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24

邓小平说：“看到了。我已让秘书们查一下，看看北大哲学系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舅、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这七个人到底怎么样？他们政治上可靠否？主席批转这类东西，是应该给我们通一下气的。否则，总是搞得我们相当被动。”　　刘少奇沉思着朝邓小平点点头：“我觉得这七个人的大字报口气都很大，好像代表中央似的。你看：‘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让我们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周围，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都不应当是普通师生的语言，我也说不出这种盛气凌人的话！”　　“都是野心家！”邓小平鄙弃地说。　　“可是毛泽东同志既然支持，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刘少奇叹口气，“我们这个党几十年来风风雨雨，不容易哪，毛泽东同志是党的主席，我们总不能附有条件地服从吧，应该是无条件、绝对地服从！”说到这里，他注意观察了一下邓小平的表情。　　邓小平虎着脸，没有吱声。　　这时，周恩来、陈云、朱德都来了。大家谈起外面轰轰烈烈的情形，都有些吃惊。　　朱德问：“北大的大字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感到意外的。刚才陈毅同志到了我那里，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不事先给个通知？我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的，看来我们都不了解详细内情。”　　当大家纷纷议论时，陈云始终没作声，他对下一步的安排有自己的打算。等他们部发表完意见后，他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党对北大和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要防止连锁反应，好像北大出了问题了，其他学校也必然有问题，如果都乱了那就坏了。”　　“我看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果断地说，“就是给北京大学迅速派出工作组，由工作组代行学校党委之权。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消防队救火一样快。这种派工作组的方式是我们党的传统，城乡普遍开展的四清运动，工作组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个建议一提出，常委们都纷纷点头同意。　　周恩来突然想起来：中央文革小组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现在既然要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搞文化革命，决定派工作组这样的大事应该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代表参加，特别是康生和陈伯达。于是，他说：“我建议，我们几位常委今天只是商议不作决定，因为没有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我建议在明天或后天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６月３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异乎寻常的，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到议程，而只是收到开会的通知。而且，所有围桌而坐的人都觉察到，整个中国的政治空气相当紧张，一定还有某种重要的事情正在酝酿之中。　　刘少奇坐在主席台中央，主持着会议。　　从表面上看，他是国家主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他心里明白，决定任何大事，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或批准。　　除了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外，陈伯达、康生、李雪峰等人也出席了会议。　　当李雪峰汇报北京各大专院校出现的混乱状态时，陈伯达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６月２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以醒目标题“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而全文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关锋、王力还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作了配合。