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史

ic)，则只得再退居第聂伯河以东。”法德耶夫的分析与凯南( George Kennan)大同小异。凯南在其早期论苏联行为根源的文章中是自战争的另一面加以解析。凯南在文中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民国家一样，成为被征服民族在文化上仿效的对象。俄罗斯帝国也从未被其他社会或其统治的民族视为榜样。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梅特涅尝试过合作路线，在当时大致相当成功。但德、意统一后，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主伟大理想失去统合的力量。民族主义及革命式共和思想不再被视为对欧洲的秩序的威胁。一旦民族主义成为普遍被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俄、普、奥各国君王合力防卫正统的必要性便越来越减弱。梅特涅得以建立一个接近欧洲政府的架构，是基于各国君王公认共同的价值观是对抗革命不可或缺的防御工事。但到19世纪70年代，或是对革命的恐惧已消减，或是各国自认为不借外力即可打倒革命。此时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已过了两个世纪；1848年的自由革命已大功告成；法国虽已是共和，但也失去感化其他社会的热忱。俄奥在巴尔干或德法为阿尔萨斯及洛林越演越烈的冲突，如今已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可约束。列强相互看待彼此时，眼中不再看到为共同目标合作的伙伴，而是危险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冲突成为标准的外交模式。现实政治已成主流在更早时英国曾扮演欧洲平衡者的角色，对约束各国有所助益。即使此时，在欧洲所有强国中，只有英国仍处于可进行均势外交的地位，不受对另一国有宿仇的束缚。但英国已逐渐无法掌握什么才是最严重的威胁，要再等数十年才恢复正常。为英国所熟悉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已完全改观。统一的德国无须外求正渐渐累积雄霸欧洲的实力。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以征服来达到德国统一，但大部分英国领袖，迪斯累里除外，认为无理由反对中欧基于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统合，因为这是英国政治家几十年来都赞成的，更何况最后完成统一的是拜一场战争之赐，而战争中法国等于是侵略的一方。自40年前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政策使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绝对的优势。德国在统一后却逐步获得此种能力。而德国又不是以对外征服而是以发展本身的疆土建立实力，一时之间令人看不出其真正的意义。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时，才会插手干预。而德国对均势的威胁要数十年后才看得出来，因此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在法、俄，法国是因为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是因为她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印度的扩张及后来对中国的侵略。这些全都是殖民问题。就欧洲本土的外交，虽在20世纪曾引起多次危机与战争，但此时英国仍采取光荣孤立政策。由此可见俾斯麦在1890年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希望新缔建的德意志帝国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但在各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的任务极其艰巨。他必须阻止俄罗斯及奥地利加入与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他必须不让奥地利，又要防止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他需要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能得罪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即使是像俾斯麦这样的天才人物，也难以永久地维持如此险象环生的平衡；国际体系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无法控制。不过俾斯麦领导德国的近20年间，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他的目标是，除无法和好的法国之外，不让任何其他大国有任何借口形成直接反德国的联盟。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饱和”，不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趣；他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德国费一兵一卒。