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的邮递区号，成为渴望跻身首府地区，却又希望避开市区惊人房租的公司竞相追逐的目标。《今日美国报》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市兴建了一座双并现代化的城堡，但是住址却是“华盛顿特区20044，第500号信箱”。 市内的政治脊椎宾州林荫大道曾是肯尼迪总统抱怨的对象。1961年从国会赴白宫的就职游行时，肯尼迪埋怨当地酒铺、纪念品店与空地杂陈的现象。此后，宾州大道不仅脱胎换骨变成新的公园及人行步道，更吸引了大量的投资。约有10亿至15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投入整修此项工作：恢复国家戏院及旧邮政大楼的风采，花费4700万翻修全国新闻大楼，并将第六街到第十三街之间数幢综合办公大楼及旅馆大事整修，每幢的整修花费约在1.25亿至两亿美元之间，此外，当地富豪并花费了1.5亿美元恢复威烈德旅馆的原始风貌，此间便是林肯及多位继任总统等候举行就职典礼之处。 企业界的政治活动日渐活跃，也扇起急剧成长及混杂之风。曾担任过里根夫人社交秘书的布兰敦说出了她观察的心得：“你向外招徕民兵（公司的说客）为你打仗，你必须供应他们吃、住。于是你养了一大群争名夺利的人。每个人都想出头，每个人都想打知名度，每个人都想装气派，每个人都想施展影响力。我们从前那个单一工业为主的村庄早已不再是个宁静的南方小镇了。” 企业界的人潮加入竞选活动，公司的钱用于赞助精致的社交节庆及文化活动。除了少数几人还撑得住华府今日的社交排场，绝大多数的社交场面都远不及企业界的气势。近十年来，公司行号已公开扮演社交名人的角色。从前政治人物大多避免与商业界有公开的接触，但是现在政治风气已改变了。 福特总统的新闻部长，现任福特汽车公司总裁德霍斯特说道：“人们谈到乔治城鸡尾酒会的口吻不再和从前一样。它仍然存在，却不复往昔般重要。其中一大原因是许多企业领袖都可以举行餐宴，并且邀请要人参加。他们发现华盛顿的人们根本不排斥参加商界举办的餐宴，也不认为它们具有太浓的中产阶级色彩。” 见多识广的自由作家麦艾温附和这种说法：“现在最典雅的晚宴都是在国家画廊举行的。”她指的是国家画廊主任布朗说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东方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及福特公司捐款支持重要的艺术展览的口才与能力。1985年福特公司出资300万至350万美元，将原存于英国贵族家中的艺术珍品运往画廊，并支付首晚招待查理王子及黛安娜王妃一系列餐宴中的绝大部分经费。英国王储及贵族的造访使华府冠盖云集，也是里根第一次就任总统以来人们所仅见。曾创下一天晚上曾有42场正式餐宴同时举行的记录。 这里显然不在是乌岱尔在60年代所看到的宁静小镇。玩的是新的游戏。旧的华盛顿市的步调是冷静而刻板的，宁静而友好，像在烟雾弥漫的弹子房比赛撞球，母球的去向全在意料之中一般。当时，虽然人们偶尔会对旧的玩法嗤之以鼻，但是我们熟悉那些打法，我们认识那些少数著名的玩家，并且了解他们的战术。但是60年代晚期及70年代初期的改革者执意要驱散烟雾，并且将旧制度的暗盘全都斩除。 讽刺的是，改革却造成如旋转木马般的政治马戏团。旧式撞球场的玩法已不再，现在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嘉年华会，有电动车、靶场及满屋子的电动玩具，里面有一飞冲天的太空船、震耳欲聋的音响效果及变化多端的背景。新的游戏节奏之迅速，令玩的人和观赏的人都目不暇接。电视取代报纸 新的权力混战中，电视是造成革命性变化的一大因素。电视大致上已取代政党成为候选人及选民的桥梁。电视把政治人物引进客厅，让选民凭自己的印象下判断，而不再听从当地党务干部、工会领袖、教会发言人或商界领袖的意见。电视在竞选活动上的冲击是无法否认的。许多候选人因而根本放弃挨家挨户拉票的作法。 电视也深深影响华盛顿的权力运作。更进一步的腐蚀了两党在国会中的聚合力。电视助长了个别政治人物的独立性，使国会领袖在拉拢多数票时遭遇甚多的难题。电视造成的政治风气，是候选人必须营造其个人的大众魅力及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而可规避既有的政党组织体质。一旦他们跻身国会，政党领袖对他们的号召力也势必减弱。 电视也改变了其他的权力关系。从前，《纽约时报》驻华府特派记者克洛克（也是罗斯福总统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期间的重要的专栏作家）每星期总会在名士聚集的都会俱乐部举行非正式午宴。当时通常会有20个左右的政府高级官员参加，彼此闲聊、提供新闻，或者交换些不入流的故事。现在没有任何资深专栏作家有如此的号召力。显著的改变是1985年10月，有134名国会议员同时排队等着上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热线”节目。他们皆事先接获邀请，邀请中注明先到先上节目，大家竞相争取在电视上露面一分钟的机会——在电视上询问美、苏政策专家有关里根与戈尔巴乔夫日内瓦高峰会的结果。 电视已成为美国政治新的主体——1960年专属总统，到了70年代中期则扩及其他政治人物。电视剧烈改变整个政治活动的局势。最近几年，政治新闻的“销路”激增。除了既有的电视网新闻报导发生快速的变化外，1975年麦克耐·雷赫报导在公共电视播出，同年美国广播公司推出“早安美国”，1980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每周播出“夜线”、同年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诞生了。一年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推出的周日晨间新闻为周日新闻节目打了一针强心剂。 明显的是，对那些既性感又具个人政治魅力的政治人物而言，电视无疑地提供他们一条捷径，同时也为来自社会其他阶层的名流开启了一扇通往政治之门，像前超级杯水牛足球队的四分卫坎普、纽约的篮球明星布莱德利、太空人葛林，及地区性的媒体红人如赫姆斯等人均是如此，至于好莱坞名星里根那就更不用说了。 布鲁金斯研究所政治学家赫斯在《最后的消息人士》一书中说，传播网的新闻报导事实上强化既有的领导阶层。以1983年为例，他发现部分参院领袖及若干具潜力的总统候选人，是获得晚间新闻、周日节目及五大报最多的青睐的人士。的确，最精明且善于利用媒体的领袖能利用电视提升他们的权力，参院共和党领袖杜尔是最佳的例子。但是赫斯特的调查显示，部分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比其他势力较小、却知名度高的名士，如葛林及哈特较少在媒体上露面。葛林和哈特两人都是总统候选人，他们在媒体上广获注意，并非耐心遵循“苦媳妇熬成婆”及在政治中打滚的老方式才出头的，而是他们擅于利用媒体或恶名昭彰之故。 政治学家罗宾森表示：“媒体的改变，提供年轻议员及具魅力的议员更多出风头的机会，并因此赢得更多权力。” 多才多艺的新生代，是能在电视上展现魅力及机智的一群，有些人也成为重量级的代议士。协助他们走上捷径的是他们兼具电视魅力及简洁有力的风格，他们能将重要课题及讯息以简单明了的话交代清楚。肯尼迪对按资历升迁的政治极为不耐烦，他是率先在电视上经营个人魅力的人。部分总统角逐者，如纽约州的坎普就欣喜于与肯尼迪相提并论。这并非意谓着肯尼迪及其他电视议员并无具体建树，只是电视上的诉求是他们一炮而红的重要原因。为了要适应权力的更迭，即使元老级人物如众院议长奥尼尔等人，也必须学习电视论政之道。 国会方面，与电视一起成长的第一代政治人物中，以1974年的民主党议员最能流利的运用这个媒体——开朗、能言善道且精力充沛的政治家如索拉兹等。1974年这帮人大大地改变了国会的气氛，因为他们是突然崛起，且具有独立见解的一群，丝毫不理会国会既有的规矩。电视协助他们领先群雄，并且让他们在重要问题上经营影响力。随后在1978年，一大群共和党新生代宣誓就职之际，众院也已定期进行现场转播国会辩论的场面。部分人士，如佐治亚州能言善道的幸运儿金格里治，便善于利用媒体技巧累积其影响力。 除了坎普以外，共和党新生代中以葛拉姆锋头最健。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葛拉姆，是里根政府中一名颇自负的经济学家。葛拉姆可不是刻板印象中空有光鲜外表而缺乏内涵的政客，而是头发稀薄、鼻架眼镜的学者。但是，由于能掌握适当时机、提出睿智的立法案、精于自我吹捧，并在电视上推销其构想等方法一炮而红。葛拉姆在1978年以民主党员身分进入国会，三年后他在审核里根预算时，领导南方保守派民主党参议员向共和党投诚，转而支持里根预算方案。1983年，他更改投效共和党阵营，而在1984年以共和党员身分跻身参院。一年后，他以参院新鲜人的身份，与另一名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新生代鲁德曼，共同策划了引起广泛争议的预算案。这项预算案拟透过每年强迫缩减赤字的方式，达到1991年平衡预算的目标。葛拉姆善于运用传播媒体的技巧，不但在政治上引起广泛的注意，在立法上也颇有成效。 部分老资格委员，称这些长袖善舞的新生代议员为追逐知名度“做秀马”，而立法案繁琐的细节则由“工马”负责。例如，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多米尼西必须大幅修改葛拉姆——鲁德曼的计划才能使计划完成预期中的效应。但是公平而言，新议员实际上已发挥专业才能。真正引起资深委员嫉妒的是因为新议员不肯乖乖坐在后面当小徒弟。 电视协助打破既有委员会垄断政策的现象，使权力游戏因而开放。电视也避开了法案起草的繁琐过程，而直接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展示馆。坎普和葛拉姆是典型的例子，他们知道如何透过媒体推销他们的构想及同僚，进而影响国会。他们透过电视将讯息传给选民，造成民间普遍的参与而后反映回到国会。因此电视提供了众院435名众议员100名参议员一个推销政策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当今国会如此难以驾驭的原因。 布鲁克林民主党新秀舒莫表示：“国会已变成原子厂。在众院里，我们有435颗原子互相冲击，相互影响，却不太和谐。以前众院较有结构性可言。现在没有任何束缚力将这些原子聚合在一起。” 舒莫说：“就某种程度而言，众院的情形反映了美国社会。我们的社会也像原子厂一般。事实上，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管就哲学或结构层面而言，众院皆正确地反映了我们的国情。另一件令我惊讶的倒不是人们在国会中有多好的表现，而是政府机构本身的表现太差。我认为我们已远离强大领导阶段而倒向另一极端。” 但是对于常鄙视“华府纷扰”的人而言，舒莫的评论倒值得深思。我认为他说众院反映国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国会里固然有恶棍及笨蛋的存在，但是国会里定期出现的停摆及争议不休的僵局，并不是议员懒散或无能的表征。通常国会的缺乏进展，反映出人民对重大的议题缺乏共识。国会的无能往往并不是因为藏身其间的坏蛋及古董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有太多聪明、精力充沛，而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抢着上电视，以便将他们的意见传达给选民而形成的。 权力游戏愈开放，愈能刺激政治家扮演深具个人色彩的政治角色。除了遭遇真正的危机或是会期即将届满之时，参、众两院常常陷入停摆或仅勉强进行而已。但是这与其说是拙劣政客的错，倒不如说是因为权力过度分散以及互相抗争的利益而导致了缺乏强大的聚合力，无法让议员同心协力合作的情形。第三章 竞赛游戏第三章 竞赛游戏 一个冬日的下午，我问在参院服务了近18年的密苏里州资深参议员伊格顿，什么是华府最重要的权力因素？他想也不想就回答：“要身在多数党阵营中。” 当然就伊格顿的经验来说，这种说法千真万确。谁是总统、谁是议长，参、众两院中哪个党是多数党、谁是重要委员会的主席，关系至巨，眼见民主党把参院多数党地位拱手让与共和党的伊格顿解释说，谁做多数党，谁就能安排议事日程、选择委员会成员、安排国外访问或受邀前往白宫。 不过代表权力的正式头衔并不一定带来等量的权威，这是美国政坛恒久不变的教训，也是新权力游戏多变竞技场上颠扑不破的真理。美国人民经常在官衔与权力间划上等号，而忽略了权力难以捉摸的一面，而这难以捉摸的因素可以助长影响力及权威。政府的结构只是权力的鹰架，它未将人为因素考虑在内；高位固然提供了权力，但能否发挥这项权力却是一种政治艺术。没有任何权力是绝对的，因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游说竞赛，在这项比赛中，难以捉摸、看不见的因素非常重要，这在电视时代更是如此。电视凸显了政治家的性格，他的表现和观众的印象直接影响到他权力的大小。 从近来的经验，我们可知里根总统对于权力的运用是深得其中三昧，而卡特总统则不知所措；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有滔滔辩才，而他的前任艾伯特好像从未露脸说过话；有些委员会主席可以达成任务，有些却一事无成；预算局长斯托克曼可以推动政策，他的前任米勒却只是个二流角色，在国会议员眼中毫无分量。 简单地说，权力中最重要的成分往往是无形的，信息是一种权力，露脸曝光是权力，会把握时机也是权力，信任及品格是权力，体能和自信也是权力，会作秀是权力，受群众的爱戴也是一种权力。能进入权力核心是权力，能从中作梗也是一种权力，占上风是权力，有时拥有权力的幻象也是一种权力。 不过总统运用权力的成功与否，首先看他是否能唤起大众的注意，如罗斯福所说的——强行向大众推销他的教条。宪法中并未明定这种权力，可是总统可以要求电视网拨给他时段，而且也经常取得，这是新权力游戏国度中最吃得开的货币。除总统之外，别无他人能吸引成千上万观众到电视机前，听他推动议程和政策，以全国上下作为他个人的宣传筒，把政治体系带往他想走的路上。简言之，就是说服全国的能力。 我们可以用1986年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来说明这种情形。 1986年2月7日菲律宾选举后，美国转而支持阿基诺夫人，这项转变不可等闲视之，全靠参议员鲁嘉精明地发挥了他的曝光本领才扭转乾坤。本来，里根支持的是他的反共老友马科斯。但在选前，鲁嘉便不断警告里根政府，与马科斯这类的强人关系太近对美国并没好处。鲁嘉更以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分，率团前往菲律宾观察选举是否公正。 马科斯选举舞弊的消息首度传来时，有些美国人认为真相不会比芝加哥地方选举糟，但鲁嘉的怀疑态度比较强烈。在选委会工作人员不愿听从马科斯作弊的命令而退出计票工作后，鲁嘉更肯定克拉松已经赢得选举。他认为菲律宾换政府、美国换政策的时间已经到了。他的助理透露,2月11日他曾私下向里根进言，里根认为双方都有舞弊，但鲁嘉坚持只有马科斯舞弊。那天晚上，当鲁嘉听到里根在记者会上宣布“双方都有舞弊的可能性”时，其震惊自可想见，因此他在次日向记者特别强调，“总统并不明白真相”，白宫被击败了；里根几天避不见人，相反地，在这几天之内，鲁嘉乘虚而入，在电视上大肆发挥，力主马科斯“下台”。 在2月23日星期日这天，鲁嘉跃上舞台中心，他在三大电视网三大新闻座谈节目中出现，其他政要将此戏称为“帽子戏法”，即球赛中一局连进三球的绝招，鲁嘉在电视上要求里根打电话给马科斯，要他辞职。这项电视谈话发挥了影响力，里根的好友兼中间人，内华达州参议员赖克绍特打电话给马科斯，要他“毅然决然地辞职” 里根被迫改变立场。鲁嘉在全国瞩目下指控菲国选举不公及马科斯应该下台，以及电视大量报导马科斯选举舞弊，斫伤了里根的职权，迫使他改变支持马科斯的初衷。 同样的，里根的税务法案在1985年12月也成为众院共和党“叛变”下的牺牲品。众院议长奥尼尔公开宣称，如果里根拉不到50张共和党的票来帮他在民主党控制下的众院中通过税法，里根将成为“跋鸭总统”。奥尼尔跟鲁嘉一样，利用电视曝光的机会来界定政治现实和成功的条件，出招迫使总统因应。就税务法案而言，里根得到足够的票数，一偿夙愿；但就权力战术而言，总统的手已被奥尼尔扳动。鲁嘉跟奥尼尔都抢了里根的锋头，他们的力量都是以向多数观众诉求而争取来的。 在媒体曝光这一招，往往使得国会中的生力军比国会沙场老将掌握到更多的权力。众议员坎普于1980、1981年大声疾呼主张削减30%的个人所得税，里根的税务改革法案就是以它为蓝本的。坎普曝光所造成的冲击，比参议员杜尔、众议员康纳伯等税务专家对税务的精辟见解所造成的影响更大，而这也是华府现在流行的“圈内”、“圈外”政治说法的一个典型实例。所谓的“圈内”政要与“圈外”政要近年来彼此相轻相嫉，前者的权力是因为他们擅于草拟及推销法案，后者的权力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透过宣传及口号来对政策发挥影响。 后来出任世界银行董事长的康纳伯是共和党国会议员大老。 1981年时，他在众院已享有崇高的声望。他受人敬重是因为他是一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娴于税法及制订法律。他于1964年初次当选众议员后就扶摇直上，成为负责税法的拨款委员会中一名大将。身为平衡预算的正统保守派，他对坎普的减税方式缺乏兴趣。但在里根采取了坎普的方案后，他也只有勉为其难的附议。 坎普的权力基础不在资深而在于频频曝光。他在电视上频频施展他从前担任职业足球四分卫的魅力，推销减税会促进经济成长的经济理论。处于里根时代，坎普的明星特质及政治主题，使他比老成谋国的康纳伯更能气效推动政策。我曾私下得知，康纳伯对财政部长黎根在最后关头才将里根的税务法案交给他，要求他的支持的做法深感不满。因为法案是别人的构想，甚至出自他人手笔，但却要他担任起发起人之一的责任。