他精心修改了这么一段话：“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李雪峰扫了一下会场，说：“根据中央让我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决定，新改组的北京市委今天已经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我们作出这些决定完全是为了纠正北大出现的混乱局面。”　　“是啊，现在学校闹哄哄的，出现了乱斗乱批乱揪的局面，一定得控制住！”邓小平插话。　　刘少奇把身子往后靠了一下，指着坐在前面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胡克实说：“我主张不但要向大专院校派工作组，也应该向中等学校派工作组。聂元梓的那篇东西公开后，许多人争相效尤，大、中学校领导已经瘫痪或将要瘫痪，情况非常的不好。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工作组非派不可。你们团中央一定要把北京的秩序维持好啊！现在由小平同志宣读一下中央的八条决定，要由大家很快向大中学校传达。”　　邓小平早在两天前已在他幽静的书房中读了这份决定，他向后倚着身子，凝视着天花板。刘少奇宣布他讲话时，他正点香烟。他美滋滋地吸了几口后，才清清他的嗓子说：　　“同志们，对目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中央应作若干规定，我们议了一下，共有八条，大家还可以再讨论再补充。第一，大字报原则上可以贴，但内容要内外有别；第二，大字报无论如何不要上街，以免给我国造成不好的影响；第三，各种类型的批判会只能在校内开，不要开大规模的声讨会，更不要在校外开；第四，不要上街游行示威。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三家村’黑店，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但人数只有那么一小撮，而我们的人上街，帝、修、反就会说共产党的统治摇摇欲坠了。第五，学校之间不要串连；第六，不要包围黑帮住宅；第七，要防止坏人破坏；第八，要注意保密，防止把斗争引到邪路上去。总之，中央的方针是要有领导的、有限制地、有秩序地开展运动。大家看怎么样啊？”　　对于八条规定，很快就通过了。　　讨论派工作组问题时，刘少奇收到底下送上来的一个纸条。开始，他和邓小平当是什么好建议呢，兴致勃勃地打开一看，嘿，原来是陈伯达写来的，上面有这么几句话：　　“目前正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我建议先不要搞工作组。”　　周恩来看罢，皱了一下眉头，对刘少奇说：“是不是让伯达同志谈谈他的意见？”　　“时间很紧，以后再让他讲吧。”刘少奇把条子递给邓小平，对他耳语了几句。　　邓小平当众宣读了陈伯达的条子，很不客气地说：“现在广大师生强烈要求中央给他们派工作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答应呢？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自己现在正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　　“这不是一回事！”陈伯达说，“学校毕竟不是党政机关，学校里的许多情况是很复杂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邓小平说：“我看是你自己的头脑太复杂了。我就不信工作组进学校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市还困难！你呀，读书太多反而读蠢了，快变成书呆子了，这可不行哪。”　　刘少奇也说：“你陈伯达就不想一想，一旦离开了党的领导，学校会出现什么混乱局面？我看，大家还是表决吧。”　　这么一来，陈伯达孤立了。　　陈伯达见众怒难犯，再也不想跟他们说什么。他歪倚在沙发上，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忽然，一丝微细的希望又潜入了心头。是的，那天起草完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彭真的二月提纲的通知后，他到了江青在上海的住地。江青正整理着毛泽东的批示，他看到毛泽东亲笔加的那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陈伯达悄声问江青：“主席这段话，是不是有所指啊？”“当然有所指，主席从来不搞无的放矢，”“指的是谁？”　　江青瞪了他一眼，说：“我看你快变成老糊涂了，你还不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是谁吗？你帮他推荐。修改、发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吹吹拍拍，再不小心点迟早得摔跟头。他那本《修养》，完全是唯心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话使陈伯达惊出一身冷汗。但现在，刘少奇清清楚楚地还坐在主席台上，主持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陈伯达不敢、也没有半点胆量站出来公开反对刘少奇的意见。那种冷落的难堪，黔使他挤出几滴泪，清清楚楚，那是泪，无声的泪。　　轮到周恩来讲话了，他首先分析和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形势，那是他分内的事，他没有半点推辞。