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5

北平是和平解放的，这话没错。可若没有外围丰台这场血战，还有张家口战役、天津战役，傅作义会那么老实地让出北平吗？　　李维英老人说：　　我们这些5纵老兵，一唠起丰台，我这个当年的宣传科长，就想喊“战士万岁”——不是我们通常称士兵为“战士”的那种战士，而是所有奋不顾身、舍生忘死的军人都是战士，都是万岁、不朽的。　　丰台一战，我们5纵这个四野的小兄弟，威名大振。　　8天后，在涿县，周恩来副主席表扬5纵，说我们一个纵队完成了两个纵队的任务。第五章 （三）张家口决口12月22日晨，张家口周围枪炮声骤起，对这座塞外名城已经“围而不打”两个星期的解放军，开打了。　　下午，傅作义给驻张家口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和105军军长袁庆荣来电，说35军及部分援军被歼，张家口守备已无意义，要他们相机突围，转进绥远，向董其武靠拢。　　这无疑是投进他们心头的一枚重磅炸弹。　　张家口南临平津，西接绥远，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其得失关乎华北“剿总”的全盘战略。自1946年10月傅作义偷袭得手后，就将其视为万不得已时西退绥远的重要支撑点，配置重兵防守。除城内利用坚固建筑物设防外，还在外围的赐儿山、人头山、元宝山构筑明碉暗堡，一些重要部位还用战防壕沟连接起来，形成交叉火力，进可攻，退可守。孙兰峰说这些工事不亚于万里长城，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无法接近。　　而今，一切都成无物——不，城外山上一些阵地到了解放军手里，那才叫固若金汤呢。　　孙兰峰和袁庆荣这两位35军老兵清楚，35军及援兵被歼，不只是张家口守备已无意义，而是下一个马上就要轮到他们了。　　快跑！　　在兵团司令部，孙兰峰、袁庆荣和各自的参谋长紧急会议，决定23日拂晓分两路突围，向商都县转进。　　从城北大镜门突围的一路为主力，由袁庆荣亲自指挥，兵团部随后跟进，其中还有许多省、市政府的官员及家属，在察绥军灰色的队伍中很是扎眼。　　部队出了大镜门，东方渐现鱼肚白，周围的山地、旷野明朗起来。偶尔一声枪响，在塞外清晨干冷干冷的寒风中，显得格外尖厉而又瘆人。　　天大亮了，队伍进入一条山沟。行走的热力，仿佛使官兵揪紧的心也松弛了些，前方突然枪炮声大作。陶赖庙周围的高地上，解放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交叉火力封锁了沟底通道。前卫259师连攻几次，都被打了下来，伤亡惨重。　　袁庆荣可不像郭景云，他知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跑去炮阵地，亲自指挥炮兵掩护步兵攻击。眼瞅着对面高地上的阵地被炸成了一堆堆黄土，倾泻下来的火力却不减弱，259师的一个团上去下来，光秃秃的山坡上横七竖八的尸体越积越多。　　孙兰峰从后面赶了上来，告诉他，原定从西门突围的骑兵部队，不知怎么搞的也从大镜门突了出来。　　原来，这一路的两个骑兵旅，在旅长卫景林指挥下，按照统一部署突围挺顺利，两个前卫团已经到达郭磊庄附近，并占领了有利地形。就在这时，卫景林接到“情报”，说大镜门外的出路已经打通。一直为自己这一路势单力孤、提心吊胆的卫景林，立即下令已经突围出去的两个团撤回张家口，随他出大镜门跟在了主力的后头。　　前边久攻不下，后边久等不前，长不到20里、宽不足1里的山沟已经人满为患了，突然又拥进两个骑兵旅。5万多步骑炮兵动弹不得，一些路段挤挤匝匝，愈发混乱不堪。　　袁庆荣又急又恨，孙兰峰心急如焚。他们都明白，黄昏前不能杀出条血路，部队将难以控制，这里就是葬身之地了。　　红了眼睛的袁庆荣，命令259师师长郭跻堂亲自率领全师发起攻击，命令210师也投入战斗，骑兵部队在两翼助攻，拼死一搏，最后一搏。　　枪炮声大作中，前面沟口两侧光秃秃的山坡上，又是一幅重复了大半天的上去下来的画面。　　这时，在20里山沟的后尾的那一端，突然有人喊起来：张家口被共军占了，共军追上来了！　　这声音像瘟疫，像电流，像决堤的洪水，又像迅速倾倒的多米诺骨牌，只是那人可不像多米诺骨牌那样齐刷刷倒下不动，而是像被炮弹炸飞了似的猛然间四散奔逃。　　20里山沟，车翻炮仰，人挤马踏，女人哭，孩子叫。　　张家口附近的山地，都是光溜溜的秃山。有的夏天也黄糊糊的一毛不拔，有的长些毛茸茸的蒿草，使大劲只能生出些稀疏枯干的荆棘。　　这一刻，那山顶、山坡、山洼、山沟，几乎被十几万军队覆满了。黄军装的是华北3兵团的1、2、6纵，稍带草绿色的是东北先遣兵团的4纵，灰色的是傅作义的察绥军。