不过后来他在法案中加了一些自己的主张，如给予大企业若干优惠减税等措施，而总算舒了一口冤气；但是，得到最多掌声的还是坎普。 另外，预算管理局局长斯托克曼在1981年的国会中也出尽风头。斯托克曼在担任预算局长前只做过两任密西根州众议员，年仅34岁，知名度不高，但是却能风靡华盛顿，因为他对每个人迷惑不解的问题，都有成竹在胸的答案。 在“里根革命”的初期，斯托克曼的影响力如日中天，套句华府行话，他是处在“权力浪头的前方”。事过境迁好久之后，他才承认自己当时并不真正了解那么多，不过在1980年大选紧要关头时，他比任何人都明白里根想走的方向和如何到达那个目的地，但其他人则一概茫然，这也是为什么众人皆仰赖斯托克曼的原因。斯托克曼因为能掌握先机、坚守信念，并有作事的方针而受到他人的倚重。当别人裹足迟疑时，他却能大胆地当机立断；当别人对问题解释不清时，他却可以头头是道，三言两语就替人解决困惑。他能把握住出击的时间，并且向他人展示如何利用权力真空强调自我。 五年后，斯托克曼在《大西洋月刊》上坦承自己曾擅自窜改帐目，使得里根的预算看起来好像能在1984年平衡，并供出里根根本不了解自己提倡的经济政策内容。然而，即使在此事发生后，里根也没有炒他鱿鱼，因为斯托克曼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知识就是他的权力。诚信就是权力 华盛顿有许多测量权力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以用“人”跟“经费”来衡量。理论上，官员拥有的人手越多，他的职权就越大；预算越雄厚，他就越有权力。用这个算法，美国国防部长自然是内阁中最位尊权大之人。不过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温伯格在里根政府头一两年中权倾一时，但后来却动辄遭议的情形。追究原因，部分是因为温伯格成为大众不满庞大军事预算情绪及零件价格奇昂案下的牺牲品。更重要的是国会对温伯格的信用失去了信心。在难以琢磨的权力因素中，没有什么东西比信用更要紧了。 信用，是成败及对当事人影响力最重要的关键；它是政治权威的灵魂，因为没有它，政治领袖或高级政府官员就不能说服别人。 也正是因为失去人们的信任，尼克松被迫离职、约翰逊的政治寿命受到斫伤、哈特也不得不黯然退出1988年总统大选之列。诚如艾森豪威尔助理哈娄所说：“诚信就是权力——我认为诚信在一切之上。” 举个例子来说，多年来，总统所提的经济预测经常被参众两院及两党打折扣，因为这些往往是有利于总统的预测。国会对温伯格的不信任随着时间与日俱增。因此尽管里根宠赖温伯格，由共和党领导的参院也以95对零票，强迫温伯格进行国防部的改革。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的情形，更是如此。凯西主掌中情局六年，在此期间他失去了国会及里根政府中若干同僚的信任，终于刺中了自己的要害。 凯西重振中情局士气及提升中情局情报分析品质，曾经赢得了许多人相当高的评价，尤其在早年，凯西的情报预算显著地大幅提高。但由于他热衷于在尼加拉瓜、安哥拉等地积极地进行秘密军事行动，使得国会对他的看法呈两极化发展，并造成许多争议，使得由民主党主控的众院情报委员会，及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莫乃汉及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杜伦柏格等对他眥议丛生，国会对支持与反对尼加拉瓜游击队的力量总是势均力敌，使得此一课题在国会中往往一触即发。不过，两院中数名要员认为这个平衡之势在1984及1985年转变得不利于里根政府，其罪魁祸首是凯西。因为他在情报委员会作证时，表现得傲慢无理，所说的全是欺骗及回避问题的不实之词。 众院情报委员会支持尼加拉瓜游击队的民主党参议员麦高第在1985年曾抱怨：“凯西鄙视国会，而且他并不掩饰他的想法。他觉得国会干涉他的活动，虽然情报委员会保了许多密，他仍说国会不能保密。相同的他在国会中逐渐信誉扫地，他在隐瞒事实时，不是支吾其词，就是回避问题。” 麦高第对1983年在中情局跟凯西进行的谈话的记忆十分鲜明，他说：“当时他告诉我们对尼加拉瓜游击队援助的目的，只是要禁止桑定政权将武器自尼加拉瓜流入萨尔瓦多。因此我问他：‘我们的尼加拉瓜政策是什么？’他说：‘尽一切努力。”我问：‘这是什么意思？推翻桑定政权吗？’他又回答：‘尽一切努力。’他有时会说漏嘴，说出真心话，不过自此之后，我知道我不能相信他在情报委员会中的证词。” 国会不信任凯西的程度，在1984年因听命于中情局的拉丁美洲突击队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的事曝光，而达到颠峰。参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高华德向凯西提出强烈抗议，因为凯西从未依法知会情报委员会此事。高华德说：“我当时真气炸了。我对他说：‘做事不是这种做法。总统要求我们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你想想，我们怎么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他的政策？我们都知道他派兵到黎巴嫩，这也就罢了，但在尼加拉瓜布雷，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我真不知我们要如何解释此事。” 情报委员会早些时候曾依靠凯西的副手伊曼来提高自己对尼游案的了解。身为海军中将的伊曼，人品一流，信誉良好。国会议员后来发现，凯西作证时如果故意误导委员会，伊曼便紧张的猛提袜子。伊曼这时总是无法正视议员，便以弯腰提袜来掩饰。高华德有一次在国会情报听证会上便以此事来取笑他：“你是三星上将，难道买不起不会滑下来的袜子？”伊曼回答：“我没办法，这是一种紧张时的习惯。” 伊曼下一次拉袜子时，高华德便明白了其间的关系，毫不放松地追问凯西当时正在进行的问题。 高华德问：“凯西，你能不能说清楚些？”凯西只有再加了一点细节。 不过不信任之心终于也波及凯西另一名副手——盖茨。国会中有人怀疑凯西及盖茨有意隐瞒伊朗军售案，虽然凯西曾以书面向高华德保证绝不会如此。在凯西病重后，里根总统曾提名盖茨为凯西的继任人，1987年初，他却在国会中惨遭滑铁卢。参院情报委员会对凯西的闪烁其词，及盖茨不能力阻止告诉国会有关伊朗军售及尼游案一事，感到怒不可遏，所以他们拒绝通过这项提名。里根被迫撤回提名，另以前联邦调查局长韦伯斯特代之。 然而对凯西提出强烈挞伐的不是国会，而是国务卿舒尔茨。不仅指控凯西在与其他官员讨论时瞒天过海，而且还歪曲情报来推动自己想做的政策，例如伊朗军售案。 中情局长窜改情报以遂己愿之事被揭发之后，舒尔茨等人即主张分离情报评估及秘密行动、政策制定等权力，凯西不仅自毁前途，而且还使得中情局权力大为受限。 与凯西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联邦储备局的沃克。在他担任两任主席期间，由于个人信用良好，深获国会及金融市场的推崇。沃克表现出最高经济决策人的态度，拒绝向政治低头、一心遏止通货膨胀……大大地伸张了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力。沃克之所以能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年度读者民意调查中，当选人民心目中仅次于美国总统的全美第二有权力的官员，不仅是因为他担任联邦储备局的主席的缘故，还因为他的人格高尚已深烙人心。 沃克在国际金融场上的秘密操作，使得日本一名外相曾唤他为“忍者”。有时他抛去联邦储备局的神秘面纱，在国会听证会中露面，经常会召来大批仰慕者到场聆听，他穿着绉绉的西装、叼着廉价雪茄，烟灰不断落在西装领上，吞云吐雾之际，口中不断吐出一大堆深奥的经济名词和他的经济政策理念。他有办法把国会议员收拾得服服帖帖，且使他们视他为贤哲。 第一个发现沃克是个人才的是肯尼迪。他把沃克罗致到财政部做经济顾问。肯尼迪以后的历任美国总统也对他委以经济要职。卡特总统在通货膨胀高达15%时，聘请当时担任纽约联邦准备银行总裁的沃克出任联邦储备局主席。卡特之所以选择沃克出任此职，是因为对卡特经济政策已丧失信心的华尔街、金融界、商业界及国际金融市场对沃克素有好感。 1979年10月及1980年2月，沃克两度说服联邦储备局放开市场委员会抑制货币供给成长率，1980年8月，沃克曾设法放松，以助卡特竞选连任，但为时已迟，里根入主白宫后，通货膨胀又告上扬，1981年，沃克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更紧，基本利率提升到20%以上，数千农民及小企业因信用紧缩、告贷无门而破产。一时之间，许多人视沃克为寇仇，使得当局必须出动特勤人员加以保护。到了1982年2月，《田纳西州建筑人》杂志用沃克和联邦储备局另外六名理事为封面，下面大书《通缉》二字。该刊指控联邦储备局“冷酷地预谋及无情地杀害百万小企业”。然而为了重振经济，沃克对这些辱骂淡然处之。而也就是这份为公之心，为他带来至高的信誉。 在美国经济陷入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时期时，当时的财政部长黎根便一再攻击沃克的货币紧缩政策；虽然许多商界人士赞成沃克的“治沉疴，用猛药”的作法，然而参院多数党领袖H.贝克及众院多数党领袖莱特却有意限制联邦储备局会之意。坚定如一的沃克力陈，美国经济之所以走下坡路，里根与联邦储备局一样有责任：里根的减税措施，使得美国赤字超过100亿美元，利率才因而居高不下。沃克在1982年8月以前，一直拒绝放松信用，而在8月实施增税以解决赤字问题之后，沃克才技巧地放松限制，使得美国经济在1983年8月，他四年任期期满之前，顺利进入复苏时期。 此时，沃克的信誉如日中天，通货膨胀由12%降到5%，而沃克也由“萧条的祸首”摇身变为“通货膨胀的征服者”。黎根及里根政府中的保守派仍欲去沃克而后快，但在经济复苏和金融界一片歌颂沃克声中，里根又让沃克做了四年。然而沃克的货币紧缩及对抗通货膨胀的政策，也使里根政府中若干想以实施低利率、放宽信用、使经济快速成长的决策人士，深感不满。他们一意想让美元贬值，好让美国出口货品在国外市场具竞争力，以压制美国居高不下的贸易赤字。有一段时间，沃克曾与继任财政部长的J.贝克联手干预美元，然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们的意见便相左了。J.贝克希望美元下滑得更快，幅度更大，而沃克则担心美元一路滑落会使进口成本激升，而他六年来对抗通货膨胀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里根政府决定暗中推倒沃克，1986年初，里根任命两名新人出任联邦储备局理事后，反沃克一派的人首次在理事会中取得4：3的多数票。在一项权力较劲中，财政部长J.贝克私下授意里根任命的四人调低利率。那年2月24日，“里根四人帮”在沃克阵前倒戈，投票决定应削减贴现率，即一般银行需给付联邦储备局的利率。沃克认为，除非日本及西德也采取同样步骤，美国不能走这一步，他担心这样做会吓跑外国投资人；外资若从美国撤走，美元地位将大为削弱。这项表决是对沃克的权威的挑战，也使政府信用及判断力受到质疑，因为事情曝光后，美国大众纷纷质问为什么政府要扯受人敬重的沃克的后腿。 沃克也不是省油灯，他以多年建立起来的人民信任作他反击的后盾。他曾秘密会见J.贝克，他向J.贝克表示，如果要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情，他将不惜辞职。这项威协无疑是一项警钟，于是J.贝克退却了。他必须承认沃克是美国政府在金融市场中的信誉象征；J.贝克只是要对沃克施压，而非激怒他。当天下午，贝克便传话给联邦理事会中的游离票安乔，要他改变立场。结果表决结果，沃克以一票险胜。 前美国企业会议组织执行长艾伯丁肯定了沃克的政治技巧。他说：“沃克是华府自胡佛以来的最佳官员，他迫使两名不情不愿的总统任命他担任联邦储备局主席。卡特不愿用他，但因卡特政府及1979年的经济已在破产边缘，而不得不用沃克；里根求助于沃克，也是因为他需要沃克。每位总统都怕胡佛，因为他握有每个人的情报；相同的，每位总统都诚惶诚恐地对待沃克，因为一旦他离开，证券市场就会崩溃。沃克是一名非常精明的银行家和金融分析家。但他的成功并不于此，而是因为他是一名大师级的政治人物，人民信任他。” 1987年8月，里根让做了8年主席的沃克退体了，显然是怕沃克的反通货膨胀信念会使他在1988年再次实施紧缩性金融政策，而影响共和党1988年大选的胜算。沃克退休的消息传开后，金融市场顿时出现恐慌，市场快速下跌，里根只能借选择在金融市场上信誉亦极好的保守派经济学家葛林斯潘，才化解沃克走后更严重的反应。人缘与手腕 从信誉再向前一步，我们就要谈到个人魅力政治——这是大众往往忽视的一种华盛顿政治运作，单是个人魅力，甚或一种生动的幽默感，就是权力重要的因素之一，有时它能改变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就华盛顿的律师史特劳斯而言，能在冠盖云集的政治集会及商业场合以趣事或一句惊人之言语惊四座，远比精通预算经济还管用。 精明干练的傅蓝克是自由派民主党国会议员，他说，华盛顿权力游戏成功与否，跟高中时代的校园政治差不多。傅蓝克认为，在国会中必须靠联络及人际关系来进行政治运作，高中时也是如此。 这是因为国会没有明显的权力阶级可言，国会领袖不像公司总裁，有权发号施令，对公司人员的聘用与否握有生杀大权。 傅蓝克说：“从体系结构方面来说，高中比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地方更像国会，众院中无人能对其他人下达命令；当然议长比一名来自得州的新参议员更具影响力，但即使如此，他也不能命令别人做什么事，没有人能炒别人的鱿鱼。有影响力就表示你能说服别人，有人缘，受人尊敬，但并非敬而远之，我说它像高中，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名甚受欢迎的众议员乌岱尔，就曾试验过傅蓝克的说法，他把众院每一位议员的名字都记了下来，他说：“我连睡觉时都带着一个小本子，内有所有众院议员的姓名及照片。然后我会跟到众院仅一年的议员打招呼，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某地的代表，并说出跟他有关的一些趣事，这种交情有一天终会发挥作用。到要投票表决时，他会投票给我所提出的法案；要是支持与反对法案的两方势均力敌，而他是中间票时，他会对你作有利的考虑，因为他认识你。” 有个好的例子是卡特与里根的对比。卡特因失去人心而败北，而里根却因人民的喜爱而成功。1986年里根政府对伊朗秘密军售案曝光后，大部分的人都对里根产生不信任之感。他的总统地位也因此深受其害。别的总统可能就因此而毁，但人民对他的喜爱使他免蹈此途；选民可能会嘲笑他不谙政情，但他们就是无法把他视为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那样的坏蛋。 里根还受到其他许多较难以捉摸的重要因素相助，其中之一就是不抓权。哈娄告诉我，做总统及高官的要诀就是避免显出权力饥渴状，新闻界及大众都不信任权力欲明显偏高的人。哈娄说，约翰逊及尼克松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卡特也是如此，他在行使权力上操之过急，结果陷入许多问题之中；曾任国务卿的黑格及白宫幕僚长黎根也因权力欲过高而提早结束了政治生涯。 1984年协助里根竞选，后来又成为布什竞选团经理的安华德说：“尼克松、约翰逊及卡特都有太高的权力欲，结果他们都在媒体挞伐下离开白宫。里根有一种超然事外的态度，他对权力秉持的是‘禅’的哲学，他不会为了权力而大权一把抓，在美国历史上，只有艾森豪威尔采取同样超然物外的态度。” 权力事实上也靠想象、演戏及一副超然物外的姿态凝聚而成。里根的注册商标之一就是不卷入琐碎的权力战争。像马克吐温笔下的汤姆让别人的小孩在心生羡慕下自愿替他粉刷围墙，里根的技巧也是让别人去冲锋陷阵，如国务卿舒尔茨、内政部长华特、国会领袖、波音戴克斯海军上将，甚至像诺斯上校之类的人，充当他的避雷针。对小战役，里根是不屑一顾的。他置身事外，只等待可以一显身手的少数几场大战来到时，便占尽胜算。 里根对“作胜利者状”技巧高超。年复一年，里根送交国会的预算都马上被国会驳回。但是里根退居后方，不为他的预算力争，让本来是选民眼中的一场大败仗消弭于无形。他等到国会制订了自己的预算之后，再指责国会说未达成他的预算目标，那时，选民已忘却了里根的预算计划早在几乎无人支持的情况下被封杀的事了。他的税务改革方案也是如此。他推出一个想法，然后向后一靠，准备在它遭遇失败后，再指责别人的不是，只有在国会千辛万苦的让万事就绪之后，他才出面干涉邀功。里根借这种欲擒故纵的手腕，凝聚权力以保持他成功者的形象。他的游戏风格，将成为未来美国总统的榜样。 在1986年底伊朗——尼游案爆发之前，里根的这种战术确可做为研究总统如何累积权力印象的重要教训。有一些领袖知道如何在失败后找台阶下，然后迅速迎合必然的结果，然后宣称这种结果是他一手缔造的胜利，里根就是个中高手。举例来说，1982年里根反对增税，但参、众两院都逼他增税，最后他只好赞成，并且还自居有功，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了一个胜利派对。1985年，里根拒绝对南非实施制裁，如果他否决国会的制裁法案，他的否决难免遭到国会再否决，因此他拟定了另外一份较温和的制裁案。在美国对菲律宾政策转变中，里根终于向压力屈服，宣称反对左派跟右派独裁的新政策已经胜利，好像这本来就是他的本意。 简单说，权力大小和人对权力的幻觉有关。美国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总统的权力远比国人想象的少，但是成功的总统，总是留给人民一个他有极大权力的印象，并借着将大事化小，大声宣传少数几次明显的胜利，来建立自己是有为总统的声誉。 总统及参与权力游戏的选手宛如权力波浪的冲浪者，有时他们在大浪前头全力冲滑；有时他们慢慢蹬水，寻找即将高起的另一个浪头，他们的成功在于有技巧地避开真正的滔天巨浪。不时地，他们必须如技巧卓越的冲浪人般，寻巧地闪避浪头，免得被巨浪当顶压下。