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宪议会原希望建立一个国家教会，利用这新教会的牧师来巩固新统治，结果它只建立了一个一派的教会，即当权派的教会，与暂时被征服的一派的旧教会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宗教斗争自始即因政治感情的忿怒而激昂起来。这是如何地使贵族们快意而有机可乘呀！直到此刻为止，他们已不能利用王政情绪来企图报复了，可是现在有天堂来帮助他们。宗教情绪变成他们用以挑起反革命的一大工具。1791年1月11日，米拉波在其第四十三次上书中，劝宫廷促使议会采用极端的处置，以便达到火上添油而扩大乱事的目的。 制宪议会看到了这个陷阱，努力在避免它。1790年11月27日通过的关于宣誓的法令，禁止未宣誓牧师执行任何公共教务。当时所谓公共教务包括有施洗、结婚、丧葬、圣餐礼、忏悔及布道。倘将此令严格执行，则为数遍于某几郡的未宣誓牧师，都应忽然停止职务。议会害怕宗教信仰会中断。它于是要求未宣誓牧师继续执行职务，直到有人代替时为止。有些地方，在1792年8月10日以前还没有人去替代。议会对于免职的牧师，每人给以五百锂的年金。第一批的宪政派主教为了要使旧主教同意合于教会法的授职礼，非凭借律师及裁判官之力不可。旧主教中唯塔累蓝一人自愿为他们举行授职礼。因为缺乏牧师之故，不得不缩短资历年限，庶使候补者及早执行教职。在俗教士既不够用，不得已而借助于旧日的修士。 革命派最初不承认有这种分裂，但是无用。 事实俱在，不由得他们不逐渐承认。宗教战争已爆发了。笃信旧教的人因为他们的牧师及主教已被更换而激怒起来。失势的旧牧师认为新选出的牧师是闯入者。新牧师非得国民卫军及俱乐部之助不能行使职务。胆小而虔诚的人竟不敢请教他们。他们宁愿秘密请“好牧师”为其子女施洗，虽然这足以使其子女丧失公民身份，因为唯官家牧师才掌有生死婚娶的簿籍。他们把革命派所视为嫌疑分子的“好牧师”看成殉道者。家庭中也现分裂之象。妇女通常都到反抗派牧师〔译者按：指拒绝宣誓者〕所主持的弥撒，男子则赴宪政派牧师〔译者按：指已宣誓者〕所主持的。此种分裂事实竟至达于教堂内部。宪政派牧师不许那些要在教堂念弥撒的反抗派牧师进圣器室，或使用圣服。巴黎新主教哥伯尔，便没有一个妇女宗教社团理会他。反抗派牧师多躲在修道院及救济院的小礼拜室中。爱国派要求将其封闭。到了将近复活节的时候，前往参加罗马式弥撒的信女们，被人掀起裙子鞭打，国民卫军站在一旁讪笑。这一类的恶作剧，在巴黎及其他城市演了好几个礼拜。 受迫害的反抗派牧师根据《权利宣言》来要求承认其信仰自由。1791年3月间，兰格尔主教拉吕曾劝他们正式要求享受1787年敕令的权利，该敕令曾允许新教徒得在当地法官前登记其户籍，然此敕令在当时遭到僧侣大会所反对。相形之下，这是怎样的教训呀！一百年前，他们曾废止南特敕令、曾踏平波罗垭修道院、曾焚烧哲学家的著作［8］，而今他们的子孙反而要托庇于他们昔日所欲尽情诅咒的宽容主张及良心自由。 拉吕曾主教对事态发展推论到这么一个程度，竟至主张户籍世俗化，如此可使他那一派的教民不受制于已宣誓牧师的专断。爱国派深知如果宪政派牧师不能掌握户籍登记册，即是给国家教会一大打击，间接会影响到革命本身。他们不愿一下走得这么远。他们不承认分离派有另成教会的事实。可是逐渐扩大的乱子迫着他们让步，这让步是由于拉法夷脱及他那一党所促成的。 拉法夷脱的夫人是笃信天主教、保护反抗派牧师而不理会哥伯尔的，因而拉法夷脱在家里不得不实行宽容。他的朋友如1789年俱乐部中人物主张反抗派牧师得自由选择其特殊信仰区域，以为如此即可结束宗教斗争。以拉·罗什孚库公爵为主席且有方丈西耶士及主教塔累蓝在内的巴黎郡政务厅，于1791年4月11日发出命令：在仅经认为可以容许的条件之下，反抗派教士得行使其职务。天主教徒能使用已被封闭的教堂，在教堂内有集会的绝对自由。反抗派立即利用这种特许权租用了特阿坦会士的教堂，可是仍遇着不少麻烦。数星期后，制宪议会经过了激烈的辩论，卒于1791年5月7日通过一个法令，将巴黎分离派所享的特许权推及全国。 在法律上用明文规定宗教宽容是比较容易的，真要实行则很困难。宪政派牧师愤而反对。他们受了罗马教廷的谴责，他们把自己的利害与革命的利害连成了一起，他们不顾一切偏见与危险，可是，他们所得的报偿却是这样一种威胁：一遇困难，人家即将他们抛弃，任其自存自灭。在他们已无势力的半个法国中，如果政府在连累了他们以后即宣布中立，他们又怎能和敌人对抗呢？倘使承认罗马派牧师有自由设立对敌教堂之权，那么，当国家教会无人过问之时，宪政派牧师又怎么办呢？倘使在全国半数郡中，不看重他们根据特权所执行的教务，那么，他们的特权性还能保持多久呢？无人过问的信仰便是无用的信仰。宣誓的牧师害怕自由政策便是宣布他们的死刑状。他们应用传统的天主教原则拚命反对这个政策。他们逐渐与拉法夷脱及其一党隔离，而围绕着成为他们的堡垒的雅各宾俱乐部。 在推行反抗派教士的信仰就会引起纠纷的口实——这口实往往是有根据的——之下，同情宪政派牧师的地方当局拒绝执行5月7日关于信仰自由之令。1791年4月22日，樊尼斯特尔郡接受宪政派主教埃克斯庇伊的要求，命令反抗派牧师离开其原在教区四法里以外。以塞居盎主教为主席的督郡政务厅下令，如因有反抗派牧师而发生纠纷或分裂时，各市府得将其驱逐出境。象这类的命令是很多的。这类命令所根据的理由都说明：如不排斥反抗派牧师于法律保护之外，则教士法，略言之即宪法，将不能维持。 的确，在许多事件中，反抗派牧师实有受其敌党控责之处。教皇尽力把他们推上反叛的途径。他禁止他们向宪政派牧师宣布他们所执行的洗礼和婚礼。他禁止他们与敌党在同一教堂中执行教务，实则共同使用教堂已成为很普遍的事实，且已得到大部分旧主教的赞同。摩里方丈不满于5月7日的法令，以其仅许反抗派有私自执行教仪之权，换言之，仍是不平等的。他要求应与宣誓牧师完全平等。吕松主教美尔西则谓任分离派得在国家教堂中念弥撒，无异是个陷阱。在反抗派牧师占势力的教区，其敌党即无安全，这已经是个显然的事实。宪政派牧师受困苦，受侮辱，受鞭挞，以至于丧命的，真不知有多少！所有的报告一致控告反抗派牧师，谓其利用忏悔室来宣传反革命。1791年6月9日，摩毕盎政务厅上内务部的呈文上说：“忏悔室便是宣传及推动叛乱的策源地”。阿尔萨斯议员卢伯尔在1791年7月16日的议会席上说，在上下莱茵两郡中，没有一个反抗派牧师不参加暴动。 宗教斗争的结果，不仅使贵族派势力倍增，并且从而形成一个反教士的新党，这是以前所没有的。为着拥护宪政派牧师及使群众不受反抗派牧师的引诱之故，雅各宾党激烈地攻击天主教。他们本来用以攻击“迷信”及“狂信”的武器，现在转而落到宗教本身。从事这个争论的有哲学意味的《村民报》上说：“有人责备我们对于教皇主义太不宽容。有人责备我们对于永存的信仰之树丝毫不肯放松。可是，我们只要把这棵不可侵犯的树仔细检查一下，便知道狂信即附着在这棵树的一切树枝上；我们要打倒狂信，便不免要伤及树的本身。”反教士的著作家日益胆大，以至毫不掩饰地攻击天主教，甚至基督教本身。他们进而攻击《教士法》，主张学美国人取消国家担负宗教费用的办法而使政教分离。这类思想正在逐渐发展中。 自1791年以来，有一部分雅各宾党及拉法夷脱派，即未来之吉伦特党，如康多塞、拉跋·得·圣特稽盎、马吕厄、兰特拿斯诸人，想着以有系统的国家节日及像结盟那样的爱国仪式来补充、代替《教士法》，由此培植人民的公民热情。革命大事变之可纪念的节日既已接连产生，如：6月20日，8月4日，7月14日，自由殉难者节，南锡斗争中德稷尔被杀纪念日，福尔特尔尸灰迁到巴黎纪念日，沙多喻团瑞士兵在布勒斯特被释放的纪念日，粮食暴动时埃丹倍市长西摩诺被杀纪念日等。这样逐渐形成一种国民的宗教、一种仍须与国定宗教混合的祖国的宗教，这种新宗教仍借用旧宗教的仪式，但是自由精神足使之脱离旧宗教，而有其独立的生命。他们还不相信人民可以不要信仰，但他们认为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加上仪节，即可超出昔日的神秘信仰。他们想使新的国家与绝对而传统的教会分离，但他们不愿使此新国家在旧教会之前毫无保障。反之，他们要使新国家具有一切威严，具有一切美而善的仪式，而且要具有宗教仪式所及于人心的一切吸引力量。爱国宗教这么不知不觉地在发展着，到恐怖时代时才具体表现出来；有如政教分离一般，它是因制宪议会在宗教方面之日益无可补救的失败而产生的。________________ ［1］初入修道院者，须宣誓终身谨守安贫、服从、守贞三事。 ［2］1516年法王佛兰斯瓦一世与教廷所订条约，决定政教关系，规定国王有任命主教之权。1790年7月12日，议会通过《教士法》以代此条约。议会认为如不涉及教义而仅改组教会，则可全权处理，不必征询教廷意见。 ［3］1870年梵蒂冈会议宣布之“教皇无误”，即凡有关于信仰及道德的问题，教皇之判断是绝对而不错误的。 ［4］高卢教会即指具有相当自由而非完全受制于罗马的法国教会，其具体主张见于1682年法国僧侣所发表的《四项宣言》，即：国王有独立处理俗务之权，宗教大会之权力高出教皇，教皇须遵守教会法，教皇之教理无误性须得教会之同意。 ［5］康塔在法国境内，亚威农为其首府，1274年以后属教廷。 ［6］原注：合于民权要求之合并亚威农案，在1791年9月14日才通过。〔译者按，14日恐系12日之误。〕 ［7］议会为辨别僧侣之是否服从《教士法》起见，于1790年11月27日通过宣誓法令，规定所有教士必须对《教士法》宣誓。宣誓是桩宗教性的举动，因而使教士们颇为犹豫，卒因此使法国教士分成宣誓及反抗两派。 ［8］享利第四结束宗教战争后，于1598年颁布南特敕令，许新教徒信仰自由。路易十四于1685年废止南特敕令。波罗垭修道院本在巴黎郊外凡尔赛附近，1626年迁巴黎后，遂有两波罗垭修道院，二者均为冉森派中心，而为耶稣会派及教廷所仇视。路易十四晚年，先后将这两所修道院封闭，且将近凡尔赛者的建筑亦拆除；此二事及焚烧哲学家著作均属表现天主教压迫异己者之不宽容精神。第十章 国王的出走第十章 国王的出走 路易十六始终不曾有诚意放弃其先人的遗产。十月事变以后，他之所以同意采纳拉法夷脱所指示的途径，只是因为拉法夷脱曾允许保全及巩固他之尚存的权力。可是到了1790年10月时，宪法要开始施行，郡及县议会和各法庭要成立，修道院及主教区会议要封闭，国产要开始出卖。路易十六明白，新的局面要生根了。同时，他也明白拉法夷脱的权力日见薄弱。1790年6月，首都分成四十八区以代以前之六十区，于是在大市府之下，包含着这么一些喜争吵的小市府。它们不久即与市政厅取对立态度。1790年9月与10月间，它们议决谴责部长们，攻击他们之无能及和反动派勾结。它们的发言人律师丹敦，无疑是受了拉默兄弟的唆使，代表各区出席议会要求将各部部长撤职。10月20日，议会虽否决了这个撤职之议，但是否决票数多得有限，因而身为目标的部长们自动辞职。唯有丹敦所不曾攻击的蒙摩蓝仍然在职。国王屈服于所加于他的压迫，深为愤怒。他万分不高兴地接受拉法夷脱所提出的人选：杜波达依为陆军部长，杜波·杜忒特尔为司法部长，德勒萨尔为内政部长等等。宪法本赋予国王自由选用部长之权，因而他觉得宪法已被破坏。拉法夷脱对这事件所持的模棱态度是他所不能原谅的。于是他决然走向反革命。 10月20日，即议会议决部长问题的那一天，国王接见了一名第一批出国的亡命者巴密埃主教达古，他是特意从瑞士返国来促使国王动作的；国王给达古及布累杜伊男爵以全权，代表他去和各外国朝廷交涉，目的在于促使各国干涉以恢复他的正统权力。 国王的策略很简单。他一方面貌为让步来麻痹革命派，同时却无丝毫动作以使宪法易于施行。而且恰恰相反。当反动派主教拚命抗议有关教士的法令时，他一言不发，无丝毫表示去责备他们或令他们谨守职责。甚至，对于他所已接受的法令，他本人就创立破坏的例子，如他教堂中所用的牧师都是未宣誓的。关于宣誓令，他已有所安排，故意拖到1790年12月26日才接受，表示他是被迫而接受的。他一再延搁，以至制宪议会向他再三请求，圣普里斯特部长则提出辞职，他才一面签字，一面在其家人面前叹息道：“我宁愿做一个默茨王，不愿做这样的法兰西王，好在这局面是不长久的。” 可是，国王却不曾挑拨局部的暴乱，他认为时机未成熟，暴乱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责备亚多瓦伯爵及其他亡命者不依他的忠告而在继续煽动乱子（如1790年12月之里昂阴谋）［1］。他只相信各国君主凭借武力的共同干涉，他所秘密派出的大臣布累杜伊之一切努力便是为的这一着。