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信中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林陈反革命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父亲在信中写道，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这样的心情的。父亲在工厂劳动时，有次因低血糖而晕倒时，工人用这辆拖拉机送父亲回将军楼。在高兴兴奋之余，父亲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后，他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要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复出，为党和人民再做工作。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父亲除了表达对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他要向毛泽东汇报他自己的情况。他写道：“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此后，他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集团的干将在庐山。记得刚来江西时，对“专案组”人员，父亲曾说过：“我还会出来工作。”两年后的今天，他正式而又明确地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要求。他深信，在这样一个时候，毛泽东是会对这一要求进行考虑的。父亲在这封信中，向毛泽东提及他的孩子们，并请求毛泽东帮助，以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份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的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为了以后和中央的联系，他在信中提到：“过去，主席交代我有事情找汪东兴同志，今年初因我大儿子的事写信给他，工作同志告我不要再写信了，所以十一个月来，我没有再写信。不知以后有事，是否还可以写信给汪东兴同志。”信的最后，他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父亲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从事后来看，对于父亲的政治生命，这的确是一封很重要的信。虽然当时父亲并不知道他这封信下落如何，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但毛泽东的的确确地看到了这封信。毛泽东在看到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其实并不知不让*再写信的事，他向主席答道：“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毛泽东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毛泽东的意思也十分明确，*的事情还是要汪东兴来管。在邓的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邓小平 第五部分 22峰回路转(1)*覆亡后，首先，中央的日常工作，实际上交由周恩来主持。10月3日，毛泽东决定撤销原*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工作。在纠正一些极左过激做法的同时，毛泽东开始逐步地解放“*”中被打倒的大批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立刻抓住时机，从全局上尽其可能地、尽快地推动干部的解放工作。周恩来的努力，使一大批干部解除了被羁押、被看管、被*、被强制劳改的状况，有的还获得了*和恢复了工作。“*”以来那种极其混乱的随意打倒、随意批判的局面终于遏制住了，大批干部的政治生命获得了重生，人身安全得到了保障。“*”以来那一派肃杀严酷的政治气氛，终于得到缓解。冬天虽然寒冷，但一阵暖流开始流动在人们的心间。人们那紧锁了多年的眉头，开始舒展。妈妈和我们姐三个在步校小楼的桂花树前,为了照相，特地把压在箱子底儿的“漂亮”衣服拿出来，美中不足的是有点皱皱巴巴的。1972年，就在这股涌动着的暖流中开始了。1月6日，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在京病逝。1月10日，毛泽*然参加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毛泽东对陈毅的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要是*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把邓和在当时任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当众提到*，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评价传出去，为*的复出制造舆论。1月下旬，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地一个代表团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明确提到*的问题。他说，在揭批*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伙人就是要把*搞成敌我矛盾，这是不符合主席意思的。这些关于*的消息，虽然已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但在江西极其闭塞的环境里，我们家的人对这些并不知晓。不过，从我们日益宽松的生活上，可以嗅到一些让人感觉得到的积极气氛。1970年初，我从插队的陕北，到河北宣化去看大姐邓林。姐妹相见，亲得不能再亲了。1972年的元旦，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客人，是原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三个子女：在望、大蓉和二蓉。他们是从江西老干部刘俊秀那里打听到邓伯伯的住处的。他们的到来，使我们全家异常高兴。要知道，他们可是我们这个步校小楼中的第一批外来的客人啊。李井泉叔叔家和我们家的关系相当好，我们这些孩子们也是一起长大的，从小就是好朋友。父母亲听到老同志家中的不幸，一定感触良多。他们尽可能地把家里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孩子们。父亲还亲自到厨房生火炒菜，给他们做米粉肉和醪糟鸡蛋吃。李家的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住了五天后，回临川去了。临走前，妈妈一再地对他们说：“以后来南昌，到家里来啊。”后来，李家的几个孩子三三两两的，来过我们这个步校的家好几次。特别是他们家的小八华川，年龄最小，被关了几年才放出来，最让人心痛。他来的时候，妈妈拿他当自己的孩子，走时还怕他生活没有着落，硬塞给他一些钱。李家的孩子没有了家，但我们这里，就是他们的家。*覆亡后，江西新上任的省委领导是老干部白栋材和黄知真。黄知真来步校探望了*，并传达了中央关于恢复*党组织生活的通知。父亲虽没被开除党籍，但却一直被监管被软禁，人身自由都没有。直到这时，才算名副其实地恢复了作为一个党员所应具有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也可以说代表了政治生命的恢复。父亲和母亲非常高兴。在和黄知真谈话时，发自内心的喜悦洋溢在他们的脸上。4月初，江西省革委会通知我们，将安排飞飞进江西理工科大学上学，安排我进江西医科大学学习。这真是一件让我们全家人感到喜出望外的事情。一是孩子能够上大学，父母亲心头的一个大愿望终于得以实现。