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8

第七章 （三）名将无名回顾历史，一些赫赫有名的将军，那名气其实并不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　　即便在将对将捉对儿厮杀的冷兵器时代，将军的主要职责仍是行兵布阵，运筹帷幄。一个战斗、战役打不打，怎样打，同级之间，上下级之间，见仁见智，实在是自然、正常而又经常发生的。既然世上没有没打过败仗的将军，那么这次我对了，你错了，那次我错了，你对了，也无损名将风采。如果正确意见都是“党委意见”，那将军就吃了“大锅饭”了。　　都是名将，等于没有名将。　　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却好像连这种“名将”的“大锅饭”，也吃不上。　　因为他从未带兵打仗。　　1910年生于福建海澄（今龙海）县的苏静，读师范时参加学生运动被追捕，逃往缅甸，在当地教书，收入颇丰。“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红军。长征时红1军团在前边开路，时任军团侦察科参谋的苏静，每天的工作之一，是绘制行军线路图。突破腊子口后，毛泽东亲自到1军团指挥部队北进，苏静每天早晨都要向毛泽东报告当天的行军路线。长征期间，他绘制了几百张行军线路图，仅存的几张，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里。　　1938年115师挺进晋西，国民党派个联络参谋来做联络工作。负责联络、接待的侦察科长苏静，发现这个联络参谋收买了115师一个译电员，并骗取了密码本。他毫不客气地索回了密码本，不动声色地处理了变节分子，并假装无意地不时透露些部队“情况”。晚上，每当这个联络参谋用电台把“情况”发回去时，假装睡觉的苏静就在被子里手写心记，很快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密码。　　从侦察科长到情报处长，苏静的主打专业就是这个。　　从东北到江南，林彪在电报中经常提到的“密息”，指的主要就是破译敌人电台密码所获得的情报。　　到东北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敌主力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营、运输连，远离主力达3天路程。战前苏静仔细核实情报，认准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立即下定决心，调集部队，将其吃掉。　　不久，情报处又以准确情报，保障了大洼战斗的胜利，歼敌4400余人。　　在解放战争中，林彪经常指挥到师团，原因之一就是情报及时、准确。　　在东北，林彪曾对他的秘书季中权说，苏静能当10万兵。　　苏静是当年唯一秘密进入北平的解放军代表，与傅作义的代表共同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在协议上签字。　　他的儿子苏晓林，看了他写的一篇回忆录《回忆北平和平谈判》，结论是3个字：流水账。　　父亲说：我只是个历史见证人，领导派我去，我执行命令，就去了，就是这么个过程，还能怎么写？　　儿子说：你当时总有些思想活动吧？再说了，一个人独闯国民党占领下的北平，能没有危险吗？　　父亲说：有什么危险的？兵临城下，是傅作义邀请我的，跟着他的谈判代表进去就是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嘛。　　儿子说：话是这么说，可古今中外，斩的还少吗？再说，城里特务那么多，当时力主和谈的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的家，不就被特务炸了吗？一家6口，1死5伤。不管怎么说，也不管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实事求是，北平和平解放，你是立了大功的。　　父亲说：那时双方都希望和平解决，所以不会有危险。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在这篇回忆录中，他也说“我只是一个联络员”）。如果没有我，领导换别人去，也是一样的。　　有件事，如果换个人，那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第三次谈判后，林彪交给邓宝珊一封信，是毛泽东以林彪、罗荣桓的名义写给傅作义的。毛泽东就和平解决北平提出两个办法前，历数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累累罪行，措辞相当严厉、尖锐。当时双方气氛挺融洽，信未封口，邓宝珊急于知道写了些什么，看罢大惊失色，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刁可成说：“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义不一定会受得了。”　　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暂不交给傅作义看，以免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协议，使谈判功亏一篑。　　