1790年7月底，奥、普两国以英国之介会商于莱亨巴哈，这使路易十六颇为高兴。会商的结果，许他的妻兄皇帝去平服比利时，因为比利时在1788年末起义反对他的改革。事实上奥军于11月22日入尼德兰境，12月2日已将全境平服。只要时机一到，路易十六就会秘密逃往蒙美底以与布伊耶的军队相会。相距甚近的奥军会援助他。 皇帝如要进兵，业已有所借口。在阿尔萨斯及洛林有封建采邑的德意志诸侯，自然要受8月4日诸法令的影响，因为这些法令取消了他们对农民的司法权及劳役。制宪议会愿意赔偿他们。为使争执仍然存在起见，他们拒绝赔偿，这是颇关重要的。路易十六派了包税人奥日阿到德意志去，秘密劝他们把这些要求提出帝国议会。尼德兰平服以后，皇帝便来处理这事件。1790年12月14日，他向蒙摩蓝提出正式抗议文件，援引威斯特法里亚条约［2］，谓8月4日诸令不得应用于在阿尔萨斯及洛林领有土地的德意志诸侯。 皇帝的援助关系重要，路易夫妇能否成功就靠这一着。可是除教皇外，布累杜伊还要使西班牙、俄国、瑞典、萨底尼亚、丹麦及瑞士诸邦都加入这王政的神圣同盟。他们还没有指望普、英之合作，但至少要使它们中立。布伊耶主张割一个岛给英国，事实上在1791年初商塞内已被派往伦敦，表示愿意在印度或安的列斯一带予英以土地报偿。西班牙结束了它和英国的殖民斗争，压迫教皇去挑起法国的宗教战争。瑞典国王考斯道夫三世本系君权神授说拥护者，此时与俄媾和［3］，驻跸斯拔，从那里不断鼓励路易十六。教皇用强硬的文件抗议其在亚威农及康塔的领土权之被破坏。但一切都须以皇帝为转移，这位谨慎的利欧波尔德对于法国事件，不如其对于土耳其、波兰及比利时等事件那么关切，对他妹夫的逃走计划表示怀疑，不断地加以反对和推诿，借口先要实现列强间的结合，只允许有条件及有时间限度的援助。与维也纳之无结果的交涉浪费了八个月。秘密已泄露了。自1790年12月以来，民主派刊物如马拉的《人民之友》及普律多姆的《巴黎之革命》即已说明国王不久要逃走，杜霸·克蓝塞则于1791年1月30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揭发这个阴谋。 极左派刊物如罗伯尔的《国民新闻》，鲁特勒治之《考验报》，邦内微尔之《铁嘴报》及《巴黎之革命》等，已提出了共和国的主张。福尔特尔的《布鲁特斯》于1790年11月在法兰西剧院上演，受着“狂醉般的”欢迎。拉威康特里发表了他的主张共和国的小册子《人民与国王》。方丈福失于1791年2月间在真理之友社结束其演说时说：“暴君们该倾毁了！”此语得到了很大的回响。 民主派正在显著进展。1790年10月，主编《铁嘴报》而加入过共济会的邦内微尔在巴勒·罗垭的圆形剧场中，每周召集真理之友社集会一次，由方丈福失讲解《民约论》。真理之友社是主张大同的。他们渴想着要消灭民族及阶级间的怨恨。就是雅各宾党也认为他们的社会理想很大胆。 除大俱乐部之外，各区俱乐部也出现了。1790年夏，工程师杜孚聂、医生圣特克斯、印刷师摩莫罗等在当时已改为法兰西剧院区的旧哥德利埃区，组织了人权及公民之友社，简称哥德利埃俱乐部，因其会址最先是在哥德利埃派〔译者按：即五伤方济会之音译〕的修道院，后被贝野所逐而迁于多斐内街博物院大厅。人权之友社并不是一个政治学院，而是一个斗争集团。在他们的会章上说：“主要目的是在舆论之坛前举发各级机关的弊端及一切有损人权的企图。”他们自命为被压迫者的保护者，弊端的改革者。他们的使命在监视、控制及鼓动。在他们的文件上绘有“监察之目”，大大地睁开来窥察所有被选人及官吏的过失。他们到狱中去访问被控的爱国志士，担任调查、征集捐款、推动请愿、示威，遇必要时推动暴动。因为会费甚低，每月仅两鎍，所以他们集合了小资产阶级，甚至被动公民。这便是他们势力之所在。遇有机会，他们可以推动及鼓动群众。 在1790到1791年的冬季，在哥德利埃俱乐部之后，立即又有许多其他地方俱乐部继起，用友爱会或民众会名称出现。其中最早的一个，是穷塾师丹萨所组织的，也在宪友会所在地的雅各宾修道院的一个厅中集会。丹萨点着衣袋中所带的蜡烛，于夜间会集邻近的工人、小菜贩及苦工等，向他们宣读制宪议会的法令，并且加以解释。素有远见的马拉，深知此种贫苦人民所组成的俱乐部是如何地有助于民主派。他竭其全力来鼓吹他们组织。于是在巴黎各区，马上都有这样的俱乐部。透过这些俱乐部，才使民众受到政治教育，巨大的民众队伍才能召集及组织起来。它们的创立者，如塔利安、昧厄·拉都施、勒布瓦、塞尔冉、康塞帚、方丈丹柔，都是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会员。在恐怖时代时，他们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却只竭其全力来支援民主派来进行对抗拉法夷脱、反抗派教士及宫廷的斗争。他们的理想是得自卢梭，主张直接的政府。他们认为宪法及法律都应由人民批准，对于取贵族与僧侣寡头政治而代之的政客寡头政治早已表示不信任。他们责备制宪议会不曾把新宪法交人民批准，反而布置许多阻力使之难于修改。 1791年5月，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各友爱会彼此接近而结成同盟。有中央委员会从中联络，委员会以共和派记者罗伯尔为主席。指券贬值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已在发生作用。罗伯尔和他的朋友们明了要如何利用这一点，他们竭力在争取要求增加工资的巴黎工人。罢工事件已在接连发生，木工、印刷工、帽工及蹄铁工等，均已先后罢工。贝野想禁止工人团体集会。1791年6月14日，制宪议会通过了所谓《沙伯利厄法》［4］，严禁工人结合向雇主要求一致的工资，认为这是犯法行动。 罗伯尔在《国民新闻》上抗议当局对于工人的恶意。他巧妙地把民主要求与工人结社要求相提并论，他得有罗伯斯庇尔的支援再度攻击财产选举资格制。骚动已推广到外省城市。这显然已有阶级斗争的性质。拉法夷脱派的报纸一致攻击民主派为破坏财产的无政府党。 如果路易十六及马利·安朵瓦勒特留心这些征象，他们就该明白民主运动之日增的势力已使反革命的机会日益减少，纵有外国武力为助亦属无用。可是他们闭着眼睛，自愿受米拉波的催眠，相信他所说的革命党人的分裂是于他们有利的。的确，拉法夷脱派及拉默派间的裂痕一天深似一天。拉法夷脱派已不再出席雅各宾俱乐部。拉默派在俱乐部的势力也日见衰弱，眼见得在他们面前已有罗伯斯庇尔崛起，罗伯斯庇尔责难他们在讨论有色人种选举权问题时的背叛态度［5］。巴那夫也失去民望，因为他要取悦于圣多明各大地主的拉默兄弟，不惜做殖民地白人的工具来对抗自由的黑人。米拉波则在竭力挑唆这种内讧。他从王室经费中得到一笔巨款，协同塔伦及塞蒙威尔等人组织一个宣传及行贿的机关，发布王党的小册子与报纸，收买愿出卖的俱乐部会员。被宫廷雇用的人深入雅各宾俱乐部的委员会，如威拉尔、邦内加累尔、德斐欧诸人；也深入到哥德利埃俱乐部，如丹敦。这于宫廷只是一个假的保障。宫廷又做了些不谨慎的事，其中最严重的一件便是郡主们——路易十五的女儿们之出走，她们于1791年2月间离开法国前往罗马。她们的出走在全国激起了剧烈的骚动。哥尔萨在《邮报》上说：“为保障全国安全计，应禁止郡主们出走，应禁止她们带着大量金钱到教廷或其他地方去。我们应当把她们当宝贝似地看守住，因为有了她们，才保证能对抗她们的侄儿亚多瓦及其从兄弟波旁康兑的敌意。”马拉也说：“我们正在和革命的敌人搏斗，非把这些信女们扣留为质不可，对于这一家的其他人物也当加倍防范。”革命派坚决地认定须把王室扣留为质，才有保障对抗亡命者和君主们的报复。在摩累及亚内·勒丢克两地，郡主们两次被阻。必待议会特许令她们才得继续前进。巴黎已发生了骚乱。中央市场的女贩们群集王弟门前［6］，要求他明白宣布愿意留在巴黎。2月24日，杜伊勒里宫被人民包围，拉法夷脱费了大力才使他们散去。 米拉波主张国王不向洛林而向诺曼底方面出走。2月28日，圣丹托盎郊区的工人要去捣毁汪森堡的了望楼。当拉法夷脱及国民卫军到汪森去镇压时，有四百名带着短刀的贵族约好会集在杜伊勒里宫前，幸而拉法夷脱事先得到报告，还能赶到王宫去解除这些“短刀武士”的武装。有人怀疑汪森之乱系宫廷雇人造成的，目的在把国民卫军引出巴黎，使短刀武士们便于集合，而保护国王出走。 议会虽敌视所谓乱党，即左倾的反对派，但对于贵族们之阴谋，也不能不担心。关于防止外国干涉法国内政这一点，拉默派及拉法夷脱派与罗伯斯庇尔及极左派的态度是一致的。自莱亨巴哈会议以后，他们即注目于边境。1790年7月底，当奥政府要求假道法国以便输送一部分军队去镇压比利时的起义时，他们曾于7月28日使议会通过一个拒绝假道的正式法令。同日，又通过一令谘请国王制造大炮、枪及刺刀。国王就要出走的谣言开始传播时，议会于1791年1月28日议决增加边境驻军。在郡主们出走之次日，2月21日，议会开始讨论禁止出走法，米拉波对此甚为忿慨，引用《权利宣言》来反对这个议案。3月7日，议会之调查委员会发现一封王后写给奥国大使麦西·阿根脱的危及国家的信。议会马上开始讨论摄政法。这时，亚历山大·拉默嚷着国民有权“摈弃一个国王，倘使国王要抛弃宪法所赋予他的地位的话”。在右派的捣乱声中，他又说：“委员会很有理由主张国王出走即等于退位。”当时所通过的法令禁止妇女摄政。这一着是直接打击马利·安朵瓦勒特的。3月底，奥军进占波蓝特律，阿尔萨斯议员卢伯尔得罗伯斯庇尔之助痛斥这种威胁，并且极端攻击集合在边境的亡命者。 米拉波因一夜之酒食过度，忽然死于1791年4月2日。消息灵通的民主派知道他久已受宫廷收买。哥德利埃俱乐部在他死后仍在咒骂他，可是这位马基雅维利信徒在群众中的声望仍然很大，议会只好通过将其国葬于日后改为国葬所的圣日内威埃教堂。 宫廷缺少顾问的时期并不久。拉默兄弟及塔累蓝都自荐要继承米拉波，他们的投效被接受了。亚历山大·拉默做了王室经费的支配者。其兄沙理及杜波尔用宫廷的钱马上办了个大报，名《纪事报》，意欲以之代拉法夷脱派的《导报》。塔累蓝允许恢复反抗派僧侣的信仰自由，我们已知道他在履行他的诺言。可是，路易十六虽起用他们，却在轻视他们。他并未以心腹事委托他们。 路易十六向利欧波尔德借款一千五百万未成，这样延宕使他很感不耐。他决定要打开一个新局面。4月17日，他从蒙摩隆西红衣大主教手中领受圣餐礼，在场的国民卫军甚为忿怒，他们在教堂中表示了抗议和不满。次日4月18，路易要依前一年之例到圣克路去过复活节。于是谣言四布，说圣克路之行只是他的长途旅行的开端。群众群集杜伊勒里宫前，当国王要出发时，国民卫军不但不为其车驾开路，反而阻止他动身。拉法夷脱以为这一着是事先布置好的，目的在使国王可向皇帝及其他欧洲君主表示他不过是王宫中的一个囚犯而已。为此目的而主持此暴动的就是丹敦。回到王宫时，王后对环绕她的人说：“最少，你们得承认我们已不自由了。” 此后路易十六毫不犹豫地欺哄革命派。次日，他亲临议会宣布他是自由的，圣克路之行之所以作罢全系出于自愿。他说：“我已接受了宪法，《教士法》即宪法之一部分。我要以我之全力来维护这个宪法。”他往圣热曼·洛克则瓦教堂参加宪政派牧师所主持的弥撒。他以外交文件通告欧洲各君主，说他绝对赞成革命，决无反悔或保留之意。可是他同时使布累杜伊通告各君主不要重视他的公开宣言。马利·安朵瓦勒特要求他哥哥皇帝开一万五千人到亚尔伦及微尔敦以为布伊耶之声援。5月18日，皇帝对派往曼图亚去见他的杜尔福伯爵说，军队他可以派遣，但非待国王及王后逃出巴黎并宣言摈弃宪法以后不能干涉。一千五百万的借款则被他拒绝了。 路易十六向银行家举债筹得了款项。他于6月20日半夜出走，扮做随身的侍仆，坐在一架特制的大柏林式马车里。普罗温斯伯爵也同时出走，但所取途径不同。他没遇着阻碍而到了比利时。但路易十六在圣墨内奥尔被邮政局长德鲁埃认出来了，到发楞时即被阻住。布伊耶的军队到得太迟，来不及救他。驻在发楞的轻骑兵反而响应人民。当王室回转巴黎时，沿途排列着从远处村镇来的国民卫军，以免这个宝贝质物落入敌手。路易十六临行曾发布了宣言，谴责制宪议会的工作，令忠于他的人民起而帮助他；这宣言徒然使整个革命的法国起而反对他。贵族及反抗派牧师被监视、解除武装及软禁。最热烈的王党又出走国外，这一批出走更削弱了王政在国内所依靠的力量。在某几个旅团中，全体军官弃职而去。 全法国都以为国王出走是对外战争的序幕。6月21日早晨，议会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封锁边境，禁止现金、武器及军需品出口。