更重要的，说明父亲前一年11月8日给毛泽东写的信，毛泽东不但收到了，而且还回应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这说明，毛泽东仍在注视着远在千里之外的*。在这种形势的鼓励下，4月2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东兴同志：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二十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们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护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邓小平 第五部分 22峰回路转(2)可以看到，“*”当中，父亲写信，往往都是为家庭的“琐事”。父亲这个人，向来行事简约。在工作中，讲话不写讲稿，写报告也总是言简意赅，从不赘言。在生活中，我们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父亲写信，就连与他相濡以沫三十多年的妈妈，也从未见过他因家事写信。而在“*”中间，在家庭处于困境之时，在他的家人子女需要得到关怀和帮助时，作为一家之长，为了让孩子治病，为了让孩子上学，为了孩子的工作，他会一反一贯的作风，一次又一次地拿起笔，一封又一封地写信，而且是不厌其详地写信。“*”中，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到这么多的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了对家人子女的全副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估算一下，“*”十年中，父亲所写的信，比他一生中其他八十年的统统加起来，还要多得多。1970年，我和大姐在宣化，我一身典型的“老插”装束，大姐一副在工厂“接受再教育”的打扮。谈完家人的事后，在上述信的结尾，父亲写道：“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年，这里的夏天，对我们都太不习惯了。”这是父亲又一次提出回北京和工作的要求。经过这么多年的沉默、观察和等待之后，父亲现在的目的是明确的，尽一切可能，争取回到北京，争取出来工作。我的小姑姑邓先群9月要生孩子，她写信来江西，问奶奶能不能去她工作的天津帮她带带孩子。我们一家人讨论后，父母亲让我送奶奶去天津。回江西路过北京时，吕正操的女儿带我去见王震。胡子叔叔见了我，热情地问我父亲的情况，并让我住在他的家里。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他让我不要再去别的地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家里。三个姐妹探亲回家，翻出一个旧照相机，在家中桂花树前*自乐。赶回江西后，我将胡子叔叔的话告诉了父亲。父亲抽着烟，没有说话。但我看得出，他的内心，是激动的。汪东兴在收到*4月22日的信后，于5月30日批道：“*同志又来信，信中要求解决钱和人的问题。我建议把邓的原来工资照发。”并请将此信报周恩来批示。6月27日，周恩来批示：“邓和卓琳的工资照发。如邓的大儿子能再施手术似可让其来京施手术，此事可问杨德中同志如何办。”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口头指示中办将*、王稼祥、谭震林、张闻天、乌兰夫和他们的妻子的工资自5月份起开始照发。工资照发了，生活的拮据状况可以改变了。但大家都明白，这绝不单单是个钱的问题。在“*”中，工资一照发，就基本上说明政治“问题”解决了。这其中的意味，实在太重要了。也正是从这时候起，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经济上宽裕了，母亲请工厂的负责人罗朋帮忙，找一个人来家里帮助干点儿杂活和照顾朴方。罗朋帮助找了一个叫缪发香的工人家属。缪阿姨来了以后，分担了一些父母亲身上的担子，特别是在照顾朴方的方面，减轻了父母亲许多重负。10月初，我们接到通知，中办同意朴方回北京，到三○一医院住院治疗。我们全家实在是太高兴了。特别是妈妈，她多盼着儿子能够得到治疗啊，或许还有好转的可能呢。10月7日，江西省革委会派了两个人，加上我一个，送朴方回北京治病。这次回北京，可不像我从陕北回来时那样坐大板儿硬座，而是货真价实的软卧包厢。四个人一间，还有铺的盖的，可真够舒服的。邓小平 第五部分 23解除禁锢上井冈(1)毛泽东在看到*1972年8月1日的信后，8月14日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毛泽东肯定了*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最后还加上了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全体“女同志”大合影。邓林是艺术家、拿枝花;邓楠腰肢苗条，姿态美。自我感觉都挺不错的。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对于*的来信，毛泽东作出了不同寻常的批示。虽然在批示中并未提出要重新起用*，但毛泽东对*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为邓说话。可以认为，到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真地在考虑重新起用*的问题了。北京政治舞台上的风云跌宕起伏、瞬息万变。在江西的*的处境，在总的大形势下，进一步地宽松好转。父母亲的境况的确是大大好转了。江西省委内恢复了工作的老同志黄知真不但亲自来看我的父母亲，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了更多的关照。在我的父母亲的要求下，经请示，批准我们家的老公务员吴洪俊和他的妻子来江西，帮助我们料理一些家务。他们来后，父母亲家务劳动的负担减轻了许多。刚到江西时，步校小院内杂草丛生。这是楼后的一块空地，能干的奶奶后来在这里种菜又养鸡。虽然朴方已去北京治病，但家里一点儿也不寂寞。邓林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到现在还没有给学生分配工作，于是学生们便开始“造反”，全都跑回家了。邓林也就从宣化回到江西，在家里等待分配。邓楠也回来了，是准备生孩子。我和飞飞已在南昌上大学。我们那一批是江西的第二届工农兵学员。虽然在不同的学校里上的是不同的科目，但我和飞飞的文化水平在学校里都算是高的，补习文化课时，我们其实根本不用再学，于是就在班里帮助同学们补习功课。这样的“学习”生活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太轻松了。飞飞比较遵守规矩，而我则找空子就溜之乎也，经常回家。1972年的9月到来了。酷暑刚刚过去，冷冬还未到来。这是一年之中江西最好的季节。父亲向江西省里提出，请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要求。江西省革委会在这一基础上，作出了去井冈山地区的具体安排：出去时按省级干部对待，车是伏尔加轿车，凡是要去的地方，均可由省里先行打招呼，以便接待。女儿长大了，比妈妈高出一大截，可见在农村插队实在没怎么饿着。11月12日清晨，趁着和煦的秋日晨光，父母亲二人在省警卫处一位同志和黄干事的陪同下，离开步校，乘车一路南下，奔赴井冈山地区。这是他们到江西两年多以来第一次外出，也是自“*”爆发六年以来的第一次外出。这次外出，标志着长达六年禁锢生活的结束。能够外出，父亲十分高兴。正像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他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六年，他真想出去走走，真想亲眼看看世界。车子一路向南，下午四时到达吉安。在吉安，父亲一行受到当地负责人的热情欢迎，被安排住在地区交际处毛主席1965年曾经住过的一号房。当晚与吉安地委的同志交谈，听着情况介绍，他说：“好多年没有出来了，这次出来什么都新鲜。”