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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冤案》-9

作者:师东兵 字数:10293 更新:2023-10-08 22:32:31

压住内心的激动和愤怒,故意淡淡地说:“不行啊,大家的意见是大家的意见,上头有人下令让撤呢。我已经在中央文革小组挂上号了,说不定要挨整呢。”  刘澜波说:“是不是我们再向中央建议,不撤工作组,让中央……”  “你建议顶个屁!”薄一波“砰”地把茶杯往桌子上一摔,忽地站起来,“现在是老皇帝一声令,谁也顶不住,谁唱反调谁倒霉,党内的生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不正常过,我有什么办法?”  全体与会者吓了一跳。谁也不知道他的火从哪里来,中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有一点他们是感觉到了,那就是工作组的地位岌岌可危,现在不得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了。  薄一波满面倦容,原来的风采不翼而飞,只是口气依然很硬:“今天的会议不做任何决定,大家的发言只作为酝酿中的个人意见,都不算数,大家回去以后还可以找几个同志再酝酿一下,究竟怎么办,听上面的最后决定,但工作组在一天,就要坚守岗位,战斗到底!”               十四  果然,7月25日,江青再一次来到北大。  这一次,她带着康生、刘志坚、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几员大将,比前两次来威风得多了。来参加会的师生也比前两次多,足足有两万人!  他们刚来到会场,一下子就被摄影师和热情的小青年们团团围住。那些喜欢出风头的人希望拍摄他们与各位名流要员在一起时的镜头。“江青,你好。”“江青,离我们近点。”“你支持我们吗?”“当然支持了!”  有人又把几位年轻漂亮的女大学生介绍给她,说这些都是受工作组迫害的学生,江青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造工作组的反,革命无罪,大民主无罪,造反有理啊!”她一直拉着一位学生的手,还轻柔地捏着,用那种悦耳动听的声音说道:“你一定得抽空到我家里来,给我提供你们搞文化革命的消息,好吗?”  “好,江青同志,是您再一次解放了我!”  “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嘛。”  这下,会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了,天空中却突然下起了毛毛雨。一直嚷嚷身体有病,怕风怕雨的江青这因却把军帽一摘,索性来了个经风雨、见世面的动作。她的亮相,的确精彩,不由得人们不动容:  “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作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的成员如果有什么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走,不革命的走出去!”  这话说得很厉害,谁敢轻而易举地走出去,都说自己是革命的,所以这边的学生越挤越多。但是,大多数师生们对中央文革的到来还是稀里糊涂的,所以当让他们发言的时候,有的反对工作组,也有的支持工作组,有的让工作组留下来继续领导运动,更多的人则主张驱逐工作组,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  江青则不时地和康生咬耳朵,商议着什么。  康生站起来了。  那饱经风霜的脸上,条条皱纹记载着他的复杂经历,小胡子硬绰绰的,那对眼睛颇为有神,一看就知道他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坚忍的性格。他擦了擦眼睛,咳嗽一声,亮着嗓子讲起来:  “……真理通过我们辩论更加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革命的,有人说是反革命的;还有人说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都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别听那一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派,你们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从6月1号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种意见,有的讲是好的,有的讲有一些错误,有的讲有路线性错误,有的讲是路线错误。”康生讲到这里停下来,他看了看江青递过来的一张条子,把衣领口解开,大声地说:“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我们,也不是工作组。这正是毛主席首先要叫我告诉你们的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下车伊始,不能哇啦哇啦他讲。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的报告讲四个钟头吗?要精兵简政嘛!我的话就讲到这里。”  