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部金融史-3

为了这点钱，哥伦布忽悠了8年，几乎骗遍了稍微有点钱的王室，包括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第一个被哥伦布看中的王室是葡萄牙王室。哥伦布航海的主要依据是当时一本非常流行的小册子《托勒密地理指南》。葡萄牙王室将哥伦布的提议转给学术委员会，委员会当然否决了大忽悠的提议。哥伦布转而忽悠西班牙女王，很不幸，又被西班牙学术委员会否决了。就在哥伦布准备去法国王室信口雌黄的时候，他接到口信，西班牙女王让他回去，准备出海。女王很够意思，以王冠上的明珠抵押，为哥伦布筹到了140万马拉维第，哥伦布自己再接再厉，在商人手里又骗到了25万。显然，够意思的决定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而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冒险。1492年8月3日，大忽悠带着三艘战舰出发了。历史记住了这3艘首航船的名字：尼亚号、平塔号和圣玛丽亚号。历经无数艰险（航行三周后，船员认为这是一次愚蠢的航行，几次差点把哥伦布扔到海里喂鱼，以便自行返航）和忽悠（刚才说过），哥伦布终于找到了一个小岛——巴哈马群岛上的一个岛屿，他马上宣布这个小岛归西班牙王室所有。传说，哥伦布此行的目的是去中国，而且带着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亲笔信。幸亏哥伦布到的地方是美洲，因为他的报酬是担任发现地区的总督。如果哥伦布真到达中国，不知道跟明朝皇帝怎么谈判。封他当总督，基本不可能。当不上中国干部当然有些可惜，但是，航海历险可以探索航路，可以开启贸易路线，甚至可以树立霸权。虽然结果偶然，但无数人中一定会有胜出者，百万分之一就可以激励一代人。1493—1502年，哥伦布又进行了三次航行，探明了到北美的道路。后来，佛罗伦萨人阿美利加认为这是一块新大陆，世人即将之称为“阿美利加洲”，即“美洲”。据说，哥伦布始终认为自己去的是印度，还是忽悠。哥伦布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没有到达印度，但他不能承认。前两次远航并未给王室带来真金白银，也没见到香料的影子。承认到了一个比西欧还穷的地方，让大忽悠情何以堪？有现代航海家说，哥伦布的航线确实是最佳航线。不过也有人说，哥伦布弄到了一份当年北欧海盗的海图，只是北欧海盗觉得新大陆实在没什么可抢的，就放弃了。现在更有人争论，在哥伦布航行前，中国人甚至早在南北朝就到达了新大陆，明代郑和也到达了新大陆。无论怎样，哥伦布毕竟是第一个为了商业利益到达新大陆的人，是他给美洲大陆带去了移民者，也给当地土著带去了几乎灭绝的灾难。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被称为强盗，每到一处都要攻城略地。发现新航线，欧洲商线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此，意大利城市失去了近东贸易垄断权，西班牙城市成为新的商业中心。西班牙是海上至尊，也是第一代雄起的霸主。国际贸易从此兴盛，中国的茶叶和美洲的烟草、可可开始成为国际贸易市场上的大宗商品，香料、咖啡、白糖等传统产品也逐渐丰富。更重要的是，美洲白银开始充斥欧洲，终于引发了“价格革命”。白银和世界市场为资产阶级兴起创造了条件，在殖民者残酷的掠夺中，人类终于即将走出蒙昧时代，迎来现代文明的曙光。哥伦布，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人，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改变了世界。新大陆金银害了谁所谓价格革命，平均到每年也就是百分之几的涨幅，放到今天根本不是问题。金银为币的时代，物价超级稳定。要知道当时西欧还没有纸币，从罗马帝国衰亡直到15世纪，这是近千年来西欧第一次物价上扬。15世纪末的欧洲，就缺一样东西：钱。1499年法国王室入侵意大利城市的时候，元帅沃尔奇奥曾向国王路易十二说了一句名言：“陛下需要的只是三样东西：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欧洲以重金属作为货币，黄金和白银独立于经济体之外，全部依赖于大自然的供应。13世纪发现的银矿已经接近枯竭，西欧很大程度要靠穿越撒哈拉大沙漠的商队转运金银。另一方面，欧洲不断地从东方购买商品，造成大量金银外流。城镇兴起以来，西欧地区最大的创新就是海外贸易，整个欧洲也是靠着海外贸易起家。贸易，需要钱作为中介，可是没钱……15世纪，货币供给不足终于造成了“银荒”，甚至实物交易又开始在一些地区扩大（尽管仍是贸易顺差，但中国明朝也正面临“银荒”，全世界都缺银子）。海外贸易逐步扩大，钱却越来越少；没钱，贸易只能萎缩……所幸，有了大发现。大发现第一个直接后果就是美洲土著居民被奴役和残杀。16世纪初期，西班牙殖民史上写满了臭名昭著的名字：科尔斯特、皮萨罗、菲尔南德……对美洲土著来说，这些人不是上帝的使者，是带来战争和瘟疫的魔鬼。印第安人、阿兹特克人被成批屠杀，活着的土著则沦为奴隶，1570年墨西哥地区人口从2500万人下降到265万人，秘鲁地区则从900万下降到130万。大发现第二个直接后果就是新大陆金银涌入西欧。残酷的杀戮和掠夺，给西班牙带来了大量的金银，1545—1560年西班牙平均每年从新大陆运回来万千克白银、5500千克黄金，16世纪末期西班牙的金银数量已经占到全世界的83％。金银涌入使得西班牙货币猛增，通过与西班牙贸易，西欧货币也得以猛增。尽管不再有“银荒”，后果却是全欧物价飞涨。今天，人们将这段历史称之为“价格革命”。“价格革命”是一个好听的词汇，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货膨胀”。16世纪，西班牙一般生活用品价格上涨了4倍多，粮食则上涨了5倍多（欧洲其他地区粮食也上涨了2倍左右）。看清楚，物价上涨几倍，但时间范围是一个世纪。所谓价格革命，平均到每年也就是百分之几的涨幅，放到今天根本不是问题。金银为币的时代，物价超级稳定。要知道当时西欧还没有纸币，从罗马帝国衰亡直到15世纪，这是近千年来西欧第一次物价上扬。任何时代的通货膨胀都是一场财富再分配的游戏，一般情况下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不过，当时西欧的情况是贫者愈贫，富者未必愈富。第一批因为价格革命遭殃的，也是最倒霉的人，是封建领主。拜千年不变的物价所赐，封建领主跟农奴的契约经常一订就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通常情况下，物价上涨最遭殃的是固定收入群体。现在，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地租，遇上通货膨胀，当然遭殃的就会是封建领主。封建领主想违约也不是不可以，通常情况下要付出一些代价，而领主也付得起这些代价。可恨的是，每一年物价上升百分之几，比违约金已经多了很多。通常情况下领主不会付出这笔钱，而是维持原有租约，随着时间的延长，违约成本会越来越高。每年都如此，封建领主的钱包瘪下去的速度就可想而知了。第二批因为价格革命遭殃的，是工场手艺人。工场手艺人最多，状况也最惨。当时西欧手艺人可没有劳动合同，却比合同更缺德——学徒制：学徒可以离开师傅，却很难找到工作。他们一干就是十几年，工资也不怎么涨。由此，生活水准直线下降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受益于价格革命的，莫过于新兴商人阶层。新大陆金银使得西班牙购买力直线上升，商人们获得了巨大的利润。