当听到*企图篡改井冈山历史时，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历史还是历史，历史不能篡改，那是‘左’的路线。”休息一夜后，13日，父亲一行到达永新县，参观了“三湾改编”旧地。父亲感慨地说：“三湾改编很重要，秋收起义部队受挫，甩掉了追赶的敌军来到三湾，在这个清静的地方采取果断措施，对这支面临崩溃的部队进行改编，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创举。三湾改编与古田会议一样重要。”参观后，父母亲当日乘车到宁冈县砻市。这里的茅坪坝，是红军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的会师之地，是当年湘赣边界党政军的大本营。在这里，父亲一行参观了毛泽东居住过的八角楼。当讲解员讲到*篡改“*会师”的历史为“毛林会师”时，父亲插话道：“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就是真的。”身在井冈山的崇山峻岭之中，面对红军革命遗迹，父亲深有感触地对陪同他的人说：“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挥，传统丢不得。”他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是好的，是有希望的。我们的国家是好的，是有希望的。”父亲在井冈山说的这一番话，不是信口所说，更不是虚妄之词，而是久经考虑之后，掷地有声的金石之言。离开茅坪时，父亲语重心长地对井冈山地区的同志说：“你们在这里很辛苦，过去毛主席在这里干革命时很穷，现在还是穷，以后会好的。”14日，父亲一行到达海拔1558米的黄洋界，凭吊了当年红军在险山峻岭上战胜敌军的战场遗址。虽然一路辛苦，但父母亲的精神甚好。特别是父亲，年近七十，上山下坡，却步态轻松，毫无倦意。要说，这还要归功于两年多的劳动生活，使他练就了一副好的身体。他拿着一根别人给他当拐棍的小竹竿，风趣地说：“我这一身零件除了这条腿，其他都是好的。”看见路边的野菜桔梗，父亲回忆说：“红军长征的时候，也是吃这个。有些麻口，但可以充饥，又可以解渴。”当晚，井冈山地方和军队的负责人招待吃饭。主人十分热情，客人也很高兴。饭后，招待看电影。当时文艺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外什么也没有。看电影也就是看样板戏《红灯记》。看到李玉和出场时，父亲笑道：“这个浩亮姓钱。‘*’了，连钱也不要了，就叫浩亮。”邓小平 第五部分 23解除禁锢上井冈(2)父亲一行在井冈山上一共住了五天，参观了许多革命旧址。在井冈山期间，他们还参观了一个竹器厂。父亲对竹器生产很感兴趣，详细询问了生产和销售的情况。第六天，父母亲一行告别了井冈山，驱车下山。刚到山下，他们接到消息，说邓楠在南昌的医院里生了一个女孩儿。本来一路参观，受到热情欢迎，已经十分高兴。听说得了一个小外孙女，父母亲真是高兴极了。有第三代啦，当爷爷奶奶啦，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这次出来，真是喜上加喜呀。步校小楼院内桂花树前，母女二人亲亲热热，邓楠笑得花儿似的甜。父母亲想尽快回南昌看他们的小外孙女，17日，便驱车从茨坪出发，到达泰和。在泰和，地方领导热情地用当地著名的乌骨鸡招待他们。父亲等参观了农业机械厂。父亲对农机厂生产的插秧机颇感兴趣，仔细地观看询问。他说：“插秧机这个问题，世界都没有解决，连日本都没有解决好，关键问题是分秧不均。”父亲还对当地干部说：“我也当过县委书记，当县委书记难。”他还说：“农业机械化是个方向，你们还要研究农业机械化。”18日，在泰和，一位原红一方面军的老红军池龙也住在这个招待所，听说*在这里，便要求见一见。池龙是原空军的干部，“*”中被打倒，刚刚获得解放。父亲和他在红一方面军时期是战友，风雨沧桑几十年，两人一谈就谈了两个钟头。池龙指着身上被打的斑斑伤痕悲愤地控诉*集团的暴行。父亲说：“这帮人整人是不择手段的。‘*’是‘左’了，被坏人钻了空子。”谈到主席和总理时，父亲说：“毛主席是个伟人。总理吃了很多苦。很多老干部，包括军队的老同志，都是总理保护的。”对于*，父亲说：“*这个人不能说没本事，但是个伪君子。利用毛主席的威望发布一号命令，贬低毛主席，抬高自己。”接着，他又说：“*垮台了，我们党的日子会好点。就是有那么几个书生在胡闹。”炎炎夏日，让我们每每思念北方的清凉。这是六年以来，父亲第一次对“*”事物发表这样多的谈论。他谈了毛泽东，谈了周恩来，谈了*，谈了中央*的“书生”们，对“*”中中国政坛上的政治人物进行了评论。其实，这些想法在他心中早已形成定论，只是他为人严谨，从来不轻易议论。这次，政治环境已经改变，又在革命圣地与革命同志相遇，便将心中蕴藏了多年的想法说出，一吐为快。19日清晨，父亲一行离开泰和，到达吉安参观一个公社。人们问他想看什么，父亲回答：“主要看看农业。”父亲注意地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很高兴地赞赏这里的副业搞得不错，农业也不错。他还十分有兴趣地看了大队的养猪场，并仔细地询问养猪的情况。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职工食堂，父亲没有被开除党籍，在这里与工人们一起听过几次文件的传达。当日离开吉安后，父母亲没再停留，直赴南昌。晚上六点半到南昌后，他们没有回家，先去解放军九四医院，要看女儿和小外孙女。风尘仆仆，赶了一路，到医院一问，邓楠已带着孩子出院回家啦。医院的人说母女两人都很好，父母亲非常高兴。闲话少说，赶快回家吧！你想想，快70岁了，才当上爷爷，能不急吗？晚上八点左右，父亲母亲回到了家。一进家门，饭也不吃，赶紧上楼，要看外孙女。邓楠把怀中的女儿交给爷爷奶奶。爷爷和奶奶，你抱一下，我抱一下，喜欢极了。可那个在襁褓中的小家伙，闭着个眼睛，皱着个鼻子，脸蛋儿挣得通红，好像挺不满意似的，在那儿直吭吭。不过，这个吭吭声细细的、嫩嫩的，让人觉得还怪好听的。爷爷说：“我们家里不分内外，都叫孙女，都叫爷爷。”邓小平 第五部分 24故地重游(1)上次从井冈山回来后，中办给江西省来电，批准*夫妇可以外出参观访问，去哪里不受限制，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能外出参观访问，对父母亲来说太重要了。井冈山一行，看到了许多东西，有许多新的感受，也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父亲决定再下赣南，到原中央苏区去。当年的陈伯达也是风光一时。1972年12月5日，父母亲出发，再下赣南。中办指示待遇和接待规格可以提高，所以这次出行，省里派了两辆车。一辆伏尔加，由省里派的警卫陪同邓夫妇坐，另一辆吉普车，给黄干事坐。两辆汽车相跟着一路南下。中午在吉安吃了午饭后，再往南行，入夜方才抵达赣州。赣州是赣南最大的城市。父母亲受到了地方党和军分区干部的热情招待。6日，他们离开赣州，驱车兴国。*暴尸异国荒野。兴国县地方和军分区的领导十分热情地安排接待，让父母亲住在以前他们为毛主席准备的兴国招待所二号房。兴国的同志们请邓夫妇吃饭，拿出了当地最有特点的名菜。父母亲很是感动。父亲对兴国的同志说：“来兴国参观是多年的愿望，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父母亲在当地同志陪同下参观了当年的革命旧址。在参观文昌宫革命旧址时，仔细的父亲还挑出了错误。他看到介绍中把原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的名字写成曾珊，就说：“曾山的名字是大山的山，不是珊瑚的珊。曾山同志很有名气，不要搞错了。”这里的干部介绍，兴国是个贫困地区，这里的水土流失严重，农民生活十分穷困，农村的问题比较严重。父亲听后没有言语，但表情凝重。中午，兴国县准备了丰盛的很有地方特色的菜肴。父亲说：“吃到兴国的饭菜，就让我回想起当年兴国人民招待红军的深情厚意。那时兴国人民对红军可好了，把自己家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红军。凡是到过兴国的同志都有这个印象。苏区时你们兴国的人口有23万。我记得你们县参军、参战的人很多，出了很多将军。”在兴国，招待所的人看到邓夫妇带了两个箱子，里面除了一点换洗衣服外，都是书，有些还是那些见也没见过的厚厚的书。母亲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就是爱看书。这些都是小平同志的宝贝。”*题词《为人民服务》7日，父母亲离开兴国。