最难听的话咒骂他们，拔出手枪威胁他们，但什么都不管用；他们中了一种沮丧、绝望的魔，这种恐慌感从前面传到后面，传到每个人。尽管已是下午六时，但仍然酷热难熬；战士们都累垮了-他们大张着嘴，因作战时要用牙咬开火药袋，他们的沾着黑火药的嘴唇开裂着，他们的眼睛里冒出怒火。没有哪个活人见过这样一大群丧魂失魄的倒霉蛋。 依莱沙·罗德兹也挤在那些丧失斗志的人们中间： 我……挣扎前行，拖着我的枪和子弹袋。许多次，我一屁股坐在泥沼中，不想再走了，想一死了之，摆脱这种痛苦。但是，不过多久，就会有个战友从我身边走边，鼓励我再加把劲，于是，我又会歪歪倒倒地再走上一英里。走到天亮时，我们终于看到华盛顿教堂的尖顶，那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景象……在这场惨败中，我们团有九十三人阵亡、负伤和失踪。 联邦军队将此战役称为“大逃亡”。 谁都不知道如果南军当时穷追不舍，会是个什么情形。玛丽·切斯那特后来记录道：“一个住在联邦首都的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说，曼那萨斯战役过后的一个星期里，人们认为不知哪天我们就会闯进华盛顿。这就是他们沮丧和困惑的写照。”但事实上，南军对自己的胜利也毫无准备，就像北军对自己的失败毫无准备一样，加上次日上午的一场瓢泼大雨将道路变成一片泥沼。这个假想的问题只能成为供后世文人学者讨论的话题。 邦联士兵发现躲在一棵树后的纽约众议员艾尔伯特·依拉尔（AlbertEly），便将他押送到里士满。一个叛军士兵说：“北方佬的议员老爷到这里想看个热闹，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戴维斯总统本人给尊贵的囚犯送了两条毯子，以此向他的臣民们表现南方绅士是怎样款待那些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对手的。 自己也骑马出来观战的戴维斯心中大喜。他对众人说：“你们这支小小的军队，这支枪支弹药和基本军需匮乏得被人嘲笑的军队，在与敌军的浩荡大军相遇时，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将其击溃，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在我们凯旋的雄师面前仓皇退却。在他们进犯弗吉尼亚神圣土地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一个著名的佐治亚州的分裂主义者写道：曼那萨斯战役是“世界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这场战役“巩固了我们的独立”。一些邦联的志愿兵也确信南方已经取胜，北方除了议和之外，别无选择，于是纷纷离开部队，急急回家忙秋收去了。 山姆·瓦金斯和他来自田纳州的战友们在战斗结束后才赶到曼那萨斯交汇点，他回忆当时自己和战友的失望情绪： 我们都觉得仗打完了，我们连北方佬的照面都没来得及打，就得打道回府。啊！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伤员呀。我们……宁愿出一千美元……换取一个被打掉臂膀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拖个空袖管荣归故里了。但是，战斗早已结束，我们没赶上。 在这场北方称之为“公牛道”、南方人称为“曼那萨斯”的战役中，双方阵亡、负伤或被俘的人数达四千五百余人。 威廉·哈伍德·罗索目睹溃败的北军踉踉跄跄返回华盛顿的情景： 我看到一股不断的人流，这些人浑身粘满泥浆，浑身上下被断断续续的倾盆大雨打得精湿……人流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延伸到国会山。众人头上升起一团浓浓的水汽；但近前一看……我能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团队，有纽约来的、密西根来的、罗德岛、马塞诸塞和明尼苏达来的，全都混在一起了。 罗索上前问一个脸色苍白、“看上去累得半死”的战士，是不是全军大败。那个战士答道：“我可不知道那么多。我只知道我这就回家去。我这辈子该打的仗，全在这场仗里打完了。”坏消息传到纽约后，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后人将把今天称为’黑色星期一‘，我们被分裂派彻底地、令人羞耻地击溃、打败和收拾了一回。”此时，那个曾经敦促林肯发动一个直捣里士满、最终导致公牛道大败的冒进攻势的哈莱斯·格利利又跳出来，他要求总统考虑全盘放弃为维护联邦的统一所作的努力：“每个人的眉宇之间都带着一种阴沉、焦虑、晦暗的绝望表情……”他写道，“如果按照他们（南方）的条件，与叛逆议和是国家和人类的最佳出路的话，我们就不该畏缩不前。”林肯没有接纳格利利的新建议。相反，他签署了一项法案，号召再征十万新兵，服役期为三年，而不是三个月。此时，再没有人还认为这是一场只需九十天就能见分晓的战争。总统起誓决不妥协，加强禁运封锁，用服役期更长的部队替代服役期为三个月的部队，然后向弗吉尼亚、田纳西州境内忠于联邦的区域以及密西西比州派出远征军。 他还在华盛顿任命了联邦军队的新统帅。乍一看，乔治·麦考仑（George McClellan）正是北方急需的人才。他在西点军校的班上名列第二、又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他是一个战术高超的战术家，还著有一本战术手册，他是拿破仑的忠实崇拜者。据说他能用拇指和食指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对折起来，将一个二百五十磅的大汉举过头顶。他刚在西弗吉尼亚取得一系列被报章广为宣传的小胜仗，所以，他的到来给这个仍为初战失利而震惊的首都带来了一个观察家所说的“一种必胜的豪情”。 他需要竭尽全力，使出平生解数，才能重建这支刚被打垮的联邦军队。一个来自纽约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自白道：“今天晚上，营帐里的人不到二百。凯特林上尉、贺伯特上尉和库帕少尉和一两个其他军官被逮捕。一百个人喝得酩配大醉，一百多人出入于青楼花巷，其余的人到哪儿的都有……艾尔福德上校现在整天都是醉醺醺的。”“我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为城防作出任何准备……”麦考仑写道，“没有一个团的位置是安排得当的，没有一条大街或通道上布置了岗哨。到处杂乱无章，大街上、旅馆里和酒吧里，到处都是未经请假、私自外出的、醉醉酥的官兵-简直乱成一锅粥。”麦考仑花了整个夏天整肃这个混乱局面。“我在马鞍上度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夏日，在办公室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很累人的生活，但我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能感到我的威慑力。”他整肃了军纪，他告诉部下：“要通过恪尽一个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产生一种真正的荣誉感”。他用职业军官代替那些无能的军官，督促士兵的日常操练，有时每天最多能达八小时之久，他在城边架起整洁的帐篷，以供每周由铁路送来的一万新志愿军之用。 在他为鼓舞士气举办的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上，一个报社记者写道：“每个团都想在军容和正步方面超过其他所有的团……军乐队在演奏爱国音乐，鼓声阵阵，战旗飘飘……脚下的土地在战士行进的脚步中震颤。”林肯和夫人玛丽，以及两个最小的儿子威利和泰德常常坐在马车里观望。不过，就连林肯一家人也成了麦考仑导演的戏剧场面中的演员。一个军官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目光注视的不是共和国的总统，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年轻的将军身上，他目光平静，神情泰然，一个身材魁伟的副官跟随其后，在一片马刀碰撞的铿锵和观众的欢呼声中走过。”就连麦考仑的军官团也气派非凡。其中包括三个被废黜的法国王室代表；菲利普·基米是一个只有一条臂膀的冒险家和百万富翁，他曾参加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因其牙咬马缰，向敌军阵地冲锋而获得“兵团荣誉勋章”；还有一个更富有的业余军人约翰·吉科普·艾斯特上校，他总是和手下的厨师、管事和仆人闹矛盾。 十万未经训练的志愿者变成了一支军队-普丹米克集团军，那也是麦考仑的军队。由于他重新建立了战士们的自尊，他的部下衷心地爱戴他，给他起了个“小麦克”的绰号。报社记者称他为“小拿破仑”，他也主动鼓励部下将他与拿破仑作比较。在西弗吉尼亚，他曾以一种真正的拿破仑的腔调对部队演讲：“战士们！我听人说这里有危险。我就来到这里，和你们一起打头阵，和你们分担危险。我现在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找不到配得上你们这样好钢的工匠。”茵斯尼尔·豪松亲眼目睹了士兵们对他们的新统帅的崇拜：“他们大声欢呼迎接他，由近及远，我们能以传来的声浪判断他的方位……他们非常信赖他，我也是。”麦考仑本人也充满自信。“你无法想象当我来到士兵中间时，他们有多么高兴，”他对妻子说，“我能看到每个人的眼里都在放光。昨天，我到一个团，差点儿没让他们拉散了架。你从来没听到过那样响亮的欢呼声。”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炮兵在接受统帅的视察之后写道：“小伙子们的情绪就像久旱逢甘霖，全军上下都认为〔麦考仑〕一旦准备就绪，就是能将我们引上胜利之路的那员神将。用不着哈莱斯·格利利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上阵。”