这种情况从1510年一直持续到世纪末。城镇兴起时，诱使骑士下嫁女儿的农奴，不过是2000英镑财产。此时，批发商、贸易商、金融商可谓是真正的富裕阶层，2000英镑就是个起步价。无论金银如何增加，总归要有渠道消化这些货币。当时的世界，这个渠道就是贸易。无论西方还是东方，都没怎么见过海外商品，不用创新，能贸易来就是最大的创新！在经济起飞阶段，也只有贸易足够发达，才可能刺激出更精细、更有效的专业分工，经济也才能持续增长。综上所述，价格革命的最终结果是：价格上涨刺激了人们的交易需求，贸易也变成了最赚钱的行业，劳动者流向贸易成为风潮。西班牙之殇（1）如果常年把目标定为出门抢劫，那是肯定不行的。毕竟，这个世界不可能靠抢劫存在。在国内，地租和工资减少使得西班牙人更热衷于海外探险，这部分人又是西班牙最有进取心的一部分人，也是支撑经济的中坚，他们都到海外当了强盗，本土经济只会彻底衰落。抢劫成了为人作嫁，这才是衰落的真正根源。价格革命、贸易兴盛，并不必然导致国富民强。否则，最有钱的西班牙也不会迅速被最穷的荷兰取代。贸易发达只是国富民强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是：必须有人能保护你的财富，这个人是国家。否则，无论赚多少钱都被人打了秋风，无论是谁，赚钱的劲头都会打上几个折扣。然而，西班牙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价格革命过程中，西班牙商人介入政治的程度在世界历史上更是罕见，西班牙王室哈布斯堡王朝背后，始终有一个难以摆脱的影子——富格尔家族。正是有了这个家族，西班牙从王室垄断走向了商人垄断，财富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也正是因此，西班牙才在后来的大国争霸中败北。富格尔家族最初经营麻纱、铜矿，在西班牙对外征服过程中开始对王室借贷。国王胜利了要继续胜利，失败了也要翻本，总之，富格尔对王室的贷款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款当然不能白贷。作为对价，富格尔家族获得了哈布斯堡王朝所有的矿山、农业地产和庄园。究竟是富格尔家族控制着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着富格尔家族，已经很难说清楚了。王权信贷索求过多挤占了本应属于民间的信贷资金，之后，王室又不负责任地六次宣布破产，最终使得富可敌国的富格尔家族衰败。一旦本应属于民间资本的资金被王室挤占，金融制度就可能成为权力掠夺财富的利器。当人们认为自己正在储蓄未来的时候，财富早就被强势权力挥霍一空。货币增加、王室信用增强、国内商人富可敌全欧……这是好事吗？你可能还记得，我们说过，一国货币暴增未必是好事。现在，西班牙成为验证这一理论的第二个牺牲品。富格尔家族势力实在是太强了，强到可以左右王室更迭。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抢劫来的金银集中于王室和大商人。真正为抢劫流汗出血的士兵，最终并没有抢到多少财富。经济学其实很简单，钱的去处只有两个：第一，花掉；第二，投资。抢来的钱也是钱，出路也一样。西班牙人确实把钱花掉了，不过，由于财富过于集中，商品需求集中于奢侈品，财富并未被本国工农商业所吸收。也就是说，这种抢劫来的财富，未能普惠于国民。西班牙人投资的方式是借款给别人——通过富格尔家族，16世纪开始，富格尔家族热衷于借款给其他王室和教廷。尽管富格尔家族成为整个欧洲的债主，也在全欧获得了显赫的声誉，但是，西班牙人辛辛苦苦抢来的银子都被弄到国外去了。最后，无数西班牙人用鲜血换来的财富辗转流入英法等国，为别人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丰足货币。而且在对外投资中，西班牙也未获得收益。这也就罢了。更可怕的是，世界历史上，大概只有西班牙曾经把抢劫作为国家唯一主导产业，而且是全民皆强盗。对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来说，这是致命的伤痕。既然抢劫能带来巨额财富，何必劳心费神去创造？西班牙之殇（2）发现新大陆、沟通东西半球贸易、开辟新航线，这些都是好的。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偶尔抢几把，虽然不对，别人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但是如果常年把目标定为出门抢劫，那是肯定不行的。毕竟，这个世界不可能靠抢劫存在。在国内，地租和工资减少使得西班牙人更热衷于海外探险，这部分人又是西班牙最有进取心的一部分人，也是支撑经济的中坚，他们都到海外当了强盗，本土经济只会彻底衰落。抢劫成了为人作嫁，这才是衰落的真正根源。由此，最后一个价格革命的受害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西班牙。在大国争霸的初级阶段，国家实力很快会体现在战争上。貌似强大的帝国，一旦从体制内腐朽，原本强大的战争机器会在一系列偶然事件中败北，从而失去逐鹿中原的资格。使巨人倒下，只需要最后一根稻草。何况，西班牙遇到的不是稻草，而是大力金刚。16世纪中期，海上已经不太平了，当时的英国女皇伊丽莎白号称“海盗女王”，英国皇家海军即职业海盗，西班牙海上商船经常血本无归。1580年他们直接抢劫西班牙王室“金母鹿号”，抢走了80磅黄金、26吨白银。更可恨的是，英国在全欧编造谣言，说西班牙王室手头拮据。要想出来混，一个好名声是很重要的，名头坏了，谁还敢借给你钱？意大利城市银行业停止对西班牙王室信贷，搞得富格尔家族几乎破产。对西班牙来说，这些事情是无须忍让的。在西班牙海军“无敌舰队”看来，英国战船是不用打的，撞也可以。1588年，西班牙出动“无敌舰队”，准备好好教训一下伊丽莎白。英国虽然也是海盗，但跟大哥比也太寒酸了。因为经常打不赢，所以船很小，这样逃跑的时候比较方便。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压根就没想跟你打。备战期间，伊丽莎白的反应不是集结海军，而是要求英国商人把西班牙王室的汇票收集起来，然后在同一时间兑付。这么干是有道理的，因为英国海军实在无须集结，总共只有34艘战舰，集结起来只能给“无敌舰队”当靶子。不过，汇票的威力却丝毫不逊于军舰，西班牙王室立刻银根紧缩，能够出战的战舰数量下降到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也足以让英国海军吃不消，而且，哈布斯堡王朝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为每艘战舰配备了重50磅的加农炮，虽然事后看这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时的文献这样记载：“无敌舰队行进得非常缓慢，虽然所有的船都张满了帆，但风好像吹得很疲倦了，海洋却在难以忍受的负荷下呻吟着。”即使如此，无敌舰队也并非全无机会：第一次遇到英舰主力的时候，英军还在港口里晒太阳（当靶子）。不过，愚蠢的西班牙将领谨守国王的令谕“在与陆军取得联系之前，不得有任何战斗”，结果让英舰从眼皮底下一艘接一艘地跑掉了。后来的战争，就更加奇异：西班牙VS英国＝异国版“赤壁”。双方对阵时，西班牙战舰为增加船只撞击能力，用铁锁把战舰连起来。这个时候《三国演义》大概还没有西班牙文版本，否则西班牙人一定不会那么蠢。英国海盗虽然没看过《三国演义》，不过英国海盗却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用诸葛亮的方法打了一场异国版的赤壁之战。英国人没有战舰，却制造了一批小型独帆船，这些船都装了引火材料。