后者被前者追撵着，从这面山坡跑上那面山坡，常常是见势不好又潮浪般翻卷下来，在山沟或山洼里没头苍蝇似的乱撞一阵子，就在漫山遍野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的喊叫声中，齐刷刷举起了双手。　　袁庆荣和副军长杨维垣、参谋长成于念，带着几个卫兵，跑进一条山沟里。　　张家口的这个11兵团，主要就是袁庆荣的105军支撑着。作为这次突围行动的总指挥，他并没有自动放弃指挥，而实在是谁也指挥不了谁了。对于一位将军而言，这一刻的兵败如山倒，也实在是太令人恐怖、太刻骨铭心了。那是将军威严的丧失殆尽，那是权力宝殿的轰然崩塌，当然也是末日的顿然降临。现在，他只盼着能找到个空隙钻出包围圈，跑得越远越好。　　进沟出沟，上山下山，磕磕绊绊、跌跌爬爬走了一夜，黑灯瞎火，慌不择路，地形方位全糊涂了，好在没有碰上解放军——是不是已经逃出去了呀？　　碰上了258师师长张惠源和参谋长王鸿鹄。昨天晚上就碰上了，后来走散了，天亮后又碰上了。中将、少将，最低也是个上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个丢了帽子，那个披条毯子，腿脚大都摔伤了，一瘸一拐的，那身上脸上泥呀血的，险些都认不出来了。　　晚上有夜色掩护，天亮了这军装也和山色差不多，老天爷却下起雪来，山野一片银白，走到哪里都明晃晃的一览无余。比这更可怕的，当然是端着刺刀逼上来的解放军。　　又走散了的王鸿鹄，当晚在个狼洞里猫了一夜。第二天爬出洞来，披件士兵的皮大衣，给自己任命个“少尉文书”，下山去找解放军了。　　除孙兰峰外，11兵团军师旅团各级长官，基本都成了俘虏。　　孙兰峰是在俘虏群中溜掉的。一领老羊皮大衣，一顶半旧军帽，年近花甲的兵团司令仅带一名卫兵，在零下30多度的风雪严寒中，翻山越岭过长城，历时7天到达商都县时，已是手脚冻伤，面色死灰，没模样了。　　由于突围的决定太突然，过去“誓与张家口共存亡”的高调唱得太响，袁庆荣担心造成混乱，对突围的布置严格保密，连军部的一些人都未觉出异样，那些地方部队就更闷在葫芦里了。察哈尔省保安副司令兼张家口市警备司令靳书科，还像以往一样照常上班，省警察局长气喘吁吁跑进来报告，才知道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靳书科又气又急，立即下令准备出城，一时间人喊马嘶，鸡飞狗跳。　　袁庆荣怕乱反倒更乱了。　　突围方向选择也有问题，袁庆荣还留了一手：万一突不出去，就撤回来固守。　　这就像傅作义是走是守、南撤还是西退举棋不定一样，貌似决定突围了，实际并未咬紧牙、横下心，也就使部属心神游移。否则，5万余众绝不致顷刻间灰飞烟灭。　　可就算袁庆荣咬牙横心突围成功了，甚至傅作义已经率领察绥军西退绥远了，这结局、这模样不也是迟早的事吗？　　像郭景云、安春山一样，袁庆荣、靳书科及全部师长、大部团长，都是35军的老兵，孙兰峰则参加了自长城抗战以来的所有战役、战斗。王雷震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在新保安被俘之初，深以自己在抗日战争以后，没有断然‘解甲归田’，置身事外为憾”。可身为军人，他有选择自身的自由吗？　　从蒋介石把他们拖入这场内战时起，这些最早参加抗战的民族英雄，就注定只能是这等下场、模样了。第五章 （四）傅作义没出一招好棋16军被歼！　　104军被歼！　　35军被歼！　　105军被歼！　　傅作义一日数惊！　　辽西会战，他曾疑惑廖耀湘那样的名将，又是那样一个精锐兵团，怎么顷刻间就稀里哗啦了？而今，除了张家口的地形地物外，11兵团官兵那狼奔豕突的情景，又与辽西有何两样？　　把双手插进背后棉裤腰里的傅作义，在房间里焦躁地踱着步子，那脚下，那心头，一声声好像都是两个字：完了！完了！　　北伐战争期间，师长傅作义奉命率部直捣涿州，切断平汉线上的奉军联系。他派一支部队伪装成奉军，神不知、鬼不觉混进城去，内外夹击，一举夺下涿州。奉军以十几个师的兵力，将孤军深入的傅作义的一个师团团围困，飞机投弹，大炮轰击，又调来坦克，连续发动猛攻。奉军把手头的各种新式、重型武器都用遍了，又用土法往城下挖掘坑道，填塞炸药，炸塌城墙。傅作义组织军民，挖掘一条长20里、宽6尺、深3丈的壕沟，隔上一段就扣口大缸，派人伏在缸内，测听动静，并用掘出来的泥土筑成一道内城。同时将城内官粮、民粮统一管理，计口下粮，以备长期固守。奉军气急败坏，也是实在没辙了，竟搞起化学战。几百发毒气弹射入城后，奉军开始攻击，城上依然枪炮齐鸣。　　从蒋介石到阎锡山，都认定孤城困军，一无援兵，二无粮弹接济，涿州城没几天撑头。结果令包括对手在内的所有人都赞叹不已的，却是傅作义竟然固守了96天，奉军伤亡逾万，硬是攻不下一座涿州城。　　提起涿州，人们就会想起傅作义。