公牛道战役的失利以及后来令人痛心的溃败本身就够糟糕了，林肯还担心这次失利会让说服那些蓄奴的边缘州留在联邦里的工作更加困难。 戴乐维尔州每一百人中仅有两名奴隶，所以从来就没有真考虑过退出联邦的事，但是，肯塔基、密苏里和马里兰这些边缘州都处在危险的摇摆状态。林肯对一个朋友解释道：“我认为如果肯塔基有失，那就几乎全盘皆输。肯塔基一丢，密苏里自然不保，我想，要保马里兰也悬。这些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我们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当肯塔基的分裂派州长和联邦派的立法院较劲时，路易维尔市的联邦志愿者在马路的这边操练，邦联的志愿者则在另一边演练。约翰·克里坦顿（John Crittenden）的儿子中的两个都成了少将，一个效忠北方，一个为南方卖命。玛丽·林肯的最小的弟弟加入了邦联叛军，她同父异母的兄弟中也有三人加入了南军，尽管林肯本人委任他的一个内弟在北军中担任要职，结果，他最后还是投了南方。 肯塔基的两派权力之争如此微妙，以致林肯愿意接受这个他的出生地保持所谓“有条件的联邦立场”，只要不明确倒向南方就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对于通过肯州向南方邦联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装备的商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了秋天，当由一支英国国教的主教里奥奈德斯·浦克（Leonidas Polk）将军带领的邦联部队打算进占肯塔基时，新上任的尤利萨斯·S.格兰特准将指挥的联邦部队奉命占据位于坎布兰河和田纳西河交汇处的兵家必争之地普度卡（Paducah）和斯密斯兰（Smithland）。两个月后，格兰特手下的这支纪律松懈的联邦军队，由于忙于占据和洗劫叛军的营帐，忘了防备叛军的反扑，差一点全军覆灭。结果，格兰特被撤职，暂时回到文书的工作。但此时，四分之三的肯塔基已掌握在联邦军队手中，尽管那里的分裂派拼凑起一个临时政府，南方邦联的议会也煞有介事地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肯塔基州仍在联邦手中。 马里兰对于联邦更为重要，因为马州一旦易帜，华盛顿将陷入叛州的包围。公牛道战役鼓舞了当地的分裂派的立法议员，九月，林肯担心在马州的一次特别立法会议上，议会有可能投票通过退出联邦，于是出兵占领巴尔地摩，未经审判，便将市长和三十一个议员投入监狱，监禁达二个月之久，直到十一月份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联邦派占多数的议会才将他们释放。就这样，马里兰也被联邦控制在手中。 在密苏里，倾向于退出联邦的波恩·福克斯·杰克逊州长掌管着该州的民兵，他将林肯的征兵令谴责为“非法的、不合宪法的、造反的、非人道的和邪恶的命令。”林肯内阁中的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的最小的弟弟福兰克·布莱尔议员为了反对州长，组织了一个联邦卫队，其中大部分是反奴隶制的德国人，决心要为联邦守着密苏里州。血腥的肯萨斯边境战争中的一个红胡子的老兵芮斯尼尔·莱昂上校赶在叛军之前将二万一千枝毛瑟枪抢运出城，然后将支持南方的民兵包围了起来，不费一枪一弹，便迫使他们投降，然后将他们在圣路易斯城游街示众。就在那里，一群分裂派向他们投掷石块，后来还开枪打死了一名上校。莱昂手下的人开枪还击，打死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个是母亲怀中的婴儿。 分裂情绪在上涨：一个墨西哥战争中的英雄斯特灵·普瑞斯（SterlingPrice）主动向杰克逊州长请缨；紧接着，肯萨斯边界线附近游击战烽烟再起。在那以后的四年中就没有停息，过了几十年，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仇恨才开始渐渐消退。 这时已升为准将的苗斯尼尔·莱昂横驱密苏里二百英里，追赶由普瑞斯带领的一支不断壮大的叛军，最后在8月，他在密苏里的西南角的威尔森溪赶上了他们。莱昂在那里阵亡，联邦军队被赶回圣路易斯城。列克星敦也落人叛军之手，至此，南方邦联控制了半个密苏里。 林肯在西线的总指挥是约翰·查尔斯·弗里曼（John Charles Fremont），此人绰号“开路先锋”，平时偶尔干些探险、从军之类的营生，但是个全日制的政客。此人很具吸引力，相貌堂堂、精力充沛，过于喜欢摆排场。他手下的军官们都是些没有多少欧洲贵族气派的大腹便便的人，穿着崭新的军服，他的指挥部的守卫队是他亲手挑选的由三十个肯塔基小伙子组成的私人卫兵队，每人身高均超过五英尺十一英寸。他还极具个人野心：五年前，他是第一个出来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现在，他已在筹划在1864年接替林肯。林肯曾在私下里骂他是“古今世上最坏的恶棍，感谢上帝无边的福佑……他同时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饭桶”。 北军在威尔森溪战败之后，弗里曼未经与联邦政府商议，便发布了一份公告，称所有在联邦防线后方的游击队员，一经抓获，格杀毋论，并且解放所有密苏里境内分裂派拥有的奴隶。总统闻讯大怒：军事将领是不能参与制定行政政策的；解放奴隶的威胁会无端与边缘州结怨。林肯在他修改公告的请求被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宣布该公告无效，并且在十一月份用亨利·威吉·豪莱克（Henry Wager Halleck）接替了手下这个难缠的家伙，新上任的指挥官是个高高在上的、西点出来的战术专家，过去曾做过律师，由于他在军事学术上的建树和谨慎小心的天性，使他得了一个“老脑筋”的外号。豪莱克上任后不久，便向总统保证在明年春天之前对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麦考仑在华盛顿宣布：“军事行动的真谛在于，不到一切准备就绪，决不轻动。”从书面上看，麦考仑预定的行动计划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联邦军队分三路攻击邦联防线：一路攻入弗杰尼亚，占领里士满；另一路将为联邦稳守肯塔基和田纳西，然后直捣南方邦联的心脏地带，进而攻占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佐治亚诸州，与此同时，海军的任务是打通密西西比河的航道，从海上包围邦联，并切断其供给线。 但是等到夏去秋来，形势变得益发明显：麦考仑在造就了一支浩荡之师之后，在短期内，并没有任何动用这支军队的意图。 国会里的共和党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担心，假如联邦在短期内再不为公牛道战役雪耻，欧洲人就会据此认为北方的决心正在减弱，从而承认邦联。此时，就连哈莱斯·格利利也又一次嚷嚷起来，急着要行动。 从一开始，乔治·麦考仑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几乎是自负的自信心。“我发现我正处在一种新的、奇特的位置，”他一抵达首都，就对他的妻子说，“总统、内阁成员、斯科特将军和所有的人都对我恭恭敬敬的-好像由于某种神奇的力量，使我变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宰。我几乎觉得如果我现在再打上几个小胜仗，我就能成为一个独裁者，或者其他令我心满意足的地位……但是，那一类东西里，没有一样能让我满意-所以，我不会去做独裁者。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自我否决！”此时，催促他对敌人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报纸也开始对当初好像那么安定民心的“普丹米克无战事”的简报开起玩笑。而他却以一种傲慢的轻蔑回应总统、内阁、国会和所有的人。他对妻子说：“我一天比一天更讨厌这些该死的政客。他们是一群最无耻的人……史伍德〔是一个〕扰乱视听、冠冕堂皇、胸无点墨的庸才走狗……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好心的猿猴……’正宗的大猩猩‘。”而在林肯这方面，他对手下的指挥官还是很有耐心的，甚至一天傍晚，他来到将军家造访，在他家的偏室一直等到他从一个婚宴回家，最后，一个家佣传话说，将军已经就寝，不能与他会面。林肯的秘书对此无礼举动愤恨至极，力促林肯立刻将麦考仑解职。林肯压住怒火说：假如能打胜仗，他情愿在将军的鞍前马后为他牵马。当将军坚持将所有的延误的责任推到斯科特将军身上-称老英雄要不是“一个老糊涂就是一个叛国者”-总统便让斯科特退休，并任命麦考仑为总统帅和普丹米克集团军的总指挥。“我能兼管所有这一切。”他向林肯保证。 结果，麦考仑什么事都没做。此时已成了他的私人密探的艾伦·平克顿助长了他的上司谨小慎微的天性。他向他保证约瑟夫·E.强斯顿手下至少有十五万人布置在能直接攻击华盛顿的范围之内-这个数字是当时华盛顿附近所有南军实际数字的三倍。其他人告诉他平克顿的估算有误，但他更愿意相信平克顿。他说，只有等到他手中有了二十七万军队，他才会采取行动。 9月份，当叛军的警戒哨从华盛顿西南角的暴露区域里撤走后，联邦部队才发现，当初麦考仑的间谍向他保证正在威胁华盛顿的那些巨大的火炮，只不过是些涂上黑漆化装成火炮的巨大树干；一个愤怒的记者称这些为“教友会（Quaker）和平炮”（译者注：教友会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素以和平主义为主旨）。 这一发现让麦考仑大为难堪，但是，他的信心并未因此有所增强。10月，一支联邦部队奉命试探位于弗吉尼亚的鲍崖附近的叛军防线，结果，这支人马在普丹米克岸边被包围，全军覆灭。麦考仑对此深为不安。