“无敌舰队”战舰庞大，加之吃水过深、行动迟缓，战争结果翻转。英国在一舰未损的情况下，居然把“无敌舰队”一把火烧掉了。经此一役，海盗新贵英国控制了多佛尔海峡，对西班牙船只的抢劫更是肆无忌惮。西班牙王室就指望从新大陆运来金银过日子，偏偏经常被劫走。渐渐的，富格尔家族开始无力兑付地中海城市本土银行汇票，本土银行也开始大量破产。富格尔家族衰落，标志着属于西班牙的时代已经结束。16世纪末，新大陆白银逐渐枯竭，17世纪荷兰联省又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西班牙在世界级大国对决中败北。第一代世界货币：荷兰的欠条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欠条在整个欧洲流通，终于发展成汇票。16世纪末期，联省城市集中了汇票交易，借贷双方信息能够很快集中，降低了信贷搜寻成本，地中海区域的银行很快就搬到了联省。16世纪初期西班牙统治的时候，荷兰只是几个行省。这是一片资源匮乏、地域狭小的地区，曾经归属过很多国家，谁也没把它当回事。然而，世界上第一个日不落帝国，恰恰是荷兰。一个国家要领导世界，不可能靠丰富的资源。石油输出国组织资源丰富，却从来没有人认为它们是世界强国。穷兵黩武也不能带来国富民强，一个国家即使全民皆兵，也未必能领导世界。强国的秘密是什么呢？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贸易中心从地中海转向了浩瀚的大西洋。西欧主要河流基本都在联省附近出海，那里是通向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的必经要道。大发现后，荷兰城市尼德兰、安特卫普、根特、布鲁日成为无可替代的贸易中心。独立前夕，联省已经控制了波罗的海75%的运输业，商业水手总和超过了西班牙（不含联省）、英国和法国的总和。尽管北部联省是西班牙领土，这些成绩却绝不值得哈布斯堡王朝骄傲。在北部行省，统治者多次更迭，居民对王权从来都不屑一顾。而且，西班牙以天主教为国教，北部联省却信奉新教，庇护教皇的通缉犯。让北方这几个行省听从西班牙王室命令，那是相当不靠谱的。荷兰没有法国城镇、西班牙航道之类的创新，贸易方式还是原来地中海那套把戏，不过，北部联省却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市场，几乎全欧的商船都要从此经过。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经济学术语上被称为节约“交易费用”。打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您是一位年轻的未婚男性朋友，可能会选择某相亲节目，这样可以一次见到24位美丽的单身女性。她们的性格、容貌、品行都已经公之于众，所以，您可能就有了明确的“心动女生”，省得参加23次相亲。你省掉的23次相亲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就是所谓的“交易成本”。况且，在北部联省做生意，可以节约的不仅仅是费用……出于对王室的抗争，联省从来就不接受哈布斯堡王朝的命令。不服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当然也就与富格尔家族的财富无缘，为了获得税收，联省必须培植小商人。也就是说，在北部联省有一种相对公平的行政体制，可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财富。在这里，最多见的不是大家族或者行会，而是来自全欧的小商人。正是小商人的存在，才使得交易形式、交易品种多元化，生意人才能节约所谓的“交易成本”。由于小商人实在太多，联省5位公爵发明了一种新的交易方式——标准化的交易所。交易所里陈列着很多商品的样品，交易所提供商品净价、交易时间、交易地点、付款方式。一旦达成协议，小商人可以按照交易所提供的贸易清单在指定地点向主顾提供商品，当然，您的商品要遵守交易所定下的规矩。1609年，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成立，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也是第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在交易所演进过程中，联省终于孕育了经济史上的里程碑。自此，金融业才真正在西欧发轫。联省没什么银矿，又跟国王对着干，别指望这里有什么货币。结果是，联省极其缺钱。解决方式同样有赖贸易发展。城市挤满了全欧的富商，当时的国际贸易不可能货到付款，富商要经常打欠条，这些欠条往往有联省财政做担保，所以，信誉还是蛮高的。鉴于以上原因，欠条可以当做货币流通，欧洲第一个欠条市场就此形成。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欠条在整个欧洲流通，终于发展成汇票。16世纪末期，联省城市集中了汇票交易，借贷双方信息能够很快集中，降低了信贷搜寻成本，地中海区域的银行很快就搬到了联省。1609年，阿姆斯特丹银行在联省共和国诞生，阿姆斯特丹银行的银行券成为全欧流行的货币，在国际贸易中成为最受商人欢迎的支付方式，欧洲第一次出现纸币；1640年，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重金属贸易中心，此后，阿姆斯特丹银行成为国际汇率中心，进一步巩固了它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金融实力有效支持了17世纪联省共和国对外扩张，资金优势也迅速转化成为控制力，整个17世纪，荷兰商人可以通过银行改变贸易政策。在原始商业链条中，英、法、西班牙都被压制在联省的仓储位置，最大的利润环节几乎全部被联省商人控制。鉴于国际贸易需要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鉴于西班牙王室经常对联省横加指责；鉴于自己已经很富裕；……16世纪末期，联省开始试图摆脱西班牙王室的控制。王室的回应是，战争。只是哈布斯堡王朝似乎忘记了，“无敌舰队”已经被伊丽莎白一把火烧掉了，剩下的海军主力在联省手中。战争结果，联省中的北方七省独立，1588年荷兰联省共和国诞生。紧跟着，共和国封锁了南部联省对外贸易，南方贸易重镇从此一蹶不振。自此，阿姆斯特丹一枝独秀，无可争辩地成了一个多边支付体系的核心角色，并且一直保持到1710年。此时，阿姆斯特丹已经取得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源于强盗（1）七年战争，总有国家会失败。何况，七年几乎拖垮了参战的所有王室，最后倒霉的肯定是荷兰银行业。不看重权力，联省共和国还是很看重钱的，有钱才能到海外探险，才能做生意。问题是，北方联省的人还是没钱，贵族也没有。个人投资不能满足贸易规模，一旦商船沉没，又可能搞得家破人亡。没钱，也不能错过生意。以下是故事，并非史实，仅供参考。1596年，一艘满载货物的荷兰商船从阿姆斯特丹扬帆远行，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探险。船长名叫巴伦支，受哥伦布的鼓舞，他决定寻找一条从北冰洋向东到亚洲的新航线。想法很好，做法很差。很快他被冰封在北冰洋的三文雅岛附近，巴伦支的船不是破冰船，只有等待坚冰自己融化，巴伦支和17名荷兰水手开始了与严寒的生死较量。开始，他们拆掉船上的甲板做燃料，甲板拆光了，船不能拆，等吧。足足等了7个月，冰面才融化。故事的结局告诉我们，即使面临生命威胁，他们也没有动用船上可以挽救他们生命的补给。最后，8个人被冻死，货物却都完好无损地运回了荷兰。