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8

到了中南海。他洗了一个温水浴，仍然没有把那股怒火压下来，他知道自己实在无法忍受了：“不像话，简直不像话，这些人是什么鸡巴革命派，简直是一伙蛮不讲理的流寇和土匪！”　　他是一个说干就干的人，他准备第二天向中央汇报这次北大之行，建议中央采取有力措施打退这股逆流。第二天，他刚起床，桌上的电话就响了。　　“是陶铸同志吗？我是江青！”电话里的那个女高音非常悦耳动听，“我比主席晚回京两天，我是刚到，一到就给您打电话，你看对您多么信任和尊重哪。”　　“谢谢您，江青同志，有什么事吗？”　　“我想听听你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我一回来就扑到工作里了。但我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主席指示我先和大家聊聊，所以我首先想到您。”　　“江青同志对我的信任，我非常感激。但对形势的看法可不是能够用一句话来说清楚的，我们是不是一块谈谈？”　　“好，我到你那里去吧。另外，春桥和文元也想去，我们一块碰碰头，交换一下意见，那就这么定了。”　　　　　　　　　　　　　　　　十二　　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文化革命汇报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　　邓小平刚提出要不要撤出工作组的问题时，李井泉就嚷开了：“撤？再撤右派、还乡团就复辟了。你们到下面走一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各级工作组的歪风邪气，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嚣张过。好像北京市委出了个彭真，全国各地的省、市委都有黑帮似的，一些学生跑到省委静坐、绝食，好像不打倒省委书记、省长就不过瘾，这可不行！无论如何不行！”　　康生不动声色地说：“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议了一下，认为工作组这种形式很不适应当前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为了发动群众，还是撤掉为好。”　　李雪峰马上开口道：“这话就说得有点前后矛盾了。我记得６月２０日，中央文革小组就向少奇、小平提出书面建议，主张‘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怎么现在又认为不需要派了呢？”　　康生扫了一下与会者，微微一笑道：“请你注意到‘最必要的地方’和‘最必要的时候’，问题是北京现在普遍地派了工作组，而且这种工作组阻碍了运动，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严重的现实。”　　邓小平说：“什么现实？最大的现实是各个学校一派混乱，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丧失党的领导还怎么抓工作？”　　这次会议在刘少奇家中的办公室里举行，比其他地方要隐蔽得多。尽管刘少奇认为解决了杨尚昆私设录音设施的问题后，党内的高级干部们都具有不窃听他人言谈的品格，但并没有影响他的谨慎小心。他在自己所喜爱的那张椅子中就座，邓小平和陶铸分别坐在他的旁边。　　“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刘少奇开门见山地向陶铸问道。　　陶铸耸了耸肩膀：“我认为工作组还是不撤为好。第一，是毛主赊在外地时指定第一线的中央领导负责全面工作的，而且派工作组是常委们集体研究决定的，如果派出一个多月再撤回来，中央集体负责的威望会受到影响。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各大专院校的右派学生，包括一些黑帮势力，都把矛头指向了各个工作组，如果我们让步他们必然会进攻，这个后果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工作组不能撤。”　　“我完全同意陶铸同志的意见，”刘澜涛亮着嗓子说，“如果工作组撤出来，那么黑帮黑线人物会对你感激不尽，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还怎么巩固？根据各地的情况来看，文化大革命这么个干法，地方上的同志根本无法接受。地方上刚刚进行了四清运动，各级班子都是经过社教的新班子，有什么必要再搞运动？再搞就是让四不清分子上台！所以要搞，就让四清工作队全部下去，巩固一下四清运动的成果。不然，老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把我们许多原有的工作规则和组织路线都打破了，这种办法不好，很不好！”　　陈伯达猛地躺在自己的椅子里，大声地说：“请注意，我在７月１３日、１９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两次提出了撤工作组的意见。今天是７月２２日，我再次提出这个意见，工作组留在学校毫无进步意义，只能阻碍革命。请记录员记下我的意见，以便查对。”　　李雪峰注意到了这位中央文革小组长的表情，他只是激烈地表达他的这种主张，并不积极地阐述他的理由，他好像并不想费很大的功夫来说服人们接受他的意见，仅仅是要表明他的一种立场而已。所以，与其说他是给在场的人听，毋宁说他是一种表演。在他的有生之年，他还很少见到过这样的政治家。但注意是注意，并没有引起他的警觉。许多现象，只有经历过一定的时间，才能判断出它们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本质。　　“伯达同志，你说得太轻松了，”刘少奇用嘲讽的口吻说道，“现在你也许可以撤出我的会议了，但是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可以撤。