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2

，巴黎市府及各区一再发出宣言，表示忠于王政。10月6日早晨的可怕事态现在要追究了，对主动人物要公开彻查。担任查办这案件的沙特勒法庭，把这案子延长很久，企图归罪于奥尔良公爵及米拉波，也就是归罪于拉法夷脱的敌人。拉法夷脱的走狗爱国派刚尚，于10月7日纠合市场上的女人示威，到杜伊勒里宫去向国王及王后欢呼，要求他们永远留在巴黎。久已不曾听见“王后万岁”呼声的马利·安朵瓦勒特感动到下泪，当晚，她写信给她的心腹而兼指导者奥国大使麦西·阿根脱，直率地表示她之高兴。报馆受意在重复着说，国王自愿、自由地留在巴黎。对付“毁谤者”——指独立的政论家——的措施已在执行。10月8日发出了逮捕马拉的命令。面包商佛郎斯瓦因不肯把面包给一妇人被群众屠杀，于是议会通过戒严令以防止聚众（10月21日）。　　拉法夷脱殷勤地伺候国王夫妇。他向他们说，他所未能防止而目的是对他的暴乱，是他所指的“乱党”造成的。他攻击他们的首领奥尔良公爵。他恫吓这位公爵，10月7日他们二人会面于夸尼侯爵夫人家，懦弱的公爵答应离开法国，借口有外交使命须到英国去。这位公爵经过数度犹豫之后，于10月中旬到伦敦去了。他之出走使他名声扫地。就是他的老朋友也不重视他了。曾劝他留在法国的米拉波说：“人家以为我是属于他一党的，其实我还不要他做我的当差。”　　把最危险的敌人弄走了以后，拉法夷脱上一个备忘录给国王，劝国王开诚与革命妥协，与亡命者及坚持旧统治的人脱离一切关系，如此则前途大有可为。他又说，君主立宪不但不会使国王权力受限制，反而会增加。从此国王再不会和各法院及各省特殊势力冲突。今后他的权力是建立在臣民的自愿同意上。等级制和行会制的废止对国王是有利的。此后在国王与法国人民之间再无第三者来隔绝。拉法夷脱并谓自愿保卫王权以抗乱党。他对秩序负责任，但要求绝对信任以为交换。　　路易十六什么也不放弃。他以诡计来争取时日。他派了密使仿布吕方丈到马德里去，目的在使他的从弟天主教国王关切他的权益［4］，并且陈递一个宣言，宣称此后他在革命派压迫下所行及所签署的一切均属无效。但同时他又接受了拉法夷脱的条陈。他允许采纳并履行拉法夷脱的劝告，为着要取得他的信用起见，10月10日，授他以离巴黎十五旧法里以内正规军司令之职。10月7日，艾斯坦伯爵告诉王后说：拉法夷脱曾对他起誓说，前一天的残暴事件使他变成了一个王党，艾斯坦伯爵并且说拉法夷脱要求他劝国王对他绝对信任。　　拉法夷脱对于某几个部长甚不满意，因为他们在这次暴动以前不曾采纳他的劝告。他要使他们下台。10月中旬，他和米拉波相会于亚拉冈伯爵夫人家。左派领袖如杜波尔、亚历山大·拉默、巴那夫及拉波德都参加了。他们商议组织新内阁，其中包括拉法夷脱的朋友，如沙特勒庭长塔伦及法院法官塞蒙威尔。主持这阴谋的是掌玺大臣商披翁·得·西塞。拉法夷脱愿以五万锂给米拉波还债，并给以大使之职。米拉波受了钱而不愿做大使。他要做部长。双方交涉的风声已传播出去。对米拉波又轻视又害怕的议会，因于11月7日干脆通过了一案：禁止国王此后在议会中选用部长。兰瑞内说：“一个善辩的天才当其不过是个议员时，已可左右议会；假使在其口才以外再加上部长的权力，那还了得吗？”　　激怒了的米拉波就来与王弟普罗温斯伯爵进行一个新的阴谋。这一阴谋之目的系使路易十六逃出巴黎，由王党志愿队保护他出走，募集此队之责则属之法夫拉斯侯爵。可是法夫拉斯被他的两个下属告发了，他们向拉法夷脱说，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害他和贝野。在逮捕法夫拉斯时发现一封信，其中牵涉到普罗温斯伯爵。豪侠的拉法夷脱把这封信还给原寄信人，而不发表有这么一回事。普罗温斯伯爵到巴黎市府宣读米拉波替他拟好的演说词，谴责法夫拉斯。法夫拉斯自愿被处死刑，对于这重大阴谋事件坚不吐实，马利·安朵瓦勒特以年金给予他的夫人。　　这次流产的阴谋更增加拉法夷脱的重要性。这位被米拉波称为“宫相”的拉法夷脱再劝国王必须以断然的步骤断绝贵族们的希望。1790年2月4日，驯服的路易十六到议会去宣读经拉法夷脱授意而由内克起草的演词。他说，他和王后毫无保留地接受这新秩序，并号召全国人民取同一态度。感动了的议员们当即宣誓忠于国家、法律及国王，全体官吏及教会中人也当同样宣誓。　　亡命者对于国王这样弃绝他们，甚为忿怒。逃往杜林住在岳父萨底尼亚国王那里的亚多瓦伯爵，在国内各省仍有通信人员，他利用他们来激起人民骚乱。因为他不大相信宗教，所以最初没想到利用倘能利用得法即可大有助于他的计划的人民宗教情绪。他的朋友，逗留在罗马的服德鲁依伯爵使他看到了这一着。1790年3月20日，服德鲁依伯爵写信给亚多瓦伯爵说：“复活节后十五天中是主教及牧师们大可利用的好时机，他们可趁此使误入迷途的人民回复其信仰及忠于国王。我希望他们能深切了解他们的利益及大局的利益而不致忽略这个机会；如果他们能一致行动，成功是有把握的。”这个劝告被采纳了。法国南部在准备大举。在塞芬山麓及克尔西乡区既有小集团的新教徒，这就足以说明革命派就是异端的同盟者或俘虏。3月16日，牧师拉跋·得·圣特稽盎之当选为议会主席［5］，尤其是4月13日议会之否决以天主教为国教，均使他们有所借口。有人在散发议会右派所发出的猛烈抗议书。亚多瓦伯爵所派的佛罗孟挑拨苦修派修士动作。在蒙托邦，代理主教们下令为危难中的宗教祈祷四十小时。王党支配下的市府选定了5月10日，即升天节前之祈祷日，去清查被封的宗教团体之财产。五伤方济各会修士教堂前围集了许多妇人。冲突发生了，结果新教徒不利。有些被杀或受伤，其余则被迫跪在血溅的教堂地上求饶。土鲁斯及波尔多的国民卫军赶来恢复秩序。　　在尼姆，乱子更为严重。国民卫军之倾向王党的各队，被称为塞柏派或“吃大蒜者”，始则采用了白帽徽，继而以红髻为记［6］。冲突发生于5月1日。6月13日经过一度战斗之后，佛罗孟占领了城墙上的一座碉楼及一所嘉布遣会修道院。新教徒及爱国派求助于塞芬的农民。王党因为人数较少，卒被克服与屠杀。在三天中大约死了三百人。　　同时，业已摆脱教皇束缚的亚威农［7］组织了革命派的市府，要求与法国合并，随即变成了一个流血的战场。曾因嘲笑新市府人物被控的贵族被法庭开释了，爱国派反对将他们释放。6月10日，倾向教阜的国民卫军各队举事，占领了一个修道院及市政厅。可是爱国派得到农民之助，攻入教皇宫殿，驱走占领市政厅的敌人，加以可怕的报复。　　4月16日拉法夷脱以新备忘录进呈国王，说明应取之途径；国王本来已在谴责南部的反革命行动，目下反革命又失败，自更有依从拉法夷脱之必要。国王亲笔在此备忘录上批道：“关于宪法之建立、备忘录中所特别指出的余之合法权力以及恢复公共秩序各点，余答应对拉法夷脱君绝对信任。”拉法夷脱则竭其全力来巩固那尚可保存的王权。同时，由于拉马克伯爵之居间引线，米拉波也愿意在同一意义中为国王尽力。国王用钱收买他，5月10日，以二十万锂给他还债，每月给他六千锂，并且允许于国民议会闭幕时付他一百万锂。他想使拉法夷脱和米拉波结合在一起，且有相当成功。　　米拉波无疑地嫉妒而且轻视拉法夷脱，用很多讥讽词句骂他，呼之为假恺撒或小克伦威尔，企图破坏他，使其不得宠于国王，以便排斥他；可是同时却在恭维他，不断地答应和他合作。1750年6月1日他写信给拉法夷脱说：“为全国计，做一个左右宫廷的黎塞留吧，你可以用增大及确立全国自由的方法来再造王政。可是黎塞留有嘉布遣会修士约瑟为之臂助；所以你也应该有你的‘灰衣主教座’［8］，否则你会失败，而至于不能自救。你之伟大品格须辅以我之刺激，而我之刺激亦需要你之伟大品格。”就在这一天，当其第一次向宫廷上书时，这位玩世的冒险家向宫廷所献的策略，就是要破坏他自称愿予以辅助的人的声誉。可是拉法夷脱对于米拉波的道德不存丝毫幻想。　　1790年5月，当英国与西班牙国交破裂在即时，议会中因而发生了有关缔和及宣战的权力问题，米拉波及拉法夷脱二人一致起而卫护国王的特权。西班牙抗议英国占领太平洋滨位于今日英领哥伦比亚的努特卡湾。西班牙根据《家族盟约》要求法国帮助［9］。议会中左派认为这个战争是反革命的阴谋，目的在把法国投入对外战争而使国王恢复他的权力，于是巴那夫、拉默兄弟、罗伯斯庇尔、服尔内及佩迪昂攻击王朝间的战争及秘密外交，要求修改所有的旧盟约，并且主张唯代表全国的议会始有宣战、监视外交及缔结条约之权。米拉波和拉法夷脱及其一派的克勒蒙·汤内尔、沙伯利厄、屈斯丁、沙特勒公爵、杜旁·得·内木尔、塞浪伯爵、威留及卡乍勒斯诸人，则诉之爱国情绪，攻击英国的野心，主张外交权应操于国王手中。他们着重的理由是：议会人数太多而且太易冲动，不能行使象宣战这样危险的权力。他们举出易受外国金钱收买的瑞典元老院及波兰国会之例来支持他们的理论，他们力言秘密之必要，他们认为应防止使国王离开国民而成为无威望的傀儡的危险，他们更进而说明依照宪法任何立法机关的议案非经国王批准即无效力。左派发言人的答复是：倘使和战之权仍操于国王一人之手，则“（将如已往一般）情妇的偏私及大臣的野心就足以决定全国的命运”（厄基养公爵语）；王朝间的战争老会发生；国王不过是执行全国公意的人而已；国家的议员“始终有直接的甚至个人的利益而要去防止战争。”他们嘲笑外交秘密，他们认为由最大多数人民选出的法国议会不能与波兰国会或瑞典元老院那些封建议会相提并论。有些人则激烈攻击家族盟约及对奥联盟，并且以七年战争之凄惨结果为证。他们一致认为英、西冲突是个危害革命的陷阱：“有人要使指券不能通行，教会财产不能发卖［10］，这便是这个战争的真正原因”（沙理·拉默语）。　　当议会进行这场大辩论时，巴黎已陷于尖锐的激动。由拉默兄弟授意而写成的小册子《米拉波伯爵的大背叛》在沿街嚷着出卖。拉法夷脱以重兵围绕会议厅。到了最后的一天，米拉波利用这一种激动为口实发表他对巴那夫的有名的答辩：“就说我吧，前几天有人把我捧得要上天，现在却有人在街上嚷着《米拉波伯爵的大背叛》。用不着这种教训，我已知道从神堂到达平岩的距离是不远的［11］，不过一个为理性、为祖国而奋斗的人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自承被征服的。有人在一星期以前，不曾明了我的意见就要预言我的意见，现在则不曾了解我的演词而在加以毁谤，这批人在攻击我，说我在膜拜正要被推翻而已无能为力的偶像，说我无耻而受我素所反对的人的收买；一个对革命并非无所贡献的人，虽不因革命而增加其荣誉，但他唯有靠革命才有他的安全，他们却把这个人看成革命的敌人；当这批卑劣的毁谤者还在屈服于所有盛行的成见之下的时候，这个人二十年来则老在与一切压迫作斗争，向法国人宣扬宪法、自由与抵抗，现在他们却在挑拨被欺骗的人民对他忿恨。