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1949》提要及作者简介《枪杆子:1949》提要 辽沈战役后,林彪率东北野战军进关、南下,一直打到海南岛。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记述了主要发生在共和国元年的这样一个全过程。枪打炮轰中,是鲜为人知的历史中的新闻,是用枪杆子打江山的亲历者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和只有他们才能触摸到的那种惟此一次的感觉,也是因此改变了命运的人类中有着共同文化、历史的最大的一群人的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本书以报告文学《雪白血红》、电影《集结号》同样客观、人性的风格,跨越时空的创作手法,大量的采访资料,反映战争的“雄性”和血腥,还原战争的真相,书写历史的真相。 这是一本真正的书,一本实事求是的革命书,一本少有人为修饰和政治偏见的书,一本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战争史书。 本书经新闻出版总署、总政治部、军事科学院审定,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出版,50万字,定价59.80元。 附:张正隆简介 张正隆(1947年—):辽宁本溪县草河口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家,中共党员。生于铁道工人家庭,1966年高中毕业,1968年赴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务农,1969年应征入伍参加解放军,历任81065部队战士、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沈阳军区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197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9年出版《雪白血红》。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报告文学集《爱,你是太阳》,长篇报告文学《雪白血红》、《解放》、《西部神话》,中篇报告文学《大寨在人间》等。长篇报告文学《血情》获第三届解放军文艺奖及中国报告文学505杯奖,另有10余部长、中、短篇报告文学获军内外省军级以上报刊优秀作品奖。现居住大连64军家属区。后记后记:身后有只狼 写下这行字时,两本书稿赶到一块去了,每天像抽了大烟似的伏案20来个小时,大热的天已经个把月了。 每天工作15个小时左右,算是正常的。 没到50岁,60岁前的活已经排满了。2005年退休,70岁前的活早满了,而且还在不断加活。人生易老,精力有限,有两条命也有干不完的活。可有的活就像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的那个姑娘,让你怦然心动,一见钟情呀。 有人请吃饭,我说“不会吃饭”。不会喝酒,那饭是不是就有一半不会吃了?有时是不能不去的,人在饭桌前,心在书桌上。连吃带唠加往返,少说也得两个小时,一天不就12个两小时吗? 有时就想,去了谁都得去的那个地方,在墓碑上挂个“请勿打扰”。 道光年间,我的爷爷的爷爷,即我的高祖父,从山东莱州府闯关东,走到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抓起把土,那土肥得要从手指丫冒油呀,高祖父那眼里放光呀。跪倒咣咣咣三个响头,那林莽际天、野兽出没的大山沟里,就有了第一缕炊烟。 鸡叫头遍,曾祖父就醒了。穿戴整齐,坐炕沿上吧嗒吧嗒抽袋烟,那只乒乓球大小的黄铜烟袋锅子,在脚侧的门墩上叭叭叭几下——这就是我家的“起床号”了。 天色还暗,曾祖父会出去给牲口添添草料,然后就在辽东大山里的那个庄稼院巡视。这是一天难得的闲暇,一颗心也进入遐想,就像那热炕头上的梦。天色还早,就坐在屋檐下滴水的石阶上,摸黑搓阵麻绳。觉得差不多了,烟袋锅子在窗台上叭叭叭,就把里面南北大炕上的鼾声打熄了。 每天到得地头,刚好是能看得见干活的时刻。 每月农历十五前后,特别是“三春不如一秋忙”时节,几乎就是跟着太阳、月亮连轴转了。 那人困哪,干着干着,或是上工路上迷迷糊糊跌倒了,呼呼大睡。曾祖父照屁股踢几脚,说没出息的货,睡到啥时是个头?使劲干活,出身透汗,不就精神了吗?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 听老辈人讲,那时像我的祖辈这样,下死力气劳作的人很多。而我的三个爷爷娶的三个奶奶,都是因为我们家的粪堆大、柴火垛大。曾祖父说明家穷,没钱,媒人几乎异口同声:你们家人这么能干,早晚那就是金山、银山。 我的祖辈太热爱土地,并坚信能从生长万物的土地中刨抠出一个庄稼人的梦,结果到了还是个梦——我正在修改着的一本书里已经写了,当然表现的不是这里的主题。 我这辈子也是因为爱,为了一个梦。 军营里的军人,每天是踏着12次(或13次)定时的军号作息的。