它动员东北部的国民卫军，下令从国民卫军中征集义勇军十万人，每人每日付十五鎍。它派出些议员，给以几乎是无限的权力，到各郡监督正规军宣誓，并检阅要塞、武库及兵站。东部各城甚至等不及他们到达，即已准备防御。 对外战争的恐惧并非全是幻想。与教皇的外交关系业已断绝。瑞典国王已令其在法国的瑞典臣民全部离开法国。俄女皇卡特琳二世则与法国代理公使冉内断绝来往。西班牙将成千的法国人驱逐出境。它下令向卡塔洛尼亚及那发尔动员。皇帝则于7月6日在帕都亚向各君主发出通告，请各国君主来和他“讨论，取共同行动与步骤，以期保障此最信上帝的国王及其家庭的自由与尊荣，以及防止法国革命之危害达于极境”。他回到维也纳后，通知法国大使诺亚伊侯爵，谓在路易十六未能行使职权期间不必出现于奥国宫廷。他的宰相老考尼茨于7月25日与普鲁士签订了一个攻守同盟初约，并准备在斯拔或爱克斯·拉·沙伯召集欧洲会议，专门讨论法国事件。 可是战争竟得避免，这大部分是因为路易十六本人要求其妻兄延缓战争，同时也因为制宪议会的领袖们害怕民主派，不敢推翻背誓逃走的国王，最后反而保持他的王冠。 从发楞回来时，沿途是武装而震怒的群众，王驾的柏林式马车走过时巴黎人民并未脱帽而只保持动人的沉默，民主派的报纸满是辱骂及恨恶的呼声，这一切要使国王夫妇严肃反省一下。他已了然他之不得民望到何等程度。他认为战争会增大乱子，会危及他本人的安全。他在害怕。 当国王被截回时，王弟早已想着自称摄政。不很信任自己的兄弟的路易十六，不愿退位而使王位落到他们手上。他阻止皇帝。7月8日，马利·安朵瓦勒特写信给排森道［7］：“国王认为即使在发表第一次宣言以后，公开的武力会造成一个不可想象的危险，不仅危及国王及其家庭，而且要危及所有在法国之未倾向革命的人。” 制宪议会中的主要人物亦因种种重要原因而愿保持和平。在巴黎及全法国，听到国王出走的消息以后即爆发了民主的及共和的情绪，这很使他们害怕。在巴黎，酒商珊特尔已武装了两千名无套裤党，都是圣丹托盎郊区的被动公民。国王的像几乎到处被捣毁。招牌上以至街头街名上的“王家”字样都被涂去。从蒙俾利埃、克勒蒙·费蓝、贝友、伦勒·苏尼尔等地递来了无数激昂的请愿书，要求惩罚背信的国王，立即废立，甚至改为共和国。议会中的保守派团结起来对抗民主运动。6月21日，贝野用“拐带”二字来说明国王出走的性质。议会希望采用这两个字来开脱路易十六的个人责任，以便最后保全他的王位。逃到了卢森堡的布伊耶侯爵，发布一个傲岸的宣言，宣称他一人独负国王出走的责任，以便间接有助于议会保守派的计划。制宪议会即把这个宣言作为根据。 在保守的爱国派中间，只有拉法夷脱的一小撮朋友，如拉·罗什孚库、杜旁·得·内木尔、康多塞、杜沙特勒、布里索、斯特拉斯堡市长底特里希，他们都是1789年俱乐部会员，曾一度倾向共和国的主张，无疑地是想推出这位“新旧世界之英雄”做元首。可是拉法夷脱本人不敢这么宣布。民主派透过丹敦来攻击他是与国王之出走有关，因而他非有拉默派之助即无法应付。于是他也倾向于多数派的意见。制宪议会听到路易十六被阻消息以后，才又松了一口气。他们觉得他们可以避免战争了。留以为质的路易十六成了他们的保证物。从6月25日半官报《国民通信》的言论，即可看出他们的计算。“列强是我们宪法的敌人，我们应该不使他们有攻击我们的口实。如果我们把路易十六推翻，列强即可借口为受凌辱的国王复仇，武装全欧洲来对抗我们。让我们尊重路易十六吧，虽然他有背叛法国国民的罪行，让我们尊重路易十六，尊重他的全家，这并不是为他，而是为我们。”凡是希望和平的老实人，都能了解而且赞成这种言论。况且拉默兄弟之善待国王是另有原因的，他们业已为他们的《纪事报》向王室经费中领了津贴。 为着要维持路易十六的王位，他们更找出些理由：如果把他推翻，便非推出摄政不可。谁来做摄政呢？就说奥尔良公爵吧，全国会毫无问题地承认他吗？国王的弟弟们各有党羽，虽然他们都已出走。他们势必会凭借外力。而且奥尔良公爵的左右全是些冒险分子。人家已攻击他之收买民众首领，尤其是丹敦，事实上丹敦已与累亚尔主张推倒路易十六而代以王政保护者，其人选则为奥尔良公爵或其子沙特尔公爵，即未来的路易·腓力普，报纸上已明显地透出推他出来的消息。倘使不要摄政，是否就要建立共和呢？哥德利埃派所主张的共和，不但会引起对外战争，而且可引起内战，因为人民并未准备接受这么一个新式政府。 在考虑若干预防措施的同时，制宪议会中人宁愿保全路易十六。他们修改宪法，使他接受宪法及重新宣誓以后，才再使他执行国王职权。当然路易十六只好做一个信用扫地的国王，毫无威严。是这样，拉默兄弟及巴那夫便心安了。他们认为这个傀儡之得以保全王位是亏得他们，他以后的统治便离不了他们和他们所代表的社会阶级。自从发楞回巴黎时，他们向王后表示愿意效力，当被殷勤接受。对于这个结合，彼此都是无诚意的。拉默兄弟及巴那夫诸人只想利用国王之名来行使实权。国王夫妇则打算渡过这难关以后，便要把这些工具抛弃。 故此，虽经罗伯斯庇尔之竭力反对，国王竟得不受议会的追究。案件进行则落在“拐带”主持人身上，即指业已逃走的布伊耶及几名傀儡。7月15日巴那夫的重要演说使此案得以通过，他当时竭力把共和与无政府混为一谈：“我现在提出一个真实问题：我们要结束这个革命呢，还是再开始一个革命？我们已使一切人在法律前平等，我们已确立了民事上及政治上的平等权，我们已为国家而恢复了被剥夺的人民主权，再进一步便是有害而有罪的行动，再在自由路线上进一步便是摧毁王政，再在平等路线上进一步便是破坏财产。” 这种保守主义的呼吁是资产阶级所愿接受的。但是，要说服受哥德利埃俱乐部及各友爱会社所推动的巴黎民众，则较困难。请愿书及恐吓的宣言接连而来。雅各宾俱乐部亦曾一度倾向于推翻国王的主张，要“以合于宪法的方法推出代理者”，意即指摄政。但是哥德利埃俱乐部则弃斥这个由布里索及丹敦起草而有利于奥尔良派的请愿书。罗伯尔拟好了一个明白主张共和的请愿书，于7月17日在马斯场祖国之坛上公开征求签名。议会害怕起来了。恰好当天早晨在各罗·克约发生了与此运动本无关系的乱子，议会即借口于此而命令巴黎市长驱散马斯场的群众。当晚7时许，拉法夷脱的国民卫军以跑步走进场地，不经警告而向平静的群众开枪。死亡人数很多［8］。 屠杀之后，继以高压。议会通过一个特殊法令，真是一个治安法令，要以恐怖施于成百被捕待审的民众会社领袖。他们的刊物被封闭或停刊。 主要目的在铲除民主派及共和派的首脑，以便进行立法议会的选举。7月16日，保守派全部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另组新俱乐部于福杨派修道院。 议员中仍然留在雅各宾俱乐部的，几乎只有罗伯斯庇尔、安朵盎、佩迪昂、科罗勒诸人而已，幸而各郡的俱乐部大部分还能跟着他们走。 右派分子退出以后的雅各宾党，与福杨党——即拉法夷脱派及拉默派二者的联合——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暂时是福杨党当权。杜波尔、亚历山大·拉默及巴那夫等派遣方丈路易到布鲁塞尔去，秘密与皇帝交涉维持和平。利欧波尔德根据他们所提的条件而得出结论：革命党已害怕他在帕都亚所表示的恐吓，革命党并不如他所想象那么危险；他们既允许保全王政，则他亦放弃全欧会议及战争的主张，况且，他更乐得这么做，因为列强对他的邀请之答复甚为冷淡，于是他认为全欧一致对法之主张是不能实现的。为着掩饰他的退让起见，他同意与普王签发一个共同宣言，宣言对革命派的威胁是有条件的了。可是，这个1791年8月25日发出的《庇尔尼茨宣言》，却被法国亲王们利用，他们认为这便是答应援助。他们遂于9月10日发出一个激烈的宣言，要求路易十六对宪法拒绝签字［9］。 三头确实费了绝大的气力才使国王签字，因为国王把这件事从9月3日延宕到14日。三头对他申述，在他回巴黎以后，曾将这个宪法提出修改过，所以这个宪法是更有利的。他们特别向他解释，此后《教士法》并非宪法之一部分，不过是普通法律，立法机关可以将其修改。俱乐部的自由受到了很重要的限制。被选为议员之财产限制（银□钅马制）虽已取消，可是在另一方面，选举人资格限制则加重了。而且，他们还说，他们要努力使两院制在将来能够实现，这原是他们在1789年9月时反对得很厉害的；他们还愿出力来保全绝对否决权及国王任命裁判官之权。国王服从了，并且很巧妙地向议会要求大赦，议会热烈地将其通过。反动派及共和党都得恢复自由。到处都开庆祝会，庆祝宪法之完成。资产阶级相信革命已终了。他们在高兴，因为内战及对外战争的危险似乎不会有了。现在只看代表他们的福杨党是否能同时左右宫廷和将要成立的新议会。可是，罗伯斯庇尔利用议员应当大公无私的理由，使议会议决旧议员均不得当选为新立法议会的议员。一群新政治人物要上场了［10］。此后的问题是：民主派是否会宽恕近来严厉地压迫他们的保守派资产阶级，或者他们在推翻门阀的特权阶级以后是否同意长期忍受财富的特权阶级的统治。________________ ［1］当时亡命贵族多半在莱茵边境，而以在科布林士者为多。他们派人在国内秘密活动，里昂即其中心。1790年末，他们欲利用里昂市府态度之较趋温和及丝业工人之困苦，激起民变，以便造成与巴黎对抗的反动势力。 ［2］《威斯特法里亚条约》为结束三十年战争之条约（1648年），法国加入此战争在表面上是对抗奥国之哈普斯堡家，而非对抗日耳曼帝国，故战后虽取得阿尔萨斯一带之若干领土主权，但日耳曼诸侯所领采邑之若干权益仍然保存。 ［3］1788年，瑞王考斯道夫三世，趁俄与土耳其战，举兵要求收复芬兰等地。1790年8月15日始结卫累拉和约。 ［4］1791年3月2日议会曾本职业自由之精神，通过废止行会制度的法案，至此又有《沙伯利厄法》，因其报告人为沙伯利厄，故名。此律禁止工人结社，更不得罢工，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实则有利于雇主，从而束缚了法国的工人运动近一百年。 ［5］三级会议中本无殖民地代表，改称国民议会后，圣多明各有六名代表加入（1789年7月4日）。关于改组殖民地问题，议会态度殊不一致。布里索等所主持的黑人之友社一派较为急进，主张解放奴隶而予以公民权。议会中殖民地委员会报告人巴那夫提出的报告，有利于殖民地之白人，对黑人则主保持现状，深为黑人之友社一派所不满。1791年5月15日所通过之案仅许殖民地白人或混合种人之拥有财产者有选举权，卒引起殖民地之严重纠纷。 ［6］法国王弟之最年长者，称Monsieur，此处即指普罗温斯伯爵。 ［7］腓森本瑞典军人，久在法国宫廷，为马利·安朵瓦勒特所庞信。他助路易十六出走，但未同行。1791年，国王派他往奥廷活动。 ［8］17日早晨有若干妇女登坛签名，发现坛下藏着两名可疑人物，当被各罗·克约居民将其处死，议会借此为口实，令市府宣布戒严令。国民卫军到达马斯场时，场上集合签名者近万人，屠杀结果死伤五十余人。此次事件说明议会、市府及国民卫军之欲保全王政，而民众则已有共和国要求。 ［9］当日帝国皇帝与普王会于庇尔尼茨堡。法国亡命者之重要人物如亚多瓦伯爵等亦参加，力主对革命派提出激烈的恫吓，不为皇帝及普王所赞同。《庇尔尼茨宣言》之要点，仅谓欧洲各君主视法王所处之境遇有关公共利益，应与奥、普取共同行动以援助法王。皇帝及普王明知列强合作之不可能，不过借此宣言虚为掩饰而已。可是亡命者所发布的宣言，则陈述庇尔尼茨堡会商情况，并谓列强已准备援助他们，好象这是他们在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因此更引起法国人民之疑惧。 ［10］制宪议会之最后一次集会是在1791年9月30日，国王以立宪君主姿态出席，重申其尊重宪法之誓言。诚如网球庭誓言所云，不完成宪法决不解散，他们现在已完成了一个宪法，须让位于一个根据此宪法而产生的新议会。第十一章 战争第十一章 战争 单从表面上看，1791年10月1日开幕的立法议会似乎是继续制宪议会的。议员中仅一百三十六名属雅各宾党，属福杨党者达二百六十四人。 可是居中的独立派达三百四十五人，形成议会中的多数，他们是诚意拥护革命的［1］。假使他们不愿受党派的利用，他们也深知不能受他们所不信任的宫廷的欺骗。 福杨党分成两派，或者说是两个系统。一系如马丢·仲马、服布兰、杜摩拉、若古尔、狄奥多尔·拉默（即亚历山大及沙理之兄）等是跟着三头走的。另一系如刺蒙、布弱、拔斯托累、古威昂、达维奥尔特、吉拉丹（本旧侯爵，曾为卢梭之保护者）等则与拉法夷脱同调。 本为王后所不喜的拉法夷脱，因未能参加三头与宫廷间的秘密，虚荣心受到了损害。三头在反动的途径上走得太远，甚至于接受两院制、绝对否决权及国王任命裁判官之权，而拉法夷脱仍然要保全宪法，不愿牺牲他所认为是自己作品的《权利宣言》之原则。