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2

2十七年后梁太祖暴戾*朱全忠当上皇帝以后，改名朱晃，史称梁太祖。这一时期局势变化很快，朱全忠的头号敌人李克用在开平二年（908年）因病死亡，其子李存勖继晋王位。李存勖继位之时，潞州已经被梁军围攻了一年有馀，形势非常危急。李存勖利用梁军以为他正忙于丧事，戒备松懈之机，亲率大军，直扑潞州，打破了梁军围攻潞州而修筑的夹寨，斩梁军统帅符道昭，梁军大败，死亡万馀人，委弃的资粮、军械，堆积如山。此战对梁晋两方关系都很大，如梁军获胜，等于打开了河东的门户，可以直攻晋的首府太原；如晋军获胜，不仅可以巩固河东的南境，而且向南可以威胁梁的统治中心——河南地区。朱全忠听到夹寨被攻破的消息后，大惊失色，感叹地说：“生子当如李亚子，我子豚犬耳！”亚子是李存勖的小字。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4)然后李存勖着手整顿松弛的军纪，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优抚孤寡，稳定内部秩序，选用人才，整军备战，使河东境内面貌焕然一新。这一时期后梁内部却接连发生变乱，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成德节度使王镕，因朱全忠处心积虑地削除异己而举兵反梁，并且投靠李存勖，推其为盟主，共同反梁。朱全忠听信谗言，杀死佑国节度使王重师，并诛灭全族，大将刘知俊疑惧，遂在同州举兵造反，与李茂贞联合，共同讨朱。朱全忠还妒贤嫉能，借口马瘦斩杀了屡立战功的骁将邓季筠；又以违抗军令罪，处死了大将李重允、李谠；宿将氏叔琮、养子朱友恭，因参与杀害唐昭宗，朱全忠为推脱罪责，将他们处斩；朱珍是其著名的战将，朱全忠寻故杀之，诸将苦苦求饶，被朱全忠赶出；李思安本为朱全忠爱将，因故被贬后，心怀不满，也被处死。后梁内部矛盾激化，极大地削弱了实力。开平四年（910年）十一月，朱全忠派大将王景仁率大军*成德王镕、义武王处直，晋王李存勖亲率大军增援。次年，两军在柏乡（今河北高邑县境内）相遇，后梁军队铠甲鲜明，缕金挂银，光彩耀日，晋军望见颇有惧意。晋大将周德威鼓励将士说：“梁军为汴州天武军，皆为市井之徒，衣甲虽鲜明，然战斗力极差，十不能挡汝一，希望大家努力作战，擒获一人，足可致富，此乃奇货，机不可失！”晋军斗志昂扬，士气大振。周德威先派小股部队袭扰梁军，待其疲惫困乏之时，全力出击，大败梁军，死尸蔽野，抛弃的军资器械不计其数。柏乡之战是梁晋争衡的转折点，此战之后，战略主动权转移到晋军一方。乾化二年（912年），幽州刘守光（刘仁恭之子）进攻成德、义武，李存勖率大军赴援。刘守光担心不是敌手，遂向朱全忠求援，朱全忠为报柏乡之仇，亲率大军攻晋。行至下博，讹传晋大军涌至，梁军惊慌失措，急忙逃至枣强。晋将李存审仅率少量军队，突袭后梁大军，朱全忠夜间不辨虚实，烧营而遁。情急之中，迷失方向，错走了一百五十多里。河北之民对梁军的残暴非常愤恨，纷纷拿起农具袭击梁军。朱全忠连吃败仗，羞愤交加，狼狈逃回汴梁，患病卧床不起。朱全忠流氓出身，性情暴躁残忍，晚年由于战事不利，猜忌之心日重，除了肆无忌惮地杀戮外，便是纵欲宣淫。除了在宫中宣淫外，他还对大臣的女眷肆行*。河南尹、魏王张全义，是五代十国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恢复中原地区的社会生产方面贡献颇大，朱全忠连年征伐，所需军需物资全赖张全义支持，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朱全忠对其家属女眷也不放过。他巡幸洛阳时，住在张全义家中，将其女儿、媳妇一一奸淫。张全义诸子气愤难忍，打算杀死朱全忠，被张全义苦苦劝阻。尤为荒淫的是，朱全忠对自己的儿媳也不放过，无论是养子或是亲子之媳，逐一召见侍寝，公然宣淫，行同禽兽。而他的那些儿子为了争宠，甘愿献出自己妻子，而毫无羞耻之心。他们利用自己妻子入宫侍寝的机会，打听消息，窃取机密，争夺储位。养子朱友文之妻，貌美灵巧，深得朱全忠宠爱，由于这个原因，朱全忠对朱友文也非常宠爱，竟然超过了自己的亲子。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5)乾化二年，朱全忠败回汴梁，又转至洛阳，由于病势垂危，遂打算将朱友文从汴梁召来，嘱咐后事。郢王朱友珪虽是朱全忠的亲子，但由于其母只是一个营妓（即军妓），故不为朱全忠所喜。然而朱友珪却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不甘心目前的地位，也参与到争夺储位的斗争中来。这时他的妻子张氏正在朱全忠身边陪侍，探知这个消息，并且得知朱全忠要将朱友珪贬为莱州刺史，马上密告给朱友珪。朱友珪惊恐不安，顿起杀机，于是他买通禁军将校，引兵入宫，将朱全忠杀死，称帝于洛阳。为了斩草除根，他派人赶到汴梁，杀死了朱友文。庶子代位不长久朱友珪弑父篡位，引起了朱全忠诸子的气愤与不满，他们想方设法，要取而代之。对于朱友珪的这种状况，明眼人都很清楚，知其必败无疑。宰相敬翔称病不出，朱全忠的养子朱友谦传檄诸道，问罪朱友珪，并以河中镇归降了晋王李存勖。后梁宿将杨师厚，素为朱全忠所猜忌，这时也乘机占据魏博。朱友珪不敢得罪，只好承认既成事实，任命其为节度使。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朱友珪当然不愿轻易接受其摆布，他令杨师厚入朝商议军情，想借机铲除，以绝后患。杨师厚率精兵万人入洛，朱友珪见状，那里还敢动手，只得厚赐遣送归镇。在这场斗争中，朱友珪非但没有得利，反倒示弱于人；杨师厚更加骄横，对于朱氏诸子视若草芥。朱全忠的第四子朱友贞，也想夺取皇位，只是苦于没有实力。朱友珪命他杀害朱友文，他也不敢违抗，只得奉命办事。因此，朱友珪即位后，任命他为东京留守、行开封府尹、检校司徒。这时后梁的另一大臣赵岩有事来到汴梁，朱友贞设宴款待，席间言及皇位之事，朱友贞遂乘机向他请教，如何可以取而代之？赵岩说：“此事易如反掌，成败全在杨令公（指杨师厚）一人，只要得其一言，禁军立即奉命而行。”杨师厚位高权重，禁军将士多为其部下，又占据魏博重镇，精兵猛将多在其掌握之中，所以赵岩才劝朱友贞结好于杨师厚。赵岩当时也在禁军中任职，返回洛阳后，便把与朱友贞商议的内容告诉了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袁象先，得到了袁的支持。朱友贞又派心腹马慎交前往魏州见杨师厚，答应事成之后，赐给劳军钱五十万贯，并许愿杨师厚可以再兼领一个藩镇。杨师厚犹豫不决，对其部下说：“我与友珪君臣之分已定，今无故改图，别人又会怎么议论我？”马慎交劝喻说：“友珪以子弑父，天下人皆知，友贞是太祖至亲之子，仗义讨贼，名正言顺。如果一旦事成，令公又如何相处？”杨师厚醒悟，决意支持朱友贞。于是他派人入洛阳，密与赵岩、袁象先等商议举事计划。得到杨师厚的支持后，朱友贞便放心大胆地行动起来。在此之前，龙骧军的一个军官在怀州反叛，搜捕其同党的行动四处进行，朱友贞派人潜入其军中，散布谣言说：“友珪因为龙骧军曾经发生过叛乱，此次把你们召到洛阳，将要全部坑杀。”当时左右龙骧军驻扎在汴梁，朱友贞伪造友珪诏书，调其入洛阳，然后借机煽动龙骧军起事。龙骧军将校闻知这个消息，非常惊恐，纷纷到朱友贞处，向他请教逃生之路。朱友贞乘机煽动他们起兵诛杀友珪，诸将校也表示愿意拥戴友贞。朱友贞掌握了龙骧军的兵权后，马上派人密告赵岩、袁象先，于是赵、袁等人率禁军突入宫中，杀死了朱友珪，然后拥立朱友贞在汴梁即皇帝位。末帝殉国无人陪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6)朱友贞即位后，史称梁末帝。由于他是依靠禁军将校的拥戴当上皇帝的，所以即位之后，大肆赏赐，花费了巨额钱财。加之连年征战，军费开支浩大，使后梁财政日趋紧张。为了满足需要，梁末帝任用贪吏，搜刮民财，致使社会矛盾骤然激化。杨师厚倚仗其拥立之功，更加骄矜不法，目无君主。梁末帝惧怕其势大，朝中事务无论巨细，皆先咨询后而施行，杨师厚俨然成了后梁的太上皇。好在杨师厚毕竟年高，不久就病死了。梁末帝得知消息后，如释重负，在宫中设宴庆贺。但是杨师厚所在的魏博镇仍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魏博兵多将广，勇悍善战，地理位置又靠近汴梁，如果这一威胁不解除，梁末帝仍然难以安生。于是其亲信赵岩献计，不如趁其军中无主，将魏博一分为二，可以达到削弱其强势地位的目的。梁末帝听从其计，下诏将魏博分为天雄、昭德两镇，其府库将士对半而分。又恐魏博将士不服，遂派大将刘率大军六万渡过黄河，逼近魏州，准备弹压。魏博将士不愿背井离乡，聚众哗变，他们纵火大掠，劫持了新任节度使贺德伦，请降于晋。李存勖喜出望外，亲率军队到魏州，接收了军政大权。这一变化对晋来说，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不仅一举占据了魏博这一军事重镇，直接威胁到后梁的统治中心汴梁，而且获得了魏博的久战之精兵，使其军事实力大大地增强了，尤其魏博银枪效节军的获得，意义更大，这支军队战斗力勇悍异常，李存勖收其为亲军，后来在灭亡后梁的战争中出力甚大。梁末帝当然不甘心魏博就此失去，催促刘迅速进军，收复魏博。刘是后梁诸将中非常杰出的将领，多谋善断，用兵诡诈。他自知晋军兵力强大，不能正面硬拼，于是派军队间道袭击太原，妄图调动晋军主力回救，然后再攻取魏博。李存勖洞察其谋，结果没有得逞，只好退屯莘县，闭营不出。梁末帝连诏催其出战，刘因军粮不足，请求每人发给十斛粮，才可进行反攻。梁末帝大怒，下诏严责，又派人督战。刘无奈，只好勉强进兵，结果大败而回。从此，刘坚壁不战，以避晋军锋芒。贞明二年（916年），李存勖为了引诱梁军出战，留大将李存进驻守原处，扬言自己返回太原。梁末帝闻言，又一次催促刘进兵魏州，并且说：“社稷存亡，全系此战，望将军勉之！”刘只好再次进兵，在故元城（今河北大名东）西与晋军遭遇，梁军大败，仅步兵被歼的就达七万之众。这时派去袭击太原的梁军在城内守军与城外援军的夹击下，也大败溃退。晋军还乘胜进击，连下邢、洺等州，从而使河北之地尽数归于晋，与后梁形成夹河（黄河）对峙的局面。围绕着争夺魏博镇的这场战争，以晋军全胜后梁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梁末帝得知战败的消息后，哀叹说：“吾大事去矣！”这一时期后梁皇室内部的矛盾也趋激化，朱氏诸子互相猜忌，时刻想发动宫廷政变，以夺取皇位。贞明元年，梁末帝的张贤妃死亡，临出葬的前一夜，末帝之弟康王朱友孜遣心腹之人潜入寝宫，谋刺末帝，事泄被杀。从此以后，末帝更加疏远宗室兄弟，宠信赵岩及德妃兄弟张汉鼎、张汉杰等人，他们均居近密之职，军国大事，多与他们商议，每次出兵也一定派这些人前往监军。而赵岩等人也倚仗权势，卖官鬻爵，离间将相，搞得朝中乌烟瘴气，人心涣散。老臣敬翔、李振等，虽居相位，所言多不见用。李振干脆称病不出，不问政事，以避赵、张祸害。自此，后梁政事更加混乱，直至灭亡。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7)契丹人从后梁贞明三年（917年）至龙德二年（922年）期间，晋与后梁展开了夹河大战，双方你来我往，死伤惨重。总的来看，晋军胜多败少，消灭了梁军不少有生力量，但自身消耗亦很巨大。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与契丹对晋军的牵制有极大的关系。好几次晋军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正要乘胜进兵之时，都因为契丹军队在北部边境的骚扰，而不得不分兵抵御，从而使后梁有了喘息之机，减轻了压力。晋王李存勖是一个颇具军事才能的历史人物，但也有明显的缺点，这就是恃勇好斗，经常亲自率轻骑逼敌营挑战，也数次遇险被包围，被诸将救出，却依然如故，没有丝毫改变。正因为如此，往往导致一些不应有的损失，其中最大的损失便是宿将周德威的战死。有一次李存勖侦知梁军内部发生矛盾，勇将谢彦章被杀，认为有机可乘，决定攻取洛阳。周德威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不宜过早地进行决战，李存勖不听。当晋军进抵胡柳陂时，梁军大批涌至，周德威主张先以小股骑兵袭扰敌军，待其疲惫之时，再大举进攻，李存勖仍不听。他一意孤行，亲率军队应战。混战中周德威父子战死，幸得老将李嗣昭整军反击，才使晋军反败为胜，歼灭梁军数万人，但晋军也损失惨重，得不偿失。正因为李存勖存在这样的缺点，所以后梁大将王彦章称他是“斗鸡小儿”，不足为虑。