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十年-13

干部有着管理能力的“特权”，知识分子有着知识文化的“特权”。文化大革命剥夺了他们的“特权”，整顿又在恢复他们的“特权”。1975年上半年的中国还不知道，整顿意味着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对于这一点，也许连毛泽东和邓小平最初也不知道。二、1975年“全面专政”的理论分析毛泽东需要在保证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前提下，务实地稳定和发展形势，因此，他必然是一手放开让邓小平去整顿；另一手放开让江青等人去宣传文化大革命。1974年12月26日，正值毛泽东诞辰日，他在长沙接见周恩来的讲话中（周恩来与王洪文同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于12月23日－27日四次接见周恩来与王洪文。而12月26日这一天，他安排王洪文去韶山参观，单独接见了周恩来），还特别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谈话，后来便成为逐渐传达向全国的重要声音。他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在此之前，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曾讲过与此相关的话：“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泽东对周恩来谈话时所做的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加上了他会见丹麦首相时的讲话内容，很快成为一个在政治局和党中央传达的文本。接着，这个声音又逐渐扩展开，1975年2月9日，《人民日报》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1975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则发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对理论问题指示的通知》，同时印发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全部指示。这个发到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的中央通知中指出：“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紧接着，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在“编者按”中，向全国公布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这个谈话包括上面引用的毛泽东对周恩来及对丹麦首相的谈诂。“编者按”最后说；“综上所述，集中一句话，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汇编中，共选取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三十三条语录。这其中，马克思的两段语录特别有代表性，能够为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供最有力的理论依据。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52年3月5日）“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1848年－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月－11月1日）这两段语录（还有几条语录）讲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它的历史任务，这是这个语录汇编的第一部分内容。第二部分内容，则讲到按劳分配、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中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经济基础，因此必须对其予以限制。第三部分内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不断地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专政要与之斗争，并铲除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三十三条语录中有一条列宁的论述，从他的名著《国家与革命》中摘录出来，使当时稍有理论修养的人都感到十分警醒。这是理论界过去不曾十分注意过的一段论述：“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总之，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以“编者按”的形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论述结合在一起，在1975年春的中国形成了十分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中国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革命了几十年的国家，它的社会主义一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现在，当这个社会主义进行到文化大革命阶段时，毛泽东又追根寻源地公布了自己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确实有着十分强大的逻辑力量，当毛泽东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实践结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理论根源上时，他的文化大革命就表现出了似乎更加严整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在全党造成了巨大的理论统一力量。它使党的上层和整个知识界在理论上被笼罩，也给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更加坚定不移的思想依据。毛泽东一贯善于从政治思想的高度掌握全党、全军和全国。当他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同自己的论述一起拿出来时，他对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论证，无疑达到了最高水平。邓小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整顿，也要以毛泽东有关理论问题的指示作为“三项指示为纲”的第一项，这表明一切务实的党内力量，也都不能对这样强大的理论思想表示异议。毛泽东在生命临近倒数第二个年头时，还能做出如此清醒而有力的行动，来支持他的似乎难以维系的文化大革命，显示了他确实是一个天才。只不过，这个天才人物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陷入的巨大误区。在往下的进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以他们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的指示发挥开来，更有力地覆盖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75年3月1日，姚文元在《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了他的长篇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这篇文章曾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并由毛泽东审阅批发。姚文元在这篇文章中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理论任务，发挥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他论述道：“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当然，为了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造成资本主义既不能生存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姚文元文章的必然结论。1975年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及《人民日报》几乎同时发表了张春桥的长篇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他的文章同姚文元的文章自然是一个理论思路，只不过似乎更“经典”一些。“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像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绝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可想而知的：“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早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以其“马列主义的理论色彩”，充分展开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讲话，并且更将它推向极端，对现实的中国发出了“全面专政”的强有力声音。这个声音为在思想理论上摇摇欲坠的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支撑、也为张春桥、姚文元本人增加了新的政治资本。两个人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在稍有理论修养的干部队伍及知识分子队伍中，加强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毛泽东发动的这一轮理论宣传大势，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五个年头时，他做出的两大决定之一。这个决定如同太阳一般当空照耀，纲举目张，笼罩全国。