这只是一个故事，跟要讲的“公司制”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很多经济学教材都把这个故事定义为“信托责任”的开端，有了信托责任才有了现代企业制度。因为，船员的行为体现了一种精神：即使面临生存危险，被委托人也一定要忠于委托人，没有这种责任，公司制就不可能产生。无论时光如何推演，“信托责任”始终是现代市场的灵魂，没有“信托责任”就不可能存在当代证券市场。公司是探险的海船，船长是总经理，船员是职员，船主则是股东。船长背负着股东的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背叛股东利益。奥林匹斯山诸神见证了昔日雅典城邦的商业辉煌，日耳曼民族把赤裸裸的野蛮换成了坦然相见的利益，基督教对上帝的忠诚，在这一刻被融会贯通，一个证券交易所融汇了3000年商业文明。有人说“无商不奸”，如果商业是为了欺诈而存在，那市场又有什么意义？毕竟诚信才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放弃了诚信，就等于放弃了民族未来，不诚信的民族注定会被抛弃在历史之外。不过，以上概念仍属于经济学传说，世界绝无可能这么美好。信托责任，即使今天最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也不能做到，人类如果能克制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如果能完全按照规制经营，那经济学早就消失了。所有的信托责任，所有对股东的忠诚，所有的市场诚信，都是在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后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相反，未到一定程度，社会就很难演进出现代经济。荷兰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1602年，联省议会在原有14家贸易商的基础上批准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1621年成立西印度公司，负责对美洲的商品和奴隶贸易。自此，个人资产不再是商业风险承担者，风险承担者有了一个新的概念——法人（corporation），贸易商作为股东只担负投资风险。公司制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人类文明史册。你猜对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都不是好东西，它们是不折不扣的强盗。1619年，东印度公司占领雅加达，迫使其他欧洲势力（也包括亚洲国家）退出东方香料贸易：非荷兰控制的香料园会被武装战舰砍掉，非荷兰商船一旦被发现贩运香料则会被凿沉……公司源于强盗（2）这个时代，法人、公司更类似于一个领主，他们甚至有组建军队、对外宣战的权力。联省议会授予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专营权，东起好望角、西至麦哲伦海峡的国际贸易，全部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承担。这是那个时代的工商执照，公司业务相当霸道，说白了就是由东印度公司出面去海外替联省抢地盘。尽管联省共和国在国内保护小商人，却在国外当强盗，抢夺别人的产权。剥夺者，终将被剥夺。西班牙曾经拥有世界上70%以上的黄金白银，但是，终究没有继续称霸世界的梦想。联省共和国，同样落入了前辈西班牙的陷阱。联省共和国最主要的财富来源是国际贸易，财富吸引了无数荷兰人，一代代荷兰人始终在重复着一个动作。然而，世界产业链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一种创新都不可能永远延续。16世纪中期，荷兰的粮食、木材、铁等原材料均来自于其他国家。尽管本土也有精湛的造船业、纺织业，甚至能生产出精密的显微镜，但是，这一切都依靠海上霸权获得廉价原料，离开贸易，联省根本无法生存。而且，与英法直接向外殖民不同，荷兰全凭武功控制当地土著居民。16世纪后期，为了控制全球殖民地，荷兰终于形成了一个机器庞大的官僚体系。就算联省军队再牛，能杜绝其他国家染指国际贸易，却永远无法控制来自内部的走私。更可怕的是，东西印度公司实际是官方机构，官僚体系一旦形成，就有着自我扩张的趋势，而且，国内财富也是官僚体系必然的目标。如果只是以上原因，估计荷兰衰败的速度会很慢，毕竟这样一个控制全欧的金融帝国基本上已经“西方不败”。后来者即使想在世界利润链中翻身，也要经历相当艰难的一段时间。遗憾的是，还有另外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联省共和国执政官在很长一段时间兼任英国国王。威廉三世，是荷兰执政官，也是英国国王，他会牺牲荷兰利益弥补英国，毕竟在荷兰他不是国王。第二个理由，也是更重要的理由，荷兰银行业正在重蹈富格尔家族覆辙。随着财富的积聚，荷兰银行业也将信贷重点转向各国王室，毕竟长期信贷带来的利益实在是太诱人了：可以一劳永逸解决资金去处、获得各国政府保护……真可谓一举多得。17世纪，阿姆斯特丹金融产业几乎专司对王室贷款。终于，1756—1763年，欧洲七年大战后，荷兰发生了无可挽回的危机。七年之战几乎涉及欧洲所有王室，战场更是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甚至菲律宾。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发行地位赋予了它创造货币的功能，7年内，荷兰国内金融业向各国贷款已经超过了国内现金（金银）的15倍。对拥有世界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这样规模的信用创造绝对是灾难性的：一旦某家银行不能兑现实物货币，厄运就会降临银行业，甚至整个世界。七年战争，总有国家会失败。何况，七年几乎拖垮了参战的所有王室，最后倒霉的肯定是荷兰银行业。1763年，战争结束的时候，阿姆斯特丹银行业没有获得丰厚的利息回报，而是一批银行被挤兑，当年，43家银行破产。从此，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地位让位于伦敦，荷兰也失去了争霸世界的最后资本。当荷兰东西印度公司正为垄断贸易兴高采烈的时候，英国已经经历了光荣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查理一世的人头也滚下了断头台。最终，与西班牙一样，荷兰以自身衰败为对手强盛献上了一束娇艳的玫瑰。下一代霸主成长起来的时候，人类即将步入现代文明。郁金香泡沫（1）“投机”，如果按字面意思拆分，也可以理解为“投资于机会”。决定投机方向的是人类追求利润的本性，只要人们没有失去理性，获利就是最大的理性。在投机过程中，价格高速上涨本身就是机会，没有理由不冲上去。欧洲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三位勇士同时爱上一位美丽的少女，为博美人青睐，三位勇士分别送给少女一件礼物：皇冠、宝剑和金块。少女对三人都不钟情，于是向花神祷告，花神只好把皇冠变成枝干，宝剑变成绿叶，金块变成球茎。这个球茎就是郁金香。传说中的少女究竟嫁给了谁，我忘记了。我只能告诉大家西方正史中关于郁金香的记载：郁金香16世纪从中东传入欧洲；1570年，一位荷兰花匠从奥地利宫廷偷回了球茎，此后，郁金香一经绽放“举国称奇”。在花语的世界里，郁金香也曾代表未必美好的爱情；在金融的世界里，郁金香代表真正可怕的危机。17世纪，郁金香在荷兰仍是一种稀有植物，被贵夫人佩戴在晚礼服上。1635年，一枝上好的郁金香花茎，可以换到一辆上好的马车和几匹马。