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冤案》-6

张春桥将一大堆材料摆在桌上，显得十分激动地说：“康老让我重点反映一下北师大发生的‘６·２０’事件的经过。６月２０日早晨，一位叫谭厚兰的女学生等１７人贴出大字报《孙友渔把运动引向何方？》，反对工作组长孙友渔，又有３人贴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揭发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中暂住人民大学，怀疑彭真黑帮在搞政变，而且牵连到贺龙同志。当天孙友渔便作广播讲话，号召师生起来斗争这些学生，提出‘反工作组就是反革命’。中午，又有人贴出了《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继续反对工作组。晚上，新北京市委就派人接见师生代表，提出‘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的指示，然后谭厚兰等学生便遭到围攻、打击和批斗。现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一片白色恐怖。”　　毛泽东一边听汇报，一边看材料，整个面孔激动得通红，他狠狠地把烟蒂拧灭在烟灰缸里，大声说：“你回去告诉康生和伯达、江青同志，让中央文革小组派人详细地了解学生娃娃们受打击、遭迫害的材料，同时告诉学生们，北大６·１８事件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让他们坚决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反对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的错误行径。”　　张春桥很沉静地问：“是不是把主席的指示公开告诉中央？向少奇、邓小平、总理作传达，以便执行。”　　“不需要，”毛泽东很果断地说，“让他们只作调查。现在北京的那些灭火队正在兴头上，索性让他们充分表演一下再说。我刚收到江青转来的一份落款为‘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写得漂亮极了！你看这段活写得多么好：‘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人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你看这话说得多么好，像不像北京的那些大老爷们？”　　“像！非常形象！”　　“听江青说，这些红卫兵组织也受到压制，不被承认，甚至被视为非法。”毛泽东说，“公民们有结社自由是上了宪法的，凭什么说人家非法？我准备回到北京后也参加红卫兵，看他们哪个敢镇压？”　　“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非得主席出来扭转局面。”　　毛泽东大口大口地吸着烟，神情格外严峻。　　乘毛泽东深思的时候，张春桥四下观看了一下他住的房间，发现房间里只有一张木板床，房间的茶几上整整齐齐摆放着未开封的中华烟，显然是宾馆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预备的，但他只抽自己随身带的烟，当张春桥要动茶几上的烟时，被毛泽东制止了，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来递给张春桥一根，说：“那是公家的，我从来不动，你是我请来的客人，理应抽我的，我们应该公私分明嘛。”　　张春桥说不上是感动还是吃惊，怔在那里好半天才连连点头：“主席说得对，主席说得对，您处处事事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听了，很不以为然。他似乎随口问道：“今年七月一日的党的诞生纪念，你们写什么文章了吗？”　　张春桥忽然想起一件事，急忙说：“伯达同志起草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是《毛泽东思想万岁》。社论原稿有‘像毛泽东同志经历那样长时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的革命领袖，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少奇同志在审稿时，在这段话前面加上‘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一样’。他和小平同志还把原稿中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我国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在世界人民中享有最高的威望’这类话都删去了。伯达同志很气愤，报告了江青同志，请示您看怎么办？”　　“小人之见！”毛泽东说，“告诉江青和伯达，让他们今后不要在这类小事上作文章，这样会适得其反的。我们不能要求别人如何评价自己，只要求他们必须承认和尊重马列主义的原则。要在原则问题上作文章。”　　“主席，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觉得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派工作组还是依靠群众、信任群众，这就是原则之争，牵扯到执行哪个路线的问题。”　　毛泽东点点头：“我在滴水洞住了十多天了，该出去看看了。”　　　　　　　　　　　　　　　　 九　　与北京那种沸腾、杂乱、吵吵闹闹的气氛相反，大连避暑地的气候却凉爽宜人，风清云淡。