我曾服役24年的某集团军,军机关20多年坐落在辽东大山里一座县城的山沟。除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外,我家书桌上的灯光,几乎每天晚上都是最后一个熄灭的。 有时写着写着,军号响了,是起床号。 那时的节假日,放假不像现在这么多,春节也只休息5天。临放假前一天,我就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回家门也不出——5天能写多少东西呀? 1994年调入军区创作室,成为专业作家,除了外出采访,这回就坐家写去吧。 1999年写《战将》,半年时间没下楼。 去年底,有人请吃饭,我没有名片,临别问我家里电话号码,我一下子懵那儿了。坐家两年多了,也用不着给家里打电话呀?那也明白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回家问女儿,女儿没笑,当然也不会想到我是保密、不讲。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枝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有时上趟街,妻子就跟着。坐在马桶上想稿子没事儿,走在路上让车碰了呢? 有时出版社要稿子,就像刚结婚就跟你要孩子。即便没人催,一本书多少万字,预计多长时间写完,每天要写多少字,那是只能超额,不能拖欠的。今天推明天,那还有完吗? 曾有人批评我:你不好抓紧时间采访吗? 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开头什么都写,后来不知怎么的就剩下了后者。而自选择了这种文学样式后,一部作品的采访工程结束了,那感觉就像听到了婴儿坠地的呱呱啼叫。 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必须倾心打造自己的诚信品牌,使读者知道你是真诚、有责任感的,看到你的作品感到亲近。还有,或者故事(世上还有这种事啊?),或者思想(这小子怎这么想的呀?),每页文字都得有点抓人的有新意的东西,使人欲罢不能。不然,如今媒体这么发达,生活节奏这么快,谁有工夫、耐性把几百页一本书读完?就像一出小品,几句话不能引人发笑,人家就换台了、不看了,那不是白写了吗?而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多好的故事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瞅着衔接得好像也挺容易)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气力。 谁也不能走进历史,但你必须竭尽全力走近它。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写作时,一觉醒来,想起一段,赶紧爬起来。采访也是一样。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采访工程完成1/3,起码进至一半左右,构思、立意,想写个什么东西,就得有数了。不然,你千难万苦,像个孕妇似的大腹便便揣回家的那些东西,可能许多都是没用的。 每部作品采访、收集资料的时间,几乎都是写作时间的倍数。 这本《枪杆子:1949》耗时还不算最多的,断断续续也15年了。 我早已说过,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十几万字、几十万字的东西,每当快写完了时,就觉得累得快要顶不住了。百余万字的东西也是一样。就知道人的惰性和潜力,都是很大的。 而且,比之拼死拼活从土疙瘩里刨梦的我的祖辈,我的这种劳作方式本身,就已经够享福的了。 如今这世上最累的好像是孩子,即学生。我那时不是这样。1963年中考,一个班考上3个,也没觉得怎么的就考上了。我就读的辽宁省本溪县一中,是全县唯一的完全中学,每年招收两个高中班100人,升学率50%左右。这就意味着一只脚已经迈进大学门槛了。那时的大学生金贵呀。父母当然高兴了,却在家庭和亲戚、邻里间激不起半点波澜,自己也不觉得怎么的。那时一年一度的高考,校门口没有家长,更谈不上社会总动员般为高考忙活了。那时就是考上清华、北大,也没有“谢师宴”。 1966年6月,就要进入考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了,大学梦从此破灭。读3年书,闹两年“革命”,我称之为“高中本科”。 学校食堂上顿下顿窝窝头,个把星期有顿馒头。馒头不用说了,窝窝头也是能省就省。理化实验室临街有个小新华书店,那时一本书也就两三角钱(像《林海雪原》这样的长篇小说,我记得也未超过5角),用不上个把月就能去那里买本书。最紧张的是钱快攒够的那几天,总去看,就怕早就相中的那本书让人买走了。书到手,那就是我的节日。如今也是吃个半饱,因为吃多了坐到书桌前,胃不舒服。我至今保留着学生时代订的《鸭绿江》、《北方文学》、《诗刊》,还有买的几十本书(大都是诗集),都是这么口攒肚子省的。 1992年秋,从南方采访回来,一堆书信、杂志中,有封中国作协的信,里面是张入会表。 “高中本科”后上山下乡,接下来是35年的军旅生涯,直至退休。