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41

那是在一个多月以前，毛泽东对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负责人发了脾气：“十一中全会已经开过一个月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刘少奇作检查？让他呆在家里干什么？搞阴谋吗？”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刘少奇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很快写了一份检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批示中说：　　　　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是后半　　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　　（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　　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　　能稳定一些，请酌定。　　　　　　　　　　　　　　　　　　 毛泽东　　　　　　　　　　　　　　　　　　 ９月１４日　　现在他重提检讨，倒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了，他说：“今天的接见你还是参加为好，现在国际上对中国形势的议论很多，你突然不露面，只会加深人们对中央内部情况的疑虑，这样不好。”　　“那好，我听主席的，准备一下参加接见。”刘少奇接着说，“不过，为了早日结束这场运动，我请求辞去国家主席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最好是到一个工了或大队去劳动，以便能够改造思想，集中精力学点东西。”　　“不行！”毛泽东很果断地拒绝了他，“你以为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让你下台？错了！主要是提高全党全国人民识别修正主义的能力，防止和平演变。这不仅是让你受到教育。也使我，还有全党都受到教育。我想，你现在大概能认识到你在文比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性质了吧？”　　刘少奇点着头，叹口气说，“认识到了。不管我主观上出发点如何，事实上是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这是我大字报里的话嘛，你最好别用。用你自己的话去讲。”毛泽东插话。　　刘少奇显得无能为力地说：“就是主席写了大字报批评我后，我还不是很明白自己的错误的，不知道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极不利于文化大革命，不利于党的利益的，我的错误是有倾机会上义的错误。虽然才５０天，但损失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变本加厉地造成了群众的对立！”　　“这都是你检查稿中的话？”毛泽东抽着辞烟，非常沉稳地说：”现在许多干部和群众翻箱倒柜，弄出了你在历史上的不少问题。有些问题，我过去都和你谈过，有些问题至今还掩盖着，我希望你门己主动地谈一谈，也算挖挖根源吧。革命了大半辈子现在革到自己头上了，恐怕会革不下去的，这也没关系，慢慢地想一想，争取到了会上痛快些。到那个时候，我也会站出来保你的，我便好说话了嘛。现在大家有气，总要让大家消消气嘛。”　　毛泽东的脸色虽然严峻，但话语非常亲切，一股温暖的热流传遍了他的全身。如果自己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会站出来替他说话，那便意味着这场灾难可以消除了。到底是老战友，毛泽东胸怀宽阔，是不会计较自己过去的失误的。凭心而论，自己过去的确对毛泽东很不尊重，认为他指挥军事作战是天才，领导建设实在无能，他没有现代化的管理头脑，还是过去老掉牙的传统办法，所以在工作中自己标新立异，总想使自己的办法超过毛泽东。结果造成了今日自己的大被动，回想起来，实在内疚。　　“主席，我通过这次教训，深深地解剖了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右字。”刘少奇的眼眶里滚出了泪珠。“正如主席批评的那样，我在１９６２年就犯了右倾的错误，甚至几次想替彭德怀平反……”　　这话立刻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问：“你和彭德怀接触过没有？”　　“除了和主席一块找他谈过话外，其余再没单独接触。”　　“真的没有？不可能吧？”　　“他写了几万字的翻案书以后，别人给我转过几封信，都是催我抓紧时间落实一下他的问题。我原想找部分同志谈一下，先造个舆论然后再解决于反问题，以免引起震动。”　　毛泽东微微一笑，“很好，这回才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你这个人哪，也算志大才疏的行列里的人喽。要是你真给彭德怀翻了案，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今天也许就不是我们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了，而是海瑞要批判我们为什么罢他的官喽。你呀，就是太右倾，一点都没想到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牛争的复杂性。所以，当我批评了你的错误后，又来了个形左而实右，根子还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主席讲得很正确。”刘少奇连连点头，“我的错误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包括这次文化大革命，我至今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伟大意义，不知道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也不知道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我头脑里只有一个怕字。就是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了台。”　　“依我看，”毛泽东皱着眉头说，“你是怕革命左派上台触犯你的利益，怕你们的问题抖擞出来后丢了乌纱……”　　“丢乌纱倒没关系，”刘少奇马上辩驳说，“只要能使大多数人解脱，我情愿立即下台！”　　毛泽东哈哈大笑：“老战友，你想得太天真了，社会主义革命不是革一两个人的命，而是普遍地受教育。我看你还是多读几本书，好好地学学马列吧。今后，你的任务是一边读书，一边检查，从历史上找找原冈，这才是最好的出路嘛。”　　就在他们谈话的时候，北京街头的游行队伍里，有人高呼“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等口号，使参加接见的近２００万红卫兵震惊万分。