撤了还要换其他的工作组，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康生说：“革命师生自己可以产生自己的领导嘛，为什么不可以信任他们？”　　“这和加强工作组的领导并不矛盾。”邓小平说：“撤工作组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因为工作组的同志有些缺点错误就整个地抹杀了他们的成绩，我认为工作组即使有缺点也是前进中的缺点。有些同志也大小题大作了。”　　“我同意小平的意见，工作组撤不得。”叶剑英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刘志坚马上表态：“是的，工作组现在一撤，各大专院校的党的领导用什么来体现呢？如果自己各行其是，整个工作岂不是乱套了吗？”　　陈伯达狠狠瞪了他一眼。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身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竟替其他人的意见张目，到一定的时候我非整得你低头认错不可，你这条拐了腿的乏走狗。陈伯达想。　　刘少奇冷漠地问：“伯达同志，你对这么多同志的意见，采取什么态度呢？难道他们都错了吗？”　　“哦，你是说我是少数吧？对不起，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陈伯达不慌不忙地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什么意见都可以讲，要不然还讲什么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不是？”　　日落西山，喧闹了一天的首都即将被沉寂笼罩时，钓鱼台１１号楼门前的两辆轿车发出轻轻的嗡嗡声，门里很快走出两个人影，一前一后上了前面的轿车，又停了大约有５分钟，陈伯达和江青才从楼里走出，江青习惯性地拢了一下头发，观望着四周闪烁着的灯光和夜景，才钻进轿车里。　　“主席昨天让大家都到各学校去看大字报，唯独那几个主张派工作组的人不去。”江青撇着嘴，气鼓鼓地说，“还有，我们昨晚去北大看大字报，聂元梓闻讯非常高兴地赶来见我们，张承先就是避而不见，他们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　　陈伯达哼了一声：“总有他们放在眼里的这一天，不把张承先搬掉，北大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哎呀，我真后悔，昨天学生们递了那么多条子，我们没有表态支持学生们，支持６·１８的革命行动，实在遗憾。”江青伸出拳头在陈伯达背上捶了一下，“今天你可别忘了发表个旗帜鲜明的讲话呵。你是不是怕少奇同志报复你，当不成中央委员啊？”　　“不是，不是，大不了打发我回家去抱孙子嘛。”陈伯达扶正眼镜，打趣地说，“我本来就是小小的老百姓，怕什么丢官哪？”　　他俩一问一答，很快便来到了北京大学。大概师生们事先得到了消息，近万名师生拥挤在大饭厅门前，大家期望着他们崇拜的偶像的到来。聂元梓亲自打开车门，将江青和陈伯达接下来。江青笑吟吟地握着聂元梓等人的手，再一次和签名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见面、认识，她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的，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来看看你们的大字报。”　　陈伯达和他们边走边谈，询问了有关工作组的许多问题。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心情处于紧张的顶点，一边回答他俩的提问，一边汗流浃背地扇着扇子、走到饭厅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中爆发出掌声，江青和陈伯达走向临时搭成的讲台前。这里什么样的大字报都有，他们不时地猫着手，就近看看大字报。　　“你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的？”江青把一位满脸稚气地姑娘拉到自己怀中，亲切万分地问道，那位女大学生受宠若惊，热泪满腮，浑身颤栗地说：“我仅仅是和学生们贴了工作组的一张大字报，就被打成了右派，连写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江青绷紧了脸，气得浑身扭动，腮帮子上的肌肉一阵阵抽搐，竭力控制着内心的冲动但却又身不由己。她恨恨地说：“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观点，你们在下面斗，我们在上面也斗呢，斗得可厉害哪！”　　这时，人如潮涌，口号声呐喊声交织成一片，人们在向主席台拥挤、两名保安人员被揪到了一边。江青显得十分沉静，她好像特别喜欢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聚光灯下她的才华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她拖声拖调地接过麦克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块儿来听同志们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与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说有意见，我们召之即来。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这边。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就请谁走开！”　　每个在场的人几乎都被她的勉力吸引住了。