临别时，父亲畅然地说：“总算了了心愿。”同日上午，父亲到达于都。对于于都，父亲并不陌生。40年前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他问于都的同志：“苏区时你们的县委书记是女的，知道吗？”他还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四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在参观革命纪念馆时，可能觉得介绍的内容中有渲染成分，父亲只说了一句：“要求真实，符合历史原貌。”晚餐时，看见有一盘“泥鳅焖芋头”，父亲对陪同的人说：“过去在苏区吃红米饭、青菜、芋头汤，有时候红军战士到田头地角、水圳里捉点泥鳅、小虾，焖上一锅芋子，也算打‘牙祭’。我对泥鳅焖芋子有很深的印象，今天重吃它，别有一番风味。”毕竟是重回故地，看见这么多熟悉的风物人情，心情一定是激动的。在招待所，夜很深了，父亲还未睡觉。陪同的人提醒他早点休息。他说：“千里迢迢，来一次故地不容易，已经40年了，才来上一次。看来，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一次了。”寥寥数语，表达了一片拳拳之情。辞别于都之后，8日到达会昌。1972年1月6日，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周恩来致悼词，肯定了陈毅对革命事业的贡献。会昌，对于父亲这位当年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来说，可谓意义非同一般。既有革命斗争的光荣回忆，更有“邓毛谢古事件”的悲壮阅历。在当年苏维埃政府旧址，父亲看到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榕树，他感慨地说：“都变样了，只剩下这个大榕树。当年我经常在这个树下看书、看报。”话语中含有无限的眷恋。到周田参观盐矿，他回忆说：“苏区时期，没有盐的苦头我们是吃够了。”他还与大家谈起苏区时熬硝盐的情况。这次到会昌，恰逢县里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父亲执意要看。他兴致勃勃地走到会场里，一一查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农民收入情况。8日下午2时，父亲离开会昌。路上参观了毛泽东旧居，父亲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8日下午，父亲一行到达瑞金。一到这里，当地的同志就对父亲说：“你是我们的老县委书记，欢迎你。”一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话，温暖了父亲的心。对于瑞金，父亲怀着深厚的感情。那些革命旧址，还是四十年前的老样子，太让人熟悉了。9日，他参观了瑞金沙洲坝中央苏维埃临时政府旧址，再走一公里，就是原中央军委旧址。对这里，父亲熟悉得很。不用人带路，他也认得。他还主动带着大家，翻过小山，到当年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驻地。在那个坐落在竹林中的小村庄里，父亲向当地的人介绍，当年在这里，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贺昌在哪里办公；他本人作为《红星》报的主编，住在哪里，在哪里编辑和印刷报纸。参观后，他看到一些在晒红薯干的老乡，还特地去和他们打招呼询问。10日，父亲一行在瑞金参观了机床厂、电线厂和红都制糖厂。在制糖厂，听完汇报后，要去车间。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近路不好走，父亲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别人在路上要搀扶他，他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母亲笑着说：“哪还能干20年？”父亲不以为然地回答说：“我才69岁，我还可以干20年嘛，干20年没有什么问题。”邓小平 第五部分 24故地重游(2)在故地瑞金，父亲睹物生情，兴致很高，一改几年来一向的沉默，变得很爱说话。在制糖厂的酒精车间，他向人发问：“酒精有什么用？”当人一一介绍酒精的用处时，他不无风趣地说：“还有一样没有说到。酒精还可以用来开汽车。”接着他又无限回味地说：“你们不要忘记过去。我们在延安时，坐汽车都是用酒精做燃料的。”看到厂里工人用手工包装糖果，父亲问为什么不搞机械化。陪同的人回答：“厂里人多，不搞手工操作，许多人没活干。”父亲对他们严肃地说：“不能这样看问题。人多可以一部分学习，一部分工作。厂里合理地安排好，这样工人的素质才能提高，厂里的现代化水平才能提高。”从工厂出来，父亲一行到街上参观，当地群众有人认出了他，他也很高兴。到一个商店参观时，父亲兴致勃勃地回忆，当年瑞金的农民最爱站在路边的铺子边上喝酒。晚上，瑞金地方干部汇报情况，父亲静静地听完后说：“应该说，现在比过去好了很多。解放后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和西方国家比起来，我们最少落后四十年。我们还需要努力。”赣南老区工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在父亲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心里清楚，在全国范围内，像这样没有摆脱落后和贫困状态的，绝不止赣南一个地方。还需要努力，还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不然，对不起老区的人民群众，也对不起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在瑞金盘桓了三天，父亲才不无留恋地离开了瑞金。临走前，他对瑞金的干部说：“瑞金对中国革命做过重大贡献，应该有一个革命博物馆。”11日，父亲一行到达宁都。他来到黄陂公社，详细询问当地的人口、耕地面积、农民收入、机械化程度及照明用电等情况。此次赣南之行的一路上，除了故地重游的回味与感慨外，父亲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生产和人民生活情况。如果说，在前次井冈山之行时，他还十分慎言的话，这次赣南之行，他已经是在十分明确和认真地了解和研究问题了。他知道，他的“问题”基本上算是解决了，政治上的复出已指日可待。如果复出，不管做什么工作，都需要了解情况。此次赣南之行，就是一次可贵的进行调查研究的机会。因此，一路上，他都在刻意详尽地询问和了解情况。他知道，如果要想在今后的时日里发挥作用，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在宁都，父亲顺路参观了原*江西省委旧址。他说：“李富春是当时的省委书记。我在会昌任中心县委书记后，曾经被任命为*江西省委宣传部长，还没到职就被免掉了。”对于旧事，父亲的回忆已不带任何感*彩。历史就是历史，你既不可以改变它，也不可以沉湎于它。12日，离开宁都后，当天下午到达广昌。父亲对广昌的干部说：“多年来想来看一看。过去保卫广昌，没到过广昌。这次了了这个心愿。”次日，在回南昌的途中，先是路过南丰，趁着休息的片刻，父亲详细地询问了这个著名的桔子之乡的生产情况。临走时，母亲买了一些南丰蜜桔，准备带给家中的孩子们。中午到达抚州。在抚州，父亲参观了纺织、制药、开关等工厂，在开关厂，他对厂领导说：“不要长期搞军品，单一的不好，还要搞民用。”在厂里，父亲到处参观，有时还走上走下、爬高下低的，很有兴致。15日上午，父亲离开抚州启程回南昌。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5再见了，步校(1)当我们一家人在江西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在北京，周恩来不顾江青一伙的重重阻挠，正在殚精竭虑地为解放干部做着不懈的努力。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二人：“昨晚主席面示，谭震林同志虽有一时错误（现在看来，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但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此事请你们二人商办，他在桂林摔伤了骨头，曾请韦国清同志注意帮他治好。”