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3

实际应用。不过，这个理论也不是一层不变的，因为每个时代的情况不同，宋代是6划水位就可足用，元代宝瓶口水位如到9划(元代水则，每划1尺)，则灌溉可以满足；设若超过9划，则需防洪；倘若超过11划则要发生洪灾(《大元敕赐修堰碑》)。而据清代道士王来通说，清明作秧田时要水到5—6划，谷雨下秧种时要求到6—7划，立夏小满普遍栽秧时要7、8划至9、10划，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天时地利堰务说》)。民国初12划水位足用，本世纪50年代则13划足用，而到了60年代因工农业用水的日益增加，则需引至14划水位才足够。这就说明水文观察因各个年代雨量和用水的多寡及岷江沿岸森林所被破坏的程度而不同，也由此可大致测得岷江水量变化及其变化诸因素，不仅是对研究都江堰有不可估量之作用，而且对研究生态、水灾与河流之关系，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水无常势 美国汉学家魏特夫曾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说中国是个治水的国家，而且由此形成治水专制主义，遭到国内学者的普遍反对，不少学者都是以维护自己意识形态的“政治上正确”为己任的。我倒是觉得魏特夫真是别具只眼，尽管治水只是古代社会权力统治下的一环，但却是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因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我们历来都有集中一切力量办大事的传统，那么水利工程的修建及复修、岁修等都是官方集中民众力量，这种统一办事的行为自然是在专制制度下更容易得以通过大权独揽的方式来加以实现。我自然并不想过多地讨论治水对制度形成的作用及影响，因为这不是本书的任务，但这确实也间接地反映了治水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有着无可置疑的重要地位。接下来我们要注意的便是，都江堰存在二千三百多年而不坏，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其它那些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望尘莫及的，比如曾经风光一时的郑国渠、灵渠早已成为历史的遗闻。这里面其实存在着一个治水的方法及其背着禀承着的文化哲学背景问题。 一般说来，我国的治水，从鲧开始，采取的是堵塞的办法，亦即筑坝拦水。鲧的儿子禹，采取的又是疏导的办法，其主要的目的是防洪，即“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国语·周语》)换言之，这样治水的功用和目的，主要是防洪。防洪的固然可以保住人的生命及其财产，但防洪主要还是对水害的躲避而已，并不能将水害变成水利。真正要做到变水害变成水利，就必须解决避其害用其利的问题，对水要采取综合开发的态度，即防洪、灌溉、航运(包括原始的漂木)、发电、养殖，甚至改善环境等等。这样的综合利用开发水资源，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是不能够完全得到实现的，譬若要想实现发电、养殖、改善环境等等是比较困难，这是因为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是逆水性而动的，尤其是发电、养殖所需要修筑的水库，其大型的筑坝拦蓄技术及其泄洪、防泥沙於积等方面，都必须具有较高的科学技术能力，甚至要建立在整体科学技术领域的提高上面。这也就是古代一些著名的水利工程，经过一段时间的运用要遭毁坏而淘汰的原因。同时也证明不管是鲧还是禹，都只是运用一种治水的方法，而不能综合的开发利用水资源。而李冰率领千百万民众所开发的，经过后来逐步完善的都江堰工程就是一项与众不同的综合工程，也正是都江堰工程中，对于水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对水的天然特性的顺应、摸索、利用的结果。 大致而言，都江堰是修建在岷江溃洪积扇首部的自然分水工程，它最显著的特点便是，既无堰坝拦水，又无闸门控制，这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大胆的创举。它在引水的同时，注意到排沙，否则泥沙淤积，就会使整个工程遭到破坏，因而治水诀中便有“深淘滩，低作堰”的要求，自然也就有“挖河沙，堆堤岸”的规定。另外，从治水的实践来看，取水口的成败与否直接关系一个水利工程的成败——古代甘肃宁夏的秦渠、汉渠之所以早已被废，湮没不闻的原因。而都江堰正是通过对宝瓶口的开凿，成功地解决了这点，因为宝瓶口的选址在岩性异常硬的离堆。也就是说，都江堰是鱼嘴分流分沙，宝瓶口束口防洪，飞沙堰泄洪排沙，可保证灌区挟带进含沙量较少的清水。这样的工程固然有排沙、防洪、灌溉、航运、社会用水，甚至可用来作舂米、织布等机械操作的动力(甚至元朝还因此兴起了4万处加工作坊，极大地推动了成都平原地区手工业的发展。见揭奚斯《大元敕赐修堰碑》)等整体功用，但这种整体功用，以为仅仅靠工程修建起便万事大吉，实在是不现实的妄想。因此才有其它工程所不大有的较为严格的岁修制度，其严格程度到了官僚失职，民可告官(宋代规定民不可告官)的地步。宋代曾流传一个武昌到青城县落户，参加每年的岁修，而不能及时完成任务，屡修屡坏，到李冰庙去祈祷，最终很快完成竹笼护岸任务的故事(《道代灵验记》)。除掉其宣传道教的附加因素外，由此不难判断岁修制度之严密，沿都江堰水系的灌区的每家每户都必须参加都江堰水系内灌渠的岁修，若不参加劳役的，则要出钱(元朝是代交役钱3串)请人去做。 当然，岁修对沿都江堰水系灌区民众来说，是个极大的负担。一方面是因为有豪强擅自霸占民众及灌区用水，另一方面官僚对岁修资金及民众的役钱大肆贪污(见《宋史·赵传》记载赵氏亲自惩治贪官以修都江堰，因此当他离任时，民众自发地从成都送到双流)，甚至有些地方官吏破坏水渠兴修工程(见《大元敕赐修堰碑》)，这一切都使得民众不堪重负。单是元朝一次岁修所费人力、物力的记载，就可由此窥见民众负但之一斑。整治堤防133处，动员兵劳力多者1万多人，少者也是几百人至上千人，每人劳动70天。倘若用了70天即可做完岁修工作，也不准休；而不参加岁修，每天出三串钱，因此每次年岁修收到的役钱不下7万串，90%都掌握在官吏手中(《大元敕赐修堰碑》)。如此岁修成了贪污的渊薮和民众贫穷的根源之一。因此自从有岁修开始，历代就有为民众着想的官吏，想一劳永逸地解决岁修给民众造成的沉重负担。要解决岁修给老百姓的沉重负担，就必须从岁修的技术上进行改革，但岁修的技术性改革一直没能有效地解决好。以至于从唐代开始就有人想采取一劳永逸的修筑堤堰的方式，以减少岁修对于老百姓的负担，从实际运作中，由于缺乏一些相应的技术支持，因此一劳永逸之法往往是空中楼阁而已。元人吉当普采用硬堰代替软堰，他与灌州通判张弘计义：“若之以石，则役可罢，民可苏，弊可除”，而且张弘由衷地道出“公虑及此，此生民之福”(大元敕赐修堰碑》)。但其结局却与清人丁宝桢用大石改传统的竹笼之法的结果一样(承厚《请复篓堰旧制禀》)，刚一告成，就因其缺乏一定的泄水功能，而被洪水冲垮。这说明都江堰的岁修与都江堰起始工程的建设，都有一个顺乎水情之自然而告成功的问题。 都江堰工程之所以与众不同，在于其善于利用成都平原的自然地理特征，利用各种不同的地势、水脉、水势、地形，采取无坝分水，壅江排沙，继而自流灌溉。这一切无不透着一种顺应水的自然特性，譬如鱼咀、百丈堤、飞沙堰等均是顺应水势，而非逆水阻水，更非拦坝蓄水之类的做法。自然，我们可以说这是因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无现代科学技术、无钢筋水泥，无炸药，无先进的施工机具等等——只能用竹、木、卵石等原始材料，进而因势利导的结果。但往深处看，都江堰体现着利用阴阳五行学说，重视人与自然协合统一的思想。正如成都人扬雄所说：“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其所循也，大则其体也，壮其所循也；小则其体也，瘠其所循也；直则其体也，浑其所循也；曲则其体也，散故不惧。所有不强所无，比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太玄》第四)如此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浸透在整个的都江堰工程建设、修缮之中，不论是在堤防、排沙上，还是在控流、分水诸方面都顺应水势，而又互相合作，互相依存，发挥着在依乎水之自然状态下的整体功效，即人在对水的顺应当中，虽然不违背水的特性但是要做适当的改变，其大前提是因为水无常势。所谓圣人在于成天下之大顺，水利建设就更是如此，“水顺则无败，无败故可久也”(扬雄《太玄》第四)，从这里我们便不难看到，都江堰之所以历二千三百年而不毁，历久而发挥着它伟大的功用，除了它每年较为完备的岁修外，最重要的就是它顺水之自然及发挥各个工程相互配合的整体作用，用防洪、灌溉、航运及社会用水的整体功效，来彻底地变水害为水利。