贞明五年（919年），晋将李存审在德胜夹黄河修筑了南北两城，中有浮桥相连，以加强守御。为了对付晋军，梁军也在德胜上游十八里的杨刘夹河筑垒，造浮桥相连。从此双方在杨刘与德胜之间展开大战，互有胜负。龙德元年（921年），成德节度使王镕被部将所杀，李存勖闻讯急率大军*，梁军也乘机反攻，经过激战，晋军虽然平定了成德兵变，并且击败了梁军的进攻，但兵员、物资却损失惨重，老将李嗣昭、李存进等也都在此战中战死。与此同时，后梁内部也发生了内乱，陈州刺史惠王朱友能想乘梁军屡败，重兵皆在前线，后方空虚之机，举兵向汴梁进攻，虽然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结束，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后梁的实力。龙德三年（即后唐同光元年，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因其家得到过唐朝的赐姓，故国号仍为唐，史称后唐。李存勖也以唐朝的合法继承人自居，史称后唐庄宗。李存勖即位后，决定大举攻梁，一鼓而灭之。梁末帝急命老将王彦章与段凝为大将，统兵前去抵御。王彦章勇猛善战，人称王铁枪，而段凝却无勇无谋，只是因为善于讨好权贵，才得以重用。宰相敬翔深知这两人同时为将，段凝肯定会嫉贤害能，阻挠和牵制王彦章，必然导致战争的失败，于是面见末帝，要求专用王彦章。王彦章率军至前线后，奇袭德胜，连下德胜北城和潘张、麻家口等寨，并进逼杨刘。双方在杨刘周围展开激战，均损失惨重。不久，梁军康延孝降后唐，王彦章又为赵岩、段凝等人所诬陷，罢去了兵权，改由段凝任主帅。段凝怯懦无谋，人心不附，他不敢主动进攻，竟在滑州决开黄河，东注于曹、濮、郓等州，企图阻止后唐的进军。正在这时，后唐大将李继韬举潞州投降后梁，梁末帝急派军协助李继韬攻下了泽州，切断了后唐军队的退路，并进攻太原，直捣后唐老巢。后梁还调汝、洛之兵进攻成德，使后唐军队前后受敌，处在非常紧张的生死关头。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8)就在这时，李存勖听取了谋臣郭崇韬、大将李嗣源的建议，自杨刘渡过黄河，绕开梁军主力，然后向西直捣汴梁。这一路后梁没有驻扎重兵，只有王彦章率少数军队进行过阻截，结果战败被擒。唐兵轻骑兼程袭击汴梁，很快便攻到汴梁城下。守将惊恐失措，只好开城投降。梁末帝走投无路，命侍卫杀死自己。后梁百官见状，纷纷出城迎降。段凝所率的梁军主力，在前线得知其都城失守后，人心涣散，全军解甲投降。后梁至此灭亡，前后历时仅十七年。3十三年后唐伶人贪吏害庄宗后唐的都城建在洛阳，是五代中疆土最大的一个王朝，不仅占据有原后梁的全部疆土，而且还占据了关中、汉中、两川等地区。由于后唐实力强盛，当它灭亡前蜀时，南方诸国无不震恐，担心会蹈前蜀覆辙。然而，事实却是后唐没有能够并吞诸国，完成统一大业，唐庄宗本人很快就身败名裂了。唐庄宗李存勖本是出身于沙陀贵族家庭的纨绔子弟，虽然在军事上颇有才能，但在政治上却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他在继晋王位初期，因为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尚能克制自己，采取一些改革措施，虽然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之策，但毕竟还是有所作为的，当渡过危机后，他性格中的劣根性便表现出来了。李存勖喜欢赌钱，也爱好歌舞戏曲，经常需要大量的钱财用于支付赌账和赏赐伶人。在建国称帝之前，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军事作战，河东军府政事则委于宦官张承业掌管。张承业是一个廉洁奉公、克尽职守的人，在他的惨淡经营下，晋王治内百业复兴，社会稳定，蓄积了大量的钱谷，供应战争的需要。李存勖在这方面的开支也需要通过张承业才能获得，而张承业却认为财赋应用于政事和军事，不应花在这些方面，所以常常拒绝支付。李存勖总觉不方便，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另行设立了个“酒钱库”作为自己私用，并要其子李继岌为张承业跳舞，赚取钱帛。不料张承业仍然分文不给，只用他个人的财物，如宝带、良马相赠，公家的钱物却丝毫不予支付。李存勖指着钱库说：“和哥（指继岌）乏钱，七哥（指承业）应以公钱与之，宝带、良马的价值也太小了。”张承业说：“所给郎君之物，皆出自承业的俸禄，公家之钱是大王用于养战士的，承业不敢以公物作为私礼相送！”李存勖借酒耍疯，口出恶言，逼迫张承业出钱。张承业说：“老仆这么做，非为子孙计，只是想以此库钱为大王成就霸业之用，不然大王自取之，何必问老仆。不过财尽民散，一无所成而已！”李存勖恼羞成怒，拔剑行凶，张承业上前抓住他的衣襟，哭泣着说：“老仆受先王顾托之命，誓为国家铲除汴贼，若以爱惜公家钱物而死于大王之手，老仆就是在地下见到先王也无愧了！今日就请大王杀了老仆吧！”就在前庭闹成一团之时，惊动了李存勖之母曹氏，遂将他唤入内室责备，李存勖大孝，于是慌忙向张承业叩头谢罪。次日，曹氏又带李存勖专门向张承业赔礼谢罪，才将一场风波平息了下去。可见李存勖虽为恶少，但尚能顾及大局，不敢一味地胡闹下去。登上帝位灭亡后梁后，唐庄宗李存勖便不再有所克制，开始骄傲自满起来。灭梁之初，割据荆南的高季兴闻迅后，非常惶恐，急赴洛阳朝见庄宗。返回后对部属说：“主上百战而得中原，对勋臣夸手抄《春秋》，又竖手指说‘我于指头上得天下’，如此则功在一人，臣下又有什么功劳呢？且经常游猎，经旬不回，不理政事，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当时吴国得知后梁灭亡的消息后，上下震惊，而谋士严可求全不在意，从容地说：“我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必有内变。”建议卑词厚礼，保境息民，等待其变。当时人对唐庄宗的这些看法，无疑是准确的。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9)唐庄宗灭梁以后，猜忌功臣宿将，信任宦官、伶人。从李克用时代起，这个家族就与宦官集团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李克用的重新被起用，就是出于大宦官杨复光的举荐。杨复光死后，他又与其兄弟杨复恭勾结起来，杨复恭在朝中专权跋扈，称唐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两人闹翻以后，杨复恭在逃往河东的途中被杀。李克用上表为其鸣不平，并迫使唐廷为其*。朱全忠诛杀宦官，河东又成了宦官最大的避难之处。后唐建立后，庄宗颁敕要求各地将前朝宦官不论贵贱统统遣送到洛阳，致使朝中宦官人数达上千人之多。这些人在后唐又重新专断权柄，干预政事，并在各道再次设置监军使，军府之政皆监军决之，欺凌主帅，怙势争权，唐朝宦官专权之局再次死灰复燃，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就此点而言，后唐与后梁相比，应该说是一个倒退。宠信并重用伶人，是唐庄宗在政治上的又一特征。庄宗喜音律，好俳优，多与伶人交往，早在其为晋王时就是如此，只是那时他忙于灭梁大事，在这方面还不突出。即皇帝位以后，自以为天下太平，做事便无所顾忌起来。比如他所宠爱的伶人周匝被梁军俘去，得到后梁教坊使陈俊、内园使储德源的保护。庄宗进入汴梁后，周匝前来谒见，庄宗大喜。周匝诉说自己在后梁多亏陈俊与储德源保护，才得以与陛下重新相见，请求授给两人刺史之职，以为报答。庄宗遂授陈俊为景州刺史、储德源为宪州刺史。庄宗有时也粉墨登场，亲自表演，自取艺名“李天下”，有一次表演得兴头上时，四顾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上前打了庄宗几个耳光，庄宗一时不知所措，左右伶人皆大惊失色，抓住敬新磨责问说：“如何敢打天子？”回答说：“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哪得二人？”李，取“理”字的谐音，理天下者即指皇帝。听到此话，左右皆大笑，庄宗也非常高兴，赏赐敬新磨甚厚。庄宗皇后刘氏出身寒微，其父刘叟以卖药算卦为生，人称刘山人。庄宗在魏州时，刘山人前来认亲，内臣刘建丰认识这位昔日的老人正是刘氏之父。刘氏却不愿认其亲生父亲，对庄宗说：“妾离乡之日，妾父死于乱兵，当时妾环尸而哭。这位是何田舍翁？竟敢前来冒充妾父！”命人打出宫门。庄宗明知此人是皇后的亲生父亲，但是也不便说破。刘氏生性凶悍，与宫中诸嫔妃争宠，由于其出身低贱，所以特别忌讳提起自己的家世。庄宗既好俳优，遂穿上与刘叟一样的衣服，背上药囊卦筹，命其子李继岌头戴破帽相随，直入刘氏寝宫，说：“刘山人来探望女儿。”刘氏大怒，不好对庄宗如何，只好把气撒在继岌身上，将其痛笞一顿而赶出宫去。此事一时成为宫中笑乐的话题。刘皇后不愿认亲生父亲，却自愿认张全义为养父。张全义久居洛阳，在后梁时已经封王，家富于财，庄宗入洛之后，张全义便又投靠了新朝。有一次庄宗夫妇造访其家，刘皇后贪图钱财，竟对庄宗说：“妾幼年遭遇战乱，失去父爱，愿认全义为父。”张全义自然不敢拒绝，诚惶诚恐，认了这位义女，并献出大批财宝作为见面礼，以后每年都进献大批财物，才算保住了富贵荣华。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0)刘皇后贪婪已极，拥有大量的财富，仍不满足，又以皇后的名义经营商业，甚至樵果菜蔬也不放过，往来兴贩，乐此不疲。每年各地的贡献，先入后宫，除了写佛经、施僧尼外，靳惜不舍纤毫。同光三年（925年），发生大水灾，河南、河北百姓，流离失所，无以为生。由于漕运路绝，京师供给不足，六军兵士，往往有饿死者。可是庄宗与刘后却游猎宴乐不绝，所至之处，都要当地百姓供给，甚至售卖家具什器、拆毁房屋以供之。县吏畏惧，逃窜于山谷。次年春天，新粮未收，百姓军士仍然非常困苦。国库无钱，宰相请求打开内库以供应军队之需，庄宗已经同意，而刘皇后却不肯。宰相在殿上再三论请，刘氏在屏风后窃听，遂闯至廷前，拿出了自己妆奁首饰，并推出了皇幼子满喜，对庄宗说：“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剩就这些东西了，请把它们卖了以供军，如果不够就把满喜也卖了吧！”宰相那里还敢多言，惶恐而退。后来魏州兵变，才拿出了内库之物以赏军，军士一面背负着赏赐之物，一面大骂说：“我们的妻子儿女已经饿死了，要这些财物又有何用处！”所以说庄宗身败国亡，其妻刘氏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庄宗宠信伶人，于是伶人出入宫掖，侮辱公卿，专权用事，收受贿赂，引起了朝臣的愤恨。伶人景进最得庄宗信任，庄宗经常命他出访民间，事无大小，皆秉告皇帝。每次景进秉事，都要摒退左右，军机国事也经常参预决策，三司使孔谦称其为兄，呼为“八哥”。庄宗入洛之初，居于唐朝原宫殿内，由于宫室广大，显得宫人稀疏，非常冷清。于是宦官、伶人多说宫中夜见鬼怪，庄宗遂命景进等人负责选民间美女千人，以充实后宫。景进仗势弄权，无论官民军士，凡有女者皆在采选之列，致使军士妻女因此而逃亡者达数千人之多。枢密使郭崇韬对伶人素来厌恶，常常加以抑制，因此伶人对他也非常痛恨。后来他与魏王李继岌伐蜀时，刘皇后听信宦官、伶人的谗言，指示李继岌杀死了郭崇韬。庄宗之弟李存乂是郭崇韬的女婿，郭崇韬被诛后，伶人景进进谗于庄宗说：“存乂将要谋反，为其岳丈报仇也。”于是李存乂也被杀害。梁将朱友谦以河中降于后唐，庄宗攻入洛阳后，伶人们向其索赂，朱友谦无法应付，予以拒绝。于是景进对庄宗说：“崇韬既诛，友谦不自安，必将谋反，应该早诛，以绝后患。”结果导致了朱友谦全族被杀。伶人史彦琼任武德使，镇守邺都，魏博等六州之政皆由其掌管，自留守王正言以下官员，全都俯首听其指使。后来在邺都兵变时，史彦琼不知设法化解，反而率先逃走，致使邺都群龙无首，酿成大祸。另一伶人郭从谦，艺名门高，被庄宗任命为从马直指挥使，掌管亲军兵权。郭从谦因为姓郭，遂拜郭崇韬为叔父，又被李存乂收为养子。两人被害，郭从谦置酒军中，愤然流涕，称二人之冤。这时从马直军士王温利用宿卫宫中的时机，阴谋作乱，事泄被诛。庄宗对郭从谦说：“你与崇韬、存乂为亲戚，又指使王温造反，今欲何为？”庄宗此语本是戏言，但已使郭从谦惊恐不安。正因为庄宗宠任伶人而最后死于伶人之手，所以宋代大文豪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时，专门创立了《伶官传》一门，并在序言中以此为鉴，希望能引起统治者的警诫。