他说：“对政治局所作的各项决定，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不过，在正式行文之前，我主张我们应该请示毛主席，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毛主席思想去提高群众的思想。”　　“我已经给主席打过几次电话。”刘少奇说。　　周恩来笑了：“我们应该亲自去杭州向主席请示，最好请他回北京来领导这场运动。我觉得，这场运动不寻常哪！”　　　　　　　　　　　　　　　　三　　毛泽东用小刀打开信封，抽出信，摊在客厅的桌子上。这是江青的亲笔信。他的妻子非常熟悉他的脾气，尽管自己喜欢书写豪放的狂草，但却要求别人给他的信规范、整洁，否则他是不看的。　　跟信封一样，信纸也是优良的宣纸，而且是用毛笔书写的。信寄自上海，这是批判《海瑞罢官》的发源地。部里有一批年轻、忠诚、而且才华很好的秀才，这些人将来一定得提拔上来，安排在关键性的岗位上，文化革命最终是要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这点他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信已经来了三天了，他一直没顾得上拆。要不是秘书提醒，也许还得误几天。看来，人上了岁数，精力毕竟有限了。弄得不好，就会误事。好在他只把握全国大局方针，具体事不用他操心。但涉及班子中的人和事，他是很敏感的。江青的信很令他吃惊：　　主席：　　　　根据许多材料证实，彭真早在1929年从天津地下党　　第三区委书记职务上被捕，被关押在天津第三监狱，后　　转入陆军监狱。“回为他的口供和搜出来的文件一致”，所　　以“敌人相信他，对他很客气，没有受过刑”。　　　　1931年4月，他又由天津转入北京第二监狱时，政　　治犯为抗议当局的迫害举行过绝食斗争，但彭真带头吃　　国民党公安局长送来的饭，还说过“谢谢局长”，当局要　　严惩参加绝食人员时，他首先在武装军警面前跪下求饶，　　解开衣扣让敌人搜查。另据揭发，他在天津被捕时，出　　卖了一个省委负责人，深得国民党的满意，敌公安局长　　曾延毅称赞说：“象傅懋功这样的人才是很少的。”　　　　1936年，少奇同志担任北方局书记时，彭真是组织　　部长兼省委书记。当时党内便有人怀疑他是叛徒和特务，　　但少奇说：“傅懋功很有魄力，很能干，是一个老同志，　　我很了解他”，从而将他保了下来……　　信的结尾是签名。　　毛泽东长长地嘘了一口气。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必然要触及相当一批高级干部的历史，而且肯定能抓住他们的一些大大小小的把柄，这点是肯定无疑的了。这场运动需要破天荒地搞下去，来一个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大揭发、大批判，打乱一潭死水，把各种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像彭真一样，这位难以驾驭的政治新秀在北京的各个重要岗位上都安插了自己的人。他们盘根错节，紧密相连，而他后面还有更为老谋深算、博才多学的人。他对北京市委这块天地表现出一种特殊的关注，特殊的兴趣。　　毛泽东这样想了又想，好几个晚上睡不着。　　在此期间，中央办公厅给他报来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八条规定，他一看就来火了：“群众刚刚发动，他们就如丧考妣，什么八条规定，统统是放屁！我倒要看看北京会出什么高招扑灭这场大火。不要理睬他们，看他们怎么办。凡是刘、邓来的电话，只收不表态。　　说心里话，毛泽东在杭州过得并不舒服，尽管他住的地方苍松翠竹、湖水碧波，到处都是绿色的披戴。而且各种花草撩人眼目，原野里弥漫着清新的空气和泥土的芳香。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春满人间”的美妙图景。　　但是，他的情趣根本不在这里。　　他除了看材料，就是永无休止地吸烟。医生上百次劝他戒烟，但他老是不听。别人曾强迫他戒烟，他反而发大火了。没办法，只好一切由他。看到他心事重重，在他身旁的工作人员也只是暗自为他担心。　　“主席，少奇和小平同志来看您，并向您请示工作来了。您看什么时候见？”　　听完秘书的报告，毛泽东并没有感到意外，他笑了笑，诙谐地说：“让皇帝来屈尊见我，不怕丢了他们的身份？既然来了，就见见吧。让他们在客厅稍呆，鄙人整整衣冠也。”　　刘少奇、邓小平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陪同，穿过一座小桥，沿着不大的湖泊，来到一片后盖起来的别墅内。这里虽不甚豪华却很清静幽雅，周围都是松柏杨柳，一天２４小时都有警卫人员巡逻，以保证这儿的安静和安全。　　他俩刚坐定，毛泽东就身穿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北京情况怎么样啊？我批了一张大字报可能要惹点祸是不是？好在还有你们这两位秦始皇嘛。我看天不会塌下来，乱是会乱点儿的，乱也没关系，不乱不治嘛。”　　毛泽东却对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不置可否，刘少奇汇报完北京这一段的情况后，主动地说：“在京的常委们都感觉到当前有许多问题需要决断，我和小平来除了请示汇报工作外，还有一条就是请您回北京主持工作。”　　“我退在二线不也可以吗？”毛泽东笑了笑，“你们在第一线大刀阔斧地干，心血来潮顾得上时找我来问一问，这样也好嘛。少奇同志，中国需要你这么一个秦始皇式的人物。你比我厉害，我在北京说话没人听，你们俩一发怒谁都害怕。”　　刘少奇好像被人用空对空导弹轰了一下。邓小平看到了国家主席的心情，摇了摇头，诚恳地说：“在中央的任何决策中，我们都将听毛主席的，这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　　“我看还是听真理的吧。