那些年轻的学生，激动得呼喊、跳动，陶醉在这轰轰烈烈的浪潮里。这般讲话的舵力令人销魂。整个人群溶为一体，只要这位女人一声令下，真可以把任何人撕成碎片！　　陈伯达在江青的提示下，也粉墨登场：　　“……在这场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北大站在最前面。我表示个人意见，说‘６·１８’这件事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这是我对大家说的这么一点，希望大家在斗争中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学习他怎样分析阶级，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地领导到胜利。”陈伯达看了江青一眼，故意显得语重深长地说，“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是曲折的，是会有些反复的，像你们也有些反复。‘６，１８’以前，‘６·１８’以后，一直到最近这几天，不是就有反复，有些变化吗？但是，革命斗争终究要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离开了沸腾的北大，陈伯达、江青重新在轿车里商量形势，江青沉默了许久不吱声，看样子像是思考什么，又像对谁表示不满。　　“江青同志，你看我今晚的讲话怎么样？”　　“不怎样，不疼不痒的，一点也没触到要害。”江青终于把她的感情深处的东西爆发出来了。“我和你一块到北大，是为了扇革命之风，点反工作组之火，你可倒好，也唱起高调子来了。老夫子，你不能和我比，我是主席的妻子，讲话是代表毛主席的，所以不得不慎重。而你，完全可以开炮，向工作组开炮，向张承先开炮，看来你是个软骨头，没胆量。”　　陈伯达讨了个没趣，脸红红的像猪肝一样，他没有反驳，呆了很长一会才说：“等下次再来，我一定发表一个很好的讲话。”　　“下一次你别来了！”江青冷冷地说，“我请几个不怕鬼的人来放火烧荒。你呀，历来患得患失，总也改不了。我劝你还是及早改，不然我们迟早会分手的。”　　　　　　　　　　　　　　　　十三　　政治局常委们在毛泽东将要开会的前三个小时，同时收到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致中央的一封信。信送到中南海福禄居院内那间办公室的枣红桌面上时，两个人正在吃早饭。　　刘少奇阅读了信，用一只枯瘦且有力的拳头猛捶桌子。　　“他们拿上别人开刀了，”他大声说道。“中央文革步步进逼，看来许多人准备屈服了。这肯定是陈伯达搞的鬼名堂。”　　王光美一声不响地从丈夫手上接过信看了一遍，不禁冷淡地微微一笑：“主席不是要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吗？让他听听大家的意见也好嘛。党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当大家把理由和证据摆在当面的时候，看他怎么办！”　　“常委们的意见肯定是多数不同意撤工作组。”刘少奇说，“中央文革的信中说，我们的这些主张‘都是和薄一波、李雪峰、何长工同志有关，他们发指示，到处讲话，根本不和中央文革小组打招呼，中央文革成为他们攻击的对象，建议把薄一波同志的指示、讲话搜集起来进行研究。这种指责毫无道理。我开会时，你给薄一波同志通一次电话，把消息告诉他。”　　“我看中央文革的意见根本不可能通过！”王光美说，“主席总得要有点民主精神吧！”　　吃完饭，刘少奇还是信心十足，但一到会场，他就发觉气氛变了。　　不但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已经到了，而且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也一个个端端正正地坐到了毛泽东旁边，谈笑风生地和他说着什么。李雪峰、李井泉、刘澜涛等大区书记默不作声地低着头，坐在一边想心事。　　“好，就等你这位主席呢。”毛泽东见刘少奇进来，冲着他点点头，笑了笑说：“好，现在开会。我们正在开着两个会，一个是大区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另一个是起草文化大革命文件的会。会议主要是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讲到这里，他的脸沉了下来，语气也逐渐严肃了。“前天，我和大家讲到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坏了，人民日报也不行，依靠谁呢？主要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６月１日我决定公布聂元梓大字报时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不靠他们靠谁？你刘少奇槁的那些工作组除了发号施令外，就是阻碍运动。除此而外一不会斗，二不会批，三不会改，搞了两月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比如剪伯赞出了那么多书，你们谁看过，小平看过吗？哦，没有，知道你也没有。那么你能斗了他？群众送对联，讲他是‘庙小妖风大，池浅工人多’。搞他，你们哪个行？我也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憧，只有依靠群众，然后再集中起来，所以工作组非撤不可。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陈伯达说：“当前抓运动的人有这么几个理论和方针，他们把放手发动群众和党的领导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就是不要党的领导。”　　“乱弹琴！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常识！”毛泽东说，“少奇、小平开口闭口怕乱，你们就是怕字当头，乱有什么了不起？