他总结这一历史经验说：“《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欧阳修的这一番话，可谓至理名言。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1)唐庄宗还重用贪浊之吏以敛财，早在他称帝之前，就重用孔谦为他筹措军费。称帝后任命孔谦为租庸使，掌管全国财赋的征收。孔谦为了讨好皇帝与皇后，不断地加重赋税额，即使皇帝有时发布赦令蠲免一些地区的赋税，孔谦仍然照征不误，自此每有诏令颁布，人皆不信。按照当时的制度，地方赋税收入，两税三分，即一份留州，一份送镇，一份上贡，可是孔谦却以租庸使的公文直下州县催征赋税，而不经过藩镇。这本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地方财权的一种措施，然其本意却不是如此，而是一种横征暴敛、多多敛财的措施。实施的结果，一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生产；二是引起了广大藩镇的不满，使庄宗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孔谦还通过地方政府强制放高利贷来敛财，致使不少百姓因此而破产，有人因此弹劾孔谦，庄宗却置之不理。同光四年（926年），魏博镇驻守瓦桥关的军队期满返乡，到达贝州时却突然接到敕令，不许他们返回。于是流言四起，兵士皇甫晖趁机发动兵变，推赵在礼为首，攻入邺都。庄宗闻讯，急命元行钦率兵*，结果战败而退。这一时期后唐的宿将或被庄宗杀害，或老病而死，不得已庄宗只好令自己并不信任的李嗣源率侍卫亲军前往*。李嗣源本无异志，但是此时军心已乱，难于驾御，当其行至邺都城下时，当晚就发生了兵变。乱兵劫持李嗣源入城，与邺都的魏博军联合，共同拥李嗣源为主。李嗣源设法逃出，向庄宗上表，表*迹，然其表章却被元行钦扣下，不能上达天子。李嗣源的女婿石敬瑭趁机劝其起兵，先入汴梁，再下洛阳，利用庄宗人心丧尽之机，夺取帝位。当李嗣源决计南下之际，河北藩镇纷纷拥戴，因此得以顺利渡过黄河，并且迅速进入汴梁。庄宗闻变，急率军向汴梁进军，途中得知李嗣源已入汴梁，仓皇退回洛阳，行至半途，兵士已逃亡过半。他再三好言抚慰士卒，并许愿给与厚赏，兵士们回答说：“陛下赏赐太晚了，大家也不会感谢圣恩！”回到洛阳后，伶人郭从谦率亲军从马直叛乱，庄宗与其激战，中流矢而死，左右逃散，只有五坊伶人善友聚乐器于其尸之上，焚而烧之。李嗣源入洛后，获得唐庄宗骨灰，葬于新安，名曰雍陵。随后李嗣源即皇帝位，史称唐明宗。明宗新局太短暂李嗣源，也是沙陀人，无姓氏，小名邈佶烈。其父曾任雁门都将，因此他年轻时从军，在李克用帐下当兵。由于他厚重寡言，办事谨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取名嗣源。李嗣源跟随李克用东征西讨，建立了许多功劳，逐渐升任天平军节度使、蕃汉马步军副都总管。庄宗攻汴梁时，李嗣源率前锋军队率先进入汴梁，庄宗后至，见到李嗣源后，抓住其衣襟，以头撞之，说：“所得天下我与你共同分享之。”因此功拜中书令，赐以铁券，后又兼任蕃汉内外马步军总管，移镇成德。由于李嗣源功高望重，宦官伶人经常中伤，引起了庄宗的猜忌，庄宗巡幸邺都时，他请求朝见，不许；太后患病，又请求入洛探问，又不许。当魏博军叛乱时，群臣皆请求派李嗣源平叛，庄宗不许，后来元行钦兵败，群臣再三恳请，这才允许李嗣源统军前往。可见李嗣源在庄宗统治时期的日子也不好过。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2)唐明宗即位时，已经年届六旬，虽然不识文字，但却饱经风霜，深知民间疾苦，因此在位期间采取了一些有益措施，在他统治时期一度出现了新局面。首先，他革除了同光时期弊政，斩杀了民愤极大的孔谦，废除了苛敛之法；对于盗掘唐朝诸帝陵墓的温韬，庄宗本要严惩，因为他贿赂皇后、内官，得以逃脱惩罚，明宗即位后遂将其诛杀；罢去了诸道监军使，驱逐宦官、伶人；下诏禁止各地进献鹰犬珍玩，大量遣散宫女，撤消诸司有名无实者；分遣诸军就食近畿州县，以减少军需运送之劳；惩治贪官污吏，或贬或杀，使贪官有所惧，对改变吏风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明宗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农民负担，稳定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加上其统治期间基本没有大的战争，使得同光时期残破的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百姓流离失所的状况得了较大的改善。明宗直到晚年仍不立太子，大臣们请求立太子，他就以为迫使自己让位下台而声泪俱下，使得大家再也不敢提起此事。而其嫡子秦王李从荣却是轻狂昏庸，信任谄佞之人，排挤老臣旧将，收揽一些无耻的文人，经常附庸风雅，吟诗弄文。明宗病重，他也不入宫探望。当明宗病危时，数日不见臣下，他误以为其父已经病死，自感素无人望，担心难以继位，遂采取主动，引兵入宫。枢密使朱弘昭、冯赟闻变，以讨逆为名，派兵攻杀了李从荣。此时明宗正在弥留之际，得知这一消息，悲痛过度，很快死去。闵帝在位仅数月明宗死后，众臣立其第五子李从厚为帝，史称唐闵帝。闵帝身形肥大，做事优柔寡断，宠信朱弘昭、冯赟二人，由其专断朝政，排斥异己。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勇猛善战，时任凤翔节度使，被朱、冯二人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李从珂之子李重吉掌典禁军，任控鹤指挥使，闵帝即位后，遂罢去其军职，外任亳州团练使。又调李从珂任北京留守，以洋王李从璋代他任凤翔节度使。当年枢密使安重诲被贬为河中帅，就是以李从璋代他为帅的，随后安重诲就被诛杀。因此李从珂非常疑虑，不愿受代，聚将商议，决定举兵反抗。得知李从珂起兵的消息，闵帝遂以王思同为帅，率禁军及六镇大军*凤翔，并包围了凤翔城。李从珂登城哭诉，言其无罪，被奸人所害。禁军将领杨思权为了升官发财，遂煽动禁军兵变，率诸军投降了李从珂。李从珂尽出凤翔所有用来赏军，并许诺攻下洛阳后，再给予重赏。潞王大军很快攻下长安、华州、陕州，侍卫亲军纷纷归顺潞王。闵帝无奈，只好仓皇向魏州逃去，途经卫州，遇到姐丈石敬瑭，石敬瑭尽杀闵帝亲随，置闵帝于不顾，被潞王追获而缢杀。唐闵帝即位不过数月，便被推翻，随后潞王即皇帝位，史称唐末帝。末帝失位石敬瑭唐末帝，本姓王，镇州平山（今河北平山）人，家世微贱。其母魏氏，年轻守寡，李嗣源为骑将时，途经平山，将魏氏掳掠而去，魏氏有子名阿三，年已十几岁，被李嗣源收为养子，取名李从珂。后唐皇室从李存勖始，至李嗣源，再到李（王）从珂，国号未变，但却已经换了三姓。李从珂形貌雄伟，谨信寡言，但却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深为明宗所爱。明宗即位后，历任河中、凤翔节度使，封潞王。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3)唐末帝是依靠兵变而获得帝位的，因此在其统治期间，兵骄将悍，百姓罹祸，生活悲惨。这种节帅通过兵变而夺取帝位的事例，对一些野心家来说等于是一个鼓励，使得后唐的统治更加不稳。在这一时期最大的野心家就是唐明宗的女婿、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对此唐末帝也有所觉察，于是下诏调石敬瑭为成德节度使，石敬瑭不从，遂勾结契丹举兵反叛。清泰三年（936年）五月，末帝任命建雄军节度使张敬达为太原四面都招讨使，杨光远为副使，率大军*石敬瑭。后唐大军包围了太原，筑长围以困城中。但是后唐君臣对契丹的来援却毫无戒备，没有及早截断雁门诸通道，致使契丹主耶律德光所率的军队顺利度过险要，进抵太原，大败后唐军队，将后唐五万大军包围于晋安寨。唐末帝派大将范延光、赵德钧分道进援，赵德钧心怀异志，向后唐朝廷讨价还价，要求任命其子赵延寿为镇定节度使，并要求将范延光部划归他统属。他还派人厚贿契丹主，要求立自己为帝。面对这样的将帅，末帝无奈，在群臣的劝说下，决定率军亲征，但又畏敌如虎，精神颓废，形神惨沮，不敢前进。在这一时期内，不少后唐将领纷纷归降石敬瑭，如先锋指挥使安审信、振武守将安重荣、彰圣指挥使张万迪等，后唐统治岌岌可危，处于即将全面崩溃的前夕。被围于晋安寨的后唐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军心已乱，副使杨光远、大将安审琦劝主帅张敬达投降，遭到拒绝，索性将他杀害，举全军投降了石敬瑭。末帝闻讯，急忙逃回洛阳，在石敬瑭军逼近洛阳时，*而死。至此后唐彻底灭亡，历时十三年，有四帝三姓。4十一年后晋儿皇帝难服众石敬瑭即皇帝位，国号晋，史称后晋，石敬瑭被称为晋高祖。石敬瑭也是沙陀人，家世贫寒，连姓氏也没有，至于石姓，也不知其来源。石敬瑭的父亲早年跟从李克用征伐，以功授洺州刺史。石敬瑭为人沉默寡言，稳重沉厚，李嗣源爱之，遂将其女嫁给了他。由于这个原因，使他得以在李嗣源帐下为将。李嗣源称帝后，历任保义、宣武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明宗晚年转任河东节度使。为了能够得到契丹的支持，他不惜答应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又与耶律德光约为父子，甘当儿皇帝，简直无耻之尤，尤其是割让燕云地区的行为，对以后的中国历史造成了极严重的影响，使中原地区长期处于异族的威胁之下。石敬瑭依靠契丹自藩帅而夺得帝位，所以每年除了向契丹贡奉大量的财物外，吉凶庆吊，从未遗忘，使者相望于道，奉表称臣，称契丹主为父皇帝，其实他比耶律德光还要大九岁，契丹太后、太子、诸王、元帅以及重要大臣韩延徽等，也都有贿赂相送。每有契丹使者至，必于别殿拜受诏敕，契丹使者小不如意，多出不逊之语。对于这一切石敬瑭都忍受下来了，但朝野上下咸以为耻，有的大臣也因此而拒绝出使契丹。如兵部尚书王权就是如此，石敬瑭派他出使契丹，向其主献徽号，王权耻于向契丹主跪拜，宁愿丢官，也不愿充使。后晋的将帅们也多有不服石敬瑭者，他们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夺取天子之位。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是这样一个跋扈的武夫，他常对人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此话虽出自安重荣之口，却反映了当时藩帅们普遍存在的思想。此人虽是野心勃勃的武夫，但比起石敬瑭来，多少还有些民族气节，史书记载说：他每见契丹使者，必指着鼻子大声谩骂。他不服石敬瑭，遂收聚亡命，收市战马，屯积粮草，准备将来起事。又联合契丹境内的吐谷浑等族以为援，招纳吐谷浑首领白承福等率本族三万馀帐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契丹的实力。他还公然上书，指斥石敬瑭向契丹奉表称臣，贡献中国珍异财宝，并将此书散发给朝中大臣及诸镇藩帅，使得石敬瑭十分恼火。契丹对大批吐谷浑人的内迁也十分不满，接连遣使责备石敬瑭。石敬瑭内外交困，焦虑万分，亲自跑到邺都，连下诏书劝谕安重荣，却毫无效果。天福六年（941年）冬，安重荣大集境内军民，众至数万，向后晋的都城汴梁进军，由于石敬瑭收买了其部将，导致战败。安重荣兵败被杀后，石敬瑭为讨好契丹，竟将安重荣的头颅送给了契丹，表示自己的一片顺服之心。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4)其实早在安重荣起兵之前，后晋的天雄节度使范延光就已经举兵反叛过了，时在天福二年（937年）。当时义成节度使符彦饶、东都巡检使张从宾等，皆举兵响应。只是由于他们各自为战，相互协调不够，才被石敬瑭各个击破。在安重荣举兵的同时，山南东道节度使安从进利用后晋王朝全力对付安重荣之机，起兵于襄州，并进攻邓州，久攻不克，后来兵败身亡。后晋诸镇藩帅的这种不稳定状态，使得石敬瑭十分不安。武力*，显然实力不足，于是只好采取姑息政策，以保住石氏家族的统治地位。因此在后晋统治时期，各地藩帅中骄恣残暴者有之，残酷克剥者有之，专横跋扈者有之，致使当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晋昌节度使赵在礼，靠兵变起家，聚敛财富，不遗馀力。