好吧，这一切都让它去吧！这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横蛮的打击并不足以阻止我在事业中前进；我要向他们说：来答复吧，只要你们能够，再尽量来毁谤吧。”这一倨傲的胆大行动成功了。米拉波就在那一天得到了宫廷的钱。为他的演说天才所屈服的议会，竟拒绝巴那夫发言答辩。议会表决首先讨论米拉波所提出的法令草案，对拉法夷脱的简短声明亦报以掌声。可是当逐条表决时，左派又得到了大多数。他们使议会通过的修正案改变了这一法令的本意。国王仅有提出缔和及宣战之权。此外须经议会决定。遇国交忽然破裂时，国王须立即使议会明了其原因及动机。遇立法议会休会时，应立即召集，且须常川集会。所有和约、盟约及商约，非经立法议会批准不能有效。已往所订的条约暂时仍然有效，但议会应设立一个外交委员会来进行修改而使其与宪法不相抵触，并留心外交事务。最后，议会又通过一个特殊条文宣告全世界：“法国决不参加任何带征服性的战争，并且不以其武力妨害任何民族的自由。”　　爱国派认为这个法令的通过是一大胜利。托马·林德在退席后写道：“我们再不会有战争了。”林德是不错的。由于这个刚通过的法令，决定外交政策之权已不完全在国王手中了。他须与议会平分此权。可是，他的特权如果没有受到更大的损害，这完全是得力于拉法夷脱及米拉波。　　拉法夷脱所主持的全国大结盟节，充分表现出他当时之深得人望；参加结盟的代表们吻他的手、吻他的上衣、皮鞋、他的马鞍，甚至于吻那匹马。在所铸的纪念章上有他的像。　　这于米拉波是一个挑拨国王嫉妒这位“唯一人物，各省人物”的好机会。可是路易十六及马利·安朵瓦勒特也得到各省代表的彩声。民主派刊物怀着忧虑地记述道：“国王万岁”的呼声压住了“议会万岁”及“国民万岁”的呼声。路易十六写信告诉波利涅克夫人说：“夫人，相信我，一切还有办法。”特为参加这一仪式而从伦敦赶回来的奥尔良公爵，简直无人注意了。　　假使再用不着害怕奥尔良公爵，假使“一切还有办法”，那么，这大部分是得力于拉法夷脱。国王对于这位侯爵的过去之背叛及今日之仍坚持立宪政体自然是怀恨在心，他希望有一天会用不着这个人出力。在目前，他还不得不依赖他，因为国王秘密派往维也纳试探其妻兄帝国皇帝［12］的仿布吕，于7月中旬报告他说，现在还不能靠外国援助。　　而且，拉法夷脱仍是不可少的，因为在这多事的王国里，唯有他才可以保全秩序。顽梗的亚多瓦伯爵在大结盟节后，又在南部挑拨乱子。他派出的人，僧侣如摩勒特院的司职牧师及教区牧师亚列尔，贵族如柏里亚市长马尔博斯克，召集属于他们一党的国民卫军，于1790年8月17日，会集于邻近加尔、亚德世及洛最尔三郡交界的查磊堡。两万王党国民卫军以十字架为帜会集于该地。在其散会以前，主持这个带恫吓性的示威的领袖们组织了一个中央委员会来指挥其行动。他们接着发布一个宣言，宣称：“在未能恢复国王之光荣、僧侣之财产、贵族之尊贵及各法院之旧职权以前，他们决不放下武器。”查磊堡屯营延长达数月之久。直到1791年2月，才以武力将其解散。议会派出三个特使去宣抚这一带。　　较贵族阴谋也许更为严重的是兵变。官佐儿乎都是贵族亲贵，看不惯士兵常出入俱乐部及其与他们所轻视的国民卫军联欢。他们处分并虐待这批爱国派士兵。他们用“黄色撤职状”将他们驱逐，这便是说，使之蒙辱而不得再入军籍。同时，他们向穿上国民卫军士兵制服的资产阶级横施挑激以取快。爱国派的兵士自觉有民众可恃，立即忍不住他们长官的凌辱。于是他们也采取攻势。他们要求分发军中的公积金，这素来是由官长任意支配的。公积金账目往往是一塌糊涂。军需人员常以之充作私用。要求审核的答复是处罚。于是到处兵变开始。　　在土伦，海军司令亚尔俾禁止该港工人加入国民卫军及其在厂中佩带卫军帽徽。1789年11月30日，他开除两个仅仅犯此禁令的工头。次日，水手及工人起了暴动，借国民卫军之助围住他的寓所，最后把他送入监狱，因为他曾命令正规军开枪。得到议会的正式命令后，才把他释放。调任到布勒斯特以后，他的部属也于数月后起义反对他。　　凡有驻兵之地都有这同样事件发生，如在利尔、柏宗松、斯特拉斯堡、艾斯顿、培比仰、格磊及马赛等处。但以1790年8月间发生于南锡的事件流血最多。驻军兵士，尤其是沙多喻所统率的瑞士服邦旅团，要求官佐清算拖延已达数月的公积金。官佐不但不允许他们的合理要求，反而责罚他们破坏纪律。其中有两名受着夹鞭刑的羞辱。城中因而起了很大的激动，沙多喻在这里本是颇得人望的，因为当攻巴士底狱时他曾拒绝向人民开枪。爱国派及南锡国民卫军找着了这两位牺牲者，拥着在街上游行，并且强迫主犯的官佐赔偿每人一百金路易。士兵检查军中金柜，发现钱少了一半，大呼有人偷盗了他们。在南锡的其他部队，也同样要求查账，并派代表到国民议会去申诉。　　以前各次兵变时，拉法夷脱已是站在官佐一边而反对士兵的。他曾以紧急信件告诉他一党的议员说，对土伦兵变负责的亚尔俘伯爵，不但不应受责难，而且应受奖励。　　这一次，依他的话，说是要大千一下。他下令逮捕了八名王家旅团派到巴黎做代表的士兵，同时，8月16日，他又使议会通过一道严厉处置乱兵的法令。两天后，他写信给在默兹统兵的表弟布伊耶将军，叫他强硬对待兵变。最后，他使被称为“军中第一果断人物”柏宗松的军官马尔塞涅受命去清查南锡驻军的账目。命令到达以后，士兵即表示悔过，但马尔塞涅把他们当犯人处置，因此又激起了纠纷。他在瑞士兵所驻的地方，拔出剑来，伤了几个人，既而逃往律内威尔，宣称有人要害他的生命。于是布伊耶调集默兹驻军及一部分国民卫军向南锡进发。他拒绝与派来的代表在城门口交涉。8月30日，在斯坦威尔门发生了可怕的战斗。结果，瑞士兵被征服了。有二十名被处吊死，四十一名交军事法庭判处摇船苦役。布伊耶封闭了南锡的俱乐部，使全境陷于恐怖统治。　　为拉法夷脱及议会所极力称赞的这一南锡屠杀事件发生了最严重的影响。它使反革命派又敢于在各处抬头。国王祝贺布伊耶，1790年9月4日劝告他说：“培植你的声誉，这声誉对于我及这王国都是很有用的。我视之为安全之源，有一天它能使秩序恢复。”巴黎国民卫军在马斯场为布伊耶军中殉职官兵举行追悼大会。大多数其他城市亦先后举行同样的仪式。　　可是，天然同情士兵的民主派，自始即抗议这种预谋的镇压暴行。9月2日及3日，巴黎发生了同情沙多喻的瑞士兵之乱哄哄的示威运动。素为他们辩护的青年时论家路斯塔洛忽然死了。据说他是死于这次屠杀所引起的悲伤，他在《巴黎之革命》的最后一篇论文中曾极力抨击这次屠杀。在人民及资产阶级中，拉法夷脱的声望一直是很高的，从此只有降落。　　一年余以来，这位“新旧两世界的英雄”是法国最重要的人物，因为他保证资产阶级应付夹攻的危险，右抗贵族的阴谋，左抗无产阶级的模糊愿望。这便是他的力量的秘密。资产阶级自愿受这位武人的保护，因他能为他们保全从革命所得的收获。他们并不反对强权，只要这一强权于他们有利。　　拉法夷脱所能行使的权力根本只是精神上的权力，基于自由同意的权力。国王同意委他以重任，正如资产阶级之同意服从他。他全靠国王做幌子。他能任置人物，无论是由于人民的任命或国王的任命，他都可以左右，因为他的推荐在选举者看来是没有问题的。这么一来，他就领导着一个集团，或宁说是有其一群。　　他并不缺乏政治头脑。他在美国时，即已了然于俱乐部及报纸的势力。他敷衍它们，利用它们。　　在十月事变以后，布勒塔尼议员俱乐部也随议会而迁到巴黎。它是设在圣端诺累街雅各宾派修道院的图书馆，与议会开会的骑术院相距咫尺。它的正式名称为宪友会。不一定是议员才可为会员，富裕的资产阶级经人推荐亦可加入。其中有文人及政论家，银行家及商人，贵族及僧侣。奥尔良公爵的儿子沙特尔公爵于1790年夏加入。入会费为十二锂，常年费为二十四锂，分四次缴纳。1790年末，会员人数已超过一千。它和各大城市甚至各村镇的俱乐部通信。它承认这些俱乐部为其支部，分发出版物，发布命令，并且以其精神传播给它们。如此，它就把革命的资产阶级中之勇敢而开明的分子团结在它周围。会员德木兰对于它的作用与行动说得很明白（1791年2月14日）：“它不仅是一个威胁贵族的大裁判者，而且是一个消除一切弊端及救助所有公民的大控告者。在事实上，俱乐部好象是国民议会的检察官。各地被压迫者的疾苦，在其提出于庄严的议会之前，先都向这个俱乐部提出。在雅各宾的大厅中，不断地有代表来，或来祝贺，或请求为支部，或为促其警戒，或请求伸雪冤屈。”这俱乐部还没有一定的机关报，它的讨论情形散见于许多刊物中，如哥尔萨的《邮报》，卡拉的《爱国新闻》，布里索的《法兰西爱国者》，普律多姆所主持而由路斯塔洛、马累沙尔、法布尔·得格兰丁及硕默特诸人所编辑的《巴黎之革命》，德木兰的《法国及布拉班之革命》，奥堵盎的《通报》等。雅各宾俱乐部变成了一大势力。　　拉法夷脱并不忽视它。他本人己加入为会员。但他不是演说家。他觉得他有不能左右这个俱乐部的危险。他的敌人拉默兄弟也是大贵族，而演说才能则远过于他，在俱乐部中已具势力。和他们一致的，还有雄辩家杜波尔，深通法学，同时精于议会政治；有青年巴那夫，口才有力量，知识渊博，敏于答对。刚直不屈的罗伯斯庇尔则愈讲愈有人听，因为他替人民说话，他那满含诚挚的口才，能够引起辩论，揭穿诡计。慈善家格累瓜尔方丈，热情的蒲佐，严肃而好虚荣的佩迪昂，勇敢的杜霸·克蓝塞及富有毅力的普里欧·得·拉·马恩，都较“三头”左倾［13］，但在一长时间中仍与他们合作。　　拉法夷脱并不与雅各宾派破裂，反而公开称赞他们；可是，他得友人康多塞侯爵及西耶士方丈之助，立即组织了1789年会。这与其说是一个俱乐部，无宁说是一个政治学院或“沙龙”。从1790年5月12日起，他们在巴勒·罗垭宫的华丽厅中开会，开会时不让群众进去。会费较雅各宾俱乐部的为高，使贫寒者不得加入。会员数目限为六百人。在那华贵的宴会席上，以拉法夷脱及贝野为中心，会集着一班温和的革命党，他们拥护王国，也同样拥护宪法。其中人物，有执拗而严厉的布勒塔尼律师沙伯利厄，他在前一年本是反对宫廷最坚决的人物，但后来变为异常温和，因为他爱赌博及美食；有米拉波；有政论家布里索，他受过拉法夷脱的特殊好处，经米拉波手下人日内瓦银行家克拉威埃之介而加入此幸运的集团；有曾为爱克斯法院法官的丹德累，他是娴熟公务而对议会中央派具有实在势力的人；还有其他议员如拉罗什柯公爵及其表弟利安库公爵，都累及塔热两律师，他们在通过宪法时起了重大作用；还有屈斯丁及卡斯特兰两伯爵、德茂尼尔、累德累、杜旁·得·内木尔；有财政家如波司加累、丢夫楞·圣勒昂、羽柏尔及拉瓦节；文学家则有舍尼埃兄弟、绪阿、得潘日、拉克累特尔；主教则有塔累蓝。