“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从戎而未投笔的我,只有一个作家梦。那时没大学可考,多少人往军营里奔,又有多少人在文学之路上挤。而这一刻,多少人已经扑通扑通下海了,或者准备下海了,我捧着那张入会表的手,激动得有些发抖。 除了爱,后来还发现,除了“爬格子”(我至今仍在格子上爬)多少能爬出点名堂外,干别的就算累趴下了,也可能一事无成。 而觉得身后有只狼,就是从揣上个作家梦开始的。 如今狼已成了稀有动物。我的祖辈在辽东大山里刨梦时,狼就像今天城里的宠物狗一样多。走夜路,最好擎只火把(那也有被狼吃掉的),不然就砍个树棵子扛在肩上拖着。狼喜欢从背后偷袭,跟着你寻找机会,有时还会把两只前爪搭上你的肩膀。你不能停下,更不能回头,回头就扼住你的喉咙。你两条腿跑不过它四条腿,它两条腿就走不过你了。即便是四条腿,或者还有多少条腿,只要不是饿疯了,对人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待到它累了、放弃了,或是天亮了,或是碰到人家了,你就得救了。 老辈人都说,有狼跟着,走道不累,还快。 而无论这辈子有多少只狼在后边追撵,如果没有许多没有任何功利的手帮扶着,我也不会走到今天。 《解放军文艺》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早复刊的,袁厚春是这份杂志散文诗歌组编辑。我一篇篇往那儿投稿,几乎每次退稿,他都给我复信,指出优缺点,鼓励我,字也写得漂亮。那时我是驻在辽东大山里的一个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的小兵,人家是总政的干部,他说我行,就有自信,就百折不挠地走下去。 另一个对我帮助莫大的人,是当时的军文化处干事杨庆禄。1973年后,军区举办几次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文件发到军里,他就给团里打电话,下通知,叫我去。1978年,军区决定每个军级单位编三个编外创作员,后来得知,又是他竭力推荐了我。 当我写着这些文字时,眼前浮现出老部队和军区一些早已离退休的老首长的音容笑貌,有的则走到对面不相识。这是些颇具我们这支军队传统风范、让人想到“党”和“党组织”的老革命,是他们使我得以从事我倾心热爱着的事业。 我们年轻,像一轮红日刚出海, 我们健壮,像一排排白杨要成材, 我们热情,像滚滚的浪潮、熊熊的火, 我们纯洁,像蓝天、白云彩……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文学青年,有几多会忘了徐荣街、钱祖承的《接班人之歌》中的这些诗句呢? 而今,曾经年轻得像刚出海的红日般的我们这一代,已经步入老年。 2003年,颇有成就的画家、与我同岁的创作室同事李秉刚,突然辞世。向遗体告别出来,创作室的同事说:正隆,悠着点吧,别拼命了。 听说我退休了,有同学来看我。忙碌大半辈子,昨天还上班呢,今天就一个急刹车甩到家里,别说身子骨受不了,灵魂都无处安放了。同学是准备来劝慰一番的,结果也是一个急刹车,内容全变了调儿。 无论怎样不服老,心理年纪多么年轻,自然法则都到达这一站了。年轻时觉得生命仿佛是无限的,那个谁都得去的地方,遥远得简直像另一个星球上的概念。人这一辈子,是到什么时候想什么事儿。而这些年来不能不想到的,则是有朝一日去了那个地方,会不会还有好多活没干完哪? 孩子购物回来,常让我感到惊讶,这世界上还有这种东西呀?去了商场、超市才明白,任是什么样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有卖的,可哪儿有卖时间的呀?就算有,也能轮到我,寸阴寸金,买得起吗? 近30年前,有作家写小说《减去十岁》。像我这把子年纪的人,都记得那时有句话,叫“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时间买不到,也不能减去10岁,那就只有抢了。一天24小时,不会多出1分1秒,就只能从这有限的24小时里抢。唱歌跳舞打麻将什么的别说了,连散步都与我无缘,就只能跟睡眠抢时间了。“人这辈子觉还有睡够的时候吗?”我总记得我的祖辈的这句话。好在人老觉少,而且老天爷保佑,“不会吃饭”,睡眠质量特别好。有时来了困劲,别说上床了,连屁股都懒得挪离椅子,就想出溜到那书桌底下了。一觉醒来,头脑明晰,精神抖擞,拿起笔来,就有了与已经成了老伴的当年那个姑娘谈恋爱的感觉。清晨和上午是最出活的,中午睡一觉,就成了夜猫子。没睡午觉,脑子昏沉沉的,下午和晚上差不多就算白活了。补救办法是洗个澡,特别是好好洗洗头,使劲搓挠。 其实,我非常喜欢朋友来我家做客,也乐于参加各种聚会,特别是同行、喜欢文学的朋友。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世界上,凡属人的欲望我都有,因为我也是个正常人,只是实在耽误不起时间。 正值青春年华,赶上“文化大革命”,而且我耽误的好像还不止10年。 2003年秋,某单位(“单位”2字显然不大准确)邀我写篇东西,写完寄上级有关部门、领导审读,书稿却不知给弄哪去了。这篇东西倒是不长,十几万字,那也字字皆辛苦呀?去找,找出一嘴泡,牙也疼。没辙了,却又大难不死,而且完全是在绝望后的无意中发现的。