苏静把这个情况向林彪汇报了，林彪说：“是啊！那封信是有些严厉呀，他要暂时不交也可以。　　原来早在1946年10月11日，傅作义攻占解放区重镇张家口后，曾得意地写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泽东书》，登在报纸上，声言如果共产党打胜了，他傅某甘为毛泽东执鞭——毛泽东当然不会忘记的。　　《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登报了，苏静奉命出城向“林罗聂”汇报城里情况。一进门，罗荣桓便问他：“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的那封信，交给傅作义看了没有？”苏静说，不清楚。聂荣臻接着说：“你今天还要回去问一下邓宝珊，若还未交给傅作义，你要催促邓并同他一起去见傅，务必要告诉邓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看到那封信。”　　这时，苏静还未看到这封信，也不知道傅作义的那封《上毛泽东书》。但他明白，罗聂如此重视这封信，很可能是党中央，甚至就是毛泽东查问了此事。　　傍晚，苏静回到城内，找到邓宝珊。邓宝珊困惑不答，迟疑良久，才拿上信，两个人一同去了中南海居仁堂。傅作义情绪很好，问这问那，与苏静热情交谈。邓宝珊乘机到内屋，将信交给了傅冬菊，傅冬菊看了信，也没敢交给傅作义，而苏静也绝口未跟傅作义谈这封信的事。　　2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傅作义看后，果然情绪异常激动。两天后，他在给林彪、罗荣桓的信中说：“两年半戡乱战争的严重灾难，我愿担当全部责任，愿意接受任何惩处。”　　此时，距林彪将信交给邓宝珊已经半个月了，北平和平也已生米做成熟饭了，不管什么样的果子，他傅作义也只能吞下去了。　　邓宝珊当然是深知其人的，傅冬菊更是深知其父的。无论如何，傅作义都是个有尊严的军人。　　辽沈战役，首战义县，攻城部队战前大挖交通壕，直挖到敌阵地前，以敌人手榴弹投不到为准，既可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又能大大减少伤亡。苏静见了，立即报告林彪，林彪未置可否。苏静知道，林彪一句话不想听两遍，但他还是去林彪那儿又讲了一遍。这次林彪果然极为重视，立即给攻锦州部队发电，要求每师用2/3兵力挖交通壕。而敌守城司令范汉杰，见到城下那么多蛛网似的交通壕，就知道守城无望了。　　苏静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说什么、做什么——无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风险。　　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无论如何也要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许多与苏静差不多的老资格的机关干部授衔大校。　　苏静是中将。　　那也只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将军。　　军人是讲战功的。将军的荣耀，莫过于提起名字，就能让人联想到一串辉煌的战斗、战役了。可对苏静来说，哪个著名的战斗、战役，是你带兵打的？你身上挂了多少彩？就算那“苏静能当10万兵”，不也就是些情报、建议吗？　　他只能属于另一类的无名的名将。　　因为师范毕业（在当时的红军中，这无疑是高学历、大知识分子了），参军就当了参谋（用今天的话讲，叫“坐机关”）。如果他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可能早就下去带兵打仗了。可他实在太出色了，不可替代，再加上不喜欢宣扬自己，就注定要默默无闻了。第七章 （四）傅作义之义——他不是战犯了“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发展。”　　这是第一次谈判期间，“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给谈判代表崔载之的电报中的一句话，表达的当然是傅作义的意思：我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并非谋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和平，为国家、民族着想。是战是和，我已仁至义尽了，现在就看你共产党的了。　　如果认为傅作义只是一位三星上将，一介武夫，那就错了。从张作霖到阎锡山、白崇禧，都是集军事、政治于一身的全能型人物。他们饱经世故，老谋深算，见风使舵，狡兔三窟，用民间大众的话讲，个个都是“九尾狐狸精”。不然，能在一方天地中“王”起来吗？　　不过，比之那些为了一己的私利，不择手段，无所不为，甚至卖身投靠的大小军阀，傅作义还是个比较纯正的军人，也颇有中国心。　　1936年绥远抗战前，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到绥远“访问”傅作义，说傅将军在华北威望最高，应该站出来为华北人民做一番事业，改善日中关系，大日本帝国一定会全力支持你。傅作义正色道：华北是中国的领土，决不许任何人搞什么“独立”。