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中有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年轻的奥利弗·温代尔·豪姆中尉，他刚从哈佛大学毕业，胸部中了两颗毛瑟枪的子弹。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员爱德华·D.贝克上校阵亡，林肯夫妇曾以他的名字为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命名。 林肯落了泪，他八岁的儿子威利写了一首纪念诗，寄给“全国共和党人”的编辑： There was no patriot like Baker So noble and so true； He fell as a soldier in the field， His face to the sky of blue （爱国豪杰数贝克 高风亮节真壮士 英雄沙场献身躯 苍天有情慰英魂） 12月，由于在离首都如此之近的地方，联邦军队再次大败，国会成立了一个专管战事的联席委员会，寻找一些能够担负责任，以保证战事顺利发展的能人。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于俄亥俄州的本杰明·维德（Benjamin Wade）参议员，他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急于行动-对于像乔治·麦考仑那样的保守的民主党人极不信任。另一个民主党人，查尔斯·P.斯通（Charles P. Stone）将军也惹恼了激进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认为他过于积极地将逃亡奴隶送回马里兰的奴隶主，而且对鲍崖之败负有责任。结果，他被指对联邦不忠，而且不让他为自己辩护，就被囚禁在纽约港里一个离贝德隆（Bedloe）岛不远的岛上，囚禁期长达一百八十九天。后来，正是此人为日后的自由女神像建造了基座。 麦考仑一边将手下的大军带进冬营，一边继续指责他人，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他向妻子保证，他的计划“……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被那些无能之辈……破坏和欺骗。现在，我们好像开始被关进冬营，无法作战。 如果真是这样，那根本不是我的错”。 北方的士气又一次低落下来，就在这当口，美国在海上与英国发生的一次公开冲突，使得对联邦的形势更为不利。在古巴海域巡航的美国军舰山·杰星托（San Jacinto）号，截获了一艘英国的蒸汽船，并且逮捕了两名前往英国的邦联特使。这两个特使，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的杰姆斯·墨瑞·梅森，另一个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拉代尔，都是大名鼎鼎的分裂派活跃分子。所以，当他们到达波士顿时，抓获这两个人的南极探险家查尔斯·维尔克斯（Charles Wilkes）船长，受到了胜利凯旋的英雄式的欢迎。《纽约时报》力促政府以他的名义制定第二个独立国庆日，国会投票通过授予他一面特别金奖牌。 杰弗逊·戴维斯谴责这次拘捕行动是一个连“野蛮人”都不如的不义之举。英国人也同样震怒。《伦敦时报》说：“维尔克斯船长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佬，盛气凌人、粗鲁无礼，这一切均源于他粗野又胆怯的天性……这些正是他的同胞最臭名昭著的、世人皆知的恶劣秉性。”首相普末斯顿（Palmerston）王爷对他的内阁成员说：“你们也许能咽下这口恶气，但我他妈的咽不了。”他要求北方政府立即释放这两名邦联分子，为了表明此举并非吓唬人，还派出一万一千英军前往加拿大，准备伺机动武。 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期间给一个美国友人、科学同行艾萨·戈瑞（Asa Gray）的信中说：“你接到此信时，我们两国也许已在交战，我们两个作为爱国者，是注定要互相仇视了。多么奇怪的事呀，看着两个国家，就像两个愤怒的傻瓜一样，面对同一件事，作出如此相反的极端反应。”林肯的内阁反对释放这两个邦联分子。根据林肯事后的回忆，一天，史伍德到会时，“满脑子”全是不理会英国威胁的理由。然而，到了圣诞节，总统决定释放这两个囚犯，他说：这两个人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珍稀动物”；再说，当时对付一个敌手已够他忙活的了。 年初时，林肯坚信分裂主义的危机是“人为制造的”，一旦南方民众看到那些诡计多端、莽撞行事的政客将自己引上危险的歧途，这场危机便会自然化解。到了年底，他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还真的担心在他说服他的全军统帅对邦联叛军发动攻势之前，英国会承认叛乱政府的合法性。 威廉·哈伍德·罗索在接近岁末时谈到公牛道战役及其影响时写道：“我过去很少去想象这场降临在合众国之上的失败之巨大，灾难之深重……美国联邦还这样年轻，那些目睹它兴起的人们可能活着看到它的灭亡。”________________ ［1］译者注：山桑是父母年迈时出生的。由于他是被挑选出来侍奉上帝的那兹瑞人，所以一直不剪头发，滴酒不沾。他曾徒手杀死并活剥一头猛狮、杀死爱斯达德的一群人并纵火焚烧他们的农田和果园、用一副驴的颚骨杀死一千人。一个名叫拉莱娜的弗里斯汀女人在引诱他透露其神力的秘密之后，剪去了他的长发。弗里斯汀人将其双眼挖去，套上沉重的脚镣，逼着他在牢房里推磨。但是，他的头发-神力的来源-又开始生长。终于，有一天，当弗里斯汀贵族将双目失明的山桑拉出来做笑料时，他凭触觉找到支撑房子的柱子，将其拔起，结果屋倒楼塌，他与许多弗里斯汀人同归于尽。 ［2］译者注：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 ［3］译者注：美国众议院的席位数依所在地人口而定。参议院的席位数则是固定的，每个州不论地域大小或人口众寡，均有两个席位。 ［4］译者注：本土主义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倾向本土居民，反对外来移民的思潮。 ［5］译者注：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民众为了抗议英国政府征收的茶税，将港口停泊的商船上的茶叶扔入海中。史称“波士顿茶会”。一般认为这一历史事件是美国革命的开端。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 ［6］译者注：西方人之间在非正式场合一般以不带姓的名相称。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使用姓。 ［7］译者注：英美法学概念：任何被拘留者均有权要求法庭鉴定认证其囚禁的合法性，否则政府无权对其实行囚禁。此概念系英美法制中的重要基石之一。战争为什么会爆发当·E.法伦贝切（Don E. Fehrenbacher） 在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两周，杰弗逊·戴维斯宣誓就任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总统，这个共和国从南卡罗莱那州一直延伸到得克萨斯州。在内战历史中，没有任何事件能比在总统选举结果揭晓之后，美国分裂的过程和邦联成型的进展如此之快更令人称奇。这种冲动行动体现了当时人们情绪激动的程度，很多南方的舆论表达了这种激进的情绪。政治领袖、报社编辑以及其他公众舆论谴责林肯的当选，认为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理喻的结果，简直就是在向所有蓄奴州宣战。一家亚特兰大的报纸称：“让这个选举的后果自行发展好了，即使普丹米克河水被鲜血染红，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尸骨成山……南方也决不屈从于亚伯拉罕·林肯就职这样的奇耻大辱。”为什么一个新总统的合法当选会激发这样的怒火，进而导致联邦的迅速解体呢？首先，当时似乎没有人对这场分裂的危机其实就是有关奴隶制的争议所带来的危机这一点有任何疑问。当然，导致南方的不满情绪的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被东北部强大的商业和工业势力严重削弱的经济实力。然而，那些退出联邦州所提出的理由几乎全部集中在奴隶制这一焦点问题上。国会在南北妥协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大量的公众讨论也几乎全集中在这一焦点。另一家亚特兰大的报纸在戴维斯宣誓就职后不久宣布：“奴隶制导致了产棉州退出联邦。假如邦联过去不曾存在过，今天，它已经大功告成了。”林肯也已经在给南方领袖的信中讲过类似的话：“你们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并且应该推广开去；我们则认为它是错的，应该加以限制。我想这是一个棘手的事。这当然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实质性的分歧。”在这场危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南方对共和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共和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革命性组织，其宗旨在于彻底消灭奴隶制。一时各种可怕的预测满天飞，弄得人心惶惶。据谣传，林肯行政当局将试图中止有关逃亡奴隶的诸项法令，在新领地及哥伦比亚特区内禁止奴隶制，禁止跨州的奴隶买卖以及通过对最高法院的重组推翻德莱德·斯科特裁决。更有甚者，共和党对政治的控制将打破南方对废奴主义宣传的封锁，从而让奴隶制社会面临逐步升级的内乱的威胁。