就像提起林彪，就会想到平型关大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提起四野，就会想起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那支大军。　　但是，如果傅作义只有一战成名的涿州保卫战，那就没有今天的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了。　　内战伊始，傅作义趁华北解放军与中央军在怀来激战之际，从背后偷袭了解放区的要点张家口，由此又在国民党阵营引发一阵“傅作义热”。　　3年间，无论是在华北，还是支援东北国民党作战，傅作义都曾有上佳表现。就是那个破了产的“围魏救赵”计划，也体现了他的一贯作战风格：大胆、谨慎、机敏、果断，善用谋略，又敢于冒险，必要时甚至不惜孤注一掷。　　不过，现在历史已经愈来愈紧密地把“傅作义”和“北平”连在一起了。很快地，一提起傅作义，人们就会想到“北平”、想到“和平”、想到“起义”了。　　眼下，他本人还没这么想。　　已经成为历史，让他还有几分自信。　　走、守未定间，傅作义是想趁林彪未进关之前，寻机消灭几个解放军纵队，稳定华北的军心、局势。这样，林彪进关，是走是守，也能从容应对。存亡胜败，皆在人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说不定还能再创造个奇迹呢。　　12月1日，解放军攻占柴沟堡、怀安、旧万全、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形成了包围态势，傅作义认为机会来了。他把35军这只猛虎放出北平，一为确保西退绥远通道，二是期望它能猛吃几口，创造点奇迹，结果却是被对手吃个精光。　　放出去接应35军的16军和104军，又是有去无回。　　105军、11兵团也是他放出去的，一个个就像林彪吃炒黄豆似的，咯嘣咯嘣被人家吃得那么甜脆，快把察绥军那点家当吃光了。　　他傅作义什么时候打过这种仗呀？　　35军被歼，傅作义心胆欲碎。　　郭景云那句“你还要不要35军了”，更让他万箭穿心。　　每个军人都有或曾有他所在的部队，可有谁像他那样为35军倾注了那么多心血？他曾指挥这支部队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报效国家，那是他这位三星上将的摇篮，也是他安身立命的靠山和根基，那些生者和逝者与他朝夕与共，他把他的生命和灵魂都留在了那里。在这个世界上，他可以失去一切，唯独不能没有35军。　　可那个有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中的新1军和新6军的，大都由远征军组成的卫立煌集团，不也是蒋介石的命根子吗？老蒋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到头来不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溃败、灭亡吗？　　12月5日在张家口，他还对35军和11兵团师以上军官讲，林彪部队远在关外整训，远水不解近渴，平北仅有聂荣臻部孤军作战，105军及其附属部队完全可以对付。当天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接到安春山报告：怀来附近发现戴狗皮帽子的林彪部队。　　他不相信：这怎么可能？　　大战之后不休整，这违反常规。近百万大军行动，几百里行程，空中、地面侦察竟然一无所知，这怎么可能呀？　　许多人都搞不懂，傅作义何等精明之人，为何一错再错，未出一招好棋？须知他的所有战略，都是构筑在明年春暖冰雪融化林彪才能进关的基础上的。大战略错了，宏观上没了主动权，焉有不处处被动、被人牵着鼻子走之理？　　新保安围而不打，一些人搞不懂毛泽东的葫芦卖的什么药，傅作义几乎一眼就看出了个中玄妙，可他既存幻想，也舍不得丢下35军这个命根子。而当对手快刀斩乱麻般收拾了新保安和张家口后，他就哪儿也去不成了。　　毛泽东那是神来之笔，一笔一笔又一笔。与这样的人对弈，他能出什么好棋？况且一个行将灭亡的王朝，又能有什么好棋？　　倘若援军能源源而至，胜负天平并未失衡，或者正向己方倾斜，他会毫不吝啬地将对手的用兵之道咀嚼、赞赏一番。毛泽东太伟大了，那雄才大略太令人折服了。只是眼下实在没有这种心境，只能留待后来漫长的岁月中独自回忆、品味了。　　丰台攻不动，南苑机场也拿不下来，两个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竟是这等熊样，这仗还怎么打？　　他在心头恨恨地骂着92军、94军，可他那个“王牌之王牌”、能攻善守的35军，不也是一个熊样，甚至还不如人家吗？　　“剿总”三处（作战处）上校参谋方正之，给傅作义送来一封电报，傅作义劈头就问你们处长呢？