这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非常先进的水利思想，同时在高科技日益发达的今日仍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 我们还应看到，都江堰之顺乎水情，不只是体现在它的修建上，还成功地现在它的岁修制度上。采用竹笼卵石结构的岁修制度是在分析比较前人岁修制度的利弊基础上而做出来的(清代佚名《都江堰复笼工碑》中载，竹笼结构是明代卢翊在都江堰岁修中开始采用的)，因为竹笼结构的修治，既可以防洪，又可以因有疏导功能而不致于被洪水冲垮，即便冲垮亦易于修复，而且遭毁坏也局部而非全体。事实上，顺应自然，重视阴阳五行学说，不只是在都江堰的修建及其岁修制度上有充分的体现，就是在都江堰的支渠上都有相应的体现，“蜀州江有硬堰，汉州江有软堰，皆唐章仇公兼琼所作也。鲜于惟几蜀州人，为汉州军事判官，更为硬堰，一夕水暴至，荡然无遗者。盖蜀州江来远，水势缓，故为硬堰。堰者，皆巨木大石。汉州江来近，水势湍悍，猛暴难制，甫毕工而坏。前人之作，岂可轻变之哉!”这就说明，对水势水脉、地形地势，包括水流量及其流程，都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顺应自然，绝不能生搬硬套，也说明软堰硬堰没有哪一个更有优势，它的优势只能体现在它能否顺应彼时彼地水之自然状况，作出相对的因应才能体现出来，否则具体地说硬堰或软堰哪一个更有优势，那是不符合顺应自然的实际情况。而都江堰渠首之下的干流，由于水降坡度大，因此水流湍急，因此宜于采用竹笼卵石这样软堰方式，才能达到防洪、灌溉等目的，这也就是虽然岁修费用很大，依然不得不实行的实际情形，即便如今也还在部分实行竹笼卵石技术，以对都江堰进行局部的修补。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点想法，即顺乎自然渗入都江堰工程的同时，也渗入了成都人的个性及血脉中——顺乎天性，得过且过，狡猾善变，享受生活等等——姑且称之为一种独具特质的水文化之影响吧。而且道教的发源地区在鹤鸣山和青城山连接地带，道教的思想中有阴阳五行的成份，此乃顺乎自然，崇尚黄老哲学，另外尚有长生不老、贪图享乐的思想包孕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四川包括成都历来的今文经学的风气较重——“好文讥刺，贵慕权势”，也就是此种思想的变种体现——“益部多贵今文，不而崇章句”(《三国志·蜀志·尹默传》)，加之与彼时本地少数巫术之风联结在一起，“俗好巫鬼禁忌”(《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成都人的贪图享乐之风，或许有几分影响亦未可知。前蜀后蜀这种偏安一隅的政权中的后主，对道教之崇尚胜过其它地区，比如王衍将道士杜光庭任命为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欢淫无度；孟昶追求长生不老，贪图享乐，道教是他们享受的催化剂。民众的享乐虽无他们那般奢侈，但是也不遑多让，以至形成一种风气。这是与都江堰导致水旱从人，物产丰饶，在农业社会容易生存，以及道教中的享乐成分对人们的吸引的双重结果，我们不可小看这样的双重影响。对此，我们不难从古人对自然地理于人的影响方面，加以征引，以观察问题的实质，“西北多土，故其人重厚鲁，荆扬多水，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轻浅。”(庄绰《鸡肋编》)虽然文中所提及的是，荆扬之人多“轻浅”，然用在成都人的身上也大抵称得上是不刊之论。 更为有趣的是，杜光庭曾作两篇与都江堰及道教均有一定关系的文献《录异记》和《贺江神移堰笺》，《独醒杂志》(宋代曾敏行)，更有宋代道教人士编撰的与都江堰岁修的《道教灵验记》(佚名，参见宋代道士张君房《云笈七笺》)，以及清代二王庙道士王来通——他还亲自撰写了诸如《天时地利堰务说》、《拟作鱼嘴法》、《做鱼嘴活套法》等，尤其是前者用阴阳五行的哲学来阐述都江堰之“堰务”——编《灌江备考》时约请当时许多写有关都江堰的文献，除了说明都江堰与宗教尤其是道教——似乎在各种教派中只有道教特别记载着都江堰水利文献，因为顺其自然是它们共通遵守的法则——的密切关系外，还体现了这两者对成都的文化，以及成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另外，古籍中常载川人包括成都人，父母尚健在，子女就及时分家，“别籍异财”，成为比较普遍的事，甚至形成了一项传统。因此招致当官的出面严谕，“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隋书·地理志》)，“太祖开宝无年六月癸亥，昭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陕诸州蜀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治死。”(转引自张澍《蜀典》)认为此举会动摇宗法社会的统治基础，当然更重要的是伤及他们的利益。或许分家的潜在基础就是物质上的相对丰沛，否则分家而带来的相同资源上的重置，就会形成不必要的浪费，而对生存不利。当然或许另有原因，但不管怎样，我们不难由此从侧面观察到，四川包括成都在历史上，儒家思想并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占据完全的市场，尤其是在小民百姓之中。倒是道家的享乐之风，对成都有深入骨血之功效，很对民众的胃口，绝非那种以压抑人之寻常享乐为己任的儒、佛二家可以相提并论的。 水湄之城 　 关于治水，在技术不甚发达的时代，顺乎自然是第一要义。而在当今，顺乎自然固在相当程度上仍是治水的不二法门，但人的认知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确是古代所无法比拟的，因此用最新技术来改造治水之工程，就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但有了相应的技术基础，还是要治水时解决因水利工程不破坏固有的环境平衡，及其由此引起的诸多与此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所带来的负面效果可能超过水利工程本身造福于民众的利益，就等于做了一笔注定要输的生意。这就是三峡工程为什么至今仍有各路批评意见的原因。但都江堰的确没有这样的麻烦，因为地处平原地区，而且此水又多用于灌溉及社会用水，并不主要用来发电，故尔不必采取筑坝蓄水，而是继续用无坝分水的方式。但如果都江堰灌溉水系的其它灌溉支系，不是采取都江堰主渠那样顺乎自然的无坝分水方式，无疑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影响。譬如清年同治年间灌县知县钱茂就是用类同于都江堰修建之法，来修建黑河前段石牛堰的(李芳《钱公堤记》)，其畅流无阻，便利于民，自在意料之中。 我之所以提到都江堰支渠系的修建工程，其原因是李冰在建设都江堰的同时，就似乎想到都江堰水系的整体开发，全面开发成都平原，即依天然水势，“规堰潴，町原防”，整理原隰沮洳，以便排除。更进一步地，在原来开明可能开掘的零星河床上，穿检江和郫江即成都二江，将都江堰与成都发展联系起来。检江自宝瓶口外分水，今名走马河，过成都则称为南河，又叫锦江；郫江今天一般称为柏条河，过成都时则称为府河，两江于成都东南合江亭处相汇。但李冰所凿二江是平行流于城南，只是到了唐僖宗时高骈筑罗城以卫成都，以防南诏，在九里堤筑糜枣堰，才使府河改道绕过城北向东流，亦在今安顺桥的合江亭汇合，该处“鸿盘如山，横架赤霄，广场砥平”，终至形成“内外二江环抱，大小重城相包”的城市布局。此种格局历经二千三百多年而无大的变化，使得成都这二千多年建立在城址破坏较少——当然像南宋的末年蒙元入侵、明末清初的大兵祸等等，自是不免的。这里主要是指水对于成都的发展弊多利少这一点而言。尽管就城市而言，因水而兴，因水而荣，因水而困，因水而发是水作为一柄双刃剑的天然性使然——因而城市建设稳步发展的前提下，它获得了一种相对的繁荣。 二江环抱成都的格局，不仅对满足人们的生活用水有极大的帮助，有利于改善民众个体的生活质量。二江便于成都与外界的交通，尤其是在清代以前，成都的货物、客商大量通过二江接峡路水道，而出川，远销或远走江南，进而遍及全国各地，此条黄金水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特如此，还由此生出了类似于现今的经济发展及游赏消费增长点，即沿江的游赏娱乐，沿江形成的一些制笺作坊，沿南河而形成的许多制锦、濯锦作坊，为刺激成都经济的发展，繁荣成都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成都的游赏之胜，自然已见前述，城内有解玉溪通过的大慈寺等。