那海水和湛蓝的天空相映衬，棉絮般的云朵在空中和水上飘荡。　　林彪和叶群早早就离开了毛家湾，在大连那座特地给他们修建的避暑区域的小楼里休息、散步，更多的时间是看材料、打电话，研究和了解北京文化革命的形势。那块鸟语花香、绿得深沉迷人的地方绝非是供游览之处。卫兵在一条畅通无阻的柏油碎石道路上巡逻；那是一条无形的分界线，旅游者不允许越过那儿。但那天上午，两辆高级轿车发出低沉的颤动声穿过了这片空场，驶向海边的那幢非常漂亮、。典雅的小洋楼。　　空军司令吴法宪和保卫处处长雷洁奉命赶到这所漂亮的住宅时，林彪和叶群正在办公室里修改他在５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来的正好，”林彪说，“你们帮着一块儿提提意见，看看我的讲话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这两年里，林彪多次找吴法宪，听取解释或分析军委、总参的事件、人事背景和可能的反响、甚至捉刀代笔，让他抄一些攻击别人的揭发材料，吴法宪总是尽力而又高兴地去做。看起来，这位国防部长又要放几颗政治卫星以便扩大影响了，要不就是对其他人的反对意见给以反驳。有好几次，在军内问题上他都非常重视吴法宪私下里出的主意。　　“我、我觉得林总的讲话非常好、非常准确，非常全面，中心当然是防止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的问题。多少年来，像这种专讲政变的讲话，我还不多见，林副主席的确是个创造，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发展。”吴法宪坐下来一边察看林彪的脸色，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赞美之词，“五月会议之后，军队同志讨论林总这个讲话时，许多人都称林总是政变专家。”　　“政变专家？”林彪脸一红，哦，大概背后也有别人在这样叫他吧，是褒还是贬？天晓得。１９５９年到６０年代初的两年期间里，他在反彭德怀的斗争中冲锋陷阵，大抓突出政治和强调全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才使自己在中央站稳脚跟，后来，他也不是得到“杰出的政治家”的雅号么？　　相比起来，把他称为“政变专家”太不准确，也太容易引起误解了；难道他林彪一天价研究的是政变么？不，是反政变，把他称为反政变专家也不错么！　　林彪一笑，慢吞吞地说：“这几年我研究的是反政变，干的也是反政变，这是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么。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我们对付的主要是中央机关，重点是最高层。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问题出来以后，毛主席天天找人谈话，调兵遣将，防止有人突然袭击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主席在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部署。所以，毛主席才是真正的防止政变的专家。”　　“这下可好了，挖出了四大家族，我们可以安稳几年了。”　　“我看你在政治上很不敏感，也是个马大哈、糊涂虫！”叶群冷笑着插话说，“这几年要不是我们经常提醒你，帮助你，说不定早栽进罗瑞卿这些人的泥坑里去了。这次林总把你和雷洁找来，就是给你们打招呼，防止你们再跟错人。”　　吴法宪其实并不迟钝，而且精灵得很，他立刻听出了话外音，打了个激灵说：“那当然，”那当然，我吴法宪一辈子跟定林总，保卫林总，字字句句地听林总的吩咐。”说完，那双肉泡眼眯成一条缝，静静地等候林彪的指示。　　这位５１岁的空军司令员，生就一副魁梧而又胖得出奇的身材——宽宽的脊背像块厚实的案板，两只胳膊像两根椽子，两腿像两根柱子，只可惜个子矮了些。在这恒温２７度的室内，他上身穿着单军装，手中摇晃着扇子，还是热得满头大汗。　　“我可以告诉你，彭罗陆杨后面还有人！”林彪似乎漫不经心，但字句非常明确地说。　　吴法宪立刻紧张得浑身颤抖起来：“林总，你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好有所准备，不然这些人一旦作乱起来，我没有精神准备怎么成？不是等着犯错误吗？”　　林彪笑了笑，问：“你们空军在北京大专院校派没派工作组？”　　“可能有，但不多。”　　林彪立刻变了脸：“要赶快撤！今天就往北京打电话，立即撤出工作组。不要参与北京布置的那套打击革命师生的活动。我看了很多材料，得知北京正在开展‘抓游鱼’、‘反干扰’的活动，在学生中搞什么‘反右活动’。曹获秋、刘澜涛、李井泉、王任重也在上海、西安、兰州，武汉整学生、整群众，都是错误的，毛主席反对这样搞。”　　“我可没有参与工作组的活动。”吴法宪急着赶快辩白，“我在司令部里不分管这类工作，我回去马上传达林总的指示，纠正这种错误倾向。”　　林彪摇摇头：“不，你不要总是打上我的旗号，把我推在第一线嘛。要看到，目前主持中央工作的那一两个人，是处处抵制毛主席的，为什么毛主席迟迟不回北京，就是因为对他们有看法。”　　吴法宪心里打了个沉，两眼“刷”地变亮了：“你是指邓小平？”他知道林彪多年来对邓小平很不满意，经常说他的坏话，所以壮着胆子冒了出来。　　“邓小平只是个二把手，这个集团的总根子是刘少奇。”林彪朝着吴法宪挤了挤眼，“实话告诉你吧，毛主席很快就要布置召开全会的工作了，重点就是要纠正派工作组的错误。昨天，不，是前天，主席和我通了电话，讲了半个多小时，主席、江青和文革小组一直在搞调查研究，掌握了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估计主席这几天就要回北京，这下就有好戏看了。”　　