板垣又提出什么蒙绥“自治”，傅作义义正词严：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决不允许任何叛离祖国和民族者来犯，使国家领土受到损失！　　自长城抗战后的12年抗战，无论刀兵相见，还是此类“访谈”，在民族大义上，傅作义从不含糊。　　谈判桌上，傅作义作出一种“助人不为己”的模样，是因为觉得手里有牌，可以与对手叫板，讨价还价。　　第二次谈判，有个“会谈纪要”，傅作义看罢，什么没说。周北峰有些着急：人家说了，所有各项，务于1月14日午夜前答复的。　　傅作义道：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就“说”来个天津城枪打炮轰，一城血火。　　涿州城小，人也少，城内1/3为空地，那时枪炮现代化程度又低，火力的威力、密度自然也差，却已使城内军民死伤无数。北平呢？一切正好相反。好在北平人民算是躲过一劫，可天津那一城血火呢？　　几十万军队龟缩北平城，200多万军民要吃要喝。各部仓促守城，事前很少积存粮草。老百姓买不到粮食、蔬菜、煤炭，米珠薪桂，贫苦市民眼看陷于绝境。国民党的运输机不敢低飞，一袋袋大米、白面，好多投入北海，没有喂鱼的就被军民争食。除了寒冬腊月没有长春那么冷，这情景不就与黑地上的那座死城一模一样吗？　　傅作义肯定会想到长春，可他是为了避免出现又一座饿殍之城，才决定和平起义的吗？他是手里没牌了，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了。就是当年在涿州，若是不投降，到头来他傅作义不也只能是一具饿殍吗？　　须知，他是把妻子、孩子送去重庆表忠心，押给老蒋当人质了。而这对平津人民意味着的，却是一种什么样的凶险啊！倘是郑洞国守长春那工夫，看上去国民党好像还未大势已去，或是天津果真像傅作义期望的那样，能守上一段时间，连老婆孩子都赌上了的傅作义，会如何动作？那多弹药、少粮食的北平，会成了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没人说傅作义把平津两市的人民当了人质，他倒是煞费苦心地营造文物盾牌，以使对手投鼠忌器。天津的200万人民，北平的200万人民，与长春的草民百姓、芸芸众生一样，好像都不算数，什么也不算，有没有都无所谓，没往心里去——这不是比成了人质更悲惨、更凶险、更令人毛骨悚然的吗？　　1月22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和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董其武中将，乘飞机到北平见傅作义。　　9月19日上午，以董其武为首的绥远军政官员和各族各界代表30余人，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绥远起义通电签字仪式。　　辽沈战役打了50天。淮海战役打了64天。创造了“三种方式”的平津战役，战史上说是从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62天。其实比较完整地说，应该是到“九•一九”绥远通电起义——再过12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用战斗歼灭敌人的天津方式。　　兵临城下，用强大的军事压力，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彻底地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北平方式。　　有意识的保存一部分敌军，待一个相当的时间瓜熟蒂落，再将其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绥远方式。　　1974年4月，傅作义病重住院，周恩来去医院看望，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来啦！”　　傅作义已经神志不清，周恩来凑近他的耳边，说：“你对人民立了大功！”　　战犯与功臣，那距离有多远？　　无论如何，还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北平市长刘瑶章说得对：“北平和平解放，当然最直接受益的还是北平市全体人民。”　　蒋介石能够终老台湾，当然应该感谢龙王爷。　　傅作义呢？是不是需要谢谢北平那些文物古迹？第七章 （五）“杀头将军”与“抹泪将军”1月21日下午，傅作义召集“剿总”副参谋长以上官员及所属各兵团司令、军长开会，由参谋长李世杰讲述一下和谈的大概经过，随即宣布和谈协议。　　居仁堂一片沉默，万千滋味儿涌上心头，一时间又难说什么滋味儿，反正绝对不会是好滋味儿的沉默。　　突然有人哭起来——那是一种五内俱焚的痛不欲生的痛哭，哭的人是4兵团司令李文、9兵团司令石觉、16军军长袁朴等人。　　袁朴边哭边叫着：“对不起领袖呀！对不起领袖呀！”　　也真够叫人心酸的。　　只是现在哭天抹泪的有什么用，之前都干什么了？　　国民党军队各顾各，互不相帮，甚至见死不救，互相拆台，已成传统保留节目。　　辽沈战役中，锦州打得红天血地，塔山打得血地红天，蒋介石“东西对进，会战锦州”的另一路人马，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就在彰武、彰武台门、新民以西徘徊不前。蒋介石连电催促，廖耀湘回答不是“桥梁未架好”，就是“正准备前进”。　　