宫廷既然疏远他，故他不如拉默派那样感觉有切身利益而要去恢复王权。 福杨党的内部分裂，使他们在1791年11月竞选巴黎市长时失败。贝野退职以后，业已辞去国民卫军司令职务的拉法夷脱要来竞选市长。宫廷派报纸反对他竞选而使他失败。11月16日，雅各宾党佩迪昂以六千七百二十八票当选，而这位骑白马的将军只有三千一百二十六票。放弃投票权的为数甚多（巴黎有能动公民八万）［2］。国王及王后私庆有这么一个结果。他们相信革命人物多行过分必会失败的说法。11月25日马利·安朵瓦勒特写信给腓森说：“恶作得愈多，则我们得利之速会有过于我们之所想象，可是必须特别谨慎。”这是一个混水摸鱼的政策。 以后不久，拉法夷脱被任命为边境军团司令。他在动身以前，为着要报复竞选失败之故，曾使布里索的朋友累德累取得巴黎郡总检察官的重要职位，以抗拉默派候选人而曾为制宪议会议员的丹德累。 当福杨党因内部不和而势力削弱的时候，雅各宾党则在勇敢地倡导一种全国行动政策来对抗国内外的一切革命敌人。他们代表购置了国产而以经商为生的中等资产阶级，故特别要恢复业已贬值甚多的指券的市价，恢复外汇，外汇之高正在起着有利于外国而为害于本国的作用。他们认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是密切相连的。革命货币之跌价，是由于亡命者及各国宫廷的恐吓，是由于贵族及僧侣所造成的骚乱破坏了信用。必须以断然处置断绝反革命派的希望及阴谋，并且要使王政的欧洲承认宪法。唯有这一着才可以防止日趋严重的经济的及社会的危机。 在秋季，城市和乡村的骚乱又起来了。到冬季，骚乱更严重，而且延续了几个月。造成城市乱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殖民地食品如糖、咖啡及糖酒等之过于昂贵，此类物品之缺乏则由于圣多明各发生了种族之争［3］。1792年1月末，巴黎已发生扰乱货栈及杂货商事件，群众以抢劫威胁来强迫商人降低物价。近郊各区已开始攻击“囤积者”，其中如丹德累及波司加累曾遇有若干危险。为着要降低物价及打击交易所中的投机家，雅各宾党曾宣誓不吃糖。 乡间的骚乱是起因于麦价之高涨，同时也是为了抗议封建制度之仍得保持，为了答复屯留在外国而声言要侵入的亡命者之恐吓。一般而论，这次骚动的程度与范围也许不及1789年的骚乱。 但其原因与性质是类似的。首先，二者都是自发的。要找出一致行动的痕迹实不可能。雅各宾党不曾煽动这种直接行动，他们反觉得惊讶，始则想防止骚乱，继则想加以压制。起事的群众要当局减低生活价值。他们要求法规限制及规定物价。他们抢劫亡命者的财产，他们要使贵族及反抗派僧侣不能为害。他们这么模糊地形成了一个保卫革命的纲领，这一纲领后来才逐渐实行。 自11月以来，几乎到处发生了聚众围阻谷物运输车及抢劫市场事件。2月间，敦克尔克有几家商店被抢。港道上发生了流血事件，死十四人，伤六十人。约在同时，诺伊昂有三万农民，拿着叉子、斧头、铳、矛，由他们的村长们统率着，在瓦茨河上阻劫粮船，瓜分所载谷物。到了月底，康舍及布累杜伊等森林的伐木工及钉工，击鼓扬旗，领着群众围着波塞的市场，强迫市政当局不但规定谷物价格，而且要限制鸡蛋、牛油、铁、柴、炭等的价格。埃丹倍市长西摩诺是个雇用六十名工人的富有的皮革商，反对规定物价。结果，受了两枪而死。福杨党、甚至雅各宾党都把他视为法律的殉道者，下令追悼以示崇敬。接着有摩尔汪的伐木工阻挠漂流而下的木柴，并且解除了克拉默西国民卫军的武装。法国中部及南部的乱事也许更严重些。3月间，刚达尔、洛、多尔当、科累茨、加尔等郡的乡国民卫军，围攻亡命者的宅邸，放火焚烧或抢劫。他们沿途强迫富有的贵族出钱济助从军的义勇兵。他们要求绝对废除封建制度，同时，他们已在摧毁风信标及鸽笼［4］。 的确，在王党得势的区域，如洛最尔，不安全的是爱国派。1792年2月26日及以后数日中，曼德附近的农民，受教士的鼓动，聚众向城市进发，强迫正规军退至马微若尔，向爱国派征发款项以赔偿他们未能工作所受的损失。有十名爱国派被监禁，宪政派主教被扣留为质，俱乐部被封闭，有些房屋被摧毁。最后必须指出，洛最尔王党乱事发生在刚达尔及加尔革命派乱事之前，后者是对前者报复而发生的。 倘使我们知道在1791至1792年冬天，教产出卖业已很多，到1791年11月1日为止卖出者共值十五亿二千六百万锉，我们便可看出推动农民的力量就是他们的切身利益。战争在威胁着。其结果是极关重要的。倘使革命失败，则业已废除的盐税、封建税、人丁税、什一税及一切封建权利都会恢复，已买得的土地要还给教会，亡命者返国后会大肆报复。农民们当心这些！他们一想到这里就不寒而栗。 1789年时，城市资产阶级曾一致地武装起来拚命镇压农民及工人的骚乱。可是现在资产阶级分化了。自国王出走以后，业已感觉恐慌的最富有的一部分极愿与王政妥协。日益与旧王党及贵族混合的福杨党即以他们为主体。他们害怕共和国及战争。但比较胆大而非富有的另一部分资产阶级，自发楞事件以后，完全不信任国王。他们只想到自卫，深知要办到这一着，非与工人群众接触不可。所以他们的领导者努力要防止资产阶级与人民的分裂。佩迪昂在其1792年2月6日给蒲佐的信中，埋怨资产阶级之与人民分离，他说：“他们自处于人民头上，他们自信可与轻视他们及待机来屈辱他们的贵族并列。……他们一再听说，这是个有产者与无产者的斗争，这个观念时时在他们脑中。反之，人民则满不高兴资产阶级，他们恨资产阶级的忘恩负义，他们想起他们曾为资产阶级尽力，他们记得在自由光荣之日大家有如兄弟一般。特权阶级在暗中挑拨这种冲突，这种冲突会不知不觉地断送我们。资产阶级与人民结合才造成这次革命，唯有靠这一结合才能保全这次革命。”为着终止抢劫与焚毁，立法议会于1792年2月9日急促下令将亡命者财产收归国家管理。3月29日才正式通过将其充公的条例。此法令报告人古匹约解释说，亡命者给法国造成了不少的灾害，他们应当赔偿。他们以武力对抗国家，这就迫着国家也要武装起来。“他们的财产是他们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与耗费的自然担保品。”哥依埃补充说，如果仍让他们有收入，他们就可利用来危害祖国。虽然还不曾宣战，可是战争看来快要发生了。 1792年2月29日，当法国中部发生骚乱时，罗伯斯庇尔的朋友刚达尔郡的议员疯瘫的库通在议会中说，为了要征服正在组成中的反法同盟，“必须争取人民的精神力量，其重要有过于武力”，要办到这一步只有一个方法：用公平的法律来团结人民。他提议，凡不能对管业人提供实在领有权的封建权利，应无偿取消。唯领主能用原始契券证明其合于此条件的封建权利始可存在。我们记得，以前是要农民来证明其不应缴纳的负担，现在这个提议则恰恰相反，须领主来证明他应得到什么，而唯一被承认的证明物却是那本来就不存在或者年久已失去及不见的契券，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库通的提议具有何等意义。福杨党坚决阻挠，要使此案不得通过。1792年6月18日，议会仅通过无补偿地废除一切临时权利，即指土地改换管业人时在转卖费名目之下付给领主的转让税。而且，就是此类临时税，如有原始契券证明时仍得保存。福杨党此种反对态度之遭受打击，有待于8月10日之革命，那时库通提议的其余部分才得变成法律。完成农民之解放的是战争。 议会中的左派、拉法夷脱派及宫廷都希望战争发生。仍想保持和平的，在一方面有拉默一派，另一方面有雅各宾俱乐部中以罗伯斯庇尔为中心的少数民主派。主战派及主和派各有其不同及甚至相反的看法。 领导左派的，有两名巴黎的议员布里索及康多塞，有吉伦特郡所选出而长于演说的议员如微尼奥、戎索内、加德等；还有和他们接近的重要人物，如夸大的演说家伊斯那尔、牧师拉索斯、已宣誓的卡尔发多斯主教福失，他是个浮夸的辩士，在发楞事件以后曾赞成共和国。最后，在极左派中有三名彼此友谊很密切的议员形成一体，即巴稽尔、默兰·得·迪昂威尔及沙跛，都是享乐而贪财的人，形成哥德利埃俱乐部的三头。他们在议会中没有大势力，但他们有推动各俱乐部及民众会社的力量。 布里索是左派外交政策的主持者。他在英国住过很久，在那里办了一个报及阅览室，都遭受失败，清算时吃了一场不名誉的官司。他曾与路易十六治下的警务厅一度有过纠葛，甚至被禁于巴士底狱，因为说他是毁谤马利·安朵瓦勒特的文字的作者及散布者。后来他与日内瓦银行家克拉威埃经营美国债券投机事业，曾于彼时赴美一行，从而写了一本急就的书。他的敌人谓其在1789年以前，因经济所迫而受警务厅收买。当然他是个活动的人物，富于想象，主意很多，而且不择手段。他始则依附奥尔良公爵，继而追随拉法夷脱。他深恨拉默兄弟，在他所组织的黑人之友会中攻击他们的反动的殖民地政策。拉默兄弟则责其倡导废止黑奴运动，激起了殖民地的叛乱及破坏种植场。在国王出走时，他始则有如拉法夷脱的朋友亚席尔·杜·沙特勒一般，主张共和国，继而忽然改变态度，赞成奥尔良派的主张。他之当选入立法议会，颇经困难，有如康多塞之当选一般，都是亏得拉法夷脱派的援助。总之，他是个暧昧人物，诡计多端，就要成为新议会的著名领袖及政治家。 旧侯爵康多塞是学术界有盛名的人物，是达郎贝耳的老朋友，是最著名的仅存的百科全书派，也和布里索一般，具有易变的及多重的性格。1789年时，他在曼特贵族会中维护特权阶级，后来又反对《权利宣言》。1790年时，他写了好些东西攻击俱乐部，拥护王政，抗议取消贵族爵号，反对没收教产及指券。他和西耶士都是拉法夷脱的1789年俱乐部的创始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在发楞事件以后嚷着赞成共和国。 显然，布里索及康多塞，和代表波尔多商人阶级的吉伦特郡议员彼此是易于携手的。经济恐慌影响了商业，须以断然处置来解决。身为造币厂监督的康多塞，写过不少关于指券的文字，被人看成一个财政专家。 布里索派和吉伦特党认为阻碍商务的骚乱的主因是由于列强拟采取的措施及亡命者恐吓所造成的不安。唯一的方法是：压迫各国国王承认革命，用劝告的方法，不得已时用武力，使他们驱散亡命者的会集，同时，要打击他们在国内的同谋者，先从反抗派教士下手。布里索说，各国国王没有团结，各国人民要仿效法人起而革命，倘不得已而有战争时，他预料容易得到胜利。 拉法夷脱派起而附和。他们大部分是旧贵族，本质上是尚武的。战争可使他们做司令长官，胜利可使他们有权有势。彼时他们有武力可靠即可压服雅各宾党，并可同时支配国王及议会。被他们不久就捧出来做陆军部长的那尔邦伯爵，努力要实现他们的政策。在斯塔厄尔夫人的客厅中，布里索、克拉威埃、伊斯那尔诸人与康多塞、塔累蓝及那尔邦等会面。 在此种情况之下，议会是易于左右的。比较经过长时间讨论的是如何对付反抗派教士的问题，因为在宗教上最主张宽容的拉法夷脱派，不愿放弃他们曾在1791年5月7日法令上所胜利争得的政策。最后，1791年10月31日的法令限普罗温斯伯爵于两个月内返国，否则取消其继承王位之权；11月9日法令限亡命出国者于1月1日以前返国，否则视为阴谋嫌疑犯，将其地产没收充公而归国家收用；11月29日的法令则夺去再不宣誓接受《教士法》的反抗派教士的年金，如果他们扰乱秩序，地方当局有权将其驱逐，并夺去其各种资格。同日，另有一案咨请国王“要求德里佛斯与马因斯选侯及其他收容亡命者的帝国诸侯停止任亡命者在边境屯聚及招募军队。”［5］8月4日法令曾引起赔偿在法国有地产的帝国诸侯的问题，法国与皇帝及帝国对此问题的交涉为时已久，现在议会亦要求国王从速将其结束。 路易十六及马利·安朵瓦勒特暗中高兴地赞成布里索派的主战主张。自发楞被阻以后，他们虽要求利欧波尔德延迟其干涉，那纯是为了怕有迫切的危险要落到他们头上。可是路易十六一经恢复其王冠以后，立刻急切地催促利欧波尔德实行其在帕都亚及庇尔尼茨所发布的恫吓，尽早召集列强会议来镇压革命派。1791年9月18日马利·安朵瓦勒特写信给他哥哥说：“武力已破坏了一切，唯有武力才可补救一切。”她天真地认为王政的欧洲若出来说话而用武力，法国就会害怕。她不了解欧洲与法国；她看见造成革命的人，如巴那夫、杜波尔及拉默等辈，现在居然变成了宫廷派，摧毁他们素所摧崇的东西，竟肯低首下心来为宫廷所用；这就使她忽然高兴，于是自然地产生她的错误判断。她认为福杨党即可代表全国，他们之改变态度全是由于害怕，她要利欧波尔德接受这种意见。利欧波尔德起初是很顽强的。可是她的妹妹尼德兰摄政马利·克力斯提那告诉他，如果对法宣战，比利时会再起叛乱。皇帝之因循不决几使马利·安朵瓦勒特濒于失望，现在议会忽然给她一个重新挑起外交冲突的工具。