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就要发烧，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不依靠他们闹依靠你们要搞到何年何月？工作组干了一个多月，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的工作组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这叫什么党的领导，统统是反革命！你们要在文件上写明，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以派人到中央告状，党章上早就有了嘛。”　　康生见毛泽东生了气，腰杆更加硬起来，他说：“工作组公开传达少奇、小平的指示，要大家绝对相信工作组，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大搞排除干扰，实际上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毛泽东说：“中央好多部，没做多少好事，相反文革小组却作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据说南京《新华日报》被学生包围了就不得了，好像闯了多大的祸，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不管是谁，你不革命就要革到自己头上来。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统统没有必要限制。好人来了你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只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见群众。李雪峰和吴德来了吧？”　　李雪峰站起来：“我在。”　　毛泽东扫了他一眼，很不满意地说：“你和吴德不出去看大字报，也不去接触群众，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运动？我正式告诉你们所有到会的同志，统统都到要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讲话有什么了不起。薄一波胆子倒大，他那些讲话叫放狗屁！真正的反党分子，我看他倒算一个。学生们围上来时，你们就说你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　　说来也奇怪，那些几天前还坚决主张不能撤工作组的人，现在都不那么叫了，而且很快转变了态度，也说起工作组的错误来了。　　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异口同声地批评工作组，那语言、那口气，好象工作组在各个学校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刘少奇终于忍不住了：“主席，没有工作组了，学校出现乱打人乱斗人怎么办？”　　毛泽东很生气地说：“我还没听说过学生斗死了谁，但是看到工作组斗死不少学生的材料。左派挨打受锻炼，右派挨打就挨几下嘛，但这不能成为不撤工作组的理由。教科书你工作组能弄出来吗？不行，还得靠本单位的人才能改。这一点大多数人都通了，你还不通？”　　周恩来插话：“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听毛主席的，工作组马上撤，越快越好，撤得越快越主动。另外，我提议教科书加上毛主席的著作。”　　“我的书是个方向、指南，不能当个教条。比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的问题，哪个书本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毛泽东说，“工作组撤了以后，各学校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几个。”　　李雪峰说：“我们市委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数还不少。”　　“革委会不要人大多。你李雪峰的那个市委人员也不要多，多了就要革命。有个打电话、出表报的就行。我这里就一个人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少奇同志，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毛泽东说。　　坐在最边上的邓小平费了好大的劲才插上话：“没有了工作组，黑帮复辟怎么办？右派闹事怎么办？”　　毛泽东冷笑道：“有些是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些部长是不是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究竟是谁掌握呀？我看还不如有些学校呢！你们设想想，学校的学生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就要闹事嘛，阑事就是革命。工作组使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清华、北大的工作组就是这样。我们不是正在制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吗？我看文件上要写明只有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写大字报、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就斗他嘛。总之，工作组要撤，出乱子不可怕。我说的这些，你们都同意吗？”　　