淮海战役中，黄百韬兵团被围，向驻防徐州的邱清泉乞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也飞去徐州，责令邱清泉增援。邱清泉以徐州危险为借口，就是按兵不动。　　1948年1月，35军新32师涞水被歼，军长鲁英麟自杀，原因之一，也是中央军不积极支援。　　35军被围新保安之初，死神曾两次为35军闪露生机，最后一次就是援军104军攻至马圈时，两军已经一望可及了。可生死存亡之际，郭景云竟为译电员把安春山那个“西部地区总指挥”头衔，译成了“西部收容总指挥”，与安春山怄起气、斗上嘴了。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将军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吗？　　安春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就是不愿解35军的围，而是愿意35军败。　　这就简直让人怀疑安春山是不是共产党了。　　邱清泉是黄埔出身的“天子门生”，黄百韬兵团为广东部队。国民党的中央军装备好，又是“正宗”，自然盛气凌人，一向不把地方杂牌放在眼里。军阀混战，中央军与地方军又大都打过冤家，彼此宿怨很深，见死不救看笑话，也就见怪不怪挺正常的了。　　可同为察绥军，郭景云和安春山尚且如此，国民党落到如此田地，那还有什么说的呢？　　天津攻坚战，林彪第四次单调号称“攻坚老虎”的6纵17师，为战役总预备队，准备随时从城西1纵的主突方向加入纵深战斗。　　17师在山东抗战时，就以善使炸药攻坚著称。“八•一五”后闯关东，山海关保卫战，用炸药炸得全美械装备的13军找不着北，先说苏联红军支援土八路“新式武器”了，又说土八路有“电光炮”。攻占长春，17师又用这“手中炮”炸得敌人魂飞魄散。四平攻坚战（三战四平），四平没打下来，可17师一路轰隆轰隆推进，打得最出色，从此“攻坚老虎”美名天下扬。　　像四平攻坚战一样，天津攻坚战，17师也是从1纵的突破口打纵深。四平攻坚战打了一天一夜，17师才获准出击。这次，眼瞅着天津城已经突破了，师长龙书金两次请战未果，“攻坚老虎”不干了。这功劳不都让人家抢去了吗？49团团长张实杰，命令全团准备攻击。　　1纵一个科长警告他：你不服从命令，小心司令毙了你！　　张实杰冷笑道：我就不信共产党会有这种事！　　打下天津后，共产党自己又“打”了起来。　　李天佑来到天津前，指着东总作战科副科长阎仲川的鼻子：你们司令部乱通报，金汤桥是我们1纵先打下来的！　　问题不在于战前战后打嘴巴子官司争功，而在于“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三战四平后，各纵纷纷邀请“攻坚老虎”去传授、介绍炸药爆破经验，当时的49团团长李杰功就去了1纵。而今，别说东北野战军了，这“手中炮”早已成了全国各地解放军的攻坚利器。只是这“攻坚老虎”毕竟是“攻坚老虎”，一投入战斗就显出股非同一般的劲道，可又有谁甘心落后呀。1纵副司令曹里怀和1师师长贺东生奋勇争先，乘坐装甲车在环城的北马路上开路，撞毁两处工事，跟进的部队立即冲杀进去。　　——我是主力，主攻就得是我的，不然还叫什么主力？　　——你是主力又怎么的？主力是天生的呀？主力就叫你们包下了？谁打得好谁就是主力！　　5师在苏北就爱打“小报告”，说人家“坏话”，抢急难险重任务。在东北，则成各纵师团营连，乃至战斗小组的“通病”，抢任务，嗷嗷叫。林彪又提倡“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有命令，没命令，枪炮声就是命令，呼家兵，杨家将，七狼八虎一齐上。　　辽沈战役中的辽西大会战，几十万大军打了个把月，许多人轻伤不下火线，更多的人已经累脱相了，仍然急行军，强行军，马不停蹄赶奔辽西。打沈阳更是拼命向前，唯恐落在别人后边。虽然其中也有去沈阳“发洋财”思想，可谁听说共产党的军队，在战场上有互相观望看笑话的呢？　　国民党军队不但有嫡系与非嫡系的派系，还讲究实力，谁人多枪多，谁就是老大。　　侯镜如贵为17兵团司令，可塘沽除了一个在塔山被打残了的独立95师和一些杂牌外，只有一个完整的87军，离开这个87军就玩不转了。军长段沄就经常不听招呼，干什么都要讨几分价钱。侯镜如气得没法：“我这个司令官简直不能干了！”　　11兵团司令孙兰峰与侯镜如一样，手下也只有一个完整的105军。军长袁庆荣倒不像段沄那样趾高气扬，孙兰峰也主不了大事，实权都在袁庆荣手里。像那个使张家口决口的乱上加乱的突围计划，就是他一手拟定的，也就是告知孙兰峰一下而已。　　袁庆荣本该正式召开会议，明确部署谁突围，谁佯动，谁守城，以小害换大利，以局部保全局。只是他也看透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了，谁还肯为别人卖命呀！　　中央军与地方军之间，地方军嘴上不说，心里也想：你们装备好，又吃得好、穿得好，有仗就你们打呗。打败了才好呢，看你们再牛气！　　同为地方军，实力与非实力派之间也是一样：你是主力，装备、补给什么都先紧你们来，打仗也就你们上呗。打赢了我们也跟着沾光，打败了也省得你们再牛皮烘烘！　　谁曾见过共产党有这等事！　　1947年4月，第三次临江保卫战前，辽东军区决定成立个前方临时指挥部，由3纵司令曾克林任总指挥，4纵副司令韩先楚任副总指挥，统一指挥3纵和4纵10师，迎击来犯之敌。战前研究作战方案时，曾克林认为应该打击三路敌人中最弱的一路，韩先楚的意见正好相反。