根据一个来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看法，共和党的基本纲领与“任何废奴派宣传品中都能找到的号召奴隶起来造反、谋杀、纵火和其他罪行的煽动别无二致”。一家北卡罗莱那州的报纸断言，共和党必须作为敌人对待，他们的政策将“把火把扔进我们的住房，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但是，实际上，共和党的领袖们远较激进的革命者来得温和。他们的党纲摈弃了约翰·布朗采取的暴力行为，并且重申尊重“各州对其内部制度的决定权和控制权”，没有丝毫煽动闹事的味道。其实，在废奴派的眼中，共和党的反奴隶制的信条是一种必须唾弃的、和奴隶主所作的妥协。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南方人会将林肯的当选看成是灭顶之灾呢？从另一方面来看，为什么那么多的北方人明知林肯的当选会打破国家的宁静，还是选了他呢？这些简单的问题很快就会将一个人深深地带进历史的复杂性之中。 在美国建国初期到其后三十年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奴隶制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但又不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难题。在那段时期，全美各地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都是以附带在其他的公众议题之上的形式出现的，例如1790年的汉密尔顿财政方案和1807年杰弗逊的禁运令。即使到了1832年，引发北卡罗莱那州那场好战分子试图退出联邦的事件的真正原因也还是当时联邦的关税政策。再说，在建国初期，南方人如果真的曾经捍卫过奴隶制，通常也是些有条件的和有附带说明的捍卫，他们将奴隶制说成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无法根除的令人遗憾的、但不会永远延续下去的传统。联邦的宪法在承认国内存在奴隶制的同时，似乎将其不言而喻地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非永久性的现象。当年深受文艺复兴运动感召的那一代人曾天真地认为，这个事关人类互相奴役的罪恶制度最终会向社会进步的正义的力量让步。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一次又一次巨变的积累打破了这种乐观的观点，美国的联合体处在一种持续的危险之中。产棉王国的兴起，提高了奴隶劳工的价值及其在全美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北方作出一些努力限制奴隶制的发展，奴隶制还在向西扩张，直至密苏里、阿肯萨和得克萨斯。在1800年至1840年期间，全美的奴隶人口翻了三倍。尽管当时奴隶制兴旺发达，但是，由于面临新一代的废奴派的猛烈抨击和南方越来越孤立的地位，南方奴隶主阶层变得越来越惶惶不可终日。 在反奴隶制的猛烈抨击下，奴隶主们除了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之外，他们的道德水准也遭到贬低。于是，他们越来越热衷的不仅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体制的安全感，还有重建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和个人的荣誉。他们对奴隶制的捍卫也就不再像早期那样具有一种犹豫的约束，而是变得越来越一意孤行。他们竭力从历史、《圣经》和种族理论中寻找为奴隶制正名的根据。南方社会越来越像一个被围困的孤城，他们驱逐非议奴隶制的人，压制内部的对奴隶制的批评，用封锁的方法来对付废奴派的演讲稿和文学的渗入。在国会里，南方议员抱成团，对哪怕再温和的反奴法案，比如在哥伦比亚特区内中止奴隶交易这样的提案也一概反对。他们坚信任何向废奴观念的让步妥协都将损害南方的利益，这些让步会成为废奴派利用的缺口，从而继续向奴隶制发动攻击。在各地有关奴隶制的争议的最后阶段，很多南方领袖在坚持各州主权这个原则上作了妥协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制定政策，毫无保留地保护奴隶制。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坚持要求北方中止对奴隶制的任何非议，或者由北方各州对来自本地的非议实行压制。所有这些，加上其他支持奴隶制的过激作法导致了一个后果：许许多多原来对奴隶没有什么同情心的北方人对“代表奴隶制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纷纷投身于反奴隶运动。 1846年之后，使得全美政局激化的各州主权问题的焦点正是西部新领地里的奴隶制的合法地位问题。显然，这个通过“1850年妥协”解决了的问题，在肯萨斯的两派恶斗的过程中旧疾复发，那几年中断断续续发生的暴力事件，后来成了大内战的先声。到了1858年夏，局势已经明朗：肯萨斯永远不可能成为蓄奴州，奴隶制在其他的新领地里也没有扎下根。然而，尽管似乎离主题越来越远，有关奴隶制的争议却愈演愈烈，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双方越来越意识到，新领地只不过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国家中地方势力的均衡，以及奴隶制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所导致的重大冲突的前哨战场而已。在这场无休止的争吵中，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联邦解体的威胁正在迫近。 退出联邦的威胁几乎从建国之初起就没中断过，但只有到了1850年代，这个概念才被提炼成一个明确的南方独立运动。除了南卡罗莱那州和一两个其他的州之外，真正死心塌地要退出联邦的人（“走火入魔者”）仍然是少数。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南方民众已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开始动了叛心。例如：他们倾向于维护各州主权，同时在琢磨其可行性。他们往往仍然和联邦保持紧密的感情联系，同时，又渴望与联邦体系中的反奴隶制的努力一刀两断。林肯的当选让这些人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会投身于建立一个新国家的狂热之中。 但是，退出联邦虽然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另立山头则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正式的营建工程，非常难以启动。在此之前，退出联邦的威胁都源于国会中的某些议程，也就是说地方上的危机总能通过立法妥协得到化解。不管怎么说，当时，在新领地里是否实施奴隶制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燃眉之急（只有这个问题仍在民主党内部影响总统候选人的产生），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有关地方势力的问题可能会被国会搅出大乱子。然而，就在此时，南方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威胁，这个威胁可能正好成为一个分裂联邦的导火索，而且这是国会无法控制的事-也就是说，反奴隶制势力夺取总统宝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过去，历史学家曾经简单地认为：共和党的诞生是北方人对1854年“肯萨斯-内布拉斯加妥协法案”的愤怒情绪所导致的产物，因为该法案没有明文禁止在这两个领地里实行奴隶制。然而，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各政党的根本性重组早在肯萨斯问题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重组过程始于基层，体现在某些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的问题上，例如本土主义（Nativism）和节制勤勉的作风（Temperance）这些各个老朽政党似乎已不再重视的问题。于是，以这种来自基层的不安情绪为基础，所谓“一无所知运动”兴起了，该运动的政治组织是“美国党”，有段时间，这个新党似乎可能替代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辉格党，从而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反对党。但是，1854年组建的“反内布拉斯加联盟”，不久便改名为“共和党”，它将自己的政治革命理念强加在那些本土主义者头上，最后，它将大部分的“美国党”党员招纳到自己的旗下。所以，事实上，共和党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不能仅仅归功于反奴隶制的热情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因素。在1860年的大选中起作用的最关键的要素，其实并不是共和党的真正属性，不管共和党的真正属性是什么，共和党并不是南方所认为的那个党-一个稍稍作过伪装的废奴极端分子的代言人。 对于许多南方人来说，共知党行政当局让他们联想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奴隶制度被正式谴责为不道德的体制、奴隶们将被鼓动起来造主人的反、国家的大政方针义无反顾地走向奴隶解放和种族平等。