有时他们会被冲倒，但是他们立即又爬上浪板，意兴风发的乘浪而下。从岸上看去，最佳的冲浪者是那些极能控制平衡，永远自在的逐浪者。 肯尼迪时期的白宫顾问杜顿说：“这是个品味问题，肯尼迪及里根驾驭政治的手腕极高。纯以国会的胜负来评估总统职权的成败是错误的，还有其他方面都该列入评估。它主要的是手腕高不高，是不是事情都好像在你掌握之下？我以前以为演员出身的总统是最糟不过的事，结果这种背景对总统百益而无一害，做总统的人必须维持外表以保护他真正的权力。”第四章 缠斗游戏第四章 缠斗游戏 在政治剧场上，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赫姆斯充分表现内战之前南方式的亲和力，他有一肚子的故事，哪位老太太为他争取校园祈祷时间而为他祝福，又是哪位老先生诧异他的身体如此之高等等，不胜枚举。他将乡间掌故穿插在充满正义感和感情的演说中，声讨全球共产主义；他能把自己描绘成自由的保护者、被偏见和恶毒媒体中伤的无辜受害者。 赫姆斯在参院的态度中节中的，但是他的议会问政技巧高明有力，其基本精神就是一个“拖”字诀。他以马拉松式的演讲实施拖延战术，让参院手脚受缚，在别人意兴阑珊之际，他可以趁机达到目的。他的助理管他叫“否定先生”，他代表华府另一种基本权力：集积极阻挠、妨碍、否决之大成的否定权力，有人称之为“刺猬权力”。 特拉华州参议员拜登等民主党议员对赫姆斯不满，但他们承认他在议会游击战术运用的权力和技巧，确有他人所不及之处，拜登坦白表示：“赫姆斯是大师，他是最难缠，也是最高明的。他是打不倒的右派教父。如果散布的细作够多，革命就会继续下去，这个观点就是他创造、推动的。” 1983年10月，几乎所有的民主党议员和大多数共和党议员都赞成订立马丁·路德·金国定纪念日，但是赫姆斯却独排众议表示反对。当时参院多数党领袖H·贝克及保守派诸位大老都力劝赫姆斯不要作无谓的努力。他们的计票预估显示这项法案将轻易获得通过，而且他们指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种族问题上败阵，只会斫伤共和党在全国的实力。他们要求赫姆斯降低反对姿态，但赫姆斯置之不理，而这就是赫姆斯的典型作风。 10月4日，赫姆斯发表了一篇冗长的演说，以阻挠、搁置金法案。贝克为使共和党免遭尴尬，采取封杀赫姆斯马拉松演说的作法，里根总统也宣布他准备签署法案。次日，赫姆斯放弃长篇阻挠演说，然而两周之后，他却企图在该法案上附加四项修正案，以造成流案，而且力陈根据中情局的秘密资料，金与“美国共产党及极左分子有来往”。纽约民主党参议员莫乃汉将赫姆斯的控词摔在地上说它“内容猥亵不堪”。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小肯尼迪指控赫姆斯“想尽一切办法来挑起旧恨”。此时，众院已经通过该法案，两党广泛的支持使它以78：23票的票数在参院也获顺利通过，使得其他共和党籍议员对赫姆斯的作为抱怨不已。 但是身为新右派的舵手，赫姆斯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报纸大篇幅的报导此事，老家北卡罗来纳州尤然。1984年，在北卡州，民主党籍州长韩特原有意出马争夺赫姆斯在参院的席位，根据民意测验显示赫姆斯声望已呈落后。而在报纸刊登赫姆斯的新闻后，劣势即为之扭转。新泽西民主党议员布莱德利指控赫姆斯在北卡罗来纳州挑起“歧视、分离黑人”的情绪，赫姆斯及其幕僚均矢口否认，赫姆斯一名助理坚持：“这跟黑白对立扯不上关系。赫姆斯议员的用意是，如果要订定一个黑人节日，为什么要选一个可能跟共产党有关的黑人？”不过从北卡州人民的反应来看，布莱德利说对了。当赫姆斯在结束反金法案行动，回到故乡时，清一色的白人群众对他夹道欢迎，民意测验成绩也蒸蒸日上。 《新闻与观察家报》的季若瑞说：“这是选战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种族提示在北卡州游离票中激起极大的回响。” 赫姆斯就是靠此伸张他的权力和进行折冲式的政治。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及全美的政治基础，是一批热情的右翼群众及极具组织性的联络网；但是将他在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中推到高峰的，则是他小心计算的阻挠式政治，他有好几套不同的招数：长篇演说、拖延修正案、使议案上不了表决的台面或拖延任命——一拖就拖上几个月。 就金节来说，赫姆斯的策略在参院是注定会失败的，但是他的目的在刺激蝉联国会席次时的选举。他也曾刺激国务院令其疑神疑鬼、封杀意识形态敌人的提名、以拖延其他参议员的法案来谈判做想推动的事、甚或向里根政府施压，以迫其遵从“真正的保守派信仰”。阻挠、拖延和拒绝，都是这种权力的战术及工具。 当然，这种刺猬权力并不是赫姆斯的专利，国会山庄中有许多小组委员会也擅长此道。国会山庄是法案必须通过的立法窄门，主控这座权力站的政要决定有多少经费可以从这个水闸流出、到联邦水坝中。这种权力是以地盘为基础，其中以两院的拨款委员会最能操生杀大权，什么地方可用多少钱，他们最有发言权。 根据经验丰富的国会助理马修斯的说法，否决、阻挠式的权力游戏关键在于不惜得罪同僚，特别是在国会议期快要落幕，时间已剩不多时。刻意吹毛求疵、唱反调最理想的地点是在参院与众院的协调委员会中。这个委员会是两院为解决歧见而成立，委员会必须通过一项被多数委员接受的议案，否则议案就会从此寿终正寝。在这里，大家都会穷凶极恶地讨价还价。 马修斯说：“关键在于做刺猬——维持扎人且难缠的声誉。你绝对不能是滥老好人，好人一点也派不上用场。大家都知是‘刺猬’委员最有效力的委员，我曾替前参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穆斯基做事三年，他便是个中翘楚，无人能够企及，没有人敢和他作梗。干嘛跟他作对？干嘛破坏自己一天的心情？大多数人都讲求实利，希望能追求更多的快乐。可是，如果你为难穆斯基，他会让你一天心情都恶劣不堪，因为他比你智高一筹且粗俗不堪，他对着你喷云吐雾、抗战到底，而这正是成为一名最佳协调委员的条件。” 马修斯说：“正因为如此，穆斯基拟的法案比任何人都多，环保、公共政策、预算等不一而足。因为他极难缠，所以同仁就避免跟他作对。换句话说，除非极力反对某项议案，不然你会自动让他三分。我认为坏脾气是一项极有力的政治工具，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喜欢冲突。” 马修斯回忆：“穆斯基的致胜力量在于他从不离开会议室。他9点进去，1点出来，连厕所都不上。别人饿了，或是记者找他们去拍照，进进出出的，可是穆斯基就守在会议室，他留在那里，直到确定法案无误通过。要是你饿他不饿，那更好，他会等到1点，如果你12点要去吃饭，好，委托别人代理好了，他会做你的代理人。1点半他完事了，他所提的决议案顺利过关。” 在参院中，负面权力的主要战术是阻挠法或以争议性的议案来阻止立法。事实上差不多每一名议员偶尔都会用这一招来制止他深恶痛绝的法案。这些早就不是新的招数，只不过它在新的权力游戏中，在思考独立的玩家手上变得更为常见，这种战术在参院中较耍得开，因为参院的规定及过程比众院松散，除非参院3/5议员同意终结辩论交付表决或停止议案，否则辩论可以无止无休的进行下去。 赫姆斯是共和党籍的眼中钉，麦参柏则是民主党的“公害”，这位俄亥俄州籍、自由派银发的百万富翁，最喜欢拿特殊商业利益的特殊优惠待遇开刀。 麦参柏最有名的行动，是他会长期而无效地阻挠里根提名米西为司法部长；1981年最令人震惊的阻挠战术，是将独立的油厂所享的数十亿美元的税务优惠砍掉一半；但是他最令同事不满的是，他往往会在会议进入尾声时，以“守门人”自居的行动；阿拉斯加州参议员史蒂芬斯就有一次公开宣称他是“头痛人物”。参院会议在近收场时，就像个橄榄球球场，每个人都企图趁机使有利选民的特殊法案过关，因为到了那个时刻，已没人有心研究法案内容了，此时，麦参柏则以为纳税人看守荷包的守门员身份自居，在场上表演拦路虎。如果他的冗长演说阻挠方式遭到否决，他就改以附加修正案的方式来扼杀法案。一如赫姆斯，坚持到底是他权力的关键。 在众院担任过6任议员，并于1986年进入参院的科罗拉多民主党议员吴斯，曾间接地证实麦参柏的权力。吴斯对我说，他发现参院里的议会程序鼓励议员使用否定的权力，他说：“在众院，我们要靠联合、拉票及通过议案来做事。但在参院，议员的权力来自他们否定和阻挠别人的议案的能力。娴于立法的人，也擅长于威胁使用否决权力。”赫姆斯与尼克松 在范围更广的政治场上，杰克逊牧师曾在1984年的总统大选中，用过赫姆斯的冲突式政治。他们两人都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政客，他们借着动员党内的少数支持者，以煽动他们的热情来壮大力量。赫姆斯与杰克逊的政治哲学截然不同，但在领导群众运动上手法则类似。杰克逊领导的是黑人，赫姆斯领导的是强硬右派；一如赫姆斯以金博士问题惹毛了参院共和党同僚，杰克逊在1984年大选中一直拿黑人尊严为话题，在白人选民中造成反弹，不但使民主党领导人头痛不已，更使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选举失利，且在南方失败尤惨。在1988年的大选中，杰克逊扮演了较符传统的政治风格，设法扩大诉求，不过在1984年，他跟赫姆斯一样，玩的是反主流策略。 虽然两党领导人均曾设法安抚或与杰、赫两人谈判，但却非常少生效果。因为在刺猬权力游戏中，靠的是与众不同，而不是靠众志成城。在这项游戏中，战役本身通常比胜利更重要，因为有战役才能推动行动，赫姆斯及杰克逊各为其利益而战，利用他们在人民之间的力量与党派领导人抗衡。在这项权力游戏中，强化理想，逼对方摊牌及一而再、再而三煽动群众情绪，都可以滋长权力。赫姆斯更是扯动了人民心中敏感的神经，坐收纷沓而至的政治捐款。在冲突政治中，妥协的诱因并不大，因为一旦与权力架构妥协，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导人对热情拥护者的魅力就被冲淡了。 就另一方面来说，赫姆斯在80年代右派的领导地位，很像小肯尼迪参议员在70年代右派的领导地位。小肯尼迪对其他民主党国会议员有着极大的影响力。他的国会助理广及许多委员会，可影响许多问题，以肯尼迪家族的地位，他可以提携其他民主党员，所以他们自然唯他为首是瞻。当小肯尼迪要推动一项行动时，大家都替他抬轿，尤其是他在1979和1980年进剿卡特时。但无法取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及数名自由派民主党议员1980年竞选失败，都是促使小肯尼迪势力衰退的原因。 赫姆斯的政治后援组织远比小肯尼迪健全、周延，这使得赫姆斯的阻挠政治手腕更加耍得开。在参院中，赫姆斯是领导委员会的主导力量，领导委员会中一二十个保守派共和党议员每礼拜二都共进午餐。他们这个自组的委员会并不是正式委员会，但委员们行动一致，共同用长时间演说阻挠方式或运用权力搁置立法议案和任命，每每能建奇效。在里根主政时期，赫姆斯的强硬核心集团被称为“四赫俱乐部”，主要成员为赫姆斯、赫区、赫福瑞及赫契特。其他成员尚有爱达荷州的席姆斯、马克留，怀俄明州的华勒普，俄克拉何马州的尼科斯，威斯康星州的凯斯顿及犹他州的贾恩均是领导委员会的常客。亚拉巴马州的丹顿及北卡罗来纳州的伊斯顿在离开参院前，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赫姆斯的政治组织中另一个厉害的器官是一群精明能干的保守幕僚群，俗称“麦迪逊团”。这个智囊群是由一名矮胖的娃娃脸律师——政治奇才卡柏担任总提调，多名幕僚在他指挥下，经常推动执行委员会的参议员采取各种行动。这些幕僚中有些人后来成为里根的幕僚，他们在政府中组织了一个联络网，将情报——通常是机密——提供给仍在参院任职的幕僚。麦迪逊团认为苏联违反限武条约，而将之公布，并向国务卿舒尔茨及里根总统施压，迫使他们对莫斯科采取较强硬的路线，他们在里根政府内、外采取双管齐下的行动，说服政府秘密地把毒刺导弹交运给安哥拉游击领袖萨温比。 国会俱乐部是赫姆斯在北卡罗来纳的权力核心，这个组织是全美仅次于共和党的第二大政治募款团体。利用其外围企业组织，国会俱乐部替赫姆斯所支持的候选人及议案，募集了上百万的基金。它在1984年缔造了参院竞选史上的最高竞选经费纪录，赫姆斯募集了1640万美元以蝉联议席，他这种惊人的募款能力，使得贝克封他为“政治募款的洛克菲勒”。 在华盛顿，赫姆斯是许许多多右派组织的龙头老大，他丑化对手的广告战，深深地启发在全国专司进剿自由派及温和保守派政治家的全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委员会。他是保守核心会议及自由美国青年组织的精神领袖，也是国家政策委员会的创建人，该委员会是为了要对付外交委员会的右翼组织。另外，美国关系研究院、自由社会中心、货币及通货膨胀研究院、美国家庭研究院、美国关系研究院外交事务协会、国会俱乐部基金等，以及数个游说团体，都是他的智囊机构。 这些机构赋予了赫姆斯动员基础支持，以向政府其他人员施压的能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陶德说；“如果不是因为发动信海及电话战术的能力，赫姆斯绝无这么大推动议题的能力。如果他本人不能说服你，他还可以发动好些人来影响你。” 也有人认为，本来应是赫姆斯指挥他的组织，但有时却本末颠倒：赫姆斯有时必须大鼓簧舌在国会阻挠议事，这完全是为了作秀，以吸引更多的政治捐献来维持组织经费，金事件其实就是一个例子。1982年因赫姆斯、尼科斯及伊斯顿等人阻挠议案，使得国会议期一直拖到圣诞前夕还未结束，终于惹火了别的议员，一位素有修养的共和党议员也谴责他们“冥顽不灵、恶劣不堪”，最后这项法案还是通过了，赫姆斯受到同僚的嘲笑，不过嘲笑也没关系，他这一招又感动了乡亲，政治捐献再度蜂拥而至。 一名助理告诉我，贝克有一次说，赫姆斯凿井自陷，已成为“自己一手创建的广大组织中的俘虏”，因为他必须不断制造新问题来吸引选民的政治献金。到底是赫姆斯推动国会俱乐部，还是国会俱乐部推动赫姆斯？贝克一名副手告诉我：“只要有问题让他们炒作，他们就有得混。” 赫姆斯有时也设法推展他自己的外交政策。他认为舒尔茨受到求和派外交属员的蛊惑，并指称连凯西领导下的中情局，在武器间题上都受到“亲苏派的偏见煽惑”。 赫姆斯的手法跟大多数参议员不一样。大多数参议员的游戏目标是推动计划和通过立法议案，赫姆斯恰好相反，他是采取拖延行动和进行阻挠演说。他提出节外生枝的议案，专要惹怒自由派议员和搞砸他们的议案。 贝克有天上午告诉我：“每次只要他们想破坏一项议案，赫姆斯就会把堕胎修正案或校园祈祷修正案加进来。而魏克参议员也会站起来庄严地宣布他会用余生之力来进行演说阻挠。老实说，从参院观点来看，赫姆斯真是一名糟糕透顶的议员。因为如果想要为参院、国家或党做什么事，去找赫姆斯商量，非得花上儿个月的时间去磨不可，否则无法达成协议。就拿国务院从事任命来说，我又不得不看着它受几个月的折磨。” 赫姆斯最喜欢拿来对付舒尔茨及国务院的武器是“拖”字诀。 每一位参议员都有权“拖”，这是参院对参议员的一种礼遇。当参议员个人对总统提名人选有异议时，他们都有权拖延，大多数参议员对这项权利只是在他们对人选认识不深时偶尔为之，赫姆斯却经常使用。 1981年，赫姆斯迫使国务院亚洲局“清局”，并对一项基辛格的旧属的人事任命案拖了5个月之久，迫使两项任命阵前换将。基辛格的人是赫姆斯最喜欢拿来开刀的对象，他对基辛格1982年与苏联大谈和解一事深恶痛绝。1982年赫姆斯对里根武器管制暨裁军总署的两项人事任命，也拖了好久的时间，逼得里根最后不得不撤回这两人的提名。1985年6月，赫姆斯搁置了舒尔茨所提的39项大使及高职官员的任命，企图借此迫使舒尔茨改任6名赫姆斯中意的人选。在7月到11月的时间里，他阻挠基辛格助手洛德出任驻中国大使，一直到当局承诺不透过联合国经济援助中国的家庭计划后，他才放手。 共和党领袖辛普森说：“麦参柏跟赫姆斯都是高手中的高手，两人都甚少鼎力支持任何法案，有些参议员想尽办法想找出赫姆斯或麦参柏大力支持的法案，只为了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可惜事实上除了一些难以察觉的蛛丝马迹，少有他们两人‘心爱法案’的存在。” 不过，有时赫姆斯也会阴沟里翻船。举例来说，1986年初，赫姆斯力保马龙出任伯立兹大使，经过激烈争执，舒尔茨终于提出马龙。不料，参院中两名民主党议员反对这项任命，他们认为，马龙于参院外委会交代过去行为时曾作“伪证”，他在国务院时，亦有些图利他人的嫌疑，外委会最后搁置了马龙的任命，这在本世纪还是第一遭。赫姆斯气得跳脚，指国务院中的“反里根派系”暗中破坏此事，不过他还是不得不放弃马龙。 所以刺猬政治家有一天还是会碰上从另一方面来的刺猬力量，不过在棋逢对手之前，这种刺猬力量是可以建立奇效；这说明集结多人通过议案固然可以展现议员的权力，但一名议员孤军奋战，以螳臂挡车的态度来抗拒多数党的意愿，也照样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权力。第五章 管道游戏第五章 管道游戏 罗伯·史特劳斯是一个从未被选任政府公职，却成功地扮演权力掮客的角色，是个典型的华盛顿政治人物。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失败后，史特劳斯出任民主党全国主席。卡特总统时代，史特劳斯是总统的政治顾问、中东谈判代表以及特别贸易代表。而在1980年卡特竞选连任失利的那次大选中，他也担任其竞选主席的职务。这么一位具有浓厚党派色彩的民主党员，如今却也能与共和党高官们关系密切，并受到里根总统的青睐，拔擢进入超党派的委员会中。事实上，精明玲珑的史特劳斯在新闻界与政治圈中确是广受欢迎，他信手拈来的政坛趣闻，以自己或其他政治人物为嘲讽对象的玩笑最为吸引人。我们说，史特劳斯是个不惜下大赌注的政治玩家，他看穿了这场权力游戏的底细，即使自己在场内沉浮，他也敢对置身其中的朝野玩家大声讪笑。 有一次，史特劳斯笑着对我说：“你可知，权力是个有趣的东西。”他说：“从前我以为所谓政治权力就是出席一场政治晚宴，后来，我发觉或许该说是帮人准备一种政治宴会。之后，我又觉得应该在党大会时受邀住进候选人下榻的饭店才称为一场政治权力。结果，我真的有机会在一次政治集会中置身芮朋套房外的大厅中，在当时我认为这真是桩大事。之后我竟得以进入了套房内的小厅，我更认为是了不起的事。但我又发现一切的决定好像都是在卧室内达成似的。