人数是很多的，并且不乏才知之士。俱乐部办有一个机关报名《1789年会报》，由康多塞主编，实际上是一个杂志。此外，它能指挥若干主要出版物，如潘库克的《导报》，这是当时最完全而消息最灵通的报；如《巴黎报》，这是路易十六朝初期所创刊而为优秀知识分子所喜读的老报；如密兰及佛郎斯瓦·诺尔的《巴黎新闻》；如《爱国者之友》，这是两位受王室经费津贴的议员杜格诺瓦及累虐·得·圣冉丹日利主办的。稍迟，为着对左派刊物进行小笔战之故，拉法夷脱及贝野又拥有几种短期而激烈的刊物，如《革命之友或除僭论坛》，其副名即表示出它是个特为反对奥尔良公爵之论战刊物［14］；如巴里左的《当代报》，尚有《闲话报》及《鸡鸣报》等。　　较拉法夷脱党更右的，则有用另一名称出现的旧王党。自木尼埃出走后，领导着这一党的克勒蒙·汤内尔于1790年11月组织君宪之友俱乐部，发行一种机关报，第一编辑人为封坦内。会址也靠近巴勒·罗垭园，在沙特尔街一所名为众神庙的屋子里。几乎所有的右派议员都集在那里，唯善辩的摩里方丈及玩世的米拉波伯爵除外，他们的贵族性本是很鲜明的。克勒蒙·汤内尔的朋友如马路埃、卡乍勒斯、蒙特斯契奥方丈及威留等，原是些有才智与能力的人，在事实上不承认自己是反动派。他们自命是无党派的。他们把减价面包券散给平民，以期伸足于贫民区，但这一着马上被人攻击为施行贿赂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成为敌对示威目标的王政俱乐部，到1791年春天，不得不停止集会。　　至于纯粹的贵族，即拥护摩里方丈的不妥协派，始则集会于一嘉布遣会修道院，继而移至法兰西沙龙，梦想造成暴力的反革命。　　王党发表意见的机关是一些受王室经费扶持的刊物，如罗若方丈的《国王之友》，其言论往往是严肃的，而戈迪埃的《宫城通报》或杜罗左瓦的《巴黎公报》，言论是激烈的；商塞内及里发罗尔合办的《使徒行状报》则趋于幽默的谩骂。　　直到1790年5月间关于和战权的大辩论时为止，1789年俱乐部及雅各宾俱乐部，即拉法夷脱派及拉默派在表面上是和睦的；即令在此以后，仍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些人，如布里索及累德累是脚跨两边的。甚至在7月时，拉法夷脱仍在努力拉拢他所认为可动以金钱的煽动者，如丹敦。米拉波及塔伦替他从中奔走，于是丹敦不开口了。双方领袖虽能把持住，但是下层已在冲突起来了。政治预见往往不大会错误的马拉，首先攻击“神圣的摩迪埃”及不名誉的里格迪［15］，谓其从1790年8月10日以来即已卖身给宫廷。可是祸事来了，他的报纸被警局没收，本人受逮捕令威胁，幸得哥德利埃区的保护，才免于落网。继马拉之后，夫累隆在《民论报》上以及路斯塔洛攻击拉法夷脱派。德木兰稍迟才决定态度，他向读者揭穿有人用贝野及拉法夷脱的名义允许给他一个两千□收入的位置，只要他保持缄默。这班人因而受市政厅及沙特勒法庭的压迫。起初，他们的言论只能在小资产阶级及工匠中得着反响，这一阶级已开始被人称为无套裤党［16］，因为他们只穿着长裤。在雅各宾俱乐部及议会中，几乎只有罗伯斯庇尔一人抗议他们之受压迫，并且把他们的议论带到议会里来。　　雅各宾党和1789年俱乐部的根本主张至少在起初时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其冲突不过是人事上的对敌而已。拉法夷脱之要强化行政权，只因行政权受他操纵。拉默——杜波尔——巴那夫三头之攻击他危害国民的权利，只因为他们还不能参预中央政务。等到一年以后，宫廷也请教他们时，他们立即采用拉法夷脱的主张，行使他的政策。但在当时，议会多数派是属于他们的政敌，一年以来议会主席一职老是在政敌手上［17］。在1789年俱乐部和雅各宾俱乐部之间，只是权力之争。前者是当权派，后者要变成当权派。1790年秋，当国王改变态度而不信任拉法夷脱时，事态也改变了。于是拉默一派得势了。1790年10月25日，他们使巴那夫当选为议会主席。极左派刊物庆祝这次当选，认为这是民主主义的胜利。只有马拉才没有这种幻想。他说得好：“在我们看来，里格迪不过是专制政治之一个可怕的工具而已。至于巴那夫及拉默兄弟，我简直不相信他们有公民热情。”马拉是不错的。在制宪议会中，民主主义者始终不占多数。制宪议会自始至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议会，它只是根据一个资产阶级计划来改造法国。________________　　［1］宫相本中古法国梅罗樊吉朝的最高官吏，最初只是管理宫中事务之官，其权力逐渐增加，卒至总揽一切权力，矮子庇平即由宫相而取得王位。米拉波嫉妒拉法夷脱之权大，而呼之曰“宫相”，故云。　　［2］托库厄马答（1420-1498）为多明我派教士，主持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凡十四年，以暴虐著称，据云经他定罪而由火刑处死者在八千人以上。　　［3］格累特里（1741-1813）为当时之名曲家，《狮心王理查》即其所作的有名歌剧。　　［4］西班牙王族亦属波旁家，时西王为查理六世。　　［5］因为拉跋·得·圣特稽盎是新教徒。　　［6］尼姆共有国民卫军十八队，旧教徒所能指挥的只有三队，其组成分子多为“吃大蒜者”的穷人，绰号塞柏派。佛罗孟为其领袖之一，失败后出逃。　　［7］亚威农虽在法国疆域以内，但不属法国，1348年曾由普罗温斯伯爵夫人售与教廷，十四世纪时为教廷所在地，此后由教廷派人治理。法国革命起，当地居民要求与法国合并。　　［8］英译注：约瑟神父自1612年至1638年死时，为黎塞留手下具有全权的心腹人物，“灰衣主教座”是当时人所加于他的绰号。　　［9］英国与西班牙之争端既起，西班牙根据1761年两波旁家族所缔之攻守同盟要求法国援助，宫廷意欲备战，想借英、法旧仇而激起爱国心以转移人民的目标，不料反引起和战权力的原则问题。　　［10］参看本卷第8章。　　［11］Capitole为古罗马城山丘，上有Jupiter有功于国者均有入庙之凯旋仪式。共附近为达平岩，叛国犯即处以由此岩掷下之死刑。　　［12］时帝国皇帝为利欧波尔德二世，系马利·安朵瓦勒特之兄。　　［13］三头指拉默，杜波尔及巴那夫。　　［14］当马其顿王腓立南下侵入希腊时，力主抵抗的希腊大雄辩家狄摩西尼演说，痛诋腓立之野蛮与僭窃，其演词即为有名的Les Philippiques。Les Philippiques或译《讨腓立檄》，以其不类刊物名称，故译《除僭论坛》。　　［15］摩迪埃指拉法夷脱，里格迪指米拉波。按拉法夷脱全名为Marie-Joseph-Paul-Roch-Yves-GibbertDu Motier，Mar-quis de Lafayette,米拉波全名为Honore-Gabriel Riquetti, ComtedeMirabeau。当时既有废止爵号之议，拉法夷脱及米拉波均系袭爵而得之名，故一时有弃而不用及代以摩迪埃及里格迪之势。马拉这种称谓，则含有讥刺之意。　　［16］Sans-Culottes旧译作“无裤党”，不妥。按Culottes是一种上流社会所着的套裤，贫民只着普通长裤，贵族讥贫民无套裤可着，故称之曰“无套裤者”。　　［17］原注：1789年10月事变以后之议会主席名单：卡睦，10月28日；都粱，11月12日；霸日兰，11月23日；蒙特斯契奥，1790年1月4日；塔热，1月18日；蒲罗·得·蒲济，2月3日；塔果蓝，2月18日；蒙特斯契奥，3月2日；拉跛，3月16日；得·邦内，4月13日：威留，4月27日：都累，5月10日：波麦茨，5月27日；西耶士，6月8日；圣法若，6月27日；得·邦内，7月5日；特勒伊雅，7月20日；丹德黑，8月2日；杜旁·得·内木尔，8月16日；得·日塞，8月30日；蒲罗·得·蒲济，9月13日；安麦里，9月27日：默兰·得·图埃，10月11日；巴那夫，10月25日。第七章　法国的再造第七章　法国的再造　　也许再没有比所谓制宪议会更受人尊敬的议会，在事实上它有“建造”近代法国的光荣。暴动不曾影响它的讨论。从1789年11月迁到巴黎以后，即在骑术院开会［1］，旁听席上坐满了上流社会占优势的高雅人物。开明的贵妇盛装列席，不时发出经过考虑的掌声。在这班贵妇中间，有艾宁亲王夫人、沙德诺瓦侯爵夫人、崇拜罗伯斯庇尔的沙拉布累伯爵夫人、爱国心很切的夸尼及庇盎内二夫人、波服元帅夫人、普瓦亲王夫人、刚图伯爵夫人、西米安及卡斯特兰二夫人、美丽的古微内夫人、鲜艳的布罗意厄夫人、动人的亚斯托格夫人、温雅的波蒙夫人、后来被沙朵布里安爱上了的蒙摩蓝的女儿；总之，是圣热曼郊区的一大群贵妇。大家到议会去，像看戏一般。对于她们，政治有新事物或禁果那样的吸引力。直到议会将要结束时，始则因宗教斗争，继则因国王出走，才激动人民到了极度，因而旁听席上的分子才改变了，工人才挤进来。即令在这时候，拉法夷脱及贝野仍有所见而派了六十名暗探分布于适当位置，以热烈掌声来控制会场的秩序。制宪议会的表决是在绝对自由中进行的。　　支配着议会之政治及行政改造工作的是一个当时所特有的思想，即当时情况所产生的思想：必须防止封建制度及专制主义之卷土重来，并且须确立胜利的资产阶级的和平统治。　　宪法保存了一个世袭的国王［2］，居全国之首。但这个国王算是经宪法本身再度产生出来的。他要隶属于宪法。他对宪法宣誓。在以前，他是称为“路易，承上帝之命，法兰西及那发尔之国王”［3］，但现在从1789年10月10日起，是：“路易，承上帝及国家宪法之命，法兰西人之王”。上帝的代表者，一变而为国民的代表者。神权政府世俗化了。法兰西再不是国王可以用世袭制遗传下去的财产。“法兰西人之王”这个新尊号表示他是一个领袖，而非主子。　　议会采取了预防立宪君主变为专制君主的措施。国王等于一个被任命的官吏，再不能自由动用国库款项。有如英国国王一般，国王此后须满足于固定的王室经费，其数目于每个国王即位时由议会通过，制宪议会所通过的则为二千五百万。而且，国王要将此王室经费的管理权付与一特设官吏，遇必要时此官吏须以其私人财产来对职务负责；这么一来，才可防止国王任意举债，而免负担又落在国民身上。　　倘国王有叛国行为或未经议会允许而离开王国时，议会可将其推翻。如国王在冲龄而又无曾誓忠于国的男性亲属时，王国的摄政应由国民选出。