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20

刘澜涛说：“红卫兵到处抢档案，查我们的历史问题，搞得大过火了。”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毛泽东问。　　“回去看看再说。”　　毛泽东伸手点点他：“你说话总是那么吞吞吐吐的。”接着又转头问周恩来，“下面的会议还怎么开呀？”　　周恩来说：“根据目前情况看，会议已经开得差不多了，明天再开一天，２８号开个总结会然后散会。具体问题回去按大原则解决。”　　毛泽东又问李井泉：“你们四川那个廖志高现在怎么样啊？”　　李井泉回答：“开始不大通，会后一段比较好了，从历史上看。他还是一贯正确的。”　　毛泽东笑着说：“什么一贯正确，群众起来后你自己就溜了，吓得魂不附体，跑到宜宾去住。这次回去传达会议精神，振作起来好好搞运动。有人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允许革命，允许改嘛！依我看，这次会开得比较好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民主革命搞了２０几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搞了１７年，文化革命只搞了５个月，最少５年才能得出经验来。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大串连，准也没有料到，连我也没料到，弄得各省市‘呜呼哀哉’，学生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们犯了错误。”他看见李先念掏出笔记本来想说什么，就问，“你们今天的会开得怎样？”　　李先念说：“财经学院说要开声讨会，我想作检查，他们不让我说话！”　　毛泽东说：”你明天还是去检讨吧，不然人家说你溜了。”　　李先念说：“明天我要出国。”　　“那你也要告诉他们一下，算请假嘛。”毛泽东风趣地说，“我跟他们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我看你精神有点飘忽不定，我看你还是稳定一下情绪。他们不叫你们检讨，你们就偏检讨，他们声讨，你们就承认错误，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　　参加汇报的各小组组长见毛泽东打开了他面前的那个绿皮本子，又点燃一支香烟，知道他的正式讲话就要开始了，也连忙掏出本子来，准备认真记录。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水，嘴角浮满笑意：“我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中央的班于要分一、二线呢？一是我的身体不好，二是苏联的教训。苏联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看中的，但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让他当权，每一次开会都敬酒吹吹捧捧，结果一死就丢权。我想在我没死之前，树立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向反面！”　　陶铸插话：“弄得大权旁落。”　　“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可他们不但不自觉，反而和我闹独立王国，许多事不与我商量，如土地会议，天津讲话，山西合作衬，不足调查研究，大捧王光美等等。”毛泽东瞟了陶铸一眼，加重语气说，“本来应经中央讨论作个决定就好了，他却偏要自行其是。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１９５９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没有办法，书记处、计委干什么我也不知道。１９６２年，忽然四个副总理，就是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他们要办的事情我马上答应。四个人都去了，可邓小平就是不来。武昌会议我不满意，高指标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们开了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　　林彪坐在那里，看上去昏昏欲睡，其实头脑里正转着圈，暗自盘算呢。他知道毛泽东讲这些，无非是打骡子惊马，是让其他人总结教训呢。他眯缝着的眼睛像燃烧着的炭火，恨不得乘此机会把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彻底打下去，他感到失望的是毛泽东批评他们时调子很低，万一他们东山再起，情况就很糟了。然而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很显赫的位置，但不能躺倒睡觉。