那个时代的荷兰乃至欧洲其他国家，佩戴郁金香绝对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荷兰人向来以商业头脑著称，郁金香的巨大利润很快就吸引了众人眼球，人们开始倒卖郁金香球茎。最初（应该是1635年前后）只是在上层社会倒手，毕竟郁金香是炫耀品，普通人与之无缘。与浪漫的法国人相比，荷兰人以冒险著称，证券交易所此时派上了用场。1636年，郁金香在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证券交易所上市。为给普通人投资机会，交易所甚至把单株郁金香分割为细股，而且制定了一系列交易规范。在轰轰烈烈的全民郁金香运动中，荷兰人创造了“期货选择权”，1636年可以卖出1637年出世的郁金香球茎，交割前不需要付款，交割时只需交割证券市场差价，而且推出交易杠杆，允许买空。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看多”、“看空”、“期权”、“期货”等证券市场名词基本都是那个时候由荷兰人创造出来的。荷兰政府也不甘寂寞，颁布了郁金香交易法，为郁金香交易设立特别公证人，指定具有资质的交易所……郁金香，实在是一种不平凡的花，对金融产业来说，她是一个盖世英雄：虽然没有金甲圣衣，亭亭玉立的身姿却缔造了迷幻多姿的证券市场……由此，荷兰开始全民炒郁金香运动：贵族、市民、农民、工人、海员、马车夫、清洁工甚至是女仆，大家摇身一变都成了种植郁金香的行家里手。故事的开端非常离谱：1635—1636年，荷兰郁金香合同价格的上涨幅度是5900%。很多时候，故事的开头，不一定等同于故事的结尾……不是每一个购买郁金香的人都惊艳于花的美丽，他们醉心的是背后闪闪放光的金银。投机者们并不想真的购买郁金香，只是希望能以理想的价格转手卖给后面的接盘者，其中的差价才真正惊艳世人。“大傻瓜”理论告诉我们：在泡沫中，人们相信最后一个傻瓜才是真的傻瓜，自己不是。但是，最后一个大傻瓜肯定会出现，可能是你，也可能是我，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1637年很快就要到来了，也就是说，1636年卖出的期货面临实物交割。此时，郁金香的价格已经涨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比如，一种名叫奥古斯特的名贵品种，此时每株价格足以换取阿姆斯特丹运河边上的一栋豪宅。郁金香泡沫（2）一些传闻开始流行，有人说从君士坦丁堡运来了大量郁金香（注：不可能，要能运来早就运了）；有人说一个破产的贵族只留下两个球茎，却卖不出高价（注：不可能，有两个球茎，就可以算是贵族了，怎么能说是破产）；甚至有人说一个异国水手把船长的球茎当鲱鱼作料给吃了（注：不可能，水手不可能拿到如此贵重的东西，如同大部分人不可能见到上亿的古董，赝品除外）……1637年2月4日不期而至，在此之前交易都非常顺利。当天，突然有经纪人喊低报价，当天球茎价格暴跌。一周之内郁金香跌落到农贸市场上洋葱的价格，几天内郁金香的价格跌至最高位的……此时，荷兰政府站了出来，声明郁金香球茎价格下跌毫无理由，劝告市民停止抛售。郁金香暴涨，没有理由；同样，暴跌也不会有理由。没有理性的市场，政府说话同样不好使。在劝告无果的情况下，荷兰政府开始耍无赖，1637年4月27日政府宣布：终止所有郁金香合同。郁金香泡沫，在第一次政府救市行动中破灭了。尽管泡沫崩溃的日期被记录得非常清楚，但谁也说不清到底为什么有人开始喊低报价，或许这是所有泡沫的最终宿命。既然是宿命，就一定会发生。金融市场上，任何时点、任何人都不可能对抗市场，政府也不行。既然是救市，就证明市场已经下行，没有人能改变市场的选择。因为，市场下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投资者信心崩溃。信心崩溃，无法挽救。于是，每一个荷兰人都觉得自己中招了，整个民族的巨额财富瞬间蒸发。如同2008年的中国股市，走出证券交易所，连中国最著名的金融学教授，都觉得自己是个白痴。危机结束，我们回看历史，似乎觉得非常好笑：即使郁金香名贵，不过是一朵花，花开自有花谢，一株郁金香怎么可能换1万吨奶酪？1841年，苏格兰历史学家查里斯·麦基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这样描述这次郁金香狂热：“无论是贵族、市民、农民，还是工匠、船夫、随从、伙计，甚至是扫烟囱的工人和旧衣服店里的老妇，都加入了郁金香的投机。无论处在哪个阶层，人们都将财产变换成现金，投资于这种花卉。”事后来看，每次金融泡沫都很离谱。现在人们觉得好笑，只是因为没有身临其境。“投机”，如果按字面意思拆分，也可以理解为“投资于机会”。决定投机方向的是人类追求利润的本性，只要人们没有失去理性，获利就是最大的理性。在投机过程中，价格高速上涨本身就是机会，没有理由不冲上去。这种情况下，谁不去投机，才是真正的没有理性。而且，与你想象的不一样，郁金香的故事并非完全源自一朵花。郁金香生长过程有点特殊，这涉及很多园艺知识，有点复杂。我们只能告诉大家，当时荷兰交易的不是普通郁金香球茎，而是感染植物病毒的球茎。即使普通郁金香，从种子到开花也需要10年左右，在没有园艺技术的年代，短时间内生产出变异病毒球茎，根本不可能。刚才说过，1637年一株奥古斯特价值一栋首都的豪宅，这个价格太离谱了。实际上，奥古斯特在全荷兰只有两株，运河边上的豪宅却肯定不只一栋两栋。世界上“独二无三”的花朵，换一栋豪宅，你还觉得贵吗？郁金香泡沫（3）用经济学语言描述，郁金香球茎供给曲线垂直，弹性等于0。理论上，没有任何替代品可以置换这些娇艳的花朵。变异的郁金香球茎，在没有基因技术的年代，还不够有吸引力吗？谁能在克林顿时代断言“纳斯达克网络神话必将破灭”？网络，难道不是21世纪前景无量的行业吗？可是，与郁金香一样，那些都是故事。金融市场里有句名言：“历史在不断重复。”人们幻想熟知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就一定可以掌握金融炼金术。郁金香泡沫，是金融市场出现以来第一次危机，之后，人类又经历了无数次金融市场狂泻，也有了无数次经济危机。有人能真正吸取教训吗？有人能真正逃脱宿命吗？金融市场确实在重复历史，不过，被重复的只有危机。每次经济繁荣，我们都有着不同的理由；每次危机，过程又都如此相似。那么，我们了解这些历史还有什么用处？史学家告诉我们：以史为鉴。很可惜，不用看后面，现在我就可以告诉你，以史为鉴，永远不可能。我们是人，是人，就必然遵从人类规律。能违反的，是纪律；不能违反的，才是规律。是人，就有弱点：贪欲和恐惧。在金融市场上，这些无法克服……能克服人类弱点的，是神，不是人。所以，人类数百年来才只有一个巴菲特，只有一个索罗斯，而且，即使他们也不是无敌的。几百年来，金融市场从嘈杂的聚会变为闪烁的电子屏，技术变了，规则变了，设备变了……只是这都是外壳，内涵什么都没变，永远在淋漓尽致地体现着人类的弱点。转来转去，该犯的错误还是要犯。市场高涨，就会有无数人展现贪婪，一窝蜂似的追涨；市场狂泻，也会有无数人暴露恐惧，一窝蜂似的杀跌。追涨、杀跌，是投资最大的忌讳，这条尽人皆知的法则，有几个人能真正遵守？尽管我们不能纠正自己的弱点，但是，危机不是错误，是危险的机会。问询如何面对危险，不如思考如何抓住机会。当交易脱离实物转向虚拟，必有暴涨暴跌，也就必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只是故事主角不断变换。资本逐利性最终会体现在实体经济上，而实体经济则需要更漫长的演化时间。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这个时差，就是泡沫；泡沫破裂后，就是危机。历史的宿命是没有结尾的，从这个角度讲，危机将必然存在，虽然我们不能预言危机将发生在何时、何地。