这时，大多数下层的平民百姓才知道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的国家主席也犯了错误，而且是最要命的错误。　　周恩来每隔两天，就要定期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在所有的中央领导人中，他可以说是工作最忙的人了。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他是一位纯粹的共产主义者。他的外文造诣很深，非常坚信共产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早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他就暗下决心，如果党内斗争的关键时刻到来，他将毫不畏缩地采取所应该采取的行动来支持毛泽东。　　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显得十分恭敬，完全像个标准的小学生。他向党的主席汇报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两个月总结》报告的情况，谈到清华大学已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的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时，毛泽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断地询问大专院校红卫兵对“口号事件”的反应。这时，秘书进来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有重要情况向您报告。”　　周恩来站起来，准备告辞，毛泽东摆摆手说：“他们来了，正好我们一块研究一些问题，你就别走了。”　　江青风风火火地进来，把头上的军帽一脱，扔在桌上，解开风衣一边往衣架上挂一边说：“不得了呵，他们竟敢在天安门城楼上定起攻守同盟来了！”　　康生跟着进来，向周恩来点点头：“我和江肯同志还说从主席这里出来后再到你那里汇报呢。”　　“康老，你快点汇报吧，情况太紧急了！”江青忙着给周恩来、毛泽东的茶杯换水，一边又给自己和康生倒了两杯水，嘴里嘟哝着，好像在对服务员发牢骚。　　“１０月１８日上午１０点４０分左右，薄一波主席接见红卫兵之际，将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和第一轻工业部部长孔祥帧等人叫到城楼休息室里密谈，订立攻守同盟！”康生从皮包里取出一叠材料，以严峻的语气说，“据我们有关部门的同志检举，薄一波对他们说：现在红卫兵已经开始调查我们的历史了，如果查出被捕出狱那段历史，肯定要大作文章。你们赶快通知当时被捕的同志，务必不要讲出我们在狱中的名字。那几个人马上答应分头活动，还说要想法销毁有关材料……”　　周恩来听到这里，不以为然地说：“他们出狱的事，当时是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的决定，七人、八人又审查过，中央应对此事负责！”　　“总理呀，”江青冲到周恩来面前，从康生手里的材料中取出一份，甩到桌子上，“你看看，薄一波他们把北大图书馆珍藏的１９３６年８月３０日刊登他们的反共启事的报纸剪掉了，再不采取断然措施，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康生紧接着说：“话又说回来，中央能对他们的反共启事负责吗？你听听他们写的什么，‘余等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已诚心悔悟，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坚决反共，做一忠实国民。以后决不参加共党组织及其它任何反动行为并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你们说这类东西登出来和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能一致吗？”　　“标准的叛徒语言！”江青鄙弃地说。　　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默，但对他们每个人的表情却在仔细观察着。看得出来，他对江青和康生的作法是相当满意的。他俩人是中国政治的明星，那些稚气未褪的年轻人们对他俩充满着无限的敬意。　　“被敌人活捉了，在长期的监禁中经受敌人严刑拷打和审问，意志薄弱行就会垮下去，咳，会的。在国民党时代，敌人什么手段都会使用的。所以，在那种条件下，任何有利于敌人的所谓上级决定，都会得到他们的响应的！”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康生马上说：“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刘少奇会对薄一波等人作出那样的决定？刘少奇究竟看过没看过他们与的反共启事？如果看过，那么，只好用我们的一句老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　　“此事需要调查，需要用事实来说话。”周恩来说。　　江青突然想起来：“山西个是有个刘格平吗？他和薄一波等人一块坐过监，好像他还有一封信交到了中央文革……”　　毛泽东站起来，离开书房，回自己的卧室休息去了。　　　　　　　　　　　　　　 二十九　　“５０多夭的错误，对我来说都是深刻的教训。在今年６月１日的这段时间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当然还有其他的同志要负，但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上我陆续地作出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　　刘少奇正在作检查。　　毛泽东在另一个房间里听着转播，林彪坐在他的身旁，听得很认真，他俩不时地靠在一起，翻阅着手中的文件。　　“这次会议上，他们的防线全部冲垮了。”林彪重重地说，“归根到底还是主席的决策英明，让他低下头来可真不容易啊，这下好得很，损失最小最小，成绩最大最大。刘、邓二人还继续监视吗？”　　“继续观察。”　　“明天，也就是从１０月２４日起讨论他俩的检查，展开必要的思想斗争和批判，但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到后天我发表一个讲话，主要是继续肃清他们的流毒，你看行吗？”　　毛泽东点头：“完全正确。”　　“那好，他们检查后我就让军队的同志作准备，号召军队同志积极起来揭发他们的各种问题，把盖子揭开。”　　刘少奇的检查己进入尾声，显然他没有完全按讲稿照念，其中不少是现场发挥的：　　“……我这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也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给革命造成过很大的损失。