你过去有一句话我总是忘不了，就是：‘永远不变的是：共产党是领袖，这是唯一的。’‘老的不行嘛！不要占着茅房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不能摆老资格。我们不是青红帮。青红帮还很开明嘛！上海的大青红帮头子是黄金荣。他的徒弟是蒋介石。黄金荣老了，主动地把座位让给了蒋介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我们为什么不行呢！’小平，我对青红帮没有研究，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但你的话是对的，我也在准备接班人了，你们看我该交给谁呢？”　　邓小平避开毛泽东射来的目光，慌忙说：“我的话不是针对主席的。我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和林彪同志的意见一样，毛主席永远是全党的主席。”　　“是的，过去可能在一些方面我们对主席尊重不够，希望主席多多谅解。”刘少奇说，“我们还是希望主席回北京，主持工作。”　　“我看还是由你来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吧。”毛泽东很柔和地说，“反正各种方针政策都已经制定了，我回去也是按老章程办。在杭州，我正在思考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在探索嘛。你们干，我总结理论，这也算分工嘛。总之，坐办公室听汇报不行，只有依靠群众，相信群众，闹到底，准备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党的领导，党员负责同志，应当有这个准备。”　　“坚决按主席讲的办。”邓小平说。　　毛泽东转身面向刘少奇：“看来还是你们比我有魄力，没有你们我就整不倒彭、陆、罗、杨这四大家族，所以现在讲革命毕竟不是空谈的话题了。”他忽然像想起什么地问：“陶铸同志上任了吗？”　　刘少奇说：“也算上任了。他是６月１日乘飞机到达北京的。５月底中央决定他担任中宣部长时，他很犹豫。他对我说他胜任不了那个职务，说赵紫阳同志也认为这个工作对他不大适合。但是他还是上任了。”　　“陶铸同志有工作能力，也有办法，年富力强，今年才５８岁嘛。”邓小平说，“他于１９２６年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７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１９２８年回湖南地方做兵运工作。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先后担任我党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大概就是在此期间，他组织和指挥了厦门劫狱斗争，先后建立了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的人民武装力量，后来这些部队的一部分编入了新四军。”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汇报听得很认真，他不时地吸着烟，眯着眼睛问：“听说他也曾经被捕过？坐过监？”　　“是的。陶铸在１９３３年５月被国民党逮捕。”　　“表现怎么样？”　　“在狱中团结和鼓励被囚战友，同敌人不断地进行英勇的斗争。１９３７年经党营救出狱后，被派到湖北省担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创建了鄂中游击区，后来这支游击队伍扩大为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任政委。１９４０年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出席了党的七大。”　　毛泽东笑了起来：“看来小平同志对陶铸是非常了解喽。我还记得，六大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时没有他，大为不满哪，也是骂过娘的，还找我诉过冤枉嘛。”　　邓小平也笑了：“一时的不愉快总会有的，这也正常嘛。陶铸同志在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等省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在平津战役中，受中央委托，化装进京同傅作义将军谈判，以后又担负了改编起义部队以及组织和领导南下工作团的工作。建国后，先担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中央华南分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后又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等职务。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总的来看，这个人还可以。”　　“既然小平竭力保荐，我当然只得听你们的喽，你们回去给他捎个话，让陶铸来见见我。历来的中宣部长架子都很大，都不把我往他们眼里放，陶铸同志总不会和陆定一一样吧？”毛泽东站起身，打了个哈欠。“你们既然来了杭州，就好好休息一下，游游西湖，散散心，宽松宽松情绪嘛，我听说北京的气氛很紧张，许多大老爷都被弄得不亦乐乎，不过这里不会那样。我看杭州就是一块避风的港。”　　这么一说，刘少奇、邓小平都忍不住大笑起来，种种烦闷一扫而光。　　