每县推一选举人，各选举人会集首都选出摄政，其人选并不限于王室。这于世袭制是一个重大的修正。这样产生出来的摄政，只好比是一个有一定任期的共和国总统而已。　　国王保存有选用部长之权，但为防止其贿路议员起见，不得从议会中选用部长。由于这同一的原则，任满的议员亦不得接受行政权力任命的任何职务。必须使全国的代表不受尊荣及位置的诱惑，严格地使他们执行独立无私的监视职责。　　各部部长须受制于一种很严密的有司法组织形式的责任，议会不仅可以在最高法院控告他们，而且要他们每月将其本部经费支配情形向议会报告，此报告经国库委员会审查及议会正式承认后始能有效。这么一来，则转移用途及超过经常费都不可能了。此外，遇议会要求时，各部长应向议会报告“其行为及关于用费与政务的概况”，且须呈缴帐目单据、行政报告及外交文件等。部长们再不能独断独行了。部长去职时，须立即提出一个事务报告、一个道德报告及一个用费报告。各报告未经议会批准以前，受审核的部长不得离开首都。当国民大会时，司法部长丹敦的财政报告深受严正的坎蓬的严厉指摘，费了大力才得通过。国王死后去职的内政部长罗兰始终不能使议会许其离开巴黎。　　国王倘不得各部部长之签署，丝毫不能有所行动；此种副署的限制使他不得任意有所主张，使他始终要依赖内阁会议，而内阁会议又须依赖国会。为着易于分辨各部长的责任起见，内阁会议之讨论须记于一特设之记录，且设有专员司之；不过路易十六曾逃避了这一着，直到他被推倒以后，才实行这一规定。　　整个中央行政委于六部部长。昔日之各种会议均予取消，管理王室家务的大臣亦代以王室经费保管官。财务总理所属事务划分两部管理：一属税务部，一属内政部。内政部部长才有与地方政府直接接触之权。其所管事务，有建设、航运、医务、救济、农业、商业、工业及教育。全国地方行政与中央联系起来，这算是第一次。　　国王任命高级官吏、大使、海陆军大将、三分之二的海军将官，半数的陆军将官、旅长、舰长、宪兵队长、三分之一的陆军校官、六分之一的海军上尉，升迁都须合乎法律，且须部长副署。国王仍能指挥外交，但是我们已知道，他在未经议会同意以前不能宣战及签订任何条约；议会之外交委员会与外交部部长严密合作。　　在理论上，国王是全国行政的最高领袖，但事实上他已不能控制行政，因为行政官吏及裁判官都是由新主权——人民——选举出来的。　　在理论上，国王也保有一部分立法权，因为他有暂时否决权。但此否决权不能应用于宪法条文及关于税收的法律，亦不能应用于有关部长责任问题之议案，而且议会更可不受否决权所限制而以公布令直接诉之人民。1792年7月11日，议会就是这样宣布国难的；这一动员了全国国民卫军并且使全国行政机关经常工作的公布令，便是立法议会用以破坏路易十六再三对法令行使否决权之工具。　　为使国王不能再有1789年7月间的意图起见，制宪议会规定在议会所在地三十哩以内，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屯驻军队。此外，议会在集会时有维持秩序之权，有权调动当地驻军以保护其安全。国王虽有卫队，但步兵不得过一千二百人，骑兵不得过六百人，且均须宣誓忠于国家。　　被取消的各旧会议的立法权，均移于由全国选出的一院制的议会。这个立法机关的议会的任期只有两年。在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立法议会本身即有权集会，不待上谕来召开。它自身能决定开会地点及会期久暂，国王不能将其缩短。国王更不能将其解散。议员是不可侵犯的。如遇议员被控，先须经议会调集有关此案的文件审查核准，然后由它指定法庭审讯。当追究1789年10月6日事变的主使人时，沙特勒法庭曾要求罢免此种议员特权以便究办米拉波及奥尔良公爵，曾遭到制宪议会的拒绝。　　立法机关既有监督各部部长之权，处理财政特权，控制外交特权，议员又有不受普通司法干涉之权，故它成为全国的最高权力。表面上虽是个王国，事实上法兰西已变成一个共和国，不过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而已。　　宪法取消了根据门第的特权，但它尊重而且加强了根据财富的特权。虽然《权利宣言》上有这么一条：“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去参预法律的制定。”可是论到选举权时，却将国民分为被动公民及能动公民两级。前一种公民的选举权被剥夺，因为他们没有财产。西耶士发明了一个名词，称他们曰“工作的机器”。大家怕他们受贵族利用而成为恭顺的工具；尤其是不相信他们能够参预任何微小的国家事务，因为他们最大多数是文盲。　　反之，照西耶士的说法，能动公民是“巨大的社会公司中的股东”。他们所纳的直接税，至少要相当于当地三日工作的价值。只有他们才能自动地参预公共生活。　　被雇用的佣工被视为无产者，列入被动公民阶级，因为认定他们是没有自由的。　　1791年时，全国人口达二千六百万，而能动公民只有四百二十九万八千三百六十人。有三百万贫民完全无公民资格。比起三级会议第三级代表的选举法来，这算是退化了，因为当时并无其他条件限制，只要纳税册上有名者均有选举权。罗伯斯庇尔、杜波尔及格累瓜尔曾反对这种办法而无效。只有在议会以外，在巴黎出版之热烈的民主主义刊物中，他们才得到回响。1789年8月29日，巴黎有四百工人到市府要求“公民资格、参加各区议会权以及加入国民卫军的光荣”。这是个值得注意的事。当时仍很微弱的无产阶级之反对在不断地随着事变而增强。　　在能动公民的集体中，宪法又定出了新的阶层。初级议会会集于各乡的主要市镇——旅途用费使资产不多者被淘汰——选出“选举人”参加复选，以百名选一为率，唯纳税等于十日工作价值的能动公民始得当选。这些“选举人”又会集于一郡的首府，如今日法国的参议员一般组成选举人会，选举议会议员、裁判官、郡及县议会议员、主教等。选举人之得当选为议员者，所纳之直接税最少须等于一“银□”（相当于五十法郎），且须有不动产。于是在选举人贵族中又产生一个被选人贵族。选举人数目并不很大，各郡约从三百到八百。得被选当议员者为数更少。于是资产的贵族制代替了门第的贵族制［4］。　　唯能动公民才得参加国民卫军，这便是说他们可持有武器；而被动公民却是不能武装的。　　对于限制被选人纳税资格的银□制，罗伯斯庇尔曾热烈反对，因而博得了声誉。马拉也攻击财富贵族阶级。德木兰说，像卢梭、科内伊及马布雷诸人，在今日都不会有被选资格。路斯塔洛则谓造成革命的“若干爱国志士，亦不复有置身于国家议会的光荣”。这个斗争竟推动了巴黎的二十七个区，从1799年2月起即提出抗议。　　但是自信其力量的议会，对于这类反对置之不理。直到1791年8月27日，在国王逃向发楞以后，议会才让步而取消当选为议员的银□限制，但附有补偿条件，即增加能动公民当选为选举人的纳税条件。此后的选举人须领有或能使用相当财产，其纳税额在六千居民以上之城市中者须等于二百天当地工作价值，在六千居民以下之城市及乡村者须等于一百五十天工作价值，或为有相等价值房屋出租之房主，如系佃农或自耕农，其土地价值须等于四百天工作的价值。这个法令是在议会将近闭幕时通过的，实际上未生效力。立法议会之选举当时业已结束，而且是在银□制下进行的。宪法把积年所形成之错杂而重迭的旧行政区分，如司法区、税区及军区等一扫而光。代之以唯一的区分法，即郡制，其下再分为县、乡及镇。　　常有人说，制宪议会之所以创用郡制，目的在消灭旧省制的遗迹，根本扫除各地的特殊精神，而确立永久的全国团结精神。这大概是不错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新郡制的划界仍是尽可能地根据旧有的分界。所以佛蓝什·康特划分为三郡，诺曼底及布勒塔尼各分为五郡。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考虑到良好行政系统的必需条件。主要的理想是要使每郡所辖区域内的居民能于一日之内到达其首府。务使被治理者与行政人员易于接近。全国分为八十三郡，其郡界是由各省代表之同意而决定的。各郡之命名多依河流及山岭之名。　　昔日税区行政是由国王所任命而且有全权的巡按使来掌握；现在的新郡制，每郡之首有一个由三十六人组成的参议会，由郡选举人会按联名投票法产生，当选人必须为至少能缴纳等于十日工作价值之直接税的公民。这个议会是个集议机关，每年集会一次，为期一月。参议员的职务是没有报酬的，所以唯富有或生活裕余的公民始能充任。参议员任期两年，每年改选一半。参议会自选八人组成郡政务厅，他们是常设职，并支薪给。郡政务厅为郡参议会的执行者。政务厅划分各县的直接税额，监督其收入，支出用费，管理济贫、牢狱、学校、农业、工业、桥梁道路以及法律执行等事；总之，它继承了昔日巡按使的权力。郡政务厅设有一总检察官，由郡选举人会选出，任期四年，职司监察法律的执行。他虽列席于郡政务会议，但无表决权。他有权调阅关于任何事务的一切文件，任何决议未经他陈述意见以前不能执行。总之，他的职责是代表法律及公共利益，他能直接与各部部长通信。　　这样遂使每郡自成一小共和国，自由处理其政务。中央政府并不派出直接代表其权力的官吏。法律之行使委于这些由选举而取得权力的官吏。固然，国王有权将郡行政人员停职，及取消其所颁的决议，但他们能诉之于议会以求得最后决定。法国是这样地由旧制度时代之严格的分部政治的中央集权制，突然一变而为最大范围的地方分权制，而且是美国式的分权制。　　县行政组织与郡相类似，亦有其县参议会、县政务厅、县检察官，均由选举产生。它们所特别负责的任务是国有地产的出卖及划分各市乡间的税额。　　乡是初级选举的单位，同时也是保安官的所在地。　　特别在市政生活的紧张方面，革命的法国反映出自由美国的面目。　　在城市中，旧日寡头政治的市府，是由职位由于购买而来的市长及市董事组成的；在法律规定其应由用选举制产生的人来代替以前，此种旧制度几已到处消灭。郡及县的行政人员是依财产限制而用复选法选出的，但新市府则用直接选举法选出。市长及“市府官员”——其数多寡依人口为比例——由该市全体能动公民选出，任期两年，但须纳税达十日工作价值者始得当选。每一区域组成一个选区。市府官员的数额即相当于区的数领，他们与市长共同执行行政事务，其职责与其谓有类于今日法国的市参议，则无宁谓等于今日的市佐理［5］。执行今日市参议职务者，另有由选举法产生的闻人，其数二倍于市府官员。闻人会集讨论一切重大事件。