在唐宋两代是游赏胜地，就是沿江两岸也多有赏乐之地，其中尤以锦江(南河)及其支流浣花溪一段在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 传说唐代翼国夫人4月19日看见一位跌到污泥中的和尚，她帮他洗僧衣，于是顷刻间便百花满潭，因而浣花溪一名百花潭。继而从后蜀开始，每年4月19日就成了成都盛大的民俗活动“大游江”，掌成都的宋祁形容此日是“浣花泛舟，满城欢醉”。史学家、蜀人张英唐对此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载：此日“龙舟彩舫，十里绵亘，自百花潭至于万里桥，游人士女，珠翠夹岸。有白鱼自江心跃起，腾空而去。”(《蜀寿 兀》)而任正一《游浣花溪记》更是极写游赏的盛况，满城士女“泛舟浣花溪之百花潭，因以名其游与其日。凡为是游者，架舟如屋，饰彩绘，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成都之人，于他游观或不能皆出，至浣花则倾城而往，里巷阗然。自旁郡观者，虽负贩刍荛之人，至相与称贷，易资为一饱之具，以从事穷日之游。府尹亦为之至潭上置酒高会，设水戏竞渡，尽众人之乐而后返。”(转引自《成都文类》)。百花潭至万里桥的长度，直有数里之多，游乐人数之众，岸上船上互相映衬、民众官僚共同游乐，极一时之盛。至于说穷人在这一天哪怕借贷也要游乐，恐怕我们今天也能在成都看到这种场面。自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寅吃卯粮”的方式还有刺激消费，发展生产的意味。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下，“寅吃卯粮”的消费方式自然不可能制度化。这等盛况只有在唐宋经济繁荣的成都才能得见，后来的成都虽然亦有游赏之乐，但此等铺张之盛况却是难以再来。说明游乐之盛与经济文化的繁盛消涨的关系是互动的，游赏娱乐固然刺激经济的发展，但经济不繁荣，游赏娱乐就失去了难以支撑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底蕴。 不用问，浣花溪有这样的游赏盛况，必然引起“好事”的文人们的歌咏，倘若没有他们的“好事”，不仅浣花溪的一切无迹可寻，而且你涉足浣花溪时绝没有蕴藏人文遗迹的历史感。因为那样的话，古人在浣花溪的游赏情状就是完全的“事如春梦了无痕”，同时一座城市因少了这些人文景象，而失却了它应有的份量和看点。杜甫前后两次居住在成都近4年，而其居住地所毗邻的便是浣花溪，因则咏叹浣花溪的篇章是不少的。4年之中，据粗略统计，杜甫写诗260多首，其中田园、山水诗不下百首，而写浣花溪的就有近40首之多，占其田园、山水诗的近半数。这对时常想“致君尧舜上”的诗人来说是个真正的意外，说明成都相对安定的生活及独特的风光，使得一天愁眉苦脸的老杜大发歌咏田园山水风光的雅兴。而杜甫之写浣花溪，筑草堂，咏叹浣花风物之美，为后世游浣花、怀草堂、吊老杜的人留下了凭藉之资，浣花溪一带由4月19日之游赏浣花，而扩大到凭吊杜甫，欣赏草堂，俨然而成旅游区。以至后来，游浣花溪的游赏盛况让位于人们到此凭吊草堂。我手中有一本李景焉选注《历代浣花诗选》，载诗161首，除了老杜40多首写浣花的诗外，大多是后人悼怀他及草堂的作品。浣花溪随时间的推移，越到近代，注意的人愈加减少，这固然有老杜魅力胜过它的地方，更有一层原因是，爱老杜的人多文人，文人能写，而爱山水的一些普通人则未能表达出来，史籍不载，因而浣花偏少，而草堂偏多。当然最坏的原因是，随着浣花溪的污染越来越大，使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才是夺其性命的根本。 设若只有环成都之二江，散发出相应的魅力，那么成都的格局，便不是被二江环抱，而只是环二江之滨发展。这样就会使成都城址发生变化，比如靠近今展览馆、后子门、青龙街及北较场一带就不可能取得良好的发展，大少二城的交结及其城址，就只有迁徙而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由于成都古时号称“陆海”，沮洳沼泽之地甚多，除了稍后李冰所穿之内外二江(后被高骈改为今道)，在城内亦是沟渠纵横，达一百多条之多，从今日尚存之众多桥名如青石桥、桂王桥、高升桥、三洞桥、玉带桥、半边桥、落虹桥等已不难侦知，而城之西面、南面分布着“七星桥”。加之后来韦皋镇蜀开解玉溪，白敏中执掌成都疏浚金水河，使得城市内部的渠道更加畅通成为可能，更为实质的是，由此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区域。比如唐玄宗敕建大慈寺，使得成都东郊逐渐繁荣，加之由西北引内江水入城，凿解玉溪，经城中斜向东南至大慈寺，而稍后白敏中于城中所开的金河，亦在大慈寺一带与解玉溪汇合，于东郭附近又流入内江。因此才有唐宋两代大慈寺的繁荣，也才有《岁华纪丽谱》所言的“暮登寺门楼，观锦江夜市”。自然，解玉溪、金水河这样的城内河道，对综合发挥城市的作用是很大，诸如可供城中用水如消防、排污——当然更为先进的做法是，大慈寺僧众多达8千至1万人左右的时候，其大便即可通过金水河运到粪草湖街，再转运其它地方，而最终成为农民的肥料。大抵是可以据此与农民以物易物如柴草，或许可以卖给他们，总之不会无偿运送——汛期防洪、行舟运柴米入城区等。往更深处想，还可以美化生活环境。 而高骈之改原李冰穿二江形成的今天府南河格局，一方面减少城南洪水时期的压力，因为此前二江平行流经南面，且相距不远。自然彼时最要紧的是提高了成都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这与高骈筑罗城联合起来，使得成都城的守卫能力大大加强。自高骈之后，诸多执掌成都的人，都把解决成都城内水道淤堵问题，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因为它的通畅与否，事关民众的日常生活，城市的建设及其发展。宋代王觌将城中的两条干渠，东行分为四大支，分散于居民区中，便利用水及防火。遇有暴雨洪灾，则可在引水处将节制水槽打开泄水，那么城中所有沟渠的水位便持不泛滥成灾的正常状态(吴师孟《导水记》)。成都环街大渠的疏浚工作按例是每年初春进行，但由于并没有形成不可更易的制度，因此到成都知府席旦来组织疏浚的时候，他将淤泥堆在渠道上，被农民当作肥料拿去肥田了；而当其孙子席益知成都府的时，河道又淤塞了，该年瘟疫流行，死亡不少。后来他采取他祖父的整治河道的方式，并且将要常疏浚渠道及其地段，用地图的形式绘制下来，加以刊印，以便留给后来治城内水道的人参考(席益《淘渠记》)。此后尚有明代刘侃，清代项诚等都曾大力注意城中水道及其排堵问题，但似乎还没有完全变成今日之下水道，因为明水道的淤堵尚费事不少，在技术没能达到之时，即便能用下水道之法，更是不能解决其堵塞问题的。现在我们当然解决了下水道问题，但成都却处于缺水及水质严重污染之中，过去泛舟府南河，因而溯游浣花溪的美事，不知何日得以重现?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我们对于府南河的生态性综合开发利用，以环境之美化为第一要务。否则我们真是对不起有一个伟大而历久弥新的都江堰工程，对不起我们古人曾经卓越的智慧。 第五章 难以忘怀的时代 你要我说， 有什么心得? 我说，书已拜读， 纸张不错。 ——约翰·威廉·格莱姆 货币好比政治肌体的脂肪：脂肪太多， 身体就不灵 便；脂肪太少，又要得病。 ——威廉·配第 我们的书香 今天，我们也许不会对一张纸分外看重，不屑去端详它，因为它实在平淡无奇。但我们不要忘了一张纸的“祖先”，其来历却非同寻常的。我们常说纸是蔡伦发明的，这话倒底是不大经得住考验的，就像大家说毛笔是蒙恬发明的，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一样，那只是将集体智慧的结晶神话到某些确实为该项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身上，树立权威是为了让后人对其功业崇敬不忘。像上述诸位，至于说他们发明该项东西，就免不了有附会乃至夸张之嫌。但如果你说蔡伦对中国造纸术的发展居功至伟，我是不反对的，因为他的事迹究竟不像蒙恬、仓颉那般渺茫无考。宋朝两位四川前辈苏易简、史绳祖已对此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怀疑及其应的证明，前一位说：“汉初已有幡纸代简。成帝时有赫书诏；应昭曰，赫 ，薄小纸也。至后汉元兴，中常侍蔡伦坐 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以前已有笔之谓也。”(《文房四谱》)后一位谈到：“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但蒙、蔡所造，精工于前世则有之，谓此笔始于二人则不可也。”(《学斋拈笔》)由是观之，考证出谁发明了纸，并不是最重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发明了纸。 至于说成都在纸的发展过程中的特殊贡献，在史籍中的记载并不太早。但从早期产纸所用的原料来看，成都对中国的造纸术当有相应的贡献，比如竹子、麻、楮、鱼网等材料在成都是并不缺乏的，竹子和麻、楮还是盛产。