“*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原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刘建章无辜被捕及在狱中受到*。毛泽东于12月18日作了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毛泽东的批示，给周恩来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提供了更大的支持。1973年来临了，形势依旧是错综复杂的。一方面，毛泽东继续坚持“*”极左错误；另一方面，他又支持周恩来主持全面工作和进行解放干部的工作。1月的一天，江西省委常务书记白栋材委托省委书记黄知真来看望父亲，告诉他中央通知他于近期之内回北京。这一消息使父母亲及我们全家喜出望外。大家虽有预感，认为父亲的“问题”快解决了，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地解决，而且马上要回北京。要回北京了，全家人都很高兴。父亲当然也很高兴，但是，对于这个羁居了三年多的地方，总感到一份眷恋不舍之情。他说：“不忙，过了春节再走。”父亲还要在江西、在步校、在我们这个小楼的家里，过最后一个春节。2月3日，是1973年的春节。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在步校的小楼中度过了中国的这个传统的节日。春节过后，父亲兴致很高，提出再出去走一次，去著名瓷都景德镇看看。在江西省委的安排下，大年初六，也就是2月8日，父母亲携同二姑父张仲仁，北上赣北。汽车离开南昌不久，进入进贤县境界。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就在这里。父亲想着自己的老秘书王瑞林。王瑞林1952年二十岁时来给父亲当秘书，直到“*”爆发离开，现在在进贤县中办“五七干校”劳动。父亲一到进贤便想起了他，想要见一见他。父亲对陪同他的警卫人员说：“在进贤我没有别的事，就是想见见我的秘书王瑞林。”陪同他的人说，这一事需要请示中办。过了进贤，当日到达景德镇，在市委招待所下榻。父亲对市领导说：“景德镇很有名气，我小学念书时就知道，这回要好好看看。”在景德镇，父亲一行参观了几个比较大的瓷器厂和陶瓷馆。在参观为民瓷厂时，一个工人认出了来人，脱口喊了一声：“*！”这在车间里的工人们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10日下午到光明瓷厂，父亲在这里参观整个生产过程，详细地询问生产情况，询问工人的收入和生活情况。临走时，他们刚刚上车，没料想，各车间的工人，像约好似的，都拥了出来，呼啦一下子把汽车围在了中间。不知是谁带的头，工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看见工人们热情热烈的欢迎，父亲立即下了汽车，向大家招手，心中充满了感激和感动。许久，父亲一行才在工人们经久不息的掌声中坐车驶出了工厂。在景德镇，母亲买了一些普通的实用餐具，准备带回南昌给孩子们。当地的干部说，怎么不买点好的？母亲说：“别看以前在中央工作，我们也是普通家庭。”景德镇市的同志们对父亲一行十分热情，临走时，送给父母亲四只精美的瓷瓶。父母亲十分感动，将瓷瓶带回南昌，再带回北京，一直将其珍藏。11日离开景德镇时，父亲充满感情地对市领导们说：“景德镇不仅是瓷都，而且世界有名。景德镇的工人是有创造性的，劳动能创造世界。”从景德镇回来的路上，因得到通知，中央同意他见王瑞林，父亲一行便直奔进贤。中午时分，当他们到达进贤中办“五七干校”时，看见当时在“干校”任副校长的李树槐在门口迎接。李树槐原来任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前和我们一家人相当熟悉，到此时也是多年未见了。他深情地对父亲说：“老首长，你来了我们很高兴。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父亲看见李树槐也很高兴，他说：“我来这里是想见见王瑞林。”李树槐立即说：“可以。我们马上派人叫他去。”此时王瑞林还在田头劳动。有人到田间通知他：“你的老首长看你来了。”王瑞林先是一愣，随即上了来接他的吉普车，匆匆赶到招待所。见到几年未见的老首长，真是百感交集。这次能够见面，实乃劫后重逢。看着王瑞林消瘦而晒得黑黑的面颊，看着他一腿一脚的泥巴，父母亲都很激动。他们专程来进贤，就是为了要看王瑞林。没想到，原来那个年轻精神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不惑，一副满面风霜的样子。父亲为人一向寡言，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从不多说。虽然不会多说，但他内心的感情却是极其丰富的。特别是对王瑞林这样跟随他多年的秘书，更是感情很深。这种感情，不同于对自己子女的骨肉亲情，但却又极其相似。大家一起吃完午饭，父亲对李树槐说：“我想带王瑞林回南昌去住两天。”李树槐爽快地答应了。王瑞林随父亲一行回到南昌。在步校的小楼中，王瑞林见到了奶奶和家中的一大群人。几年没见，大家相互询问着对方的遭遇，其中的沧桑辛酸令人难过，也令人感叹。像家人一样在步校住了两天后，王瑞林要返回进贤“干校”去了。我们全家人把他送到门口，大家依依不舍，但却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再见。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5再见了，步校(2)在江西的三次外出，对父亲来说十分重要。“*”以来，他一直被禁锢，脱离社会。对外面的情况，虽然可以从家人那里得知一二，但总是间接的。这三次外出，使他有机会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看，用自己的耳朵亲自去听，使他对局势的现状和发展，有了一个直观的印象，并由此可以作出更为清晰明确的判断。父亲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的心中，已有许多的忧虑。他的头脑里，已有许多的思考。一些原本零散的思路，已经理清，形成了明确的概念。春节过后，我们全家人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回北京。要走了，要离开江西了，要离开步校了，要离开相处了三年多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的工人们了。父亲叫母亲代表他和全家人去看望一下工人们。母亲买了些糖果和点心，分别去陶端缙、程红杏、缪发香等工人家，看望和道别。听说老邓和老卓要回北京了，工人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但三年之中与老邓、老卓朝朝相处，感情很深，又实在舍不得他们走。老卓来时，陶排长没有在家，第二天一早，他带着厂里的几个工人赶到步校小楼，无论如何他们要送送老邓和老卓啊。看见门前有一辆大卡车，工人们说：“不好，他们可能就要走了。”说着赶紧进到院子里。老邓、老卓听说工人们来了，立即张罗着让他们到楼上坐，还让人从已经装好的车上取下一些点心、糖果和水果，热情地招待大家。陶排长在这三年当中，和老邓、老卓接触最多，他有点激动地说：“老邓，听说你要走了，我们几个工人来为你送行。”老邓也充满感情地说：“谢谢你们。我们在厂里三年多了，麻烦了大家。现在要回北京去，我叫卓琳昨天下午去看望大家，表示我的意思。”陶排长和工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老邓、老卓，你们回北京后，有机会来江西，一定要来厂里看看啊！”老邓、老卓连连地说：“会的，会的。厂里的工人、干部都很好，我们会想念你们的。”2月19日，父母亲率领全家人告别了工厂的工人们，告别了步校，告别了居住了三年的小楼，从南昌出发，坐汽车到鹰潭。次日上午11点多，乘上从福州开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车。火车在上饶站特别临时停车几分钟。上饶地委的同志们上车看望了即将回京的*，在江西的最后一站为他送行。火车喷吐着巨团蒸汽，汽笛长鸣，徐徐启动了。江西省送行的人，很快地在视野之中消失。