他们与市府官员共同组成市参议会。与市长并立的，有市府检察官一人，在重要城市中另有检事，其职责在保护市府的利益。他代表纳税人，而且是他们的当然律师。在市府所设之简易警务法庭上，他又执行公诉人的职务。　　市府的职权甚为广泛。由于市府之居间，郡与县才得执行法律，才得划分及征收税款。市府有权调动国民卫军及军队。行政机关批准其关于财政的决议并审核其帐目，在此类机关的指导及监察之下，市府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市长及市检察官可以撤职，但市议会则不得解散。　　市府人员每年改选一半，在圣马丁节后第一星期日举行［6］，所以他们能始终与人民接触，而能忠实地表现人民的情绪。人口超过二万五千以上的城市，再分为区，一如乡之有区一般，各设有区署及永久委员会，并得召集会议以控制中央市府的行动。起初，市长及市府人员之当选者多属大资产阶级，但他们受民众之不断压迫，有甚于郡及县之政务厅人员；所以当1792年时，尤其是在宣战以后，在较趋民主的市府与较趋保守的行政机关之间，便发生了冲突。8月10日以后，当各新市府有民众分子参加时，此种冲突更为扩大。这样才发生了吉伦特党或联邦党之乱。在乡区及小镇上，权力则落在小资产阶级手中，甚至工匠手中。教区牧师之得任市长者并非罕见的事。　　司法改革也是依照行政改革的同样精神完成的。所有旧日的司法管辖制，无论是依据阶级的或特定的，一律废除，而代以新的司法等级制，对一切人平等，并且是从人民主权产生出来的。　　最基层有保安官，从有十天工作价值的被选举人中选出，任期两年；助之以四名或六名仲裁员，共同组成保安公所。他们的职责重在调解争讼，而不常裁判。关于争讼不超出五十锂的小案件，他们可作最后判决；在一百锂以内的案件，可作初度判决。此种司法制，迅速而用费少，效用甚大，很快地为人民所欢迎。　　县法庭有选出的法官五名，任期六年，当选者从事此业最少须在五年以上，关于一千锂以内的案件，他们可作最后判决，不得上诉。　　关于刑事案件之处理，违警小罪属于市府，轻犯属于保安官，重刑事犯始属于一郡首府所在地的特设法庭，其组织有庭长一人，法官三人，由县法庭人员中选出。检察官一人，其产生一如法官之由于选举，职在要求履行法律。被控人有两重陪市制保障。一为起诉陪审团，陪审员八人，以县法官为主席，职在决定此案之应否追究。一为裁判陪审团，由十二公民组成，职在决定罪案之是否成立，然后由法官判定罪刑。十二陪审员中，三票之少数即足以开释被告。两陪审团陪审员的产生，系从郡总检察官所开两百人名单中拈出，列入名单者须为有当选资格的能动公民，即指所纳直接税等于十天工作价值者。陪审团既是由富有或生活安适的公民组成，故此刑事司法制仍是一个有阶级性的司法制。罗伯斯庇尔及杜波尔曾主张民事案件亦采用同样的陪审制。但是都累把他们的主张打消了。　　此后之刑罚须依犯罪之轻重而定，再不单凭法官之一意独断。《权利宣言》上说：“法律只应规定的确需要和显然需要的刑罚。”酷刑、示众、烙印、当众服罪等均经废止；可是仍保存耻辱之刑的颈锁及链条，或称镣铐。罗伯斯庇尔主张废止死刑，未能通过。　　不设上诉法庭。议会打击了那些抗命的法院以后，不愿在另一名目之下使它们复活。各县法庭彼此交互审讯以司上诉法庭之职，诉讼者得于所指定的七个法庭中拒绝三个——这算是个智巧的制度。由于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律师的辩护特权取消了。诉讼者本人即可为自己辩护，或由他选择官设辩护人。昔日之代诉人则用新名词“代辩人”将其保存。　　商务法庭设法官五人，由领有执照的商人从其本集团中选出，对于一千锂以内的案件可作最后判决。　　大理院由每郡选一法官组成，有权推翻其他法庭的判决，但限于进行手续欠周的案件。它不能解释法律。解释法律之权在议会。无特设法庭来处理行政纠纷案件。此类案件由各郡政务厅解决，唯有关税收案件则归县法庭处理。取消旧式的国务会议，代之以部长会议，有时就是议会本身。　　最后尚有最高法院，由大理院法官及高级陪审员所组成，高级陪审员系从一百六十六员——即每郡二员——名单中拈出，其职责系审理各部部长及高级官吏的罪犯以及危害国家的罪犯。犯人由立法机关提出，立法机关于其本身选出大检察官二人来检举所追究的案件。　　这样的司法组织之最引人注意之点，就是它离国王及各部部长而独立。最高法院操在议会手中，好象是一个用以对抗行政权的武器，因为唯议会才有控告之权。国王仅能任命一些特派员代表他出席各法庭，他们的职务是不能罢免的。关于受监护者及未成年者的案件，则须听取此类特派员的意见。他们应该保护国民的财产及权利，维持法庭上的纪律与合法手续。但他们本身没有实权，只能推动有权执行的人。司法之行使仍然是用国王的名义，但事实上已变为国民的事件。　　当选的法官都一定要是法科毕业的。杜阿什及塞利格曼二人的研究使吾人相信当时选举人所选择的一般尚属满意。当国民大会时，雅各宾党一再埋怨他们之“贵族性”的判决，即可证实他们之独立性。到恐怖时代才不得不把他们排斥出去。　　如果制宪议会的议员建立了一个事实上的共和国，虽说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这是由于他们很有理由不相信路易十六，他们认为路易之接受新统治是无诚意的。他们没有忘记，国王是在暴动的压迫之下才批准8月4日各案。他们当然害怕路易会利用机会来把他们的工作推翻。由于这些顾虑，才使他们夺去国王的一切实权。　　他们之所以要把政治的、行政的及司法的权力全委之于资产阶级，并非单是由于阶级利益之故，同时因为他们想到不识字的人民尚无过问政事的能力。人民还需要教育。　　这些新的制度都是自由主义性质的。权力完全属于选出的机构。倘使这些机构失败，倘使这些机构落入或明或暗的反对新统治的人之手，则一切都要完结。法律会不能执行，或者会执行得很坏。税款也会不能征收，募兵亦不可能，一切会陷于无政府状态。这便是说民主政治的规律：民主政治倘未经自由接受即不能正常行使。　　在美国，同样的制度已产生良好的结果，因其人民久已习于自治，故能在自由精神中实行此类制度。法国是个古老的王政国，若干世纪以来习于服从强权，今忽然将它纳入于一个新模子里。在美国，民主政治已是不成问题的。其人民已有参政的能力，且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法国，大部分人民对于这些新制度一无所知，且亦不愿有所知。他们用他们所得到的自由来破坏自由。他们仍要求束缚。故此，制宪议会所造成的地方分权制不但不能巩固新统治，反而使之动摇，几至将其推翻。革命的资产阶级，自信已为本身利益而组成了人民主权做保障，足以防止封建制度之卷土重来，不料这个人民主权到处动摇了法律的权威，反而使封建制度有易于重来之威胁。　　为着保护受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所夹攻的革命工作，两年以后的雅各宾党再要回到王政时期的中央集权制。但在当时，谁也没预见到有此必要。唯具有政治头脑的马拉自始即认定须在专政形式之下组织革命政权，才可以用自由之专制主义来对抗君主们的专制主义。________________　　［1］骑术院在杜伊勒里宫附近，位于今日巴黎里服利街及卡斯迪格利昂街交角处，从1789年11月至1793年5月，其大厅相继为革命时代三大议会集会之所，后毁于1810年。其旁听席仅能容五六百人，窗外及户外常有人旁听。最初有主张禁止旁听者，因左派议员反对而罢。同时容许人民到议会请愿，请愿代表可在议会发言。议会每日集会两次，第一次从早晨9时至下午3时，第二次从下午7时到深夜，8月4日即开会一通晚。主席由议会推出，任期通常是两星期。会中有若干委员会，职司研究方案，往往是根据这类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而进行辩论。　　［2］宪法之若干基本原则虽已决于1789年，但整个宪法的最后完成则在1791年，故通称《1791年宪法》。　　［3］亨利第四原为那发尔王，他结束宗教战争而为法王后，仍保有那发尔王之号；虽然那发尔此后已并入法国，但此尊号仍经保存。　　［4］故此，依宪法规定，除不能享受公民权之贫民外，法国公民可分四等：（一）无选举权之被动公民；（二）纳税等于三日工作价值之能动公民，能参与初级议会；（三）纳税等于十日工作价值之能动公民，能参加选举人会；（四）纳税达一“银□”者，始有当选为议员之资格。　　［5］法国之市佐理系由市参事会从其本身中选出，其数额依城市人口为比例，秉承市长而代行其一部分的职权。　　［6］英译注，即11月11日。第八章　财政问题第八章　财政问题　　革命之爆发，不但不能增强国家的信用，反而使之破坏无余。旧税已取消了。代之而起的新税，如按土地征收之地产税，根据租金而按收入征收的动产税，按工商业利润征收的营业税，因为种种原因，进行困难。先要完成税额登记，要有办理新税的人才。担负征收责任的新市府对于这个工作并无准备。而纳税人，尤其是贵族，并不忙于缴纳。议会丝毫不愿征收消费税。它以为这是不平等的，因其不论财产多少而都要同样负担。而且，国家在固有的支出以外，又增加了新的支出。因为粮荒，要到外国去买许多麦子。当时进行的许多改革使财政困难更深一层。旧国债已达三十一亿一千九百万，其中有一半是要随时偿付的；因清算旧制度之故，要再加增十亿以上的支出：赎买僧侣债务需一亿四千九百万，赎买应废除的司法界职务需四亿五千万，赎买财政职务需一亿五千万，付还缴存保证金需二亿零三百万，赎买封建什一税需一亿。新旧债务合并达四十二亿六千二百万之数，逐年须付利息约二亿六千二百万。而且，既已废除什一税，于是关于宗教信仰的用费便落到国家身上，数达七千万，另有教士年金五千万，而政府各部的用费估计亦须二亿四千万。　　在对宫廷仍然感觉有威胁的时候，议会的策略是拒绝通过新税。财政上的困难及暴动迫使路易十六屈服。议会既一方面斩断了国王的信用，同时却严肃表示决不宣布破产以使债权人安心。　　为着应付目前的支出，内克曾采用许多救急的方法。他要求负担已重的贴现金库再予贷款。他延长贴现金库期票的法定行使期限。1789年8月，他又征募两笔新债，其利息为4.5%及5%。但是应募并未足数。他使议会通过了一种爱国捐［1］，但是成绩不好，收入甚微。国王把他的金属食具送入造币厂，私人亦被邀请取同样行动。爱国的妇人贡献她们的首饰，男人贡献他们的银扣子。这只是些微末的方法。