方正之说有事出去了，傅作义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摔，暴跳如雷地道：你马上把他给我找回来！　　身边人觉得总司令不大像原来的那个总司令了，自然也就明白他是怎么了。　　稍微冷静些，傅作义就有些失悔，就把双手插进裤腰里，强使自己镇定下来。　　而且，他也不大相信真的就是山穷水尽了。　　放出去的都白给了，这回走不了了，我也不走了。　　脑海里就不时闪现出涿州保卫战的情景。　　首先是整补部队。把麋集在北平的河北省几个保安旅的“精锐”，改编补充为35军和104军，以262师师长朱大纯任35军军长，从横岭关狼狈逃回来的安春山仍为104军军长。另以一个保安旅改编为271师，补足101军。其余蒋系中央军各部缺损，则多未补充。　　然后是以中南海为中心重新部署城防。以“剿总”警卫团守卫中南海内部，暂编17师为外部警卫，35军和104军守备城外，蒋系中央军负责北平近郊，特别是城垣的守备。以4兵团司令李文兼任北平防守司令，统一指挥城防。　　安排停当，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好似有了点着落。　　4个字：固守待变。第六章 虎啸津门上世纪40年代末的天津城，南北长25里左右，东西窄处不及10里，从空中鸟瞰就像个巨大的脚印，嵌在华北平原东北部的海河五大支流汇合处。　　无论军阀混战，还是帝国主义几度入侵，战火都止于天津城30里之外，或者擦边而过。可这次，这座华北古城、名城，注定是躲不过了。　　天津地区平坦辽阔，无险可依，日军占领期间，曾在城内外交通要道修筑许多碉堡。内战开始后，随着东北战事吃紧，天津大兴土木，拨巨款修筑工事。　　城内各种碉堡星罗棋布，达700多个。后来在巷战中起了重要支撑作用的坚固建筑物，更是难以数计。　　城外一条深3米、宽10米的护城河，一道84里长的环城碉堡工事线，还有环城铁丝网、电网、鹿砦、雷区，一层层把座天津城围裹得严严实实。为了扫清射界，同时防止对手依托、利用，又在城郊纵火焚村，宜兴埠一带大火冲天，千数人家无家可归。　　在一片哭天嚎地声中，这座有近200万人口的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变成了一座堡垒。　　用津塘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话讲，是“大天津堡垒化”。　　“东北虎”呼啸扑打，29小时将其拿下。第六章 （一）实话实说凛冽的海风吹在脸上刀子般尖利，罗斯福呢大衣的衣襟呼啦啦扬起，一阵阵要把人推翻到盐田里去。侧后方突然一声爆响，田埂上又一枚地雷被踏响了，随风送来几声断续的喊叫。　　7纵司令邓华，深入塘沽前线查看地形。　　邓华受命指挥2、7、9纵攻占塘沽、大沽，切断敌人海上逃路。　　一条通往塘沽的铁路旁，并行一条狭窄的土路，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盐田和寸草不生的盐滩，几幢盐工的红砖房子在地平线上微微凸起着。　　难题不在于敌人纵深如何层层设防，也不在于“重庆号”等舰只可从海上支援敌人作战，而是那条铁路、公路根本展不开部队，只能从盐田、盐滩上发起攻击。地域平坦不怕，可以挖交通壕，“东北虎”干这个已是轻车熟路了。可那蓄满海水的盐田和涨潮时一片汪洋的盐滩不用说了，就是那表面干爽之地，两锹下去，苦咸的海水就冒出来了。有的勉强挖出半人多深，第二天又塌成了一条烂泥沟。两件呢子衣服加上毛衣、衬衣，仍然寒风刺骨，官兵们一身泥呀水的，如何作战？　　这个仗不好打。　　不好打也得打。　　东边应依情况，力争先歼塘沽之敌，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这是1948年12月11日9时，毛泽东给“林罗刘”的电报中的一段话。　　一个“最重要”已是绝无仅有，而在此前后给“林罗刘”的电报中，毛泽东几乎每次都要提到塘沽。　　12月21日24时，毛泽东又在一封关于塘沽之战的电报中指示：　　我军应不惜疲劳，争取于尽可能迅速的时间内歼灭塘沽敌人。　　当时，邓华不可能看到这些电报，但从“林罗刘”发来的一封封电报中，理解毛泽东的战役构想、意图，对他这样身经百战的将军却是很容易的。秤砣虽小压千斤。堵截海口，全歼华北之敌，塘沽原本是平津战役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支撑点。在新保安被攻克，张家口亦指日可下后，其分量和地位就愈显突出了。况且辽沈战役中未能控制营口，致使52军万把人从海上逃掉，毛泽东批评“是个不小的失着”，对东野的每个将军都是记忆犹新的。　　12月23日，7纵20师和21师，在纵队和师属炮兵全力掩护下发起攻击。