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两种意见同时上报，辽东军区批准了韩先楚的方案，并在复电中指示由韩先楚统一指挥3、4纵作战。　　此战大捷。　　下级突然变成上级，而且主要作战力量是3纵，却让一位外来户4纵副司令指挥，这不是反客为主、越俎代庖了吗？还有，韩先楚是从延安抗大来东北的，3纵、4纵是山东、冀东部队，他没带一兵一枪。这若是在国民党军队，不就等于一个光杆副司令吗？临时让你指挥一下，就算表面服从，那心里呢？可共产党万众一心，只有一个敌人。　　四野南下后，由陈赓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的二野4兵团，曾配属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作战。林彪入黄埔4期学习时，黄埔1期的陈赓，恰好是林彪所在的3团9连连长。接替刘亚楼任参谋长的肖克，资格没陈赓老，却也和林彪差不多。而与肖克差不多的人，在四野还有一些。可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谁听说谁不服从命令，不服气，乱来了？　　衡宝战役中，林彪指示先到部队的师长、团长，可以指挥后到部队的军长、师长。　　“八•一五”后闯关东的共产党人，一路路人马，多则几万，少则几百，几乎囊括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所有编制、番号。一时间黑土地上南腔北调，色彩驳杂，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散乱无章。　　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八年抗战，来自各个根据地的部队，由于所处环境、敌情的不同，战斗作风和对敌斗争方式也就不尽相同。就像持家过日子，各有各的过法、习惯。有些地区还有些大大小小的根据地，有多少个根据地就有多少个山头。这种山头是自然形成的，是恶劣的抗战环境造成的。而新兵新枪，老兵老枪，昭示的则是一些人的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当时还有句话，叫“先到为君，后到为臣”，就像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争天下，约定先进咸阳者为王似的。这就使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在一些人那里大行其道。　　几乎是共产党人史无前例的山头林立，孕育着的是一触即发的危机。　　许多当时为老根据地来的老部队的老人都说，那工夫，若是国民党有几个军猛冲过来，那就不大好办了。一些新部队枪呀炮呀的那么好，有的还有坦克、装甲车，那些能打仗的老部队，一个连只有几支枪站岗，那仗还怎么打？　　问题在于国民党的山头、派系是先天绝症，朝气蓬勃的共产党人没有过不去的沟坎。　　林彪和东北局的领导都实话实说：我们的态度，是承认山头，改造山头，消灭山头。　　一道整编、合编命令，新兵新枪、老兵老枪、许多没枪的问题解决了。山头、本位思想当然不会一下子就没影了，但那“主义”肯定是没了。　　有战场上的胜利为证。　　1月23日清晨，李文、石觉和13军、16军、94军和31军205师团以上军官，还有13军几十名携带轻机枪的士兵，在东单机场乘两架飞机，飞去南京。　　窗外天气很好，机舱里那人那脸上、心里，却阴霾重重，沉闷得好像随时都可能爆炸。　　曾为北平和平奔走的辛亥革命的老前辈、傅作义的高级政治顾问刘后同，曾说傅作义是“杀头将军”，而不是“投降将军”。其实，倘是抗战，李文、石觉、袁朴以及与他们同机的将士中的许多人，也会宁死不降的。　　只是眼下这些抹泪将军，明白他们为什么会这等模样离开北平的吗？　　郑需凡老人说，李文、石觉、袁朴他们要走，我们是知道的。东单机场跑道很短，打一炮他们就跑不了，上级不让打。当时不大理解，后来明白了。傅作义的夫人、孩子还在重庆，放李文他们走也算一种交换吧，为傅作义着想的。同时，也是为了减少和平解放北平的阻力，因为这些死硬分子一旦闹起事来，引起连锁反应，城里就乱了。而且，“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国民党是庙也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迟早的事。第八章 看红装素裹 （一）虎师雄威1949年1月31日，4纵进入北平接管防务。　　2月3日，3纵7师与东野特种兵重炮、野炮、坦克、装甲车各一个团，举行北平入城式。　　4纵进入北平是接管防务，而且头一天国民党军队刚刚撤完，城内挺乱，多少带点临战状态，有些急切。3纵7师和4个特种兵团，则是正儿八经的入城式，行进本身就是执行任务，雄赳赳，气昂昂，威风八面，气吞万里。　　当年7师的老人谈起来，一个个自豪极了。　　翟文清老人说：　　天没亮出发，天亮了到达永定门外，步、骑、炮、装列队，等待入城。全副武装，除坦克、装甲车外，全部美式装备。轻武器中也有些加拿大司登式冲锋枪，比美国的汤姆式还好，又轻便。加拿大机枪也好，在东北零下40度照样嘎嘎叫，美国造和日本造有时就打不响了。　　为了行军，一律上棉下单，全是美国翻毛皮鞋。排以上干部都是美式棉猴大衣，里子是毡绒的。团以上干部大都骑着大洋马，一些人还穿着皮大衣，戴狐狸皮帽子。反正不管狗皮的、狐皮的，还是刚补入的解放战士戴着的没了帽徽的毡绒的、棉布的帽子，从头到脚都得拾掇整齐、干净。理发、刮胡子，棉衣刷了又刷，都刷得白了巴叽的，再把得的军功章都戴上。