“林总，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不等林彪回答，叶群凑过来又插上了话：“看你多官僚！我早就给你打过招呼，要你注意他们在罗长子问题上的行踪，你根本不给我们报消息。其实，刘少奇６月２７日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谈到罗瑞卿的问题时，只轻描淡写地把他说成是对权力‘不满足’，‘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部的工作，不听别人的意见’，同时还含沙射影地攻击林总。他还污蔑毛泽东思想，说‘马列主义不是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这些话都是很有问题的。”　　吴法宪立刻意识到他们又要让他扮什么角色了。牙帮子不禁打起架来，那种苦涩滋味，重又泛上心头：“不过，我、我的地位和刘主席相差太大，又不和他往来，他的事情我知道得极少，不像罗瑞卿或多或少还知道些。”说完这几句话时，他又打了几个冷颤。　　“又不是让你上杀场你害什么怕？”叶群用嘲弄的语气说，“如果武松在景阳岗上打的是一只死虎，他能成了英雄吗？”　　“让我想一想，叶主任，让我回去先想想。”　　林彪慢悠悠地又开了口：“罗瑞卿在和我谈话时，总是说得非常好，转过脸去又是一副面孔。直到他出事以后，我们还是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３月１２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千方百计地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准备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的愤慨，遭到驳斥后，他又以来不及作好检讨为借口，要求先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３月１８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要挟。他在跳楼前写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你不要以为罗瑞卿的问题是孤立的，与他思想、路线共鸣的人大有人在，刘少奇同志就是一个。主席对我说：‘这位秦始皇不挪挪位，将来你们都要受他的气，他和那些人是勾连在一起的。’这你该明白了吧？”　　吴法宪除了鸡吃米似地连连点头外，再没有别的选择。　　叶群笑了：“其实，刘少奇公开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论很多，你只要选上几段略加批判，表表态就行了。这个时候站出来表态，你就是英雄，晚了以后只不过是随大流罢了。”　　林彪找出几份文件，全是刘少奇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和记录，上面画着红杠杠和批语，吴法宪认出那全是林彪的手迹。　　“你看，刘少奇在１９６４年给江渭清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这里联系到这样一个原则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向谁学习。是向党内和党外群众中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不管他们的职位高低，不是向职位高的入学习。，这是露骨地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他早在１９４１年答宋亮的信中就说过：‘中国党有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伟大的著作还没有出来，这是中国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这话的根本含义是否认毛主席的著作是伟大的，这些东西还想塞进他的选集里，这种选集一出来就离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不远。”林彪连说带比画地说。　　“好了，谈话到此结束。”叶群以当家人的口吻布置道，“先吃饭，吃完饭后稍加休息，然后接着给主席写信。这是很重要的一步棋。”　　瘦削的林彪宽舒地朝后倚着身子，等吴法宪在一本便笺簿上作了些笔记后，他站起身来按了一下墙上的按钮，转瞬之间房门便打开了；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轻警卫员进来，领着吴法宪和雷洁走出去。　　又经过一个下午，一封给毛泽东的密信便起草出来了，信的语言相当尖刻而深沉。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通过学习林彪同志的５。１８讲话，我才深深认识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到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的险恶和阴毒。我不得不向主席提出忠告：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确确实实是两个搞修正主义的危险人物。　　他们在中央的各项会议上互相吹捧，就是不提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相反，他们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林彪同志竭力排挤、打击和进行明里暗里的污辱。　　