大诗人苏轼曾透露过布之边角余料可作纸之事，而且说四川在这方面也比别处做得好：“川纸取布头机之余，经不受纬者，治作之，故名布头笺，此纸冠天下。六合人亦作，终不及尔。”(《东坡志林》十一卷)更为重要的是，成都在西汉末年不仅成为西南最大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五大商都，简称“五都”。虽然当时成都的人口户数仅次于长安，但其总人数为38万，可能还在长安之上居第一。成都既然如此繁荣，依我的揣度，必然得有其繁荣的基底，及其繁荣后的作为。作基底上讲，汉代文翁兴学，不少的人不惜长途跋涉到长安求学，为蜀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于是“蜀地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焉”(《汉书·文翁传》)。像这样大批的倡导求学之风，加上经济之繁盛腾飞，其相应的作为和要求必然是，对于纸必有相应的需求，尤其是从长安学了回成都，如果是竹简，其运输也是个相当劳烦的问题。只是史籍湮没不载而已。迨至唐朝，造纸术向称繁荣，其主要产地便是越(渐江)、蜀(四川)、扬(扬州)、韶(广东)、蒲(山西)、江西的临川等(见李肇《国史补》)。四川在纸的主产区处于第二位，成都因其重要地位——唐代有“扬一益二”之美称——必然在川纸的产量及质量中占相当重要的份额。各地繁荣的造纸业，以及启于隋、兴于唐的科举考试，都对印刷术的出现必然有相当的助益和迫不急待之需求。而关于雕版书籍的发明，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举出7种之多的说法(《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如隋代、五代等，但我比较赞同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的说法。 关于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既有文献的记载，又有实物的发现。从文献来看，成都不乏光荣的记载，就实物来讲，成都亦有珍贵之铁证。公元825年1月文学家元稹为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作序时，说白居易的诗“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走马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玄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诗不愧是老妪能解，其书可沿街叫卖，到处用来换茶酒吃”除掉元稹对白诗推崇的夸张之处外，其中可知白诗被“模勒”亦即雕版印刷的一定不少，而且还有一条他为白居易作序时的自注文，与李肇言及扬、越为纸的主产区的事实相符，“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余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公元880年冬天黄巢大军直捣长安，唐僖宗仓皇奔蜀，大批随唐僖宗入蜀的官僚、宦官、军队、待从等，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和经费开支，四川人尤其是成都老百姓成了无法逃脱的承担者，这批人入蜀可以说是成都老百姓的灾难。但有一位随唐僖宗的中书舍人柳比，在公元883年却记下了一项在书籍发展史上，关于成都的一项光荣，“中和三年癸卯夏，銮舆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志、占梦、相宅、九宫、五讳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柳氏家训》，见《旧五代史·唐明宗纪》注引)关于柳比“阅书于重城之东南”之事，学者向达说，“所谓重城，当属乾符六年高骈所筑之罗城，今称蓉城。至今成都书肆尚多，在蓉城东南学道街一带，唐代书肆亦当在此也”(《唐代刊刻考》)。确实如此，1949年前成都的170多家旧书店和旧书摊，其中最主要的都集中在以学道街为中心的周围地带。这说明千多年来，成都的城址无大的变迁，以至于成都的文化中心亦无相应的迁移。 公元865年，日本僧人宗睿在长安抄写的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和《玉篇》一部三十卷，这说明成都已有刻书的历史。固然现存的第一本印本书是公元868年的咸通本《金刚般若波蜀蜜经》，但现存于最早的两件日历残片系公元877年和公元882年，其后者开端有“剑南四川成都府樊赏家历”一行。所谓樊赏所刻的历书，其实樊家书铺所刻印和经营的，像这样的书铺在成都有案可查的尚有卞家和过家所开的书铺。卞家所刊刻的是《陀罗尼经》，这张陀罗尼，其首行写的是“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大约有一尺见方，其中大部分为古梵文，中间与四周各有小佛像，与宋初印行的《大随求陀罗尼》颇为相似。尤为珍贵的是，这是目前尚保存在国内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在成都东门外望江楼的唐墓中出土的。而过家铺子印行有《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不特如此，北京图书馆藏唐人写经“有”九字号《金刚经》一小册，十页，末有“四川过家真印本”及“丁卯三月十二日八十四老人手写流传”字样，即公元907年一位无名老人根据过家刻印本所抄写的。另外尚有《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三四九号《金刚经》，末有天福八年(公元943年)“西州过家真印本”字样，据考证，“西州”系“西川”之误(见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说明成都书铺刊刻经营的品种有佛经、咒本、历书等。由于成都的经济实力及繁荣的文化，加之盛产“益州麻纸”或名“蜀郡麻纸”，使得众多的刻书铺有纸张来源，购买者亦很踊跃，成都的书肆也就呈繁荣之势。 混乱的五代，北方政权的更迭，如同今天的非洲小国政权频繁更换一样玩政治游戏——“坐翘翘板”。但偏安一隅的四川政权，反倒是得到了前蜀后蜀两个短命政权的暂时安稳，而度过了历史上动荡的五代时期。由此民众得到了相对的休养，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对比北方整个动荡的大局来说，是一片相对安定的乐土，因而有“杞梓如林，桑麻如织”的太平景象。而随唐僖宗入蜀躲避战乱的许多知识分子并未返回长安，文风教化依旧很盛，因此就有书籍的雕刻，以及继续保存学校的需求，而且由此奠定了以后蜀学兴盛的根基。《资治通鉴》卷一二九里说：“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段话是系在“后周太祖广德三年”亦即后蜀后主广政十六年，也就是953年5月。其实前蜀王建时在恢复庠序、崇饰孔庙以及图书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见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这表明司马光所作的判断并非事实。毋昭裔确实出资财兴学校，同时镌刻儒家经典于石壁，以唐代开成石经亦即“雍都旧本九经”为蓝本，是为“石壁九经”，人称“孟蜀石经”，这在中国古代著名的7次刊刻石经中——其它几次分别是东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北宋嘉右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由于其刻了注文，是一大特点，而且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据研究者称，刻写均是当时名手，字体精谨，较现存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尤为优美”(周萼生《近代出土的蜀石经残石》)。 毋昭裔在五代对四川尤其是成都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据传，毋昭裔少时贫贱，家贫无以置书，向他人借《文选》、《初学记》，遭拒绝，于是他“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蜀为宰相，遂践其言，刊之。”(王明清《挥廛录》)因而毋昭裔叫他的学生勾中正、孙逢吉书《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雇工日夜雕版。毋昭裔出资百万兴学馆的事，其主要工作是开雕《九经》，在953年完成后，遍销海内，“后家累千金，子孙禄食”(焦《焦氏续笔乘》卷四)，表明他家是中国书史上私人卖书致富的第一家。