比如，１９４６年２月１日为中央写过一个指示，提出如果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就走向和平民主的新阶段，给下面的同志造成了对国民党不应有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再比如，１９４６年初，我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有错误，没有很好地支持林彪同志；１９４７年夏我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没有贯彻毛主席的土改方针，错误地实行所谓‘搬石头’的极左做法，提出一套排斥一切干部的做法；１９４９年春天我在天津的讲话有右倾错误，有些口号比如提出‘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大多了，而是资本主义太少了’，‘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这种剥削是进步的’等等，这些提法在一定程度上制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此外，我还于１９５１年７月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关于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１９５５年没有反对缩减合作社的意见，特别是……”　　“天哪，少奇同志这样检查，不等于往自己头上套绞索吗？”刘澜涛惊叫一声，对身旁的李井泉说。从开全会以后，他一直提心吊胆，坐卧不安。自然，他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究竟他们做错了什么事，历年来，他一直不是这样做的吗？为什么现在这样做就是犯了错误呢？现在，连刘少奇部作了检查，就像洪水冲破堤坝，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抵挡不住了。　　“……我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在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对我进行批评，我要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力党为人民床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保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对任何同志搞两面派。”　　陈伯达坐在主席台上．眼睛盯着在作检查的国家主席。禁不住心里一阵阵狂跳，这个人物曾几何时多么威风啊，今天却几次提到了自己，特别是讲到“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问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陈伯达听到这里觉得一阵飘飘然，感觉自己霎时变得高大起来。他不时摇头晃脑地和康生说着悄悄话，那双眯缝着的眼睛透过圆形镜片不住地在与会者身上扫射……　　陶铸的表情相当复杂，他曾多次暗示刘少奇主动向毛泽东赔情道歉，又不主张刘少奇写下这么多书面性的东西。他现在越来越讨厌江青的眼睛，那双眼睛总是在盯着他，时不时地出现一些愤怒神情，而且老是吊着脸，好像别人都欠她多少钱似的。这时候，他从眼角的余光里又看见江青的眼睛瞟过来了，便假装没看见她把头扭了过去。　　轮到邓小平检查了。　　他身材不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骨碌碌地扫了一遍全体与会者。当目光和李雪峰相碰时，李雪峰低下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坦白、直爽、豪放，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　　就在前天早上４时，毛泽尔才看了邓小平的检查稿。与他历来采取的策略一样，他在刘少奇和邓小平之间也采取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法，他给邓小平批了一段话：“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八页第１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及时纠正，请同志们给我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　　这话谁看了也会感动的。　　邓小平的嘴唇绽出一个浅浅的微笑，这是两个多月来的第一次微笑，他朝坐在旁边的毛泽东点点头，原先毛泽东并不计划出席这个全，此刻却突然出现了，仿佛付出的力量超过了他原来的能力。　　邓小平站起来时，觉得心情好多了。他竭力想使自己的检讨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至少达到毛泽东的要求。当然，几乎所有与会者谁也不知道这个内情，他心里有底，决定等以后再说。他还需要再经过几个曲忻才能达到那个目标。　　“同志们，在这场文化大华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这里，我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少奇同志来负担。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对我们所犯的错误作了最正确，也是最精辟的概括和批判，我诚恳地接受毛主席的意见，热烈欢迎大家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严肃的、认真的批判，我认为这才是对我们最好的挽救……”　　邓小平的检查，在全体与会者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主席台右侧的最末端，人们注意到了一个身材瘦削的老人，他手里捏着一支长拐杖，另一只手不住地摸着下巴上的灰白胡子，眯缝着眼睛，正在聚精会神地望着邓小平，嘴里喃喃地哼个不停，他已经８０岁了，须发都己全白了，精神却依然健旺。　　“董老，主席说，你身体不好，可以先离开会场。”一位漂亮的女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小声地对他说。　　董必武摇摇头：“我不累，还可以坚持。”　　一直等到散会后，董必武在服务员的搀扶下来到大会堂毛泽东的休息处，每一道门边都站立着肃静的卫兵，当他走近时，门就打开了，穿过之后便关上了，他径直穿过前厅的会客室，拐过内廊，走到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微笑着站在门口，好像在迎接他。　　“感觉如何？”　　“很好，我认为少奇和小平同志还是能顾全大局的，他们并没有丝毫抵触情绪，我看我们可以适可而止了。再批下去，他们就很难继续工作了。”董必武说，“难道还非要把他们都撤职吗？”　　“撤职？