直到后来，我成为最后受邀进入卧房的8、9人中的一员，才又感觉到大家都想进洗手间去。最后，终于只剩下我、卡特和约登在洗手间内作成最后的决定。” 史特劳斯的这段故事正是政治人物赖以生存之道，也是政治在新权力游戏中得以持续演进的要素。因为在华盛顿一切衡量权力的标准中，“管道”是最首要的，或许任何一个地方的政治组织都有类似情况，但在华盛顿它显得更重要了。原因是华盛顿的权力游戏，以影响力与说服力作为流通买卖的必要条件。总统对其高级助理的酬庸不是优厚的薪资、红利或股权，他们之间也毋需用财产损益、年生产报告作为客观评估。事实上高级助理们已获得了无价的钻石般的“管道”。这是将来闯荡事业的有利开端，更是个人重要性与值得依赖的有力证据，它本身就是值得珍视和引人羡慕的殊荣。 有些身处高官，本该是权力核心的中坚分子，但他们因管道受阻而心怀怨恨，而这种情形往往也是仕途亮红灯的危险征兆。举例来说，福特担任总统的那段时间内，副总统洛克菲勒与白宫幕僚长蓝斯菲德间的嫌隙早是公开的秘密。蓝斯菲德控制总统接见要员的情形惹恼了洛克菲勒。距离1976年总统大选愈近，两人的摩擦愈是不断上升，因为洛克菲勒丝毫不知福特是否打算找他继续担任竞选搭档。 1964年曾负责高华德竞选总统选务的怀特，在这时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咨询的对象，两人都私下和怀特讨论1976年选举的事。怀特告诉我：“洛克菲勒常找我谈话，并要我向福特传话。”他说：“我常坐他的私人飞机回纽约，我们讨论许多政治问题，他会提出一些看法，然后对我说：‘你该把这些告诉总统。’洛克菲勒让我感到他多么希望自己的意见得以上达，但是却无法做到。他不喜欢蓝斯菲德就是因为觉得蓝斯菲德阻碍了他。洛克菲勒自己也有幕僚保护，他很清楚幕僚阻拦别人的情形。我也告诉蓝斯菲德这个情况，而蓝斯菲德认为洛克菲勒只需事先约一个时间与总统谈话即可。问题是，洛克菲勒不认为副总统还得跟总统约时间（这是美国副总统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也是后来福特决定另觅竞选伙伴的前因之一）。” 至于里根时代的幕僚长J.贝克，则相当照顾担任副总统的布什。1980年，他负责布什的竞选事宜，其后他也煞费苦心地为布什建立与里根沟通的管道。贝克每周会为里根与布什安排一次个别的餐会，当然这成为日后布什最丰富的政治资产。 一位与里根交情匪浅的加州同乡说道：“总统真的喜欢他与布什的这种关系，因为他可以就各样的事上向布什大抒己见。”对布什而言，他更是善加利用这每周一次的机会作为提供意见的绝佳管道（例如鼓励里根在1984年赴中国大陆访问，和在1985年与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峰会议）。同时这也是巩固布什自己条件的重要象征，特别是在共和党的右派人士中，他证明了自己是1988年继任里根的最适当人选。 其他许多内阁官员，为了要获得与里根个别见面的机会，可得略施小计了。有人不得不尽力编造各式理由以骗过白宫警卫与幕僚。司法部长史密斯与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最是个中精明者。他们总以商讨国家安全大计的名义上白宫要求单独会见里根，使得白宫助理们难免怀疑国家哪来这么多紧急大事，“对他们而言，常常被人看到他们与总统晤面是十分要紧的事。”一位里根的亲信表示：“所以他们会想出各式各样荒唐的理由！” 这听来像是无意义的小动作，但其重要性确实大过其外在的意义。管道，特别是在这场游戏，独家的管道，正是一张最有力的王牌。与总统接近，代表你参与权力核心的决策与行动，尤其是对像里根这样容易受旁人影响的总统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取得管道的方式也的确对每一届总统产生作用，以下是约翰逊总统时代白宫新闻秘书芮迪的看法： “对白宫助理而言，生命中只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那就是去获得并维持与总统接近的机会。这过程恰如同围棋，比赛中少有特定规则，你可以不同的方式落子，使自己拥有最高的活动力，同时令对方动弹不得。而在政治竞赛中，选手们的胜利与否，全视总统个人的喜好。因此，大家拼命研究总统的心理，白宫内每天都有人进行大大小小的实验，测试那一条路是通往总统办公室的捷径，那一条是死胡同。” 芮迪的理论也能扩充至内阁官员。里根的国务卿舒尔茨坚持每周与总统进行个别会谈：国防部高级官员们便批评他以这种私人时段向里根推销有问题的政策方针。据我所知，舒尔茨曾在未预先知会凯西与温伯格的情况下，获得里根的允准，于1984年元月一日赴尼加拉瓜执行外交任务。后来，舒尔茨又说服里根支持一项1985年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高峰会谈的草案，这也惹火了国防部官员。担任白宫幕僚长的黎根，在1985年10月亦曾运用个人接近里根的管道，抢在舒尔茨与温伯格对里根提出警告之前向总统推销葛拉姆-鲁德曼预算平衡计划。 议员、官僚乃至游说者等政治人物渴慕管道、影响力等象征的情形，简直像童子军搜集荣誉徽章般殷切。资深白宫官员们会认真地比较彼此办公室的位置、停车位，有无POTUS电话（即可直接拨给美国总统的电话）；例如只有内阁官员、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少数高官有资格获得随时专车接送的司机服务，而其他官员（按官阶次序约列于前一二等的高官）则只能因公要求政府的公务车。 伙食上，有三四位重要官员可以在自己办公室内接受穿着整齐的侍者服务用餐，其他人则因官阶不同，依次在不同的地方享用午餐： 1.行政餐厅 2.白宫餐厅 3.大厅 菜色上差别虽不大，然这种餐厅区隔所显示的象征意义则将各人等级表现无遗。器材的使用上也是同样的道理，所有在白宫上班的2000人中，只有约20人可以享用白宫体育馆。卡特总统时代，要由他本人决定谁可以使用南边草坪上的网球场。 而这一切象征地位的“徽章”中，办公室的地点与大小，又是最重要且最能代表其管道程度的最明确的指标。事实上，任何一个层面体系当中，如企业、学校，或者军事单位，办公室都是代表阶级、显赫程度的重要象征。而在白宫的权力游戏中，其意义上尤其重大，因为无论在象征或实质的理由上，与权力的中心愈接近必然愈有利。只有最靠近总统办公室的官员，才得以随时准备在总统传唤下立即面见总统。 然而，大多数曾到白宫参观的人士都会警觉白宫内部的窄小（至少我很惊讶）。白宫中只有极少数的权力菁英得以坐进西侧一二楼的高级办公室。只要进入这块难得的区域，可说是拥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而还有许多在此上班的人不能在白宫内拥有自己的办公室，得在一条街外的前国务院，现在简称EOB的行政办公大楼内上班。 “大家会为了获得西侧办公室而自相残杀的。”当狄佛还是里根最亲密的个人助理时如此告诉我： “你曾发觉人们宁愿在此间的阁楼、角落里工作，也不愿在EOB拥有舒适的大办公室，若你突然被调到EOB四楼，恐怕也只有向上帝求救了。在那里上班的人称之为‘死亡行列’，到了那里就表示你即将完蛋。” 当时我与狄佛同坐在他紧邻总统的办公室中，我看看四周的摆设，雅致的古董、油画，舒适的大壁炉，还有一个私人的小阳台。这个大房间原来是卡特总统的书房。但里根却把它让4给这位他深深依赖的助理。狄佛回忆1981年就职典礼过后，里根带着他走进这间书房的情景： “我想这间就做为你的办公室吧。”里根告诉狄佛。 “不行，不行！”狄佛惊恐地说：“如果你一时想离开办公室不就没地方去了？” 里根微笑地指着仅隔着一扇门的总统办公室说： “过去14年来我费尽心力要坐进这间圆形办公室”，他说：“我为什么会想要离开呢？”追逐管道症候群 到了总统外出旅行的时候，这种渴望与总统接触的症候群就更明显了。与总统同机、同车的机会愈少，白宫圈子内部的竞争愈是激烈。 “对这些人而言，谁与总统同乘座车是相当地重要”，狄佛摇着头说：“大家都想挤上车，使得我后来不得不规定，若车队行进时间超过10分钟，总统座车限乘3人，否则，只要总统一上车，大家总会不惜坐在彼此膝盖上地拼命塞，总统被挤得不成样子。” “由于他的身分，在贝克担任幕僚长时会希望上车，如果米西（当时的总统顾问，后出任司法部长）在场，他也会希望上车。若总统到某州访问，同行的必有州长、二名联邦参议员、市长，或者再加上一位众议员。当然大家都想挤上车，我们只得按礼节，请当州最大的人物——州长——上车，再加上一位幕僚人员，通常是贝克，若他不在则是我。” 远程旅行时，亦会因乘坐空军一号而引发一场权力争夺战。空军一号的40个座位中，通常有一半要让给治安单位人员与记者们，对能登上剩余位置的20名官员而言，这是项值得夸耀的经验，也是许多政界人物梦寐以求的机会。一次到加拿大参加经济高峰会议的回程中，我也搭上了空军一号，得与里根总统晤面。我至今还记得那豪华型高椅背的座椅，以及机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服务，座位扶手上有电话，一拿起来即有通讯兵的声音传来：“请间您想拨到哪里？”我仿佛能听到听筒那端传来大队士兵们立正的脚跟敲击声。我当然也以进大观园的心情，带了不少纪念品回家，包括火柴盒、餐纸、调酒棒及一切印有总统徽章的小东西。 在这样的权力环境中，只要有一点点可以象征地位、权力的东西就会被膨胀成极端重要。既有人为靠近总统的位置引起争执，同样有人要争取下机时站在总统附近的位置了。按礼节来说，只有总统与其夫人可以从飞机的前门下机，其余的人都该使用后面的出口。但那些最重视公共形象的官员哪里顾得上这些？摄影机、欢迎会都在前面，当然是堂皇地从前面下机较风光。 担任狄佛助理负责总统旅行事宜的席特曼就曾表示：“我们一再告诉他们，前门只有让里根、里根夫人，或者里根与国务卿舒尔茨下机，”他说：“但他们会发脾气的，他们才不想从后门下机；毕竟，如果你没有让民众们看到你与总统一同从空军一号上下来，这趟旅程还有什么意义呢？史毕克斯（白宫发言人）、达曼（总统高级助理）和克拉克（国家安全顾问）总是爱从前门下机；即使从前门下机会要了他的命，克拉克还是曾要走前门的。参、众议员们更巴不得能抢先在总统之前下飞机。” 直升机“海军一号”的座位争夺战更是紧张。海军一号的机型不小，但通讯装置占去极大空间，于是座位仅有10个，其中5个又得给一名医师、治安人员、军方及总统私人助理。如果里根夫人也在座，就只剩3个空位了。通常这些位子会给白宫幕僚长、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史毕克斯或其他白宫高级助理。这样的安排当然会引起其他渴望站在总统身旁合影，或与“领袖”晤谈的政治人物不快。 对前国务卿黑格而言，有一次的直升机之旅就是一次极不愉快，甚至带着恶兆的经验。1982年里根赴英国拜会伊莉莎白女王时，从伦敦至温莎堡的路程中，由于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克同行，使得黑格夫妇自海军一号上被挤了下来，于是整个里根英国之旅以及在凡尔赛的西方高峰会议上，黑格与克拉克一直不和睦。这显示出幕僚人员对于获得接近总统管道的重视了。 席特曼回忆当时的情形表示，黑格夫妇只得改乘另一架设备较为简陋的直升机，“当时机上没有其他的内阁官员，……驻英大使路易斯夫妇同行。后门没关，可以看出黑格夫人神情自若，我猜她身为军官夫人，早乘过各式各样直升飞机，但黑格本人则似乎对这种与较低官阶同机的经验感到不悦。” “更不幸的事发生在离开温莎堡的那天早晨，当“海军一号”开始起飞，黑格夫妇亦开始走向自己该搭乘的直升机时，海军一号起飞时的强风却吹走了黑格夫人的帽子，有人跑去追，但帽子已飞远了，他们也只得上飞机。虽然只是小事一桩，黑格的愤怒却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也埋下了往后失败的祸根。” 就如同洛克菲勒缺少与福特总统沟通的管道，这段插曲也成了黑格的恶兆。在克拉克的鼓动下，两周后里根迫使黑格辞职。事后黑格亦痛苦地表示，他遭遇的一大问题即是白宫幕僚阻碍他接近总统。“你在权力圈中吗？” 迅速掌握内部消息是“管道”予人权力的特别方式，因为这将使得游戏者拥有先发制人的机会。它如同股票市场中的内线情报，是政府决策者的重要动力。一名决策者不能拥有最新消息，将永远因“落后于权力圈外”而苦苦挣扎。这一部分的权力游戏重点不再是“你能见到谁？”而是“你能知道什么？” 在国家安全事务的权力游戏中，某人问另一名官员：“你在圈子里吗？”是相当令人难堪的。这也等于问：“你是能见到最重要文件与最新消息的少数人之一吗？”所谓文件主要是指“每日国家情报”（NationalIntelliggence Daily简称NID），或者“谨呈总统”（For the President Only，简称FTPO）。 每天早晨，中情局都会整理一份当夜取得的最新情报大纲，即是NID，约有十多页，在上角有个红黑相间的旗帜，下面则是显著的警示条纹。除周日外每周出版六次，惟有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与情报局的高级官员等约200人有资格过目。 我自己不曾读过NID，但别人告诉我，其中包括有世界各地情报站传回的最新情报，窃听外国领袖截获的片段与卫星图片。据说里根特别偏好地图、照片等，像是两伊战争作战图，东欧运输机载送武器至尼加拉瓜的卫星照片，或者苏联导弹试验与配置等。 “那是视觉上的一大冲击，像是高层次的偷窥狂。”一名NID的读者表示：“若他们得到某两国元首的谈话录音带，尽管是芝麻绿豆小事，中情局还是会赶紧抄录下来。中情局总喜欢向总统和其他官员显示自己拥有那些玩意儿。” FTPO则是发行份数更少，页数也更少的情报文件。通常大概只有四五页，白色封皮，内容谈及与总统行程密切相关的特别情报项目，诸如预备与总统会晤的某位元首的健康情形、该国政治局势等。FTPO的副本极少，大约仅20人够资格阅读：正、副总统、高级幕僚及国家安全体系的核心分子。其中内容与机密分类情报文件（SCI,Secret Compartmentedinformation）的重叠，仅少数允许必需知道的基本官员阅读他可阅读的部分，甚至有人得在武装警卫面前读完资料并立即交还警卫。 处身于这最少数的权力圈中的人，交换电话号码时不会使用经过一般的政府总机的分机号码，他们用的是三码的“安全电话”号码，如KY238或KY107，这种电子通讯装置会将电话中的语言转化为密码，直到电话另一端始加以解码播出。透过这安全电话，美国高级官员得以在不受苏联监听系统影响，自由讨论最敏感的国家机密。紧缩管道 很显然地，决定谁获得最敏感、最重要情报等于决定谁能够成为决策游戏中的大玩家，信息即是权力。有些敏感情报甚至是NID或FTPO上都不能记载的，例如诺斯在伊朗-尼游案中的秘密信息。这类情报圈子，小得甚至只能以口传或国家安全幕僚的秘密电脑联线来传递。由诺斯的例子我们也能了解，谁控制信息就控制了政策。有一段时间，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一直将舒尔茨与温伯格蒙在鼓里，当然更无法反对政策行动了。这时这些内阁阁员全成了“信息盲”。 伊朗-尼游案爆发后，最令人震惊莫过于，担任幕僚人员的诺斯、麦克法兰与波音戴克斯特竟敢隐瞒总统与内阁们这么重大的消息，这已无异是欺上的行为了。然而，不论这些行径多么骇人听闻，它的确反应出政治圈中的游戏模式，政府在官员们依任期递换的变动下，由永久固定的幕僚人员掌握信息以维系整个政府的行政惯例。事实上，许多终生职的幕僚公务员都会告诉老板：“你决定大政策，细节交给我。”但恰如俗谚所说：“魔鬼总在细节中出现。” 以国防安全援助局（简称DSAA）与军售巴基斯坦F-16喷气式战机为例。1981年里根总统同意售予巴国总统齐亚这种新式战斗机，这是美国对巴基斯坦外交态度上的一大转变，也可说是里根感激巴基斯坦运送军援给阿富汗反抗军的一项报偿。白宫亟愿这项武器交易尽速完成，然DSAA则另有意见，他们还要考虑降低成本、保护本国空军，以及维护DSAA本身的权力。 问题症结在于F-16上的一个重要装置——侦测敌军雷达系统的高科技设备——ALR-47，由于这种侦测功能，飞行员有机会闪避敌军的攻击。当交易成交时，ALR-47是相当优秀的装备，但到1983年交机时，美国空军已发展出性能更优越的ALR-69，除了能显示敌方攻击物位置，更能指出攻击物的种类，这对飞行员而言，往往便是生死之别。 依交易时的签约，美国同意在F-16上提供“标准的”空军电子装备。对DSAA而言，老式侦察系统完全符合当时“标准”的条件，他们认为新式配备成本太过昂贵，应仅供美国飞行员使用。巴基斯坦空军则坚持获得新装备，但遭DSAA悍然拒绝。没有任何一位白宫或国防部首脑知悉这项争执，最后巴国总统齐亚火了，表明不愿接受旧设备飞机。到头来，里根这项提供飞机的示好美意，差点儿适得其反，最后还要里根亲自出面才摆平这件事。 尽管如此，F-16战机的教训仍然显示，官僚体系如何借着阻断他人消息来源来影响政策，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农业部、能源部、国防部等单位中，以此改变整个政策结果的情形随处可见。F-16的例子中，官僚们的小动作曝光了，但大多数的情况下，官僚都可秘密地维护自己政策的独立，并巧妙地破坏总统原以为已决定的政策。毫无疑问地，这种终生职公务员是借着缩小权力圈来控制政策，并扩张自己的权力。扩大权力圈 另一种相反的游戏伎俩则是扩大权力圈，传布消息以在政府、国会中吸收政治同伙人或汇集民意。这也是大部分政策性新闻遭泄露的基本原因。在权力游戏中发布新闻是政治人物极偏好的手法。而在政府内部争论中属劣势者，大约都企图以扩大圈子获得同情。 报界，特别是《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就成了政治圈内人在特定议题上招兵买马的公布栏。所有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阅读新闻报导，便可知道权力斗争的风向了。 在华尔街，向别人泄露内线情报是可以起诉的罪名，然在华盛顿，泄密则是每一个参与权力游戏者必备的基本工具。自总统以降，当某人想要在某议题上改变权力平衡时，大家都会采取此一手法，据说约翰逊总统最是个中高手，他往往在非正式场合中向记者们透露一些消息，且以匿名方式避免引起辩论，有时候他也会在事后公开争论该消息的正确性，以掩饰自己是消息来源的事实。 就我的了解，约翰逊以后的每一位总统都采用类似办法。