他先后历任十馀镇，所到之处，开设邸店，经营商业，积财巨万。他在宋州任上所为不法，百姓苦之，不久有诏移镇永兴，百姓听到后，欢欣鼓舞，互相庆贺说：“此人若去，可谓眼中拔钉子，何快哉！”赵在礼听到后，恼怒异常，特意上表请求再留任一年，昏庸的后晋王朝竟然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他下令境内按户每年增收一千文钱，谓之“拔钉钱”，并且严令各地官吏催督，如不按数交纳，严刑拷打。泾州节度使张彦骄横不法，憎恨慕僚张式的直言相劝，欲加杀害，张式逃走，朝廷为安其心，竟将张式判处流刑。但张彦还不满足，公然威胁说：“若不得张式，恐致不测。”言下之意，如不按其意办，将会举兵造反。后晋朝廷姑息藩镇，全然不顾朝廷颜面，竟将张式押回送给张彦，结果导致了张式被以“决口、割心、断手足”等非常残酷的手段杀害了。石敬瑭外有契丹的不断索取和指责，内有不法藩镇的压力，终日处于紧张惶恐之中，郁郁寡欢，最终忧病而亡了。出帝终不敌契丹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石重贵的亲生父亲石敬儒，是石敬瑭的兄长，早年在唐庄宗部下为将，早死，所以被石敬瑭收养为子。由于石敬瑭的五个儿子早死，而石重睿年纪尚幼，所以只好立石重贵为帝，史称晋出帝。石重贵虽为皇帝，朝中大权却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景延广掌控。景延广无勇无谋，却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不可一世。他自掌权以来，改变了石敬瑭对契丹的一贯政策，拘禁其使者，杀害契丹商人，抢夺其货物。石重贵对契丹称孙不称臣，引起契丹的不满，战争一触即发。景延广不做好战争准备，却口出狂言，声称“晋朝有十万口横磨剑，翁若要战则早来，他日不禁孙子，则取天下笑，当成后悔矣！”契丹主闻言大怒，连年进兵侵扰中原。而后晋王朝内部却有不少野心家也想乘乱夺取皇位，唯恐天下不乱，如石敬瑭的儿女亲家杨光远，原后晋大将赵延寿、北面都招讨使杜重威、李守贞等，无不是此类人物。在契丹与后晋的战争中，幸赖广大军民的拼死奋战，才使契丹军屡次受挫而退，有时还败得很惨。但是由于后晋内部有这些只图个*位，而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人的存在，最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了。开运三年（946年），契丹主耶律德光再次发动对后晋的战争。他指示降将赵延寿与瀛州刺史诈降，送假情报给后晋。出帝不辨真假，急于成功，遂匆忙命杜重威为统帅，统领大军北上抗击。杜重威此次出征是有个人打算的，他想仿效石敬瑭，卖国求荣，当儿皇帝。所以借口此次出战深入敌境，必然要有强大的兵力才能保证成功。石重贵只好给他增兵，致使禁军皆归其麾下，京师空虚。杜重威到前线后，每日置酒作乐，不议军事，只知一味地向晋廷要求增兵运粮。晋军兵多将广，实力强于对方，由于主帅没有任何作为，反被敌军截断粮道，形势极为不利。杜重威正要使晋军处于危险境地，以便受其裹胁投降契丹。他与副帅李守贞商议，派人与契丹联系请降。耶律德光虽然包围了晋军，但晋军毕竟人多势众，且战斗力较强，欲想获得全胜，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当他得知杜重威率军投降的消息后，大喜过望，马上许愿事成后立他为帝。于是杜重威招集诸将，伏甲于营中，宣布投降契丹，诸将中虽有不愿意者，但在刀剑的威胁下，也只好连署降表。当杜重威向全军宣布投降的消息后，全军恸哭，震天动地。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5)杜重威投降后，耶律德光让他穿上赭黄袍，由于他早已许立赵延寿为帝，于是也让延寿同样穿上赭黄袍，将两个卖国贼玩弄于股掌之上，而实际上根本无意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人当皇帝。这一回他本人要过当中原皇帝的瘾了。由于晋军主力已经投降契丹，所以耶律德光很快便进入了汴梁，俘获了石重贵及其全家，将他们迁往契丹境内的建州（今辽宁朝阳境内）居住。耶律德光于次年，即公元947年，在汴梁后晋宫中即位。由于契丹军队在中原到处烧杀抢掠，美其名曰“打草谷”，激起了中原人民的反抗。他们聚集起来，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到处打击契丹军队，杀戮契丹派来的官吏。耶律德光无力维持其在中原的统治，只好匆忙立唐明宗之子许王李从益为帝，然后率军北撤，途中一病而亡。后晋共历二帝，统治了十一年时间。5三年后汉后汉为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所建。刘知远，也是沙陀人，家世贫寒，冒姓刘氏。早年与石敬瑭均在唐明宗部下为偏将，因为在战争中救过石敬瑭的命，遂被引为亲信。石敬瑭任河东节度使时，任刘知远为节度押衙。石敬瑭勾结契丹密谋造反时，刘知远也参与了。由于刘知远被石敬瑭视为亲信，所以后晋建立后，他被任命为侍卫亲军都虞候，领保义军节度使，后来又很快升任为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禁军的最高统帅。天福六年（941年），任河东节度使、北京留守。石敬瑭死后，刘知远预感到天下将要大乱，所以着意经营太原。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他处死了吐谷浑首领白承福，夺取了大量的财富及数千匹良马。契丹军进犯汴梁时，刘知远既不出兵救援，也不抗击契丹，而是采取了冷眼旁观、等待其变的态度。契丹攻占汴梁，灭亡后晋后，他也曾派人奉表于契丹主，耶律德光呼其为儿，并赐与木拐，相当于中原王朝赐给重要大臣的几杖。在中原人民纷纷起来打击契丹时，诸将劝其发兵攻取汴梁，他却不愿与契丹硬碰，以免削弱自己的实力。待到契丹军队无法在中原立足而北撤时，刘知远看准时机在太原称帝，时在公元947年，为了掩人耳目，他仍用天福年号而不改元，称这一年为天福十二年。当晋帝石重贵一行被押北上时，他假装悲愤，率亲兵以迎晋帝，实际上走到寿阳便又转回太原。然后他亲率大军乘中原空虚之际，渡过黄河，进入洛阳，便迫不及待地杀死了李从益母子，以绝人望。刘知远因为冒姓刘氏，故以汉为国号，史称后汉，称他为后汉高祖。后汉的都城仍在汴梁，刘知远的旧日僚佐均成为朝廷重臣，占据了各种要害部门。杨邠、郭威任正副枢密使，苏逢吉、苏禹珪任宰相，王章任三司使，史弘肇任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兼平章事。在这些人中除郭威外，其馀均为蛮横无知、贪暴残酷之徒。如宰相苏逢吉，早在河东为慕僚时，刘知远命其静狱以祈福，实际上是要他释放囚犯，而他却把全部囚徒统统处死，号曰“净狱”。当了宰相以后，仍后唐不改旧习，曾草诏要将为盗者的本家和四邻、保人全族处斩，有人驳斥说：“为盗者族诛，已不合王法，何况邻保，这样做不是太过分了吗？”苏逢吉不得已，才勉强删去“全族”二字。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6)至于史弘肇更是残暴绝伦，他掌握禁军兵权，警卫都邑，只要稍有违犯法纪，不问罪之轻重，便处以极刑。甚至太白星白昼出现，因为有人仰观，就被处以腰斩。有一百姓因酒醉与一军士发生冲突，也被诬以妖言惑众而斩首。至于断舌、决口、抽筋、折足等酷刑，几乎每日不断。王章任三司使负责理财，惟知暴敛，致使百姓因此而破产者比比皆是。旧制，两税征粮时，每一斛加收二升，称之为“鼠雀耗”，而王章命令加收二斗，相当于以往的十倍；旧制，官库出纳钱物，每贯只给八百文，百姓交税也是如此，每百文只交八十文，称之为“短陌钱”，而王章规定官库给钱每百文只给七十七文，但百姓交税每百文仍交八十文。后汉还规定私贩盐、矾、酒曲者，不论数量多少，统统处以死罪。中央大员如此，上行下效，地方官员更加残暴。青州节度使刘铢执法残酷，行刑时，双杖齐下，谓之“合欢杖”；他还根据犯人年龄的大小决定杖数，而不问罪之轻重，谓之“随年杖”。卫州刺史叶仁鲁捕盗时，往往将普通平民当成盗贼杀戮，或挑断脚筋，抛弃山谷，致使这些人“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西京留守王守恩为了聚敛钱财，胡乱收税，税目之多，包括上厕所，上街行乞，都要交税，甚至连死人的灵柩，如不交钱，也不准出城埋葬。有时还放纵部下，强抢或偷盗人家钱财。因此，在五代各朝中以后汉的统治最为残暴，百姓困苦，卖儿贴妇，仍不能度日。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仅仅一年便患病死去了，其子刘承祐继位，史称后汉隐帝。隐帝年幼无知，在朝中这些重臣眼中更是无足轻重。这些武夫悍将，个个专横跋扈，议论朝政时，吵吵嚷嚷，大呼小叫，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使隐帝难于忍受。这些人只知舞枪弄刀，却根本不懂安邦定国的道理，有时争吵起来，甚至动刀动剑，几乎杀人。这些跋扈行为使汉隐帝实在忍无可忍，于是和亲信商议，伏兵殿门，趁杨、史、王三人上朝之时，一举将他们杀死，尽灭其族。又密谋杀死镇守邺都的郭威，郭威闻讯，遂举兵反抗，率领大军杀奔汴梁，击败了后汉禁军。汉隐帝落荒而逃，途中被杀。郭威进入汴梁后，请太后临朝称制，并决定迎立刘知远之侄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在刘赟尚未到达时，郭威指使人假报契丹入寇，自己率大军出京迎敌，行至中途，兵士哗变，将黄袍加于郭威之身，拥立为帝，然后转回汴梁。刘赟行至宋州时，被人杀害。公元951年，郭威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改元广顺，国号周，史称后周，郭威即后周太祖皇帝。后汉仅历二帝，前后三年多时间，为五代寿命最为短暂的一个王朝。在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中，后唐、后晋、后汉等三个王朝都是沙陀人建立的政权，其重要大臣多为沙陀人，所以历史上将这三个王朝称之为沙陀三王朝。6十年后周太祖躬俭周太祖郭威，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县西尧城）人。有的记载说，他本姓常，幼随其母改嫁郭氏，遂冒其姓。年轻时，郭威不愿从事生产，只喜欢舞枪弄棒，十八岁应募从军。曾经负气杀人，被关入监狱。潞州留后李继韬因他有勇力，遂秘密纵他逃走，待事情平息后又召置麾下。郭威少年时曾在其颈上黥有一飞雀，故人称郭雀儿。李继韬被唐庄宗杀死后，其军队被编入从马直，郭威因能书会算而被任为军吏。刘知远任侍卫亲军都虞候时，特别器重郭威；后调任河东节度使，也将郭威带到任上。刘知远当了皇帝，任命他为枢密副使，隐帝时升任正使。郭威多次统兵征伐，皆有功勋。他在军中穿幅巾短衣，与军士无异，皇帝所赐钱财，多分与诸将与军士，因此在军中威信很高，士卒乐为其用。正因为郭威具有这样的优越条件，才使他一举成功，夺取了帝位。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7)周太祖即位之后，能够躬行节俭，下诏禁止各地进贡珍巧纤奇、山珍海味，又将宫中原有的金银玉器、镂宝床几、饮食之具，砸碎于殿廷，表示自己厉行节俭的决心。面对晋汉以来残破的社会经济，他又下诏奖励耕殖，招抚流亡，平均赋役，恢复农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得北方的社会经济在其统治的数年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此外，他还针对当时轻视发展文化，轻视文士的现象，采取了一些较积极的措施，力图改变当时的不良风气。比如周太祖曾亲至曲阜拜祭孔子，以表示对儒学的重视；他还重用文士，重视科举选士，表现出了与五代其他各帝不同的一些风范。面对当时的骄兵悍将和败坏的吏风，周太祖首先从中央做起。枢密使王峻专横跋扈，居功骄矜，排斥异己，就连周太祖的养子柴荣请求入觐，由于担心会被留下而予以拒绝。王峻要求兼任青州节度使，得逞后又要求罢免宰相李谷、范质，另行起用自己推荐的人选，周太祖婉言推却，王峻马上出言不逊。周太祖忍无可忍，遂下令拘押王峻，将他贬死。对于敢于反叛的藩镇则采取坚决*的措施，限制藩镇对州县的权力，实行民政、军事分工管理。