再送审,这回可是完全、彻底了——时至今日,也不知书稿哪去了。 采访、写作耗时一年多——就得把这一年多也抢回来。 有时就恨不得有一群狼在身后追撵着。 1976年参加军区创作学习班,得名“拼命三郎”。累啊。一个身后总跟着只狼的人,是不能不累的。“你这还叫人过的日子吗?”这话其实是不用别人说的,而我感觉更多的还是痛快、幸福。来到这个大千世界,从事了自己倾心热爱着的事业,是不能不感到幸福、幸运的。况且,作家这个职业是终身的,别说60岁,七老八十,脑子好用,还能写作,即无“退休”一说。身后总能有只狼跟着,也是一种难得偏得的幸福,或者说就是被幸福追撵者。 幸福就是一种感觉,一种不同的个体的不同的感觉。 心里有劲,上楼上不动,我知道得加强锻炼,多活动身子骨。生命在于运动,这话没错,但首先还在于心境。心情舒畅、痛快,感觉挺幸福的人,是累不坏的。 手头这部书稿完成后,或许能轻松点? 如果没把活干好干完,那可是真的被狼吃了。 自1984年写篇东西后,再处理一个题材,就想着把它画个“。”:到此为止了,谁也别比划了。 这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很难的。那时还年轻,就有些狂妄,不知天高地厚,却也能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就像爬山,把目标锁定在最高点上,用尽最后一口气力也要往上爬。如果目标是半山腰,可能还有力气,到那儿也泄气了。 首先是不惜气力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对于报告文学来说,这永远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否则,即便有“一览众山小”的超强功力,也不可能“凌绝顶”。就像只有盖间瓦房的材料,什么样的建筑大师也建不成高楼大厦一样。 再一个体会,是不可急功近利。写完一本,放一边去,又一本写完了,再把它拿出来看。作者总是偏爱自己的作品的,特别是一颗心还沉浸其间,被冲动着,更难识好赖。这时对它的印象已经淡漠多了,重新进入,多少也能有点读者的感觉。读着有时会哑然失笑,有时会直拍大腿:这一段怎么写得这么臭呀? 有的已经放那儿几年了,改过几遍了,也不敢往外拿。 最害怕读者买了我的书,没看完,再把我笑话一通。 即便写篇几百、几千字的东西,也要反复琢磨、修改。 有些遗憾是难以避免的,被读者笑话也只能认了,因为水平达不到读者期望的那种高度。但是,不惜气力地采访,写完后再这样冷处理一下,就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少留下些遗憾,使作品的生命力长久些。把自己尚不满意的东西拿出去,那是作践自己,更是不尊重读者。一切都是身外物,能够留得下来的才是好东西。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作家的(而非人的)生命,是在作品被遗忘时结束的。我是把每部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健壮、漂亮、长命百岁呀?只是能否如此这般,有时也是身不由己的。 回头去看,写的十几本书,没有没留下遗憾的。 这一本也是一样。 就期待下一本。 张正隆 2008年8月大连第一章 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 (一)胜利来得太快黑土地上的最后一面“青天白日”旗,是1948年11月8日在锦西葫芦岛消逝的。 3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国民党最先闯关东的几个军,就是从秦皇岛和葫芦岛登陆的。衬着蔚蓝色的大海,美械、半美械的军人,黄潮般蜂拥上岸,蝗虫样扑向黑土地。几个回合后,东北民主联军就被赶过松花江,在南满则被挤压在濒临朝鲜的临江、濛江(今靖宇)、抚松、长白4个巴掌大的小县。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军队大喊大叫:共军兄弟们,你们没路走了,快投降吧!不投降就把你们赶进长白山啃树皮,轰进鸭绿江喝凉水! 那时候,要说3年后的黑土地会变成这等模样,别说国民党,连共产党自己都不会相信。 初冬清冷的阳光下,长春在刺鼻的尸臭中喘出了活气儿。比之枪打炮轰、血火飞迸的锦州,沈阳应该说基本完好无损。在那村镇大多叫做“窝棚”的辽西平原上,打塌的房屋朝天张着大口,烧焦的树木有的还在冒着青烟,东倒西歪的车炮都成了黑糊糊的铁骷髅,胃囊饱满的野狗、乌鸦兴奋地嬉闹、聒叫着。 先后闯进关东的,加上在各地扩充的,110万国民党军队,只从营口跑掉几万人。 黑土地上的共产党人,这一刻在做什么? 全力以赴进行史无前例的大接收。 1948年10月26日,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还在激烈进行时,东北局就在哈尔滨南岗的高岗住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以陈云为首的沈阳军管会。随即抽调干部,进行动员,29日乘专列南下,30日赶到开原时,沈阳尚未解放。