但焦氏的记录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物证，据王国维先生《五代两宋监本考》查宋人所记，只有唐、晋、汉、周监本而不及蜀，宋灭蜀后，毋昭裔子将其中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带到汴京销售，但是未及板刻“九经”之事，因此蜀监本“九经”的情况，仍不甚了了。当然，成都地区五代时的刻书，还有比毋昭裔开始得更早的，那就是在中原鼎沸，唐朝灭亡的二年后亦即909年就有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钱”，雇良工开雕杜光庭的《道德经广圣义》三十卷，在13年即雕刻460余板，以广流行。虽知彼时杜光庭尚未像王衍当政时那样大红大紫，设若我们再看前述杜光庭掺杂道教的有关都江堰的水利文献，由此也可从侧面证明道教在成都地区不俗的影响力。其它尚有在前蜀乾德五年亦即公元923年，蜀国昙域和尚检寻其师贯休的诗稿约一千首，号为《禅月集》，因此“雕刻板部”。不特如此，前蜀末已有在街上卖历本的记载(曹学全《蜀中广记·蜀中著作记》)卷四“永昌正象历”条)。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五代时的成都不仅有坊刻，且已有私刻出现。可见五代成都刻书业发达之一斑。 由于唐及五代成都地区的印刷业发达，兼之又未遭唐末五代大的兵祸及两宋之际金军的直接攻掠，读书人又相对的多，经济又较繁荣，因此公私藏书都不少。宋初收诸国图籍，在四川及江南获得最多，而平蜀时所得为3000千卷图书，加之官方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很多人将自己的捐献出来(见《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成都城北郭友直及其子郭大亨，在1074年献书3779卷，其中有503卷为“秘阁所无”，郫县人李定在官方诏访书籍时，率先将他家众多的书捐出(见《文献通考》、《蜀中广记》)。这样的诏访书籍，官方到了南宋时一直还在四川进行，就是因为四川相对安稳，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如著名的眉山七史刊印于北宋，由于流传稀少，在靖康之难时几乎亡佚，靠的就是为官四川的井度多方搜求才得完本。就连目录学史上著名的《郡斋读书志》就是靠井度在四川的倾力购书，才得以完成书籍登录及其研究的。宋代成都的刻书业依然是除浙江、福建之外的另一中心，其在出版业的地位处在第二位，而中心之中心便是成都、眉山等地区。 刻书业既繁荣，那么对公私藏书的搜罗及成气候便有影响，公家的成都有“经史阁”，所谓“聚书万卷，宝藏其间”(《府学经史阁落成记》)，私人藏书家成都有平民杨江，藏书上万，古今石刻超过欧阳修《集古录》的收辑(《蜀典》卷11)，成都刻书家、藏书家彭乘精通古籍，长于校雠，“聚书万卷，皆手自刊校，蜀中所传书，多出于乘。”(《宋史·彭乘传》)而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创建的鹤山书院储书达十万卷之巨，超过宋初崇文院的国家藏书八万卷的规模(《书鹤山书院始末》)。临邛韩醇刊印的《新刊训诂唐昌黎先生诗文集》和《训诂柳先生集》，刻印俱佳，纸洁墨精，以至于600年后乾隆在1775年观看时，还题写“字画精好，纸墨细润”(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其称赏之情溢于言表。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宋代成都公私藏书规模之大，令人瞠目。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彼时成都不少藏书家、刻书家都经营书业，成为书商。如韩醇曾到杭州去做印刷及书籍生意，终于成书业界巨商。为了推广自己所刊刻的书，有的书坊就在书末留下图记，相当于替自己的书作广告，如现在残存的宋蜀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一书后即有：“万卷堂作十三行大字刊行，庶便检用，请详鉴”(《书林清话》卷6)另外尚有书为了禁止翻版和另刻，在书上便有类似于“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的禁约，现存《五松阁》仿眉山程舍人宅王《东都事略》，目录后就有长方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复版”(《书林清话》卷2)，说明书业的繁荣必须要有一系列的规则来约束，才能保护竞争，获得更好的发展。 四川尤其是成都文化之盛，使得统治者格外注意。宋太祖生性好书，自蜀归宋，即命尽取蜀所刻文籍归阙。而且由于成都地区的刊刻水平属全国一流，因此在宋代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高品、张从信在成都监雕佛教大藏经，至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费时13年之久才大功告成。这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的第一部大丛书，花费雕版13万块，依照《开元释教录》编次，硬黄纸，卷轴装。全藏1076部，5048卷，装480函，既称“蜀版藏经”又称“开宝藏”。但令人惋惜的是，此书大部分已于元代散佚，现存的只有其中两卷宋版书。宋代刊刻的四部大书中，除了《文苑英华》外，其它尚有《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均系四川刊行。四川地区官刻本有名的就应算版本学史上著名的“嘉右七史”亦即眉山七史；而家刻本则有新都费氏进修堂刊刻的《资治通鉴》294卷，世称龙爪本。浙江、四川、福建是宋代三代印刷出版中心，但对三地刻本的优劣，向来似乎有一个较为统一的说法，即浙刻最上，蜀刻次之，而闽刻最次。叶梦得《石林清话》认为“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而宋时成都雕版多用梨木，其特点是纹细质优，既可长期保存，又便于雕刻。而且蜀刻的一般特点便是，用纸是洁白而厚的楮皮和麻纸，版式疏朗悦目，墨香纸润，秀雅西劲，刀法圆润饱满，字画如写，如今传世的宋蜀刻《春秋经传集解》，字大如钱，墨光如漆，闻之犹有清香。与此相应的是，宋代的蜀学空前繁荣，四川成为宋代的文化重镇。 真是俗语所谓“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有盛必有衰，此乃一定之规律，古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也没能逃出这样的宿命。南宋末年元兵侵蜀，四川包括成都遭到半个世纪的战乱，出版事业受到沉重的打击，整个明代成都的印刷出版业与宋代比较相去甚远，而明末清初又遭逢大的战乱，张献忠的屠蜀，以及清军与他的反复交战，四川的各方面再次受到重创，成都这样繁荣的城市，都十室九空，以致清初执掌四川权柄的人，也只好暂住阆中，或者迁到成都后，也只能借居在毁损厉害的前明蜀王宫之中。明末清初至乾隆时期，成都的发展及文化诸方面，发展极为缓慢，这是历史上成都遭破坏后，恢复得最为吃力和困难的一次。加之有清一代文网高炽，禁令苛酷，对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甚为不利。本来四川书业包括成都书业都是乾隆中后期才发展起来的，因而彼时印刷业并不发达，但1780年四川总督文绶奏准对内容进行删除的书就有六种之多，其中《今文大小题商》、《历科墨卷商》、《朱子异同条辨》、《四书会意解》四种因有吕留良的讲义和批评夹杂其间，另外《明文传新》和《明文化集成》二种有钱谦益的文章在里面。初分起来，清代四川刻字印书业可分为四帮即成都帮、岳池帮、重庆帮、绵竹帮，各帮虽都有特点，且按全国印刷刻书的实力来分，四川与江苏、浙江和福建同在四大印刷出版业的中心地位，实在难以再现宋时四川印刷出版业的风采。四川书业尤其是成都书业按照原有的规模来看，被战乱破坏是最为惨重的。据历史记载，成都到了康熙中后期才有两仪堂翻刻的《第七才子书》，而且成都帮还算四川恢复刻字印书业最早的帮口，于此不难想见四川印刷出版业遭受的打击之严重。 到了乾隆年间，成都本地只有严文古在指挥街开设“文古街”，其徒弟在卧龙桥开设“兴顺斋”；而正是此时，江西一批书商贩书到成都，并陆续开了一批诸如“尚友堂”、“肇经堂““玉元堂”等，稍后才有更多成都本地的书坊开设起来，其中最大的应算“志古堂”，其承印量较大，常雇佣五六十刻字、印书工匠作业。成都帮刻字印书规模大小参差不齐、刻印的书籍较杂、刻印速度较快且销售灵活，但不少都是为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用的读物，相当于今日的教材及教辅材料。至此之后，除前述的书坊外，在成都比较有名的尚有品石山房、敷文阁、宏道堂、致盛堂等。