泡沫破灭前，每一个泡沫都闪烁着耀眼的光环，正是在一个个耀眼的光环中，人类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最终改变了整个世界。没错，泡沫破灭将给投资人甚至实体经济带来灾难，但在灾难前没有人强迫你去投资。任何一个泡沫的本质都是资本逐利，故事背后交织着人类的恐惧与贪婪，只不过泡沫放大了贪婪，泯灭了理性……愿赌，就要服输。赎罪券功过（1）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有着极其深厚的经济根源。单单一个赎罪券，单单一个路德不可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以上种种，都是表象。人性是漆黑的夜空，神性只是其中的闪烁星辰。面对漆黑的夜空，教士却很少参悟到神旨，更多的会落入蛮荒。因为，教士也是人，不是神。教会有很多职务，教皇、红衣主教、主教……我认为这些人的职责，应该是拯救世人登上诺亚方舟；神棍们认为，鉴于拯救世人这项工作很有挑战性，自己首先应该被世人拯救。15世纪，教会已经忘记了上帝的教导，开始拿上帝做金融游戏了，比如“赎罪券”：只要你掏出足够的钱，“赎罪券”就可以替你在上帝面前赎清罪过。在金融史中，我实在不想将赎罪券算做一种债券，尽管两者相当类似，比如，都有承销商、路演、分销……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92—1503年在位）公开为赎罪券摇旗呐喊（路演），“当投入钱箱的银币叮当响的时候，炼狱中的灵魂便升入天堂”。不知这位教皇为自己购买了多少赎罪券。据说他在任期间罗马教廷公开办妓院，从业者居然占到罗马总人口的10%；他本人承认的儿子就有8个；我还看到大英博物馆中保存着一张类似于超市促销的宣传单，上面标明了教会各种职位价码，仔细看了一下，最贵的职位是圣库的理财法官和执事，约为1万英镑，很贵！教皇如此，也别指望主教们能如何忠贞。主教们擅长高利贷和享受，据记载，一个红衣主教出入带着一百多随从，都穿着用金丝银线镶边的绫罗……我读过点《圣经》，对基督教义有一点点浅薄的认识：人有原罪，不能向上帝索求任何赏赐，人生的意义在于救赎，方式只能是忏悔。要知道上帝很有本事的，连世界都是他在七天内创造的，不可能喜欢您那点孝敬。对金钱越渴望，就距离上帝越远；如果上帝信钱，你又如何信他？教会堕落对基督徒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市民、国王和领主都很不满。市民不会允许教会堕落，因为到15世纪，几乎所有的西欧人都是基督徒，但教廷已经不能承担基督的信众规范。国王也很不满。比如，神圣罗马帝国，教会独占了全国1/3的土地，每年能搂30万金币，国王仅收入万金币。领主自是不必多说，甭管教皇您有多神圣，总不能在我的地盘上搂得比我还多吧？结局：国王、领主、市民不允许教皇在自己地盘上发行赎罪券。只有得到世俗权力的支持和加盟，反对教廷势力才不会遭到教皇镇压，才可能打败强大的教权。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教皇融资的人叫做马丁·路德，这绝对是一个传奇人物。马丁·路德1483年生于日耳曼，父亲是小矿主，算得上家境殷实。父母对路德进行了严格的宗教教育，并让他熟识了拉丁文。十四岁时家道中落，求学的路德沦为乞丐，却被有钱人收养（仅此一条，概率就相当低）。在家境变迁、生存环境艰难的情况下，路德历尽风霜，培养了智力、胆量与见识，恰好，16世纪初叶的神圣罗马帝国为他提供了表演舞台。路德的专业本来是法学，1505年他刚学了两个月就被雷劈了（没死，这事概率更低），他觉得自己能活下来是上帝的恩典。为酬神恩，当年路德进入奥古斯丁修道院攻读神学，以虔诚、坚韧著称，而他最提倡的，却很恐怖，叫做“自我鞭挞”。这样一个清修士，听到赎罪券可以替代自我鞭挞，心情可想而知。赎罪券功过（2）1517年10月，教皇利奥十世派特使去神圣罗马帝国兜售赎罪券，这与路德对神的认知很不一致。他逐渐感到“基督徒愈接近罗马，就愈变坏。谁第一次去罗马，就是去找骗子；第二次，他就染上了骗子的习气；第三次，他自己就成为骗子了”。10月31日，路德撰写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就是传说中被贴到教堂门口的大字报。可以肯定，大字报不是路德本人贴上去的。当时，人们如果对神学问题出现理解偏差，通常的做法就是辩论，方式是书信来往。路德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攻击教廷，而是希望通过辩论使教廷收回成命，“找到一种更合适的方法拯救世人”。只是，这封书信不断被传抄，到底谁把书信搞成大字报，抱歉，我现在不知道。而且，我也看了路德所谓的檄文：并没有反对赎罪券，而是将罪过归咎于直接贩卖人，路德本人对教皇也相当尊敬，他坚信“教皇有赦免凡人罪行的权力，谁反对这个权力就应该被诅咒”。路德，并没有出格。也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不出格的举动，引出了非常出格的结果：基督教再次大分裂。《九十五条论纲》在一个月内传遍了西欧，人们开始质疑赎罪券，最终结果是教皇的债券承销体系遭到毁灭性打击，各地主教纷纷不再购买赎罪券，教皇的银子明显减少……教皇很愤怒，后果很严重。教皇不能容忍路德破坏融资的行为，1520年6月，教皇发布破门令，宣布任何人都有义务将路德扭送教廷处置。对一个基督徒来说，破门令意味着生命结束，路德的身份从主教变为教廷通缉犯，他已经退无可退。1520年8月，路德公开应战，发表《致德意志贵族公开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后来被称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这三个小册子的核心思想，用直白的语言复述，那就是：信教可以很便宜，信徒没必要向教会交钱。要知道，上帝是万能的，懂个几十种语言也不成问题。通过神殿仪式才能和上帝沟通，别太小看上帝了。1580年，新教信徒集体破门，自称基督徒，不受教皇管辖。自此，受教廷领导的基督徒在史籍中开始被称为天主教，路德新教在史籍中取得了正统地位，称基督教。历史上的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有着极其深厚的经济根源。单单一个赎罪券，单单一个路德不可能掀起如此大的波澜。以上种种，都是表象。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教皇才是欧洲真正的精神统治者。市民需要宽松的经营环境，最重要的就是精神自由。若连精神都不自由，我又如何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他们更需要夺取世俗权力，而代表上帝的教皇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教皇很幸福，市民却很不幸。如果教皇始终控制着精神权力甚至世俗权力，人们都服从了教皇，如何自由地去赚钱？如何实现对金钱的博爱？“因信称义”表面上是恢复对《圣经》的崇拜，实质上是否定罗马教皇最高权威。打破神圣的天国，上帝才能降临尘世。尊重神权的权威，也就难有尘世的人性。如果不能对人性宽容，神性又有何意义？资本的第一滴血，上帝哭了与美女相比，“圣教干城”更喜欢教会手中的权力和金钱，这才是英国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于是，教廷成为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滴血。赎罪券功过（3）第一代真正的世界级霸主，是英国。西班牙、荷兰在全球耀武扬威的时候，英国只是毛纺原料产地和产品市场，主要的出口商品是羊毛和粮食，被称为“农业附庸国”。