军管会就在专列上办公、开会,制定入城守则,准备发布公告,编好一天的《沈阳时报》,连军管会、卫戍区、市政府及各部门的招牌都做好了。 专列上的灯光通宵达旦。 11月2日黄昏,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宣布沈阳解放的同时,军管会进入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 在此之前,锦州、长春、鞍山、抚顺、本溪等地,也陆续实施军管。 首当其冲的是粮食问题。或者向当地商会筹借,或者从外地调运,有的城市运粮车队是随军管会一道进城的。长春不用说了,对于这座饿殍之城而言,那是重中之重。辽宁洪涝,沈阳周围各县主要农作物高粱,1948年颗粒无收。我们是共产党,让老百姓吃不饱饭,那算什么为人民打江山,还怎么坐江山? 票子是个大问题。治安是个大问题。恢复供水供电及交通是个大问题。目光到处,那些堆积如山的问题,哪个是容你慢慢来的小问题?就说走路吧,全国各地都是右侧通行,唯独东北还是沿袭伪满时期的左侧通行。有人说解放了,连路也不知道怎么走了。军管会开了两次会,两种意见争执不下,也不能再争执下去了。那时被老百姓称做“电车”的汽车,虽不像今天这样多,可马车、人力车多呀,几乎要覆住路面了。人命关天,不迅速决断,随时都可能出事、添乱。 敌机轰炸,重点目标是兵工厂和弹药库。敌特活动,纵火暗杀造谣。几万国民党散俘在街头游荡,流氓和少数贫民乘乱打劫。必须尽快使该停的停下来,该动的动起来,万家灯火簇拥着的城市才能活起来。 东北局抽调4千多新老干部接收沈阳,哈尔滨除看家守摊的外,几乎是倾巢出动了。可偌大个沈阳,区区4千人才哪到哪呀,只能是重要部门、厂矿才派去个军代表。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城市等着接收呢。 “战锦方为大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 打下锦州,攻城部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往城外抢运战利品。枪炮、弹药、被服、粮食、罐头,大都是美国货,车拉肩扛,汽油桶则手推脚蹬,像压路机一样轰轰隆隆朝城外滚。 锦州打下来就是自己的了,为什么还要往城外抢运东西呀?因为当时心里还不大有底,担心东西对进的敌人可能将其重新夺占。 离休前为驻锦州某军副军长的翟文清,自1938年参军后就不断立功,并在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中成为战斗英雄。 这位个头不高、身上还嵌着弹片的老人,身体很结实。老人每天4点半起床,到锦州铁路分局广场,那儿有个老年活动中心,伴着音乐做健身操,然后慢跑、快走。每月要交1元钱,许多人认识他,说老军长是战斗英雄,还是解放咱锦州的战斗英雄,不用交钱。他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大家说没有过去哪有现在呀?他说现在咱们都一样,都是在这里健身的老人,我不过是个打过仗的老头,不能搞特殊化。 当年这里叫锦州铁路局,是范汉杰的指挥所之一,充满耳鼓的是枪炮声和冲锋号。“打过仗的老头”,当时是3纵7师21团8连指导员,率领连队打下辽西省政府大楼,又冲到这里的。是夜间,喘着粗气,全速奔跑。周围枪炮声不断,子弹在路面上犁出一道道火星子,脚下都是砖头瓦块和敌人的尸体。他记得在这个广场上还绊了一跤,爬起来再跑,手上、身上都是血,黏糊糊的。 在东北第一次受伤,是1947年初四保临江中的三保临江的小荒沟战斗,右膝盖被子弹打穿。零下40多度,滴水成冰,雪白血红,那人一会儿就冻僵了。 比天气更冷酷的是形势。三九天,许多官兵穿着单衣。没吃的,扒开没膝深的积雪,翻寻老乡因战乱而没来得及收获的玉米棒子,煮玉米粒子吃。敌人那个猖狂呀,像疯狗似的追撵你,打了败仗也咬住你不放,当了俘虏也不服你。那时候政治教育讲得最多的,也最形象的,就是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是爬山头,爬上山头就是胜利。 闯到关东后有个口号,叫“独霸东北”,因为太离谱了,很快就没了声息。翟文清15岁参军,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从未对胜利失去过信心。只是这“山头”要爬到什么时候呀?那时看那形势,少说也得个八年抗战吧? 没想到一打下锦州、长春、沈阳,还有在辽西的那个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国民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稀里哗啦了,就“独霸东北”了。 连毛泽东都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第一章 (二)毛泽东吃着碗里 看着锅里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个有5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 西靠太行山麓,东邻华北平原,周围山岭环抱,覆满村后山冈的苍松翠柏,让人想到“西柏坡”的得名。