如尚友堂既刊刻《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重要典籍以供高层学士研阅和书院教学之用，同时也刻训蒙读本如《四书》、《五经旁训》、《史鉴节要》等，为成都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与其它书坊一起，为后来尊经书院的诞生及学生学习打下了基础，为近现代成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迎来了四川在近现代的又一次繁荣。而这些书坊发展到后来，包括一些书摊，在1949年为170多家，至此之后完全湮没，实乃吾蜀文化之大不幸。 出奇不意的贡献 成都虽僻处西南，为山川阻隔，但一直整个西南的政治、文化、经济的发达之地，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有相应的金融制度方面的演变来体现，而实物交换过后，货币的出现及其作为制度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确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的产物。而在成都这种开发较早的城市就有一条完整的货币演化的线索，作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货币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体现及外在显示，当有不可怀疑之价值。 成都地区从上古以来，文物衣冠，史籍早有所载，且其间政治经济的荣衰，正裨各史所载多有。而各朝的货币，无论是从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出土实物，以佐证文字的记载。诸如贝币、秦半两和汉五铢、莽钱和东汉五铢、唐代钱币、前后蜀钱币、以及宋明清钱币等，在成都地区均有发现。自然这些也并非成都所独有的。成都地区在历史上偏安一隅的政权不少，除前后蜀铸造的钱币外，因此有三国时期刘备的“太平百钱”，而南北朝时期偏安成都的成汉政权李寿铸造的汉兴钱，这两者虽然都是成都所独有，但影响力都不大，不过汉兴钱倒也开创了后世以通行的“年号钱”，即各朝皇帝都把自己的年号铸在钱币上，作为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在成都偏安一隅的政权大多爱铸自己货币，除了好搜刮民财，其原因还在于货币的铸造权是一个政权的象征，更何况在钱币铸造钱币更乐为专制制度下之皇帝所接受。就连南宋执掌成都一方的重臣吴挺铸钱时，虽然不是自用年号铸钱，但他所辖的四川利州绍兴监于绍熙元年(1190年)铸造绍熙元宝，不以绍熙纪元铸“元”字背文，而以绍兴监铸币年46为纪年，应算是藐视宋光宗的行为，但自行的南宋皇帝是顾不过来的。虽然吴氏家族只是在吴挺之子吴曦卖川投金后失势，但这样不合皇规的铸钱行为也不能说不让皇帝恨得痒痒。但在为成都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都有相应的位置，就在于1000年前成都诞生了它所独有的一种货币，而这种货币开创纸币的新时代，亦即信用货币的诞生。而这货币便是成都制造的交子。 诚然，纸币的雏形，在我们这个好古的国度，马上可以推到西周的“里布”。到了春秋战国时后即有“皮币”、“傅别”，汉武帝时有“白鹿皮币”，唐代有“飞钱”、“例换”，五代时长沙有“契券”。但这些离真正的纸币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只有到了宋初(交子的具体诞生时日现仍在争论中，取其约数)即公元十世纪末叶至十一世纪初的诞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尽管交子并不是一开始就行使着现代意义上的货币功效。自然交子的诞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及政治经济的原因。关于交子诞生的历史原因，大抵有4种观点(《何志国等《交子研究述评》)：其一为柜枋说。有认为与唐代的柜枋有关的，其理由是唐代的柜枋有替客商保管财物、凭票领取，以收柜租的功能。其二为飞钱说。《宋史·食货志》明白地指出：“会子交子法，盖有取于唐之飞钱”，因而有人认为，交子从其产生之初作为活期存款票据而论，应该是产生于唐代的飞钱。但是它缺乏必然性，此点我们将在后面适时谈到。其三，有人甚至交子的最早源头应远自西周、西汉时期的皮币，《孟子·梁惠王下》里曾提及“事之皮币不得免焉”，西汉武帝时更有“白鹿皮币”。虽然前三说不无道理，但我还是比较赞同贾大泉先生的见解。他认为“交子作为铁钱的符号和代表，它正是受我国虚价货币的长期存在的影响和启迪，使人们逐渐认识到金属货币可由其它别种材料造成的记号或象征来代替的道理而产生出来的。”(《交子的产生》)这就是古代国定货币名目论——货币名目论是指货币不具有内在的价值，而是国家赋予的名目价值——的长期存在给予人们的启迪，为纸币的诞生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关于交子诞生的政治、经济原因，不可否认的便是，它是宋代四川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需要的必然产物。彼时四川人口户数占全面17%，农业和手工业的发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场镇集市大量兴起，譬如熙宁时四川的商税额居全国第二位。而统治者后来想在与四川毗邻的地区如陕西推行交子，其结果是交子“可行于蜀，而不可行于陕西，未见竟罢”(《宋史·食货志》)其次，四川尤其是成都在唐五代的印刷业均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到了宋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纸刷的印刷解决了一定的技术难题，并且对防止纸币的作伪有一定的作用。四川所产的楮皮纸有经外耐用、厚重洁白的特质。最初的交子是一张两面都有出票人印记的收据式的票券，上面有密码押花，朱墨间错，图案花纹用铜版印刷。而后来的钱引的印刷更是十分精美，币面有文字、图案花纹，还有人物图画，黑、青、红三色套印，用铜版分6次印刷，是极高的艺术品。由此形成了像祝氏(其著史者名为祝温柔)子孙一样家族式的印刷刊刻作坊，其精湛的铜印铸造和雕刻技艺因而世代传于蜀中，久盛不衰(《宋史·舆服志》)。因此可以说，交子的诞生不只是具有经济史上划时代的一件大事，同时也印刷史、出版史乃至版画史重要的一页。再者，此前在四川有着悠久历史的信用事业也为交子的诞生提供了代件，如唐朝的飞钱与早期的交子，均是汇兑票据，当然只有当其信用价值确立时，交子进入流通，用于支付，真正的纸币就诞生了。 在交子诞生之前，由于四川产铜甚少，只有铸铁钱以利流通，后蜀孟氏政权即铸有“广政通宝”铁钱流通，宋平蜀后便铸铁钱“平蜀钱”，在广元、雅安、名山、邛崃等地都有专为铸钱的地方，因而四川是宋代铸铁钱铸行时间最早、最长，且铸量甚大的地区。终宋一代，通行铁钱的为两淮地区和四川，在四川及边界地区，统治者采取的货币是铁钱不出界，铜钱不入境的政策，使四川的经济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代四川的交通虽有所改善，但远未到畅达的地步，因此笨重的铁钱，就更加重了商贾携带之不便，从而增加运输成本，导致了商品的竞争力相应地下降。例如四川铸造的小平铁钱，每10贯重65斤，小铁钱10当铜钱1，因此买一匹罗要花铁钱2万，重达130斤。倘使一个商人要从较远的地方如广远到成都做批量的布匹生意，那么他花在脚力(或其它运输形式)上的钱便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即所谓脚力钱，也就是运输成本，包括运输货币即铁钱本身及货物本身，就在同等情况下，缩小了商贾的利润空间，同时也降低了他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只是民间如此，就是官方也对铁钱的笨重啧有烦言，一官员范纯粹对此上奏道：“如自陕府般铁钱一万贯至秦州，计用脚钱二千六百九十余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四)这就意味着，运输费竟占了铁钱本身价值的四分之一多。这就等于说，由于运费的增加，使得做远程生意的商贾尤其不便，因为他们所带的钱到达一地，就等于像通货膨胀一样，其铁钱的原来价值就自行降低了，这并不是因为不可控制的市场力量影响的结果，而是因为铁钱之不便携带以及交通之崎岖而造成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四川本地(因为四川本身幅员辽阔)，以及四川与外地贸易额的往来，不利于四川包括成都的物品，在充分满足自需而又有不少盈余的情况下，输与外地，也就在客观上助长成都地区物品相对丰富后，必然的淫乐之风。