对中央文革小组来说,这就算听取了群众意见。当他们回到钓鱼台的16楼会议室开会讨论工作组的错误时,激烈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陶铸刚说了声“看来北大的师生也有人说工作组的好话,也有群众拥护”,江青就拍着桌子跳起来:  “那是张承先拉拢欺骗一部分学生们干的!7月19日9点,聂元梓同志在38楼前对哲学系全体同志讲话时说的好,张承先执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雪峰就是幕后人!这个李雪峰可成问题了,几次替为张承先辩护的人拍手叫好。”江青瞪了陶铸一眼,话中有话地大声说:“我看有些人也大自不量力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你能阻挡得了吗?如果一定要与中央文革相对抗的活,那就请便吧!”  这下,没人再敢多说什么,中央文革一致通过陈伯达的提议:建议新市委立即撤销工作组,罢掉张承先的官,给那些坚持错误立场的人一个沉重打击。  第二天,即7月26日,康生、江青、陈伯达率领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倾巢出动,威风凛凛地来到北京大学,而且特意把李雪峰也叫来了。  李雪峰很能沉住气,额上的皱纹像用刀雕出来的一样,他身穿雪白的衬衣,稳当当地坐在主席台上,小声地和一些人说着话。他微闭着眼睛听着康生咄咄逼人的讲话:  “同志们,我们认为,张承先最大的错误有两个:一、50天来,他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进行阶级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问题,是不依靠群众的问题,是不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二、连一个全校委员会都没有,系里有,可选得不好,是工作组包办代替的,他不是放手发动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党的领导就看他执行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如果执行就是党的领导,如果不执行,像张承先那样,就不是党的领导……”  李雪峰听得非常清楚,康生的讲话也不过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了一遍毛泽东7月22日和24日接见大区书记、中央文革及政治局常委时的讲话而已,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是,陈伯达和他一再建议新市委撤销北大工作组,当着那么多师生的面建议罢兔张承先的职务,无疑是将自己的军,是逼着自己立即表态。这一连串的袭击,真使他措手不及,有点招架不住了,所以,当宣布他讲话时,他的脑袋里还不知正想着什么,稀里糊涂地站了起来:  “同志们,你们刚才的辩论很好,拥护工作组也好,反对工作组也好,都是你们的权利。你们让工作组走,工作组就走;你们让留,工作组就可以留下来,作检查也行,作自我批评也行,我们一概奉陪到底。我们可以奉陪……”  他没有注意到,江青那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他,她的眼睛透过镜片,流露出那么一种笑意,是轻蔑,还是含愤的冷笑?  “听说,你和伯达、江青同志已经在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大会上宣布撤销工作组啦?”刘少奇盯着坐在自己面前的康生,竭力想从他脸上捕获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是他没有得到。康生显然作了充分准备,对国家主席的召见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和不安,满是皱纹的前额下,是一对深陷的眼睛,从近视镜片下透出来,那样令人恐怖。尖尖的下巴上和嘴唇边,有一簇花白的胡子。身上的灰色中山装,沾着几点泥巴,特别是他那两只手,又瘦又粗糙,晃动起来像要打人,给人感觉到他很硬朗。这使得刘少奇有些担心,但他还是沉住气地问:“我们能不能个别地说说心里话,你究竟认为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  出乎意料,康生先笑了。他从一只公文包里取出一叠文件,像是来自大专院校的快报和简报一类的东西,有些是开会时学生们递上来的条子,令人遗憾的是有些残缺不全。他说:“我一直想在两位主席之间找到一条最佳路线,能够使中央保持一致,但是我失败了。”  “此话怎讲?”  “你和毛主席走的不是一条路线,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我是要跟毛主席走的,我不想在你们中间妥协、调和,选择折衷态度。”  刘少奇气得有点颤抖,他耐着性子说:“事情并非如此,我觉得你把问题考虑得过于严重了。你应该在中央起团结作用,能够使中央求大同、存小异。”  “可我们之间的分歧又无法解决或变得一致起来。比如在清华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尖锐对立。我认为,蒯大富是革命的。”  “是吗?”刘少奇皱起了眉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搞来那么多的材料?