但是，要完全理解南方对林肯当选的反应，除了共和党自身的反奴隶制情结之外，你还必须考虑到1861年之前联邦政府的亲奴隶制倾向。在近四分之三的世纪里，南方的奴隶主势力和北方对奴隶制利益的迁就势力串通一气，在总统、各行政部门、外交部、最高法院、军界中的上层人物以及整个联邦的官僚机构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内阁成员和其他重要职位经常被诸如约翰·C.卡洪那种拥护奴隶制的激进分子所占据，而在林肯当选总统之前，却没有一个反奴隶制的领袖人物在联邦政府任高级职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总是习惯性地着重强调对奴隶制的保护。在首都存在奴隶制本身就说明了官方对其的纵容认可。1857年，合众国的首席大法官依据宪法，赋予奴隶制一个特权。他指出：联邦政府无权控制奴隶制，但具有“守卫和保护奴隶主权利的权利和义务”。分裂危机初起时，当时住在白宫里的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人总统杰姆斯·布坎伦将其全部怪罪于“遍及北方的有关奴隶制的喋喋不休的、过激的煽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南方人认为林肯的当选是一个与过去的传统彻底决裂的革命性转折，对此还那么难以理解吗？ 显然，在1860年的大选中，联邦解体的可能性并没有让许多人放弃投共和党的票的想法。一方面，人们听退出联邦的言论听得太多太久，大多数人认为那是讹诈，其目的是为了从一些胆小怕事的“拯救联邦派”那里逼出一些让步。退一步说，许多北方人安慰自己，即使分裂派说话算话，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小撮吵吵嚷嚷的少数派，他们的阴谋肯定会被势力更大的南方联邦派所扑灭。大选后不久，《纽约客》的编辑威廉·库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也许道出当时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心里话：“至于联邦解体的言论，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助长这种错误判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南方内部在是否立刻脱离联邦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除了坚定的联邦派，还有不少“合作者”，他们认为，只有在召开一个“南方大会”之后，才能谈退出联邦的事。还有“有条件退盟派”，他们想等到林肯当局对南方采取“公开冒犯”的政策之后，再谈退盟。但是，分裂派头目深知：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拖延比得不到全体民众的支持更为不利。反奴隶制势力出乎意料地夺取总统宝座，给了他们一个立刻退盟的机会，将来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继续空谈辩论，延误了行动，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动员就将付之东流，以致“合作者”的策略又一次宣告失败。于是，那些死硬的“走火入魔者”说，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必须让所有的退盟州一个一个地出来站队表态。一个大胆的州必领先举出反旗，从而让其余的南方诸州跟随其后，一个州接着一个州地退出联邦。这个退盟运动的展开，可能造成足够的声势，最终就连边缘州也会被迫退出联邦。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莱那州议会以全票通过一项退出联邦的法令，这是在得到其他南方州将会响应的绝对保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果然，1861年1月9日，密西西比退出联邦，两天之内，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相继效仿，随后，佐治亚和路易斯安那退盟，最后，2月1日，得克萨斯举起反旗。然而，此时，退盟的游行陷入了停滞状态，在南方的北部地区，分裂活动处处碰壁。当然，那以后，又有四个州退盟，但他们决定的依据与前者不同，其实，那是在战事已开之后，将自己挂到谁的战车上的决定。就这样，仅仅代表整个南方自由人口的三分之一的七个州政府，为了回应林肯的当选，作出了退出联邦的关键决定。也正是这最南部的七个州建立了邦联、制订了自己的宪法并推选了自己的总统。此外，也正是这些来自最南部七个州的人，在桑姆特堡作出了那个命运攸关的决定，打响了内战的第一炮。弗吉尼亚人则相反，在后来的四年中，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他们参与建立的政府之下，打了一场没有他们参与就打响了的战争。 在最南面占多数的分裂派，在惊恐、愤怒和自尊的驱使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应对一种表面上看来无法忍受的未来。他们抓住了林肯当选这个契机，抢先发难，将一系列的难题放到了全美其他地区的人们面前。尽管这些人的分裂狂热让他们在桑姆特失去道义支持，但还是让他们在事态发展的进程上得逞于一时。他们的决定性行为是所有对内战爆发的解释论证的核心，同样道理，奴隶制是所有对那一决定性行为所作的解释论证的核心。第二章 1862年，永获自由☆香槟加牡蛎 司法部长爱德华·贝兹在除夕之夜写道：“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最近更加强调），一直在敦促总统建立他个人在军队建制中的地位……我坚持用法定的‘总统帅’这个概念，因为他必须统帅全军——尤其在像这样的一场战争中。” 其实，林肯是非常愿意这样做的。他甚至考虑过自己率军上阵。他翻遍了有关军事战略的书籍，向军官们请教。但他手下的将领则怯阵不前。当他催促西线的两个将领——驻扎在密苏里的亨利·豪莱克和驻扎在肯塔基的当·卡洛斯·彪尔——协同向敌军发起攻击时，豪莱克请求暂缓。他在新年那一天给林肯的信中说：“我还没有为协同作战做好准备，太急了会坏事。”林肯在他的来信的信纸上方写道：“太令人丧气了，和所有其他战场一样，一事无成。”他在给彪尔的信中说：“这种按兵不动的作法正在坏我们的大事。” 在乔治·麦考仑身边的那支吃得饱饱的、装备精良的普丹米克集团军与离他最近的邦联叛军相比，仍然占有三比一的优势，但是，就在此时，在麦考仑将军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那种惟恐有失而怯阵不前的老问题之外，又出现了新的麻烦，他得了伤寒，一连三周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拒绝透露他的春季攻势的计划，拒绝接受总统的探访。 “将军，我该干些什么呢？”林肯在1月10日问军需总管蒙哥马利·梅杰斯（Montgomery Meigs），“百姓们都不耐烦了，切斯（Chase）那里也没钱了，他告诉我他无法筹集更多的钱款；陆军统帅又得了伤寒。整个局面都散了架。我该干些什么呢？” 梅杰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在此时，专管战事的联席委员会继续敦促总统换下麦考仑，另外，采取措施，制止战争部在签署合同过程中到处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尽管在私下里，林肯和联委一样，对麦考仑不耐烦，但他还是没有换将。他曾对一个白宫的军事顾问说：“如果麦考仑将军不想用这支军队的话，我倒想借用一阵子，只要我知道怎样用兵就行。”但他的确用爱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Edwin McMasters Stanton）接替了坎墨伦（ Cameron）的战争部长之职，此人来自俄亥俄州，是一个能干而拒不腐败的军事官僚，曾在杰姆斯·布坎伦总统手下任过司法部长。起初，斯坦顿与麦考仑结成好朋友——在私下里，两人都坚信林肯“愚蠢得令人痛苦”——但是，到了此时，他对将军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普丹米克河上的香槟加牡蛎的这种‘紧吃’必须停止。”他写道：“我要逼着这个叫麦考仑的家伙赶紧行动起来。” 为了逼迫将军行动，总统于1月27日签署了第一号战令，命令所有陆军和海军于2月22日——华盛顿生日这天起，全线出动。四天以后，麦考仑接到特别命令，于2月22日向驻扎在曼那萨斯交汇点的约瑟夫·E.强斯顿部发起进攻，然后经陆路直捣里士满。 麦考仑手下的士兵焦急地盼望着参加战斗，依莱沙·罗德兹也是其中的一个： 1862年1月31日。泥浆、泥浆、到处都是泥浆。我正盘算着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开一家汽船公司……假如我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我肯定将它廉价卖掉。难道这泥浆永远都干不了，好让队伍通过吗？我想参战，我想早点把仗打完，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终于，麦考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方案。他坚信，那支庞大的邦联叛军正在曼那萨斯交汇点严阵以待，所以他提议不去正面攻击，而是绕道而行，用船将他的大军经切斯皮克（Chesapeake）湾运到位于拉帕哈诺克（Rappahannock）河口处的厄巴那（Urbanna）。然后乘邦联来不及派兵阻挡，经陆路直捣里士满。他向总统保证，弗吉尼亚的道路质量很好，一年四季畅通无阻。 林肯对麦考仑的方案不太喜欢：其中的一个考虑是，普丹米克集团军这么一走，首都华盛顿将面临大量叛军，但是，当他确信有足够的人马留下守卫首都时，他让了步。