贴现金库无款可贷的时候已经到了。1789年11月21日，拉瓦节以董事会名义将贴现金库结算情形向议会陈述。　　贴现金库有一亿一千四百万锂钞票在流通。这些钞票之担保品，将有价证券及存金合在一起，仅值八千六百七十九万铿。无担保者达二千七百五十一万锂。但是贴现金库缴存国库的保证金有七千万，已贷与政府之款又达八千五百万。在一亿一千四百万的流通钞票中，有八千九百万是由国库支配的，用于商务需要的只有二千五百万。1789年7月时，现金准备额已降落到法定数的四分之一以下。　　一读这个报告，即可知贴现金库的偿付资力系以国家的偿付资力为转移；因其没有保证的部分就是以国库债务为担保的。国家要利用贴现金库来发行钞票，因国家本身不能直接发行。到了1789年11月14日，内克已不得不承认“贴现金库的基础已在动摇，且近倾毁”。他又说明贴现金库倘不增加资本，即不能再有款项贷给国库。为着易于增加资本起见，他提议将其改为国家银行。发行钞票额增加到二亿四千万，在新钞票上载明“国家担保”字样。　　由于财政的原因及政治的原因，制宪议会推翻了他的计划。它相信贴现金库决不能得到五千万锂的新股。塔累蓝说，已经发出的钞票也不过是以国债为担保，那么，没有其他担保的新钞票，其信用决不会较国家直接发行的更好。贴现金库贷款给国家须有高利息。假使非再发钞票不可，则由国家直接发出，还可省却这一笔利息。同时，国家银行之说使人害怕。米拉波特别提出说，国家银行会成为行政权利用之可怕的工具。财政管理权便会不操于议会之手。1789年12月17日勒古尔杜·得·刚德路说：“当我们已没有信用的时候，当我们不愿又不能将我们的收入继续抵押的时候，当我们反而希望收入能不受束缚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我们现在只有学陷于同样窘况的诚实业主之所为；必须出卖遗产。”　　所谓遗产就是指议会已于11月2日将其“划归国家处理”的教会财产。这一决议是经过长时间酝酿的。卡伦曾经提出这一主张。有好多陈情书亦曾提及这一着。当路易十五时代，僧团委员会即已封闭了九个僧团，将其财产用于公益事业。1789年10月10日，正式提议以教会财产来偿付国债的却是主教塔累蓝。他说，这些财产并非给僧侣的，是给教会的，即是给全体信徒的，换言之，是给国民的。信士捐赠的目的在于用作慈善及一般有用事业。代表国民的议会即代表信徒，它可收回这类财产，代各团体办理教育及济贫事业，担负信仰费用。特勒伊雅及都累更补充说，僧侣之能领有此财产系由于国家之特许。国家已废止各旧式的团体。僧侣等级已不存在。他们的财产应该归还给社会。　　卡睦、摩里方丈及霸日兰大主教答辩说，这些财产当初并非捐给整个僧侣等级的，而是捐给某些固定宗教团体的，一旦夺去，殊欠公允。摩里想转移目标，说有许多犹太人及投机家在觊觑教会财产；霸日兰代其同辈主教表示愿以教产价值作抵，为国家举债四亿。但是这些理由都失败了。制宪议会自有其态度。塔累蓝说，什一税的取消就已预示这一问题的解决途径。议会虽未明白宣布有关僧侣财产权的意见，但已以五百六十八票对三百四十六票通过以价值三十亿的巨大教会财产为国债担保［2］。　　根本问题一解决，一切都容易了。1789年12月19日，议会决定设立一个只受议会控制的财政行政机构，定名为“特种金库”。这个新金库收受特殊税，如爱国捐等，但以出卖教产的收入为主要收入。开始时划定出卖的教产值四亿锂，发行相等数目的“指券”，国家以此指券预还贴现金库垫款一亿七千万。故第一批指券不过是国库的治标之策。指券还不过是国库债券。贴现金库所发出的纸票仍当钞票流通。“指券”一词即已说明其意义。它是指定的债券，是交付特种金库的汇票，是有确定收入为担保的债券。　　“指券”还不是一种货币，不过是一种证券，是一种对国家土地有购买特权的票据。1789年12月19日发行的指券带有年利5%，因为它是代表国家的债权，国家欠贴现金库的钱是要付利息的。　　这是一种国库债券，不过是以土地而非现金来偿还。教产陆续出卖，指券即可陆续收回，收回以后即予注销并焚化，就这样来偿清国债。　　倘使这个办法能够成功，倘使贴现金库能够增加资本，能够将它所收受的一亿七千万指券转让或投资，我们相信议会不致求助于纸币，因为约翰·洛［3］制度的回忆及美国革命之最近的先例［4］，足以说明议会中人对纸币制的不信任。倘能维持指券的价值，应付了目前的急需而解决了国库的困难，议会当然会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　　可是贴现金库找不到接受这些指券的人。资本家在犹豫不敢接受，因为在当时、在1790年的最初几个月中，理论上己剥夺财产权的僧侣，事实上仍在管理这些教产，教产本身又带有私人债务，加以关于僧侣之俸给及此类团体事业今后如何担负等问题，都没有具体解决。此类债券仅具有可以购买地产之不定的诺言，但此类地产并未摆脱其抵押上的束缚，将来不免发生不易解决的纠纷，因而一般人对于这种债券不信任。1790年3月10日贝野说：“指券竟不能如吾人所希望的那么受人欢迎，其流通情形没有符合我们的要求，就因为它不能在稳固而显著的基础上取得人家的信任。”贴现金库股票的价格在下跌，其钞票贬值已超过6%。兑换“金路易”须贴水三十鎍。　　议会明了要使指券取得信任，必须夺去僧侣仍然掌握着的教产管理权，解除此类教产所带有的一切抵押及其他纠葛义务，关于僧侣之债务及信仰之用费则由国家担负（1790年3月17日及4月17日之法令）。议会做到这一着以后，以为指券之信用业已巩固，从此易于流通，可不再需要纸币。在以前，指券不过是钞票之一种保证品。钞票贬值，因为担保品是不可靠的。但是现在指券再不会引起任何疑虑与纠葛，因为教产现在已经清理，再无纠葛。大家相信，旧领有人不能麻烦新业主。大家也相信，以土地偿还的国库债券到期不会有问题。业已巩固而能自由流通的指券，可以有利地代替纸币。于是特种金库把贴现金库所不能发出的指券，直接发出。未能找得受主的第一批指券予以销毁，在不同情况下发行新指券。为特别审慎起见，1750年3月17日议会根据贝野的提议议决出卖教产事务由市府居间处理。都累说：“教产一经市府之手，就会失去它原有的性质，由此购得教产而觉深有保障的人真会不知有多少！”　　有人主张新发行的指券应该是自由的指券，人民有收受及拒绝的自由，总之，指券仍然保存国库债券的性质。但是议会采纳了主张强制通行的一派人的意见，4月10日马提诺说：“强迫国家债权人接受指券，而他们却不能使他们的债权者接受，这是不公平的。”4月17日的法令规定，指券“在全国各地任何人之间，须如货币一般通用，公私机关均须将其当硬币接受。”可是对于未来的交易，仍许人民不用指券。故此，仍不能称为真的强制行使，一如法令之所规定。议会没曾注意到，纸币及硬币之间必然会有激烈的竞争，竞争的结果，硬币必使纸币失败。劣币要驱逐良币！议会又不敢收回金银，禁止其使用。它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着。最初发行的指券只是一千锂的大额券。为了找零以及小额买卖，仍需用金银。议会不但不禁止硬币与指券的交易，反而奖励之。它需要现金及辅币来付给军队。国库本身也拿指券去换硬币，愿意受贴水的损失。贴水的数字在不断增大。于是硬币与纸币的交易成为合法的事件。1751年5月17日的法令承认并奖励此种交易。金路易与指券的价格同在交易所中标明。现金被视为商品，时价有起跌。故此，纸币因硬币而贬值，议会竟认为是合法的。在议会的财政制度中，有这么一个要日见增大的裂痕。　　1785年12月15日发出的第一批指券，利息为5%。1750年4月17日发出用以代替第一批指券的指券，利息只有3%。利息是按日计算的。一千锂的指券每天利息为一鎍八锝，三百锂的为六锝。最后持券人于年终向付款处支取全年利息总数。中途持券人应得利息部分则由债务人付出，债务人负有零付的义务（在向国库付款时，法国仍然在采用这样一种陈旧的办法）。　　制宪议会之所以要降低利率，目的在防止资本家不用指券去交换土地而将其收藏起来。议员普吕仰主张取销任何利息，因为指券已变成了货币。“钅矣”便没有利息。他说：“指券或者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如果它是好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那末，它便用不着附带利息。如果它是坏的，带利息也不能使它变好，反而说明它是坏的，反而说明政府在发行时即已不相信它。”最初，议会不敢断然采用这个合理的推论。　　指券制之创设原则上本是国库救急之策，却诱使议会更扩大其应用范围。特种金库现在经营着贴现金库以前所经营的业务。指券代替了钞票。议会在制造货币。第一批发出后，议会即以之应付了急迫的债务，那末，又怎么能使它不用这同样方法来清理全部债务，一举而肃清旧制度所留下的一切积欠呢？　　1790年8月27日，蒙特斯契奥·腓宗扎克侯爵用财政委员会的名义向议会提出两个办法以供选择：一为发行“财政清厘券”，利息5%，将来用国产偿还，目下用之偿付各种被取销的职位及到期要还的债务；一为重新发行指券，用迅速出卖教产的办法来清理国债。　　经过了长达月余而又热烈的辩论，制宪议会决定采用第二策。1790年9月29日议会决定以“无利息指券”偿付原非法定的国家债务〔译者按：此系指赎偿职位等项〕及僧侣的债务，同时将本已限定为四亿的指券发行额增至十二亿。　　议会之决定是经过严密研究及深切考虑的。蒙特斯契奥对议会说：“这便是政治家所要解决的最大政治问题。”　　议会之所以不采用财政清厘券是很有理由的。这种清厘券只在缴付国产地价时方可收回，故非待国产出卖不足以收整理财政之效。带有利息，则不足以减轻费用。“债务仍然存在”（波麦茨语）。“此种清厘券使资本家可在出卖的国产上投机，且可横行乡里”（米拉波语）。在事实上，持券人将来可以左右出卖价格，因为要利用他们手中的清厘券才可购买国产。债权人住在都市，他们对于土地并不感兴趣。他们并不急于要把手中的清厘券出脱，因为上面带有利息。于是发生了这么一个问题：出卖手续应该是容易些还是麻烦些呢？这是个重大问题。委员会中人都相信“国家之安全有赖于国产之出卖，非使公民手中掌握着购产之实在价值，则出卖不能迅速”（蒙特斯契奥语）。　　一般之所以赞成发行指券的办法，因其可以到处流通，既无利息，不致被人收藏；因其显然可节省一笔钱，据蒙特斯契奥估计每年达一亿二千万，此数是不能用人民税款来弥补的；尤其因为倘无指券则国产即无法出卖。