这是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要让北平人民看着威武、漂亮。　　如今条例规定，齐步走每分钟116步至120步。那时没这个。那时下令做个战术动作，保证迅速、逼真，个顶个的实战动作。那是战场上练出来的。那时不大练队列，战场也不需要“齐步走”、“正步走”，况且一仗连着一仗，没工夫练这个。这回也只是突击了10来天，那动作与今天的阅兵式没法比，关键是那股子精神头儿。胜利之师，威武雄壮，那虎气、威势，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从骨子里冒出来的，不是练出来的。　　上午10点，入城式开始。军乐队伴奏，按装甲兵、炮兵、步兵顺序开进，我们7师成4路纵队行进。沿途那人群、那欢呼、那口号呀，还有秧歌队，喜笑颜开，扭得那个欢呀。青年学生胸前背后挂着“天亮了”、“解放了”的标语牌，爬上坦克、装甲车、炮车，拦住队伍，拉住我们，说这说那，和我们照相，那个热乎劲儿呀，这辈子是忘不了了。　　过前门就奔东交民巷，那里是外国领事馆区，一向被帝国主义视为“禁地”。我们是特意要经过那里的。那里静悄悄的，街面上空无一人，但我们知道窗户后边有许多眼睛。美国领事馆也在那里。全部美式装备，美式翻毛皮鞋把路面震得擂鼓似的咚咚响。突击10来天队列训练，这工夫才觉得走出点味儿。到一领事馆门口，队列中就下去两名战士，去那门口站哨。这是中国的土地，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下午4点钟，我们从朝阳门出城，离驻地还有20多里。平时行军，一天百多里也没觉怎么的，这回也就60里左右，却觉得挺累，却又觉得不累。战争年代讲“行军、打仗”，行军是为了打仗，能走才能打。这回就是行军，本身就是任务，打的政治仗，高兴、紧张、激动呀。可这也正是不累的理由。东北野战军12个纵队、48个步兵师，北平附近占了一多半，让我们7师代表步兵参加入城式，多光荣、自豪呀！　　离休前为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李长华老人，当时是四野政治部文工团演员队副队长。　　老人说：　　部队正式进北京前3天，我们文工团5辆卡车进城转一圈，张贴“约法八章”。　　前边一辆彩车，第二辆是军乐队，后边都是文工团的。上午9点来钟从西直门进去，沿当时的环行电车路线，经新街口、西单、天安门、北新桥，下午3点多钟出城。军乐队一路吹吹打打，他们累了，我们就唱，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进行曲》、《说打就打》、《林总命令往下传》，那歌多去了。看个地方行，下车就贴。谁刷糨糊，谁往上贴，谁再拿笤帚刷牢实，谁从车上往下递，分工明确，流水作业。　　有两条规定：不准说话，不准和群众握手。　　那人多呀，一进西直门就拥上来了，到西单和天安门前就是人山人海了。学生最多，跟着车跑，三轮车工人也跟着跑，像大游行似的跟着你。一个小伙子跟我要张“约法八章”，抓住我的手不放，说我叫王栋，朝阳大学的，你叫什么名呀？我用手指在手上画个“李”字，他说你怎么不说话呀？我想参加解放军，行不行呀？我点头，他就要上车，跟我们走，我就使劲摇头，把他摇糊涂了。他红头涨脸地说，你们怎么光唱歌不说话呀？你们到底要不要我呀？我参军找谁呀？我那话几次到嘴边了，也没敢说出来。后来他还真找到我们了。我们文工团在北京的大专院校都演遍了，他帮我们搬道具，我们开会，他就在门口站着。他是独生子，父母没让他参军，后来到苏联学习了，毕业分到新华社。　　我们唱的歌，那时老百姓还都不会唱，若是会唱，那就是一路万人大合唱了。见了解放军，他们高兴、激动啊。就是不明白，你们怎么不说话呀？我们反对国民党，拥护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就说句话吧，告诉我们你们就不走了吧。　　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激动呀，也是说不出话憋的。就是呀，八路军、解放军到哪儿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那嘴叭叭的。我们贴那“约法八章”，讲的就是部队进入城市后应该遵守的纪律，也没说不准和老百姓说话、握手呀？怎么就让我们当哑巴呀？　　我们都瞅带队的协理员王地之。大冷的天，他那脸也憋得通红，到底憋出一句话：可以握手，握手，同志们握手吧！　　直到现在，想起这事，还觉得有些对不起北平人民。好在可以握手了，那手握的呀，多少也能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了。其实在那之前，许多人已经握上了。那时候就怕我们哪句话讲错了，影响不好，那也不能不让说话呀！　　后来领导讲了，不准说话，不准握手，是错误的，是对我们的同志不信任，也是对人民群众的不信任。　　姜树华老人说：　　我们4纵进北平前搞教育，光吃喝拉撒睡，就有六七个“不准”。光有“不准”也不行，还得有“准”，还得告诉怎么“准”。在农村，到了宿营地，就有人去找个隐蔽、方便的地方挖坑搞厕所。这城里除了房子就是马路，刚到东北时，在城里不会用“洋厕所”，有的憋得团团转，有的蹲在坐便上方便——自古谁听说还有坐着拉屎的呀？这回就在操场上各式各样的画几个，讲解怎么用，像幼儿园的阿姨教孩子似的。钻山沟、住农村轻车熟路的土八路，进城到处都是新问题。出点洋相没什么，犯了错误了不得。　　我们队列科住在报子胡同的一个四合院。