江西那浓墨着色的崇山峻岭，那连绵起伏的红土丘陵，那昂然东去的滔滔江水，也都在视野之中消失。随着火车的颠簸，进入了浙江地界。我们一家十口人，受到列车上工作人员的热情招待，吃饭时还给上了当时极为少见的茅台酒。我们家的人并不知道，铁道部的专运局长和公安局长都上了这列火车，亲自负责安排和安全。我们家坐的这节软卧上原先还有其他几个乘客，到杭州他们下车后，这节车厢没再上人，实际成了一节专车。火车一路向北，穿过富饶的江浙大地，穿过广袤的沿海地区。迎面而来的，已不再是南方那和煦的暖流，而是北方那种早春天气里的、让人依然颤栗的飒飒寒风。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6复出工作(1)1973年2月22日，父母亲和一家人回到北京，被安排住到北京西郊马神庙附近的一个叫花园村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里中间一条车道，从南向北，两边各三栋灰色的两层楼房。我们被安排住在东边最后一栋楼。房子是新的，宽宽敞敞的，我们看着满意极了。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2月下旬至3月初，已确诊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抱病连续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的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邓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要让*复出。江青、张春桥等中央*大员根本不可能赞同，于是便百般阻挠、从中作梗。政治局会议上充满了尖锐的斗争。不过，这次让*复出，是毛泽东的决定,江青一伙再心怀不满，也未能得逞。3月9日，周恩来写报告给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情况，同时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各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周恩来并告毛泽东：小平同志已回北京。随后，毛泽东即批复：“同意”。周恩来在毛泽东批示后，即批告汪东兴，将中央关于*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本人阅，并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3月10日，*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实现了让*复出的愿望，周恩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毛泽东批示的当天，也就是3月10日，他正式向中央政治局请假，要求病休两周，提出中央日常工作交由叶剑英主持。父亲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对于中央的这一系列直接关系到他政治命运的重大事件，却不知道。虽然他以政治的敏感预感到他复出的时间已迫近，但绝对没有料到事情的发展这样迅速。在毛泽东批示同意恢复他工作的前一天，即3月9日，他还在为孩子的事给汪东兴写信，说他的大女儿邓林已在北京冶金研究所（即有色金属研究院）找到爱人，请汪东兴帮助将她分配到北京工作。汪东兴第二天就收到了信，并进行了批示。关于他复出的中央通知发出后，汪东兴向*作了通报，遵周恩来嘱将有关文件送*阅。事情进展得这样快，既出乎预料，又令人高兴。不久，受周恩来的委托，他的夫人邓颖超到花园村来看望*夫妇。邓颖超和父亲同岁，比父亲大几个月，所以父母亲称她大姐。这个大姐，与一般人称的“大姐”意义又有不同，生死相知几十年啊，如今一晃又是近七年不见了。这次大姐来，本应是高兴的事，但不幸的是，大姐是受周恩来委托，来告诉*夫妇他本人的病情及检查治疗情况。这时，父亲才知道，周恩来患病，并且患的是癌症这种恶性重病。相见时那高兴的心情，一下子沉重了起来。3月28日晚十点，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江青约见*。这是*恢复职务后第一次正式的工作谈话，也是他近七年来，第一次见到周恩来。3月2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那个著名的书房中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前，周恩来约*先到毛泽东那里。这是自从1966年9月之后，时隔七年多，*再次见到毛泽东。见了毛泽东后，*参加了这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当场作出决定，*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这次会后，*正式恢复了在国务院担任的副总理的工作。4月9日下午五时，*夫妇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去看望在那里进行治疗的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父母亲心中说不出地悲伤。多年后，父亲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还不胜伤怀。他说：“我们去看总理，看到他瘦得不成样子了。我们相对无言。”相对无言。能说什么呢？几年之中的风风雨雨、辛酸苦辣，岂是言语所能表达。见了*，周恩来很高兴。周恩来为人向来严谨，对事物从不妄加评论，更不会随便议论他人。不过，这次是和他最信任的*谈话，他要把蓄积在心中多年没有说出的话讲出来。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直到夜幕降临。共进晚餐时，他们还在交谈。1973年4月12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里，周恩来总理抱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刚刚从柬埔寨解放区返回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参加宴会的人们发现，随同领导人和贵宾一道出来的，有一位个子不高、但却极其眼熟的人。是*！就是那个被打倒了的“党内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一些参加此次宴会的外国记者特别敏感，宴席未散就纷纷抢先走出宴会厅。记者们直奔近处的邮电大楼，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复出了！第二天，港台及世界上的许多新闻媒介，对于*重返中国政治舞台大加报道和渲染。一时之间，*复出，成为海外人士评论中国问题的一个“热点”话题。有一家外国媒体，形象地将*称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小平 第六部分 26复出工作(2)*恢复了副总理的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却要暂告病假。国务院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将主要交由*和李先念两人全力来抓。这个时候，虽然经过周恩来的努力，经济有所恢复，但是，由“*”运动造成的破坏实在太严重了，真是积重难返。1972年经济虽有好转，但职工总数、工资总额和粮食销售“三个突破”还在继续发展。需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毛泽东来到陈毅追悼会会场。刚刚回到北京的*，像是来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如何工作，如何处理各种人事关系，还需要有一个熟悉和辨别的过程。到任之后，他一头埋进工作，处事上则较为低调。只有一件事是他格外关心的，那就是周恩来总理的疾病的治疗情况。而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对于*也格外地信任。