为了改变吏风，周太祖对贪浊的官吏实行严厉惩治的政策，处死了一批贪赃枉法、残酷暴虐的地方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吏风。周太祖郭威死于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在位四年。郭威诸子早在其起兵邺都时，就被后汉杀害于汴梁，所以只能由养子柴荣继位。柴荣是其妻柴氏之兄柴守礼的儿子，幼年即随其姑母长于郭威家，遂被收为养子。关于郭威与柴氏的结合也有一段佳话，据宋人所撰的《东都事略》记载：柴氏本为唐庄宗的嫔御，庄宗死后，明宗将大批宫人遣散归家，柴氏也在其中。行至黄河岸边，其父母来迎，恰遇大风雨，只好暂住于旅舍。有一天，见一身躯伟岸的男子从其门前经过，衣服破旧，不能蔽体。柴氏问道：“此是何人？”旅店主人回答说：“此乃马步军吏郭雀儿也。”柴氏见其形貌不凡，产生了爱怜之心，想要嫁给他。其父母坚决反对，说：“你是皇帝左右之人，归家后当嫁给节度使，为什么却要嫁与此人呢？”柴氏说：“此乃贵人，将来前途不可限量。”遂将所带行李财物分一半给其父母，另一半作为嫁妆。柴氏父母见其意志坚定，知道不可改变，也就只好同意了。于是柴氏在旅舍之中与郭威成亲，并且以金帛资助，使郭威的生活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由于他们夫妇结合于患难之中，所以感情一直很好，郭威即皇帝位时，柴氏已经死亡，遂追册为皇后，谥号圣穆。此后郭威虽有嫔妃，却再也没有册立过皇后，并且立柴氏之侄为嗣君，可见他与柴氏感情之深厚。柴荣也是邢州尧山人，在郭威诸子中年龄最长，郭威在后汉任枢密使时，他任左监门卫大将军，后历任贵州刺史、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等，由于跟在郭威身边，所以才免于被害。郭威即皇帝位后，柴荣任澶州刺史、镇宁节度使，由于王峻作梗，他一直在外任职而不能留在京师。王峻死后，才得以回京任开封尹，封晋王。乱世辉煌在世宗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8)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遇到的头等大事，便是如何抵御北汉的进攻。北汉主刘旻利用周太祖新丧，世宗刚刚即位，人心不稳之际，联合契丹发兵，妄图一举灭亡后周。当时朝中许多人反对用兵，只有宰相王溥一人支持世宗，世宗力排各种干扰，决定亲率禁军出征。双方在高平相遇，刘旻见周军兵少，遂不等契丹军到便发动了进攻。两军交锋，禁军大将樊爱能、何徽率右军溃退，一路杀掠百姓，并造谣言说：“官军大败，馀众已降。”这一情况的突然出现，使得周军的形势变得非常严峻，周世宗屹然不动，率领亲兵，临阵督战。禁军主将张永德等率偏将赵匡胤冲锋陷阵，拼死奋战，双方血战至傍晚，北汉军队支持不住，开始后退，万馀人被赶至山涧边，死伤惨重，死尸弃甲，填满山涧。刘旻仅率亲骑百馀狼狈逃走。夜间迷路，寻找一村民引路。由于北汉统治残暴，百姓恨之入骨，走了百馀里路，才发现走向了晋州，遂将引路村民杀死，另外找路逃回太原。到达沁州时，当地官吏前来献食，尚未举筷，听说周军追到，又仓皇逃窜。此战之后，北汉再也不敢轻言伐周了。高平之战周世宗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露出骄兵悍将难以驾御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周世宗决意改变五代诸朝对骄兵悍将纵容姑息的政策，他召集诸将，当众宣布樊爱能等将校七十多人罪状，并立即斩首。此举使骄兵悍将有所畏惧，初步整顿了败坏的军纪。周世宗深知仅靠杀若干个人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要想改变五代军队长期遗留下来的积习，提高战斗力，必须从整顿禁军入手。返回汴梁后，周世宗任用年轻将领，裁汰禁军中的老弱病残，召募天下豪杰，精选骁勇，将藩镇军队中的善战之士，选入禁军。周世宗甚至亲自试阅武艺，选拔人才。经过此次整顿后，旧史记载说：“诸军士伍无不精当，由是兵甲之盛，近代无比，且减冗食之费焉。”有了一支精锐的军队，只能说为日后的统一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不等于完全具备了统一的条件。于是周世宗又从平均赋税，发展生产，整顿吏风等方面入手，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五代以来，社会生产发展迟缓，除了战争的破坏因素外，赋税沉重，负担不均，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周世宗在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尤其是各种杂税，能免则免，能减则减。他还颁发《均田图》，要求各地均定田赋，虽显贵之家也不能免。如历代王朝对曲阜孔氏，因为是圣人之后，从来都不承担赋税，但是周世宗却不允许其家族成为特殊阶层，照样得与普通编户齐民一样承担赋税。对于朝中的权贵之家，也是如此，如窦贞固，在后汉时任宰相，后周时授司徒，致仕居于洛阳，当地官府将其家与普通百姓同样看待，赋税徭役皆未免除。周世宗的这种气概在历代帝王中还是不多见的。五代乱世，但佛教的发展却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至后周时，全国各地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且广占良田，不交赋税，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早在后汉乾祐二年（949年），当时有一个小官李钦明曾上疏指出：“佛寺精舍，每县不下二十馀处，僧尼求化斋粮，不胜饱饫，寺院之田，又免征税。”认为“聚僧不如聚兵，僧富不如民富”，要求朝廷裁汰僧尼，抑制佛教的发展。后汉朝政混乱，他的这个建议自然无人理睬。周世宗为了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就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在显德二年（955）颁诏裁减僧尼，拆毁佛寺，严禁私度僧尼，规定除了政府审核确定可以保留的寺院外，其馀一律拆毁。根据文献记载，共计废除寺院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保留的寺院计有二千六百九十四所、僧尼六万一千三百人。文献未载勒令还俗的僧尼人数，估计不下保留僧尼人数的十倍。周世宗把收来的铜佛像及各种铜法器用来铸造钱币，发展商品经济，俗传此钱可以保佑家人平安，治病助产，人们得到后珍惜而不舍得用于流通，所以后世很少有“周元通宝”钱存世，至今已经非常珍贵了。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19)由于周世宗在抑制佛教方面，雷厉风行，措施得力，对佛教打击很大，佛教史上将此次行动与历史上的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三次打击佛教的行动并列，称之为“三武一宗之祸”。在整顿吏风方面，也体现了周世宗雷厉风行的作风，他采用严厉的手段打击不法官吏，有时犯轻罪也要处以重刑，如重修永福殿时，主持工程的内供奉官孙延希克扣工食，虐待役夫，周世宗视察时，发现役夫在瓦中吃饭，大怒，立斩孙延希；楚州防御使张顺贪污官钱五十万、丝绵二千两，也被赐死；右拾遗赵守微品行不端，不学无术，为其岳父所讼，被处杖刑一百，流放沙门岛。因此，宋人认为周世宗轻率杀人，用刑严刻。其实周世宗本意是想以严刑峻法纠正败坏的吏风，当吏风有所改变时，他用刑也就减轻了不少。在发展经济方面，周世宗采取了奖励农桑，兴修水利，疏通漕运，发展商业与手工业的政策，使得后周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社会平稳，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实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取得了这些成就后，周世宗于是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周世宗曾经命近臣各撰一篇《安边策》，实际上就是征询大家有关统一全国的方略，其中王朴献“先易后难”之策，也就是先平定南方诸国，积蓄人力财力，然后再北伐契丹，收复燕云失地，从而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这个方略在北宋影响很大，北宋后来统一全国时，就是按照这个方略进行的。但是周世宗并没有采纳这个方略，而是制定了首先碰契丹这个硬钉子，收复燕云失地，然后再席卷南方诸国，可以称得上是“先难后易”之策。为达此目的，周世宗首先对后蜀用兵。显德二年（955年），世宗遣凤翔节度使王景、宣徽南院使向训为将，率军伐蜀。仅动用偏师，小试锋芒，便收复了秦、凤、阶、成四州之地，然后答应后蜀的求和请求，罢兵归朝。此战并不在于灭亡后蜀，而是夺取战略要地，将后蜀封锁在两川的范围内，使其不敢轻动兵端，骚扰后周的西部边境。接着周世宗又策划了征伐南唐的战争，目的在于夺取淮南富庶之地。从显德二年冬开始，至显德五年，世宗前后三次亲征，终于击败南唐，完全占据了淮南十四州，饮马长江。此战巩固了后周的南部边境，扩大了疆土，达到了削弱南唐，使其俯首称臣，不敢轻易向北用兵的目的。经过这一系列战争，后周形势更加稳固，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北伐了。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正式对契丹用兵，他亲率大军自汴梁出发，直抵沧州，然后统步骑数万直入契丹境内，大军一路顺利，契丹军非逃即降，势如破竹，兵不血刃，连下莫、瀛、易三州及益津、瓦桥、淤口三关之地。正当周世宗准备向幽州进军时，由于身染重病，只得班师回朝。这年夏天，周世宗病逝于汴梁，终年三十九岁。陈桥兵变遗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周世宗虽然最后没有完成统一大业，但其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和制定的正确策略，却是后人尤其是宋太祖赵匡胤所难以企及的。宋太祖不敢对契丹用兵，采取了“先易后难”的策略，对燕云失地他积蓄巨额钱财，只想通过赎买的办法来解决，结果终其世一无所成，致使其后世子孙两度亡国，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燕云这一战略要地的丧失，使中原以北无险可守，抵不住骑射的游牧民族铁骑的驰突，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反观周世宗把注意力集中在北方，暂不贪图富庶的南方地区，利用这一时期契丹君主昏庸，政治混乱之机，毅然北伐，其决策之英明，令后世史家赞叹不已。同时他所开创的这种强盛的局面，为日后北宋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基础。动荡：夜宴的时代 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藩帅当皇帝(20)周世宗死后，其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由于他年仅七岁，不能理政，显德七年（960年），大将赵匡胤利用手中掌握的兵权，演出一幕“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取代了后周的统治，建立了北宋王朝。五代至此结束。后周共历三帝，前后不过十年时间。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1)1士族的衰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等级的国度，所谓门阀士族就是这种社会现象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集中体现。