村中农舍顶上耸立的电台天线,伴着村前奔腾不息的滹沱河,日夜弹唱着共产党人的胜利进行曲。 锦州城破,范汉杰化装出逃被俘,被押送到城北30里的牤牛屯,吃惊不小:林彪就在这里呀! 那潜台词是:早知道林彪在这里,早把这里炸平了。 而自1947年3月离开延安后,就在国民党的视线中没了踪影的毛泽东,鱼儿游进大海般隐身在这黄土地的山村农家,筹划、指挥了蜚声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在滹沱河边散步。 太阳通红,河水清亮,就像毛泽东的心情和思绪。 井冈山→瑞金→延安→西柏坡,在毛泽东踏动历史的足音中,中国革命正在硝烟中隆隆驰向下一个停靠点——不,那已经不是停靠点,而是定都北平。 “革命摇篮井冈山”,这是后来的话,还有什么“井冈山道路通天下”。当年一些人是怎么说毛泽东的?“山大王”,“农民领袖”,“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他却放着现成的、正宗的十月革命道路不走,倒把队伍拉上了土匪出没的井冈山,“占山为王”,这不是明摆着的“歪门邪道”吗? “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这话没错。谁也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一下子把全中国收入囊中,只能一省、数省一步步地来,就如同今天已被黑土地那数省胜利的现实证明了的那样。问题在于这“夺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做的却是“夺取中心城市”的文章。在农村有时都站不住脚,让人家撵得到处跑,却惦着去攻打、夺取大城市,这不是没会走就想跑,拿鸡蛋往石头上碰吗? 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人家一出动军队,你就没咒念了。你也拿起枪杆子,在城市里能干过人家?八一南昌起义,占领南昌又不得不退出,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根本就行不通。城市历来是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地方,共产党人在城市连生存都困难,又谈何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到农村去,到天高地阔的广大农村中去。 井冈山道路——农村包围城市并最终夺取城市之路。 毛泽东“一览众山小”的睿智和气度,在于无论中国革命面临怎样的窘境、险境,都能以其最具中国特色的思想指点迷津,照亮征程,并一往无前的付诸行动。 正如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所言,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还会在黑暗中探索更长的时间。 而这一刻,一想到东北和包括热河①、内蒙东部的那片从未涉足的丰饶的黑土地,毛泽东就激动、兴奋不已。 新中国成立后的“钢都”(鞍山)、“煤都”(抚顺)、“电都”(小丰满),都在东北。而据1943年统计,东北生铁生产量占全国87.7%,钢材占93%,煤炭占49.5%,发电量占78.2%,水泥占66%,铁路、公路长度分别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和将近一半。沈阳还有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东北素有“粮仓”之称,盛产大豆、高粱、玉米、小麦,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的60%以上。东北还有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木材蓄量占全国的1/3。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只要有了东北! 现在有了东北! 东北丰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日益显见其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这一刻,毛泽东立马想用、也立马可用的,则是黑土地上那支兵强马壮、骁勇善战的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 1948年11月6日,即辽沈战役结束的第四天,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联合发起淮海战役,包围了黄百韬兵团5个军,并对徐州形成合围态势,以争取歼灭刘峙集团于长江以北。与此同时,西北野战军发起冬季攻势,挫败了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战略,将其牢牢地钳制在西北战场而动弹不得。 华北野战兵团先后发起察绥战役和太原战役,包围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太原。 