“二十余年来，有万多处地产要出卖而找不到受主；所以收回指券而出卖的方法是唯一迅速出卖国产的方法”（蒙特斯契奥语）。　　反对发行指券的人以为用纸币还债无异是局部的破产。杜旁·得·内木尔说，用指券还债只是一种幻想。指券是以国产为抵押的预付款项。须待指券所代表的国产出卖这一天，指券才有真价值；这其间，纸券须经过必不可免的贬值，因为纸币换硬币当然是要受损失的。塔累蓝以为在私人交易的时候就会感觉到国家之破产。“接受指券的债权者要受兑换差别上的损失，而曾借入现金的债务人反得其利；结果会造成财产上的纷乱局面，一般都用这个不诚实方法来偿付旧欠；不但不诚实，而且觉其可恨，因其被认为是合法的。”拉瓦节及康多塞说，大量发行新纸币，物价马上要高涨。佩累斯说：“如果吾人将交换所代表的筹码增加一倍，而交换的物品之比例仍然照常，则显然是用两倍筹码来购买这同量的商品。”　　物价高涨会减少消费量，因而会减少生产量。法国手工制造业不能与外国手工制造业竞争，尤其因为汇兑情形不利于法国。它从外国买来东西，必定要付出贵重金属。它的存金会减少。结果会发生可怕的社会经济危机。　　主张发行指券者并未绝对否认这些可能的危险，不过他们认为除此以外再无其他可能的解决方法。现金已在减少，为便于出卖教产起见，非代之以纸币不可。米拉波说：“有人说纸币会驱逐现金。的确是如此。那末，给我们现金吧，我们并不向你们要纸币。”约翰·洛之往事是不足为训的。蒙特斯契奥说：“密西西比公司之设立，难道为的是要损害西朵寺及克吕尼寺吗？”再从坏的方面看，如果指券信用降落，则持券人会更急切地要出脱它以兑换土地。这便是本问题的根本。为出卖国产计，指券是必需的。波麦茨说：“我们一定要夺去那班享用这些土地者的领有权，定要摧毁他们的幻想。”换言之，问题不单是有关财政而已。反而是以政治为主的问题。沙伯利厄说：“我们不是在讨论宪法吗？指券之发行应为无待讨论的问题，因为它是树立宪法之唯一而可靠的方法。我们不是在讨论财政问题吗？我们不是处于寻常情况来推论，我们已不能应付我们的债务，我们要忍受轻微的损失，但我们不能不使我们的宪法建立在稳定而坚固的基础上。”蒙特斯契奥更露骨地说；“我们的目的就在巩固宪法，使宪法之敌人再没有任何希望，要他们因为本身利益关系而牢附于新统治。”　　所以指券是一个政治武器，同时也是一个财政工具。就政治武器而论，它是成功的，因为它确使教产出卖加速而且是不能挽回的，因为它使革命能征服国内国外的敌人。就财政工具而论，它却不免陷于反动派所预料的危险。不过这类危险大部分仍是因政治产生的，而且是政治使之发展、扩大而达于不可收拾的程度。　　票面为大数目的指券，自发行以来，兑换硬币即须受损失。以之换钅矣，最初需贴水6%或7%，继而增至10%、15%以至于20%。1791年春，以大额指券换五十锂指券也要贴水；1791年7月发行了五锂的指券，其价值又较五十锂指券为高。由于很严重的理由，议会曾考虑很久应否发行小额指券。发给工人的工资素来是用钅矣及铜币。用指券换硬币的损失，素来只落在雇主身上。如果发行五锂指券，则怕钅矣会消失，工人所得工资亦为纸币，于是向来雇主所受的损失要落在工人身上。各种货物与商品业已有了两样价格，一是硬币的，一是指券的。以纸币付工价便是减低工人的工资。实际上的结果正是如此。就是把已封闭的教堂的大钟改铸大量铜币，亦不足以救济这个危机。银币逐渐消失，因为有人将其熔铸以图利。起初，辅币之缺乏，使厂主、商人及工人均感极大困难。有好些城市已用实物代金钱来交易。谷物及布帛用来支付工价。1792年3,4月间，柏宗松即因辅币缺乏及纸币贬值而发生纠纷。建筑要塞的工人罢工，要求支付现金。他们以抢劫面包店来威胁面包商。其他许多地方，也有同类事件发生。人民不承认硬币与指券的价值有差别。他们反对商人，伤害商人。　　巴黎的大商人如蒙内朗，自铸小鎍。此例一开，旁人即起而效之。此种私人所铸的铜币称为“信任板”。各银行，大概始于波尔多，亦用自己的名义发行小钞票，为一种信用票，以之与指券兑换。从1791年初以来，发行此种信用票者日益加多。各郡行政机关、各市府以及巴黎各区，均有发出。在巴黎，同时有六十三种这样的纸票在流通。　　发行纸票之银行因两种方式而获利。起初，在以指券换它们的纸票之时，它们要收兑换上的贴水费。继而，它们并不是把兑换收入的指券存放起来，但利用当时之未能统制，而将其用于商业上及金融上的投机。糖、咖啡、糖酒、棉、羊毛及麦，都是他们的投机之物。投机失败的危险，就使信用票失其保障，无从兑现。投机已使保证消失。发行纸票的银行希望抛出指券，大量买进货物，遂使物价高涨及币价低落。有若干发行纸票的银行，如巴黎之资助金库即停止其纸票之兑换，这次倒票数达数百万，再加上其他类此事件，而使群众陷于恐慌。最后必然停止流通的信用票之失信，影响了指券。最后，我们不要忘却那班狡黯的伪钞犯之以大量假指券散布市上，在亡命者军队中，卡伦即在主持一个特设的制造伪钞机关。　　还有其他原因在促使指券贬值，贬值之必然结果就是生活昂贵。指券是要回到国库的，或因用以缴付国产地价，或因纳税，国库收回后即应将其烧毁。最初应考虑到能使其迅速收回，以便迅速减少其流通量。可是制宪议会犯了一大错误，使购产者付款期延长太久。他们可分十二年付清。　　还有一个错误便是偿付国产地价时，不仅可用指券，就是废职欠偿凭证，及封建性什一税契据，均可通用，总之，可用国家清偿国债的一切有价文件（1790年10月30日及11月7日之法令）。这便使指券遇到竞争之物，同时也有增加纸币流通量的危险。　　最后，议会希望偿还国债及出卖国产能同时并举。故此，它就在不断增大指券的数量，同时也就是增加其贬值。除1790年9月29日〔译者按：原文误植25日〕所通过的第一批十二亿外，继续发出的有1791年5月18日之六亿，1791年12月17日之三亿，1792年4月30日之三亿，总计在一年半中，共达二十四亿［5］。不错，有一部分指券经国库收回后，即予焚化（1792年3月12日焚化三亿七千万）。可是，流通的指券量之增加，却具有使人不安的有规则的速度（1791年5月17日为九亿八千万，1792年4月30日为十七亿）。这一切情形在开战以前便开始了。　　倘使我们相信教皇代理公使的通信，则在1792年1月30日时，指券在巴黎已贬值44%。一个金路易可换指券三十六铿。如果我们认为贵族萨拉蒙的话不可靠，则关于纸币贬值之官表应该是可靠的。根据这些官表，我们知道在这相同时期，即开战前两个多月的时候，一百锂的指券在巴黎仅值六十三锂零五鎍。就在这1792年1月底，督郡的指券贬值21%，在茂特郡贬值28%，在吉伦特郡及步什·杜·伦郡贬值33%，在诺尔郡贬值29%，等等。如果到处的物价依纸币贬值而增加，则生活之昂贵一般要增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当1792年春，指券在法国之贬值平均既为25%至35%，而在日内瓦、汉堡、阿姆斯特丹及伦敦等处之贬值，则达50%与60%之间。依常理而论，在汇兑上吃亏的国家，是生产少、卖出少而买进多的国家。因为要向外购买，便不得不按需要以高价购买外汇。1792年时的法国，是卖给外国者多，而买进仅以大麦为大宗。那么，外汇上的贬值即非买入卖出之差别所可解释。贬值是有其他原因的。旧制度将倾覆时，尤其当美国独立战争时，曾在荷兰、瑞士及德意志借了许多笔大债。革命初起时正要还债，遂大量输出了现金、指券及其他有价证券。这样骤然的偿还，顿使外国市场上充满着法国纸币，以致促成贬值。陆军部为筹发军饷而购入现金，亦在此同一方向中发生作用。　　这些都是纯粹经济上的原因，可用以说明指券及外汇上之贬值，其结果即使法国国内物价高涨。可是还有其他由于政治的原因。　　路易十六的发楞之逃及相因而生的战争威胁，无论在国内国外，都激起许多人怀疑革命之能否成功。如果为着没有小数目的指券而不得不发行信用票，这是因为旧日的硬币如金路易、钅矣、银币甚至铜币已不见流通于市面。亡命者确乎带了相当数量的现金出国，但是留在国内的现金仍然很多。如果硬币已不见流通，这是因为藏有硬币的人，对于革命货币不信任，而且恐怕或希望王政复辟。他们在患得患失地保全着，小心翼翼地收藏着王政时的硬币。稍后，王政时代所发行的指券价格即高出共和国时代的指券。法国已经深深地分裂了。此种分裂即财政恐慌及经济恐慌的主要原因之一。　　有些历史家通常引证出卖国产之不可否认的成功，来证实法国人民之绝对信任新统治。国产出卖进行颇快，所觅得之受主通常能付出超出估计的价格。这一伟大革命事业之成功是有若干原因的，我认为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多数买主有一种急想出脱指券的欲望，出脱得愈快愈好，以此纸币来换得实在的财产，换得土地。用指券付国产地价时系照票面价格十足收用，故买主可得到革命纸币之票面价与实在价相差的利润。在购买教产的人之中，有若干是人所共知的贵族，这是显然的事实；其中有反抗派僧侣，有贵族，如艾尔贝及邦陕二人便是参加汪德郡之乱的。单以威盎一郡而论，国产买主中有一百三十四人为僧侣，五十五人为贵族。　　一般而论，购得国产之最大部分的人是城市中的资产阶级。农民由于缺钱，对这丰富的战利品所得不过是一小部分，可是小买主为数很多，这便足以使他们拥护革命。　　也有人说，初时指券曾刺激起法国的工业。事实上制造业确曾一时表现人为的繁荣之象，为时达数月之久。收存指券的人，不仅急于出脱以购买国产，而且以之来购买制造品。预见战事要发生的狡黯者之流，拚命在囤积各种商品。他们之一再购进固然刺激了工业，同时也必然使物价高涨，使生活昂贵。　　无论在何时何地，一遇有经济恐慌，革命派就认为是由于贵族的阴谋。他们说，贵族们彼此谅解，彼此勾结来破坏革命币制的信用，囤积商品，垄断金融，使其不能流通，因而造成人为的缺乏及物价之不断高涨。这类阴谋的确是有的。1792年2月2日，杜尔的雅各宾俱乐部揭发本城名叫拔查底的区主席，因其劝纳税人不纳税，并预言不久亡命贵族会得胜而回。1792年3月18日，樊尼斯特尔郡政务厅向国王陈述，倘不将反抗派僧侣拘禁在坎佩尔，则他们无法征收税款。同时，有位重要人物塞基尔，本系出身旧家的法院官吏，发布一本敌意的小册子名为《被推倒的宪法》，其目的在激起法国人对于他们财产之恐慌。他说：“在这万恶的投机事业中，指券及各种纸票无限制的发出，殖民地已在不稳，法国亦受同样不幸的威胁，只要几条法令，动产就可遭没收，就要受制于威迫而冗长的手续，在这样尖锐的危机之下，财产还有什么保障呢？”