至于英国，他极力不在欧陆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忧虑的行动，并且退出殖民地竞争。曾有人建议德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法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余之非洲地图便是如此。”不过后来他受到国内政治压力，对此不得不改弦更张。但仅是保证还不够。德国需要的是同时与奥地利、俄罗斯结盟，虽然乍看之下不太可能。但俾斯麦却在1873年真的组成了第一个所谓的“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这个联盟也标榜三个保守王朝的团结，极类似于梅特涅的神圣同盟。难道俾斯麦对他曾处心积虑打破的梅特涅体系，一夜之间又重新垂青？但多半是拜他之赐，时代已不同了。德、俄、奥虽是以正宗梅特涅式的方式宣誓，要合作镇压各国的颠覆倾向，但对政治激进分子的共同反对立场已不足以让这三国结合在一起，尤其各国都已有信心不必仰赖外援即可压制国内的动乱。再说，俾斯麦也已失去主张正统论的资格。他与格拉克的书信往返虽未公开，但他基本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从事公职期间素来拥护现实政治的他，突然转向正统论实难以令人信服。俄罗斯与奥地利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已超乎保守势力的团结之上。俄、奥均觊觎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领土。俄国在泛斯拉夫主义及传统扩张主义驱使下，对巴尔干采用冒险政策。单纯的恐惧感使奥匈帝国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在文字上，德国虽与俄、奥保守王朝联盟，那两个盟国实际上都对对方恨之入骨。如何应付这两个誓不两立的盟国，势必令俾斯麦在位一天就一天寝食难安。第一个三皇同盟使他觉悟，无法再以讨好俄、奥的内政保守原则，控制由他本人所解放出来的势力。于是他设法以强调实力及自利来操持这两国。有两件事最能显示现实政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第一件发生于1875年，起因于德国一家主要报纸刊出标题耸人听闻的一篇社论：“战火一触即发？”这是有意制造的一场虚惊。这篇社论是针对法国军费增加，法军又购人大批马匹而发。俾斯麦很可能只是要引起战争将来临的危机感，但并无意于更进一步，因为德国没有部分动员，也没有威胁性地调动部队。对不存在的威胁将计就计，很轻易地就能强化一国的态势。法国高明的外交手腕，制造出德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的印象。法国外交部发出消息，指沙皇在召见法国大使时曾表示，法德若发生冲突他将站在法国这一边。英国对一国独霸欧洲向来极为敏感，此时也被惊动。首相迪斯累里命外相德比爵士( Lord Derby)，向俄罗斯首相哥尔查科夫提出吓阻柏林之议：“余以为我国应推动某种协议行动以维护欧洲和平，如当年派姆( Pam)（即帕默斯顿爵士）力挫法国并将埃及人逐出叙利亚。或许可为此特殊目的与俄罗斯结盟；其他强国如奥地利，或许意大利亦可邀其加入。”迪斯累里虽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深怀戒惧，居然也暗示英俄可结盟，由此可见他对德国可能主宰西欧是多么当真。但是一场虚惊来得快也去得快，所以迪斯累里的计划不曾有机会付诸实施。俾斯麦虽不确知迪斯累里心中的盘算，但以他如此敏锐的人不会猜不到英国最大的顾虑。正如坎南所指出，这个危机的本身没有它所引起的关注来得重要。俾斯麦并不打算在刚令法国颜面无光之后，那么快便走上战场，但他也不排斥让法国以为，若逼不得已他有可能这么做。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无意于保障共和制的法国，但也不介意让俾斯麦觉得俄国可能作此种选择。所以引起迪斯累里有所反应的是尚不存在的事实。然而英国的不安、法国的军事活动和俄国的难以判断使俾斯麦相信，唯有采取攻势才能阻止对抗德国的结盟，而一代之后确实出现了反德的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另一个危机则确有其事。它以又一次巴尔干危机的形式出现，并且证明了当国家利益发生基本冲突时，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已无法维持三皇同盟。由于此次危机所揭露的冲突到最后无可避免地终结了俾斯麦的欧洲秩序，并令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要说明得详细一些。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趋于沉寂的东方问题，此时又再度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并引发一连串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事件，随着19世纪一年年过去，逐渐变得像日本歌舞剧一样千篇一律。有某一近乎意外的事件触发危机；俄罗斯扬言要有所行动；英国便派出皇家海军。