我们为什么要把他们撤职？”　　“这么说，是要把他俩作为反面教员留下来，让他们保留中央委员或者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像彭德怀那样被限制了人身自由，活活地遭受精神折磨。”　　“那么，你准备怎样处置他们呢？”　　“处置？什么也没有。刘少奇起码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一个爱国主义者嘛。”毛泽东耸了耸肩膀，拉着董必武的手进了他的读书室，很坦然地说，“我是想通过他俩的检查，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革命路线教育，在此基础上，团结教育全党。”　　讨论刘少奇的检查，实际上是一次十分激烈的批判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所以由林彪掌握着会议的整个进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只好装聋作哑，当他们听到一些将帅站起来指着他们的鼻子严词痛斥时，他们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幸亏所有的人在提到他俩的名字时都在背后加上了“同志”二字。截至现在，他俩还算幸运，没有任何人信口歪曲什么状况……　　“少奇同志的思想一贯右倾，在政治上反马列、反毛泽东思想，在组织上也是搞宗派主义，企图分裂党的！”谢富治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讲起话来却尖刻得很，“他最初由不举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到平起平坐，发展到想取而代之，而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３０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作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所以，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是很必要的。建议将他们的错误在更大范围内，起码在县团级公布和批判。”　　紧接着，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陈伯达、康生等人都纷纷发言，调子越来越高，气氛越来越紧张。　　刘少奇如坐针毡，好像从最高巅摔了下来，伤疤突地裂开了，火的般地剧烈疼痛，每一个人的批判都如同带刺的藤蔓和枝条抓扫着负伤的嫩肉，好几次他真想跳起来申辩。　　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神色不改地稳坐在那里。这时，他才尝到了政治家失去权力的滋味。　　整整４个多小时。　　晚上，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汇报会，由各小组的组长汇报。此刻，关锋、王力、戚本禹、张春桥、姚文元这些人是远离圈外的，甚至还没有取得在这些会上发言的资格。他们只能坐在墙角，静听别人的发言。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像尊威严的神像，他轻易不开口，一说话便像钟声一样激越洪亮。他听完了所有人的汇报后，感觉到他们都有一种难以启唇的担心，他说：“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你们看了李雪峰的简报没有？他的两个孩子跑出去串连一通回来教育李雪峰说：‘我们这里的老首长为什么那么害怕红卫兵呢？你们思想搞不通，不敢见红卫兵，不和学生说真话，做官当老爷，先不敢见面，后不敢讲话，革了几十年的命，越来越蠢了。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批评了江渭清，说他蠢，少奇自己就聪明了吗？更蠢！”　　刘澜涛说：“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毛泽东问。　　“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伸手点点他：“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接着又转头问周恩来，“下面的会议还怎么开呀？”　　周恩来说：“根据目前情况看，会议已经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一天，２８号开个总结会然后散会。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回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宜宾去住。这次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振作起来好好搞运动。有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革命，允许改嘛！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民主革命搞了２０几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１７年，文化革命只搞了５个月，最少５年才能得出经验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准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他看见李先念掏出笔记本来想说什么，就问，“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参加汇报的各小组组长见毛泽东打开了他面前的那个绿皮本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知道他的正式讲话就要开始了，也连忙掏出本子来，准备认真记录。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水，嘴角浮满笑意：“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于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　　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衬，不足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毛泽东瞟了陶铸一眼，加重语气说，“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１９６２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四个人都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