蒯大富对党中央,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没有一点点阶级感情,动不动就骂人是黑帮,这能是革命者吗?我看不是。”  “你们对人家实行镇压政策,人家不反抗行吗?特别是薄一波同志和蒯大富辩论时,开口闭口说人家是右派,这能换来一个学生对他的尊重吗?”康生显得非常激动,“对薄一波我想多讲几句,已经有揭发材料,说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不正常。我看过他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章,是露骨地宣扬阎锡山的反动理论的。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主客观的形势都要求我们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加紧司令长官的理论学说的研究(按劳分配与物产证券以及全部民族革命主张),决心培养出一些精通司令长官的全部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专家,这对我们组织有特殊的作用,培养出一批山西通来’。他的这些观点和有些行动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这是另一个范围的事。但我觉得作为党的文革小组成员和理论专家,你应该给毛主席和党中央提供可靠的、经过准确分析的材料和意见,尽量使党减少失误。”  “你认为我没有向中央提供可靠的材料吗?”  “比如你们说对蒯大富实行了镇压,这就不对,不是镇压。”  康生来劲了,他的眼珠子鼓凸起来:“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  刘少奇说:“在辩论的时候,这样做也是有的。”  康生说:“哎呀刘主席,对你的这种意见我可不敢赞同。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辩论作为规范推广开来的活,我看文化大革命只能搞成一言堂,而不会带来任何积极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不同意见的少数派哪里还敢讲话?”  刘少奇痛苦地叹了口气,他迟疑而恼怒地望着康生的神态说:“你变得大多了,我记得我们过去是很能够坐下来一块探讨问题的,我们曾经有过一致的意见啊!现在怎么变了?”他虽不愿意让他看到自己的软弱,可今天实在控制不住了,说罢又一声长叹。                十五  “刘主席,我实在顶不住了,市委今天就要开会决定撤出北京大专院校包括中等学校的工作组,明天的大会你要出席,就说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底下都说我欺骗了大家。”  李雪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狼狈过,刚才毛泽东又把他召去,狠狠批评了他一顿,而且明确警告不准他泄露谈话内容,他好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但是,他又不能也不敢得罪刘少奇。所以他乘车在街上转了一个圈,又换上另一辆车从西门进了中南海,直驶福禄居大院。  刘少奇躺在椅子里,心里合计着该怎么办。他的胳膊、身体很麻木,就像被人踩翻,人们踩着他的身体挤过去,后面又有许多身体压在他的上面那样痛苦。他对一些人背信弃义仍生着气,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整个脑子里都是乱哄哄的。等李雪峰再一次诉明理由后他清醒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退却,也无法退却,他说:“好,整个派工作组的错误由我一个人承当,没有你们的事。明天你们不是要在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布撤工作组吗?我同意。我也发表讲话,替你分担责任。”  “刘主席,你太好了,我永远忘不了你对我的帮助。但是这一回……”  “别说了,什么情况我都清楚了。你们还请谁去讲话?”  “小平、总理都请了。”李雪峰说,“而且他们都答应在大会上讲话。我想通过你们的讲话,稳定一下局势,起码能够改变一下当前这种步步设防的被动场面。”  刘少奇点点头:“这样也好,我们不行我们退下来,我倒要看看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能领导得有多好,说不定还不如我们呢。”  李雪峰的面色确实很苍白,目光呆滞,不由得打了个冷颤。毛泽东看人看问题入木三分,把什么都估计到了。数个小时之前,毛泽东在他游泳池的新住地里召见了他,毛泽东说:“我琢磨,少奇同志把中央文革算是恨透了,对我是敢怒而不敢言,他很想看中央丈革小组的笑话。看吧,也许他还真能看上呢,也许他看不上,因为中央文革作了很多好事,广大师生拥护他们嘛。”  果然,刘少奇在自己面前吐露了自己的心事,这也说明他对自己的信任。  这也难怪,毛泽东一回到北京,凭着自己的威望和尊严,一批又一批地接见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的成员,召见军委常委和一些军的领导人,对各项工作和人事安排都作了严密的布置。在毛泽东的亲自布置和安排下,7月27日上午,周恩来亲自到了清华大学,接见了绝食好几天的蒯大富,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组长叶林,指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与此同时,陈偕达等人到了北师大,公开支持谭厚兰,也在会上大批工作组。