我是司令部机关党支部宣传委员，嘴巴子就得勤点，耳朵也得尖点。唠嗑中得知房东是回民，赶紧找行政科调房子。打胜仗要改善伙食，改善伙食离不开猪肉，这可不行。　　搬到帅府胡同，这家挺有钱，对我们带搭不理的。那院子里垃圾堆成个小山，科长赵川说咱们把它消灭了吧。五六个人说干就干，先弄出院子，再用车运走。房东一家人很感动，给我们烧开水，说“林彪大军”真好哇，世上少有。　　周之同老人说：　　我们30团负责警卫中南海、故宫、前门、景山公园、东交民巷、建国门里，团部设在景山公园后边两排公房里，水泥地铺上板子就是床。东北有句话，叫“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们这睡法也跟“傻小子”差不多。若是今天，不用多，就一晚上，第二天能爬起来那腰也完了。那时年轻，那心头也真热乎。在东北，雪地里都能睡一觉，有房子住那不就是天堂了？更何况都住到这皇帝住的地方来了，这革命铁定要成功了，能不高兴？　　我和团长、副团长、副政委，每天带领机关干部，分头到营连执勤点检查工作。无论固定哨位，还是游动哨，那精神头儿和认真劲儿甭提了。东交民巷一带的官兵更是自豪，说咱的一举一动不但体现军威，还代表新中国。　　来慰问的群众很多，学生更多，那个热情呀。问你打过什么仗，立了多少功，是不是战斗英雄，拉你照相，让你签名。农村兵本来就不大会说话，又没经过这阵势，一个个弄得红脸大汗的。女学生就笑，说你们打仗像老虎，见了我们怎么倒成大姑娘了？　　有个解放战士说他可开眼了，一班岗见到28个“查摩登”（即时髦女郎）。班长听见了，立即跟他谈话，又召开班务会，大家说你这是人在岗位上，眼睛被花花世界弄花了，心叫资产阶级思想掳去了。　　平津战役中，我们30团获“英勇善战”、“团结巩固”、“秋毫无犯”三面锦旗，这“秋毫无犯”，说的主要就是进北平后城市纪律好。　　1月31日进城，4月20日南下，80天就听三轮车工人说过一句：解放军什么都好，就是不坐三轮车这一条不好。　　我们下营连检查工作，一天几十里，就是走。公交车不能坐。自行车那时是奢侈品，最方便、最多的就是三轮车。上级指示不准坐，就是让坐也不能坐。咱为穷人打天下，进城了，你坐在上边，让穷人拉着你跑，那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么做的。　　杜博老人说：　　打下天津，打扫完战场，部队就在路边等着号房子。正是三九天，打仗一身汗，歇下来透心凉。有的地区那房子也不大好找，官兵又累又乏，许多人坐那儿就睡着了。不打仗了，老百姓出来了，让我们进屋去，没有命令谁也不进屋。老百姓围着我们，看枪看炮看大洋马，说东北大军人好、枪好、炮大，大洋马膘肥体壮真漂亮，还说我们对国民党俘虏太好了。　　营部驻在一个中学教员家。他们早晨油条、豆浆、小菜，中午、晚上大米饭、馒头，炒几个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我们就是高粱米饭，红了巴叽的，上顿下顿白菜、豆腐炖粉条子，有几片肉。头一天房东给我们炒几个菜，非让我们吃不可，说你们不是讲军民一家吗？一家人还客气什么？我们说解放军有纪律，军民一家不在这上头。房东大嫂啧啧感叹，说大军太苦了，打仗还要出生入死，太不容易了。　　我们2纵在沈阳纪律不好，受批评，政委吴法宪还受了处分。这回打天津，上上下下都狠上了，谁也不准出问题。一级抓一级，人人写保证书，班排也写，支部表态，仗要打好，长处更长，短处要变成长处。结果，2纵虽然只在城内住了个把星期，但是攻城、守纪双胜利，打了两个漂亮仗。　　虎师雄威——如果仅仅是表现在战场上，那迟早是要变成纸老虎的。　　肖陈、钟袁、邓吴并告黄：①　　据黄敬同志来平谈，天津我军有以下不良表现，盼注意检查，并严格纠正。　　（一）占住民房太多。　　（二）打纠察队。　　（三）不听军管会的指挥（应听军管会指挥）。　　（四）逛街部队更多。　　（五）汽车压死人现象尚未停止。　　（六）部队出问题后，部队首长只解释而不注意纠正。　　林罗刘　　八日十二时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存在。　　还应该说，比起沈阳，天津的城市纪律好多了，北平就更好了。但这并不意味共产党人对自己的错误视而不见，而是恰恰相反。　　置身于一座枪打炮轰的城市，与接收一座比较完整的城市，那环境、景物、氛围给人的感觉，是不可能一样的。特别是刚从血火中冲杀过来，目睹那么多战友在身边倒下，周身的神经和细胞都被那血与火激动着，若没有像2纵官兵那样被一种强力敲打、警示着，某些人的行为就可能出格。　　当然，这里也有些误会。　　就说“尚未停止”的“汽车压死人现象”吧，人命关天，这应该是个最严重的问题了。土八路进城，本来就有些发懵，道路不熟就更容易出差错。更要命的是，东北是左侧通行，这关里、天津是右侧通行。新司机技术差容易出事故，老司机习惯了左侧行驶，猛然间见辆汽车迎头驶来，赶紧打方向盘，还是容易出事。而在一些不了解个中缘由的天津人眼里，就是这“林彪大军”不懂规矩，不遵守交通规则，打了胜仗，老子天下第一，横冲直撞，什么都不在乎。第八章 （二）大改编（一）北平周围改编部队，从廿七日起开始向我各军指定地区开动，到今天止，除原三、一军军部，原二○五师（学生军）原一五七师（广东部队）及原新骑四师因等待另作处理而留在原地外，其余两个兵团部七个军部廿二个步兵师均已先后到达我指定地区。　　（二）在向指定地区开进过程中，原三一一师第一团第一营全部及三营机枪连两个排在丰台等车前向西山逃去，下落至今不明。原五六师一六八团五个连两个机枪排向怀柔方面逃跑已被我廿兵团全部缴械。