看着他们，就会产生巨大的负担和压力，这促使自己始终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就会再使他们之间的位置再翻个个儿……　　“１９３５年的遵义会议以后，中央比较集中，１９３８年六中全会以后，项英、彭德怀搞独立王国，好多事都不打招呼，导致了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和彭德怀的百团大战。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中央分两路：我同周恩来、任弼时在陕北，刘少奇、朱德在华北，那时还比较集中。进城以后就分散了，各搞一套。特别是分一、二线后就更分散了。１９５３年财经会议以后，就打过招呼，要大家互相通气，向地方通气。刘邓两人是搞公开的，不是秘密的。这与彭真不同。过去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罗章龙、李立三都是搞公开的，这下要紧。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都是搞两面派手法，彭德怀与他们勾结上了我不知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搞秘密的，搞秘密的都没有好下场……”　　周恩来感觉到了毛洋东的这些话的分量，它不同于其他一般的批评，那是对有些人的警告。他对这些太敏感了，他立刻联想到最近的许多事，待别是陶铸的一些活动。这种联想几乎不需要大脑的特殊指挥，就好象习惯性的反应。　　一个政治家若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懂得保全自己，不被别人打倒。这是首要条件。　　他不得不站在毛泽东的立场上支持他考虑一切问题，他对这个人太了解了。这个人是个天才的战略家。党内的任何人都远远个是他的对手，他只要稍加暗示，那个人立刻就会垮台。　　　　　　　　　　　　　　 三十　　自从看到刘格平的揭发材料以后，关锋就一直想见见这位他曾崇敬过的老前辈。他在自己家乡的那些革命斗争传闻，至今还在他的脑海里留俘着记忆。他担心，乘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之机，刘少奇、彭真、薄一波等在山西的黑爪牙会不会杀人灭口，伤害刘格平？于是，他曾经派人到山西，秘密通知刘格平注意安全。这一次，他来到北京，关锋决定立刻见他，并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康生，约他一同接见。等康生同意后，他马上派人去接刘格平。　　刘格平虽然很疲劳，但毫不犹豫地上了车，汽车直驶钓鱼台。　　不用指教，他就很清楚地理解了中央文革这两位要员接见自己的用意。他深深感觉到，他们的矛头正在指向刘少奇及薄一波、安子文，看来是非要置他们于死地不可了，没有半点犹豫的余地。他暗暗高兴，这一招用对了。过去想揭开此事不敢说，现在通过中央文革的手来报复他多年的宿敌要比自己出面顺当得多。　　“我真没想到当叛徒可以升官，而且是升大官。”刘格平说，“我早就想向党揭发这件事，但他们一直不让我讲。他们借故迫害我，把我贬放在山西，目的就是为了封住我的口。我现在可以讲话了，我要……”　　“格平同志，你不要激动，慢慢讲，讲细一些，而且尽可能地要准确。”　　刘格平一抬头，看见对面的康生面容憔悴，一副老态龙钟、疲惫不堪的样子，那度数很深的眼镜后面，一灰眼睛射出警惕的光芒。他明白了，此刻说话要有根有据，不然很难说服这位经验丰富的审干专家。光靠自己不行，必须找到他的老战友韩培义及其他证明人，而他们在哪里呢？　　关锋说：“你不要激动，就从你被捕讲起好吗？”　　“好，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是否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凡是被捕的很少有人能保持自己的贞节而不作半点对不起党的事。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我应该向党揭发一点关于我所知道的薄一波、安子文等人鲜为人知的历史。我在１９３４年，曾被国民党关押过。那时我已２０多岁。在北平反省院，也叫草岚子监狱，在那里受尽了非人的折踌。我说的你们如不信，可以问韩培义同志，他知道这没有一点假话。”　　虽然刘格平说话罗哩罗嗦，但他的话还是使康生暗暗吃了一惊。他听说过刘格平曾经被俘，但不知道他竟与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等人同关一处，根据他的经验，凡是同一牢狱出来的难友都具有某种深刻的特征－－不是同生共死的患难兄弟，便是视为寇仇的切齿冤家。于是，他表现出了很大的耐心，一再嘱咐他说得详细一些。　　“１９３６年１月，”刘格平喝了一口茶水，咂咂嘴唇说：“我被送到北平反省院。当时里面有六七十人，分为南监、北监。前面有办公楼，后面可以放风散步。南北监之间有岗楼，不叫两面的人见面，每边最多装５０人，房子面积很小，人挤得都不能翻身，平时每五六个人一间房。国民党狱头有一种敲诈勒索的欺骗天性，为了达到卑鄙的目的，他们什么手段都拿得出来。”说到这里，他看见康生和关锋皱了一下眉头，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些。　　他便转了话题说：“和我一起去的共３０人，大部分在北监，也有几个在南监。