“我不管，先生们，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案，”他对将领们说了实话，“我只要求你们都能立即参战。” 但是，战事一开始就搁了浅。麦考仑为进攻而集中兵力所作的部署之一，是于2月27日派出一支部队打破叛军对普丹米克河的控制，结果，当运兵船在通过切斯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船闸时，才发现船身比船闸宽了六英寸。 斯坦顿闻讯后说：“这就意味着这场攻势只蹦了几个火花，就全他妈的熄了，这意味着他不想有任何举措。”林肯本人也一反常态，愤怒至极：“谁能说说看……”他责问麦考仑的副官，“将军在花了一百万美元把船开到那里之前，怎么就不知道那些船过不了船闸呢？我不是工程师，但我如果要知道一艘船是否能通过一条夹缝……最顺理成章的事是先到那里去量一量嘛。” 此时，参议院专管战事的联席委员会主席本·维德（Ben Wade）告诉总统，此时请任何人出山，都比麦考仑要强。“维德，对你来说，说一声‘任何人’就够了，但我必须有一个人才行呀。” 丢人的事又接踵而至。约瑟夫·E·强斯顿预计麦考仑的攻势迫在眉睫，迅速将部队从曼那萨斯交汇点撤出，后经观察，原来那道防线远不像麦考仑形容得那样固若金汤——结果，撤下的叛军转移到拉帕哈诺克河对岸的有利地形，使得麦考仑难以在原先计划渡河的地方渡河。“我们一直在被叛军耍弄，”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人们在山特维尔（Centerville）发现一整方阵的“和平炮”之后，缅因州的参议员威廉·P·费升顿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你们大概都听到了山特维尔木头炮的事。其实确有其事，因为这一发现，我们现在连头都抬不起。我们成了全世界咒骂的对象。毫无疑问，麦考仑将军完全不称职……然而，总统还让他做全军的统帅，将我们的前途命运交到他的手里……咳，此事没救了，我们投了一个劈木头的蠢汉的票①，现在只能自食其果了。 3月11日麦考仑被卸去整个联邦军队统帅之职，以便让他集中精力，顾及眼前的任务，开始向一个新的渡河地点——位于杰姆斯（James）河和约克（York）河之间一个狭长地带的东角上的弗吉尼亚的孟路堡行进，那里离里士满仅七十英里。☆无条件投降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从西线传来了捷报。“不管哪个国家……谁只要控制了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写道，“谁就掌握了整个北美大陆。”这几条自北向南的西部大河，宽得足以运送南下大军，直插邦联的心脏地带。 1861年，U. S.格兰特已经包围了控制进入田纳西河和坎布伦（Cumberland）河的要冲——肯塔基的普度卡。进入1862年的冬季，他又打了两个更重要的胜仗。第一场是田纳西河上的享利堡战役，2月6日，他在一支由安德鲁·富特舰队司令率领的一支联邦舰队的配合下，率一万五千人轻取该城。炮舰就停在离该城近在咫尺处，舰炮将城堡摧毁了。 从那往东十二英里，位于坎布伦河上的丹诺生（Donelson）堡，远较前者难以攻克。固守在城堡内的叛军大多是从享利堡调来的增援部队，人数与格兰特手下的人马不相上下，加上城堡高居河岸的峭壁之上，当联邦炮舰接近时，炮弹大多数越过城堡，无法命中，而叛军的炮火则居高临下，击中联邦炮舰。结果，六艘炮舰中的两艘被击沉，其余的炮舰被击伤，富特本人也受重伤。格兰特下令停止水攻，改用围攻战术。当时天气很冷，瑟瑟发抖的联邦战士整夜躺在冰雪覆盖的树林里，他们只好钻到冰冻的树叶底下试着取暖。 城堡内的两员守将都是联邦将领十分不屑的角色：根据格兰特的说法，约翰·弗洛依德“根本算不上一个军人”。此人系前任总统布坎伦的战争部长，一度曾被指控滥用职权，现在，他最怕被联邦军队捕获，然后以在战前联邦最需要军队时，将正规军布置得散乱无章的罪名受审；他的副手吉迭昂·皮娄是一个长着花白胡须的田纳西人，此人最臭名昭著的事是他曾在墨西哥战争的一场战斗打得正酣之际，与他的长官大吵大闹。格兰特认为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大狂”。 2月5日，天刚破晓，正当格兰特在城堡下游处与富特协商战策时，皮娄率领叛军，冲出城堡，企图在联邦的包围圈中杀出一条通往那西维尔的生路。 邦联叛军的前锋是由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带领的骑兵，此人是一个铁匠的儿子，靠自己买卖土地、棉花和奴隶，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当桑姆特战役的消息传到他耳里，他四处张贴告示，号召任何想杀北方佬的人参加他的骑兵，并且慷慨解囊，装备了整个骑兵旅。 “战争意味着战斗，而战斗则意味着杀人。”这是福莱斯特平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此时，他和他手下的人有了一个战斗和杀人的机会，他们向联邦部队的右翼扑去，整个上午，双方在雪地里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拉锯战。刚过正午，他们终于杀出一条可供邦联叛军逃生的出路。此时，皮娄变得越来越紧张，将大多数的部队撤了下来，只留下来自肯塔基的西蒙·波利瓦·伯克纳，由他指挥一支小部队坚守来之不易的阵地。 就在此时，格兰特骑马沿着一条冰封的林间小路回到战场，他看到他手下的军官们乱作一团，群龙无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立刻担负起指挥的责任，命令在西点时曾是他的司令官的查尔斯·F.史密斯发起反攻。“爱荷华第二团，”他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必须把城堡给我拿下来。”然后命令部队向前挺进。 史密斯身先士卒：“冲呀！你们这些志愿军，冲呀！”他喊道。“这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自愿报名为国捐躯，现在那个时刻来到了。你们只不过是些该死的志愿兵，我也只不过是个不愿送命的士兵，但是，你们来到这里是来为国献身的，现在正是时候！” 一个联邦士兵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吓得要死，但我看到老头披在肩膀上的白胡须，便坚持向前走了上去。”伯克纳手下的人退了回去，联邦的炮舰继而炮轰城堡。邦联叛军的突围企图破产，再次陷入重围之中。 这时，叛军的指挥官开始商议对策。弗洛依德将军说他实在无法代表叛军投降——因为他曾向上帝起誓永不投降——他问皮娄如果他将指挥权交给他，他是否愿意代表全军向联邦投降。皮娄拒绝从命。伯克纳是格兰特的老朋友，他在当年格兰特窘迫之时，曾借钱给他。他说他愿意投降，而不再作无谓的牺牲。 福莱斯特闻言气愤至极。他坚信城堡的守军能够杀出重围。而当他的上司否决了他的建议时，他说：“我不是为了投降到这里来的，”然后冲出会议室。当弗洛依德和皮娄置手下的全部人马于不顾，乘着沉沉夜色，驾船逃走时，福莱斯特命令手下七百骑兵上马，然后带领他们出城，涉水越过冰冷的、齐肩深的坎布伦河，然后越过七十五英里冰雪覆盖的林间小路，抵达那西维尔的安全地带。日后，这个拜福德·福莱斯特曾屡屡让联邦部队吃亏。 刚过子夜，格兰特接到一份伯克纳送来的一份索要投降条件的条子。格兰特问史密斯：“我该怎样回答他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和叛国者无条件可谈！”老头回答说。格兰特与他有同感，但是在措辞上和缓了些：“我们只接受立即无条件投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条件可谈。我建议立刻向你们的工事进攻。” 伯克纳认为这个要求“不宽大，而且不仗义”，但他没有傻到继续打下去：他率领全城守军，共一万五千人投降。这是到当时为止，在北美大陆上投降的最大的一支军队。 尽管福莱斯特及其部下侥幸逃脱，但此时，田纳西河和坎布伦河已落入联邦之手。一周内，那西维尔也归属于联邦。叛军被逐出肯塔基。短短的十一个月里，格兰特从一个马具商的伙计一跃成为联邦的英雄人物。盼望前方捷报已久的北方一时欢欣鼓舞。《芝加哥论坛报》称：“芝加哥欣喜若狂！”在辛辛那提，“每个人都在和其他人握手，满脸胡须的大男人像情人一般互相拥抱”。 欢欣鼓舞的北方民众此时悟出格兰特的缩写名是什么意思了，很多家报纸称他为“无条件投降”格兰特①。遍布北方的崇拜者听到他在炮火中镇定自若地抽雪茄的传说，便给他送来了成桶的雪茄。实际上，他向来更喜欢抽烟斗，但是，只要是好烟，他都来者不拒，此时，他养成了抽雪茄的习惯，一天能抽二十根。☆装甲舰 邦联海军部长、原佛罗里达参议员史蒂文·R.麦劳利曾写过：“我认为拥有一艘装甲舰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他在战前曾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仅仅在两年前，此人还信心十足地预言联邦会国运长久，后来却成为邦联内阁中唯一始终担任同一职位的成员。 内战打响时，邦联根本没有海军，但到了1861年秋，麦劳利即将得到他所期盼的东西：一支装备有铁甲舰的小舰队，这些装甲舰能任意撞坏木制战舰，并能与整个联邦海军抗衡。邦联的工程师在联邦放弃诺福克军港时凿沉的迈利马克（Merrimack）号蒸汽护卫舰的外壳上安装了铁甲，将其改建成一艘比联邦拥有的任何一艘战舰都要强大的战舰。有关这艘庞然大物的新闻迅速传到了北方。联邦海军部长助理格斯塔瓦斯·福克斯问道：“有谁能阻止这家伙在普丹米克河里抛锚……并且将数百磅的炮弹抛到白宫或者打到国会的议事厅呢？” 当时，在全美国，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够阻挡迈利马克号，但此人当时正在和海军斗气。这个出生在瑞典的发明家约翰·艾里克森（John Ericsson），集傲气、虚荣、易怒、聪明绝顶于一身。他觉得多年前海军对他提供的服务曾经赖过一笔账。但当海军部长吉迭昂·维尔斯（Gideon Welles）求他为阻挡迈利马克号出力时，他搞出一个海军建船史上最独创的设计。