原一二一师三六三团两个连企图拖走已被我二纵六师全部歼灭，原五师十三团第五营全部拖走，下落不明。除此四件事外没有发生整批的叛变行为，在行军途中发现单个的或三五个的逃跑行为，以及在行进途中乱打枪撕掉或涂掉我区标语，撕掉我革命领袖的像，讽刺在路旁欢迎的群众，强拉大车等行为则比较普遍，表现个别坏的是九四军军部十三军军部、九四军军部及十三军军部在上车时捣乱车站破坏电线打骂和扣押工人四师一零一师及各师均比较老实，在出发途中均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这是3月5日，罗荣桓和刘亚楼发给军委的电报中的两段话。　　北平国民党军队陆续出城，开到指定地点后，即被东北野战军和华北2、3兵团隔离，改编工作亦随之开始。　　对20多万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2月26日，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将国民党军队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和25个师，分别编入解放军各部队。　　华北“剿总”搬出中南海，重回西郊原“剿总”营房后，一些人把办公桌椅劈开当柴烧取暖，在村子里拍卖衣物。到了晚上，推牌九的，掷骰子的，各处室喝五吆六、稀里哗啦响，一派醉生梦死的末日心态、景象。　　当初，傅作义刻意将“剿总”设在城郊农村，为的是避开城里花花世界的诱惑，保持察绥军的艰苦奋斗精神。傅作义抓部队也确实有一套办法，尤其严禁部下赌博，而今可没这心思了，也管不了了。都交给共产党了，让共产党管去吧。　　张秀川老人说：　　我带80多人，到庞各庄改编16军的一个师。　　80多人，除一个警卫班外，全是政工干部。一个师政治部，3个团政治处，机关干部近30人。3个团政委，10多个教导员，30多个指导员，每团、每营、每连一个。　　师长大个子，一口山西话，挺粗，也挺朴实，据说挺能打仗。我到第一天，他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说咱们的傅总司令说了，如果打，打剩一个人也要打；不打了，那就一个弟兄也不能给我伤了。我听着不对味儿，就说你把话讲明白点。他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谁不听共产党的，那就是害了弟兄们，我就对他不客气。说得像绕口令似的，我听着想笑，又不能笑出来。战争年代，军事干部、政工干部我都干过，天南海北和多少人搭过班了，这回碰上这么个“搭档”。　　当时各纵都抽调宣传队，到受编部队演出节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政治教育、阶级教育。还从东北运来好多书，发给官兵阅读。记得有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都是小册子，还有《土地法大纲》。国民党军队中有文化的人比较多，开头也看不懂，我们就给讲解。过去受的都是反动教育，一下子也得拐个挺大的弯儿。　　我们的办法，是多到基层去，抓住那些积极靠近我们的官兵，并通过他们扩大骨干队伍。讲我军的传统、宗旨，他们听得有些吃力。讲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俘虏政策，投诚、起义政策，听得特别认真，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前途、命运。讲到国民党腐败、没落，必然灭亡，共产党必然胜利，他们都说在理、服气。最管用的还是诉苦教育。官兵大都穷苦人出身，一倒苦水，阶级立场很快就转变过来了，少数反动家伙也就孤立了。　　魏化杰老人说：　　我和师组织科长高峰，带30多人，去改编109师的一个团。到那儿没几天，师宣传队来了，演节目《刘胡兰》、《为谁打天下》、《一笔血债》等。一些士兵朝台上扔石头、土块子，打扮演地主、反动军官的演员，还有的拉大栓，吓得我赶紧制止，又让那个团的参谋长讲话。他就讲，弟兄们，这是在演戏，戏不是真的，那地主和国军军官，是咱们的解放军同志，弟兄们不能打他们，更不能开枪……　　那时，一个挺重要的任务，就是看住枪支弹药。这些起义部队都有武器，一是防止反动分子煽动武装暴动，二是别把枪卖了。国民党军队什么都卖，这回一些人要复员回家，就更想捞一把了。　　愿意留用的军官，本人和家属享受与解放军干部及家属的同等待遇。政治可靠，工作水平、能力优异的，还有提升的。愿意回家的，开个证明信，发给3个月原薪及路费，除武器外，个人财产可全部带走，回家还能分到一份土地。士兵除老弱复员外，走留自愿。有的连大都留下了，有的就剩十几个人了。　　张秀川老人说：　　有天晚上，附近咱们部队的一个通信兵出来查线，被人捉去活埋了。有个团政委报告，说他那个团有宪兵团的，要组织暴动。我把咱们的人都召集起来，在一个大院子里，警卫班把机枪架房顶上，同时派人去纵队报告，随时准备增援。后来查清了，国民党特务密谋暴动，还搜出一些炸药，因为发现暴露了，没搞起来。　　那个把月，特别是头一个星期，真是睡觉也得睁只眼睛。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都有武器，敌情不明，你知道谁是死硬分子，怎么算计你？一觉醒来，看看天亮了，有人就会说上一句，我这革命还未“成功”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