然后是俄罗斯占领奥斯曼帝国巴尔干的某一部分作为要挟，英国于是扬言要宣战。双方此时展开谈判，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些退让，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势又更为恶化。1876年，多年来受土耳其统治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反叛，其他巴尔干民族也群起呼应。土耳其的反应是令人发指的镇压，而泛斯拉夫情绪高涨的俄罗斯扬言欲加以干预。这个举动在伦敦又引起例行的对俄国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鲁斯海峡的恐慌。自坎宁以后，英国政治家始终奉行一个信条，即俄国一旦控制这两个海峡，就会主宰东地中海及近东，继而威胁到英国在埃及的地位。因此根据英国一贯的认定，奥斯曼帝国即使再老朽再不人道也要保留，甚至不惜与俄国一战。这种情势令俾斯麦极端为难。俄罗斯的冒进若能激起英国军事反应，也很可能引得奥地利加入战团。假设德国被迫在奥、俄之间作一选择，那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必将随三皇同盟一同付诸流水。不论情势怎么发展，他不是会与奥国就是会与俄国敌对，如果采取中立那就会得罪双方。1878年他对国会表示：“每逢奥、俄意见分歧，我国必须选择一边形成二对一的多数。”这种中庸作风是他一贯的策略，但此次危机发生后却使他倍感棘手。他第一步行动是设法找出三方面均能接受的立场，以强化三皇同盟的关系。1876年初，三皇同盟起草了所谓柏林备忘录( Berlin Mem-orandum)，警告土耳其勿继续其镇压。这个有一定附带条款的备忘录似乎在暗示，俄罗斯可能代表欧洲协调干预巴尔干，一如梅特涅在维罗纳、卢布尔雅那及特洛波召开的会议曾指定某一国负责执行其决议。但当年与此时采取这类的行动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梅特涅时代英国外相是卡斯尔雷，即使英国拒绝参与但他仍赞同神圣同盟的干预行动。然而现在迪斯累里是英国首相，他对柏林备忘录的看法是，这是解散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步且英国被排除在外。如此太接近英国所最忌讳的欧洲霸权。迪斯累里向俄国驻英大使苏瓦洛夫( Shuvalov)抱怨道：“英国受到之待遇有如门的内哥罗( Montenegro)或波斯尼亚( Bosnia)。”他也对经常与他通信的布莱福夫人写道：“均势已失，若不采非常之举，与北方三强共进退，则彼三强可自行其是，此对英格兰非愿见者。”以圣彼得堡、柏林、维也纳所展现的团结，英国想要抗拒它们达成的共识，不论其为何，都将万分困难。迪斯累里显然别无选择，只有在俄罗斯攻击土耳其的同时仍加入北方三强的行列。不过他依循帕默斯顿的传统，仍决定放手一搏。他将皇家海军移往东地中海，并表明同情土耳其的立场，使土国保持顽强的态度，逼得三皇同盟任何潜在的歧见曝光。素来并不十分谦虚的迪斯累里向维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宣称，他已打破三皇同盟。他认为此联盟“已形同历史遗迹，有如古罗马之三头统治。”迪斯累里是英国政府领导人之中最奇特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1868年当他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首相时，不免欣喜若狂：“万岁！万岁！我已爬上顶峰，位极人臣！”相形之下，当他的宿敌格莱斯顿( 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同一年受命继任首相时，却撰写了一篇万言书，谈权力的责任及自己对上帝的神圣使命，文中还有一段祷词，祈求全能的上帝赐他以不屈不挠的毅力，以便负起首相任重道远的责任。在19世纪下半叶主导英国政治的这两位伟人，上述的反应将两人正好相反的性情表露无遗：迪斯累里锋芒毕露，才华横溢，敏锐机智；格莱斯顿则学问渊博、态度稳重、信仰虔诚。这的确是很大的讽刺，维多利亚时代由乡绅及笃信英国国教的贵族家族组成的托利党，居然会选出一位犹太裔的豪爽之士为领袖，由精英分子形成的保守党派却把一位圈外的能人志士推上了世界舞台的最前端。犹太人获得如此高位的他是第一人。一个世纪后，同样也是看似高高在上的托利党（即英国保守党），而不是自诩为进步的工党，让一位蔬果商人之女即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登上首相宝座，她又是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也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迪斯累里的崛起颇出人意料之外。年轻时他是个小说家，更像是文人而不像是政治决策者，原本极可能终此一生做个成功的作家，没想到却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的主角之一。他跟俾斯麦一样，都赞同将投票权扩大到全体男性，他有把握英国的中产阶级会投票给保守党。身为托利党党魁的迪斯累里，对帝国主义自有一套论点，与17世纪以来英国所奉行的以商业为主的扩张政策颇不相同，有人曾说英国是因商业扩张而无心插柳地建立了帝国。对迪斯累里而言，大英帝国不是为商业需要而是为精神需求而存在，也是英国之所以伟大的基本前提。在著名的1872年水晶官( Crystal Palace)演讲中他说道：“此一问题非同小可。