那时国民党军法处经常给做工作。方法很多，有的用钱收买，有的封官，有的把母亲、老婆、儿子等亲人叫去，设法叫你叛变。开始只有少数人叛变。”　　“你把他们如何叛变的情况说一下。”关锋说，“他们写反共启事相互之间酝酿了吗？”　　刘格平闭上眼睛思索了一会说：“敌人的反省政策是从１９３２年、１９３３年开始的。以前抓住就杀，后来采用了‘反省’政策，登报反共。我原来在外工作时，凡是登报的都是叛变，就不是党员了。在狱中有的想出去，我们就不和他接触，不理他们，想法孤立他们。”他又喝了一口茶杯里的水，凑过身来，发红的眼睛盯着他俩。“１９３６年秋天，南监有人可能是殷铿，要登报出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出去。’他说：‘可以不写反共启事’。开始他就对我说了声明的前几句‘因年幼无知交际不慎’等等，看来他们和薄一波早已酝酿，那时狱中争论虽也很厉害，但跟我联系不多。南监的支部书记殷铿在苏联住过，后到德国医院看病，被发现是党员，后来被处死了。薄一波派人找我联系说外面组织已批准，让我们出去。我坚决反对。开始大多数人是抵抗的，逐渐薄一波、安子文他们便把我叫作顽固的钉子，我反而受孤立了。第一批出去以后，他们就来信号召说什么外面很需要人，进行反共宣传。这样出去的人就多了，原来抵抗的就不抵抗了。到七七芦沟桥事变时差不多就都出去了，留下的也不过３０来人。我反正不写反共启事，那时在狱中不反共时刻都有被处死的可能，而出去的人又闹得很厉害，写信动员。而我的态度很明确，一坐到底，决不怕死。”　　关锋对康生说：“格平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芦沟桥事变后，他们在监狱展开斗争，要求按释放政治犯的条件释放他们，敌人说要对他保护，实际上又把他送到第一监狱重新坐监，减刑为１０年，１９４４年期满出狱，实际坐牢１０年零３天。”　　康生说：“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名节，虽然受了点苦，但换来了今天的甜，对不对？”　　“对！”刘格平对这个赞赏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初我正是为这一点才信心百倍地坚持下来的。我出来以后，到了解放区，才知道凡写反共启事的大部分都改名了，在狱中高仰云叫小高儿，安子文叫徐子文，薄一波叫张云璞，其他人也不叫他们坐监时的名字了，有的还担任了重要工作。我以为他们是什么特殊情况，组织批准了，又经过多次整风、审干等运动，没想到他们有反共启事，更想不到他们把这个事竟隐瞒起来了。当时，凡是正常释放的同志，是党员要和组织联系的必须有介绍信。北监出来的人由我开介绍信，介绍信也是暗语代号，一般是：某某兄弟出去了，到你处去，请你好好照顾，他身体不好等等。底下留款也是代号，上级狱外组织一看就知道了，凡是写了反共启示的我是不开介绍信的。”　　康生微微笑道：“你可不知道他们早已写了反共启事而且登了报，这些人出去以后仗着刘少奇的支持，他们当然不需要你介绍喽。”　　关锋说：“你只管得了不叛变或小人物叛变，管不了他们那帮大人物喽。”　　“看来，很多人都服从了他们的叛变指令，只有少数人抵制住了。”康生说。　　刘格平马上点头：“不错，是这样的。在狱中，开始我们坚持斗争时是一致的，但在出狱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分歧了。最后多数人不同意那样出来，后来由于出去的来信动员，多数人就动摇了，陆续有人出去，我们从多数变成了少数，他们把我看作是顽固分产。直到解放后，他们还对我实行打击迫害，把我视为异己，弄到山西实际上等于流放。”　　“你的这些情况我们部清楚。”关锋说，“中央文革很重视这些问题，马上派人进行了调查，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很快拿出结论来的，至于你的工作问题，中央文革的态度是，你回去以后和广大造反派们站在一起，积极投入到批判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洪流中来，这是革命领导干部面临的唯一出路。你觉得怎样？”　　刘格平悦：“我听中央文革的，坚决按照毛个席的战略部署，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和山西的革命左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送上刘格平后，康生开始了长时间的思考。他很熟悉那个时代的历史，知道薄一波的这些活动是刘少奇支持或决定的。而且是在党的七大和八大的审干中，他就接触过这些材料，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他秘密派人查到了１９３６年北平的报纸，找出了这年８月３０日刊登在《华北日报》上的反共启事。看了材料，就对傅一波他们产生了一种憎恶的感情，并研究了他得到的一切情况，尽管少得可怜。根据推测，干这种事的人至少有６１个，也许还要多，可是，天哪，千万别再多啦，把这几个定为叛徒把他们彻屁打倒已足够艰难的啦，要是再多几十个的话，那就可以说有无穷无尽的麻烦了。