可步兵一无工事，二无地形地物可利用，被敌人陆海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伤亡1千多人。　　24日，9纵一个团攻击大沽受阻，同样伤亡惨重。　　邓华当即下令停止攻击，致电林彪。　　在报告了塘沽地形和进攻受阻的情况后，他说：　　此次为我们入关第一仗，故必须慎重从事，充分准备。……据我们估计，塘沽为敌人唯一退路，故不打而跑的可能性较小（据供，敌人要守，到塘沽后赶筑工事就是证明）。万一跑了于敌更为不利，而便可打天津、北平。　　虽未明确建议改打天津，但那意思已是比较明白的了。　　这可不是邓华第一次对上级说“不”了。　　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没有比1947年6月的四平攻坚战打得再惨烈的了。战前，邓华认为仅有两个纵队攻城，兵力不够，致电林彪，建议再增加一个纵队，实在不行，两个师也可以。林彪未置可否，只增调个6纵17师。激战两星期，两个纵队伤亡惨重，有的简直快打残了，才把6纵另两个师调来参战，形成“添油战术”。　　邓华还曾建议推迟攻击时间，未获同意。　　战后总结，林彪和刘亚楼讲了两点教训，一是对敌情判断不明，守军有3万多人，却判断为不到两万人，攻城兵力显然不足。二是打急了，有的部队没看地形就发起攻击，违背了“四快一慢”中“慢”的原则。　　打了半个月的四平攻坚战，已经控制3/4的市区。守敌71军的军直属队都打光了，军长陈明仁把卫队都派上去了，他已经把手枪放到桌上，等解放军攻进地下室就自杀了。　　世上许多事情，都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成功了——如果邓华的两个建议获准了，是不是就不会差那么一点点了？　　四平攻坚战的影响是巨大的。辽沈战役，林彪率部南下北宁线直取锦州，得知国民党又从华北增援两个军到葫芦岛，又想转身回头去打长春，原因之一就是怕把锦州打成四平——他有点被那场红天血地的噩梦魇住了。　　那么，塘沽会打成个什么模样，打出个什么结果？像所谓的“四平大捷”一样，就算是侯镜如守城成功，给傅作义打一针强心剂，增加稍许嚣张气焰，国民党在华北的溃败也是指日可待的。可那些攻坚勇士的鲜血呢？在四平已经交了一次学费，在塘沽还要交第二次吗？　　有人说那学费已经交了。既然明知地形不利，邓华就该及早建议，而不是两次攻击受挫后再说“不”。　　有人说这已经够难为邓华的了。那是毛泽东的决策，而且是盯住不放的“最重要”的决策点之一。邓华只是个纵队司令，他这样做，那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而依邓华的性格，即便林彪、毛泽东对他说“不”，无论压力多大，也会继续“不”下去的。　　邓华这个人“很硬”。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湖南郴县人邓华，中上个头，瘦削精干，平时话语不多，吐口吐沫是颗钉。决策果断，决心硬朗，看得准，打得狠。对同志批评很严厉，对上从无恭维之辞，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实话实说。　　四平攻坚战，战前邓华下令多抓俘虏，而且一定要抓住个连以上军官。结果，他对敌情的判断是最准确的。　　知己知彼，那“不”说得就硬气，有理有据有底气。　　而塘沽地区不便于大兵团作战，又不可能越海包围，只能作陆地看守与阻击。倘若非打不可，那也只能把敌人赶到海里去，坐上军舰逃跑，自己则是伤亡一大堆。　　毛泽东接到林彪的电报，一看就明白地图与现地往往是不同的，有时靠地图指挥、决策是行不通的。尽管此前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在12月29日23时给“林刘”的复电中，仍然痛痛快快地道：　　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至于林彪，在攻击塘沽的3个纵队中，有2纵这样的主力、老大哥部队，却让7纵司令邓华当总指挥，除了邓华的资历外，是不是还记着四平攻坚战时他那两次说“不”呢？　　1936年红军东征结束回到陕北，中央召开团以上干部会，由毛泽东作东征总结报告，然后以师为单位进行讨论。78师十几个人坐在一棵老榆树下，有人说毛泽东讲得好，有人不以为然，罗列出一堆错误和问题。双方正在争论，毛泽东过来了。大家继续发言、辩论，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和副师长韩先楚，接着原来的嗑唠，一样地说好、说不好，全无顾忌。毛泽东面带笑意，跟大家坐在一起，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自始至终只见点头，未见摇头。　　