从毛泽东住地出来，刘少奇和邓小平又商量了几个小时，决定连夜给北京打电话，通知中央各机关迅速组织力量包括从部队抽人，派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和中学去，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陶铸刚上任，就面临这么紧急的任务，他为难地在电话中说：“刘主席，我和总理他们商量了一下，光学校就需要近万名干部，人员很不好抽调呀。”　　刘少奇习惯于命令式地布置工作：“你和雪峰同志再去找总理，让他和军委联系。请他们抽调部队干部组成工作组下去。这件事要干，不能耽误，耽误了就是严重失职。”　　现在，最忙碌的就算新上任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了。今早上班后在市委走廊上撞见陶铸时，他只是应付性地说了两句话，又匆匆走开了。陶铸了解此人，他心里的事，绝对不会流露到脸上。他除了到处要‘干部调人外，就是抓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眼下，他在小会议室里止和刚从河北省委书记职务上调来当北大工作组组长的张承先谈话。　　李雪峰和部下谈话，最爱站着讲，他边踱步边指示，妙趣横生，此刻便正讲到兴头上：　　“你已经上任了，那就大胆地于。５月２９刘主席在他家召开文化革命情况汇报会时，同时决定陈伯达带一个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我带人去接管北京市委，再一个就是你到北大当工作组组长。因事关重大，周总理还亲自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请示了毛主席，所以我们也可以理红气壮地宣布：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　　张承先此时５０出头，中等的个子，长长的脸盘，威武的眉字间透着一股泼辣老练的劲儿。他坐在椅子上，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一边飞快地思索着这几天来的情况。　　“市委决定要打破常规，站到运动前面领导运动，口号是：一切为着前线。”李雪峰的神情激动起来了。“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彭真出了问题，北京市一定会埋伏一小撮人，总会有的，文化大革命要进行揭露。现在，反革命也在活动，运动中也发现了反革命破坏的迹象，他们混水摸鱼，打着‘红旗’反红旗。我们要打胜仗，不能因为他们人数少而麻痹，必须和他们斗，他们动笔我们也动笔，他们动枪我们也动枪。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的，确实有这个问题，我在北大讲了一次话，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这就是阶级斗争。我们工作组就这么几个人，主要还是靠党委领导。我们才带来多少人，几个秘书，几个做饭的，几个司机，五个书记，加到一块也就是那么几个人嘛。所有的同志要站到自己的岗位上，也可以叫坚守岗位，蒋介石也坚守岗位，我们也坚守岗位，阶级含义不同嘛。这场斗争是严肃的政治斗争，是要害，是政权，有人要夺取政权搞政变，要搞赫鲁晓夫没搞成。吴晗的罢官就是替庐山会议罢了官的彭德怀翻案。《海瑞上疏》特意安排了金殿骂皇帝一场，这是历史上根本没有的事，这些人趁我们三年困难时期向我们进攻。现在我们经济好转，老子可以稳稳当当地瓮中捉鳖。有人问我：有些人像右派一样向党进攻，怎么办？我回答：你可以把他揭出来，这是好事。和老虎在一起睡觉是可怕的，但你知道你身边是老虎就用不着怕了嘛。”　　张承先高兴地说：“这下我就心中有底了。我回去便大刀阔斧地干！”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里，叶剑英在西山军委所在地要通了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职务的总政第一副主任刘志坚的电话：　　“我听说总政正掌握着３０００多名准备去农村搞四清的干部，还没分派下去，是不是？”　　刘志坚说：“的确有这么回事。”　　“总理来电话，要我们抽人给北京市委去大专院校当工作组，这是中央常委会上研究决定的，军委领导也同意派。你告诉总政就大力支援吧。”　　于是，在短短的几天里，先后有４２０多个工作组，共５５００多人，像消防队救火那样开进了各大专院校。又有几百个工作组，也进入了北京各中学。　　工作组严格执行中央政治局规定的八条规定，封闭校门，禁止校内外串连，不准相互支援，大字报分类保密，师生也区别性地进行观看。北京大学里，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人被集中起来进行学习，不准人们随意揪斗。　　张承先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党的领导，枪打出头乌，教育了几个闹事乱贴大字报的人，“卡”住了全部外出串连的人，又经过多方工作，多方磋商，总算按各自的实际情况控制住了整个局面，虽然不可能皆大欢喜，也总算息事宁人了。　　这时，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出现了。　　张承先心里猛地跳动起来。　　“你们看，这还得了吗？这，不得了哇！连毛主席派来的工作组都敢反对，这不是赤裸裸地反党吗、我提醒大家要记取１９５７年右派分子倒霉的教训，反对党委就是反党，反对工作组也是反党。我们要引蛇出洞，迟早要再来一次反右派。”张承先更是激动起来，一双粗糙的互相紧握着的大手，颤得十分厉害，“党有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