甚至会牵连到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不错的人，他们中的一些绝对忠诚可靠的人就会呆不住了，如果这样，中国共产党会变成什么样的党呢？　　就在９月１６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究竟他请示的是谁？是哪个中央？应该彻底查清。最近我找人翻阅了１９３６年８、９月的北京报纸，从他们所登报的‘反共启事’来看，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错误的，是一个反共的决定。随信附上有关报纸影印件，请主席定夺。”　　足足有一个月，毛泽东没有任何表态。　　康生沉不住气了，把信的底稿让江青看，江青伸手点点他的信说：“你呀，真糊涂。你用‘怀疑’二字怎么能让主席表态呢？主席要的是确凿的事实。据我看，刘少奇干这事肯定请示了张闻天，可以派人向他调查嘛。”　　康生恍然大悟，对江青的提议大加赞赏，立即派人以中央专案组的名义进行调查。　　很快，调查人员回来了。　　康生迫不及待地听取汇报，亲自阅读张闻天写的情况说明：　　“……刘少奇初去北方局，大约１９３６年春的样子，他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下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　　康生看到这里，抬起头问那两名调查人员：“当时张闻天在哪里？”　　“在延安，当时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康生哼了一声：“那他也代表不了中央，他们这样做，完全是背着毛主席干的。你们难道没问他，他请示毛主席了吗？”　　“问了，他说没有。”　　“这不就得了，我就断定他没有请示。”康生说完，低下头继续看那封材料：　　“……刘少奇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隐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对此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　　张闻天当然在他的材料上签了名。　　康生对这份材料很满意，他本想在上面批几句话，后来终于停住了。他觉得现在需要进一步获取证明材料．揭开其中的奥秘和盖子。只要条件成熟，将这些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必然会同意他们的作法。　　想到这里，康生对那两个人说：“情况都己明白，我们要扩大战果，将以刘少奇、彭真、薄一波为首的叛徒网彻底剔开，砸烂，你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将所有叛徒网的人都隔离审查，依靠那里的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把他们的问题彻底查清。一定要保证这个专案的彻底胜利。”　　那两个人接受指示后，行动去了。　　康生冷笑一声。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毛译东正在第六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师生。　　广场的喇叭里清晰地传出林彪那拖腔拖调的声音：“……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信任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天安门城楼上，身穿草绿色军装的毛泽东，凝目观望着广场上数十万密密麻麻蠕动的青少年，还有东西长安街大道两端排列着两行的近百万红卫兵，心头浮起各种复杂的心情，自豪？激动？还是忧虑？遐想？他不时地挥起手，向根本看不见面孔的那些人群频频招手。　　城楼上的领导人门部站在已经标定的位置上，观看着这种万众欢呼的热烈景象。其中就有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他们竭力显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城楼上的其他熟人打着招呼，但身居高位或熟悉内情的人试图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刚一走过来，立即闭上了嘴，同时像躲避瘟疫一样为他们让路。倒是许多由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们涌上去，争着和他们握手。身穿军装的刘少奇从热情的小将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响，禁不注滚出激动的泪珠。　　江青发现了这种现象，探着身于招呼张春桥，厌恶地朝着刘少奇撇了撇嘴，又去招呼其他人。　　“你看刘少奇多么个不自觉，犯了错误也不靠边站，竭力想扩大自己的影响，继续同我们相对抗。”　　“我已经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休息室早聚集着部分走资派，我总觉得他们在搞秘密串连。”　　“你看陶铸多么下贱，见了邓小平就像见了他的老祖宗，亲热得不得了，他们的关系很不正常。”