受周恩来的委托，邓颖超于6月9日上午到花园村，看望*夫妇，并和他们谈总理病情。总理的病，看来的确不容乐观啊。听完邓大姐的介绍，大家的心情十分不好。作为周恩来的助手，*责无旁贷，要助周恩来一臂之力，与之患难与共。在党的十大上，*、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李葆华、秦基伟、杨勇、王诤等一些在“*”中被打倒的老干部，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时期的周恩来在这一次人事变动中，最为醒目的要算王洪文。王洪文原为上海一个工厂的保卫干事，“*”中，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下，迅速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派“工总司”的大头目。现在，他又像暴发户一样，一跃进入了中央的最高领导层，而且成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发迹，为江青集团大大地增加了实力。可以说，至此，在党中央内部，形成了一个由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所组成的“四人帮”集团。“十大”之后，叶剑英向毛泽东提议，让*在军内兼职，并参加政治局的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但他对*，显然还要再认真观察一段。二姑姑邓先芙来江西看我们，大家都很高兴，连最不爱照相的飞飞也欣然一起合影。邓小平 第六部分 27进入军委、政治局(1)父亲1973年2月回京，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转眼间十个月过去了。1972年夏天，政治情况好转，大家的心情都很好。爸爸妈妈也“亲热”地照了一张相。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并与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父母亲非常满意。朴方在三○一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家里最宝贝的还是小孙女眠眠。爷爷指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说：“现在有了孙女，你们都不算什么了！”爷爷现在忙了，但是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要去看孙女，好像进行什么朝觐仪式似的。奶奶穿上她最“体面”的衣服，邓林和我也穿上妈妈的“礼服”，拿着从校园里采摘的山茶花，心里觉得挺美的。在花园村，原来我们家只住一栋楼的一个半边儿，但家里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根本住不下。一开始国管局只允许我们在周末人多时借住一下隔壁的那套，也就是临时在那里打打地铺。后来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后，国管局干脆把整个一栋楼都让我们家住了。这样就宽敞多了。刚到北京时，花园村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后来李井泉解放后，也搬了进来，住在我们前楼。他们家人口也挺多的。我们两家的人都熟，大人孩子们常常相互串串门子，花园村的院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花园村的这些房子，原来是准备给一些“新领导”们住的。没想到，新的“领导”一个都还没来，却让一些“打道回府”的老干部进驻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到了1973年1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1987年5月14日，父亲为井冈山根据地军事博物馆题名。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邓）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评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1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奶奶和妈妈在步校的一个小水塘边。孩子们都回来了，看她们有多高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指*）。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身对*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搞的。我是听了*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的话，整了罗瑞卿呢。”12月22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文件发出通知，*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居住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并在此写出了许多重要著作。这次会后，父亲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进入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和*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和*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实际上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形成了有力的支持。乱乱哄哄地闹了七年多，全国人民早已思安思定，连毛泽东也开始思安思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起家的*势力，却不肯就此罢休。更何况，*死了，他们认为夺取大权的机会来到了，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江青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孩子们都回来了，找出家里的旧照相机照相。妈妈被我们摆弄来摆弄去的，不但不恼，反而乐得心花怒放。1974年到来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江青一伙人却一点儿也不闲着。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他们所炮制的“批林批孔”材料。毛泽东批准后，中央将此材料于1月18日转发全国。1月24、25两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大将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邓小平 第六部分 27进入军委、政治局(2)会后，叶剑英愤然将会上迟群、谢静宜的讲话送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到，江青他们的确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果继续下去，事态必然扩大，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对江青他们加以节制。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给他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龙源口战役旧址。