里根的幕僚们就喜欢向一些亲里根的议员们提出关于苏联在尼加拉瓜建造飞机跑道，或者苏联违反限武条约的种种消息，同时掩饰原始消息来源。而这类消息的发布，又往往选在国会讨论是否援助尼游或者增加国防预算的激辩时期。其用意是在于影响民意，并利用舆论压力影响华盛顿权力游戏的结果。 数年前，政治学家谢茨奈德在其著作《半主权人民》中特别强调这种“扩大圈”的力量。他认为任何一场政治冲突中必然有两种人：一是实际参与者，另则是观众。“再没有比打架更能吸引群众的了”，谢茨奈德认为：“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有传染力的了，国会辩论、法院开庭、政党活动、罢工、听证会等都具有一些类似打架般刺激的特质，也都能产生戏剧化效果扣人心弦地吸引着群众。” 这种观察确实掌握了华盛顿权力的重心。再举个例，前面曾提过关于1985年底里根总统对菲律宾的外交政策。原先里根与其白宫顾问对当时菲国总统马科斯的关系还相当满意，但不久以后反对党领袖阿基诺遇刺身亡，又有1986年的大选舞弊等事。印地安纳州参议员鲁嘉特别指出这场选举舞弊，痛责马科斯并批评里根的友好政策。事实上，鲁嘉有若干政府内部官员在背后支持他，譬如国务卿舒尔茨。结果，鲁嘉刻意的表现果然改变了行政部门对菲律宾政府的意见，最后更改变整个对菲政策。鲁嘉就是利用不断扩大听众的作法改变了事件结果。 再看看中央情报局介入尼加拉瓜与桑定军队的秘密战争的实例。起初，与DSAA贩售F-16给巴基斯坦的情形类似，中情局秘密地提供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军事援助，只有政府与国会的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有些人对这项政策感到不安，但仅在私下提出异议，中情局局长凯西主掌了整个政策。1984年初前，内部人员开始抨击中情局捞过界的行为，包括引爆油库、攻击海岸设备，甚至在尼加拉瓜各港口布雷。于是这些反对者开始求助于更广大的“听众”，内部的反对人士不断提供消息给国会山庄内的人士，很快地国会情报委员会加入这场对抗中。但是，政策仍然没有改变。于是，弱势的一方继续不断地提出令中情局丢脸的证据，最后整个国会都涉入了这场争斗。民主党籍众议员因恐导致美国政界内更剧烈的战争，终于在1984年7月后中止对尼国反抗军更进一步的军事援助。 然而当行政部门遭到这种围剿，里根总统也采用了谢茨奈德的伎俩，他也向更广大的听众求助，希望恢复对尼游的援助。他们放弃了过去的秘密斗争，将这场权力游戏公开化。里根在国会中大声威胁，如果中美洲“沦陷为共党国家”，反对人士得要负责任。结果，许多原持观望态度的议员们开始担心选民政治反弹的情形，到了1986年又恢复了尼游军援。从头到尾，这场争议简直完全照着谢茨奈德的脚本进行：开始时是在内部进行的秘密政策的内斗，其后升高为正面冲突，各方借扩张声势增强自己实力以占得上风。 这就是华盛顿政治运作的情形。前阵子国防部军火弊案危及里根的扩充军备政策亦是相同的例子。政府内部的异议者向新闻界公开国防部弊端，因民意的愤怒，促使国会不遗余力地抑止军事花费的增长。 事实上，当初军售伊朗的案子虽在11月3日爆发，真正停止军售的时间却是在6周后的12月16日，直到国务卿舒尔茨公开抨击政策的谬误之后。国家安全顾问波音戴克斯特与诺斯上校都希望保密，不只是为自我保护，也为了可以继续控制政策，继续大开军售伊朗的大门。而舒尔茨公开宣布结束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一改既定政策，以便夺回决策控制权。 关于谢茨奈德分析的政治力量的运用，可远溯至美国历史上政党形成之初。当时联邦政府中为了有关经济政策与亲英外交政策激辩不休。杰佛逊这派人极力反对汉米尔敦，却又明白汉米尔敦有办法在国会中得到支持，于是杰佛逊开始向外界透露这场内部纠纷，希望诉诸更广大的民众加入战局。最后杰佛逊这派人士组成民主共和党在1798年参加国会大选，1800年参与总统大选。就是这种透露消息、扩大权力圈的过程造就了政党的形成。 谢茨奈德对华盛顿权力游戏的规则着实清楚，不论是总统、高级顾问、或者终生职的政府高级公务人员，只要是已控制政策的人物都会尽力使任何议题上的情报圈子缩小，但那些在核心边缘的政治人物则会尽全力扩张圈子，当听众愈来愈多，圈子愈来愈大，政策的控制权自然发生改变，冲突也跟着扩大，甚至整个游戏的内容都产生变化。这就是华盛顿模式，这种模式将在本书许多故事中表现无遗，这也将是未来华盛顿权力游戏继续不辍的模式。第六章 网络游戏第二部 权力的舞台第六章 网络游戏 当刚当选的国会议员初来到华府，他还对自己的政治胜利及获得大众喝采感到新奇得意之际，会忽然发现自己踏进了一个高手云集的世界。他突然变成一个赤裸裸的新鲜人，一个政治圈中的陌生人。此时，直觉立刻告诉他，没有一个政客能像原子般的单独活动，他一定得跟一些同党人士结合，跟一些历经斗争，但都能幸存的团体接触，跟权力核心接近，他才有机会向前迈进。此外，他更需充分了解这个权力核心城市的习惯与规矩。 无论从近或从远的观点来看，华盛顿都像是个陌生地方，尽管它有着为人熟悉的特征，如国会大厦、白宫草坪及华盛顿纪念碑等，但对于新诞生的政治赢家而言，它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约在1980年终，就在狄佛全家从加州搬到华府以便着手在白宫工作的那个晚上，他那五岁的儿子用他天真的口吻问了一个令很多人都想问的问题：“爸爸，华盛顿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吗？” 18个月之前，也就是1979年夏天，在卡特总统对他的政治生涯极度失望之际，曾给了这个问题一个既愤怒且沮丧的答案，他公开的嘲笑华盛顿是个“孤立于全国生活主流之外”的岛。 在政潮起伏，政治更迭的年代里，“华府与全国脱节”一直是人们经常挂在口中，及政客们尤其喜欢大加批评的问题。但这却是一个误导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华盛顿对于新人是十足开放的，即使是对那些最初被华盛顿所惊吓的人士，它也一样敞开胸怀地接纳他们。事实上，华盛顿的政治圈里每个人都是来自不同地方，每有新的政治潮流就会带动新成员的加入。在总统大选年时，更是白宫的改朝换代之际，各路英雄好汉大规模地蜂拥而至，来自佐治亚州或加州的新一群接手了城里面上千个最佳的工作，即使是期中选举，一打甚至两打的新众议员和新参议员也都带来了新的讯息，接替了较老的一代。对美国政治界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学者波斯比，曾称外界的影响力对华盛顿的政治圈有“不可思议的渗透性”。 波斯比问道：“在美国，还有其他圈子能够规律性地、自动而且立刻、稳定地将崇高社会地位让与外来人士？尤其哪个人的言论主要是反对且攻击圈子里元老级的成员？” 诚然，华盛顿人规律地接纳新人，吸收他们把他们变成真正的华盛顿人，在国会服务的人都得学习如何生存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世界是他们的家乡，另一个特殊的世界则是美国首府华盛顿。他们停留在华盛顿的时间愈久，他们就愈发成为“典型的华盛顿人”：买房子、养儿育女，担心停车位问题与街头犯罪间题，有的甚至舍弃自己家乡的球队而开始支持华盛顿的红人橄榄球队。 新人往往带着满腔的理想主义与精力来到华盛顿，却发现他们所掌握到的权力实在是微乎其微。为了扩张他们的权力，他们与别人结盟，参与各种团体，出席大大小小的会议，与新闻界接触，结交政府部门的朋友。在领悟到个中道理之前，他们早已陷入华盛顿内部政治的倾轧起伏之中；以他们在各委员会的职权，以他们的特殊才能及他们在华府的事业（即他们在华盛顿的漂亮出击与权力竞赛中所争取到的注意力），来介入国会与行政部门间的抗争。 简单地说，每个来到华盛顿从事行政部门或国会工作的人，都会感染到“波多马克狂热”（波多马克是华盛顿市的一条河名），他们若不是感到自己有莫大的支配能力，就是认为自己站在权力的核心点上。他们所属的同党当总统离开白宫或他们失去了国会的席位时，很少人就此退休或回老家赚钱。大部分的人仍留在华盛顿当律师、说客或顾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华盛顿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自认为是华盛顿整个政治运作的推动者，再也没有其他地方比华盛顿更具刺激与魅力。 不可讳言地，权力使人上瘾，而华盛顿正是联邦权力的独占者。纽约和洛杉矶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休斯顿、芝加哥、匹兹堡和底特律是闻名遐迩的工商业大城，旧金山边的硅谷更是尖端科技与电子业的佼佼者；好莱坞与百老汇则创造了无数的演员；但是华盛顿却是全美国命运的所系之地；对于置身其中的政客与政府官员更觉得有无比的成就感，自认为是全国注意力的焦点。 华盛顿的政治社会有自己的专属文化，有它本身自然形成的仪式与民情风俗，有其地位与影响力的表征，有其典章制度，有它的族群对立与个人恩怨。它的舞台是广大的，但根本上它还保有小镇风俗。国会议员都相当热衷于俱乐部、社会团体、个人私事与地方事物，借此来确保他们的生存，更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的地位。他们喜欢出席各种社交场合，参加国会山庄或其他俱乐部的宴会，在杜克理伯特、麦尔克鲁干或乔和马等餐厅中，政客、说客和记者们喜欢在此交换意见，而他们通常在这些地方都有自己固定的位子。 政党也有其社会影响力。大部分的政客都与同党人士有较密切的往来，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际关系能够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线，就像在议会里争执激烈如狮豹的人，却能够在周末时一起打网球，或在议院内的休息室一起开玩笑。虽然他们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熟悉亲昵，但是实际上是孤独的一群，彼此间很少有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彼此间的每一分友谊都被权力的精打细算所污染了：这关系对我有什么益处？ 举例来说，华盛顿的市区及郊区都被一条长64英里的高速公路所包围，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环城公路。华盛顿的政治圈都将这环城公路当做护城河似的分隔了首府与全国，他们还喜欢昵称自己是“在环城公路之内”，暗喻自己位于政府的核心。在这里每一顿晚宴或一个会议都可看见这种心态，无论他们是在讨论伊朗问题、美苏高峰会议或甚嚣尘上的保护主义问题，都能感受到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即使在谈这个总统或那个总统遭遇了什么麻烦，这些困难也都是在环城公路之内发生。 华盛顿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差距一部分是语言所造成的，行话是华盛顿游戏的一项重要元素，它深不可测而且通常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它有意将所有不知内情的人排除在外。 除非你是里根总统，对刚起步的人来说，你不可能在预算中扮演主角，除非你懂得固定货币与流通货币、支出与义务、基准年与比较年其间的差异；如果你不懂得发射器、失重器和多弹头飞弹的差异，你就无法进入武器管制的领域。如果你是个圈内人，你必须精通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像住屋与都市发展部的要念成“赫德（HUD）”；但运输部的则要念成D-O-T而不是“大特（dot）”；你也必须了解国防部长对预算的影响力之大，而这种影响力就像总统演讲时的电脑提示，虽然几乎看不见，但却的确存在。 在许多其他方而，华盛顿的政治认知也与全国其他地方有明显的差距。举例来说，来自华盛顿州的佛利是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过他的名字。而在华府的政治圈里，共和党与民主党人士却都推崇他是个非常英明果断而又有效率的领导者。他能够协调民主党内部北方的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的分歧，并维持良好的党际关系。佛利就像圣伯纳狗般强而有力但相当温和，他有时会很技巧地化解共和党对民主党的强烈抨击，有时又会督促民主党人士与里根总统妥协。 相反地，纽约州的众议员坎普曾以他的赋税法案而声名大噪，但政界人士都认为他的影响力远不及众议院中的其他共和党员，如密西西比州的洛特（共和党的党鞭）。一位里根的白宫策士曾向我透露：“洛特席卷了众多的支持，你却不能指望坎普也获得那么多的议员支持。”在参议院中，赫姆斯曾为新右派请命而大受欢迎，但在和其他共和党议员共商大计时，沉默的爱达荷州参议员马克留却更像参院中的保守派领袖。1984年，参院保守派议员推出角逐多数党领袖的候选人是马克留而非赫姆斯。简而言之，坎普和赫姆斯是比较哗众取宠的新闻人物，而洛特和马克留则是同侪眼中的实力派。这种在同侪中缺乏地位，却广受群众欢迎的人物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就是在担任议员时默默无闻而最后却赢得总统宝座的肯尼迪。猎犬之都 很多人都把“政客”看成是“伪善”的同义词，但我却相信大部分的政客都是受到为公众服务的责任感驱使而来到华盛顿，对政治的兴趣与投入远超过一般人所想像的。大多数的政客都想对公共福利有所贡献，他们自认是所属选区的保护者与代言人，他们最初的动机都是想建立一个更健全的政府，大多数在政府服务的人如果从事其他行业都可得到更高待遇，但他们却宁可放弃了个人及其家人的隐私权。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政客都如此自我牺牲，但我相信多数人都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是装腔作势，他们的议事观点虽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有什么是他们的共同点，那即是使华盛顿真正发挥功能的原因，也就是驱使他们追求自我成就的原动力。 希望受到欢呼与肯定的渴望，表现在参议员们的沉重步伐，与暗暗在走廊向上望以寻求被肯定的迹象上；也表现在听证会议室外或白宫会议开完之后，那些众议员争相挤向镜头与麦克风前的现象上。我一直相当佩服政客们的无比耐心，他们与人握手，四处演讲，出席招待会。我也在白宫晚宴上的冠盖云集感受到这种渴望，同时在白宫的家庭剧院中，专栏作家与评论家为总统作简报时的志得意满。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受到被重视的诱惑。 艾利略.L.理查森对华府下了个评论：“当你来到华盛顿时，你会真的感觉到华盛顿是充满长耳鼠犬的城市。”他是波士顿的共和党士神，曾在尼克松与福特政府时其四度担任内阁要职。几年之后当他不再受到瞩目时，曾经企各进入参议院，却失败了。 理查森坦承道：“就像长耳猎犬喜欢受宠爱一般，在华盛顿的人对于受宠与受钦羡对比施展权力更有兴趣。换句话说，若被忽视或失宠就会感到痛苦，华盛顿的一个趋势就是每个人不时地转向焦点人物，要求他们的注意力。” 在他们的虚荣中，政客们都愿意忍受长期的单调乏味，以沐浴在群众的欢呼中。一个下雨的傍晚，在参议院的研究室里，马里兰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马西亚斯跟我谈到儿年前发生在华盛顿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晚宴上的一件事。当他到达时，他看到二位共和党元老——手臂上吊着三角巾的马州的索顿史都和拄着拐杖跛行的伊利诺伊州的德克森。 马西亚斯说：“那是一个你出席或缺席根本没人注意的宴会，索顿史都和德克森其实都大有理由可以不必出席，但他们还是来了，我在想这种强迫性的邀请和参与是否永无休止？当然，他们会被安置在最重要的桌子且被介绍给大家，聚光灯照在他们身上，来自马州和伊利诺伊州的人士会挥舞他们的餐巾，乐队会演奏他们的州歌，但这是毫无意义的，而他们二位却很乐意于出风头，那些欢呼的人也是。” 自恋，是华盛顿并发症的特征。华盛顿的政治圈只专注于圈内事物：谁崛起？谁失势？你曾听过总统在公共场合的谈话吗？赋税法案进行得如何了？或我们应该轰炸利比亚吗？下一步该怎么做？当然，德州的大牧场主人，底特律的汽车制造业者，南卡罗来纳州的棉花制造业者，或任何地方的医生和律师也都一样自以为了不起，但华盛顿却是完全放纵自己的“集体虚荣”，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所吸引，而这种心态只有好莱坞可以与之比拟。 前美国国务卿黑格在离开白宫之后以带着挖苦的、超然的后见之明说到：“首都因为混杂崇高理想、艰辛工作、卑鄙的野心与盲目虚荣，已经成了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想：如果我出名到《华盛顿邮报》都在报导我，当然全世界也都会读到这则新闻。” 华盛顿是个善变的城市，对每个崇拜的对象都只有五分钟热度，每个事件都一闪而过，像肥皂剧中的剧情消失无形。就像年轻人一般，政治圈从一个热潮又转向另一个热潮，这会儿忙着处理葛拉姆-鲁德曼预算案，待会儿又致力于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限制，或闲聊白宫官员变成说客的一些可笑举止。 但无论如何转折起伏，华盛顿的主题仍脱离不了政治。来自纽约或洛杉矶的访客都抱怨华盛顿是个只有单项工业与单一任务的小镇。纽约汇集了各种不同世界：华尔街、百老汇、出版业、广告业；芝加哥是个联合总部：谷物交易、钢铁工业、分配产销中心。每个城市都是多元化的，唯独华盛顿，尽管艺术、戏院、剧场、交响乐等艺术活动大幅成长，但华盛顿却只专注于一项事物。 雅克宾森，一名华盛顿杰出的建筑师，曾向我在《纽约时报》工作时的一名同事提到：“华盛顿是唯一当你在私人寓所里参加一个正式的晚宴时，却在桌脚下摆一台电视收看记者会的城市。” 