江青说，“要注意取得他们破坏运动的证据。”　　张春桥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左派组织起来，要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和党中央送决心书，表示要坚决揭发斗争刘少奇和邓小平。陶铸闻讯急忙坐小车赶到组织部，大谈刘、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反对对他们采取过火行动等等，阻止左派们的行动。”　　王力凑过来说：“陶铸这话说得多呢，几乎见人就说，在中宣部多次宣传这些观点。”　　张春桥哼了一声：“他对这些最感兴趣。”　　江青变了脸：“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根本不知道这些情况，《快报）组失职呀。这是严重的失职！”　　哦，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进来了。　　谢富治在前头维持着秩序，招呼城楼休息室上的人给他们让开座，毛泽东迎着休息室里的各部委领导人们投来的各种各样的眼光，径直走到他们中间，和熟悉的人们握着手，偶尔说几句打趣的话：　　“祝你们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可别弯着腰再混过去哟。”　　“瞧你吃胖了．无所事事，怕见群众，这一段躲到哪里去了？群众到处揪你哟。”　　“别怕，怕什么？共产党人还怕见群众？”　　毛泽东正和一些人交谈，听见红卫兵有规则地齐声唤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一阵欢乐的歌曲响起，伴随着这种激烈的、火热的口号声，陶铸兴高采烈地进来，走到毛泽东身边：“主席，红卫兵们见不到您，停留在广场中央不行进了，你得出去一下，不然会挤死人的。”　　毛泽东瞟了他一眼：“你们那么多人，完全可以取代我嘛。有刘少奇、邓小平在外面还不行么？”　　“不行！不行！中国这艘巨轮离不开您啊！”陶铸毕恭毕敬地走到桌前，将毛泽东小心翼翼地搀扶起来，不知是出自什么原因，毛泽东却使劲推开了他，然后自己大步走出休息室，重新回到观礼台的中央。康生不失时机地靠在林彪身边，似乎在向林彪说什么，但旁边的毛泽东完全能听清：　　“看来，彭真、薄一波叛变的问题彻底清楚了。”康生的嗓门很高：“薄一波早在１９３０年在天津第一次被捕时，阎锡山便看中了他，仅６个月就释放了。１９３１年薄一波在北平第二次被捕，经第二监狱转到伪北平军人反省分院。到１９３６年，阎锡山看到时机成熟，便派遣其亲信郭钜才，大特务头子梁化之携带巨款和亲笔信，到北平进行上层活动，郭、梁找了大军阀宋哲元，一起保释薄一波。所以，我看这个人的行迹十分可疑，应该彻底审查！”　　谢富治凑过来，也说：“南方的叛徒比北方那些人更甚。在苏州反省院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国务院二办主任徐迈进、高教部的卢正义等大小叛徒，也完全接受了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和陈立夫的《唯生论》，公然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宜中国的国情。’他们在伪院方主办的《反省》半月刊上，还发表了大量反共文章，宣扬叛徒哲学，污蔑阶级斗争。卢正义所写的反动诗《转变》就是一个铁证。在浙江反省院，有一个叛徒竟把我们的党组织包括周恩来同志的代号全部出卖了。”　　毛泽东转过身来问：“他们全是根据少奇同志的那个指示吗？”　　“那还不是！”康生拍着口袋里的材料说，“我们已取得了相当多的证据了。足以说明一切问题。在所有的敌人中，叛徒这种敌人是最可怕的！”　　“哦，叛徒！叛徒！”　　陈伯达对这些谈话并不感兴趣，尽管他并不在谢富治安排的保密圈之外。他的眼睛，不断地在观礼台上那群漂亮的红卫兵身上转悠。他很欣赏这些思想单纯、天真烂漫、幼稚且可爱的青年人，这些极平凡、极普通、极随便和极幸福的人。他们无忧无虑，不考虑别人会揪他们的辫子和把柄，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呼喊他们要喊的口号。　　谁也没有看到，陶铸一个人来到观礼台的东侧，在人群中找到了惊魄未定的薄一波，把他拉到了一边，悄声说：“有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整理你的材料，要置你于死地！”　　“我猜得不错。”　　“这是一次很难预防的行动，我看你还是到广州躲躲去吧，那里目前还安全。”　　“我也是这么想的。”　　陶铸叹了口气：“周扬同志患癌症在天津开刀才不久，这次又要被左派请回来接受批判，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我让汪东兴给他找一个比较安静点的住处，比如王明住过的房子让周扬住几天都遭到了拒绝。唉，我的日子也难过哪。那个女人一天到晚找岔子！”　　“到了现在很不好办呢！”　　“主席让我和谭震林去中南及华东地区视查，还不知是什么意思呢。”他又叹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