要想成为门阀士族，除了要求这些家族的祖先地位显赫，世代高官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在家学与礼法方面亦有特异之处，不同于其他家族，所以诗礼传家往往是这类家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门阀士族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鼎盛于南北朝时期，至隋唐时期已经衰落不堪，旧士族已经丧失了由制度所保证的政治、经济特权，然而其崇高社会地位仍程度不同地保持着，社会影响依然存在。一些旧士族赖其家学渊源和文化修养，或者与皇室联姻，继续保持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得以依附并挤入关中勋贵集团之中，还有一些旧士族则利用科举制度作为进身之阶。这些情况的存在，正好说明门阀制度的崩溃，因为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大族获得政治地位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凭借门阀世资，这一条的丧失，就标志着门阀制度的没落。隋唐两朝的皇室都出身于关陇士族，他们通常也都以门第而自高，而对山东旧士族采取了压抑的政策，唐太宗修《氏族志》就是这个政策的具体体现。隋唐两朝的统治者有意压抑山东旧士族，正好说明他们的社会影响仍然存在。在隋唐时期高门大族凭其门阀世资获取高位的制度虽然不存在了，但人们的门第观念仍然非常强烈，这就是那些旧士族得以继续维持很高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由于门第观念的作祟，社会上婚姻尚阀阅的现象仍然非常严重，尽管有唐太宗禁令的存在，一些朝廷大员，如房玄龄、魏徵等，仍然乐于与山东士族联姻。直到唐朝后期，这种风气仍然不衰。唐文宗曾经针对这种现象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可见这些旧士族社会影响是多么根深蒂固。正因为在唐代仍然存在着浓烈的门第观念，所以先有唐太宗修《氏族志》，后有武则天修《姓氏录》，规定：“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凡收入其中的家族则算是士族，否则就不再是士族。想通过官修谱牒的办法，以新士族代替旧士族，从而达到甄别士庶，压抑旧士族的目的。尽管唐朝统治者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士大夫们并不承认，甚至讥讽为“勋格”，但是从唐朝统治者的这些行为看，说明他们的思想中仍然存在浓厚的门第观念，也没有放下想成为高门大族的情结，尤其是出身于庶族的武氏家族，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强烈。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唐代的统治阶层称之为士族与庶族合流的势官地主阶层，具有较高的社会与经济地位。到了五代十国时期，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唐末农民战争，所谓衣冠缙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韦庄诗所说的“天街踏尽公卿骨”，便是这一情况的真实写照。残馀的势官地主，在朱全忠篡夺唐朝政权的过程中，被彻底扫荡殆尽了。自天祐二年（905年）以来，对所谓门胄高华，以名检自处者，皆指为浮薄，“贬逐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所谓“衣冠宿望”，在白马驿事件中，屠戮殆尽。因此，五代十国时期的统治阶层，主要是舞枪弄棒的武夫集团以及听其支配以幕僚为主的文士们，他们是新的一代势官地主，完全不同于唐代的情况，最突出的标志便是这个阶层多出身于社会下层，受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影响较浅，门第观念淡薄。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2)这个时期的帝王与藩镇完全是一体之人，并无根本的差别，全都出身于社会下层。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出身于沙陀贵族外，后梁太祖朱全忠，出身农家，本人早年为流氓；唐明宗李嗣源、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全都是地位卑下的沙陀军人，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周太祖郭威，早年穷得衣衫不周，作为黥面皇帝为历史所仅见。十国的统治者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吴国杨行密是走卒出身，吴越钱镠出身农家，本人为无赖，南唐李昪为流浪孤儿，荆南高季昌家奴出身，闽国王潮兄弟世为农家，南汉刘氏可能是岭南蛮族，也有学者说是波斯商人后裔，楚国的马殷则是木工出身。至于其部下将相大臣的出身，与这些帝王们大致相同，虽然有少数进士出身的人物，但他们并非凭门第或科举而位居卿相，而是通过投靠藩镇，充当幕僚，随着藩帅升为天子，他们也就攀龙而跻身为卿相。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掌握权力的基本上都是这些出身于社会下层的赳赳武夫，而士大夫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动辄罹祸，罗隐的《孟浩然墓》诗云：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草萋萋。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冢便低。深刻地描绘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低下、命运悲惨的真实状况。有人根据新、旧《五代史》列传统计，有传的士人约有一百九十一人，其中幕僚出身的或有过任幕职经历的有一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点七，可见说他们是藩镇的附庸，并非虚言。这些文人或科举出身，或通过入幕而入仕，以门荫入仕者仅有六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即使门荫入仕者，也并非全是衣冠缙绅，不少人却是以其父祖的战功而得以恩荫入仕。如果说在唐代士族还多多少少有一些社会影响的话，至五代十国时期则荡然无存了。学界通常都认为至宋代婚姻不再尚阀阅，其实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就已经如此了。试举数例，即可见其一斑。后唐庄宗为皇子李继岌娶定州节度使王都之女为妻。王都本姓刘，不知其父母为何人。幼年时被巫医李应之在村落得到，收养为子。定州节度使王处直患病，被李应之治愈，遂署其为幕职。当时王处直尚未有子，李应之便把其养子送给王处直为养子，并改名王都。就是这样一个不知来历，且出身下层的人物，庄宗非但没有嫌弃，反而主动提出与其结亲。后晋出帝给皇子石延煦娶晋昌军节度使赵在礼之女为妻，关于后晋石氏的家庭出身前面已经论到了，这里只对赵在礼略述几句。赵在礼，河北涿县人，其曾祖、祖父皆为农户，其父早年在幽州节度使刘仁恭部下为军士，逐渐升至军使。赵在礼因其父的缘故，先从士卒干起，升至指挥使，通过发动兵变，才至节度使高位。据载，晋出帝之所以愿与赵在礼联姻，是因为赵在礼所到之处聚敛无度，家财巨万，出帝贪其财，才主动与其联姻。后来赵在礼对人说：“我为了此婚，花费已达十万缗。”即使皇帝本人娶妻也不论阀阅，如后梁太祖朱全忠的皇后张氏，为砀山县渠亭里的乡间地主之女，算不上高门大族。关于唐庄宗的皇后刘氏的出身，前面已经论及，她早年被李克用部将袁建丰掠得，献到宫中，为李克用之妻曹氏所爱，教以歌舞技艺。成年后，因为色艺俱佳，为李存勖所喜爱，曹氏遂赐其为妻，李存勖称帝后立为皇后。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3)后唐明宗之妻魏氏，是明宗早年抢掠得来的，魏氏当时已嫁给平山平民王氏为妻，并生有一子年已十岁。后来魏氏之子当了皇帝，即后唐末帝，这时魏氏早已死亡，遂追尊为皇太后。唐明宗的淑妃王氏，陪伴明宗时间最久，本是邠州饼家女，出身于卖饼之家。幼年时卖给梁将刘为奴婢，刘死后，因其貌美，经枢密使安重诲的建议，遂纳为妃。王氏贤惠，本可立为皇后，因其谦让，遂封为淑妃。至于后晋高祖石敬瑭的皇后李氏，为唐明宗之女，也不是什么高门贵族，只不过是沙陀军人之女罢了。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其父为定州小吏，因为贿赂枢密使安重诲，得以充任邺都副留守，石敬瑭任邺都留守时，两人关系密切，遂为其弟石重胤娶其女为妻，石重胤早亡，冯氏守寡，因为貌美，被晋出帝纳为皇后。实际上晋出帝所娶的乃是其叔母，后来契丹进攻后晋时，揭露晋出帝的罪恶时说：“纳叔母于中宫，乱人伦之大典。”后汉高祖刘知远的皇后李氏，家世为农。刘知远为士卒时，在太原牧马，夜入其家强抢为妻。刘知远即皇帝位，遂立李氏为皇后，生后汉隐帝。后周太祖郭威的皇后柴氏，其出身前已论及，不再重复。郭威共一后三妃，全是再嫁的寡妇。其淑妃杨氏，年轻时以貌美而入选赵王王镕宫中，王镕死后，杨氏流落民间，可见其并非出身于高门大族。后来又嫁给了真定平民石光辅，数年后，石光辅又死去了。这时郭威的妻子柴氏新丧，闻听杨氏美而贤，遂娶为继室。杨氏死后葬于太原，后周建国后，追封为淑妃。郭威的贵妃张氏，镇州真定人，其父为王镕手下小吏。王镕死后，镇州大乱，晋王李存勖的部将武从谏获得张氏，遂带回太原，作为其儿媳妇。郭威镇守太原时，张氏之夫已亡，而郭威因其妻杨氏已亡，遂娶张氏为继室。后来郭威起兵邺都，张氏与诸子皆居于汴梁，被后汉所杀，郭威即位后，追封为贵妃。郭威的德妃董氏，其祖父在唐末当过州录事参军，其父当过县尉，均为小官。七岁时，因为镇州兵乱，董氏走失，被潞州牙将所获，收为养女。后来嫁给了小吏刘进超，刘进超在契丹灭亡后晋的战乱中死亡，董氏寡居于洛阳。郭威率兵路经洛阳时，娶为己妻，即位后封为德妃。由此可见，五代诸朝无论是皇帝还是皇室中的其他人，在婚娶时皆不计门第高低，至于其卿相将帅在这方面更是无所要求，他们在考虑婚配时，或出于政治需求，或出于钱财需求，根本不考虑门第之高下。如后晋邓州节度使皇甫遇与镇州节度使安重荣为儿女姻亲，皇甫遇出身低贱，其父早年流落太原，无法生活，遂投军当兵，后来升至军使。皇甫遇也是行伍出身，以功渐至节度使。其亲家安重荣，也是世代军官出身。武夫嫁娶时如此，文臣又是如何呢？冯道是五代时著名的人物，历仕诸朝，数次拜相。他与另一宰相刘昫结为亲家，旧史说其祖先“为农为儒，不恒其业”。也就是说，其家族社会地位不高，充其量也就是所谓耕读之家而已，因此有的史籍干脆记载为“世本田家”。冯道早年生活困苦，“负米奉亲之外，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可见也是一个穷书生。冯道当了宰相以后，朝士中看不起他的人仍然不少。有一次，他上早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吏部侍郎刘岳走在其后，看见冯道数次回顾，任赞问刘岳：“冯道回顾所为何事？”刘岳回答说：“恐怕遗落了《兔园策》吧！”《兔园策》乃是乡间村塾用来教农村小孩子读的书，刘岳有意以此讥讽冯道，从而也证明冯道确是来自农村的穷书生，说不定他还真的在乡间教过书。冯道是幕僚出身，后来才官至高位。至于其亲家刘昫也是幕僚出身，并非衣冠缙绅，可见即使文臣在婚娶中也没有崇尚阀阅的旧习。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4)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上面所提到的刘岳，《旧五代史》记其为名家之子，唐初户部尚书刘政会之八代孙。