症结在于英国是否甘于不求长进，一切追随欧陆，模仿欧陆，到一定时间后走上势不可免的命运；抑或是要成为泱泱大国，成为帝国，使后世子孙得以君临权位的巅峰，不仅为其国人也为全世界所景仰尊敬。”对此深信不疑的迪斯累里必然会反对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就欧洲均衡的角度，他拒绝接受三帝联盟的解决办法；就大英帝国的角度，他反对由俄罗斯来执行欧洲列强对如何处置君士坦丁堡所达成的共识。因为在19世纪里，视俄罗斯为英国世界地位主要威胁的观念已渐渐根深蒂固。英国认为在海外的利益遭到俄国的两面夹攻，一面是针对君士坦丁堡而来，另一面是经过中亚逼向印度。俄国在19世纪后半叶向中亚扩张的过程中，其处心积虑的侵略方法后来成了公式化。每次被侵略的对象一定是远离国际焦点的偏远地带，使西方人很少能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依旧不改沙皇其实很仁民爱物，是他的子民好勇斗狠的成见，借此把鞭长莫及及混淆视听当做了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欧洲各强国中，仅英国关切中亚。当俄罗斯南侵步步逼近印度，英国屡次抗议，但总被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搪塞过去。哥氏往往也不清楚俄军的行动。英国驻俄大使奥格斯特爵士( Lord Augustus Loftus)推测，俄国对印度的进逼“非出于俄皇之授意，虽俄皇享有绝对权威，实乃军方跋扈使然。既建有庞大之常备军，为其寻求出路便势在必行。一旦侵略之举启动，如中亚，领土征服即接二连三，欲罢不能。”当然这番心得几乎是前面提到的哥尔查科夫的看法的翻版。另一方面，俄国究竟是因骑虎难下还是刻意扩张才威胁到印度，对英国而言并没有差别。同样的模式一再重演。每一年俄军都会更深入亚洲心脏地区。英国随即要求解释，所得到的不外乎种种保证，保证沙皇无意于并吞一尺一寸的土地。起先这些敷衍之词还能把事情摆平。但令人不安的是俄国又会再一次进攻，重新挑起问题。比方1868年5月俄军占领撒马尔罕（Samarkand，在今日乌兹别克境内）后，哥尔查科夫告诉英国大使安德鲁爵士( Sir Andrew Buchanan)：“对该地被占领，俄国政府不仅不愿其发生，亦深表遗憾，并保证不致永不放手。”当然我们也知道，撒马尔罕一直在俄国统治下，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苏联解体时才终止。1872年同样的文字游戏又在东南边数百里外重演，这次是位于现代阿富汗边境的诸侯国希瓦( Khiva)。沙皇的侍从武官苏瓦洛夫伯爵( Count Shuvalov)奉派到伦敦向英国保证，俄国无意于在中亚再取更多领土：“我皇不仅毫不据有希瓦之野心，甚至曾三令五申加以禁止，又频频指示应保有不致导致持久占据希瓦之情势。”这些保证言犹在耳，消息传来，俄军将领考夫曼(General Kauf-mann)已攻破希瓦，并订下内容与苏瓦洛夫所言迥然不同的条约。1875年，同样的手法又用于阿富汗边境的另一个诸侯国可干( Kokand)。这一次哥尔查科夫感觉似有必要对俄方的言行不一致有所解释。他很天才地想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片面保证与正式双边协定间的差别（前者在他看来是不具约束力的）。他曾写道：“英内阁由我方数度自动善意地陈述我方对中亚之看法，特别是我方之坚定决心，决不采取兼并或征服政策，似因而信以为我方已就此事与其订下确切之约定。”言下之意，俄罗斯将坚持在中亚行动的自由，其进退存乎莫斯科一心，即使它本身提出的保证亦不足以限制其行为。迪斯累里不会允许俄国如法炮制地逼近君士坦丁堡。他鼓励奥斯曼土耳其拒绝柏林备忘录，并继续在巴尔干的镇压。虽然英国表现出坚定的态度，但迪斯累里在国内却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暴行使英国民情愤然，格莱斯顿对迪斯累里不顾道德的外交政策也是冷嘲热讽。因此迪斯累里不得不加入1877年的伦敦议定书( London Protocol)，与北边三王朝德、奥、俄一同呼吁土耳其停止在巴尔干的滥杀，改革对当地的统治。土耳其苏丹认为，不论表面上提出什么要求，迪斯累里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因此连这个议定书也拒绝接受。于是俄罗斯对土宣战。一时之间俄罗斯似乎赢了这场外交角力。不但有德、奥的支持，法国也表同情，更甚得英国的民心。迪斯累里则动弹不得；如果助土耳其一战，他的政府很可能垮台。但就像过去多次的危机，俄国领袖这次又做得太过火了。俄军在善战但鲁莽的将军兼外交家伊格纳帖夫( Nicholas Ignatyev)率领下，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奥地利对支持俄国的立场开始动摇。迪斯累里将英国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伊格纳帖夫宣布的圣斯特法诺条约( Treaty of San Stefano)，震动全欧。这个条约将削弱土耳其，改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 Big Bulgaria)”国，其国土将延伸至地中海。各国都相信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必定成为俄罗斯的附庸。自1815年以来，依欧洲传统概念，奥斯曼的命运只能由欧洲协调共同来解决，不可由一国尤其是俄罗斯单方面行动。