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逃港》作者：陈秉安-27

这就大大改变了矛盾的性质。把阶级的“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道路上的第一要义。依照这种理论，“斗”——长期的、复杂的，甚至是残酷的“斗”，就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依照这个判断，全党要立即行动起来，牢牢抓住“印把子”，打退阶级敌人从明里来或者暗里来的猖狂进攻！要立即在全国开展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新发动工人、贫下中农，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把落到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再夺回来！——天，已大亮，关上窗，窗外海的波涛声平静了。毛泽东吁出一口气，向卧榻走去。现在，他可以安心睡一觉了。一位具有超人洞察力的领袖，此时却朝着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走下去……◇第二节 在深圳河边筑起“铁壁铜墙”◇一、宝安县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中共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组织了约150万人的精锐干部队伍，称为“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开赴各地，开展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把农村的阵地“夺”回来。宝安县的社教工作团，在1963年的7月23日到达了深圳河边。对于宝安县来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反逃港。当时，广东省委直接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是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其时的省委书记赵紫阳。开赴到深圳河边上的社教工作队，第一步工作就是“扎根、串联”。271272 大逃港所谓的“扎根、串联”，就是如同土改、“反退社”时候的工作队那样，深人到每个农户家中去，发动群众。一份材料记录着当年社教工作队，在宝安县龙岗公社是怎样“扎根、串联”的——龙岗工作队进村的第一夜，为了不惊扰群众，没有进农民的家，齐刷刷都睡在祠堂的屋檐下……农民们看到“毛主席派来的人”竟然席地而宿，十分感动，有的抱来被子，有的送来糖水。但是，没有人喝一口糖水，没有一个人盖老乡的被子……同村干部当官做老爷的形象相比，工作队一下子就取得了群众的好印象。工作队员们还用种种常人难以做到的行为，感化贫下中农的心。一位老工作队员向我说起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见一斑：“当时，我与一位姓廖的工作组员，同住在一户姓张的贫农家里。张姓贫农全家三口，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生活很艰苦，吃饭时，一钵稀糊糊半米半水的饭，一点黑糊糊的从盐罐里拿出来的咸菜。要是遇桌上摆有一碟冬瓜什么的，就算是天大的美餐了，我们是不动筷子的，都让小儿子吃。吃饭之前，五个人，他家三口，再加我们这两个工作队员，首先要围着饭桌站立，由张贫农给大家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接者，由老廖发音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油水，下田干活又累，肚子早饿得咕咕叫了。红歌还没唱完，眼睛早盯着桌上的黑咸菜转了。“我悄悄瞟一眼那孩子，那孩子的眼睛盯得比我还大，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唱一句‘大海……’，嘴角就‘梭’一下：‘航行’……“终于，苦忆完了，歌也唱完了，可以坐下来吃咸菜饭了。“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也许也是太饿，那孩子吃得太急，吞在喉咙里的饭‘噗’地呛了出来，吐在桌上。张贫农气得对着小孩头上就是一筷头。小孩‘哇’地就哭了。张贫农还要骂，老廖竟然抓起小孩吐在桌上的一团饭，吃了进去。“张贫农感动了，以后同老廖成了‘生死之交’。老廖也因此被‘抽’到总团去了，后来当了秘书。”●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毛主席派来的人”很快在群众中树立了极高的形象，工作队完成了第一步工作。