1945年8月1日，朱德、林彪、叶剑英和肖劲光，去南泥湾延安炮校参加因召开七大而推迟了半年的开学典礼。朱老总正讲着话，有个学员走上台去，敬个礼，递给朱老总一张条子。有人开了头，那条子就不断了，朱老总一个个给大家解答，眼镜摘下又戴上。什么没烟抽了，鞋子破了，没袜子穿了，能不能让京剧团来给我们演场戏了，除了没有讲吃不饱的外，几乎什么问题都有。3纵打完一仗，从纵队到师团营连排班，都要开战评会。刚从战场上下来，失去那么多战友，随时可能投入战斗，又要流血牺牲的军人们，什么都敢讲，只求打胜仗、少流血。7师21团副政委雷致祥，人称“伙夫司机”，当面给师领导提意见，说某某是“摆到桌面上的英雄主义”，某某是“隐蔽的英雄主义”，某某是“没有主见的尾巴”，然后一一说明事实。　　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六章 （二）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11月中旬，傅作义曾决定放弃张家口地区，将兵力收缩集中于平津唐地区，并将“剿总”总部移往天津，却是有决定，无行动。行动起来的是，傅作义将其家眷送往重庆，把张家口的军官眷属3千多户及其家当搬到了天津。这无疑是一种信号，其他地区一些军官，包括一些地方官员及有钱人家，纷纷效仿，都认为天津是最安全的地方，从四面八方将老婆孩子送来天津，天津人口骤然膨胀了起来。　　当时人称天津为“太太集中地”。　　比“太太集中地”更闹心、更恐怖的，是“难兵集中地”。　　东北野战军进关，途中到处可见辽沈战役后释放的俘虏。三五成群，十几个人一帮，还有几十人结帮成伙的，也往关里走。见解放军队伍过来了，他们就自动闪到路边。队伍在两侧行军，他们就走在中间。许多人羡慕队列中那些仍是一套国军服装，只撕去了军衔、帽徽的解放战士，有人瞅住个干部模样的解放军，就上前搭讪着套近乎。若在1947年夏季攻势之前，上前套近乎的就十有八九会成为解放军了，可现在是什么时候了？12个纵队和特种兵全都齐装超员，步兵纵队一律4个师5万多人。除非你有什么特殊技能，否则谁要你呀？　　前面是山海关了，杜博跟几个一路已经走熟了的释俘开玩笑，说快走呀，前面老乡敲锣打鼓欢迎你们了。一个嗓门老大的四川兵，苦笑着道：还能有欢迎我们的？我们打败仗喽，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可把老子害苦喽！　　现在，这些人都到了天津。许多人还要南下，但都要在天津待上一段时间。　　还有华北战场上的一些溃兵、释俘，也涌来天津。　　散俘溃兵将近6万，数量占守城兵力大半。　　难民无疑是令人同情的群体，可在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下，特别是需要为生计、生存挣扎时，就难免有暴力倾向、暴民行为。而清一色男性，又年轻力壮的难兵，就更可怕了。他们要吃、要住，一些没有棉衣的，破衣烂衫的，还要穿。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他们的身影，抢劫、盗窃、强奸、打群架，本已乱哄哄的天津，因他们而愈发混乱不堪。　　比这种有形的东西更可怕的，是这些徒手散俘随时随地发射的那些无孔不入的软性子弹。“林彪大军太厉害了，傅作义根本不是对手！”“我是新6军的，新6军没放几枪就完蛋了！”“国民党不行了，趁早想想自己的后路吧。”这些口音南腔北调的散俘，在各处军营中都有老乡，一传十，十传百，这些话就像瘟疫般迅速传播开来。　　共产党的俘虏政策天下第一，一个都不浪费：留下来的重新武装，掉转枪口去打敌人；放回去的都当了义务宣传员，把国民党的军心士气击打得千疮百孔。　　有形的，无形的，天津敌人已经从内部溃烂了，那报纸和电台却天天都在给自己打气：“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　　1949年1月3日，天津外围激战开始，12日外围据点扫荡干净，陈长捷等人感受到了这支有着强大炮兵的戴狗皮帽子的军队的劲道。　　11日，陈长捷接到林彪、罗荣桓的一封信，要其“和平放下武器”。他即召集62军军长林伟俦、86军军长刘云翰、天津市长杜建时，到警备司令部开会。　　小会议室里，几个人默默无语，除了偶尔传来的枪炮声，静得像能听得见心跳声。　　我揣测他们各自可能都有投降的意思，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来。我请陈长捷到另一个房间单独谈。陈长捷说：“我让他们打，谁不打就不行，我让他们降，他们不降，我就毫无办法，还是等待北平和平谈判成功，一起行动。”我又请两位军长到另一房间里谈。他们说：“陈是司令，要他说话，我们不能领头。”这样，他们都不说投降。　　