路易十六于12月3日立即写了封私信给普王腓特烈·威廉，要求他相助，他说：“我刚已函告皇帝、俄国女皇、西班牙及瑞典国王，向他们说明，以武力为后盾的全欧列强会议为阻止法国乱党的最好方法，这才可以恢复我辈所希望的秩序而免为害于法国的罪恶殃及欧洲其他各国。”普王要求因干涉而有之耗费须有补偿。路易十六许以金钱补偿。 路易十六的这些秘密交涉，显然没有让拉默派知道；可是对于议会所通过各法令之批准，他却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不受他们指挥的议会已使他们老不高兴。布里索派之攻击他们一党的部长们更使他们忿怨。他们自觉日益接近宫廷和奥国，以便找到据点来对抗雅各宾党。他们劝国王把这些法令分为两类。关于可能剥夺王弟摄政权、向德里佛斯和马因斯选侯发出最后通牒及向皇帝交涉等法令，国王应当接受；关于对付亡命者及教士的各种措施，则否决之。拉默派之要保护亡命者及教士，目的显然在使保守分子附于他们一党。他们向帝国皇帝证明宪法已使国王具有实权，目的也是在获得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的整个政策是建立在与利欧波尔德之亲切而互信的了解之上。他们希望仍然主张和平的皇帝会以其斡旋之力劝告受恫吓的选侯，叫他们好好地屈服。如此则战争既可避免，而他们劝国王采用的主战态度又可使国王挽回人心。这不过是对内政策的手法。 如果拉默派能够看见马利·安朵瓦勒特的秘密信件，他们便会知道他们所犯的错误之严重。 12月9日，她写给麦西的信上说：“这班蠢才，他们没有想到，如果他们采取这一着（如果他们威胁各选侯）便是有利于我们；因为假使我国先动手，欧洲列强必然要卷入漩涡来保护其各自的权利。”换言之，王后希望能由这事件而造成武力干涉，这是她所曾希望于她哥哥而不曾得到的。 路易十六逐一依从了拉默派的意见。他以其否决权否决了关于教士及亡命者诸法令，12月14日他出席议会严肃地宣称：他“以代表国民之资格自觉受了侮辱”，故此，他已通告德里佛斯选侯说，“在1月15日以前，倘他不禁绝逃来的法国人在境内结集及一切敌意表示，则当视之为法国的敌人。”赞成这种虚张声势的言论的掌声刚一完结，他就回到王宫秘密命令布累杜依通知皇帝及其他统治者，极望德里佛斯选侯对他的最后通牒不要让步。“革命派会因此而倨傲非凡，这一成功会使这付机器活动一个时期。”他要列强正视这事件。“本来是内乱的，会变为一个政治的战争，一切事态将因此而好转。……就物质或精神情况而论，法国决不能支持（这个战争的）半个战役，可是我必须装着显然热烈的样子，和我以前各次所取的姿态一般。……我的行为必须如此；这样才使全国人在不幸之中觉得非投入我怀中不可。”路易十六老是这样一种天真的暖昧态度，老是这样错看了革命的势力。他急于要使法国卷入战争，希望战争失败，败北即可恢复他的专制权力。他尽量在忽略国防以为败北之准备。他阻挠军用品的制造，他的海军部长柏特朗·得·摩勒威尔奖励军官出境，替他们请假及办护照。 战争仍然延迟了一个相当时期才爆发，一方面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借一部分雅各宾党之力在反对；一方面则因为拉默派借多数部长及利欧波尔德之力在反对。 自从共和派在马斯场被屠杀以后，罗伯斯庇尔就不信任布里索和康多塞，他的远见已在疑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摇摆及他们之依附拉法夷脱派。吉伦特党如微尼奥、加德、伊斯那尔一班人，单凭其浮夸而空泛的演说，在他看来都是些危险的辩士。他知道他们的贵族倾向及他们与商业界的密切关系，因而他特别警惕。他曾反对过能动公民与被动公民之分，反对过选举及被选之财产资格，反对过对于集会、结社及请愿权的限制，反对过唯资产阶级始有武装的特权；他也曾毅然公开地反对过恢复背誓的国王的王权，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来替法国定出新宪法，而且，在制宪议会的议员之中，几乎只有他一个人仍然留在雅各宾俱乐部，敢于对抗福杨党的压迫而使雅各宾党不致解体；因此种种，他便毫无问题成了民主派的领袖。大家已晓得他之正直刚毅，他之憎恶一切有类阴谋的行为，他在人民及小资产阶级中的声望是很大的。 罗伯斯庇尔既怀疑惧，因而立即了解宫廷之主张战争并非出于诚意，因为宫廷曾以国王否决权否决惩处教士及亡命者的法令，这无异是间接延长内乱，使革命无法得到战争的胜利。12月10日，他代雅各宾俱乐部草了一个通告给各支部，向全国揭露拉默派及宫廷之要延长无政府状态以便恢复专制的诡计。他立即在考虑，布里索派之欲发动宫廷所希望的战争，是否只为着要巧妙地取得政权，要把革命导入危险的途径。12月12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说：“你们把主持战争的责任交给谁呢？交给行政权的官吏吗？那末，这无异是将国家之安全付托给存心要使你们失败的人。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所最怕的事件是战争。”他既然看出了马利·安朵瓦勒特的动机，所以他又说：“人家要使你们陷于某种境况，以便扩大宫廷的权力。人家所希望的是貌为战争，从而使我们只有投降。” 12月16日，布里索白费气力地想要扫除罗伯斯庇尔的成见，向他说明：要使自由摆脱专制罪恶而能巩固，则战争是必需的。布里索说：“假使要把贵族、反抗派教士及不满足者一下就打倒，则须打倒科布林士。那时，国家元首之统治才会受宪法之限制，除依附宪法外无安全，他的行动亦须依照宪法。”布里索又白费气力地企图利用民族光荣感及诉之利益，他说：“要攻打他们（帝国之诸侯）还须考虑吗？为了我们的光荣，为了我们的信用，为了巩固革命而使之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使我们非此不可。” 1792年1月2日，罗伯斯庇尔尖刻而巧妙地批评了布里索的理论。他说，战争只是亡命者所欢迎的，只是宫廷及拉法夷脱派所欢迎的。布里索曾说，必须摒除疑惧。罗伯斯庇尔就反驳这一点：“你们要保卫自由却可无需疑惧，无需触犯自由的敌人，无需反对宫廷、部长们及温和派。你们看来，爱国的途径是何等容易、何等方便啊！”布里索又说过，危害的根源是在科布林士。罗伯斯庇尔反问他：“那么，这根源就不在巴黎吗？在科布林士及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之间，彼此就没有勾结吗？”罗伯斯庇尔认为，在打倒国外那一群贵族之前，先该镇服国内的贵族；在宣传革命于外国之前，先该巩固法国本身的革命。他嘲笑宣传的幻想，不相信外国人民已经成熟到会接受法国的号召，会起而反对他们的暴君。他说：“武装的传教士是谁也不欢迎的。”他害怕战争的结局不好。他指明军队之缺乏军官或只有贵族军官，队伍之不完全，国民卫军之没有武器及配备，要塞之缺乏军实。他预料，假使战争胜利，自由会有受制于野心将军的危险。他预料到会出现恺撒。 在俱乐部的讲坛上或各报刊上，罗伯斯庇尔及布里索二人激烈争论达三月之久，从而永远分裂了革命派。站在罗伯斯庇尔这边的，是那些后来属于山岳党的人，如俾约·发楞、德木兰、马拉、巴尼、珊特尔、安朵盎等。丹敦老是那么处于两可之间。始则跟着罗伯斯庇尔走，继而看见俱乐部及各支部大部分决然主战，于是倒在布里索那一边。 罗伯斯庇尔和布里索的主张根本是不能妥协的。罗伯斯庇尔认为在背誓的国王与革命之间决不能妥协。他认为国家的安全决之于推倒背叛的国王的国内危机，他要利用宪法来做推动这一危机的合法武器。他劝议会取消国王否决权，因为国王否决权仅能应用于普通法律而不能用于非常策略。否决权之取消就是他所希望的危机之信号。反之，布里索并不愿与宫廷作殊死战。他只希望以慑服的策略迫使宫廷服从他的主张。他不过是一个假革命者。他和吉伦特党一般，害怕街头人物得势，害怕财产受攻击。他不希望发生社会的危机。与之敌对的罗伯斯庇尔自承尊重宪法，却要在宪法条文中寻找修改宪法及征服国王的途径。 拉默派及外交部长德勒萨尔私庆由于利欧波尔德之力而避免了战争，他们和利欧波尔德暗中通讯。的确，皇帝曾压迫德里佛斯选侯解散亡命者的结集，选侯且已执行。12月21日利欧波尔德正式把这事件通知法国，公文于1月初到达巴黎。战争的口实是没有了。可是就在这个公文上，皇帝辩护他在发楞事件时的态度。他拒绝放弃他的庇尔尼茨宣言，并谓如德里佛斯选侯被攻击时，他会起而援助。布里索抓住奥国公文这个结尾语要求新的解释。陆军部长那尔邦刚从东部检阅要塞回来，确言一切都准备好了。1792年1月25日，议会谘请国王质问皇帝，“能否放弃一切意在危害法国之主权、独立及安全的条约与协定”，换言之，即强迫他正式放弃庇尔尼茨宣言。奥、普的联盟马上加紧起来，普鲁士于2月20日通知法国，倘法军侵入德意志即为宣战之理由。因而布里索更热烈地鼓吹进攻战及突然的袭击。他的同道那尔邦部长得有军中将领的拥护，要求路易十六将其同僚柏特朗·得·摩勒威尔免职，责其有亏职守，并要求逐出仍然留在宫中的贵族。路易十六愤其胆大妄为，反而将他撤职。 吉伦特党马上冒火了。宪法本不曾规定议会有强迫国王更换部长之权，但它使议会有权控告部长的叛国罪于最高法院。3月10日，布里索提出一个猛烈的控诉状，攻击主和的外交部长德勒萨尔。他责其隐匿重要外交文件不使议会知道，责其未能执行议会决议，责其在对奥交涉中失之“懦弱，有伤自由民族之光荣”。微尼奥亦以激烈的演词拥护布里索，其中以隐语恫吓王后。控诉德勒萨尔于最高法院的法令得以大多数通过。那尔邦之恨已雪，战争变为不可避免的了。 拉默派劝国王抵抗。他们以查理第一的命运来恐吓他，查理便是在这类似情况之下抛弃了他的大臣斯德拉福的［6］。他们劝他解散议会，仍留德勒萨尔在职。可是布里索派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他们放出流言，说他们要控责王后，要迫国王退位，要拥立太子。这不过是一个要夺取政权的灵巧策略，因为他们同时在与宫廷交涉，其居间人为王室经费总管拉波特。 路易十六退让而将福杨党阁员撤职，代以雅各宾党人物，几乎都是属于布里索及吉伦特党一派：克拉威埃长财政，罗兰长内政，杜兰敦长司法，拉科斯特长海军，得·格拉夫长陆军，杜木里厄长外交。杜木里厄是这次内阁的强有力的人物，他原是路易十五暗中雇用的人，是个贪财而丧失了信用的冒险之徒。他允许国王以贿买及腐化领袖的方法，保护国王以抗乱党。他的第一着是出席雅各宾俱乐部，戴起红帽子，以免人家疑惑他。他用饵以职位的办法，巧妙地在雅各宾党中物色了一群喽罗。他使曾为俱乐部通信委员会主席的邦内加累尔做他外交部的办公厅主任，布里索的朋友新闻记者勒布朗及丹敦的朋友新闻记者诺尔做司长。吉伦特党刊物上停止了攻击宫廷，路易十六及马利·安朵瓦勒特又恢复了信心。于是杜木里厄要主战。这么一来，他正合了他们的愿望。 3月1日，利欧波尔德忽然死了。年青的佛兰斯瓦二世继位，他本来是黩武的，决定从速作出结论。他以干脆而断然的拒绝答复了法国最后几次的公文，但是他小心地不言宣战，因为他采纳考尼茨的意见，以便保留将来要求赔偿之权。 4月20日，路易十六亲临议会，用很冷淡的音调提出对波希米亚及匈牙利国王宣战［7］。当时只有拉默派的柏格一人勇敢地为和平奋斗。他提及法国内部之分裂多故，财政状况之恶势。坎蓬打断他说：“我们有的钱多过我们所需要的。”柏格继续说明海陆军之混乱。他断言杜木里厄在报告中所不曾提及的普鲁士会助奥国，倘使法国侵入布拉班，则荷兰与英国会加入同盟军［8］。听他的人颇不耐烦，时时打断他。梅伊埃、达维奥尔特、加德主张立即全体投票。投反对票的只有十来人。 除山岳党及拉默派以外，各党都希望以战争为对内政治的策略，可是战争的演变欲破坏主战者的一切原有打算。________________ ［1］立法议会系根据宪法而产生的立法机关，是在8、9月间选出的，正值共和派或雅各宾党势力较弱的时候，故结果如此。因为制宪议会的议员不能当选，所以被选出的都是些新人物，一般而论，不如制宪议会人物之健全。其中有若干人是日后国民大会中的重要人物。 ［2］当时投票之选举人仅一万零三百。拉法夷脱竞选失败以后，在12月底被任为中路军司命。 ［3］殖民地圣多明各起义始于1790年。次年，法国派军往镇压，反使起义扩大，议会通过废止黑奴之令（5月），但起义并未平息。终法国革命时期，起义未平，卒至宣布独立（1804年），而经法国承认（1825年）。 ［4］英译注：因为唯封建领主始有在屋上树立风信标之权，故风信标成为封建制之象征。鸽笼亦为贵族之特权，成群的鸽子大有害于农民之收获，故深为农民所恨。 ［5］德里佛斯及马因斯均为帝国大主教邦而兼选侯。德里佛斯与法国国土相接，法国亡命贵族所集中之科布林士即在其境内。 ［6］斯德拉福助英王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与议会对抗，长期议会召集后，即将斯德拉福处死，而王不能抗，卒引起内战，查理被议会处死。 ［7］奥帝兼为波希米亚及匈牙利之国王。 ［8］布拉班为尼德兰之一省，大半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在其境内，而北部属荷兰。英、荷均不愿法国势力伸入比利时。第十二章 王政的倾覆第十二章 王政的倾覆 布里索和他的朋友们因挑起战争而得掌握政权。他们要能保持它，只有一个条件：迅速而带决定性地战胜敌人。 杜木里厄命令已集中于边境的三军进攻。对抗法国十万大军的奥军只有三万五千人在比利时，六千人在布来斯高。普鲁士才开始准备。突然进攻可使法国占领那看见三色旗就会起而响应的整个比利时。 但是法国将领们如拉法夷脱、罗商波及吕克内等，本来都是赞成那尔邦之夸大言论的人，现在忽然变为很审慎的了。他们说他们军中的一切装备不足。罗商波尤其不信任那几营义勇军，说他们无纪律。他很不愿意执行他所接受的进攻命令。从敦克尔克出发的左路军到达舒尔内，并未发现敌人。他们不敢进城，反而退回。从利尔出发的中路军，目的在夺取图尔内，看见敌人的少数持矛骑兵即不战而迅速地退却。走在前面的两旅骑兵，嚷着有奸细而溃退。他们直退回到利尔，杀死他们的将领特奥波·底养以及四名被疑为间谍的人。唯有巴黎义勇队第二营表现得好。他们保护退却，而且拖回一尊夺自敌人的大炮。比隆所统率的主力军于4月28日占领蒙斯附近的基埃甫冷，但次日即借口比利时人不曾起而响应他们而实行撤退，秩序大乱。本该从吉维声援向布鲁塞尔进发之比隆的拉法夷脱，听说退却即中止前进。唯有屈斯丁，以其在柏尔福所编的纵队，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他占领了波兰特律及犹拉山峡，扼住入佛蓝什·康特的要道。 就在宣战的那一天，罗伯斯庇尔曾要求吉伦特党任命爱国派将领而将拉法夷脱撤职，5月1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说明当前的失利即已证实了他的预见：“不！我不相信这些将领们，而且，除了少数值得尊敬的例外以外，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在惋惜旧统治，惋惜宫廷所施的恩泽，我只依靠人民，只有人民是可靠的。”马拉及哥德利埃俱乐部嚷着有叛逆。事实上，马利·安朵瓦勒特已把作战计划泄漏给敌人。 将领们公然把一切责任归之于军队之无纪律。罗商波突然辞职。有许多军官脱离军队。有三团骑兵投向敌人：萨克斯及贝什内两团轻骑兵是在6月12日，王家日尔曼骑兵团是在5月6日。陆军部长得·格拉夫左袒各将领，再不愿听进攻的话。他不能劝服他的同僚，于5月8日辞职，继任者为塞尔汪，是个更服从杜木里厄指挥的人。 布里索派竭力去安定及敷衍将领们，可是无效。他们在刊物上及议会中竭力攻击罗伯斯庇尔及其同党，称他们为无政府主义者。5月3日，拉索斯及加德联合了布弱及威盎诺·服布兰使议会通过了控马拉于最高法院的法令。为陪衬起见，《国王之友》的编者罗若也遇着马拉相同的命运。另有法律加强军中纪律，杀特奥波·底养的凶手亦被捕而受到严峻处分。但是，自始即认为应与各部部长有同等地位的拉法夷脱，拒绝了布里索派的这一切迎合措施。以塞尔汪代得·格拉夫为陆军部长一事，事前未和他商量过，因而激怒他反对杜木里厄。他决然接近拉默派来对抗民主派的威胁。他收容沙理及亚历山大·拉默兄弟于军中，委以司令之职；5月12日他在吉维与亚德里安·杜波尔及波麦茨二人会商，因而他决定了一个步骤；就大敌当前而身为军事统帅一点看来，这一步骤是种叛逆行为。他派曾为耶稣会士的兰毕内到布鲁塞尔去见奥国大使麦西·阿根脱，说他取得其他将领的同意，准备统军回巴黎去解散雅各宾俱乐部，召回各亲贵及亡命者，取消国民卫军，召集第二议会。他先要求停战及皇帝方面宣布中立。麦西·阿根脱和王后一样具有反对这位将军的成见，认为他所提出的是一个诡计。他要他向维也纳宫廷去交涉。 5月18日，这三位将领会商于伐仑西恩，决定实行停止敌对行动。他们草一备忘录送达各部部长，说明进攻之不可能。拉法夷脱的两位军令官，拉·科仑贝及柏替尔，向罗兰说，兵士都是些懦夫。忿懑的罗兰向拉法夷脱叱责这两人的摇动人心的报告，拉法夷脱反替他们掩饰，以最轻蔑的口吻答复罗兰。这位将军于是写信给若古尔，说他希望独裁，自信足以当此。这便是拉法夷脱和布里索派之破裂。罗兰不敢也不能得到其同僚及国王同意来将拉法夷脱免职。可是从此吉伦特党认为宫廷在后面提调各将领，非恫吓宫廷不可。他们开始攻击对奥委员会，说它是受王后指挥，为敌人准备胜利。5月27日，他们使议会通过对付倡乱僧侣的新法令以代替12月时路易十六以其否决权所否决的那个法令。再过两天，议会宣布解散国王的卫队，因其是由贵族组成的，听见法军溃退反而高兴。卫队长科塞·布里萨克公爵被控于最高法院。6月4日，塞尔汪提议在巴黎附近屯二万结盟军，俾敌人前进时可以保卫首都，暗中则用以防御可能发生的武人政变。他的提案于6月8日通过。 吉伦特党希望用这类有力的攻击可迫使宫廷屈服，将领服从。塞尔汪正式命令吕克内及拉法夷脱大胆向尼德兰进发。 3月间路易十六之所以退让，是因为各将领当时倾向于那尔邦。可是这一次，诸将领在和各部长对抗而想获得他的恩宠。因前部长柏特朗·得·摩勒威尔之助，他改组了他的侦探及腐化机关。柏特朗·得·摩勒威尔与保安官彪奥布组织一个国民俱乐部，常出入者有七百工人，多半来自佩里埃大冶金工厂，每人每日由王室经费中付给二至五锂。他又控告曾经攻击他参加对奥委员会的新闻记者卡拉，他找着了一位富于王党热情的保安官来担任这案件，且使法院传讯巴稽尔、沙跛及默兰·得·迪昂威尔诸议员，因为卡拉的消息是得自他们的。固然，议会斥责了保安官拉里威厄，甚至把他解送最高法院，责其公然敢危害议员之不可侵犯权。可是，为对抗沙多喻瑞士兵纪念会起见，福杨党组织了纪念法律殉道者西摩诺的纪念会［1］，宫廷认为这是一大成功。正由于这个纪念会之成功，亚德里安·杜波尔劝国王用否决权去否决议会最近所通过的法令。 国王决定了这样办，可是，要使用否决权须有部长副署。对于他所预备否决的解散其卫队一令的文件，各部部长均拒绝副署。他只得满腔愤怒地批准这个法令。倘使各部部长能牢牢地团结起来，也许路易十六会同样批准其他的法令。可是，在塞尔汪后面做着实际陆军部长的杜木里厄责难塞尔汪事先不和他商量而竟在议会提出两万巴黎屯军案。在全体国务会议席上，这两位部长起了激烈的争执。他们彼此恫吓，几乎在国王面前拔剑相向。这类分裂使国王延宕其批准。6月10日，罗兰在一个长而不大客气的请求中，告诉国王说，否决权会引起可怕的事变，因为这会使人民相信国王在倾心于亡命者及敌人。路易十六却仍坚持。亚德里安·杜波尔向他说，巴黎屯军就是给雅各宾党一个工具，目的在一遇战事不利，他们即可挟国王南走以为质。拉法夷脱派的国民卫军也请愿反对屯军，认为这是伤害他们的爱国心。考虑了两天之后，国王召见杜木里厄，国王相信他可靠，因为他是根据拉波特的推荐而起用的。国王留他与拉科斯特及杜兰敦仍继续供职，而将罗兰、塞尔汪及克拉威埃诸人免职。杜木里厄答应了。他劝国王起用他在舍尔堡所结识的工程师木尔格以代罗兰，他自己则任陆军部长。罗兰、克拉威埃及塞尔汪三人之免职是对抗德勒萨尔被控事件而发的。决定性的斗争开始了。 6月13日，吉伦特党使议会通过一案表示三部长之去职足使全国惋惜；同日，杜木里厄出席议会宣读一个长而悲观的军事报告，受到了全场的斥责。议会当场任命一个十二人委员会来审查前后各陆军部长的政绩，尤其要审查杜木里厄的报告。杜木里厄害怕这个审查便是控之于最高法院的前奏曲。他立即去压迫国王，要他批准那两个悬而未决的法令。他写信给国王说，如果再拒绝即有被刺的危险。 可是，罗兰所不曾恫吓住的路易十六，在使用同样方法的杜木里厄面前，也不愿让步。6月15日早晨，国王对他说明拒绝批准。杜木里厄提出辞职。他接受了，并令他去任北路军师团司令官。 杜波尔及拉默兄弟向国王推荐新部长，都是属于他们或拉法夷脱一派的：拉查尔长陆军，商波纳长外交，特里厄·得·蒙西尔长内政，波留长财政。拉科斯特仍长海军，杜兰敦仍长司法。 杜木里厄之继罗兰而去职，批准之拒绝，再加上清一色的福杨党内阁之组成，这一切都表明宫廷已有各将领做后盾，要努力去实现杜波尔及拉法夷脱的纲领，即粉碎雅各宾党，遇必要时解散议会，修改宪法，召回亡命者，与敌人交涉而终止战争。自6月16日起，已有谣言说新内阁要停止战斗行动，几天以后又有人说国王要利用7月14日结盟节颁发普遍而完全的大赦令，以有利于亡命者。杜波尔在其受王室经费津贴的《南针报》里，劝国王解散议会而自为独裁。6月16日，拉法夷脱从摩贝治司令部寄给国王及议会一封激烈的信，攻击雅各宾俱乐部，攻击去职的各部长及杜木里厄。他敢于激起士兵的情绪来支持他的主张。这封信于6月18日在议会宣读。微尼奥说这是违法的，加德则把这位将军比作克伦威尔。德勒萨尔之罪远不及此，吉伦特党却控之于最高法院，而今竟不敢控告这位曾与他们同谋的倡乱将领。他们的对策是在6月20日，即网球庭宣誓及出奔发楞的纪念日举行民众示威运动。 珊特尔及亚历山大领导着巴黎市郊的人民，先到议会，继到王宫，抗议爱国的部长们之被撤职，抗议军队之按兵不动，抗议国王之不批准法令。巴黎市长佩迪昂及市府检察官马吕厄丝毫不曾制止这次示威运动。他们迟迟到达杜伊勒里宫，那时国王已以其镇静的勇气与示威者的威胁相持达二小时。他被挤在窗口，戴着红帽子，为国民饮酒祝福，但仍坚持不肯批准法令及召回他已不信任的部长［2］。山岳党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劝告，不曾参加这次事变。他们不信任吉伦特党，他们所要参与的是有决定性的行动，而非这么单纯的示威。 吉伦特党示威运动之失败却有利于王党。完全被福杨党所控制的巴黎郡政府，即将佩迪昂及马吕厄撤职。反对雅各宾党恐吓的请愿书及誓忠国王的文件，不断地从各省送到杜伊勒里宫及议会。巴黎公证人吉约姆家里藏有一个文件，上面签名达两万人［3］。许多郡议会都责难6月20日事变。王党领袖杜·瑟伊阳集合二千王党在亚德世围攻鞠勒堡，自称是亲贵军队的统帅。同时，在7月初间，樊尼斯特尔也发生王党的暴动。 6月28日，正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拉法夷脱擅离前线而到议会来要求议会立即解散雅各宾俱乐部，严厉惩办6月20日杜伊勒里宫前暴行的主动者，以儆后效。王党反动势力如此之大，使拉法夷脱竟得到不少的掌声。加德提出弹劾他的议案，竟以三百三十九票对二百三十四票否决。他的请愿书则交十二人委员会处理，这个委员会已在执行日后公安委员会所行使的职权。拉法夷脱这一次的目的不单在恫吓而已。他想鼓动巴黎的国民卫军，其中由他的朋友亚克洛格所统率的一师已定于次日由国王检阅。可是，怕他比怕雅各宾党还厉害的王后，通知佩迪昂把这次检阅取消了。拉法夷脱想召集他的党羽，也没有成功。他和他们约好当晚会集于商色利则。可是只到一百多人。他毫无所成地回到军中去了。 他失败了，因为他的野心和全国情绪抵触。他使军队两个多月无所动作，这是难于解释的。这便使普鲁士得有时间完成准备，安然集中其军队于莱茵河上。吕克内在比利时一度佯为进攻以后，即毫无必要地放弃库尔特累而退到利尔。战争打到法国境内来了。7月16日，路易十六把普军逼近的消息通知议会。 在迫胁的危险面前，雅各宾党即放弃他们内部的分裂而只考虑革命及祖国的安全。6月28日，布里索及罗伯斯庇尔二人都在雅各宾俱乐部鼓吹团结，二人都主张立即惩治拉法夷脱。在议会中，吉伦特党提出控诉案恫吓福杨派内阁，他们又提出新的国防措施，号召民众武装起来。7月1日，他们通过了各级行政机关的会议应该公开之案，这便是使这类会议处于民众的监视之下。国王虽否决了巴黎二万屯军的法令，议会却于7月2日另外通过新法令，令各郡国民卫军到巴黎来参加7月14日的结盟节，并且供应其旅行费用及住宿便利。 7月3日，微尼奥发动了一场辩论，对国王本人施以可怕的威吓，他说：“法国亲贵们挑拨欧洲各宫廷来反对法国用的是国王之名义；庇尔尼茨条约之缔结及普、奥间可怕的同盟之形成为的是替国王尊严图报复；旧亲卫兵到德意志去依附叛徒为的是保卫国王；亡命者之哀求而得见用于奥军及其准备危害祖国，也为的是援救国王；……攻击自由用的也是国王的名义。