他设计的新船有两门炮，而迈利马克号则有十门。但他的两门炮是安装在旋转炮塔上。尽管他设计的船全用钢铁制造，但他向忐忑不安的海军部保证：“海水会将她托起来的，她会像鸭子那样浮起来的。” 职业的海军人士不相信他的话。林肯否决了他们的异议。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只能说，女孩子将脚放进长筒丝袜里时说的话——‘我认为这里面有戏。’”他和维尔斯都在冒险。艾里克森过去的运气很糟：1844年，他在向公众表演他设计的一艘螺旋桨驱动的战舰普林斯顿（Princeton）号时，一门试验性的火炮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六个人，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和海军部长！ 但是，1862年1月30日，在他同意建造这艘在设计上具有革命性的战舰后一百零一天之后，艾里克森造的船滑入曼哈顿东河。他给这个自己创造的作品起了个“观察者号”的名字，这艘战舰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一艘船上就安了四十七件专利产品。 首航的情形很糟糕。“我们收起系船缆，便上了路……当时正赶上一场特大的暴风雪，”管账官事后回忆道，“我们先在纽约那一侧，然后到了布鲁克林那一侧，接着就在河道里左右漂流……就像人行道上的醉汉……我们发现她根本不听舵的指挥。” 到了海上，也不见有什么大起色。冰冷的海水泼进船身，通风设备失灵，舱内充满了烟气，船员们开始头晕。但是，此时此刻，在四百英里之外的弗吉尼亚海岸，迈利马克号正等在那里。于是，“观察者号”只有继续蹒跚南行。 3月8日，星期六，是在汉普顿路（Hampton Roads）海域执行海上禁运任务的联邦舰队的浆洗日，当邦联的迈利马克号出海求战时，联邦舰只上晾满了衣服。迈利马克号一上来就直奔那艘装有二十四门炮的单桅帆船坎布伦号。该舰舰长A. B.史密斯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敌舰扑来的情形：“看着她破浪扑来的样子……她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一半潜在水中的大鳄鱼。她的舰身除了小小的炮眼，像是披上了铁甲……在她扑来时，我能看见刚在船头吃水线以上的那个突出的大铁撞……” 坎布伦号向敌舰开了火，但是她的炮弹都从迈利马克号的铁甲上弹了回来，没有对其造成任何损伤，“就像印度的橡皮球。”一个惊恐的军官说。邦联的铁甲舰继而撞击坎布伦号，然后就停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双方的炮口近得几乎都要碰到了。 坎布伦号在甲板上漫上水时仍在开炮。最后，她在浅水处搁了浅。迈利马克号随后又将“国会号”打得起火，将“明尼苏达号”撞到搁浅。此时，天色已晚，外出袭击的邦联装甲舰便回港过夜去了。她打算明天早上再把“明尼苏达号”解决掉。 “迈利马克号将改变这场战争的全貌，”斯坦顿在白宫的一次内阁会议说。“她将把海军的全部舰只一艘接一艘地尽数摧毁。她将让所有的沿海城市陷于火海之中。” 就在这一天，邦联海军得以称霸海上。一仗下来，共有二百五十个联邦水手阵亡。在受伤的“明尼苏达号”的甲板上，水手们煮上咖啡，吃着饼干和奶酪。“我们及时行乐，”一个水手回忆道，“谁都不去想明天的事，当时，我们知道明天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凌晨一时，这些彻夜未眠的水手们在黑暗中看到另一艘船从旁边驶了过来。“观察者号”赶到了。 3月9日，星期天，战幕很早就拉开了。清晨七时，迈利马克号便上了路，直奔孤立无援的“明尼苏达号”而来。 这次，轮到邦联叛军大惑不解了。一个南方海军少校记载道：“紧挨在‘明尼苏达号’边上的是一艘水手从未见过的一艘战舰，一个浮在水中的庞然大物，船中央一只巨大的奶酪盒兀然突起；没有船帆、没有桨轮、没有烟囱，也不见火炮。这是个什么怪物呀？” 两艘战舰真刀真枪地大打出手，两舰距离之近，曾经互相碰撞过五次。人们在烟雾弥漫的舱内，填炮-开火，填炮-开火。“我们拼尽全力…… 打，”一个在“观察者号”上的联邦海军少校说“炮弹、榴弹和枪弹，枪林弹雨，从各个方向劈头盖脸地打将过来，但我们分毫无损。有几次，我们的炮塔被卡住，尽管炮声震耳，但对我们影响不大。斯吐德和另一个人大咧咧地靠在炮塔的塔身上，结果，一颗炮弹正好打中他们所靠的塔身外墙，把他们震得一两个小时里无法动弹。” 四个半小时之后，迈利马克号退出战场。 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次海战。两个月之后，邦联叛军在被迫逃离诺福克军港时，将她炸沉了。联邦则着手建造更多的“观察者号”，在一旁观察的欧洲人对此既担心又好奇。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这两艘军舰互相开火的那一时刻起，全世界所有的海军一下子全都落伍了。 在伦敦，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欢庆联邦大捷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凶险的先兆：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英国人”发现他们那支全部用木头建造的海军已全都成了一堆废物……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人类跨上了科学的骏马，现在正突飞猛进……再过几百年，科学可能能够左右人类的生存，人类将毁灭地球，自取灭亡。 即使迈利马克号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林肯对南方港口的封锁禁运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邦联区域的海岸散布着无数的入海口，一百八十九条河流，北起普丹米克河，南至里约格兰德（Rio Grande），长达三千五百英里。内战爆发时，海军正规军中有四分之一的军官变节，投奔南方。海军部长维尔斯手里仅剩下四十一艘可供作战的舰船，其中的一半已被正式列入落伍过时的名录。此时就只能靠这支海军来封锁整个海岸线。 维尔斯过去曾是民主党人，在新英格兰办报纸，对于海军事务毫无经验，并且是个有名的不愿转党的辉格党人；林肯称他为“海神神父”。但是此人干练勤恳：在他的带领下，北方建造、购买或者改建了一批舰船——帆船、快艇、摆渡船和驳船。到了1862年，联邦海军已在比悠福特（Beaufort）的皇家港、海上诸岛、洛安琪（Roanoke）岛和新波恩（New Bern）海域站稳了脚跟，在南方诸港的海域里，驻扎了四百二十七艘联邦的舰船。 船上的生活颠簸起伏、单调乏味。一个军官在向母亲形容执行海上禁运任务时，让她想象一下这种情形：“一个炎热的夏日，爬到房顶上，和六、七个浑小子聊聊，然后下到地下室，喝些满是铁锈的混汤，又回到房顶上，再重复一次前面提到的事，就这样周而复始，直到乏了，把该关的全都关死，上床睡觉。” 船上的水手中有老水手，也有不会说英语的新移民，还有从未见过大海，更不用说在海上航行过的农家子弟。海军招收黑人水手远较陆军招用黑人士兵要早，但他们只能干下手。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擦洗甲板、涂漆、操演、修理机械、添煤和射靶训练——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饭通常仅限两种：咸牛肉和“狗肉”——放在布袋中煮熟的干豆。在海上呆太久了，会出现一种一个海军军医称之为“恋陆症”的毛病——拼命想上岸。 分裂派的舆论工具坚称南方不用怕禁运。戴维斯和他的顾问们坚信：不论英国还是法国的经济，离开了南方的棉花就无法维持多久。所以，其中一国或者两国将会代表南方出面干涉。查尔斯顿《镜报》说：“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打算拖到英法的每一家棉纺厂倒闭破产，不到他们承认我们的独立决不罢休。”正如《庞奇画报》（Punch）①暗示的那样，同意这种观点的英国人不在少数： 我们虽然同情北方的道义 决不要忘记 南方与我们的关联更紧 这种关联便是棉花 那里是我们进口棉花的产地 数目极为可观 没有黑奴的辛劳 我们的花布从何而来？ 为了制造更严重的棉花短缺，同时也为了鼓励南方的农民种植当时北方向南方禁运的粮食，邦联减少棉花的种植面积，并且焚毁了二百五十万捆棉花，以防落入联邦之手。一个年轻的路易斯安那的女子目睹了在新奥尔良的码头上的焚烧现场： 4月26日……今天早上，我们去看烧棉花，那是一个前所未见，恐怕再也不会重演的情景。马车、推车，所有能被驱赶、转动的工具全都装满了棉捆，送到广场上去烧。黑人跑来跑去，忙着割开棉捆，将它们堆起来，然后点火焚烧。所有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就好像只要不让北方佬夺棉得逞，他们就全都能得救升天似的。 最终，由于南方的棉路断绝，四十万英国棉纺工人丢了饭碗。☆半岛 “我要带你们去和叛军面对面地较量一番……”终于，乔治·麦考仑于3月17日在他的大军开拔前往半岛前对部下说，“我将像父母那样关怀照顾你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将军打心眼里关爱你们。现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成功……是我的责任。” 蒙哥马利·梅杰斯（军需总管）安排了一支庞大的、由四百艘船组成的船队，花了整整三个星期将普丹米克集团军的全班人马运到孟路堡：共计十二万一千五百人、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匹马和骡、一千一百五十架马车、四十四个炮兵营、七十四架救护车，还有舟桥、成吨成吨的粮草、帐篷、和电报线。 上岸后，麦考仑的进展迟缓。联邦掌握的地图不准。标有干路的地方，结果全是泥沼。