更不幸的是，1453年英国在百年战争中刚刚失败，国内金雀花王朝的两位继承者就大打出手，引发了一场三十年的“红白玫瑰之战”（两位继承者的家族徽章分别是红白玫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个资源匮乏、耕牧结合、战争不断的农业附庸国也不可能成为下一个引领世界的霸主。英国崛起之路，源自宗教改革。确切地说，捞取英国第一桶金的人连上帝都没放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补充一句，一个国家崛起，仅有血腥和肮脏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不要以为每个农业国都有机会成为世界霸主。事情还得从红白玫瑰战争说起：红白玫瑰战争，此战不关风与月，几十年来王冠在很多脑袋上辗转，变为贵族断头的利剑。战争对人民造成了不小的灾难，对领主造成了很大打击。看清楚，我没说人民灾难很大，也没说贵族打击很小。实际情况是，即使是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战役，双方投入兵力也没超过10万，如果放到春秋战国时代，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红白玫瑰战争，三十年来各派贵族都有胜利。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是，各派贵族都曾经失败。也就是说，各派贵族为战争付出了无数生命和金钱。1485年，王冠终于落在都铎家族的头上。亨利七世戴上王冠的时候，王冠的含金量早就不高了，贵族在战争中精疲力竭，英国早就是一个上帝的世界。教会总收入已经占到英国全国总收入（你也可以理解为GDP）的三分之一，而且拥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长此以往，别说新兴资产阶级，连国王也不要混了。机会很快就来了——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路德在欧洲大陆和教皇辩论的时候，英国国王是亨利八世，而且不是路德的粉丝。路德刚刚发表《九十五条论纲》，亨利八世就提议国会通过《取缔分歧意见六条法案》，两周后，仅伦敦就有500人被处以火刑。教皇很欣赏亨利八世，称他为“圣教干城”。教皇没有想到的是，欧洲大陆宗教改革还没推开，英国就成为第一个新教国家。因为，圣教干城不但自己很快转投新教，而且，在全国亲自操刀推动宗教改革。干城是如何变成叛徒的？很多史籍这样记载：1527年亨利八世向教皇申请离婚，以便迎娶王后的侍女，教皇一直让亨利等了8年，也没有批准，亨利八世怒火中烧，宣布英国脱离教皇控制，开始宗教改革。以上说辞，只是史家诙谐的玩笑，激励亨利八世的绝对不是男性荷尔蒙。无论是侍女变成王后，还是王后变成侍女，结果都只能是抓瞎。变成侍女的王后、变成王后的侍女，两人的结局没什么区别，都被幽闭至死。王后之所以变为侍女，是因为她出自西班牙王室，西班牙是当时英国资本新贵最大的敌人。如此，广大英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侍女之所以变成王后，是因为她信奉新教又接近国王，英国需要一位新教王后，以便吸引来自欧洲大陆逃亡的新教工匠。与美女相比，“圣教干城”更喜欢教会手中的权力和金钱，这才是英国宗教改革的真正原因。于是，教廷成为原始资本积累的第一滴血。1533年，亨利八世宣布国王才是教会在尘世的最高首领；1534年，英国议会颁布《至尊法案》，“英格兰为主权国家，国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任何来自帝国之外势力干涉”、“国王陛下，他的后嗣和继承者才是尘世中唯一的最高首脑”……这位国王可比先人聪明多了，祖先偷个把银盘子就被教皇指着鼻子骂，亨利八世却直接查封了所有的教会财产：先用了4个月时间登记教会财产，编著了著名的《教产账簿》。然后，按图索骥，先易后难，先查封小修道院，后关闭大修道院：没收教会财产，尤其是土地。圈地运动，由此开始。英国圈地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资产阶级，不是农场主，而是这位亨利八世。因为，“国王要靠自己生活”。这里所谓的“生活”不是国王自己吃点、喝点、拿点，也不仅仅是多娶几个侍女，还有王国的一切内外事务，当然，也包括战争。为了生活，国王不断出售教会土地，到1547年，2/3的修道院地产被亨利八世交换、馈赠和出售，其中出售占7/8，仅1536—1547年，王室法庭拍卖掉的土地价值就超过了100万英镑。最终，全国70%的王室土地和50%的领主土地被卖掉了。土地的购买者则是新兴农场主和资产阶级，他们当然不是城堡式耕作，而是放牧收获羊毛。中古时代，领主的继承、婚姻、分封是地产转移的主要原因，结果是权势、财富只在领主层面转移。都铎时代，地产买卖不再具有封建因素，而是纯粹的经济现象。地产已褪去了光环，不再是社会、政治的附加成分，而成为一种可以与货币进行自由交换的商品。因为，王室只要钱。自此，英国社会结构终于出现了变化——土地不再是控制臣民的方式，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物质财富。圈地运动新解任何时代，土地都是主要的社会财富，但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物质产出，也就是说，利用土地的方式必须有所改变。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只有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才能带来辉煌。传说中的圈地运动，有人痛斥这是一场“羊吃人”的悲剧：农奴成了离开土地的农奴，也失去了谋生方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必需的条件之一——自由劳动力。有人却赞颂它是“公地悲剧”的结束：自此，公用土地有了所有者，大家不能在土地上乱来了。小时候，历史老师告诉我：“圈地运动”就是一个戴着礼帽的英国人赶着一匹马，马跑到那里，这块地方就算是弃农从牧了。每次看到这段历史我都很奇怪，为什么有人可以随便画圈，有人却只能离开土地？连个幌子都没有，就抢别人土地，真牛！现在我知道，领主土地分为两种：一种由农奴耕种；一种是城堡公地，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搞些副业，比如养羊。被圈的土地，就是公地。而且，在向工业化演进的历程中，英国圈地运动始终没有停止。不过，这里还是要说，失地农奴与工业革命需要的无产阶级并非同一群人，因为工业革命至少还要一个世纪才能发生，而圈地运动的高潮是在16—17世纪。那么，失去土地的农奴到底去哪里了？答：没有失地的农奴，即使到18世纪末期，英国小农人数也还处于增加的趋势。耕地改为牧场了吗？答：公用土地，只能放牧、烧炭、打草，本来就不是耕地。全国皆养羊就能变成强国，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崛起的世界级大国，就算全国皆牧场、农奴皆流民，也不可能造就强势产业。任何时代，土地都是主要的社会财富，但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物质产出，也就是说，利用土地的方式必须有所改变。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只有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才能带来辉煌。