这是杜建时的回忆录中的一段文字。　　陈长捷和林伟俦的回忆录，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们都认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也都清楚抵挡一阵子后会是什么结局、下场，也就都觉得应该放下武器谈判。只是谁也不想先开这个口，都希望别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让别人在前边当敢死队，自己再跟着往上冲。　　官场如此，战场上又会怎样？　　林伟俦和刘云翰都是蒋系将领，天津守军都是中央军。陈长捷是唯一的傅系，又调来不久，等于光杆司令。杜建时是中国第一位“博士将军”，曾任中央军校分校主任、陆军大学教务长、国防研究院主任，38岁任天津市长、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护路军中将司令，年轻有为，只是生不逢时，又成了国民党中人。　　是彼此生分，不熟悉，互相猜忌，才不敢直抒胸臆？那大敌当前，又如何能够精诚团结，共同对敌？是慑于特务的监察、窥视？那现在已是什么火候了？况且司令、军长、市长，个个不都大权在握吗？是碍于将军的面子、尊严？那就像郭景云那样死硬到底呀，为什么到头来还是举起了双手？　　相对无言了一阵子后，陈长捷才拿出林彪、罗荣桓那封信。林伟俦、刘云翰和杜建时也拿了出来。原来大家都有，自然也都心中有数——就像手里那张纸，只是谁也不想率先捅破而已。　　于是，杜建时就先后与陈长捷等人单独谈话。　　无论大家怎样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那复信却是果断决然，大义凛然，一副顶天立地、生死不惧的军人气概：“武器是军人第二生命，放下武器乃军人之耻！”　　那心头呢？那行动呢？　　什么叫“外强中干”、“色厉内荏”？　　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还有幻想。　　锦州、长春、沈阳，一座座城市“陷落”的情景，在他们脑海中叠印多少次了？可他们忘不了陈明仁曾经坚守的四平，陈长捷更是忘不了那个涿州。北平那边，傅作义正在和共产党谈判，人在垂死之际也难免有一丝幻想，傅作义不是一再命令他们“坚定守住，就有办法”吗？那就是坚守到北平和谈尘埃落定那一刻，拿士兵和人民的鲜血作讨价还价的筹码。　　14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总攻。抵挡到15日夜，陈长捷又召集两位军长、一位市长开会。这回见到棺材了，那话也就等不及让别人说了：各部前线径直接洽，就地放下武器，实现和平。　　虽然什么价码也没讨出来，也不管“固若金汤”的天津城横七竖八躺倒多少尸体，反正他们还是那一堆一块好好儿的，虽然荣华富贵是再也休想了。　　除警备旅、护路旅、宪兵、保安团外，天津守军原有3个正规军。35军被围新保安，傅作义从北平调去两个军救援，又将天津的92军、62军调去北平附近，只放回62军的两个师。加上86军的3个师，94军一个师，6个正规师与各类杂牌部队，只有13万人。其中，后勤、留守单位及伤病员近万，各地奔来的几千户军官眷属，穿军装的护理随从亦有万余。　　锦州守军只有8万多人，可锦州城小，天津城大，二者比较，天津就像个皮薄馅大的包子。而且那“皮”的质量也差多了，主要是士气比锦州守军差多了。　　所谓正规师也大多正规个番号。作为守城主力，62军和86军5个师中，有两个师是由警备旅改编的，62军就更惨了。62军是广东的老部队，本来挺能打的，可辽沈战役期间增援锦州，在塔山被打残了，撤回天津勉强编成两个师，一个还留在了北平。新编的缺乏战斗经验，也就缺乏战斗力；有战斗经验的刚打了一场刻骨铭心的败仗，一提起“林彪大军”，那心就直哆嗦。　　可就是这样的62军，仍是防守天津的主力。　　老资格军人陈长捷，自恃天津能够抵挡一阵子，凭的是粮弹充足，工事坚固。　　那工事原本该更坚固些的。　　1946年7月，94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以构筑碉堡为名，向天津市政府要去两亿法币。当时法币贬值很小，两亿元自然是个不小的数字，结果只在南围堤上修了两个红砖碉堡，其余的钱都装腰包里了。　　条子（金条）、票子、车子、房子、婊子，牟廷芳是有名的“五子登科”。抗战胜利后，曾率94军到上海接收，没几天就“五子登科”得街谈巷议。条子、票子捞了多少，没法为他清点，人们看得见的是两栋洋房、4辆汽车、3个女人。在上海还未捞够，又到天津发财来了。　　而在接下来的“大天津堡垒化”进程中，即便主持人天津市长杜建时是清廉的，可他手下那些饕餮之徒呢？