地图上应该和行军路线平行的河流，则拦住了去路，结果只好涉水过河。 4月5日，联邦的先头部队来到约克城。南方叛军此时已在八十年前英军遗弃的工事上添加了防御工事。当年，英国人就是在这里向乔治·华盛顿投的降，美国革命宣告成功。当时，南北双方都将这场革命视为自己的骄傲。“每个士兵走过这片土地时，在他们的心里该涌出多少令人振奋的回忆呀，”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神父写道，“美国革命中的爱国者当年为自由而战，我们现在也在为自由而战。” 当时，固守约克城的南军仅有一万一千人，真打根本不是麦考仑浩荡大军的对手。但是，叛军的指挥官是约翰·班克海德·麦格路德（JohnBankhead Magruder），此人是一个喜欢炫耀的弗吉尼亚人，由于挥霍成性，人送外号“约翰王子”。他喜欢搞非专业剧团——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他曾搞过一台“奥赛罗”的演出，当时年轻的尤利萨斯·S.格兰特还曾身着硬布长裙，报名参加女角戴丝黛蒙娜的遴选。 这次，他干得比演员还要出色。为了让麦考仑误以为他这支小股人马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下令在大区域里持续用散炮轰击，天黑后让军乐队使劲演奏，制造声势。他用同一个旅的人马在一个空场地上周而复始地转圈出现作检阅，直到联邦的观察哨认定这里藏着一支大军。“今天早上，我们被‘长号’叫醒，”一个疲倦的阿拉巴马的下士那天晚上写道，“一整天都在不停地走，好像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向敌军暴露我们自己之外，什么事都不干，真烦死人。” 这招儿果然应验。“在我面前，好像是敌军的全部人马，”麦考仑电告林肯，“可能不少于十万人，可能更多。”他请求增援部队，并且提议采取“更小心而且更有把握的包围战术”。 林肯催促他尽快发动进攻：“我认为你最好立刻……冲破敌军防线。延误只会让敌军的实力逐渐增加……你务必发动一次进攻……全国民众不会看不到——其实他们正在看到——目前我军在据城固守的敌军面前犹豫不决，只不过是曼那萨斯战役的重演……我从未怀着如此敬意以及如此支持您的决心执笔给您写信……但是，你必须马上行动。” 麦考仑对他的催促未予理睬：“总统在他的电报里很轻松地说……他认为我应该立刻冲破敌军防线，”他告诉妻子，“我真想给他回电，告诉他最好过来亲自指挥。” 结果，麦考仑非但不进攻，反而在原地筑防，督促部下修筑更牢固的工事，派萨德悠斯·洛尔教授乘间谍气球从空中观察在城墙后面的叛军布置，在妻子面前抱怨，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白。“不要对目前的对峙局面产生误解。我们没有浪费一天，甚至一小时。我们修筑的工事堪称宏伟巨作。” “光说不打，”一个联邦士兵写道，“一天到晚都在挖战壕，我认为如果少挖点战壕，多造点石墙的话，对我们更好。不过，我宁愿去挖战壕，而不想在战壕里打仗。我不懂将土堆起来把我们与敌军隔开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经常和他们面对面地干真格的，这仗猴年马月才能打完！照我的意思，停止挖战壕，赶紧去打仗。” 此时，邦联将领约瑟夫·E.强斯顿带领的部队乘机进入半岛，他从里士满率部南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除了这个麦考仑，没有谁会如此犹豫不决，久久不进攻。”他说。☆谢楼 1862年4月6日，星期天早晨，就在约克城前挖战壕的工程仍在继续的同时，由U. S.格兰特率领的四万二千名联邦士兵正在靠近田纳西州的匹兹堡渡口的田纳西河西岸的一个山谷的林子里扎营。他们在那里已经驻扎了近一个月，现在正在等待当·卡洛斯·彪尔将军带领的俄亥俄集团军与他们会师。一待两支大军合并起来，便挥师直捣密西西比的腹地。 一开始，天又冷又潮，接着，在联邦部队的营帐里痢疾流行；战士们称其为“田纳西两步舞”。 驻扎在离岸边二十二英里的科林兹（Corinth）的邦联叛军此时也在遭受同样的麻烦，人称“科林兹大疏散”。邦联军队西线统帅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坐等格兰特的援军赶来再作打算。此人名叫艾尔伯特·悉尼·强斯顿，他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五十八岁的肯塔基人。杰弗逊·戴维斯和U. S.格兰特都认为此人是邦联诸将中最杰出的一员。强斯顿说，现在应该采取的行动，就是在彪尔赶到之前，率先向格兰特发动进攻。 他不顾自己的副手，桑姆特堡和公牛道战役的胜利者贝鲁加将军的反对，率部北上。贝鲁加担心的是格兰特会察觉他们的到来。强斯顿不屑一顾地说：“就算他有百万之众，我也要和他会会。” 贝鲁加不太情愿地拟定了一个分头进攻的方案，学的是拿破仑在进攻滑铁卢时的战术，邦联部队开始行动。 “今晚，我们将饮马田纳西河。”4月6日早晨，在离毫无察觉的联邦营帐只有一英里的地方，强斯顿对他的副官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是一个很美的早晨……”印第安纳100团的列兵林德·斯第维尔回忆道。“那天真的很像一个在老家农村的星期天。弟兄们散落在营区各处……有的在擦毛瑟枪，有的在刷皮鞋、清洗衣物和裤子。” 大约上午九时半，叛军开火了，随即冲入联邦的前哨营区。山姆·瓦金斯也在其中：“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全军出击，”他回忆道，“开炮了——炮弹撕裂长空、炮声隆隆，爆炸！空中全是铁球和致命的弹片。担架队正在将死人和伤员抬走……行了，弟兄们，我们将他们赶走了！” “当我从我们那群人开火的工事后面抬头一看，”这个名叫斯第维尔的列兵后来写道，“看到穿着灰色和褐色衣服的人从右方闯人营区，我还看到一样什么东西……有红杠杠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叛军的旗帜。” 那个从抑郁心境中解脱出来的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准将（那年冬天他因抑郁过度，不得不回家休养）和他手下的俄亥俄子弟兵一起驻扎在一个小小的、用圆木建造的名叫“谢楼”的卫理公会教教堂附近的小山坡上。密西西比第六团向山头冲来：等到他们冲上山头，原来的四百二十五人，只剩下一百人。但是，守卫山头的联邦部队跟着整个战线的大部分一同退了回去。 邦联的士兵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了，当他们冲进北军营帐，他们决定暂停进攻，乘机洗劫营帐，将北军遗弃的早餐给吃了。当他们离开营区，继续进攻时，营区里到处都是被大风吹散的数千美元的联邦货币；叛军士兵认为它们是一钱不值的废纸。 头戴一顶鲜红色军帽的贝鲁加将自己的私人物件搬进了已被遗弃的舍曼的私人营帐，然后踏上附近的一个树墩，以便更好地观察战场。战斗正在一条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 这两支军队，每十人中就有八个是没有任何作战经历的新兵。一个曾参加过丹诺生堡战役的老兵试图鼓舞他那些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农村子弟兵：“嗨！这这和打松鼠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这些是带枪的松鼠而已，就这点差别。” 贝鲁加自己手下的奥尔良卫队都穿着鲜亮的蓝色军装。曾经一度被他们的邦联的友邻部队当成联邦部队射杀，他们当即开枪还击。当卫队上校接到命令停止向友军开枪时，才悻悻地同意：“妈的！长官，谁向我们开枪，我们就开枪打谁！”（后来，当他们将军装里外反穿，以便让友军看到里面的白衬条。结果，他们自己的长官反倒认不出他们，将他们当成其他人的部队。） “我当时暗自琢磨，这将是场大战，正是我焦心等待了好久的那场大战，”舍曼手下的一个士兵回忆当他看到叛军冲来时的心情，“我想我已经看得够够的了。”成千的联邦部队新兵的确看够了——并且撒腿就跑。一个来自爱荷华的愤怒的军士长记得有一个士兵从他身边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叫喊“弟兄们，快去揍他们一顿呀！我已给了他们一顿好揍”。“他是不是给了叛军什么东西……我说不准。不过，毫无疑问，他已将他身上的其他东西全部给了他们，他的枪、子弹夹、衣服和帽子。” 人们发现一个军官和两个随从，躲在一根空心的木头里头。大多数临阵脱逃的人一路都不歇脚，直到他们来到河边，有几个甚至想泅水渡河，逃到对岸的安全地带。其余的人——可能有五千人，在天黑之前，蜷缩在悬崖之下。当一个军官敦促他们回去参战，他们为他的口才鼓掌叫好，但躲得更低。格兰特相信“这伙人中的大部分人只有在那个地方再不抵抗，直到可能被人就地打死时，才会抓起枪回到前线去。” 邦联的士兵中也有逃兵。山姆·瓦金斯记得看到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列兵有意脱离队列，然后为了脱离战场，用枪将自己的手指打掉的事。 尽管这样，上午过半时，强斯顿相信已胜券在握：“我们正横扫敌军，”他告诉贝鲁加，“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们赶到河里去。” 但是，联邦单薄的防线中段仍未失守，那里大多是伊利诺伊和爱荷华的农家子弟。他们卧倒在沿着一条低洼路边生长的树丛中。邦联部队组织了十几次大规模进攻，全被击退。一个联邦士兵回忆起那些向他们冲杀过来的邦联士兵就像“发狂的疯子”；另一个人说“对那些勇敢的、视死如归的汉子开枪的感觉几乎就像是野蛮行径”。这场战斗的幸存者将那个地方称为“马蜂窝”。 更多的激烈战斗发生在低洼地左边的桃园里。在那里，联邦士兵卧倒在桃树下，向冲过来的邦联叛军射击。战斗中，桃花瓣纷纷落下，覆盖在生者和死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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