他说：“不做工作的人就是最大的错误，林彪同志身体不行，彭德怀同志还可以当国防部长”，公然想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这不是比《海瑞罢官》更为恶毒和直接吗？他还在各种讲话中贬低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信的署名当然是“吴法宪”了。　　前一天下午，各种工作的注意力就如旋风一般地集中在国务院总理的身上。办公室在一天之内就同时收到了北大、清华、地质学院、北师大等２０多所大专院校的措辞十分紧急的报告，内容都是要求驱赶工作组。　　其中清华大学一位叫蒯大富的学生接连贴了几份《致叶林》的大字报，要求工作组组长叶林承认错误，不然他就要进行绝食。周恩来立即派出联络员去了解情况，由于缺乏不容置疑的消息，连总理也很难迅速作出决断。他皱着眉头对联络员说：“你要工作组想法劝阻那位学生不要绝食，这种办法不好，很不好，这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每一个学生都采取这种办法解决问题能行吗？”两位联络员都用彬彬有礼的语言向工作组转达了总理的意见，但是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来自学校的控诉信和报告还是飓风般地飞到国务院办公厅里。　　“伯达同志，你看该怎么办呢？”焦急不安的周恩来驱车来到钓鱼台，同康生等商量问题，“你们是不是配合工作组去做做学生们的工作，像这样混乱不堪的局面怎么收拾呢？”　　陈伯达尽管在总理面前不敢放肆，但他的神态是很轻松的：“我已经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过好几次建议了，这就是撤出工作组，你们都不听，我有什么办法呢？”　　“在工作组问题上，中央有分歧。”周恩来忧心忡仲地说，“就连你们中央文革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嘛，像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还有陶铸同志，都是不主张撤工作组的，所以，我们应该耐心地等待一下，求得意见的统一。我建议你们去清华看一看，劝那个叫什么大富的学生停止绝食，这样影响很不好嘛。”　　“这我可作不了主。”陈伯达故意为难地摊开两手说，“学生绝食这是工作组逼出来的。已经死了好几个学生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但清华是刘主席的点，我怎么能去那里插手呢？”　　周恩来从头凉到脚，他知道现在除了自己亲自出马外，其余的人都已经靠不上了。他无可奈何地说：“你们都下去，那只好我去了。不过，我请你给毛主席通一次话，恳求主席迅速回来主持工作，现在中央的两种意见到统一的时候了，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把中央的这几种力量统一起来。现在各自为政，无论是正确的意见或错误的意见都难执行下去。”　　这时，王力在旁边插话问：“毛主席现在还在韶山的那个滴水洞里吗？”　　“不，已经到武汉了。”陈伯达显得非常潇洒、得意。“主席昨天和我通了活，让我把这几天的运动情况写一份报告派人送去。我说总理哪，你就放心吧。主席什么情况都了解，有些事我们还不知道呢，他老人家就知道了，而且正反两方面的情况都了解。”　　周恩来给陈伯达使了个眼色，陈伯达站起来，和周恩来一块进了隔壁的小会议室，这里没有任何人，便于密谈。　　“你知道主席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极其重要的信吗？”周恩来问。　　陈伯达打了个沉：“信好多呢，你指的是哪一封？”　　“就是７月８日的那一封信，信十分重要，是谈论党内极其重要的大事的。”周恩来本想和他商量一些卡，但看他那个神色，立刻判断出他不知道那封信，于是马上刹住话头，改口问：“江青同志也没回来过吗？”　　“没有。”陈泊达说，“不过也快回来了，她给我们捎过话，最近几天是要准备回来的。总理，我看有些事也只有等她回来后才能决定。我们准备分头到几所院校去了解一下情况，不然的话，不好决定问题啊！”　　周恩来知道他这是打官腔，现在的人都学会了打这种官腔，而唯恐担负什么责任。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　　　　　　　　　　　　　　　　 十　　毛泽东在汹涌澎湃的长江里，舒适自若地畅游了整整１小时零５分，才上了汽艇，得以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私下里进行交谈。此时此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对于这位年轻的秀才书记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已几乎是毫无疑问的了；但他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的迹象，如同往常那样，他和王任重谈笑风生。　　“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你能游程近３０华里！”王任重说，“游了１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于成不了气候，我看了主席７月８日的那封信，我觉得主席可能把形势估计过重了，我认为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出汽艇大舱，这时江里的游泳健儿和岸上的群众一下子认出了毛泽东，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确信这位身材魁悟、满面笑容的人就是自己的领袖时，大江水面顿时欢腾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和我们一起游泳来了！”　　