建筑工程历来是捞油水的肥差，更何况是这么大的工程，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谁不削尖了脑袋钻进去大显身手呀？　　再坚固的工事也是要人来守的，无论军心士气怎样混乱、低迷，也是必须同仇敌忾，一致高呼“大天津堡垒化”、“天津城固若金汤”的。可对于那些自毁城防的贪官污吏呢？　　倘是些连排长、科股长所为，那没说的，早收拾了。可连排长、科股长如何会有这等能量，有这等能量的人又如何惹得起呀！于是，这些与党国兴亡共同着命运的人，就眼睁睁看着城防连同党国一天天糜烂下去，谁也不说。清廉之人是想说不敢说，就希望别人能够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说出来岂不犯了众怒，也坏了自己的好事吗？　　党败家倾，自己也进了俘虏营时，这些人会作何感想？第六章 （三）天津已是囊中物1月2日，林彪致电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　　望注意在不攻击的地区和非主攻的地区，适当的布置佯动，以求使我主攻方向出敌不意。　　5日，又致电刘亚楼：　　我军主要突击方向，应以金汤桥、金刚桥及其以南为东西对进夹击的目标，第一步求得东西贯通和肃清第二线阵地内的敌人，然后依情况再以主力向北发展或向南发展。如六二军目前尚未进入核心区，则可照你们计划先歼灭南半城（包括核心区）的敌人，但如六二军目前业已移至南半城或在战斗过程中移至核心区，则你们应先歼灭北半城的敌人。为了不太分散兵力，我九纵与十二纵在七纵的左翼展开，九纵（一部）在一纵的右翼展开，以加强我东西对进夹击的力量。对正南与正北两个方向，只各派出一个师或四个团的兵力做有力佯攻即够。　　7日，林彪将天津作战部署报告中央军委：　　决定以5个纵队和6纵17师、12纵两个师（后又定为1个师）及全部炮兵，参加天津作战。因“敌强的守备部队在北部，弱的守备部队在南部，敌强的建筑物在南部，敌整个阵地的弱点在中部。敌中部之守兵与建筑物均不强，我军对敌之中部攻击则从东西两面能展开大的兵力，故主攻选择在中部”。“我军拟以两个纵队的兵力由西向东并肩突击，以约两个纵队的兵力由东向西并肩突击，以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北向南攻，三四个团的兵力由南向北攻。我主力争取东西两方对进突击，首先歼灭中部的敌人，将敌南北切断，待我军已在敌之中部地区贯通以后，即以主力转向南面，歼灭南面的敌人。如战斗发展容易，则在第二步同时进攻南北阵地内的敌人。”　　林彪的电报，从孟家楼一封封飞向天津，飞向西柏坡。　　那踱步、看地图、咀嚼炒黄豆的样子，与在牤牛屯时一般无二，可谁都看得出来，“林总”的心情比打锦州时轻松多了。　　攻打锦州，为确定主攻方向和兵力部署，战前林彪两次到城北看地形。第二次，他带领刘亚楼和3纵司令韩先楚，来到距锦州更近的帽儿山下帽山屯前高地，那口浓重的鄂东口音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却仿佛有种金属的响亮：“过去打仗，敌强我弱，我们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弱点。现在，这里，我们是强大的，特别是有强大的炮火，就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强点。打掉强点，弱点就更弱了，甚至不攻自破了。”　　这话无疑底气十足，可之前要回头打长春的犹豫、动摇，是毫无来由的吗？准备一桌饭菜，来了两桌敌人。身在锦州前线，还要盯住敌人东西对进的两个兵团，一根肠子三下扯。特别是西边的侯镜如兵团，那个塔山距锦州只有大半天路程。谁又能想到，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后迟疑不决，会足足耽误了5天宝贵时间？倘若锦州打成了四平，无险可守的塔山再没顶住，东边那个廖耀湘兵团也很快冲杀上来，局面就不大好收拾了。起码大炮、坦克之类重装备是难以带走的，那可是共产党好歹积攒起来的从未有过的家当呀。如此，这场解放战争会不会拖延几年？　　而今，眼前只有个比锦州还好打的天津，其他的敌人都不足虑，又有了打锦州的经验。而自四平攻坚战后就压在心头的那块铅云，也早已化作明丽的阳光了。　　让刘亚楼任天津前线总指挥，也证明了这种轻松。但他并未当甩手当家的，而是一封封电报追过去，指点得详细、具体而又大气。　　总攻前两天，林彪又给天津前线发去一封电报：　　刘、一、二、七、八、九、十二纵首长：　　盼你们将陈长捷、林伟俦、刘云翰相貌、口音、年龄等等，事先通报部队，以便打下天津后活捉此三匪首，给北平敌以精神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