于是,各大专院校的师生,掀起了大反工作组,大反李雪峰的浪潮。  在这种浪潮的冲击下,连自己都顶不住,又怎么能指责李雪峰呢?想到这里,周恩来只得无可奈何地握住了李雪峰的手……  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毛泽东指挥战役有一个特点,就是连续作战,乘胜追击,决不给对手任何喘息的工夫。几乎在同一个时间,他正津津有味地欣赏江青给他捎来的署名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文章。前面的两篇他都看到了,最后这篇的确令他激动不已。  “这和我青年时期的精神状态完全一样,读了这些文章,就好像回到了当年。”毛泽东连声说,“这些文章写得好,写得好,一般的文人写不出来,我看陈伯达也写不出来。”  “老夫子不行了。”江青说,“他的文章早已落伍,也写不出好文章来了。现在文章写的好的一是姚文元,二是张春桥。”  “戚本禹、关锋也可以嘛。”  “比起姚文元来可就差远了。”  毛泽东并不愿和江青认真地抬杠,还是欣赏着红卫兵的那几篇文章,忍不住大声朗读:  “古今中外的一切反动派说:剥削有理,压迫有理,侵略有理,修正主义统治有理,无产阶级造反无理。是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最伟大的革命导师毛主席,把这个混蛋理论颠倒过来了。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革命的大造反。谁个是修正主义,谁个反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大造其反!……”  “还是我们革命小小将的觉悟高。”  “过去有出戏是《三娘教子》,我们现在的戏叫《子教三娘》。有几个少先队员给他们的老子贴大字报,说爸爸忘了过去,没有给他们讲毛泽东思想,而是问他们在学校里的分数,好的给奖赏,不好就挨耳光。我看这些娃娃们的大字报贴得好。”毛泽东说。  江青看着那篇文章,眨巴着眼睛问:“你那段造反有理的语录是哪一篇文章里的?”  毛泽东闭着眼睛想了想,没想起来:“我也忘了。不知那些小将从哪里找来我的一些话。不过,反正是我的思想。工作组说他们的大字报是反动的,那我就把它们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文件发下去,让他们都看一看,究竟‘反动,在何处?”  “给陈伯达说一下,让他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江青说,“这么一来,整个全国的红卫兵就会连锁反应,把全国都轰动了。”  毛泽东的兴趣还在那篇文章上,他用红笔把几段文字划出来,递给江青:“你看,小将们把问题的实质都点透了!”  这几段话是:  “一听革命的造反就心惊肉跳,就皱眉头,就暴跳如雷,就骂街,就歇斯底里大发作的先生们,不是反革命就是糊涂虫!这些混蛋们,只准他们造无产阶级的反,不准我们无产阶级造他们的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真是岂有此理,欺人太甚!  “造反,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传统,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革命的造反精神,一百年需要,一千年需要,一万年一亿年还需要……”  7月2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中共北京市委精心安排和准备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终于召开了。  蒯大宫挺着胸脯,走进大会堂时,所有认识他和闻其名的学生无不为之惊讶而又敬佩。但他举手致意、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绝食斗争和受到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情形后,人们又喷喷赞叹。不管怎么说,他今天能参加这样的会,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胜利。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英雄当然是聂元梓了。她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围上一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许多青少年都以为她也是一位豆寇年华的小将,涌上来一看她原来是位中年妇女时,不禁稍有失望。不过,大家还是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听她介绍经验。  紧接着人声嘈杂起来,原来主席台上出现了领导人。眼尖的小伙子们立刻认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李雪峰、吴德等人的陪同下走向主席台的座位旁,很快便坐了下来。李雪峰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显然,他是大会的主持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这个决定同时适用于中等学校。