但是，往下要劝说群众“不逃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就是在工作队内部，对此的看法也不一致。1965年11月12日，省委驻附城公社的工作队印刷了一份名为《一场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辩论》的文件，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情况：“香港风要不要反？在工作队内部，大量的人感到这是个癞痢头，难剃！基层群众更是普遍缺乏信心。他们说，几角钱分红（指生产队干一天只几角钱），怎么能反掉香港风？除非解放香港。”广东省委社教工作团批“香港风”的文件面对复杂的形势，工作队没有采用强压的办法，而是从人的“心”突破。既然有人认为“香港好”，那就索性组织一场大辩论。又如当年反“退社风”一样，各村的辩论会积极分子带头发言，引导群众。会议一开始，“香港好”的声音占了上风。很多人认为，虽然香港社会黑暗，但是，祖国政治好，香港经济好。在港打工一月，胜过在家劳动一年。就算去香港讨饭，倒痰盂也可以。会议第二阶段，针对暴露的情况，摆事实，算细账，查危害，揭盖子。这份材料反映：“盖子一揭开，大家大吃一惊：273274 大逃港(l)香港风吹得人口大量外流，全公社外流8901人，男青年大一个走一个，许多社员说，如此下去，驶牛也无人接班。(2)香港风吹得田园荒芜，生产萎缩，分配逐年减少。每年损失数以万计，而外流人员寄回来的钱却寥寥可数。大家都说这是因小失大，亏了老本。(3）香港风吹得干部神魂颠倒，敌我不分。全公社有83名干部外逃，有一批人当了叛徒。(4）香港风吹得社员昏昏迷迷。男青年不愿在家劳动，女青年想嫁香港老公。(5）香港风破坏了社会治安，四类分子几乎全部跑光。”……会议的风向迅速转过来了：很多人自觉暴露和批判外流思想。有些人原来做梦也想去香港，现在庆幸自己没有上当。不少外流户原来压力大，后来也提高了觉悟，表示要动员亲人回来……赵紫阳亲自在这份汇报大辩论的文件上批示：“宝安县附城公社是香港风最严重的一个地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经过这次贫下中农会议上的大辩论，风向大变，情况大为好转。沿海各地，都要像附城公社那样，开展一次反香港风的大辩论。”这样，一个关于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是建设家乡好还是跑香港好的大讨论，就在包括宝安县在内的广东省沿海的东莞、珠海、惠阳、汕头等地普遍地开展起来。二、西乡大算账——两个制度的对比香港“天堂”“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匀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要怎样才能打开群众心中的这把“锁”呢？或者说，你用什么来说服群●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众不逃港呢？就拿罗芳村来说吧，它的对面，南岸有一个村子叫较寮村。罗芳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一百多元，较寮村却有一万元，差距太大了，这个对比曾一度让社教工作队张不开口。思来想去，工作队发现了突破口：每年既有上万的人跑香港，不也有些人又跑回来吗，这事许多公社都出现过，这又是为什么呢？这说明，香港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是什么都好嘛。香港为什么不好？有哪些不好？这就是突破口，应该抓住这个突破口。仔细分析，仔细了解，便可以教育群众。省委领导指示工作队员：“你们要下去调查一下，到底香港好，好在哪里？社会主义好，又好在哪里？不好，也要说出不好的道理来。”“不做到心中有数，怎么去说服群众？没有事实、没有道理，群众怎么能服？你今天留住了他，开会斗他，明天他又跑了。”1965年的11月，赵紫阳在附城公社扫“香港风”的材料上批示：“要敢于揭这个盖子。要用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就在赵紫阳批示后不久，驻沙井公社西乡的社教工作分队，写出了一份名为《西乡大队在港人员情况调查》的材料。直到今天，笔者读到这份材料时，依然不能不佩服西乡工作队出色的工作！调查“深入”，文章“颇具说服力”——它是怎样证明“社会主义”好过“资本主义”的呢？“香港真的就比西乡好吗？我们来看一看。”“探亲的香港人穿得花花绿绿，打扮得花枝招展；香港客寄钱寄包裹回来……这些表面的东西迷住了一些人的眼睛。似乎一到香港就能捞到钱。但是，香港是真的好捞吗？”文章举出了颇具说服力的数字：“解放前，西乡大队到香港谋生的共计82人。他们年轻力壮出去，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有的已经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基本上还是旧样子，都还过着贫困的生活。