在华盛顿，人们都把自己的重要性视为理所当然，他们阅读新书的第一个步骤不是翻到第一页，而是先看看索引是否提到他们，但却很少有政客承认自己渴望受到大众的认同。矛盾的是，公开承认这一点的议员，却是我印象中以很少受到虚荣左右而自负的马州民主党议员桑格斯。现今他以家庭和健康为由自愿退休，但在退休后他向我坦承赢得美国参议员的头衔让他乐昏了头。他回忆1978年的选举晚上，他从车中的收音机里听到自己最有可能获胜，当时有一名竞选助理却脱口而出一句：“该死的参议员！” 几年之后他沉稳的声音仍带着几许惊叹说：“有参议员这个字跟在我名字后面的那种感觉，实在无法抵抗，对于车上的每个人都很不可思议。就从那个时刻起，这个头衔紧跟着我的名字，不管任何人都对这个头衔极度尊重，使得我对自己也有了不同的看法。多数参议员都把这个头衔视为生命，我看过很多人被打败而失去这个头衔之后，都再也无法复原。” 金格里治，一位来自乔治亚州口若悬河、尽人皆知的年轻共和党员，却以不同的心情承认能成功地进入华府实令人欣喜若狂，他在一个中国餐馆的晚宴上滔滔说出：“没有多少游戏比当众议员还来得好玩，圣诞节休假时和周游世界的人们聊天，和那些着陆在航空母舰上的人聊天，或去看太空船发射升空或在白宫吃晚餐或和来自纽约时报的人谈话，这会让你感觉到置身于万事万物的核心，这实在是个很棒的游戏！”关系网 彼得斯在一本《华盛顿是如何运作》的知识性小书里，描述政客们如何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与升迁所结的关系网时提到：“几乎政府里的每个人，不论是在国会或行政部门工作，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的生存，每个人都想留在华盛顿或留在象征公权力的城市里，因此从他们来到华盛顿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忙着与能确保他们在权力中生存的人建立关系。” 最自然的关系网是同一世代的人的结合。这个世代指的并不是20年一代的那个代，而是指同一批来到华盛顿的那个“同代”。加州政治学者波斯比将华盛顿的政治圈与地层结构相比较，他认为每一波新的政治代都在先前的政治代上形成新的一层，明显且易于辨认，同代的人又互相集结成网。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老一代的沉积变得更坚固，因为太多的政客都留在华盛顿。 今天，华府有各种的关系网存在着，如源于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的老一代民主党，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兴起的共和党，卡特时期的民主党以及较新进的里根时代的里根派及新右派共和党，和他们的保守派干部会议、智库和政治行动委员会。 这些不同代的团体，在政治城市里彼此都是邻居，能够历久不衰的联盟，都是经过政治竞争或争执冲突等严格考验锻炼出来的。 里根的前白宫立法策略家汤玛斯曾指出：“你和你所参与的各种政治战役中的同伴都有特殊关系。”里根的另一位政治战略家罗林斯则强调这种关系网对生存的重要性。他举例说，里根的第一位环境局局长巴尔福特就是因为缺乏关系网而失去工作。 罗林斯解释说：“你真的不能缺少这些关系网，你必须放弃一点自己的独立和势力范围，不要每件小事都斤斤计较，迟早你会需要某些团体的支持。巴尔福特就是一个因为没有盟友而被刷去的例子。她以保守派的身分来到华盛顿为里根实施政策，当她有困难时，没有人伸出援手。她没有跟白宫的幕僚人员建立好关系，跟国会的人也没有，亦未跟保守派的运动建立联盟，她甚至没跟自己的单位建立起关系。” 在权力的亲密关系中，政治联盟不仅对生存很重要，同时对提出政策、游说以前的同僚或玩更私人的事业游戏、及在每一代的同党人士的政治起起伏伏之中仍能平步青云也是很重要的。 最强而有力的关系网就是两大政党中的派系。参议员赫姆斯和他右翼共和党同僚，便以执行委员会为他们推动议案、或要职的提名人选、或阻碍温和派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法案。执行委员会和很多其他类似的关系网都被戏称为祈祷团，这是因为它们并非参议院的官方分支机构就像祈祷团也不是教堂的正式分支一样。在众院里，共和党也有政治团体，众院共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反对团体有主张供给面、减税经济政策及减少政府干预的保守机会社团，属于温和派共和党的星期三俱乐部，此俱乐部每周三一起用午餐。 但对于国会的多数成员而言，最重要且最原始的关系网是新鲜人班——即在同一年进入国会的立法者，特别是在政治高潮时第一次当选的。在民主党里，近年来最大也最强而有力的新鲜人班是1974年那梯次的，那年的水门案件使众院的民主党人士增加了75位。共和党的盛世则是1978年，当大局又转向对共和党有利时，为众院带来了36位新共和党员。还有1980年当里根大胜时，也为参院增加了16位新共和党员和众议院的52名共和党席位。 跨越了新鲜人班的是州与地区的结合，最大的代表团——如加州、纽约州、得州、宾州、伊利诺伊州等——会为了地区的缘故而整顿阵容，不论是处理军事协定或赋税立法的条款，最显著的就是全州代表团，不论民主党或共和党，自由派或保守派，会为了地区利益而携手合作。大州常提出要求，也常得逞，因为大州在较重要的委员会里有一定的席位可控制开支与税法：例如众议院的拨款与筹款委员会，参议院的拨款与财政委员会。数十年来，国会的各类委员会一直是权力的中枢，议员们的工作重点。农业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通常加入农业委员会；洛矶山脉的政客们则加入内政委员会借以影响土地使用与环境政策；来自大城市的人则着重于劳工和教育等委员会。肩并肩坐在委员会里分配着联邦政府的补助金，委员会的成员形成了联盟。 委员会也成为其委员的权力基础，用来支持其面对其他更大的权力团体之争。每个委员会都形成一个铁三角，分别由“委员会成员和他们的幕僚”，“委员会所监督的政府单位”及“各委员会所处理的事务有关的利益团体与游说团体”所构成。有时铁三角彼此也会有冲突，但通常都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互相合作推动法案，结成力量与其他特殊利益团体奋战，瓜分预算及争取本身法案在政府施政中的优先顺序。委员会可说是政治行动的核心。 最重要的是非正式网络之一，是由众院里较年轻的议员们一起在体育馆里运动或健身时发展出来的。位于芮朋办公大楼地下第二层的体育馆是议员们的藏匿处，他们也可以单独使用它，可以隔绝那些幕僚、记者、选民和说客（由议员身分变成说客的则可进入，但前提是不能作太过分的游说）。参议员都有他们自己的淋浴室。众议院的体育馆不大，有一个长60英尺的游泳池，有价值2.8亿元的器材设备及半场的篮球场，还有蒸汽室、按摩室和衣柜室。 有些会员只是洗洗蒸汽浴，刮刮胡子、沐浴，然后焕然一新地回去工作，有些人则每天健身。 很多人发现和政敌一起运动可缓和政治战役的伤害，傅蓝克评论说：“我们的职业是非常受到对立冲突所左右的，我投票反对你，我认为你是错的。我的意思是说，其他行业的人可能较能面对这种对立，而我们却每天都被迫与人冲突对立。体育馆提供了某些稳定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体育馆也是讯息的来源之一。你能认识别人，什么对他们而言是重要的，你也能得到许多其他讯息，就像闲聊似的，有时你也会谈到某些特定的法案。” 傅蓝克是一名近50岁的犹太单身汉，他膨松的面颊曾鼓涨地撑起角边的眼镜，经过严格的饮食控制减轻了70磅，现在约200磅。他在运动时成功地和共和党打成一片；他的举重伙伴之一韦伯，是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右派忠实党员，是一名意识形态与傅蓝克泾渭分明的人，这是体育馆的典型代表。打篮球时挑的队员也常是两党混合；打球时互不相让的情况也常见，但党派对立的关系仍是存在于场外。来自长岛善于射篮的民主党员道尼说：“共和党员与民主党员一起运动是舒缓紧张压力的最好方法。”奇怪的政治配对 我在华盛顿的几年里，最有趣的发现，就是超越党派与意识形态所发展出来的和谐的政治关系。有时候这种关系是源自同乡之谊或其他特殊利益；有些关系则是较私人的。平常我们谈到，或想到“政客”这两个字时，都把他们定型于刻板印象中，而忽略了人们的流动性与实际性。政治争执的激烈对话和新闻记者的浓缩报导，更促使大众认为民主党人士对共和党人士一点用都没有，且自由派和保守派经常都针锋相对。有些人是作秀的！事实上，在环城公路之内，政治标签经常都被别的事务超越。有些政党的对立是真的、激烈的，但通常容忍及伙伴关系也能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的界线，而发挥到极至。 这种现象多少反映出职业政客的心态，他们了解人们在面对不同事物时态度亦不同，所以没有必要将任何人制造成永久的敌人。有个加州的自由派人士韦士曼在某个下午向我提到：“大多数人都认为政治是丑陋的、凶暴的。”他用手指着环城公路外又说：“局外人不了解为什么政客们彼此意见分歧却能相处在一起，他们更不了解我们都以专业人士的态度来相处。” 有时人际关系的发展，是由于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的人们，不可避免地要抛却意见分歧与任务冲突而和人相处。南希里根与《华盛顿邮报》总裁葛莱姆的友谊发展就是一个例子。自肯尼迪开始，除了尼克松以外，每个美国总统都曾参加过葛莱姆太太家中的晚宴，葛莱姆是1980年大选后在华盛顿第一批招待里根的人之一，但她与里根夫人的关系却溯源自里根在加州当州长的时候。 葛莱姆告诉我：“南希和我的一个共同朋友说我们一定会喜欢对方的，然后我在一个州长会议上遇见里根夫妇，那时我正在参加其中的一个新闻讨论会。我在加州见过他们二、三次或四次，还要求他们如果来华盛顿要打电话给我，有一次我说：‘既然你们要来这儿，你和州长何不来我家用个晚餐？’南希回答说：‘不行，因为朗尼那个晚上要演讲。’我又说：‘哦，那太可惜了，不论如何，你想来吗？我将介绍一些人给你认识。’她，身为一个旧式传统的人，又是别人的妻子，认为你绝对不会想要见她的，说：‘哦，不，别这样——你才不会想见我呢！’我笑着说：‘南希，我们应该克服那种想法，我当然想见你啦，你来吃晚餐，如果朗尼演讲后要来也好，没关系。’然后她就来我家，我请她吃晚饭。” 里根夫人的朋友说这段插曲展开了她们两个人间的关系，尽管《华盛顿邮报》对卡特和蒙代尔的极力支持和对里根的猛烈抨击，在里根的任内她们还是一年大概一起共进数次午餐。 在国会里的“怪异配对”相当常见。国会的精彩巧辩有时与政治肥皂剧差不多。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辛普森生动地描述那是“跳该死的小松鸡舞”，就是雄松鸡求偶时鼓胀了胸腔所跳的舞，相当生动的政治意象。但即使战役是真的或使得感情易受伤害，最佳的政客仍能哲学式地应付，即使胜利时也不过分地伤害敌手，以免留下不能磨灭的痛处。他们以教养来调和歧见，因为权力游戏的主要原则之一就是敞开自己的心胸，今天的敌人也许就是明天的盟友。 1986年春天，俄勒冈的参议员派克伍德生动地显示了这个原则，在近年来国会史上做了最戏剧化的政治转变。派克伍德在税务改革法案上作了一个180度的回转，他从保护某些企业的利益一下子变成保护个人的赋税利益，并且彻底削减了最高税率。他的剧变着实使他的盟友晕头转向，他舍弃了石油和瓦斯州（如德州的班森俄克拉何马州的布伦）的支持而倒向温和派（如新泽西州的布莱德利，纽约的莫乃汉和罗德岛的崔费）所支持的改革。 派克伍德很实际的承认：“你会发现没有永久的朋友或永久的敌人，只有暂时的盟友。干这行的如果怀有怨恨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这星期反对你的人，也许下周你就会需要他。” 辛普森，一名共和党员，他热爱幽默使他成为现代的威尔·罗杰斯（编注：本世纪初美国著名的幽默家），回忆1979年他当选怀俄明州参议员初来到华盛顿时，立刻投入三个政治的奇异组合。他在参院的三个小组委员会服务，里面有三位具有角逐总统宝座野心的民主党人士：葛兰斯顿、哈特和小肯尼迪。 他摸着脸颊回忆说：“我立刻想到：‘我的天哪！我在过程中一定会被干掉的，这三个家伙想当总统！’我对他们每个人说：‘听着——你可不要利用这个委员会为竞选工具，我也就不会利用它来令你们难堪。’” 有关移民事项辛普森必须和肯尼迪商量，退役军人的事项要和葛兰斯顿商量，三厘岛核子事件则和哈特研究。他和葛兰斯顿的关系非常有效率，使他们从1981年起成为参院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鞭，多次化解了两党的决裂。 命运给了辛普森足够的时间和肯尼迪及葛兰斯顿摸索试探建立感情，但和哈特来往却没有这么长的适应期。 在辛普森进入参院的十周后，三厘岛事件爆发，哈特和辛普森一个是参院的核子管制小组委员会的主席，一个是敌对党的委员，立刻乘直升机到宾州的哈里斯堡。 在直升机上，辛普森看了哈特一眼，怀疑哈特是否会逮住这个核子事件并将它作为竞选总统的筹码之一，他问哈特：“你打算把这个事件变成马戏团般热闹吗？” “谁跟你说的？”哈特回答。 辛普森回避地说：“我不知道，但我在这儿是个新人，还没作好准备面对马戏团，我甚至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或现在我们要去哪里。” 他开始保证的说：“嗯，你为什么不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呢？我打赌你在处理时一定不会被糗的，因为你和我一样是深陷其中。” 大体而言，辛普森认为哈特很努力于和他保持联络，并把小组委员会的报告做得很完整且正确。辛普森回忆说：“但盖瑞每次有访问或上‘面对新闻界’节目时都打电话给我，在处理有关核子管制委员会的资料时，他每件事都会想到我，他从未客套式的在会议上说些废话。他和我一起在议场中处理法案，密切地合作。”有时哈持会让辛普森来主持会议，辛普森说：“他并不会来坐一下就离去或打断你的话，事实上我们都能确实的完成工作。” 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政治组合，是激进的民主党自由派拜登和20年前成为共和党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佘蒙德。佘蒙德是以南部诸州的奋斗打拼获得支持；在1948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高举着州权的旗帜意气风发，并领着他的总统选票离开会场。拜登比佘蒙德年轻40岁,1972年初进入参院，便以性急、无礼、说话快、粗暴闻名。在很多议事上两人都意见相左，如1982年的投票权利法案的条款、参院对米西出任司法部长，和雷诺出任米西副手之同意权上都是如此。但他们之间的歧见都非常清楚且非常有礼地提出，而在某些重要的立法上他们也一起合作。 当佘蒙德在1981年成为参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时，身为民主党的拜登私下去找他并提出条件。拜登表示他不会耍小动作，也不使用野蛮的粗话或策略来使佘蒙德难堪，而佘蒙德则须平等地给予两边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拜登还给了佘蒙德一份他和幕僚们所准备的长达90页的犯罪法案的草稿，使佘蒙德成为这项法案的主要支持者。那不仅是对委员会主席的一种礼貌，更是一项很实际的政治行动，因为拜登知道任何一项法案都得有佘蒙德的支持才能通过，不过最初佘蒙德还不太信任他。 拜登回忆说：“你知道，他坐着很仔细地听着，最后他发现我是认真的，他能够和我一起工作。我告诉他以及我的民主党同僚：‘我将作个交易，如果你能阻止右派人士封杀这项法案，我也会让自由派人士放它一马。如果你和我能彼此同意信守承诺，我们会通过这难关的。’从那时起佘蒙德从未抨击过我或说些老掉牙的强辞夺理的话，我也不跟他打哈哈，有时我也开他玩笑，但他知道这是友好的表示。” 佘蒙德的说法也大致相同，他对拜登推崇备至。他们最艰难的时刻，大概是在1981年参院对犯罪法案的最后投票那个晚上，佘蒙德的一位助理说他们两个通宵工作，才达成最后的协议。 那助理跟我说：“当我一早去上班时，看到他们两个卷着袖子还在工作讨论；商讨或妥协比站起来大叫：‘就这样，到此为止！’还困难得多。要坐在你的对手面前说‘好吧，咱们谁也别想得到我们想要的，看现在我们还能讨论出啥名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佘蒙德提及拜登时，有如85岁父亲谈论着意见与他背道而驰却依然深获欢心的45岁儿子。他用南卡罗来纳人的吞声慢气，及他多年来更臻圆熟的哲学来教导我：“有些人认为哲学观点不同就该彼此对立，我的立场是一定得与人一起合作即使是观点不同——如果他们都是真诚的话。拜登和我相交，他是个好人、品格高尚、杰出的演讲者，令人印象深刻，说话清晰明了，能屈能伸，也是个顾家的男人，而且我认为如果你在此（华盛顿）停留愈久，你就愈能发现每个问题都不只一面，你也就愈发现妥协与谦恭是很必要的。你停留愈久也会发现，有时你用蜜糖比用醋更能捉到苍蝇。”工作狂：孤独的一群 我常遇见人们认为政客们很少工作，且日子过得比一般老百姓舒服，但我的经验却正好相反：从私人企业进入政府工作的人，都对华盛顿的紧张急迫和工作第一的敬业态度感到惊讶，无论他是在国会或高级行政单位工作都是如此。 金根当了里根一年的内阁秘书与助理之后，认为说白宫是个压力锅根本不足为奇。他原是个华尔街人，亦是《周六评论》杂志的发行人，他向我坦承在华府的工作负担“超乎一切——是我所无法想象的”。平常他从早上7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吃着冷冷的晚餐或甚至没吃。已故的巴德里治告诉我他担任商务部长时，工作量比他在当总裁的工作量还要多出50%。当他担任总裁时，他时常在演讲中提到：任何一个行业的领导者每天如果工作超过8小时，都是对属下授权不够的表现。