与初冬的旷野和群山融为一色的西柏坡,随着电台滴滴答答的发报声呼应而来的,都是令毛泽东心旷神怡的捷报佳音。 全国各战场的胜利,特别是辽沈大捷,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已由内战初始的430万人下降到290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余万人增至300万,翻了一番还多。而比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士气和人心。 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一文中断言:“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便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而两个月前的9月7日,即辽沈战役即将发起前五天,毛泽东在给“林罗刘”①的电报中说:“我们准备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根本上打倒国民党,这是具有可能性的。” 一个辽沈战役,把5年打成3年。 问题是下一步挪动哪个棋子? 西北、中原、华东、东北,毛泽东高屋建瓴的目光通览周边战场,一次次地凝望东北时,他关注的是华北,是平津。 10月31日,中央军委就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的任务,电示“林罗刘”并东北局和华北局:“应休整一个月左右,约于十二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 11月4日,在给“林罗刘谭”②的电报中,又说明了同样的意见。 而现在,毛泽东准备让林彪提前进关了。 因为自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将黄百韬兵团大部歼灭后,有迹象表明华北傅作义系的20个师可能退守绥远,蒋介石的中央军24个师可能海运江南,加强长江下游防线,从而延缓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务将华北敌军就地歼灭! 11月16日凌晨4时,毛泽东给“林罗刘”发电,征询意见: 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第二天下午,“林罗刘谭”复电: 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很困难。因为东北解放后,部队思想发生很大波动。东北籍战士怕离开家乡,怕走路太远,甚至某些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需要以大力解决这一问题。过去因忙于战后问题的处理,还未正式向战士解释此问题,正布置通过各种方式解释此问题。同时新兵和俘虏战士的补充还未就绪,争取工作也要有相当时间,否则逃亡减员会更严重。此外部队冬大衣、棉帽、棉鞋均尚未发下。 一大堆困难,都是实情。 自9月12日奔袭北宁线始,到11月10日占领锦西、葫芦岛,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人未解甲,马未停蹄,就没闲着。锦州血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围歼廖耀湘兵团,再奔去沈阳、营口,急行军,强行军,许多人都累脱相了。战后一些老战友见面,都有点认不出来了。伤亡也大。攻打锦州的5个纵队和阻援的两个纵队,伤亡都在1/3左右。黑土地上最能打的“虎师”2纵5师,伤亡将近一半。 林彪讲的和没讲的这些困难,毛泽东大体上都清楚。 同一天22时,毛泽东再次致电“林罗刘”: 欲抑留蒋、傅两部于华北,以华北我军现有兵力,是无法完成的。如果蒋匪集中其24个师于津沽一带掩护海运,我们集中程黄、杨罗耿①两兵团,无法破坏其计划。如果使用杨罗耿于察绥方面,亦没有充分把握阻止傅系西退,因傅系可在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前,乃至杨罗耿到达绥东之后,利用其骑兵、汽车及地方熟悉等条件,经大青山北麓冲过去,我军只能截歼其一部,难于歼其主力,傅系一退,蒋系必同时南退,使我们两头失塌……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望你们郑重考虑下述两个方案: (甲)东北野战军提前于本月25日(戌有)左右起向关内开动,预计现在锦、义地区的部队,下月10日(亥灰)以前可到天津、唐山地区,如敌正在南撤,我可歼其一部或大部;如敌尚未开动,我可抑留该敌,继续休整,并修复北宁路,然后大举歼敌。 (乙)不管蒋、傅军是否撤走,仍按原计划休整到12月半,然后南进。即使说,蒋、傅要撤就让其撤走,你们则准备到平津后无仗可打时即沿平汉路南下,先在长江中游作战,逐步东进与刘、陈①会攻京沪。 以上两案何者为宜,望考虑电复。 依然是与“林罗刘”商讨,但毛泽东的态度是明显的。 