据调查，这82人中．有75人还在为资本家打工，生活困苦，占91 . 4%；275276 大逃港而有幸开上了鱼档、肉档的，或生活稍好点的，只占8 . 6%。所以说，逃港者是极少数的人生活稍好了，绝大多数的人依旧贫困。”没错，这是事实，就是在香港，真正很富裕的，也非所有的人。尤其是这些人中，还都碰到一个难题，就是建立家庭的问题。香港住房紧张，结婚费用很高，成个家不容易。“这82人中，年过半百还是单身一人的竟有13人！河西一队陈植财，在香港捞了23年，什么也没捞到，至今还是个‘寡佬’。而他的弟弟陈秋权，没去香港，就在生产队干活。现在结婚生子，生活稳定幸福。陈植财每次来西乡探亲，都要感慨道：还是你好啊！”——真人真事，铁的事实，对比分明！“河东五队温根容，解放前就去了香港捞世界，留得老母亲在家。30年了，因为说过不发财就不回家见母亲，现在就是不好意思回来。仅仅52年寄过一次200元回家。母亲临终想见他一面，他都没有回乡。老母亲直到死，都未能见儿子一面，相隔才十几公里。”解放前去香港捞世界的如此，解放后逃到香港去捞世界的人又会好吗？“全大队1962年以来逃港的共131人。其中过去后靠给资本家打工的有118人，占了绝大部分。另有3人投亲靠友做了鱼店老板，一人做管账先生，两人沦为妓女，5人下落不明（估计偷渡过海时已经葬身鱼腹）。”材料中句句说明，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去的人依然是贫的多，富或稍富者极少。原来想象的“发财梦”，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同样，这批在港的118名未婚的外逃人员中，有103人至今没有成家。再拿同一家中的两兄弟对比：“河西二队有个社员叫林植，有四个儿子。老大林贵生身强体壮、力大如牛。在家劳动时，可从两里路外一次挑200多斤草回来。一个这么好的劳力，在家乡可以多挣工分，到了香港一身死力气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林贵生在香港连老婆都找不到，生活没着落。最小的儿子林春耀，虽然体弱、劳动差。但留在这边，反而结了婚、生了一子一女。生活过得美满幸福。”两相对比，为什么一定要跑香港，不留在内地呢？香港不但难“捞”，而且是一个害人的“陷阱”：“河东八队有个社员叫黄小沙，逃过去后，在香港这个染缸里才几年，就把吃、喝、赌、漂、吹……什么恶习都学会了。他的亲人强制把他从香港拉●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回来，戒毒治病。绝了恶‘欲’的黄小沙身体才慢慢好了起来。现在他积极参加队里劳动，每天精神单纯愉快了。又成了家，有了三个儿子，他感激地说：‘是社会主义救了我。香港我再也不去了。’”事实在说明，香港也并非“天堂”，何况步向“天堂”的路上还充满危险、充满杀机，充满陷阱——“偷渡香港，要遭遇边防军的拦截、警犬的追捕。渡海的遇上风浪，有可能葬身鱼腹。遇到亲人要去偷渡，家人寝食难安；即使逃过去了，家里人还是提心吊胆：男人担心妻子被勾引、父母担心儿女学坏、妻子怕丈夫另找新欢……一些妇女说，男人到了那鬼地方．心红的变黑、心黑的要变烂。”因为逃港，家庭发生变故的不在少数，文章举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广州的知识青年李和平（代名——作者注），下放到西乡大队。因为人聪明、有知识，做了大队出纳。很快结了婚。1972年，外逃香港，做了资本家的账房先生。便很快跟一个年纪很轻的女青年非法同居。背弃了原来的妻儿。他的老婆王修敏（代名——作者注），原是公社卫生院的护士，不得已也带着小孩外逃到香港去寻夫。谁知狠心的李和平竟然不认前妻，把他们母子拒之门外。现在王修敏还流浪在香港街头。真是新社会的活陈世美！”有人反驳说，在西乡大队的逃港人员中，不是也有人“捞到了”,“发”了的吗？为什么不也说一说呢？是的，是应该说一说。是不是有人发了呢？当然有。但所谓“捞到了”，发了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前面说了，西乡大队逃过去的人中，能有自己的一份稳定职业的，仅占8 . 6%，人数很少。而混得稍微好点的，更少。除了上面说的当了账房先生的李和平外，还有一个进了香港电视台的李大为（代名——作者注）、一个当了画家的郑少海（代名——作者注）。两人每月能拿到四五千元。“这两人都是河东五队的，出身地主家庭。他们是依仗了在香港有一定的后台老板的关系。”“全大队解放后出港人员，当了老板、业主的。大部分是四类分子和他们的亲属，在香港有关系帮衬的。”很显然．贫下中农出身的人，在香港几人有富亲戚？没有帮衬，单凭一277278 大逃港身死力气，就是逃到了香港，也是发不了家的。又有人说，跑不跑香港，那是别人心甘情愿的事，又没占“社会主义”的便宜，还每年寄外汇回队里来，帮助国家搞建设，这不是好事吗？那又来算算这笔账吧：“西乡大队六年外逃出港共131人，平均每年每人汇回家乡的款是110 . 9元。这些外逃人员都是好劳力，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五千工分。