塞基尔显然在恫吓购置国产的人说，国家及僧侣的旧债权人在这些购得的土地上有抵押关系，有一天会提出要求的。　　两个法国的斗争到处都已发生。政治危机一发生，经济的及社会的危机即随之而起。我们倘要公允地评判这时代的人物与事变，决不可忘却这一点。　　因指券而造成的昂贵生活立即促成制宪议会时代掌权的富有资产阶级之倾覆，尤其因为在政治的与经济的纠纷之外，还夹杂着一个日趋激烈的宗教骚动。________________　　［1］1789年10月6日，内克使议会通过征收爱国捐，由人民自动申报其收入，而以其四分之一捐献国家；预计到次年4月底可得一亿五千万者，仅得一亿。同时有爱国献金之举，当议会尚在凡尔赛时（1789年9月7日），有十余巴黎妇女出席议会捐献其首饰等物，各地闻风继起，纷纷捐献各种物品，议会虽觉应接不暇，但据其财政委员会在1790年3月中之报告，已往六阅月中，这样得来之款，仅百万有零。　　［2］此案通过于1789年11月2日，规定“所有教产由国家处理”。原书将“五百六十八票”印错为“五百零八票”，英译本同误。　　［3］约翰·洛为苏格兰之财政家，深信法国应如英、荷之创设国家银行以兴实业。路易十五冲龄时，奥尔良公爵摄政，许他于1716年创设私立银行；发行钞票，信用很好，两年后改为国家银行。1717年，他又创设西方公司，开发北美殖民地，时人称之为密西西比公司，其特许权逐渐增大，股票价格涨至三倍有余，投机之风，盛行一时。约翰·洛无法防止投机，复因发行钞票过多，不能兑现，卒至二者均归失败，于1720年底逃往比国。此次金融大变动影响法国社会甚大，甚至使人不敢相信国家银行之说；封建地产的所有权发生了很大的转移，许多寺院亦受其害，故下文有“损害西朵寺及克吕尼寺”之语。　　［4］美国独立战争时，大陆会议尚无征税之权，只好发行钞票，允将来由政府收回，计共发行二亿四千一百万余美元，各州发行者尚不在内。此类钞票逐渐贬值，到战争结束时，已成废纸。　　［5］原文总数误排为二十五亿。又1791年5月18日恐系6月19日之误。第九章　宗教问题第九章　宗教问题　　若干世纪以来，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彼此错综着，那么，要改组国家势必连带要改组教会。要使二者分开，并非笔杆一摇即可了事。除开偏执的克洛茨以外，再没有人希望政教分离，此种分离不为一般群众所了解，群众会认为这是向人民素所热心敬奉的宗教宣战。但是，倘将所有的宗教组织（当时的学校，大学及医院均由教会掌握）一律保全，则关系国家安危的财政改革将无从实现，因为这些组织会如已往一般消耗出卖国产之收入。所以，为实现必不可少的节省起见，必须取消此类组织的一大部分。制宪议会必须决定何者应保存，何者应取消，换言之，即改组法兰西教会。　　为着财政上的节省，尤其是为着对寺院生活的轻视，已许乞食僧团及静修僧团中的修士们有离开修道院的自由，并且已有许多人急切地利用了这种自由。故此，许多修道院就可以这样地取消，但主持慈善及教育事业的僧团仍受尊重。修道院既已取消，再用不着征集修士。“终身誓言”［1］之举亦经禁止。　　仍然是为着节省之故，同时也是为着有良好行政系统之故，主教区的数目减到八十三个，一郡一个主教区。教区数目亦经过类似的减削。素来由国王任命的主教，现在则如其他官吏一般，由人民所形成的新权力选举产生。他们不是“道德上的官吏”吗？国民与信徒不是二而一吗？天主教固然未经明令定为国教，但它是唯一受政府资助的信仰。唯有它的仪式才能在街上游行，而且届时所有的居民非张旗结彩不可。为数不多的非天主教派，仅能私下奉行信仰，不能公然举行，只是仅得容许而已。教区牧师由县选举人选出，主教由郡选举人选出。选举人中杂有少数新教徒又有什么关系呢？在以前，新教领主不是曾因其保护权而任命过牧师吗？况且选举不过是“推荐”而已。新选出的人，必须都是传教师，再经高级僧侣授职。主教亦须由大主教授职，如初期的教会一般。他们再用不着到罗马去买他们的法带。议会废止了“首岁教捐”——即新任教职者应以其第一年的收入缴送罗马。新主教只须有一封尊敬的信给教皇，表示他们是属于同一信仰。法兰西教会便这样地变成了国家教会。教会统治再不是独断的。特权团体的教务会议不存在了。代之者为主教区会议，它得参预主教区的教务行政。　　从此鼓舞着教会与国家而使其彼此接近混合的只有同一个精神，即自由与进步的精神。教区牧师负有使命在讲坛上向信徒宣布及解释议会的法命。　　议会很有自信。它为僧侣订出了一个《教士法》，没想到这是超出了它的权力［2］。它没有干涉灵界事务。它之废弃教廷条约及取消首岁教捐当然大有损于教皇的利益，但它没料到教皇会敢于挑拨分裂。1790年时，教皇尚无权规定及解释教条，更无权独断关于纪律及灵俗相混的事务，如当时讨论所涉及的事务。《教皇无误令》之宣布，仍有待于1870年梵蒂冈会议［3］。　　当时法国主教之最大多数是倾向高卢教会派的［4］，易言之，是反对罗马独裁的。当1790年6月29日讨论有关僧侣的法令时，代表这一派主教的爱克斯大主教霸日兰在其著名演说词中，仅承认教皇的最高地位，而不承认其教会管辖权，他所努力的只是要求议会特许召集全国宗教大会，以便采择必须合于教会法的步骤来实行议会所提出的改革。制宪议会恐其有碍本身的权力，未允召集此种会议，于是霸日兰及自由派的主教们转向教皇以便取得合于教会法的途径，因为倘不如此，则他们自信在良心上不能执行主教区划分及主教区会议等改革。他们推霸日兰起草协议条款，由国王居间送达罗马。制宪议会知道这个交涉，而且赞许它。议会、议会中的主教们以及毫不犹疑而接受这些法令的国王，都认为教皇一定愿予批准，愿为之“施洗”，——如耶稣会士巴吕埃在其《圣道报》中所云。巴吕埃说：“我们确能预料，和平的幸福及最慎重的考虑，定会使圣父俯允这个请求。”教廷大使不但不反对这些妥协派，反而使他们安心。1790年6月21日他在寄回罗马的文件上说：“他们恳求圣座，有如慈父一般来帮助法国教会，尽可能牺牲来保持最关重要的教会统一。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我应该使他们相信，圣座在明了法国宗教利益已陷于可怜情况之后，自会竭其所能来保全它。”教皇大使又说，法国主教们业已采取了必须步骤根据法令来划分新主教区，被取消的主教区之主教则自动辞职。“主教中多数派已授权爱克斯贵人进行主教区之划界。法国僧侣希望国王请求圣座根据高卢教派自由条款选派十六名圣使专员，从法国僧侣中选出，分配于四个委员会，专司新主教区划界事务”（6月21日文件中语）。　　最近有过一桩先例使主教们及议会中人自觉有妥协之望。当俄女皇卡特琳二世合并其瓜分波兰所得的土地时，单凭她的权力就划分了波兰天主教主教区的界线。她于1774年创立摩希略夫主教区，将其管辖权扩张到帝国境内的一切天主教徒。她又单凭她的权力任命无任所的马洛主教——罗马教廷所怀疑的人物，为此新教区的主教。她又禁止利窝尼亚的波兰主教此后干涉其已合并于俄国的旧主教区的教务。教皇庇护第六当时不敢与这位非天主教君主冲突，今日法国制宪议会所要进行的事件与俄女皇当日之侵犯精神领域正是同一意义。教皇当日仅于事后承认此一由俗界权力所已完成的改革是合法的；今日法国主教们正是要求他用那业经用过的方法来为法国的教士法“施洗”。　　可是有许多原因促使教皇起而反对，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不属于宗教的。教皇自始即在秘密的大主教会议中谴责《权利宣言》之有背教旨，虽然身为掌玺大臣的商披翁·得·西塞大主教曾参预起草此一宣言的工作。教皇认为“主权在民说”对于任何宝座都是一大威胁。他在亚威农及康塔领地的人民［5］已在公开叛变。他们已驱逐他所派的使臣，采用了法国宪法，要求与法国合并。路易十六向他提出协议条款以便实施《教士法》，在答复时他却要求法国派兵助其平服叛乱。制宪议会只限于延缓实行居民所要求的合并而已［6］。于是教皇决定正式谴责《教士法》。拖延的交涉经过了好几个月。我们须知道，促成教皇抵抗的不仅有亡命者，更有信奉天主教的列强，尤其是西班牙，因其与英国冲突时恨法国之将其抛弃。最后，我们更不要忽略，法国驻罗马大使红衣大主教柏尼斯是个热烈的反动派，虽负有完成交涉的使命，却在竭力使交涉搁浅。　　法国主教们向教皇宣称，因为没有全国宗教大会，故唯教皇才有合于教会法的必须方法而使《教士法》得以执行，这无异说是须听命于罗马教廷。当制宪议会不耐久待而要他们宣誓时［7］，他们再不能退避了。他们拒绝宣誓，拒绝宣誓本是教皇的延搁策略所激起的，教皇更利用这一着而发出使他们既觉惊讶又觉徬徨的谴责令。代表主教多数派发言的爱克斯大主教霸日兰，直到这最后关头，仍希望教皇能妥为处置，不致使法国陷于分裂及内乱。在宣誓令前夕，即1790年12月25日，他写信给路易十六道：“罗马教廷的原则应该是做一切它所应做的事，对于较不迫切或困难较少的事则可稍事延缓；现在所缺少的只是合于教会法的形式，教皇能够完成这种形式，他能够，他也应该；这便是陛下对他所提出的条款。”即令在拒绝宣誓以后，主教们仍在希望调和，教皇的诏令却使他们进退两难。他们把1791年3月10日教皇之第一诏令秘而不宣，达月余之久，他们给教皇一个恭顺而尖锐的答复，为自由主义辩护，并且向教皇提出总辞职，以便保持和平。　　总辞职被教皇拒绝，分裂成为不可补救的了。除七人以外，全部主教都拒绝宣誓。次级僧侣继起拒绝者几达半数。有好些地方，如上梭恩、督、华尔、安德尔、上庇里尼斯等地，宣誓教士虽为数很多；反之，在其他地方如佛兰德斯、亚多瓦、阿尔萨斯、摩毕盎、汪德及马伊盎等地，则为数甚少。所以在绝大地域，欲实行宗教改革，非凭强力不可。法国已分裂为二。　　这个出乎意料的结果，议会中人固然没曾想到，就是贵族们也觉惊讶。直到此时为止，低级僧侣是与革命一致的，革命使教区牧师及副牧师的俸给几乎增加了一倍（牧师薪给由七百锂增至一千二百锂）。但是，教产之出卖，废止什一税后又继以修道院之封闭，这就使好些尊重传统的牧师为之不安。其次，教仪上的顾虑也在发生作用。就是未来宪政派主教的哥伯尔，对于俗界权力是否能独自划分主教区疆界及干涉主教管辖权这一问题亦表示怀疑。他说，唯教会始“可使新主教在其所管境内行使其得自上帝之必须的灵界管辖权”。就哥伯尔本人而论，他已不顾这一着而宣誓了，但其他许多审慎的牧师则仍屹然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