因此纸币的出现对于缓解商贸往来尤其是远程贸易往来时，有特别的功效。 我们现在常说成都人是“醒得早，起得晚”，意即知行不合一，有开放的观念，没有相应的实践。但北宋时成都有些富豪就是醒得早，起得也早。交子的发行，是16户富民率先吃螃蟹的结果。富民一是为了经商之便，交子发行之初，其价值比铁钱还高，“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苏辙《栾城集》卷16《论蜀茶五害》)；二是其有余钱，不能生更多的利，而用交子取现钱的人，每贯便要割落30文为利，亦即取手续费3%。更重要的是，富民还可以集聚钱财，留下一定的本金，去做更大型的赚钱的生意，这就有点现代商业银行的味道。但是由于其信用制度不严，过不了多久，有的交子户便不能偿所负，于是争讼数起。于是寇咸掌成都时就提出废掉交子：“知府事谏议大夫寇 咸奏：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等，今收闭交子铺，封印卓，更不书放。直至今年春，方始支还人上钱了当。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乞下益州，今后民间更不得似日前置交子铺。”(李攸《宋朝事实》卷十五《财用》)看到民间造交子的负面作用，不便管理，便采取在噎废食的办法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繁荣。当然我们处在当今之世，说寇咸目光短浅是容易的，正如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所引证的史料透露道，在16世纪，货币都是只有少数弄得懂的鬼名堂。布罗代尔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货币使人感到魔鬼在背后操纵，使人瞠目结舌的例证，1752年，英国著名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这样一位大知识分子，都坚决反对“新发明的票证”、“股票、钞票和财政部凭证”，而建议取消纸币在英国的流通，以使新的贵金属大量流入英国。幸好休谟这一提议并未在英国得到实施，否则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很大的退步。 幸好寇 咸的提议被其继任者薛田、张若谷、王继明否决，单从这点上说，宋初的四川也是有幸的，尽管后来出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并不应由薛田等人来负，而是货币草创初期在专制制度下必然显现的结果。薛田等人认为废除交子对民众经商和公家收入方面都有影响，于是提议将交子收为官方所有，禁民私造，于是在1023年便在成都置交子务。交子收为官有后，其起始的特点如正如经济学史家李剑农所言：“一、有一定之发行额：每界发行额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二、有一定之发行准备金：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三、有一定之流通年限：以三年为一界，界满，持旧换新；四、有一定之兑换方法：持旧换新，每贯输纸墨费钱三十文；五、有一定之流通地域：限于川蜀。”(《宋元明经济史稿》)不特如此，宋代的交子、钱引等四种纸币在其发行之初，还有另外三个特点，其一是它们保证兑换，加盖官印，以昭其信；其二是它们受法律保护，防止伪造拒用，违者处罚；其三是纸币纸张，印刷正规、严格，以传统文化图案装饰，有相当的严肃性(乔晓金等《宋代钞币官交子质疑》)。但不幸的是，由于北宋对西夏和金的战争，四川地区尤其是成都地区税收苛酷，加之官僚奢糜，用度甚大。必须靠大量发行交子，以增加货币投入量，加重了民众的负担。开始时候，似乎还未显露出增加交子流通量的弊端，熙宁五年交子流通量增加了一倍，但交子对铁钱的兑换比例并未显著一跌，也就是说交子对铁钱的比价仍在一贯对九百文以上。而且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在熙宁元年还将交子的发行面额由大而缩小至一贯和五百文两种，便于民间交易尤其是日常生活的交易。 祸不单行的是，宋哲宗时再与西夏交战，军费开支大增，因而大量增印交子以弥补，同时又没有足够的准备金以便兑换，于是交子的信用日趋低落。作为信用货币，其没有信用将是致命的。后来宋朝政府改交子为钱引，但其弊端仍然是准备金不足，信用度不够，加上滥发钱引，导致钱引的实际价值只有其票面价值十分之一，因而官方采取停止兑换旧钱引和限制发行量的办法，以挽救钱引的信誉危机。但官方正是通过这种停止兑换旧钱引的办法来实行对民间的残酷掠夺，这是历代专制政府屡试不爽的损招。本来四川地区是交子(后来是钱引)和铁钱并行，因为铸铁钱所需成本高于交子，所以曾经有一个时期罢铸，更坏菜的是钱引的滥发，愈加引发通货膨胀。到了南宋绍兴末年，四川钱引的准备金仅有铁钱70万贯，只及纸币发行的不到2%，而每年的铸钱量仅10万贯，不足以缓和钱引和铁钱比价大幅度下跌的趋势。官方用增造钱引的办法以弥补越来越大的财政支出漏洞，把损失直接转嫁到四川人民身上，弄得到南宋末年四川民生凋弊，百业萧条。彼时离元军全面击垮宋军已为期不远了，寿终正寝的时刻已然来临。 对交子的评价，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寻求一个统一的标准，因为对任何事情尤其是做出价值判断的事，我们均应该采取多元之标准，而不必强求一律。有人认为交子只是宋代一定范围内的通行的货币而已，其影响有限；有的干脆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剥夺和榨取民众财富的工具。但这两点都不足以否定交子的发行给后世产生的影响及其应的意义。一定范围内通行，只表明其它地区比如北方地区的经济状况及水平，没有达到相应的商业高度，不能因此用“早产儿”来否定先行者；至于说统治者用其来榨取民众财富，其罪在它政治制度所影响的经济政策，纸币本身不应承担这种罪过。这是将道德判断和知识判断混淆起来的显例。中国素来是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对商业的漠视，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原因。纸币的发行，为商业的发展开拓了一条便捷的新路，交子的一些发行及管理原则，仍算上今天金融管理的前驱，如最高限额和发行准备金等。考虑到我们生长在一个表面漠视利益，或许骨子里面比别的民族更喜欢金钱的环境里，我们要对交子的出现给我们带来的福祉有足够的认识。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到一张小小纸币竟可以买到各种样的商品，令其大感惊诧：“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马承均译《马可波罗行纪》)说明纸币由代用货币完全变成了信用货币。另外，清代除政府发行的钞币外，民间还有钱庄、票号、典当发行的钱票、银票等钞币同时流通，不能不说是受交子私发的影响。我为交子的发明和都江堰的修建一样，是成都人为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改善自己的生活所做出的特殊努力，由这种努力所带来的泽惠之深度和广度，都是世界性的，我们不可轻看。 织布机上的锦官城 如果说成都人与织锦等丝织、麻织、毛织、棉织、刺绣等有天然的联系，那绝非虚妄之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都的历史部分就是用织布机织出来的，成都人的灵感、想象力及聪明才智，有不少都织进了这些美妙的凌罗绸缎之中，倾倒了众多的消费者。从实用的角度看，是衣被万家，泽惠四海；而从审美有角度来揣度，则是让更多的人欣赏到了成都的能工巧匠们的绝思妙想。 当然要把成都的历史与各色织品天然地联系起来，还要上溯到织品诞生之前的一系准备工作。我们知道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蜀”是“葵中桑”，“葵”在《尔雅音义》里就说它是“桑”，《释文》和《玉篇》里干脆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这似乎在直指喻指蜀国上古传说的帝王蚕丛，因而古蜀国也有蚕丛国之称。曾在四川做过官的清代著名文字学家段玉裁在其所编的《荣县志》里就明确地说：“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丛，蜀亦蚕也”。不特如此，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谈道，四千年前，其中有一次各地诸侯到会稽朝见夏禹王的时，巴、蜀两国的首领也前去朝拜，还带去了用丝织品亦即帛包裹着的玉，献给夏禹王。由此清楚地表明，蚕丝制品在成都地区历史之悠久，可能会让我们的想象力也甘拜下风。