毛泽东频频招手，向身旁那些欢欣雀跃，争相竞看的健儿们高呼：“人民万岁！”　　那种人民无限崇敬领袖的场面，就是再大手笔的作家也是难以形容的。这里既有群众意识的作用，也有领袖威严的力量，还包含着人们渴望一睹领袖风采的那种心理和欲望。汽艇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很快地开走了。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王任重看到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的对面想说什么，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问：“你不是说我把形势估计过重了吗？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主席７月８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９０％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活，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听着，暗暗为王任重的记忆力而感到吃惊。自己的这封信写好后，正赶上周恩来到武汉汇报工作，便把信让他和王任重看了一遍，很快收了起来。这位秀才书记便过目不忘，记得如此熟悉，几乎连字句都没什么错误。　　王任重走后，毛泽东伏在台灯下，再一次思考起湖北的文化革命和王任重这个人来。　　王任重现年４９岁，河北省景县人，１９３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参加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是位学生牌的基层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地委书记、行署副主任、区党委书记等职。新中国一成立便任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接着担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刚调中央，他又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令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王任重在１９５４年夏季担任武汉市防汛总指挥的时候，领导人民群众战胜特大洪水，几天几夜战斗在第一线，身先士卒，受到了群众的好评。１９５８年他又参加了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研究工作，成为一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省委书记。因此，他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但是，这一次毛泽东从长沙到武汉，和他谈起武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却对他产生了一种反感。　　“听说武汉也派了不少工作组。你把它撤出来。”毛泽东说，“让学生娃娃们闹腾一阵子嘛，不要怕乱。乱一阵子有好处。”　　“乱不得呀，主席。”王任重口才很好，汇报起工作来头头是道，他说：“中南局的工作是在陶铸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我们总不能给陶铸同志丢脸呀！”　　“噢？”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那你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个搞法呀？”　　“根据中南各省报上来的情况看，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收尾了。”　　“收尾？”毛泽东一怔，“你们都取得些什么样的胜利啊？”　　“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随着运动的深入，可能还会有一些黑帮黑线人物落网。”　　“我看有些人不一定是黑帮，将来要平反。”毛泽东说。“你这名单里有个李达，是湖南零陵人。早在１９２０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是党的一大代表，而且被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等职。后来在革命艰苦的时候脱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重新入党。他的问题你们要出面讲一下，把他保护起来，不要揪斗了。上了岁数的人，有些事也不一定能想起来，总之是让你保护他一下。”毛泽东讲到这里时，眼睛是潮润的，神情陷入了往事的烟云之中。　　王任重说：“这个好办，我和武大的工作组打个招呼就行了，他们很听省委的话。”　　“看得出来，你是主张派工作组的人。”　　王任重并不知晓毛泽东的用意，很诚恳地点点头：“没有工作组不行。事实证明我们党搞群众个争，离开工作组就会出偏差，这是成功的经验。当然，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