但在华盛顿，他说：“我发现8小时是不够的，我需要12小时，而且我也不再演讲了。” “华盛顿的问题在于它是个只有输入而没有输出的城市”，前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的发言人马修斯为华盛顿下了这么个精辟的评论。“你不能计算输出项，只能计算输入。这个城市中，国民生产毛额就是政府，而政府不是用输出来计算的，是用你所投入的时间来计算的，每个人说‘我这星期忙死了，你忙吗？我很忙，我必须忙碌。’就好像‘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参议员杜伦柏格是个有思想、内敛的明尼苏达州共和党员。一次在晚餐时他也承认：“我们很多人都把忙当成自身的一部分。在政治上，你绝难看到懒散的人。我们真正喜欢的是不管6点还是8点起床，总有一大堆做不完的事在那儿等着的感觉。” “如果你被需要的话，你就是重要的，你努力工作来证明你多有价值，那是一种量的运作：你握的手愈多，你写的信愈多，你出现在电视上的机会愈多，你举行愈多的听证会，你就愈有价值，质多多少少隐含在量里面。” 在一个祈祷早餐会上，他引用一位元老级的参议员的忠告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保持快速的步调，就得在你的行事表上的每一个时段内安排两件以上的事，再请个人专门提醒你还有什么其他事该做，完全投入，因为政治家永远有多得做不完的事，只有在政治里，你才能为你的工作狂作合理化说明。毕竟这对国家是重要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拥有最大权力、最令人向往的工作的里根却对“工作狂”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他每天刻意地工作很短的时间，在办公室里从9点到4点，小睡一番或出去骑骑马，再出席一些官方的晚宴或处理一些公事，有时，他和南希一起看电视时就省了。 里根的确比较喜欢口头报告，国家安全顾问把文件大声朗读给他听，获得他的批准，代他签署文件。举个例，伊朗事件时里根显然没有读1986年1月17日的重要决策报告，这份报告正式地认可用武器来交换人质。 当新闻界和其他政客都在挑里根的毛病说他太放任、松散，里根却对自己的懒惰自我解嘲，在一个新闻界的晚餐上，他开玩笑地说：“辛勤工作当然不会死人，但我想干嘛到了这把年纪再来冒这个险呢？”现场观众对他的坦白都哄堂大笑。 直到伊朗-尼游案爆发前，里根轻松抛开许多繁重的工作总能获得大众的谅解。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卡特像个长工似地工作，大众都看见他深陷于细节泥淖中，而里根缓和的步调，使得他当总统和运用权力时看起来都很轻松，也是对大众的再保证。更甚的是里根很喜欢职务上的种种费时仪式，这种对仪式的喜欢，辐射出他的自信。在他头4年任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根常把大量权力下放给他广大的幕僚群，自己则溜去做些轻松的事。 大众没有注意或不在乎的是，里根对于主要议题或他自己政府的运作方式并没有强烈兴趣。对这些议题及政府运作方式深入了解，不但可以教育总统，更可以保护总统。里根很信任别人，认为别人可以保护他，使他免于伤害。但里根第二任期的幕僚，无论是在判断力或政治技巧上都不够敏锐，里根疏于控制幕僚给他带来成堆的麻烦，伊朗事件使他的烦恼达到极点，他松散与放任的态度遭受到了凄惨的报应。 对许多其他政客和政府官员而言，华盛顿紧张的生活方式常导致离婚或家庭压力。华盛顿是全国心理医生最密集的地方，大概跟纽约差不多，证明了华盛顿生活的工作至上和压力锅的气氛是一种职业风险。华盛顿单调的生活方式也使人早生华发，当然偶尔国会里也会诞生诗人（缅因州的柯汉参议员就写了一本诗集，还和哈特合著了一本间谍小说），记者们也演些业余的戏剧小品，而且每人在春天时都会去赏樱花，周末到切萨皮克湾或蓝脊山度假，但却很少人得到真正的休息。 华盛顿的政治圈将社交生活视为事业的延伸，所以平时的夜晚都无法轻松，人们每个礼拜有三、四个晚上都有约会，有时甚至一个晚上有好几个约会，他们通常都以地位和头衔来与人交往。在晚餐或其他非正式场合，就有私下的种种交易：记者们向官员和政客要内幕；政客们则以要求好评作为交换；说客需要政客来帮助立法，政客们需要说客的金钱与选票。当然，轻浮与幽默也存在其间，但政治市场中的这种基本交易却逐渐减少了。 有些比工作压力和豪宴华服的虚伪肤浅更基本的东西，经常令政客们的私生活了无情趣。他们似乎都很符合雷斯曼所说的“寂寞的一群”。他们的公众生活为他们带来如果没有上千也有上百的与人接触的机会，可是藏在这个友谊深处的却是达尔文主义：人人都在奋斗以求透过物竞天择而成为一山之王。权力游戏中的竞争性使得人们不敢表露出他的弱点，也不敢表露出他对生命的质疑，而这些弱点和质疑，正是所有亲密及真诚友谊的基础。 对一个政客而言，有些弱点简直是致命伤，所以他们对政敌甚至对选民都刻意掩饰自己的弱点和犹疑是很自然的，这些特殊亲密关系所需的内心世界的倾诉，对多数政客与官员而言是极度危险的。 参考一下最近的历史：1968年，前密歇根州州长罗姆尼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曾告诉新闻界他在越战问题上被五角大楼洗脑了，结果反使他受到致命打击。前参议员穆斯基也在1972年的总统竞选时，让记者们看到他在新罕布什尔记者会上为了他的妻子被新闻界修理而落泪，结果也受到了政治伤害。密苏里州的参议员伊格顿也从民主党的选票上被删除，因为他透露出早年他曾接受心理治疗。在1984年，参议员哈特也因为别人一直质问他为什么更改自己的名字？又为什么在官方自传中少报自己的年龄？1987年他更因为被紧追不舍婚外情的问题而退出总统竞选。参议员拜登也因为坦承自己剿窃他人的竞选演说，与夸大他法学院的成绩，而必须放弃总统竞选。 大多数的政客都很小心翼翼地去隐藏这种个人的弱点。华盛顿一名曾在国务院任职的心理医生皮色尼克表示，政客、记者和其他政治圈内的人，都需要一种夸大妄想症才能在政治领域内有效的运作。他说：“他们必须时时怀疑别人的心意、动机和处理方式来行事，但当他们把这些带入家庭生活或亲密的人际关系中时就产生了问题。” 看着众议院的议员们群聚一堂投票，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一种同在战壕中一起服务所产生的兄弟之情。参议院比较不似众议院那般夸张的亲密，也不如过去那么像俱乐部，有些人的确能够结交到很好的朋友，但多数政客都与人保持适当距离，在公共场合仅打打招呼或拍拍背以示亲昵。新近的幕僚助理们透露说那些看起来最亲密的伙伴，包括里根和贝克之间，都有一种隐藏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避免别人太接近他们的自我保护的本事。 参议员杜伦柏格坦承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的存在。他说：“我们在这儿都有自己的权力袋，当你想争取到51票时，你就得证明自己是不容易受伤的人。但是可亲可近的关系和友谊却能使你容易受伤害。在政治的世界里，有时你必须接受批评，你必须听不想听的事，容易受伤害的性格在这里是不适合的。” 皮色尼克医生认为对权力的索求与冷酷无情的步调，源自于不适应的内心感受和产生寂寞的不满足感。他说“还有一个权力瘾在作祟，你必须永远往更高处前进，这种追逐一直持续，寂寞的代价是非常高的，友谊在这城市是很难获得的，友谊是一种很脆弱的东西，它在职业政治的生涯中一点根基都没有。不如你我所想象的那么信任别人，在他们为了选区、立法与家庭的种种要求而把自己绷紧了，人们会问：‘我还有什么？我是谁？’他们都在舞台上像个永远都准备好笑话的喜剧演员，有些涉入权力的人，都忘了自己还是个‘人’。”男人的城市 过去15年里，权力游戏中，女人的力量与责任已大幅成长。但纵使女权主义的压力也尚未改变游戏的进行方式。政治一直是男人的专利，而女人也学会了如何面对硬战。 从1972年麦高文竞选总统开始，无论是在扮演副总统提名人、内阁阁员或最高法院法官、国会议员、幕僚、说客或记者，华盛顿的女人变得更多、更主动、更鲜明出色。麦高文竞选时以强烈的反战主张及国内的平等及社会主义燃起了女性的政治活动热，并使得上百位能干的女性进入地方和中央阶级的政治领域，这种改革打破了国会里老式的权力架构，开放了更多的机会。 1972年，参院中有两位女性参议员，众议院有13位女性众议员，到了1978年，则有两位女参议员和22位女众议员。过去的习惯与连任议员使得改变进行缓慢。从基层干起的女性要做到成为够资格的候选人需要多年时间，但在州的层次，女性地位正蓬勃发展。1974年，康涅狄格州的格拉索成为近代第一个当选的女州长，现今全美则有3位女州长。各州的女州议员则从1973年起增加3倍，到1987年女性已占了全国席位的15%。 这些数字仅能说明部分的事实：国会山庄的态度已有极大的改变。1973年时，科罗拉多州的反越战的女性民主党国会新鲜人施露德还受到军事委员会主席赫伯特的性歧视，现在国会的态度则已大幅改变，赫伯特的劣迹使他在两年后失去主席的宝座。如今众院里的两党协调会议都至少有一位女性居领导地位。1977年女性议员为处理女性事务而成立协调委员会（同时对男女议员开放），现在已愈来愈有声有色。但直到1985年众议院的健身房才允许女性议员进入，这在过去一直是男性议员所坚持不答应的。 民主党全国大会的前政治处长路易斯说到：“现在国会里的女议员和儿十年前截然不同，她们不再是寡妇似的去实践家族的遗志，而是真正在追求她们个人的职志。” 女性政治活动的提升也推展到其他领域：负责与行政单位联系的联络办事处、游说、公共关系、新闻界。女性说客在1975年已建立起她们自己的协会，现今声称有800名会员，最杰出者是韦克斯勒和蕾诺，她们分别来自卡特和里根时代的幕僚，属于城中最有名的游说公司之一。女性记者过去一直被全国记者俱乐部所多方阻碍，在1970年她们加入华盛顿记者俱乐部，也就是全国记者俱乐部的对头，使之一下子增加了数百名会员，全国记者俱乐部在1985年时同意女性记者加入。公共关系已经成为女性一项方兴未艾的行业，南希里根的前新闻秘书泰特现在是一名顶尖的公关主管，她告诉我她担心公关可能成为女性的“粉红领贫民区”。 当然，最具戏剧性与象征性的变化发生在政府的高阶人事，早期总统内阁人选顶多只有一位女性作点缀，而卡特和里根则各有二、三位女性内阁成员。1981年里根打破惯例地提名奥康纳为最高法院的女性法官，但女性地位更大的突破，是在1984年民主党提名纽约州众议员费拉洛为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我还记得站在旧金山的全国代表大会厅里，第一次看到她以候选人的身分出现，整个大厅里的人都为之震撼激动不已，尤其是女人。 虽然女性正在新领域里迈进，且男性政客也承认他们在高层次活动中必须纳入女性，但权力游戏仍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如果女性不再是例外，一些老式的算术仍能适用。举个例，众院的共和党会议副主席马亭在众院的委员会幕僚助理中女性达51%时说：“在华府赚4万或更多的75%是男性，赚2万或更少的人中74%是女性，女性正接近参议员更多的私人幕僚高阶工作，但她们还不太能够打入白宫幕僚的核心，卡特时代负责白宫与外界政治团体联系的韦克斯勒是个特例。” 某些政策和政治领域仍完全是男人的天下——如国防、情报、武器管制、高级白宫幕僚和政治竞选策略。身为全国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葛莱姆夫人的观点相当委婉却令我印象深刻。葛莱姆夫人并不是一个70岁的傲慢自负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像其他有力量的女性一样，希望男人能更平等地对待女性。 她说：“确实有很多女性从事很棒的工作，像参院的凯西邦和内阁的杜尔夫人”，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带着有点严厉与悲哀的口气接着说：“但我必须告诉你，这儿仍是一个非常男性沙文主义的城市，这虽对我没有任何影响，但我认为这对于到这里打天下的已婚妇女是很艰辛的。她们参加晚宴，别人会以某人的太太来看待她们，我是说别人会问：‘你先生作何感想呢？’” 寇派翠克在1984年底，由于没有争取到三个高阶外交工作的其中之一，在记者会上公开怒斥新闻界对女性的不平等待遇而引起骚动，她的批评与抱怨的确反映出我们社会的一些病征：新闻界称基辛格为基辛格博士，而她则被称为寇派翠克“太太”，虽然他们两人都有博士学位。 在竞选政治的激烈游戏中，女性想要打入核心还是相当困难，有个主因是她们很难打入筹到款项的重心。男人不仅赚比较多的钱也会花钱。前纽约州长哈里曼的遗孀潘蜜拉哈里曼，在为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募款时表现出很强的能力，并且在1986年帮助民主党取得了参议院的多数党地位，但她是个特例。 谈到如何使女性在政治上拥有更多的权势，游说高手蕾诺说：“最大的秘密就是使人们出钱、募款，而这正是女性最弱的一环，金钱是政治的母乳，为政客募款早已是男人天生的本领，对许多女性而言，这是很不雅的，慈善募捐又是另一回事，她们不喜欢为政治募款，觉得难以启齿，叫男人来开辟筹钱的管道较容易。” 竞选策略和咨询的艰苦工作也同样难以介入，女性的民意测验专家只有极少数几位：共和党的迪沃和民主党的林区。此外也仅有少数的女性政治顾问和战略专家。 但1988年的总统竞选却有一些突破：1980年小肯尼迪和1984年蒙代尔的总统竞选高级助理伊斯瑞区成为州长的全国竞选负责人——她是第一个担任全国性职务候选人高阶竞选工作的女性。杜尔参议员任用迪沃负责民意测验及麦森为他的新闻秘书，布什则以巴尔杜为新闻秘书（此二人皆为女性）。 总统竞选人杰克逊牧师的政治顾问路易斯评论说：“总统竞选是美国政治的最后一间密室，但今年就是我们看见密室逐渐打开大门的时刻。当然，我们有很多困难，障碍依然存在。” 路易斯的“密室”比喻很能符合华盛顿的权力游戏的情景。她和泰特及葛莱姆都是对的：华盛顿仍是个男人的城市，而橄榄球是它的游戏。我有些朋友喜欢将政治与扑克牌游戏比较，因为它的惊人赌注，虚张声势和起伏不定。其他人则把政治当作是赛马或越野障碍赛跑。 华盛顿是个橄榄球城市，而橄榄球正是华府政治最恰当的比喻。在超级杯季节或当球队在竞赛联盟时，华盛顿红人队的比赛每年都场场爆满。在华盛顿最令人羡慕的，就是拥有一张红人队最佳的球季票，或是被邀请到红人队老板库克的私人包厢中。橄榄球像链环一样，蔓延在华盛顿的两个世界之间：以庞大黑人为主的中心城市和多数是白人且居住在郊区的中上阶级政治城市，红人队从哥伦比亚特区发展至马里兰和弗吉尼亚州，在没有任何市长、州长或其他任何联合机构的情况下，红人队为华府社会提供了一种它所缺乏的象征。 更甚的是橄榄球很符合权力游戏的精神与内涵。政治上的华盛顿通常注意力集中的时间都非常短暂。人们的心态，是集中精神看“本周大赛”，宁愿作一周的斗智游戏，而没耐心看完整个球季162场的比赛。权力竞赛的活动更能反映出橄榄球的精神，两者都是接触性的运动。 想想看这些活动，棒球提供了明确的直线注意力——投手对打击手，棒球的轻脆声响，外野手在绿色球场上接起小小的白球，他掷球的速度必须和打击手奔驰到一垒的速度比赛。不错，满垒的全垒打或盗垒时的飞毛腿更会造成高潮，但通常棒球更能代表一种有秩序的技术考验，而不像橄榄球的倾轧混战或抱球者与扭倒者的冲撞，好似国会中的混乱和议员的口角或白宫和国会的争执。橄榄球就像政治，传球的方式扑朔迷离，随时随地都有情况发生。 也想想看游戏的精髓：打棒球时任何一局都可能爆出冷门，一场低分的比赛也可使比赛无时限的延长，或简单的在第九局结束。 但橄榄球，尤其是职业橄榄球比赛的时间都事先设定好，且通常球赛过程都是可预期的，上百万的电视观众都能作证，只要你能在中场或第四回合时坚守住自己的位置，即使错过较早的动也无妨。在使人紧张的倒数时刻，球队进入2分钟的演练，电视广告，教练与四分卫的商议，和不可避免的伤害，都使观众紧张万分。在最后的几秒每件事都变得疯狂眩惑，这关键性的时刻决定了球迷是兴奋的凯旋或怅然的离开。 那正反映了国会的步调，审核预算时连续数月，沉闷冗长的议程或讨论MX导弹时场中乏味的策略，有时也为因人质危机而暂时转移注意力。由于夏季休会时间的迫近，速度会加快，政治疯狂也开始登场，两党两院都进入最后两分钟的演练，新预算和赋税公式产生了，四处弥漫着妥协的气氛。8月和9月初的漫长期间就相当于政治上疯狂的第四回合，在类似通俗剧结局时似地，总统威胁要关闭政府，大家再度回到场内，时常在最后几秒才敲定方案。国会与白宫都是在悬崖峭壁上玩的人，就像橄榄球员，他们打赌自己在最后时刻仍能赢得争战且算准了时间触地得分。 当然，政府是一连串严肃的政策游戏，但就像橄榄球的比喻所反映的，有很多只是表演性的。年复一年，那些活动都是相当地固定，那些重复的技巧和策略，使得我们观察者更易于研究其中的玩家和游戏规则，以便更了解整个活动。第七章 竞选游戏第七章 竞选游戏 在1985年9月的某一个早上，距后来历时5个小时听证会还早，已有迹象显示将有媒体瞩目的大事会发生了。罗素参院办公大楼的大厅里有一大群青年排队，还有若干电视摄影小组人员架起了设备。开听证会的室内一下子就挤满了人。 房间内挤得几乎动弹不得，记者席亦然。门口站着穿着笔挺白衬衫的阍者。前来旁听的观众情绪热烈。这一天参院商务委员会要讨论的是摇滚乐诲淫诲盗的一面。委员会主席丹福斯参议员警告旁听者不得鼓掌或示威。他说，此次听证会不在考虑立法，只在“开辟讨论此问题的论坛”。 首先发难的是财政部部长贝克夫人以及田纳西州参议员高尔夫人。她们与其他人抨击“色情摇滚乐”（乐迷的行话称“重金属”音乐）有日益呈现暴力、色情的趋势。贝克夫人对委员会说，描述性的歌曲“歌颂强暴、性虐待与被虐待狂、乱伦、邪教与自杀”，明显地，对青年有不良影响。高尔夫人代表“家长音乐资源中心”发言，她虽然力避公然倡言检查制度，但她呼吁唱片公司自动在套外以警语标示“内有暴力与性的抒情诗”。 稍后，重金属乐的歌手与作曲家斯耐德出现时，会场一阵骚动。他也是母亲们特别指名批评的对象。斯耐德穿着一条褪色的牛仔裤挤过人群，一头浓密的金色卷发垂至两肩。他轻松自在地脱下牛仔夹克，露出左肩上的纹身，和推销摇摆姊妹合唱团的黑色无袖T恤，光着胳膊面对衣着严肃的参议员们。 透过黑色的眼镜，他注视着讲台说：“我不知道现在是上午或下午，反正向各位道早安也道午安。”他向距离最近的一个电视摄影机咧齿而笑。 斯耐德防卫性地宣称自己是一名丈夫、父亲、也是基督徒。