刘政会此人，在隋末只是一个鹰扬府司马，是一种很小的官职，后来投靠李渊，参与了太原起兵，因此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刘政会是河南滑州人，其祖父倒是在北齐当过中书侍郎，但是滑州刘氏无论是在北齐还是唐代，均属于庶族，与门阀士族无缘。这样的家族到了五代竟然成了“名门”，可见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名门大族的观念已经与唐代有了很大的差别。再如杨涉，后梁时任宰相，号称名家。杨涉的祖父是唐懿宗时的宰相杨收，而杨氏家族自杨收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以来，也只担任过丞尉、参军之类的小官，从未做过高官，杨收之父后来以教书为业。只是到了杨收时，依靠大宦官神策中尉杨玄价之力，才得以升任宰相，后来又因为得罪了杨玄价被罢相，并被赐死。因为这个家族在唐代曾有人当过宰相，于是便在五代被视为名门高族。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历史发展到了五代时期，由于门阀士族已经彻底灭亡，加之这一时期活跃于政坛上的人物多出身于社会下层，重门第、尚阀阅的思想非常淡薄，遂使得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婚姻不尚阀阅，而且崇尚暴力，重武轻文，造成了很不好的历史影响，直到北宋以后才有所改观。2武夫的天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规律，即每逢乱世，必是武夫当道，文人受压，五代十国时期也不例外，只是各国的情况略有不同罢了，其中以中原王朝为最。在这一历史时期，南方诸国的统治相对比较稳定，各个政权延续的时间也相对要长一些，而地处北方的中原王朝，统治时间都非常短暂，所谓“置君犹置吏，变国若传舍”。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经过一场腥风血雨式的杀戮，加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契丹内侵，致使武夫势力坐大。由于五代各王朝的皇帝均起自藩帅，当了皇帝以后，无一例外地均重用在藩时的部将、幕僚，而这些人或世代行伍，或杀牛屠狗出身，或投靠藩镇起家，为其主子卖命而获取功名利禄，崇尚武功，大都缺乏治国理政的能力。在这些政权中，上自朝廷权臣，下至节镇、州县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夫，他们掌握着行政、军事、财政、人事诸权，为政残暴不法，擅杀妄为，比唐末强藩武夫骄横跋扈之势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界把五代的这种状况，称之为“武人政治”。在武夫控制政权的情况下，他们大都迷信武力，崇尚暴力，认为：“安朝廷，定祸乱，直须长枪大戟，至如毛锥子（指毛笔），焉足用哉！”出于这种思想，这一时期在朝廷任将相者多为武人，他们根本不懂经邦治国的道理，只知一味地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杀戮政策。杨师厚，早年投靠朱全忠，屡立战功，历任诸镇节度使、同平章事，即所谓使相。此人虽然战功卓著，但却残暴好杀，所过之处，焚荡闾舍，卷地而空。他奉命攻打枣强时，由于受到坚决的抵抗，所以克城后，将全城人口屠杀殆尽。梁末帝时，官至魏博节度使、检校太傅、中书令，封邺王，骄横跋扈，干预朝政，萌生不轨之意。他为了巩固权势，选拔骁勇之士，组成了银枪效节军，作为自己的亲军。杨师厚自以为功勋卓著，遂于黎阳采巨石，作为制造德政碑的材料，用铁车装载，以数百头牛牵引，所过之处，丘墓庐舍皆被摧毁。为了粉饰太平，他还命令在元宵节时，每户皆要张灯结彩，彩画舟舫，布于御河，歌舞欢饮，通宵达旦，给当地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5)安重诲，在唐明宗时任枢密使，独揽朝政，凡朝中宰相、贵戚、诸将等，没有敢于干预朝政者。他督诸军*东川节度使董璋时，日驰数百里，西方诸镇，闻风惶恐，押送本处粮草，星夜搬运，人马牲畜毙踣于山路者不计其数，给百姓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安重诲出身于代北豪酋之家，世代为将，不知礼仪，不识文字，也不懂韬晦之计，锋芒毕露，刚愎自用，在朝中不仅宰相对其退避三舍，不敢相争，即使对皇帝的态度也非常生硬。唐明宗对安重诲说：“华温琪旧人也，应该选一重镇，让他去当节度使。”安重诲以没有空缺而予以拒绝。他日明宗又说起此事，安重诲遂不耐烦地说：“臣数次告知没有缺位，陛下不信，可以替代的只有枢密使而已。”华温琪知道此事后，担心得罪权臣，竟然忧惧成疾，数月称病不出。安重诲还频频干预司法工作。安重荣早年在振武节度使高行周部下任偏将，因为犯罪而下狱，高行周因其罪重，欲将其诛杀，其母赴京求于安重诲，遂被无罪释放。史圭因得到安重诲的赏识，竟然自尚书郎连升为枢密直学士、左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并且有拜相的希望。安重诲一意孤行，置皇权于不顾，明宗实在忍无可忍，后来遂设法将其处死。后汉枢密使杨邠，不喜文士，与宰相苏逢吉互相倾轧，矛盾非常激烈。苏逢吉欲罢杨邠的官，遂指使另一宰相李涛出面奏请，结果非但没有得逞，反而导致了李涛被罢相，而杨邠又被加上了兼吏部尚书、同平章事的官衔，既是枢密使，又是宰相，权势更加炽热。自从杨邠拜相以后，事无大小，必先请示，杨邠认为可行，才能上奏汉帝。杨邠不学无术，不识大体，认为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府库充实，甲兵强盛，“礼乐文物皆虚器也”。因此，对文化教育不闻不问，只知聚敛财货。杨邠专权跋扈，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有一次他与三司使王章在汉隐帝前论事，隐帝说：“施行政事，一定要慎重，不要使外人说三道四。”杨邠没等隐帝说完便打断话头说：“陛下不要说话，一切有臣在。”在场的官员闻听此言，个个颤栗不安，而杨邠却神态自若。李太后的弟弟李业要求担任宣徽使，隐帝与太后私下征求杨邠的意见，杨邠认为不可。隐帝打算立所宠爱的耿夫人为皇后，也因杨邠认为不可而作罢。耿夫人死后，隐帝想采用皇后之礼安葬，杨邠又一次进行阻止。后汉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如此激化，所以血腥屠杀便成了解决这一问题必要手段。杨邠等人的肉体虽然被消灭了，但后汉政权也覆亡了。在中原王朝的将相中，有许多人不识文字。如安叔千，沙陀人，后唐时任振武节度使，后晋建立后，加同平章事，历任四镇节度使，也是所谓使相。他相貌堂堂，却不通文字，当时人称其为“安没字”。后来契丹攻入中原，安叔千也随同其他臣僚迎接契丹主，契丹主见到安叔千，说：“你就是安没字吧，请放心，我到时一定给你找一个吃饭处。”后来任命他为镇国节度使。可见其“大名远扬”，连契丹人都知晓。后唐的太常卿崔协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唐明宗时，韦说、豆卢革罢相，枢密使安重诲推荐崔协为宰相，另一宰相任圜不同意，对明宗说：“安重诲不识朝中人物，为他人所卖。天下人皆知崔协不通诗书，虚有其表，人称‘没字碑’。陛下误用臣一人，遭人嘲笑尚不要紧，宰相之位能有几个，岂容再添笑端！”“没字碑”是说他好比高大的碑石，但上面却没有任何文字，虚有其表。然而安重诲毕竟权重，最终崔协还是被任命为宰相。他在相位数年，无所作为，遭到人们的耻笑。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6)如果说安叔千不识字尚不足为奇，因为他毕竟是少数民族人物，然而崔协据载是北朝以来著名大士族清河崔氏后裔，家学深厚，竟然如此浅薄，实在令人难解。据载，崔协还是进士出身，早年任御史中丞时，因为章奏中文字错讹颇多，屡次受到责罚。以这等人才，后来竟然升任太常卿。太常卿是主管国家礼乐、祭祀的大臣，通常均由饱学之士充任，崔协不通文墨，竟能充任此职，可见五代时期用人混乱到何种程度。在这一历史时期，即使文士中也有不少人感染了武夫行事的风格，变得暴虐残酷。如李振为朱全忠谋主，在梁朝曾任崇政院使，崇政院乃枢密院的改名，掌握朝中大权。此人虽为文士，可是也感染了嗜杀的恶习，一手导演了“白马驿之祸”的悲剧，被当时的士人们视为“鸱枭”。后汉宰相苏逢吉也是这样一个人物。汉高祖刘知远即位后，将后晋宰相李崧的宅第赐给了苏逢吉，宅中所有财物也皆归其所有。李崧不敢违抗，主动把房契献给了苏逢吉，苏逢吉认为轻己，反而不悦。李崧的两个弟弟对此愤愤不平，有一次与苏逢吉、杨邠的子弟一同饮酒，席间言及苏氏夺占其家宅第。苏逢吉知道后，借故陷害李崧，将其全家老小全部处死，并且曝尸街市。苏逢吉还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乱用人，颇违旧制，甚至有自白身而任以官职，从小吏而辄升令录等职，如此之类，不可胜数，舆论纷然，而苏逢吉全不在意。他还非常贪财，凡求官之士，只要家中稍有积蓄的，他都会派人暗示输钱，并许以美官。直到杨邠拜相后，这种行径才暂时告一段落。后汉由于统治残暴，因此盗贼横行，社会秩序混乱，朝廷不知安抚百姓，反而派军四处*。苏逢吉草诏规定凡有贼盗，其亲属、四邻皆受连坐。后来郓州捕贼使臣张令柔杀死了平阴县十七个村子的全部村民，就是按照他所草拟并颁布的这道诏书干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地方藩帅与刺史们同样残酷贪浊，使百姓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如后唐宁江军节度使西方邺，出身行伍，在任期间多不遵守法度，胡作非为，判官谭善达屡次劝谏，西方邺非但不听，反而心生怨恨，派人诬告胡善达接受贿赂，然后将他逮捕下狱，竟使他冤死狱中。后晋末年，白再荣任恒州节度留后，贪财枉法，曾派兵逼迫宰相李崧、和凝出钱赏军，两人无奈，各出家财以给。恒州曾被契丹大将满达勒占据过，白再荣遂将汉人中曾被契丹驱使者尽数拘禁，强行夺取了他们的家财。后汉建立后，白再荣任镇州节度留后，为政贪暴，当地人称其为“白满达勒”。不久，又调任滑州节度使，仍旧贪浊不法，大肆盘剥百姓，民不聊生。后汉末年，白再荣被调回京师任职，郭威率军攻入汴梁时，乱兵知其家财产丰厚，遂攻入其家，强夺其财，并将白再荣杀死，携其首级而去。人们不但不同情，反而拍手称快。像这样贪图钱财、草菅人命的事例还很多。如襄州节度使刘训与副使胡装不和，为了泄私愤，竟然杀死了胡装；相州节度使王继弘所为不法，判官张易屡次劝谏，王继弘恼怒，将张易杀死；安远节度使高行珪因节度副使范延策对其不法行为多有劝谏，即诬告范延策谋反，连同其子一同杀害。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7)最为荒唐残暴的是刘仁恭父子，他们先后在唐末任幽州节度使，残酷贪浊，令人发指。刘仁恭为了对付朱全忠的进攻，将境内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强行征入军中，而且要求自备兵器粮饷，致使乡里为之一空。为了防止士卒逃亡，他还下令将军中将士，不分贵贱，一律在脸上刺了“定霸都”的字样，又在文士的臂上刺了“一心事主”的字样，搞得境内怨声载道。刘仁恭好色无度，在山中大兴土木，修筑了豪华的楼台亭阁，广聚美女于其中。他还招聘僧道，炼制长生丹药。他将境内铜钱尽数聚敛，凿窟于山中埋藏，为了防止泄密，又把施工的石匠全部杀死，另以瑾泥制钱，行使于境内。他见江淮茶商获利颇厚，遂下令禁止南方茶商入境，由于当地不产茶叶，他下令采山中草叶晒干为茶，强令售卖，以聚钱财。其子刘守光比其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与其父之妾通奸，发觉后被贬谪，其后他乘其父不备，率兵囚禁了刘仁恭。其兄刘守文闻讯来救，被击败，但刘守文不忍对其弟痛下杀手，反被刘守光所乘。刘守光乘胜进军，将其兄之子刘延祚包围在沧州城中，城中缺食，一斗米卖三万钱，人头一级售价一万钱，军士公然杀人而食。刘守光攻下沧州后，为了杜绝后患，遂将其兄及侄子全部杀死。这时的刘守光得意忘形，自以为强大，遂自称大燕皇帝。刘守光愚蠢无知，自我孤立，后梁乾化二年（914年），被晋王李存勖攻破，连同刘仁恭一块俘获，押回太原向李克用庙告捷献俘后，父子双双被斩于街市，留下了千古骂名。