圣斯特法诺条约有可能使俄国控制重要的黑海海峡，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它可能让俄国控制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决不会任其发生。于是英、奥均宣布此条约令人难以接受。突然之间迪斯累里不再孤单无助。他的行动看在俄国领导人眼里，等于是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同盟又死灰复燃。英国外相索尔兹伯里爵士发表其著名的1878年4月备忘录，说明圣斯特法诺条约为何必须修改时，连俄国驻英大使也是伊格纳帖夫的宿敌苏瓦洛夫，也表示赞同。英国扬言若俄国进入君士坦丁堡就要宣战，奥地利则扬言若巴尔干的领土分配不公，也不惜一战。俾斯麦最看重的三皇同盟现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在此之前他一直极端小心谨慎。1876年8月，在俄军假“为正教及斯拉夫世界而战”之名进军土耳其前一年，哥尔查科夫曾向俾斯麦提议，由德国召集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要是梅特涅或拿破仑三世，他们对担任欧洲协调的主导者是求之不得的，俾斯麦却犹豫踌躇，他认为召开会议只会令三皇同盟内部的歧见曝光。他曾私下表示，所有与会国包括英国，来参加会议，“均是对我国别有用心，因无一国可获我国如其预期之支持。”他也以为让迪斯累里与哥尔查科夫共聚一堂非明智之举，他称这两人为“同等危险自负的臣子”。可是情势越来越不妙，巴尔干眼看要成为一场欧洲大战的导火线，俾斯麦这才勉为其难地在柏林举行了会议，因为俄国领袖拒往其他的国都。不过他宁愿不插手寻常的外交庶务，便说服奥匈帝国外长安德拉西( Andrassy)发出请帖。会议定在1878年6月13日举行。但会议尚未开幕，英俄便就主要问题达成了协议，由索尔兹伯里与俄罗斯新任外相苏瓦洛夫于5月30日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要建立的“大保加利亚”国由三个新实体所取代：规模缩小许多的保加利亚独立国；东罗美利亚国( EasternRumelia)。理论上在土耳其总督统治之下的这个自治实体将受一个欧洲委员会的监督（20世纪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的前身）；保加利亚其余的部分仍回归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则减少。在另外的密约中，英国向奥地利保证将支持其占据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纳( Bosnia Herzegovina)，并向苏丹保证将保障土耳其的亚洲领土。苏丹则报以允许英国使用塞浦路斯为海军基地。到柏林会议实际开议时，促使俾斯麦同意主办会议的战争危机已大部分消除。此次会议的主要功能便是对已达成的协议给予全欧洲的认可。早知道会有如此结果，俾斯麦会不会肯担起可能两面不讨好的调停者角色，的确是个疑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会议即将召开，使得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到其他国家。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满足的替罪羔羊。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泄。”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中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件文件。以保守国君团结为基础的三皇同盟，至此已难以为继。自此，若要说国际事务有任何的凝聚力量，那就只有现实政治一途了。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所赞同的政策相当于英国“光荣孤立”政策的欧陆版。他力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持观望态度，在选定对普鲁士国家利益最有利的一边后，始能投入普国的力量。这种做法是避免结盟，保有行动自由，更可使普鲁士享有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多的选择余地。到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为求完成德国的统一而回归传统的与俄、奥结盟。但19世纪80年代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势。德国国势太强，已无法坐观情势的发展，否则可能演变成整个欧洲联合起来对付德国。同时它再也无法依恃俄国会像过去一样，几乎是直觉反应式地支持德国。现在德国是个需要朋友的巨人。为解决这个困境，俾斯麦完全改变以往的外交政策取向。如果他不能以比对手少作承诺来操控均势，那他索性尽量与比对手更多的国家建立关系，以便在必要时能有更多的与国可供选择。他放弃前二十年间外交政策对行动自由的主要诉求，改以建立一个联盟体系，经他巧妙地运用，一方面可防止德国潜在的敌国结成联盟，另一方面也可约束德国盟国的行动。德国与不同国家结盟有时显得自相矛盾，但每一个联盟中，德国跟各盟国的关系必定比它们各自彼此间更亲密；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