1965年百花潭出土了一件蜀国本土制造的战国铜壶，上面有非常精妙的采桑图，完全可以用来作与《诗经·豳风·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匹配的图象性注脚。田野考古的所得之实物与清晰的文献记载相得益彰，证明蜀人与蚕桑千丝万缕的联系。 古蜀国最后一位开明王，传说是贪秦国能屙屎的金牛而被秦国越过剑门天险，长驱直入攻下成都，一举而灭蜀的。这是典型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搞法。其实灭蜀的最原初动力是渐渐强大的秦国，想统一天下，而攻打蜀国便成了秦国统一霸业中最举足轻重的一着棋。秦王欲伐楚，而大夫司马错便给秦王建议先攻打蜀国，楚国便唾手可得。司马错认为，得到蜀国的土地，可以扩大秦国的版图；得到蜀国的人力，可以补充的兵源；得到蜀国的布帛、金银，可以供给我们军费；得到蜀国优秀的造船工匠，我们可以造好大船顺江而下，直取楚国，易如反掌。司马错真是好生了得，这是将蜀人的骨头煎他的油，秦地的一切可以保留下来，以备对其他诸国作战。司马错灭蜀而攻楚的计划中，注意到了蜀国的布帛，说明布帛在古蜀国的经济发展及国家收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不过没有更多的文献和实物资料记载下布帛的样式及其制作工艺而已。 到了汉代蜀地的布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前59年成都人王褒写了一篇《僮约》记载一位大主强迫奴隶为其做事的情况，其中规定有种桑必须“三丈一树，八尺为行”的技术要求。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另两个成都人的文章中看出成都的丝织品对他们行文比喻中的影响。扬雄说成都“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产量也非常大，若丛生之芒草，漫无边际，又如“发扬文采，代转无穷”(《蜀都赋》)，而司马相如曾因有感于成都的丝织品而作《合组歌列锦赋》，而且有朋友问其作赋的技巧，他更是直接用形容丝锦的熟语给朋友盛览讲解：“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这两个比喻生动地道出了作赋与织锦之间的某种联系，前者指织锦时图案的交错纹理，后者指色彩的错综协和如音乐的韵调。作家写文章与高明的织锦者织出漂亮的锦缎一样，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所谓“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这说明司马相如写赋为何才压两汉，原来与美丽锦缎多少还有一层关系，尽管我本人对赋这种文体评价并不高。 我们说汉代的成都是全国有名丝织业中心地区之一，还不仅建立于如此的推断之上。成都的曾家包土出土过的汉代画像石上，有石刻的素织机和斜织机的图案，表明锦江之滨的成都已成为汉代丝织业的中心地区之一。为了管理织锦方面的事务，便于官方统一运筹，供给官府的需要，于是“锦官”顺时而置。关于“锦官”设置的准确时间，因没有更多的资料，无法做出较为详细的判断，根据《华阳国志·蜀志》里载：“州夺郡文学为州学，郡更于夷里桥南道东边起文学，有女墙，其道西城，故锦官也。锦工织锦濯其江中则鲜明，濯他江则不好，故命曰‘锦里’也。”按东汉时官府所存之丰富的蜀锦来看，所谓“故锦官”应是东汉时置，其位置应在今成都东南一隅。关于锦江濯锦鲜明于其它的地方的说法，史不绝载。谯周《益州志》里说成都“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左思《蜀都赋》也说“圜之裹，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除了左思多描写了锦江边织锦的庞大规模外，他与谯周、常璩的说法，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锦江濯锦，也就是在江流中漂练，其鲜明程度要胜于他处。这里有无什么秘诀，是否丝织品拿到锦江里漂练，就能起别处不同的化学反应?早二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水温与大麻脱胶的关系，才能保证大麻纤维脱胶后的质量，则是确切的事实，西汉《汜胜之书· 篇》载：“夏至后二十是沤 ，柔和如丝。”联系蜀地亦是产麻区，而且蜀郡的麻布西汉时就已经是蜀地的名产，常拿“齐陶之缣”与“蜀郡之布”对举，可见其不俗的成就。 如果他们所说的在锦江濯丝织品会比别的地方鲜明艳丽，只是一种为了言辞上的夸张耀眼的话，那当然不必去深究它，但除了左思外，另两位均称得上学问严谨的史学家，且系蜀人，应该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这里面是否藏着蜀锦制作工序一道特别的秘密?蜀锦的制作工序，是先把丝线染成彩色，再织成精美的丝织物，其色彩在锦织成后就已固定。按理说，一般的锦帛这样就已算完成了。但蜀锦之所以要在江中漂练，这是蜀锦独特的后期整理工序。《周礼·考工记· 氏》说：“ 柬帛，以楝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昼暴诸日，夜宿诸井，七日七夜，是谓水 柬。”这就是说把帛经楝叶灰和蚌壳灰水浸泡后，交替用日光曝晒和水浸漂，以达到脱胶和漂白的目的。对这方面讲得更仔细而科学的是伟杰的《蚕桑萃编》一书，其中他在卷六《染政·染柬》一节中说：“湖中、川中多濯帛于河干，借河水以洗涤，即 氏 柬丝之法也。”说明漂练在四川及湖北、湖南一带是非常制作丝织品工艺常见的一道工序，而要将这道工序弄好，还有几点必须注意：“暴工在沤柬之后，其要有三：……若中暴法，则人力少用。乘天气晴朗，暴于郊外河干旷地，色亦鲜妍。近来成都机房多于锦江河濯帛，而暴之于地上，故蜀锦最佳。”(《蚕桑萃编》)一般说来，蜀锦先经江水漂浸，又经日光曝晒，加上江水清澈透明，水质特殊，然后再曝晒，就容易产生温和的漂白和脱胶作用。这在唐代诗人张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锦赋》有实录。 有一个故事近乎有点离奇地记载着蜀锦制成前的一些特殊工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15卷里说，少卿章帖在四川做官，曾把吴地的罗、湖地的绫带到四川，与川帛一起染红带回京师。经过梅雨季节返潮湿润，吴地的罗、湖地的绫都已褪变颜色，唯有川锦颜不变。后向蜀人究其因由，才知道蜀地蓄蚕的方法与它地不同，“当其眠将起时，以桑灰喂之，故帛成宜色”，因之章帖恍然大悟道，“世之重川红，多以为染之良，盖不知由蚕所致也”。不知这种蓄蚕方式是否真的可以像科学那样被证实即可重复实验，但造成川帛在潮湿温润的气候中不褪色，有一点是可以大胆承认的，即川帛的制作工艺真是没得说。但川帛之宜色，我还是更相信四川包括成都对染料的注意而形成的不褪色的恒久效果。在现代的合成染料诞生之前，古代的蜀锦的染料所用多为草染亦即植物染料。历来重要的染草主要有茜、兰、芷等，茜草所含的茜素，以及红花(红兰)是染红色的重要染料，到了唐代四川遍种红花，为蜀锦提供了丰富的染料。而染青色、绿色、黄色、紫色、皂褐色分别用兰草、艾草、栀子或地黄、紫草、皂斗等。草染之外，尚有石染之颜料如石青、石黄、丹砂、石绿、粉锡、铅丹等。《史记》所载的巴国寡妇“清”就是因经营丹砂而成为富豪的，在其死后，秦始皇还为她筑了“怀青台”，以鼓励日益重要的丹砂矿的生产，这说明丹砂作为染料在上古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及使用的普遍性。 蜀地的丝织业生产在隋唐以前比许多地区的丝织业都要发达，甚至江南织锦的一些制作工艺还是从蜀地流传过去的。刘备得蜀后，由于刘璋的府库里存有大量蜀锦，因此他大量的用蜀锦犒劳武将文臣如诸葛亮、张飞、关羽等各千匹。接下来，刘备听从诸葛亮的意思，大力发展种桑养蚕，积极发展农业，因而蜀国不仅有专管水利的“堰官”，专管农业生产的“督农官”，还承前制，设有专管蜀锦生产的“锦官”。之所以将蜀锦看得与水利官员及督农官员同样重要，是因为蜀锦作为成都的重要特殊资源，可以远运到外地换取蜀地较为缺乏的、而政府及人民生活又必须的物资，这就是后来各朝代都开设茶马市，以蜀锦或蜀茶换取少数民族地区的马匹的真正原因。谙熟历史的诸葛亮充分意识到蜀锦对于蜀国的重要性，秦得巴蜀，以控楚地，然后得全国；刘邦因得“天府之土”才得完成汉朝建鼎之业。打败对手建立自己的基业，当然少不了蜀地丝织品在其中的资助作用。以至于诸葛亮面对蜀国的危局，不无感慨地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不只是打战需要蜀锦换来的银两，而且就是魏、吴做生意，别人看重的就是你的蜀锦，故刘宋人山谦之的《丹阳记》提及蜀锦时便说道，“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蜀，至是乃有之”。蜀国能在军事力量并不强于魏吴两国的情况下，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