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都纷纷表态赞成，李富春、李先念、朱德也表示同意。　　当毛泽东馒悠悠地喝茶的时候，会场上鸦雀无声。　　“陶铸同志，你不也是原来主张派工作组的人吗？现在的态度呢？”毛泽东指着他问。　　“主席，让我再想一想。”陶铸说。　　毛泽东笑出声。磨磨蹭蹭的家伙，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李雪峰和吴德呢？”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吴德说。　　李雪峰也说：“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时候都要听从党中央的决定。毛主席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办嘛。”　　在场的人都轰堂大笑起来。　　当毛泽东的眼光扫到陈云脸上时，他举起了手：“我看工作组撤也行，不撤也可以，关键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而不在乎形式，形式不是主要的。不知对不对？”　　“你这个人总是要在紧急关头留一手，好秋后算帐，是不是？我看你这话是想折中，其实工作组撤不撤的问题上是不能调和的。”毛泽东说。　　邓小平眼看大势已定，再坚持下去恐怕只会导致更大的麻烦。他用眼光征询一些人的意见时，他们的目光都故意移开了，转而凝视着台布。一些曾经投票赞成他们意见的大区书记，这时都见风使舵地又举手赞成撤销工作组，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原来的意见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他便开了口：　　“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我主张服从毛泽东同志的决定，尊重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我收回原先的主张，那就将工作组撤回来吧，省得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不休！”　　薄一波放下电话，匆匆走到办公室，神色十分紧张：“主席今天上午已经决定撤出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了，而且中央文革把我也盯上了，告到常务会上去了。”　　如同一瓢凉水浇到陶鲁筋头上，他从来没看见薄一波如此慌乱过，失声问：“哪个主席？”　　“还有几个主席？不就是毛主席毛大帅嘛。”　　“我们怎么办？”　　“下午三点召开工交口党委扩大会议，吸收工交口派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组长参加，听听大伙的意见。”薄一波有他的老主意。“中央文革说我左右了工交口，今天我就听听大家的看法，究竟是谁代表少数！”　　连饭也顾不得好好吃，他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希望与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的人好好谈一谈，但每次都被对方以各种方式“推挡”过去了，前天下午，李富春答应，在毛泽东召集的会后，他一定和薄一波好好谈一谈，可现在连电话都不来接。无奈，他只好找他的山西老乡李雪峰了。　　“一波同志，雪峰临走前留下了话，只是，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李雪峰的秘书的口气隐含着惊惶不安的语调，“我怕，哦，我要是照实说了，你可别见怪！”　　“看你说到哪里去啦？我还能怪你嘛。”　　“那我就端！雪峰对我们说，毛主席在常委会上批了你，批得很严厉，说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主席的，看来你的错误不仅仅是派工作组的问题了，很可能还要牵连到……”　　薄一波的头皮阵阵发麻，又怔住了。与其说是怯火，不如说是恼火透了，即使受更大的打击，都没有比他的伙伴故意躲避更叫他愤怒。是的，知情人是故意走开的。他已年近花甲，方脸盘，亮印堂，脸色红润，眉毛极好，有人说他的“官运”独好，他比其他人有一个最大的特长，就是善于讲演。这次以副总理的名义主持工交口的工作，应该说是响当当的，偏偏这次遇到了这么一个“丧门星”！　　会议室内人们都等得不耐烦了，原定３点钟的会，快到４点还不见主持人的影儿。正当人们议论纷纷时，薄一波出现了。　　“昨天开会传达了不撤工作组，并且研究了工作组如何工作。今天主要是和大家商量一下，现在把各部派到大专院校去的工作组撤出来，看行不行？听听大家的意见。”　　薄一波这番开场白，把与会者都弄糊涂了。昨天他和陶鲁茄还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传达刘少奇、邓小平关于坚决不撤工作组的指示，今天怎么又变了？底下的人对密不透风的高层内幕并不知情，只能凭猜测和试探来揣摩上面的意图。看到他一再动员人们发表意见，石油部的代部长康世恩站起来打了头炮：　　“我坚决反对撤出工作组，现在各学校的运动已经够乱的了，如果再没有领导那就会使文化革命走上邪路。”　　水电部部长刘澜波紧接着说：“工作组到学校是代表党去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撤了工作组谁来代表党的领导？”　　“对，工作组不能撤！一小撮右派学生反对工作组实际上是别有用心！”　　“现在的气氛和１９５７年右派进攻的气氛一模一样了，如果我们再不采取无产阶级专政措施，敌人便会更猖狂。”　　“反工作组的人大多都有问题，不是个人便是家庭。”　　“我看只能加强而不能削弱。”　　参加会议的人异口同声地主张不撤工作组，使薄一波的心情稍加平衡了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