……现在让我们来看宪法第二章第一节第六条：‘如国王率领军队并指挥武力来反对国家，或对于用其名义实行这一企图而他不正式表示反对时，即视为已放弃王位。’”微尼奥说，国王否决权为造成外省乱事之源，将领按兵不动即予敌人侵入之机，于是他以疑问口气向议会提出：路易十六是否要受这个宪法条文的制裁。这样，他便把废黜国王的主张散布出去。议会把他这篇产生巨大印象的演说分发各郡。 7月11日，议会宣布国难［4］。一切行政机关及市府都应常川集会。所有国民卫军都要整装待命。新义勇队也在募集。数天之内，巴黎即有一万五千人应募。 大城市中如马赛、安热、第戎及蒙傅利埃等，都有恫吓的请愿书来要求国王退位。7月13日，议会取消佩迪昂停职之令，恢复了他的职务。在次日结盟节中，“国王万岁”的呼声已听不见了。观众的帽子上多用粉笔写着“佩迪昂万岁”字样。 大危机要发生了。要防止它，除非福杨党能精诚团结，且能得到宫廷之正式而全力的支援。但是福杨党内部不和。柏特朗不信任杜波尔。部长们想阻止宣布国难，曾劝国王领导他们出席议会，向议会揭发乱党散布流言阴谋公然推倒王政的危险。路易十六听了杜波尔的话而拒绝了这一着，杜波尔认为只有拉法夷脱的干涉才有效。于是7月10日，即议会宣布国难前一日，各部长全体辞职。 拉法夷脱得到吕克内的同意，要使国王逃出巴黎而到康边，在那里准备军队迎接他。最先决定7月12日动身，后又延到15日。最后路易十六拒绝拉法夷脱的献议。他害怕落入武人之手来做工具。他记得宗教战争时，各党争着要把国王拿在手中。他只相信外国的武力，马利·安朵瓦勒特向麦西坚持要各君主联合立即发布宣言，以使雅各宾党就范，甚至使他们害怕。这个经联军统帅布伦斯威克公爵在末尾签名的宣言，不但不能挽救宫廷，反而促其倾覆［5］。他恫吓说：企图抵抗的国民卫军都要枪毙；如果不马上使路易十六及其全家自由，就要摧毁而且火焚巴黎。 可是福杨党内阁的去职又使爱国派内部分裂。吉伦特党以为这是一个迫胁孤立无援的国王而再取得政权的好机会。他们暗中与宫廷交涉。 微尼奥、加德及戎索内等，由于画师波茨及近侍迪尔利之介，于7月16日至18日写信给国王。加德见了国王、王后及太子。 吉伦特党在议会中马上改变态度。他们开始攻击共和派的鼓动，恫吓倡乱者。 巴黎之摩康塞尔区业已决议宣布不再承认路易十六是法兰西人之王，8月4日，微尼奥使之撤消这个决议。7月25日，布里索痛斥共和党，他说：“倘使目下有人企图在宪法的残骸上建立共和国，就应受法律之严重处分，一如主张两院制者及在科布林士反革命派之应受处分一般。”同日，拉索斯劝雅各宾党说，应该使结盟军队远离巴黎，把他们开到斯瓦桑营地或边境上去。吉伦特党显然不愿有暴动及推倒国王之举。 但是运动已开始，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巴黎各区在常川集会。它们之间组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有些区竟容纳被动公民参加会议，允许他们加入国民卫军，给以长矛。领导这民众运动的，在雅各宾俱乐部有罗伯斯庇尔及安朵盎，在议会则有哥德利埃派之三头。罗伯斯庇尔的作用尤为重要。7月11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鼓动结盟军，他激励他们说：“公民们，你们之来是专为参加一个虚有其表的仪式，重演一次7月14日结盟节而已吗？”他向他们叙述将领们之叛逆，拉法夷脱之逍遥法外：“国民的议会还存在吗？它受了凌辱，被轻蔑，而不曾报复！”既然议会已无能为力，结盟军就该起而拯救国家。他劝他们不要对国王宣誓，这种挑拨行为是很明显的，因而司法部长向检察官举发他的演词，要求依法追究。不受恫吓的罗伯斯庇尔起草日益激烈的请愿书，由结盟军逐一呈送议会。7月17日的请愿书竟要求推倒国王。由于他之推动，各结盟军推出了一个秘密指挥部，他的朋友安朵盎也参加在内，指挥部有时在他及安朵盎所寄居的木匠杜普雷家里集会。 罗伯斯庇尔看见吉伦特党又与宫廷妥协，因而又和他们斗争。7月25日，答复拉索斯时，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必须以巨大的补救方法来应付巨大的灾难。他觉得国王停职的办法是不够的。“国王仍保留行政权领袖的尊号及权利，这样的停职，显然是宫廷及立法议会中阴谋家所定出的策略，其目的在使国王复位时权力更扩大些。退位及绝对停职才是比较靠得住的；可是，光是如此，还不能消除我们业已造成的弊害。”罗伯斯庇尔害怕“立法议会中的阴谋家”——换言之即布里索派——和路易十六所要扮演的，是重演福杨党在出奔发楞以后所扮演过的那幕喜剧。他不愿受骗，他主张立即解散立法议会而代以责司改造宪法的国民大会。他这一击同时打在议会及国王身上。他主张国民大会应由全体公民选出，无能动与被动之分。换言之，他在号召群众来对抗资产阶级。这么一来，他便打断了吉伦特党借国王名义重握政权的最后诡计。他所提出的计划正要实行。 7月26日，布里索在议会发表其重要演说来答复罗伯斯庇尔，可是无用。他攻击主张推倒国王的乱党的煽动。他反对召集初级会议选举新议会的计划。他曲折地说，这一召集易为贵族所利用。罗伯斯庇尔与吉伦特党的斗争愈演愈烈。伊斯那尔骂罗伯斯庇尔及安朵盎为阴谋家，在左派议员集议的团结俱乐部中，他表示要把他们解送最高法院。佩迪昂努力在防止暴动。就是到了8月7日，他亲访罗伯斯庇尔，求他使民众镇静。这时，丹敦正在亚西·绪·奥布休息［6］，他回巴黎时正是在伟大事变之前夕。 消息很灵通的罗伯斯庇尔，于8月4日举发贵族要使国王出走的阴谋。事实上拉法夷脱确又有这样的打算。7月底，他曾派遣马桑·得·圣达曼到布鲁塞尔去，要求奥国停止敌对行动，由西班牙出面斡旋和平。同时，他秘密派遣马队到康边去，以便保护国王出走。但是他这一切努力都归无用。路易十六仍是拒绝出走。暗中与吉伦特党进行的交涉使他乐观。而且，他已用了大量金钱去收买民众首要。杜波尔受命去收买佩迪昂、珊特尔及德拉夸。据柏特朗·得·摩勒威尔说，由他支配之款有一百万。拉法夷脱说丹敦得了五万钅矣。内政部长特里厄·得·蒙西尔一人所经手分配的，7月底有五十四万七千锂，8月初有四十四万九千锂。参加结盟军指挥部的阿尔萨斯老兵威斯特曼，后来在1793年4月时对国民大会的彻查委员会说，曾有人要给他三百万，他曾把这事件告诉丹敦。穷极无聊的诗人法布尔·得格兰丁想从海军部长杜布沙治那里骗一笔巨款。国王夫妇听信人家说，目的专为金钱的人用不着怕。他们就没有想到这些无耻之徒，得了金钱仍可以背叛。宫廷的保卫增强了。国民卫军司令曼达·得·格兰色是个热烈的王党。 议会决然不追究拉法夷脱，8月8日，主持暴动的秘密指挥部分配了各人的工作。8月9日到10日的晚上，卡拉及硕默特到驻在哥德利埃区的马赛结盟军营盘中去，珊特尔到圣丹托盎郊区去，亚历山泰尔到圣马索郊区去，从事鼓动工作。警钟响了。各区派遣代表到市政厅，成立了革命的市府，以代原有之合法的市府［7］。佩迪昂立即被禁于其寓所，受到监视。曼达被传到市政厅，承认曾命令其部队从后面攻打结盟军。革命市府下令将其逮捕，正在把他解送入狱时，有人用手枪将其立即打死在格累夫广场上。曼达既死，保卫宫廷的武力就涣散了。 路易十六缺少决断。一见示威群众到了，就听从了巴黎郡检察官累德累的话，带着全家离开王宫而托庇于议会；议会在骑术院大厅集会，相距不远。当他离开杜伊勒里宫时，原系倾向王党的各区——菲尔·圣托马区及佩迪傅累区——的国民卫军之大部分及炮兵全体，都投到暴动群众一边去。只有瑞士兵及侍臣们竭力抵抗。他们以大火力扫射宫前的大院。起义者只得搬来大炮，向之轰击。受困的瑞士兵死了不少。民众方面死伤亦达五百人［8］。 议会焦灼地注视着这个斗争的变化。当局势尚未十分决定时，它仍把路易十六当国王接待。当他来求议会保卫的时候，主席微尼奥对他说，议会了解它本身的责任，并且已宣誓要维持“合法的权力”。加德接着提议为“太子”任命监护人。可是，看见暴动已绝对胜利了，议会才宣布停止国王的权力，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案，这原是罗伯斯庇尔所要求而为布里索所万分不愿意的。被停职的国王须受严密监视。议会想把他留在卢森堡宫。主持暴动的市府要将其禁于丹普尔堡，这是一个较小而易于看守的牢狱。 王政被推倒了，与王政同时被推倒的有其最后的护卫者，即贵族少数派，他们曾促成革命，自以为能缓和革命及控制革命，甚至一度以为在统治着，起初是由拉法夷脱领导，后来由拉默兄弟领导。 拉法夷脱想激起其军队来反抗巴黎。最初他还能带动亚尔丁郡尽少数市府；可是，他的部队大多数离弃他以后，他只得于8月19日随着亚历山大·拉默及拉都尔·莫堡立即逃往比利时。奥军对他很不客气，将他禁于奥尔木茨堡。他的朋友底特里希男爵，即有名的斯特拉斯堡市长——在他的客厅中，卢日·得·利勒曾唱过后来变为《马赛曲》的莱茵进军曲［9］——想煽动阿尔萨斯，也没有成功。被议会撤职后，他也逃到外国去了。 可是，与王政同时被8月10日的炮火所轰倒的，不仅是代表大资产阶级及自由贵族的福杨党而已，就是那与垂死的宫廷求妥协而竭力要阻止暴动的吉伦特党，亦因此次事变而日见衰弱，因为这次事变的胜利不是他们的作品，并且是强加在他们头上的。 罗伯斯庇尔及山岳党所激起的工人及被动公民，即无产者，已大大地报了前一年马斯场屠杀之仇。王政之倒具有新革命的意义。民主政治的曙光要出现了。________________ ［1］南锡兵变后，沙多喻团瑞士兵曾被罚充苦役；宪法完成后虽经大赦，但他们并不在大赦之内，因引起急进派之不满。他们以科洛·得霸为首，4月12日，引导这些瑞大兵出席议会；15日为这些重得自由的兵士举行庆祝节。福杨党纪念西摩诺之法律节则举行于5月12日。 ［2］6月20日早晨，有两队群众到达议会，在到达以前，为数已近二万。其分子很复杂，有国民卫军，民众亦持有各种各样的武器。他们与议会相持一个相当时候，其发言人雨格南表示推翻国王之意。示威之目的在威胁议会及慑服国王。议会与王宫邻近，有一部分群众竟未遇阻挠而得深入王宫，威胁国王，并加以侮辱的言词；可是路易十六却敢于说：“我要做宪法及法律所叫我做的事”。他与群众相持两小时以后，佩迪昂始到；佩迪昂用好言劝民众散去，8时，国王才得休息；10时左右，宫内外群众才完全散去。 ［3］这个两万人签名的请愿书，系谴责事变时巴黎市府及国民卫军司合之态度，于7月1日呈献国王。 ［4］因有敌人侵入之危险，议会经过数日考虑以后，于7月11日议决宣布“国难”；正式宣布则在7片22日。巴黎市政厅竖起了黑旗，街头及全国各地都设有义勇队征募所，激起了国民之爱国热情。这便是说，政府及军队已不能独力应付当前的局面，耍直接诉之全国国民来救国；如此演变下去的结果，即造成了有名的1793年精神。 ［5］这个宣言是8月1日发出的，虽称《布伦斯威克宣言》，实系出于法国亡命者李蒙的手笔，表达亡命者之意向，其中说明联盟国很关怀法国国王及王室之尊严、安全与自由，倘敢侵犯，则将予以膺惩，且将“予巴黎城以军事处分及彻底毁灭”。 ［6］亚西·绪·奥布系丹敦之故乡。 ［7］主持暴动之人物，决定在8月9日夜举事，当日夜半有若干教堂鸣钟为号，各区相继派代表到市政厅。10日晨7时，到有二十八区代表，占四十八区之大多数；原有市府亦在集会，各区代表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即将原有市府“暂时停职”，而由他们组成新的革命市府。8月10日事变以后，继续由各区选举代表补充，每区六名，共为二百八十八名，罗伯斯庇尔诸人亦在其内，是为8月10日市府，又称革命市府。 ［8］8月10日8时由马赛结盟军所率领之群众已抵杜伊勒里宫。王室避往议会以后，保卫主宫之瑞士兵不肯投降，斗争开始。瑞士兵失败以后，一部分逃往议会，一部分被屠杀，共死约六百人，益以其他保卫王宫之兵士，共计约八百人。民众方面死伤之数字不一，一般估计为五百人，马迪厄估计达一千人，参看第2卷第1章。 ［9］《马赛曲》原名《莱茵军歌》，系1792年斯特拉斯堡驻军军官卢日·得·利勒所作；传入马赛后，甚为流行。马赛结盟军五百十六人（其中有十六人来自土伦）途行二十七日，于7月30日到达巴黎。他们沿途唱此曲，因被称为《马赛曲》，流行最为普遍。后略经改易而成为法国国歌。附：法国革命和君主制复辟五十五 法国革命和君主制复辟H.G.