由于武夫控制了朝廷与地方的大权，文士受到排挤和压制，许多皇帝和大臣、藩帅公开表示不喜文人。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就说：“朝廷大事不可与书生商议，这些人胆小怯懦，往往误事！”凤翔节度使、岐王李茂贞不喜文士，其境内武夫充斥，以狗马驰射博弈为乐。燕帅刘守光也是一个不喜儒生的人，其境内习武之气甚盛，文人动辄被杀。后汉三司使王章更是歧视文臣，他说：“此等之人若给一把算盘，连倒顺都不知道，养他们何益于事！”他主管财政，好钱好物，用来供军，对文臣的月俸则百般克扣，甚至以不堪供军的朽烂之物充其俸料。后唐明宗之子秦王李从荣喜爱结交文士，引起了武夫们的极大不满，史载：“时干戈之后，武夫用事，睹从荣所为，皆不悦。”大将康知训等人私下议论说：“秦王好文，交游者多为文人词客，此人一旦即位当了皇帝，则我等必然转死沟壑，不如早图之。”后来秦王果然被害。至于藩帅们随意屠杀文士的事更是举不胜举。朱全忠任宣武节度使时，随口戏称柳木可以制作车毂，随从的几个文人宾客急忙顺口逢迎。朱全忠大骂道：“书生辈好顺口玩人，车毂须用榆木，柳木岂可使用！”下令将左右数十宾客全部杀死。他当了皇帝后，更是任情乱杀，散骑常侍张允、谏议大夫张衍、兵部侍郎张儁因为迟到，竟被当场扑杀。后晋平卢节度使房知温，性格粗犷，行止无礼，经常纵容左右排斥羞辱宾僚。有的节度使还随意虐待甚至处死幕僚。亲身经历过五代*的宋太祖赵匡胤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五代诸侯跋扈，多枉法杀人，朝廷置之不问。”动荡：夜宴的时代 毛锥子安足用——武夫任将相(8)总之，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原王朝的统治区域基本上是武夫的天堂，文士的地狱，他们饱受骄兵悍将的凌辱，命运十分悲惨。为了躲避灾祸，包括韩熙载在内的大批士人，只好背井离乡，南下另谋生路。动荡：夜宴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1)在这一历史时期除了北方前后有五个王朝统治外，在南方各地前后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即吴、南唐、吴越、闽、南汉、楚、南平、前蜀、后蜀，加上割据于今山西的北汉，共计十个政权，史称十国。其中吴国与南唐为前后替代关系，前后蜀为替代关系，北汉建立于后周统治初期，出现较晚，因此这一历史时期虽称五代十国时期，长期并存的实为八个政权。1闭门称帝的吴越钱氏吴越是钱镠创建的割据于今浙江地区的一个小国。关于钱镠其人，颇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杭州临安县（今浙江临安北）人，世代以种田打鱼为生。他从小就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孩子，与邻居的孩子们一同砍柴时，凭借自己身强力大，强迫别的孩子为自己砍柴，多交者赏，少交者罚。长到十几岁时，为人无赖，不愿从事生产，遂走上了贩盐谋生的道路。唐朝后期实行严厉的食盐专卖政策，对走私食盐打击颇严，但是由于有厚利可图，因此私盐贩卖活动非常猖獗。为了对付官军的打击与查禁，私盐贩子往往也组织武装团伙，进行武装对抗。据说钱镠贩盐时，每担盐重二百馀斤，他却可以行走如飞，可见其气力确实不小。旧史又说他“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说明他少年时就有一身好武艺，喜爱抱打不平，颇具号召力。钱镠早年的这种生活经历，对增长其见识，结识各方人士有很大的益处。二十多岁时，由于唐末社会大乱，百姓流离失所，于是钱镠便散尽贩盐所得的财产，拉起了一支队伍。后来他投奔石镜镇将董昌，以战功逐渐升为都知兵马使、刺史。以后他翦除了刘汉宏、薛朗、董昌，占据了两浙十三州地区，成为江浙一带颇有实力的割据者。钱镠据有两浙后，身兼镇海、镇东两节度使，并把镇海军的治所从润州移到杭州，从此杭州便成为其统治中心。唐天复二年（902年），唐廷封他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年），改封吴王，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封吴越王。学术界通常将钱镠担任镇海军节度使的这一年，即公元893年视为吴越国建立之年。钱镠在创建吴越前后，与吴国的杨行密争夺江南诸州，双方斗争十分激烈，互有胜负。南唐建立以后，双方虽然在政治上仍然对峙，但在军事上却比较缓和，除了援闽一役规模较大外，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基本不存在了。钱镠因为国小力弱，自知实力不足，为了能在群雄割据中生存下去，遂采用了向中原王朝称臣的策略，以牵制周围的邻国，尤其是吴及南唐，从唐朝末年历五代直到北宋，这种政策始终没有改变过。中原王朝为了拉拢钱镠，也前后授与他很高的官衔，如后梁授他尚父、吴越国王、诸道兵马都元帅等官衔；后唐除了授他天下兵马都元帅、尚父、尚书令，封吴越国王外，还赐给玉册金印，以示宠渥。但是钱镠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他也想和其他割据小国一样称帝，只是自知自己的实力还不强大，所在的两浙地区周围潜伏着强大的军事威胁，所以他只好关起门来过皇帝的瘾了。他将自己所住之处称为宫殿，将办公的府署称为朝廷，令其部下称臣。从公元908年起，他三次改元，其中“天宝”年号共用了十六年（908—923年），“宝大”年号用了二年（924—925年），“宝正”年号用了六年（926—931年）。直到其子钱元瓘继位时，方改用中原王朝年号。钱镠虽然未公然称帝，但以上这些行为却与称帝无异。动荡：夜宴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2)因为钱镠的这种作为是严重的“非臣”行为，是不“恪守臣节”的表现，所以其子孙都对此极力否认。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钱镠的确改过元。不仅如此，他还利用吴越濒海的便利，与新罗、渤海以及居于海岛的部落建立了臣属关系，派遣使者对其“行制册”，“加封爵”，这些都是钱镠“僭越”不臣的表现。在唐末、后梁时期，中原王朝无力制约，只好隐忍不发。后唐统一了中国北方后，实力强大，遂对吴越采取了制约措施。后唐明宗时，在枢密使安重诲的坚决主张下，下诏削去了钱镠的尚父、元帅、国王之号，勒令他以太师致仕，也就是退休。后来由于其子钱元瓘上表请罪，言辞恳切，明宗遂又恢复了他的官爵。钱镠富贵以后，将其故乡改为衣锦里，并兴造第舍，穷极壮丽。他还经常回归故里，大会故老宾客，车马雄壮，万夫罗列，场面十分宏大。山林树木，全都以锦幄覆盖，以表示衣锦归乡之荣。他受封吴越国王后，“悉起台榭”，扩建杭州城，周长达三十多里。其晚年更加奢侈，《五代史补》说他：“大兴府署，版筑斤斧之声，昼夜不绝，士卒怨嗟。”但是也有不同的记载，说钱镠生活节俭，衣服被褥皆用细布，未尝用锦缎；非公宴，所用器皿惟瓷樽漆器而已。他所用旧寝帐已经破旧不堪，其子媳要用青绢帐换下，他执意不肯，说：“虽然我提倡节俭，仍担心后世子孙生活奢侈。此帐虽旧，还可以挡风，为什么要换下呢？”他还用小圆木为枕，上面缀有小铃，熟睡后枕动则铃响，由是而醒，取名曰“警枕”。他还担心夜晚守卫者睡着，常用弹弓射弹丸于城外，使守卫者不能入睡，当时人称他为“南方不睡龙”。这种记载也不能说不真实，多是其早年所为。至于其自制“警枕”，夜晚不敢深睡，则是总结了多年内部争权夺利斗争经验的结果，深恐有人暗算于他。钱镠统治两浙期间，赋税徭役非常繁重，其税额比唐朝统治时期增加了数倍。南唐曾派遣汤悦、徐铉出使过吴越，亲眼目睹了其盘剥百姓的情况，说：两浙之民，只要欠斗升之税，便要受到严刑拷打，乃至于处以徒刑。曾在夜晚闻听有人号叫，惨痛之声若獐麂悲鸣，等天明询问，才知是官吏吊打欠税之民。由于负担过重，下民贫困，这里的百姓多穿不起衣服而裸行，或者以篾竹系于腰间以*。自从唐朝于公元780年实行两税法以来，五代十国多沿袭此制。两税法规定将一切杂税包括身丁钱并入其中，不再另行征收，而吴越却规定每丁交三百六十文钱，这种现象就是一税两征，而且在当时诸国中税额最重。由于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有些人便通过隐瞒年龄的办法来逃税，以致“民有至老死而不冠者”。通常男子满二十岁为成丁，便要负担赋税，这个年龄也是举行冠礼的年龄，所谓“不冠者”就是没有举行成年的冠礼，隐瞒年龄，以逃避交纳丁税。吴越的杂税也很繁重，所谓“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收算，就是收税。甚至连西湖捕鱼也要收税，规定必须每日交纳数斤，称之为“使宅鱼”。有些渔民终日劳作，也打不够应交之数，只好花钱到市场买鱼交纳。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只对酒曲实行专卖，而吴越则对酒也实行专卖，与民争利。此外，吴越百姓的徭役也很沉重。有人曾利用夜暗之机，在钱镠府门上大书曰：“没了期，侵早起，抵暮归。”意思是说吴越的徭役没完没了，每天清晨出去服役，直到夜幕降临才能回家。以表示对繁重徭役的不满怨愤情绪。动荡：夜宴的时代 四分五裂的割据诸国——十国君主相(3)在这些重负之下，百姓纷纷破产，贫乏之家，生子不能赡养，或弃于襁褓之时，或卖为奴婢，也有寄养于佛寺道观的。著名史学家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记载说，吴越统治期间，米粟谷帛之价比旧日上涨了三倍，鸡豚菜茹薪炭之价上涨了五倍，田宅价格上涨了十倍，肥沃良田及其他珍稀之物的价格上涨了数十倍。在这种重负的压榨下，以至于百姓中最贫困的人家也负债累千金。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千百年来，古今不少学者却对吴越钱氏的统治多有溢美之词，说钱镠“自奉节俭”，钱氏子孙能“轻徭薄赋，奖励垦殖”云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钱氏归宋后，世代高官，声誉颇佳，因此宋人自然不便揭其祖上之短。另外，有些钱姓之人写书撰文竭力美化钱氏在吴越的统治，也掩盖了不少事实。当然也有正直学者敢于站出来说真话，可是却引来了一些诽谤之词。首先敢于站出来批评钱氏重敛的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他在《新五代史·吴越世家》中谴责了钱氏在吴越的严刑酷法、重税盘剥的政策。于是有一个名叫钱世昭的人在其所撰的《钱氏私志》毁谤说：欧阳修早年在钱镠的子孙钱惟演任洛阳留守时，在其手下任推官，曾经对一*非常亲昵，然此女却被其上司钱惟演占有，欧阳修因为不能染指，心怀怨恨，后来撰《新五代史》时，便对其祖上进行诽谤，诬其重税盘剥。后来清人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便采录了钱世昭的这种说法，遂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了。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搞清，只要查一下宋人的相关记载，就会发现欧阳修在洛阳任推官时与钱惟演相处甚欢，两人关系亲密，时常聚会，赋诗游乐，并无交恶之事。欧阳修后来写了一部名曰《归田录》的书，其中涉及到钱惟演的共有三件事，均为宣扬其美德之事，反倒对他书批评钱惟演之事只字未提。如同是宋人所撰的《东坡志林》、《清波杂志》等书，记有钱惟演依附丁谓，毁谤寇准，进贡洛阳之花以求宠等事，《归田录》虽然多记当年洛阳之事，但却对这些事只字未提，并且还对钱氏归宋之举多有褒奖。可见挟私毁谤的是钱氏子孙，而非欧阳修。其实记载钱氏重税的典籍还很多，只是撰者没有欧阳修声誉高、名气大，加之《新五代史》又是所谓正史，此说一提出来影响很大，所以钱氏子孙自然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欧阳修。需要说明的是，钱氏统治两浙期间，在修筑捍海石塘，兴修水利，发展商业等方面，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方面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