江青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兴国县塘乡工农政府送给红军家属的红布匾“当红军是最光荣的”。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毕竟，江青是他的妻子。邓小平 第六部分 28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风波(1)对于江青等人所为，毛泽东已经一再批评了。但凡有点自知之明，都会有所收敛。江青一伙却认为，挨点批评不算什么，反正毛泽东垂垂老矣，已离不开他们这些“*”卫士了。他们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倒更加变本加厉，于1974年的3月再次挑起事端。原中央军委旧址的所在地—瑞金，1972年父亲曾重回到这里参观。事情的起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后，我国政府要派团参加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此时，周恩来的病情更加严重，不可能再出国了。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由*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这是我国在恢复联大合法权利后，中国政府重要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大会议，并将在本次会议上，向世界全面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纲领。毛泽东之所以提名*出席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3月下旬，周恩来连续几天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根据毛泽东提议由*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的报告。会上，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公然反对由*担任代表团团长，向周恩来和*发难。24日，周恩来对外交部的报告批示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仍表示反对，并无理地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1937年，毛泽东、王稼祥、肖劲光与宁都起义的参加者在延安合影。毛泽东知道后，托人转告周恩来：“*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周恩来将此意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并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毛泽东的意见。26日的政治局会上，与会成员一致同意由*率团出席联大会议，只有江青坚持己见，搅闹政治局会议。会后，周恩来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当年的革命口号，许多人还记忆犹新。毛泽东生气了。3月27日，他写信给江青，态度极为严厉：“江青：*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晚，在一个会上，江青迫于毛泽东的怒气，表示同意由*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27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并告：“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在毛泽东决定由*率团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后，父亲除日常工作外，开始着手准备赴联大的工作。第一次会议是在花园村住地开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问：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父亲回答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一言指明了此行的要旨。此后，父亲集中精力，组织联大特别会议发言稿的起草工作。他经常召集外交部的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等地开会，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发言稿。在起草过程中，父亲反复强调，要根据毛主席历次关于外交政策的讲话来写发言，要把毛主席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通过这次会议向全世界作详尽的阐述。父亲和外交部的“笔杆子”们在一起，对讲话草稿反复斟酌和修改，有时甚至是一段一段地详细讨论。中午，他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一份工作菜饭，吃完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再行讨论。一次开会，在讨论到讲话稿的结束语时，父亲思考着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联大会议讲演稿起草好后，报政治局讨论通过，最后送毛泽东审定。毛泽东在稿件上批示：“好，赞同。”*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1974年4月6日，*率中国代表团一行，起程赴纽约参加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不顾病情加重，扶病专程前往机场，与数千群众一起，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和精神矍铄的*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多少嘱托和信任，都付与了这紧紧的一握。4月10日，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大都会纽约，在著名的联合国大厦的大会场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发表演说。面对专心聆听的与会者，*向全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的对外政策。*的讲演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的理论和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引起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讲演结束时，联合国大厅会场内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拥上前来，和中国人民的代表热烈握手，场面令人激动。各国媒体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对“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对中国的发言人*，都做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一些舆论评论道：这个站在联合国讲台上的小个子的中国人，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个“最好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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