真正支撑英国崛起的，是牧业背后工场手工业的兴起，这是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可以解放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方式。既然是解放，当然会让农业劳动者脱离土地。只有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才有可能继续人类下一步的辉煌。英国正是靠着这种血腥的资本积累方式才积蓄了力量，国内纺织产业一跃成为欧洲翘楚，号称“衣被欧洲”。所以，尽管历代史家对这段历史痛加贬斥，但马克思对这段历史盖棺定论式的评价却是：“这场农业革命揭开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曙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圈地运动残酷吗？圈地者无良吗？农奴悲惨吗？以上问题，答案皆为：是。很多人被迫离开土地转入工场做工，这个事儿肯定有；资本家残酷奴役劳工，很多人宁愿流浪也不愿做工，也是确定无疑的。于是，经常有人援引1601年的《济贫法》，这部法律规定，健康流浪者被抓住三次，就要被砍头。于是，有人痛斥，这是王室和资产阶级的无耻勾结。现在，我要提醒大家，人们歌颂或者贬斥一个现象的时候，往往会夸大某个方面。所以，大家通常看到的《济贫法》只是删节版。《济贫法》确实是英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济贫法律，不过，这部法律提到的穷人分三类：一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二是家庭规模过大，无力供养家庭的人；第三类人是“有工作能力却好逸恶劳的穷人”。严厉的条款是针对第三类人的。随后，《济贫法》又两次被修正，“每个城市、自治镇和集镇的治安法官应为流民提供生产资料，将穷人安排进纺织作坊工作”，死刑、监禁、烙耳等刑法被取消。英国王室是最大的领主贵族，小领主也是王室存在的基础。资产阶级要搞掉领主贵族，向往“平等、博爱、自由”，那就等于要搞掉英国王室所有的权威，王室才不希望跟资产阶级勾结呢。勾结，去哪里勾？又怎么能结？历史在很多时候都充满了偶然。国王猜到故事的开头，肯定没有猜中故事的结尾。亨利八世如果知道自己给子孙后代带来什么样的麻烦，一定会后悔到把棺材啃穿。英国宗教改革的另一个结果：议会势力居然在王权支持下空前加强。对，你看得没错，议会势力是在王权支持下成长的。中国农民起义的时候，一般都要搞一套把戏，什么“大楚兴，陈胜王”、“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金刀玉玺”等，虽然毫无新意，却也百试不爽。西方人，也一样。国王也喜欢搞君权神授，法兰克王国的矮子丕平再牛，也得经过教皇加冕。只是，亨利八世却不再可能沿着前辈的足迹走下去了，因为，他抢劫的是教皇。当时，“至少有五分之四的教士反对国王”，更可怕的是，宗教改革初期，英国还有80%的臣民信仰天主教，大部分居民对国王这种做法并不理解。没有君权神授，亨利八世想到了国会。上帝不让我统治王国，如果臣民愿意，这事情也能凑合。就算国会不能代表广大英国人民，代表个把新兴资产阶级问题还是不大的，“只要我的政令能到达富人，剩下的事情，让富人去做吧！”亨利八世在位期间，国会先后颁布300多部法律，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自此，国王依靠国会立法成为习惯，加之贵族衰败，国王、法官和国民开始服从法律、执行法律，“服从法律”成为16世纪英国政治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亨利八世需要议会，他只能小心翼翼地培植它”，因此，“这个王权强大的王朝，并没有超过人民的限制”。英国内战：国王土地抵押术（1）我曾经认为，国王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是一个国家最富有的人。实际情况是，查理一世没有固定税赋收入，只能靠出租土地和贵族捐赠维持生计。非但如此，英国王室在地方没有派驻官吏，也没有常备军，每遇战争就需要临时召集雇佣军。亨利八世有一个女儿，叫做伊丽莎白一世，是一位不世出的女王，也是侍女王后留给英国最大的财富。可以说，伊丽莎白一世为英国崛起奉献了整个人生：终身未婚，却以婚姻作为筹码在列强中纵横捭阖；以弱小国力对抗西班牙，终于击溃了无敌舰队……总之，这位女王很伟大。伟大的原因，是因为王室欠下了一屁股债。1625年，王位传到都铎家族旁支斯图亚特王朝查理一世手里，英国王室财政已经千疮百孔（请注意，不是国家财政）。我曾经认为，国王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是一个国家最富有的人。实际情况是，查理一世没有固定税赋收入，只能靠出租土地和贵族捐赠维持生计。非但如此，英国王室在地方没有派驻官吏，也没有常备军，每遇战争就需要临时召集雇佣军。刚才说过，英国王室始终要靠自己生存，要为国家战争及一切公共事务埋单。国王，可谓大公无私。一般情况下，国王即位后就能得到终身征收吨税（进口酒类关税）和磅税（羊毛出口关税）的权力，轮到查理一世的时候，国会却仅给了他一年征税权。经过宗教改革，英国已经是一个彻底的新教国家，与法国等天主教国家之间始终有着错综复杂的战争，查理一世要独立支付庞大的军费。当国王不久，很穷的查理一世由此变得精穷，他只得强行征收吨税和磅税。此前，国会对此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这种税收已成定规，谁也不会太认真。可不知何种原因，1629年，国会突然宣布，缴纳这两种税赋的人，尤其是商人，是叛徒。国会，可谓很不厚道。我为国家掏自己腰包，你在背后捅刀子！查理一世愤怒了，他下令关闭了国会。没有国会的时候，虽然个把刁民起诉查理一世收税不合法，查理倒也平安无事，能凑合着混下去。1639年，苏格兰发生农民起义，很快起义军就进入了英国北部边境。为再次凑足召集军队的钱，1640年查理一世不得不重新召开议会，商讨开征新税。议会讨论的结果是：通过204款《大抗议书》，谴责查理一世妄称天威神武、任意妄为；至于如何收税，《大抗议书》压根就没提。面对《大抗议书》，查理一世暴跳如雷，只是，后果一点也不严重。当国王带着卫队进入议会试图逮捕《大抗议书》起草者的时候，不但发现议会大厅已经空无一人，而且，国王路上被无数市民谩骂。我为这个国家耗尽家财，现在强敌压境，不就收点钱，至于吗？查理一世很伤心，1642年1月10日，国王悄悄离开伦敦，到达了北方的约克。8月，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王旗，声称要讨伐叛国的议会。对一位相信君权神授的国王来说，这些都在情理之中。不在情理之中的，是这位国王的融资方式。查理一世居然以250万亩苏格兰土地作为抵押向全国人民借钱。要知道，此时苏格兰和英国压根就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王室私产，拿其他国家的土地做抵押，您没喝多吧？从此，国王走上了不归路。在查理一世彻底结束表演之前，他还要遇到两个人。英国内战：国王土地抵押术（2）我要说的第一个人，或许大家并不熟知。因为，很多时候，历史只记得最后的成功者。最初，查理一世要讨伐的人并不是人们熟知的克伦威尔，这个人的名字叫约翰·皮姆——《大抗议书》的起草者、议会下院领袖。皮姆只是一位改革者，他只要求限制王权，只希望依靠温和的手段制约国王。至于砍掉国王的脑袋，估计这位仁兄连想都不敢想。君主之位可以加冕于人，但王位不是权力。——约翰·皮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