威尔士，文明的溪流，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召开，决心限制国王的权力，路易十六从各地调集军队反抗，激起了革命风暴。封建专制主义的象征巴士底狱被巴黎人民攻下，革命风暴传遍法国。 英国失去北美13州不久，法国的君主政体，也发生社会和政治的大震动。这使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协定从本质上说都是暂时性的。 前面说过，法国的君主制是欧洲各专制君主国中最成功的。当时相互竞争的小诸侯都羡慕和效仿法国。但是法国的繁荣是以不正义为基础的，所以必然导致戏剧性的崩溃。法国君主制虽然是光荣的、胜利的，但是也糟蹋了大量平民的生命和财产。僧侣和贵族免税的税收制度，使全国的重负都压在中、下阶级的肩上。农民不堪纳税之苦，中等阶级也时时受到贵族的压迫和侮辱。 到1787年，法国国王自知自己负债累累，不得不召集各阶级的代表商议解决收入不足和支出过度造成的困难。1789年，类似英国初期国会的贵族、僧侣和平民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开幕。这样的会从1610年以后就没开过，因为这一时期法国是绝对的君主专制。这次三级会议让人民有机会发泄长期的不满和愤怒。因为第三等级的平民要操纵会议，三个等级之间发生了激烈争论。平民在争论中获胜，三级会议就改为国民议会。国民议会明确表示决心要限制国王的权力，正像从前英国国会限制其君主一样。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即要全力反抗，他从各省召集了军队。但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革命在巴黎和全法国爆发了。 绝对专制的政治制度迅速倾覆，阴森恐怖的巴士底狱被人民攻下，革命的风暴很快传遍全法国。在法国东部和西部各省，许多贵族的宅第被农民烧了，地契也被全部销毁，贵族地主不是被杀就是被驱逐。仅一个月，古老而腐败的贵族制度就这样毁灭了。许多王室成员和党羽逃亡到国外。巴黎成立了临时政府，其他大城市也是这样。同时建立了新的武装力量——国民军。国民军的重要任务是对付保皇的军队。人民要求国民议会重新创造一个适应新时代的政治社会的新制度。 这是考验国民议会力量的艰巨任务。国民议会把专制制度的不正义扫荡一空，废除了免税权和农奴制，取消了贵族的称号与特权，并要在巴黎建立一个君主立宪的政府。国王被迫放弃凡尔赛宫的豪华生活，迁到巴黎的杜伊勒里（Tuileries）宫中隐居。 在两年时间里，国民议会为建立有效的现代化政府而奋斗。议会的工作有许多是健全的而保留下来，也有些是试验性质的而后被废除，其中当然也有许多是毫无意义的。法典作了修正，严刑、任意监禁、对异教徒的残杀等都被废除。古代法兰西的行省诺曼底（Normandy）、勃根第伯（Burgundy）等划分为80个郡。任何阶级的人入伍，都有可能升到军队的最高军阶。建立了完美而程序简单的法庭制度，只是因人民选举的法官任期太短，使这一制度受到损害。按这样的办法，民众成了最后的上诉机关，法官不得不像议员那样迎合走廊上旁听的民众。教会的大量财产被没收，由政府注册管理；凡是与教育和慈善事业无关的一切宗教机构都被解散；僧侣的薪水都由国家供给。这对低级的僧侣是好事，因为同富裕的上层僧侣相比，他们的报酬是很少的。教士和主教都归民选，从根本上打击了罗马教会，因为罗马一直是由教皇和红衣主教集权，一切教会组织都是自上而下的。实际上，国民议会是要把教会变为法国新教的教会，即使教义不马上改也必须改其组织。此后，国民议会指定的教士和忠于罗马的反对新办法的教士之间时有冲突。 1791年国王和王后与逃亡国外的贵族和君主主义者相勾结并有所行动，君主立宪政体的试验宣告结束。外国军队在法国东部边境集结，6月的一个夜晚国王和王后及儿女从杜伊勒里逃出，想去与外国军队和流亡国外的拥护者会合。但他们在瓦雷内（Varennes）被捕，随即被解回巴黎。全法国因此激起了狂热的爱国的共和主义思潮。共和政府就此宣告成立，立刻对奥地利和普鲁士开战。1793年1月，那位法国皇帝也像英国国王那样，因背叛人民罪被审，然后上了断头台。 此后，法国的历史经历了一个奇特的时期。人民对保卫法兰西共和国燃烧起极大的热情。无论对国内或国外都不再采取妥协态度。在国内，一切保皇党和反对共和国的人都被处理；对国外，法国是一切革命的保护者和支持者。法国人想使全欧洲和全世界都变成共和国。法国青年不断加入共和军，一支新奇的、至今还能像酒一样使法国人热血沸腾的歌响彻全国，这就是《马赛曲》。唱着这支歌，以大炮和长枪为武器的法国军队奋勇前进，敌人不战而退，溃不成军。所以到1792年底，法国军队远征的战绩，已超过路易十四的地盘了。法军打进布鲁塞尔，侵占了萨瓦，袭击了美因兹（Mayence）,又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斯凯尔特（Cheldt）河。这时法国政府做了一件蠢事。英国因为法国人处死路易十六而驱逐了法国的代表，法国因此向英国宣战，这是很不明智的，因为英国是海上霸主。而法国虽因革命使军队清除了贵族军官，减少了传统束缚，建立了一支热忱的步兵和光荣的炮兵，海军纪律却在革命中被破坏。英国有很多自由主义运动组织以前是很同情法国革命的，法国的挑战却使英国人联合起来。 这里不详述法国与欧洲联盟的战争。总之，法国曾将奥地利人赶出比利时，永远没有返回；也使荷兰成为一个共和国。荷兰舰队被冰冻在特塞尔岛（Texel），没放一炮就向一小队的法国骑兵投降了。有好几次，法国进攻意大利的行动遭受挫折，直到1796年，新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才率领衣衫褴褛、饥饿不堪的共和军取得胜利，法军横穿皮德蒙特（Piedmont）高原，进军曼图亚（Mantua）和维罗那。 阿特金森（C.F.Atkinson）在他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法国革命战争”辞条中说：“当时使联军最吃惊的就是法军的人数与速度。没有什么足以阻止这支临时组织的军队前进。因为没有钱可以购置帐篷，没有车辆可以搬运东西，这足以使以前的职业军队瓦解的痛苦，1793年至1794年法军的官兵却欣然忍受。为这支空前规模的军队运输给养是很困难的，所以法国军队不久就习惯了就地补充的生活。1793年，一种新的近代战争方式产生了。这种方式行动迅速，民众力量被充分调动。夜间露宿、随地补充、敢打硬仗等，都与以前行军慎重、小股职业部队、有营帐和充足的粮食，以及惯用阴谋诡计等大不相同。旧的方法代表了少冒险、一仗决胜负的精神，而新的方法是代表了勇敢的连续作战的精神……” 当这些衣服襤褛的狂热军队唱着《马赛曲》为法国作战时，侵入别国的目的是什么，是掠夺土地还是要解放那个国家？官兵们自己也不明了。而在巴黎，革命的热忱，正以不那么光彩的方式被消耗了。革命运动这时操纵在狂妄的领袖罗伯斯比尔手中。对这个人很难作评价，他身体虚弱，天性怯懦，而又自命不凡，但他有一种取得权力的天赋，那就是信心。他决心按自己的想法拯救共和国。他认为除了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胜任这一重任，所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是救国家。共和国的精神，似乎是在屠杀贵族和国王中产生的。这时有两地发生叛乱。一起在西部的旺代（LaVendee），那里的人在贵族和主教的领导下，反对征兵和剥夺正统主教的财产；一起在南方，在里昂和马赛爆发，在土伦（Toulon）的王党分子允许英国和西班牙军队进人法国。那时的革命，除了屠杀王党分子之外，似乎找不到其他对付叛乱的办法。 革命法庭开始工作后，长时期的屠杀也就开始了。断头台的发明，很切合那时的实际。王后死于断头台，罗伯斯比尔的反对者也大都死在断头台上，连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也在断头台上被处死。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那魔鬼般的机器砍断的头愈来愈多。罗伯斯比尔的统治，似乎是靠流血维持的，而且越流越多，就像吸鸦片那样，越吸瘾越大。 到1794年的夏季，罗伯斯比尔被推翻，也死在断头台上。一个由5人组成的执政内阁继承他的权力，对外进行自卫战争，对内维持团结，使这样的局面保持了5年。这5年统治，好像是风起云涌的大革命中奇特的插曲。政府没有什么改革，得过且过。热情的革命宣传使法国军队进人了荷兰、比利时、瑞士、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法军所到之处，都推翻了国王，成立了共和国。 执政内阁所鼓动的宣传热情，却并不阻止法国军队掠夺被解放民族的财产来减缓本国的财政困难。战争逐渐失去了为自由而战的神圣目的，而越来越与古代的侵略战争相同了。大君主政体的最后一个特征是其传统外交政策，法国想要废除，但是事实上执政内阁的外交政策与革命前毫无区别。 接着出现了一个把法兰西民族自我主义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人。这个人使法国不幸，也使世界不幸。他带给法国10年的繁荣，也带来最后的失败和耻辱。这个人就是曾经替执政内阁领军打败意大利的拿破仑·波拿巴。 执政内阁掌权的5年间，拿破仑努力谋求自己的地位，渐渐地爬到了权力的顶峰。他缺少理解力，但是却有近乎冷酷的直觉和过人的精力。他在罗伯斯比尔派时代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并有了名气，得到了第一次升迁。对于欧洲的新趋势他并不真正了解。他最大的政治理想，是一种不合时代的企图，即恢复西罗马那样的帝国。他要消除罗马帝国的影响，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新帝国。这样在维也纳的皇帝不再是罗马帝国的皇帝，仅仅是奥地利的皇帝而已。拿破仑又和他的法国妻子离婚，为了要同一位奥地利的公主结婚。 1799年拿破仑就任第一执政官，这时他已差不多是法国的专制君主了。到1804年，他就效仿查理曼，当了法国的皇帝。他在巴黎请教皇为他加冕时，也和查理曼一样，从教皇手中夺过王冠自己戴在头上。他的儿子当了罗马的国王。 最初的一些年中，拿破仑的统治很成功。他夺取了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土地，又打败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统治了俄罗斯以西的整个欧洲。但他一直没有夺得英国人的海上优势。他的法国舰队1805年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中被英国将军纳尔逊打得一败涂地。西班牙在1808年起来反对拿破仑。威灵顿（Wellington）统率的英国军队又渐渐迫使法军从西班牙北撤。1811年，拿破仑又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发生冲突。1812年他亲率60万雄师进犯俄国，结果大败于俄军和俄国的严寒。德国起来反对他，瑞典也起来反对他。法军两面受敌而节节败退。1814年拿破仑不得不在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退位，他被送到厄尔巴（Elba）岛流放。1815年他逃回巴黎，想重振旗鼓，但又被英国、比利时和普鲁士的联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成了英国的俘虏，1821年在圣赫勒拿（St.Helena）岛的囚禁生活中死去。 法国革命所释放的全部能量就这样消耗殆尽。战胜国同盟在维也纳开会，要努力平息革命大风暴造成的混乱。此后40年，欧洲维持着和平局面，一种精疲力尽后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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