然后他开始指责高尔夫人“戕害个人”，曲解他的歌词，说他合唱团所售的T恤显露“一名被铐着的女子张开双腿”真是“公然撒谎”。他辩称“刀口下”（译者按：双关语，Blade亦为一色魔之名字）这首歌不是暗喻被桎桔下的强暴，而是描述手术台上的恐惧，高尔参议员对这番说法存疑。 早期温和一点的摇滚歌星查帕穿夹克打领带，有律师陪同前来。他警告千万不能实施送审制度。他说，妈妈们所希望采行的这一方法，无异“以砍头来解决头皮屑问题”。 那一晚的电视新闻上，真正出风头的却不是上述诸人中的任何一位，而是身材娇小的佛罗里达州参议员赫金丝女士。她是一位政治嗅觉敏锐而果断的祖母级议员，在参议院中问政的主题为吸毒、虐待儿童、失踪儿童与色情等社会问题。赫金丝不是参议院商业委员会委员，但她知道哪些事会引起媒体重视，且深通吸引目光的技巧，使她在听证会上抢尽风采。她经参议院礼遇获邀参加，穿了一套抢眼且抢镜头的红色套装。 几位参议员正如所料地发表了义愤填膺的声明，但赫金丝却另有一套。她也发表了声明，但深知言辞比不上画面，因此带来一些由参院共和党联谊会美工幕僚所制作，令人很难不看的视觉影像。她用自己带来放在讲台上的电视机，播放了几支非常色情的摇滚乐录像带——其中一支范·海伦的“为师痴狂”，充分显示新兴而有伤风化的摇滚乐，己使猫王艾维斯普里莱比起来，纯结得像唱诗班里的男童。她高举着一个W.A. S. P重金属合唱团的唱片封套，上面是一个正在滴血恐怖的男性放大照片，以及三字经的粗话。 赫金丝的表演在两家全国电视网播出，但她和她的经理人还唯恐宣传不足。她正在家乡佛罗里达州打一场竞选连任的硬仗，为了确保媒体连续不断地报导她，赫金丝提供“视讯”——有关她活动的电子新闻稿、录像带等。——透过共和党联谊会安排，经卫星传送至佛罗里达州30多家电台。 的确，据贝克夫人说，赫金丝是为这次听证会催生的幕后第一要角。贝克夫人回忆：“她在还没有任何人谈及要举行听证会之前来与我联络。构想是来自她的。”赫金丝的政治直觉无话可说。这的确是一个许多观众关心的热门话题，争辩的一方怒不可遏，另一方却觉正中下怀。当晚全国联播的新闻，有六分半钟用来报导参院的色情摇滚乐听证会，所占时间超过一个月内对国会努力讨论预算赤字危机的报导总和。专门转播国会议事的C-Span有线电视台，接获许多观众要求索取色情摇滚乐听证会的记录，是1979年开播以来最受欢迎的录像。 借热门话题的电视证听会以获取政治利益，几乎算不上是一种革命性的构想，自凯法维参议员在1951年调查组织性犯罪、以及20多年后调查水门事件以来，许多主要政治人物都利用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一跃而为全国知名人物。凯法维后来间鼎白宫，部分即是由于他的组织犯罪调查所蓄积的实力；水门听证会也使与凯法维谊属田纳西同乡的贝克，成为全国性政治人物。此外，虽然利用演艺界名人以激起公众兴趣并非创举，它却是麦卡锡参议员战后反对共产主义时所用的许多技巧之一。 视觉政治已成为几乎每一位现任议员，甚至相当名不见经传如赫金丝之辈共和党新人的登龙术。过去罕见的，现在已不稀奇。过去是少数政治重量级人物处理举国关心的大问题才偶尔使用的煽情技巧，现在已是后生小辈们扬名的惯用手法。保住职位的五大支柱 竞选已成为运转不止的机器。历史上从未像现在这样，一任接着一任地从未间断。竞选的技术、心态与聘请来的谋士，也随着选举的胜利而进入政府。 当前的权力游戏使现职议员，尤其是众议员得以享受很大利益。一旦跻身国会，他们就掌握了利器，除了少数特例外，绝大部分都能击败挑战。现职议员连任的五大支柱是：1.视讯；2.高科技电脑化邮件；3.业绩——给予选民形形色色的小恩小惠；4.利用返乡广结人缘；5.政治基金。 某些政客，特别是众议员里的新生代，都掌握了如何成为不倒翁的诀窍。这有记录可证。自60年代中期以来，现职众议员寻求连任的成功率达91%。1986年成功率更高达97%。只有在有人退休或少数儿年情势逆转时，才有旧人出局的结果。参议院的保障差一点，但80年代获蝉联的比率也有78%。总体而言，国会不倒翁的人数，还高于40年代与50年代，更不用说更久以前了。 国会公职享有的资源之大，不仅使现职者得处于几乎不败的有利地位，而且也能吓退潜在的挑战者。竞选经费浩繁，使得有财力出马挑战的人越来越少。结果，大部分用纳税人的钱所玩弄的“求存政治”，使得众院里许多议员不受总统大选年政治走向的影响。 这种政治的标准样式，在过去10年发展出新的力量绝不是偶然的。俄亥俄州众议员海斯在1971至1975年间，故意放宽行政规则以有利于现职议员连任。海斯身兼“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DCCC）主席，以及“众院院规委员会”主席。 前者职司众院民主党人的竞选连任事宜，后者掌理众院的内规。据DCCC执行长法兰克斯透露，海斯有意使现职议员更容易连任。他希望保护1974年进入国会的一大批民主党人——其中许多是从支持共和党的选区中窜起的，而1976年将告急的议员。所以海斯为众议员们提高津贴，使他们能多聘助理、多做服务选民的业绩；他将会计规定放宽，使众议员们返乡与寄件给选民的开支方便报销。海斯所作的这些改变均在给众院里搞持久式竞选占多数的民主党人开方便之门。 美国政治人物求取家乡父老欢心的传统方式，是在联邦的“政治分肥”（或称“肉桶政治”）中为地方多分得几片“肉”：如向联邦多争取经费建水坝、下水道、污水处理厂、大众运输、军事基地与争取国防承包。这些可讨好地方上的民间、商业与政治领袖，但对一般选民而言，“肉桶政治”与其个人利益无关。70年代中期以后蔚为风尚的是大量帮选民一些属于他“私人”的忙。在国会里他们称之为“个案工作”，如叫你的幕僚为选民查询没有寄达的社会福利支票、代询他们丈夫儿子在军中的近况、帮助退伍军人就医、协助申请小额商业贷款等。某些参、众议员即运用这种技巧，而成为成千上万的选民的保姆而非代议士。 持久式竞选造成其它的新趋势，其一是老式国会特权“免费邮寄”的新运用。这种特权是议员们只须签个字即可寄信或包裹，而我等其余人却要贴邮票。免费邮递的原意是方便国会议员将政府的施政告知选民，但现在已成为花纳税人的钱作现代化大宗买卖的工具。1984年免费邮寄的费用高达1.11亿美元以上——不仅数量增加，而且运用了新科技。10年当中政治邮递的科技日新月异，胜过往昔。20年前，国会办公室并没有影印机或电脑。今日，参、众议员可以利用高速激光印表机、自动摺信机和电脑整理系统大宗邮递文宣资料。日新月异的科技使现任议员得告知友好或游离的选民其问政方向，他们对想听的人说该说的话，而不至于触怒反对的人。 持久式竞选的真正利器还是视讯。这不是指政治捐献所支付的巨额广告，而是每周不断地、预先包装好的电子新闻稿：供电视台播出的录像带和供广播电台播出的录音带或实况。这些材料被直接当作新闻报导般的播出（地方电视台有时还稍作剪辑，有时则根本丝毫未剪），通常都没有说明其录像带或录音带是国会政治人士所提供，而且多半是花纳税人的钱制作的。在正规新闻报导之外的这些视讯，成为政治人物所称“免费媒体”的一部分：未标明政治资助来源的宣传及报导，甚至连摄影人员也是政党而非电视台雇用的。 兹举一例，赫金丝邀来采访色情热门音乐听证会的摄影人员，就不是电视网或佛罗里达州电视台的人员，而是参院共和党联谊会所雇用的人员。该联谊会是由共和党参议员组成，每年由国库补助达56.5万美元的一个公费机构。（参院民主党人也得到同额补助，但该党用于媒体方面的钱较少，多花在其他活动上）。联谊会本身使用的款项一年达16亿美元，这些补助即其中一部分。共和党联谊会的职员包括二个专职摄影工以及影片编辑、制作和其他媒体技术人员10人。4年当中，它从一无所有发展到能制作及送播4032个卫星节目的机构。 电视中心则比较严格：禁止花纳税人的钱补助议员们的视讯作业。在众议院，自办的录像带，大多由政党或议员个人掏腰包制作。但两院中的两党议员可以使用国会的两个录制间，录制他们每周的有线电视访问节目和无线电广播。这两个录制间有制作人、摄影人员、成音工程师与技术人员计40人，每年人事费（自然是用纳税人的钱）约达140万美元。此外，由于共和党有钱，所以它的国会党团一年可为该党议员借电视自动转送中心，发送4万个无线电节目。黄金定律：不计代价的曝光 保住议员地位的第一条定律是多曝光，即使牺牲问政品质也在所不惜。马州民主党议员桑格斯曾告诉我，当他从众院进入参院后，即因忘了这条定律而受伤颇重。桑格斯一直是一个认真的议员，新做了参议员以后，本着良知十分投入参议员职守，尤其是他在外交委员会的角色。有好几个月，他把家乡选区的琐事及上电视等当作不急之务。 他对我说：“我过去的众议员选区只有三家报纸，保持曝光并不难。突然间，我成了代表全州的议员以后，大们还以为我从地球上消失了。我接到许多来信，问我：‘你还在那里吗？我是支持你的，很久没听到你的消息了。’第一年任期结束之际，我们已不胜其烦类此之事，所以又开始比较定期的返回选区与选民聚会。我们发新闻稿，报导活动。我们发现在跑遍全州、到处露面以后，我在民意测验中的声望又快速上升。” 我问他：“即使在这期间你在华府的言行并无不同？” 他悲哀地说：“事实上，你可以想见由于幕僚忙着让我曝光，议员职守已经荒怠了。民意测验中声望窜升的同时，我已经称不上是尽忠职守的议员了。” 有时候，曝光——包括说些和做些令选民难忘的事——简单得令人吃惊。因健康原因退出参院的桑格斯愿意公开承认，而其他议员只愿意私下谈的一点，即曝光比内涵重要，而且很容易令人觉得你是可亲近的人。他在1978年竞选参议员时起步很晚，制作了几个政治广告叙述他的政策立场。后来发现落居第三，而大部分原因是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或念不出他的名字。 他带笑回忆：“于是我们在电视上做了一个不断把我名字念错的广告，结尾是一个男孩子气馁地把我名字擦掉，干脆念‘选票’。结果那则广告成为经典之作。我在游行行列中时，人们直呼我为‘选票’。不是盖的，许多人说他们在厨房听到这则广告就跑出来看。听到那则广告的人无不莞尔。大家还记得的，只有这则广告。很多人会说：“我喜欢那种能自我解嘲的幽默。”我虽自认是一个非常认真研究问题的议员，但内心深处也很明白，能够进入参议院是因为我的名字很特别。” 他说：“在我们频频上电视以后，我总是听到一遍又一遍相同的寒暄。人们总是走过来说：‘我上星期在电视上看到你。’我说：‘噢，是谈什么的？’他们说：‘我不记得了，但你看起来有些累的样子。’或‘我喜欢你那条领带。’完全是印象派的回答。大概只有二成左右的人能告诉我，那次见我在电视上谈什么。我常为此错愕。别人是因你有名而来，并不能把你跟某一些特定问题联想在一起。而且他们若看你顺眼——电视是很适合我的媒体——他们也就会忘了你的一些立场。里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许多政治人物相信，不断上电视是生存的不二法门，因为电视能增加一个人的知名度，所以他们会抓住任何上电视的机会。这牵出视讯政治的第二条法则：另辟蹊径，亦即无法闻达于全国性电视网时，直接向地方电视台诉求。 1986年2月的一天傍晚，我看到某些民主党议员，想借里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机会，制作为时30秒评论里根演说的电视谈话，立即向家乡传送。在过去的类似情况下，他们通常是发新闻稿，或于次日接受家乡电台的电话采访，但这些方法欠缺时效，现在他们的政党为他们组织了更好的方法。 里根演说后，我发现约40名并不出色的民主党议员，隐藏在国会山庄的一处酒窖中，像大学毕业生接受文凭时那样安静的排着队。其中一、二人吸着咖啡或饮料，室内一片肃静。片刻之前，他们都才参加了美国的一项盛典——总统对国会与全国的年度演说。当里根向“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上殉难的7位勇士致敬时，他们予以喝采，但当他叙述经济措施时，许多人则交叉着双手。 现在众院议场里的冠盖云集与热烈气氛已经退去。总统的车队驶入雾夜，转入宾州大道向白宫驶去。坐在台中央前排的内阁，以及坐在讲桌左方“小提琴区”的外交使节团已经离去。记者们在走道上就先前根据预发演说稿写就的新闻稿再增添些描述（例如里根夫人穿了一袭小红莓色的套装，或里根向奥尼尔就任议长10年致敬，民主党人的反应等）。这时观众也已各自走向停车场。 这些民主党人仍在忙着。有些人梳头、有些人整领带。大多数人像学生在考试前似的正在默默演练短短的讲稿，他们紧张地彼此揶揄对方的表现。每个人分配到45秒到1分钟的时间，不能背错词或重录。如果他们要赶上纽海芬、克利夫兰或旧金山的11点地方夜间新闻，则全部作业须在90分钟之内完成。东部议员的要借太空网一号卫星传送，西部议员的借‘西星四号’卫星传送。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以每半小时900美元的代价，租下它们。 室内的陈设十分简单，背景是一面美国国旗，和一台架在三角架上的摄影机。地毯上用胶带贴出一个“T“字。每位议员就站在“T”字上。一位年轻女士拿着麦克风，逐一发问：“议员先生，您的反应？” 来自俄亥俄州杨斯镇的崔福肯承认：“我是新任议员。我认为第一个国情咨文是华德迪斯耐与西席地密尔（译按：“十诫”导演）的结合体，而这次的有点像史蒂芬史匹柏的作品。在有1500亿美元贸易赤字的情况下，总统又提出一个将国防支出再增加280亿美元的预算，使我不得不认为他脱离现实。”崔福肯身材魁悟，在当议员以前是杨斯镇的警长。 室内有人喝采，队伍向前移动。短小精干来自哈林区的黑人蓝吉尔，入众院已16年，他对里根的评语更不客气：“我想这是一部不错的二流电影的一个伟大的结局。但它并没有实际考虑到我国一部分人民无家可归、失业、以及绝望的情形。”年龄较长、有思想、苦瓜脸的密歇根州的赖温谴责着说：“演说者侃侃而谈，但与施政计划的实际之间，存在很大差距。” 民主党的吴斯来自共和党人居多的科罗拉多州，他正在竞选参议员，自诩是中间路线、总统的盟友。他说：“我想总统谈的是未来远景是对的。我们皆愿政府有所作为，我们也必须使五角大楼像其他施政计划一样发挥功能。……我认为总统以贸易为焦点是正确的，美国现在每五个工作日中就有一个是直接或间接依附于贸易。那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必须有自由、开放与公平的贸易。” 当我们一起离去时，身高6英尺5英寸、颀长、英俊，有政坛贾利古柏之称的吴斯，对于当晚及次晨科罗拉多州电视上将播出的他的电视讲话颇为自信。他的新闻室已通知从丹佛到科罗拉多泉、大双溪、与杜兰哥的各电视台利用碟形天线，经西星四号卫星接收的他的画面。吴斯滔滔述说电视政治如何如何之好。 他热心的说：“你必须上台表演，你一定得克服不好意思的心理，把它当成玩戏法。你必须体认到这35或40秒的时间，有好几万人会看到你。”然后他哈哈大笑的说：“举行记者会很好，举行有电视摄影机的记者会更好，举行电视摄影机多达3位数字的记者会那就棒到家了。”这正是新生代政治家的座右铭。政治视讯竞赛 国会山庄唯一的手提电视摄影机（系阿拉斯加州史蒂芬斯参议员所有），是一具售价6000美元的日制廉价摄影机，拍出来的片子边线还有红色，够不上专业水准。权充摄影的，是曾在南加州大学学习影片制作的参院共和党联谊会新闻助理李文斯顿。李文斯顿使用30卷录像带，在国会一个隐秘处拍摄每一参议员对里根演讲的评论。拍好的片子用脚踏车载送到参院罗素办公大楼剪辑，再开车送到市中心的“金字塔制作室”作进一步加工，最后用微波传送到维吉尼亚郊区的一个卫星传送站，送上卫星。其中每一个步骤都是手忙脚乱、时间延误与险象环生。 为免出状况，共和党摄影小组用里根演讲的预发稿，提早数小时作业，却不料被电视网的摄影小组逮个正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的钟斯，撞见明尼苏达州的波希维兹参议员事先录制评论一事。钟斯于晚间新闻中促狭的报导：“距里根总统发表国情咨文还有5个半小时，但是波希维兹参议员正在发表他对里根演说的反应呢！” 经此教训，这方面的技术发展又有长足进步。为了迎头赶上，1984年民主党人在国会山庄将一间车库改建为一个媒体中心。这个车库连同房子，是一位民主党大善人哈里曼夫人买给民主党同事们使用的。现在，两党在国会山庄都有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媒体制作设备与摄影棚。技术上蔚为大观，举凡现代电视的技术均囊括在内。两党也均已有能力从自己的制作中心直接进行卫星转播，无须费事地用车载录像带到市区的制作中心。 共和党联谊会的电视执行制作人维斯汀热衷的说：“技术上我们占了很大优势。”他以前是一名立法助理。他说：“一位参议员可以在4分钟内从他的办公室走进我们的摄影棚，和他州内的电视台讲话。这种技术太神了！掌握了最大时效与新闻现况。有了自己的广播机构，我们形同共和党参议员们的一个公关机构。” 理论上，拍摄参议员的动态、平民恳亲会以及记者会，都是在向选民作服务报导，因此就像免费邮件一样可使用纳税人的钱。但这种节目里面包藏的却时常是国会议员露骨的竞选运作：参、众议员们提些明知会没有结果的法案，向大会发表演说或提议把一些文件列入国会记录，用心是加重自己在家乡选民心中的印象，而非说服同僚。 1986年争夺参院控制权的选举大战，可看出视讯政治虽然重要，但亦非绝对可靠。那一年有一批共和党新鲜人（许多是在1980年随里根旋风进入国会的政治新手）力拼连任。在十多处实力接近的选战中，卫星传送是他们的重要工具之一。但是，尽管得到视讯政治的助力，在南、北达科他、亚拉巴马、佐治亚、华盛顿以及佛罗里达等州的共和党新鲜人却仍告落选。 一名共和党参院军师辩称：“有些失利的共和党人试图以视讯政治来弥补工作表现不佳缺点。一个参议员如果表现平平，一天播送一段视讯也无助于他的表现。但如果表现够格，良好的视讯政治的确能使情况不一样。” 对于家乡观众，最重要的问题是有多少电视台肯播出这些视讯宣传的饵？有些电视台很有戒心不愿被政客利用，不愿播出不标明来源的录像带报导。 维斯汀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很受争议。有许多人说这种做法不道德。报纸常常故作神圣状。许多报纸抨击电视台使用我们的东西。说什么‘你们用的不是自己拍的片子。’电视台实在该反击报纸：‘你们经常用不是自己撰写的新闻发布稿。’总之，电视台因报纸的指控而不太好意思，即使用了我们的东西也不愿承认。报章杂志的批评使他们产生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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