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李雪峰宣读完决定后,会场上既惊愕又振奋,立刻舆论大哗,说什么的都有。  邓小平首先发表讲话。他伸手摸了一下小平头,古铜色的面庞上出现了几道不大明显的鱼尾纹,两道黑眉下一对不大的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  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青年人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并作为首当其冲的先锋来保卫文化大革命。他强调说:“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校派出的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派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撤也是根据群众的需要,目的都是为了把运动搞好。这场新的革命对我们在座的来说,的确是老革命碰到了新问题。我们今天是向小将们学习,把运动搞好。”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讲话显然是作了充分准备的。他反复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运动的重点是斗走资派,再三要求各级领导要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槽神,认为这是能否搞好斗、批、改的关键。他说:“前一段运动出现了一些波折,主要就是没有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我们这些人,一不在学校,二没有学校的亲身体验,所以如果不向革命师生员工学习,是取不得斗、批、改的发言权的。”  对于他们的发言,台下的师生代表反应十分强烈。相当一批人、对来自中央前后哉然相反的两种态度,感到大惑不解。  “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讲话。”李雪峰话音还没落,掌声已经爆发了。  刘少奇十分注意在大庭广众场合下的形象,尽管内心很痛苦,表情却很自若,讲话的口气依然居高临下,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同志们,刚才小平、总理的讲话,我完全拥护,完全同意。广大师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热情,党中央包括我在内,都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革命的师生,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说不知道怎么办,想让我们给你们想办法,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坐在台下的江青听到这里就冒火了,她俏俏对身旁的康生说:“他这是在放毒!搞文化大革命毛主席明明有指示,而且指明了具体的方针、政策,为什么他说‘不晓得’?”  “他在掩盖他的错误,说得更清楚点,是在对抗毛主席!”  “这条老狐狸,总要让他尝到苦头的。”  “仅仅这些够吗?”  “还有历史上的问题嘛。”  刘少奇继续讲话“……过去我们闹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知道具体怎么办,就知道要闹革命,在实际中学。现在的革命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进行,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除了这一条我也不知道。中央决定全国的大专院校和中学半年不上课,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通过两个月的斗争,你们比我知道得多。学校不上课,就是为了干革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至于在运动中遇到具体问题,就请教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运动中更好地学习毛著。”  刘少奇正在讲话的时候,一位年轻军官匆匆走上来,俯在李雪峰耳边悄声说:“毛主席来了,在休息厅喝茶呢。”   李雪峰急忙说:“请毛主席上来给大家作作指示嘛。”  “不用了,毛主席等刘主席讲完话后出来接见全体代表。”  “好,好!”李雪峰冲着那位军官点点头后,急忙凑到周恩来、邓小平旁边,向他们传告消息。  “……这次文化革命的任务,一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这些任务我们不会做,叫你们去做,只能做好。”刘少奇说到这里,眼睛向下扫了一遍,转了话锋,“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对工作组,你们要他们走,他们就走,如果不要他们走,就留下进行批判,给他们做出结论。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那里就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和批评。