第二天18时,毛泽东又发一电,在首先谈了傅系部队有可能起义后,口气变了: 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采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 19日上午,毛泽东收到复电: 军委:十八日十八时来电敬悉。我们决遵来电于廿二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林、罗、刘 皓九时半 辽沈战役伊始,东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北宁线。 而今,这支戴着狗皮帽子的强大的军队,就要闪电般亮相华北平原了。 突然性是战略的本质,战争中最有效的打击就是出其不意。 4卷《毛泽东选集》,有3卷是在延安的窑洞写就的。经历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从江西长征到陕北,30万人只剩下3万,毛泽东有得写的,何况又有个相对安定的环境。延安时代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接下来的历史则成了其纵横驰骋、挥洒自如的舞台,军事思想尤其爆发出灼眼的光芒。第一章 (三)蒋介石步步不跟趟“美龄号”徐徐降落、停靠,舱门开处,披着黑斗篷的蒋介石步下舷梯。站在舷梯下的傅作义立正、敬礼,然后向那只伸过来的手握去。 这是10月27日,蒋介石此生最后一次来到北平。 那张保养得挺好的61岁老人的脸上,看不出沮丧和惊慌失措的神色。从在舱门亮相,到与列队迎接的官员一一握手,直到钻进那辆林肯牌黑色轿车,都与以往一样,儒雅中不失威仪。 那心头呢? 这一刻,正是那个精锐的廖耀湘兵团,被林彪的“打乱仗”战术冲击得四分五裂、狼奔豕突之际。他没有看到那种兵败如山倒的场面,他看到了锦州的熊熊大火。11天前,他去沈阳督战西返时,“美龄号”路过锦州,还在塔山上空转了两圈。 那个廖耀湘兵团几乎全是美械装备,而东北美械精锐部队在整个国军的比例,要占大半呀! 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曾三度欲出兵朝鲜,准备派出的就是在辽沈战役中,从营口侥幸逃脱的只剩万把人的52军。这个52军,在东北国军中只能算得上二流部队,到台湾后竟成了国军的一流王牌。无论如何,能从那样的对手和战场上逃出来,除了海龙王照应外,也真得有点本事。 毛泽东和林彪,将重兵投注锦州,这招棋果真厉害。两军搏杀,原本没有绝对的妙招。你想关门打狗,我就来个东西对进,两面夹击,到头来看谁是被关在门里挨打的狗?却谁知攻的攻不动,守的守不住,兵是精兵,将是名将,熊熊大火中都成了毛泽东的盘中餐。 他知道失掉东北将意味着什么。 “八•一五”光复后,许多舆论呼吁让张学良去接收东北。凭这位少帅和“东北王”的威望,应该说既名正言顺,又可应者云集,绝非熊式辉和杜聿明这样的外来户可比。而且张学良与共产党的那种关系,还将使共产党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对其轻不得,重不得,或许东北就不会变成眼下这等模样。可果真如此,这个让他一辈子都恨恨不已的西安事变的“罪魁祸首”,不也是他蒋介石的一个烫手的山芋吗? 没人知晓这一刻,乃至下半辈子,蒋介石是否曾为未能起用张学良后悔过。 而稍微懂点儿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失掉东北,国民党的华北防线就无遮无拦地裸露了。 蒋介石在他的行邸圆恩寺,与傅作义进入此行的主题。 蒋介石身着长袍坐在沙发里,望着傅作义:廖耀湘情况不明,东北不日尽陷,下一步是华北的问题了。是走?是守?宜生(傅作义字宜生),你说说看? 坐在沙发里的傅作义,作沉思状。 他不想把话说在头里,而且他的意见已在南京讲过了。 去年11月4日,蒋介石要他去南京商讨华北作战方针时,通过国防部长何应钦转达老蒋的意见,委他为“东南军政长官”,要他率部南撤。他这个“华北王”,听罢疑虑重重。海运宁沪,优先考虑的肯定是中央军,他的殿后的察绥军,怕是只有被歼的份儿。沿津浦路南撤,几十万军队连同眷属、物资,要通过辽阔的解放区,还有黄河天堑,同样凶多吉少。西退绥远,那是他和部下的意愿,老蒋肯定阻挠,中央军也带不走。而固守平津塘,既可控制所有华北部队,又能直接接受美援。 在南京军事会议上,傅作义主张固守平津塘,力陈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可南撤。 蒋介石觉得有道理。放弃平津,放弃华北,无疑是辽沈之战后对军心士气的又一次沉重打击,国际观瞻自然也不用说了。内战伊始,空中海上,美国人运送国军那么卖力气,而今却不肯及时提供撤退船只了。除了不想继续浪费投资外,是不是也看他老蒋的日子,有些过不下去了?美国人是靠不住的,可他不靠美国人又能靠谁呢? 撤退平津,加强江南防线,本是无奈之中的明智之举,蒋介石算是有眼光。可辽沈大战前,他不也是主张放弃东北,集中力量构筑华北防线的吗? 当断不断,优柔寡断,举棋不定的蒋介石丢了东北,现在又轮到华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