如按大队正常的劳动值计算，每个工分1 . 35元。每人每年可收人675元。扣除每月生活费20元（按一般社员的生活水准）。每人每年应能为家庭提供435元。比逃到香港去每年给家里提供的要多324 . 1元。”可见，如果这些人留在内地，给家庭创造的收人更多。他们在香港，要吃要住，收入又低，还能留下几个钱寄回来呢？外逃人员给家庭提供的少了，那么外逃人员的家属是靠什么生活的呢？文章又算了这个账：“留在大陆的家属，他们仍然享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低物价、低房租（有些自己本身就有房）、有病了依然可以免费在合作医疗就诊、孩子上学享受免费……”他们在内地的消费远低于香港。从两地的物价比较就可以看出来：“大米每斤价是0. 28元。而香港每斤大米价1 . 32元。差不多高了5倍！油每斤价是0 . 93元。而香港每斤油价是4元。也差不多高了5倍！糖每斤价是0 . 68元，而香港是2 . 4元高了3倍。”“外逃人员，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把他们养大，培养成有文化的青年。正好需要他们为社会主义出力的时候，却逃到了香港。丢下父母子女由集体来供养。有个女社员，丈夫逃到了香港，丢下她和三个小孩。丈夫每年寄回来的才四百元。这女社员口口声声说一家人是丈夫寄钱养活的。试问，如果她丈夫把全家四口都带去香港，吃饭、读书、住房、看病……靠这四百元她养得起吗？那又是谁在暗中养了他们家中的四口呢？是社会主义，是集体！逃港者享受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却逃避了对社会主义和家庭应尽的责任。”应该说，这是精辟的、颇具说服力的说法！材料最后一锤定音“外逃是●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可耻的！”一个摆事实、讲道理，反击“外逃风”的群众大辩论在宝安县掀起来了！村村开辩论会，队队开斗争会。大榕树下、宗族祠堂都变成了辩论台。逃港次数多的，或者联络逃港的人被戴上高帽子揪上台来，贫下中农纷纷跳上台同他们算账、讲道理……在社会主义教育的风暴中，在阶级斗争的重压之下，在反反复复宣传的叫人理不清说不明的“道理”、“数字”下，要逃的人犹豫了脚步。果然，深圳河边沉寂了。据有关的材料统计，1963年后，深圳河边的逃港的确减少了！“路线斗争教育”，在一个时期，的确起到了作用！然而，逃港风能够就此平息吗？卓绝的思想工作又能够奏效多久呢？批逃港群众大会279280 大逃港◇第三节 西坑之战——社会主义阵地的争夺◇一、“反偷渡”典型魏天粦“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老板，请来一盒王老吉——”这是30多年后，即1999年的夏季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在深圳西坑村边的一间小杂货铺边歇息。天气太热，杂货店老板正在树荫下同人下棋，似乎很专注。“老板，请拿盒王老吉——”我提高了声音。看来，老板并不把生意当回事，那盘棋好像比他的生意还重要些。“好的——”小铺老板终于放下棋子，摇着蒲扇，拖着一双拖鞋，“的啪的啪”地过来了。老板看上去五十几岁，广东人典型的瘦瘦的身材，很热情，接了我的钱，一边看了看我满身汗渍的衣服问：“你是来找工作的吧？”，递上王老吉，听我没回答，又走去棋盘边坐下了。其时，小店铺的前面，已经建满了一排排香港人投资的厂房。我也走了过去，摇摇头：“不，我来你们西坑村采访。”“你是记者——”他偏过头来，似乎微微有点惊异。“你的车呢？”“我是抽空来的，没有车——”“啊，坐公共汽车呀？那你走了很远的路啊。”我感到他脸上的表情，似乎同我一下子拉近了。“到西坑村采访谁啊？”“你——”我对他说。“我——”他愣了一下，手中的棋子悬在半空。马上又“哈哈”地微笑了。“我一不先进，二没发家，三不偷不抢，你采访我干吗？”悬空的棋子又放下去了。●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我还知道你的名字呢。”他没出声，似乎不值得回答。“你姓魏——”我突然说。他惊异了一下，感觉来得奇怪。“你叫魏天粦——”夹着棋子的拇指和食指又停在半空。“你是谁——”他惊奇地问我。“一个喜欢寻根究底的记者——”魏天粦，20世纪60年代广东省社会主义教育的红色阵地——西坑村的“反偷渡”典型人物。二、神奇的西坑俱乐部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就死在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俗话说“上了梧桐山，香港到一半”，说的是偷渡时梧桐山的重要。而西坑村呢，就坐落在从北麓上梧桐山的咽喉要道上。要上梧桐山，必经西坑。它也就是前面洋参大王庄永竞说“土八路厉害”，差点被边防军和民兵抓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