文化革命需要你们进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中央能帮助你们就尽量帮助你们。对我来说,进行一段学习,能提出意见再提,你们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想到你们那里去,但不发表长篇讲话。我有一条小小的要求,就是我们这些人下去的时候,大家不要围看,不要都涌了上来……”  尽管刘少奇竭力使他的口气充满着自信和幽默,但坐在台下的叶林敏锐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音调里隐含着凄凉和悲哀,完全没有了往日讲话时的那种风采。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我们提倡辩论,但不要把辩论会弄成斗争会,有时很难区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今天是少数,经过辩论,明天就可能是多数;正确意见,也可能是少数,不要强迫别人改变观点,他们可以参加辩论会,也可以不参加,也可以允许会上、会下、会内、会外辩论。这样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但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因为他们虽坏们但还不是反革命,让他们充分暴露嘛。有人写了一条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大家认为不得了了,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嘛。”  “糟了!”周恩来小声对邓小平说,“少奇同志怎么能讲这话呢?不该讲!绝对不该讲!”  “道理倒是对的,不过以不讲为好。”邓小平点点头,“这话让主席听见会产生误会。”  刘少奇显然要结束他的讲话了:“总之,写反动标语,不是坏事,是好事,只传到拓木簧的耳中,没准这个老狐狸会起疑心。为自己和一群下属的安全着想,也要尽快在大变前离开这个风暴中心。也许在旁人眼里,恒公已老,不再是以前那个睿智之君,但重耳明白,此时的齐恒公恐怕比任何时候的齐恒公都要睿智,都要冷酷和残忍。为了齐国的江山,为了太子昭能顺利掌权。他什么事都做的得出来,绝不会手软。只有重耳明白,这个垂死的老头玩的是一出引蛇出动之戏。若非他装糊涂,一干朝臣俱都顾忌齐侯之威,势必隐藏心机,等齐侯一去,再行发难。到那时,齐侯纵有天大本领,也奈何不了两个世界的人。重耳几乎每天都受邀入宫。有时甚至朝臣向齐恒公禀奏朝政,也不遣开重耳。这使得重耳掌握许多密闻。知道得越多,就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通透之感。他看得出,齐恒公觉得朝臣的行动不够快,不够明晰,不够他一网打尽。因此,这个老人伸出一只巨手,不动声色间再次推动着朝局的变动。犹如在棋盘上突然飞落一子。而这一手变动,彻底打破了四位公子之间的平衡。重耳到达临淄的第二个月,恒公突然下令。公子开方接替阴朋所遗之职,专管交往各诸侯国,朝贡周室。易牙则获得了从前鲍叔牙掌握的权利,成天坐在高车上,巡视街市,捉拿盗贼或欺行霸市的奸商。竖刁执掌禁军,控制朝堂和内宫的出入警卫之事。而最后一项任命,是重耳决不想看到的,竖刁掌管禁军,将使他的任务更加难以完成。管仲、鲍叔牙在世时,竖刁盼望着齐恒公长生不老的心愿异常虔诚。反正有他们在,自己是绝无希望登上权利颠峰,不如靠着大树乘凉,诸事有强悍的君上和精明的上卿顶着,他也乐得逍遥,夜夜美酒女人,做那醉生梦死之徒。当他得到掌管宫城禁军的职位后,盼望齐恒公暴病身亡的心愿比什么时候都急迫。他和易牙都不算年轻,已过了五旬,即将奔六。上天留给他成就大业的时日已然不多。如果他们反倒在恒公之前老死,未免太过冤枉。只有齐恒公尽早暴病身亡,他和竖刁才能将公子无亏推上君位,成就一番大业。何况,如今他们都手握大权,就算时日无多,也无法再等待下去。若是联合易牙与公子无亏发动兵变,杀了高国二人与公子昭,逼迫齐恒公改立公子为亏为太子倒也不失为一搏。但这毕竟太过凶险,不能算万全之策。于是,二人把希望寄托在重耳身上。恒公治病从不避重耳,若能从重耳口中探得恒公的身体到底能拖多久?这个问题很是关键,倘若恒公不能持久,马上便会离世,那么他们也就冒不着犯险。等待便是。若是恒公还有数年阳寿,那么他们也就只剩下冒险一击。要是能收买这个逃亡公子,趁齐恒公信任之机,暗中下毒于汤药,那么大事已定。事后纵是有人察觉恒公乃中毒而毙,大可将罪名推往重耳身上。一石数鸟,干干净净。重耳亦在焦急等待。他没料到自己来到临淄,竟成为齐国红人,无论是四大公子,还是众朝臣,无不对自己恭敬有加。这等若有数十双眼睛无时无刻都在盯着他,在他的府邸附近,地价陡然爬高,四公子均在他的府邸周围置买房子,日夜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或是想从中判断出齐侯的病势,或是要最先一步察觉重耳的喜好和需要。有一次,重耳出府前对赵衰随便说了句:“府上应该增加一些女婢。”说过他便忘记,谁知下午他回到清拂院时,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得呆若木鸡。大门的台阶前停满了香车,好像比赛似的,一队队娇美年轻的女婢穿梭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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