在这个决定之下，另一个决定就是放邓小平出山，任其在铁路、钢铁等国民经济的大地上实行整顿。这期间，邓小平的整顿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政治上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活动时有冲突。毛泽东对此都没有太在意。他也许相信，自己已经安排好了一个大局。当他把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的合理性给予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最有力的论证之后，一切务实主义的操作只能使天下更为太平。八十二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所做的对文化大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的论证，为我们透视这个带有巨大悲剧性的伟大革命家提供了最后一份有力素材：一，我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比较遥远的前方存在。它虽然是被私有观念占满大脑的绝大多数现代人无法想像的事情，然而，我们却要超出这个局限看到长远的未来。正像在私有制中生活的人很难理解原始社会时期的“共产主义”一样，他们可能更加难以理解历史经过否定之否定，还有一个更高级状态的共产主义在前方等待我们。二，然而，共产主义绝不产生于任何空想，绝不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邪恶与不合理的憎恶，绝不产生于各种性质浅薄的伦理道德理想；它产生于人类历史自身发展的机制。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当生产关系这个框架不能容纳生产力这个奔突不已的怪物时，共产主义才真正具备出现的条件。在那个时候，人类社会的全部经济行为包括与之相适应的全部政治行为、全部思想、文化及精神活动都不能容忍现状，又能找到取代现状的新方式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才有现实的可能性。新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已经在动摇的旧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中隐隐欲现时，向共产主义的变革才会成为现实。三，倘若社会主义不是发生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超限度成熟的国家里，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最高目标。特别是当它处在一个生产力发展水平优越于它的资本主义外部环境中，这个社会主义的全部现实生存需要和向未来发展的需要都尤其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保证。历史并没有给这样的社会主义开据保险单。社会主义能不能证明自己的生存能力和取得向未来发展的前途，惟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显示自己的优势。除此以外，任何理想主义色彩的所谓革命，都只有短期的意义，这种“革命”最终甚至会演化为畸形的保守力量。四，这样，我们便在人类大的历史发展背景中看清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真正地位。当他将共产主义的理论与一个刚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中夺取政权的革命嫁接在一起时，他忽略了历史自身发展的阶段性。他企图超越经济本身发展的阶段，在一个尚且“一穷二白”的国度里直接实施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虽然他似乎也经常意识到这还需经过一个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然而，他把这个过渡阶段想得太简短了。当他于1957年及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已经表现出一次超越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空想。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则更是他的空想共产主义的大暴露。当他企图在这个历史阶段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价值规律时，当他把这个历史阶段必须借助的经济政策当做革命的对象时，他完全违背了这个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这个社会并没有超越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也并没有提供明天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因此，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代表明天与今天斗争，而恰恰是代表昨天与今天斗争。它所借助的革命力量，正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小农经济基础上的自给自足、自我封闭倾向，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以及与此相关的绝对的领袖崇拜，和突破各种禁忌而实行毁坏一切秩序的野蛮狂欢。任何革命反对的都是现状。只有当反对现状的力量来自于明天新社会的萌动时，这个革命才会成为真正进步意义上的革命。如果在一场反对现状的“革命”中，只有一两面悬空的旗帜似乎在呼喊明天，而其汇入的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都来自昨天的历史，那么，这个“革命”虽然同样摧毁了现状，但它不过造成历史的倒退。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无疑给了我们一个解剖的典型。五，毛泽东本身的革命理想主义，常常蒙蔽了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透视。要认识文化大革命，就要认识毛泽东。而认识毛泽东，就要认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依靠了什么样的力量。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了林彪、叶群集团，接着又看到了江青、张春桥集团。我们只要考察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思想及行为，就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这些“革命力量”的性质。他们是真正的官僚资产阶级。他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与国家不过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为招牌。他们实际上是企图以一种更残酷的方式将全体劳动者的剩余价值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剥削阶级。在他们的统治下，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不仅将受到一般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剥削，还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思想自由、政治自由乃至人身自由。他们将不仅离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且还要远离按劳分配，陷入超强政治全面专政下的奴隶地位。1975年，当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九个年头时，毛泽东对它的解释发展到了极致，我们对它的透视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三、“反击右顺翻案风”运动的形成过程文化大革命被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一分为二：前五年是进行了文化大革命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后五年则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九一三”之后的中国社会生活，最主要的矛盾就体现在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上。这种斗争发展到1975年，进入了特别关键的一年。毛泽东认为自己还能够很好地把握全局，他在平衡地运用邓小平和江青这样两支不同的力量。用邓小平来整顿全国局势，用江青来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思想优势。这两支力量也便围绕着毛泽东展开了他们的斗争。江青一伙总是借用毛泽东的指示来行动。这一次，他们运用了毛泽东反对经验主义的指示。姚文元在1975年3月1日发表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论述道：“1959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同一天，已经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说：“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4月4日，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也重复了同样的声音：“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他们的精神变成了覆盖全国的报刊舆论。3月2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又一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的语录，然后论述道：“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助手。”在3月及4月两个月中，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经验主义的文章，造成了新一轮政治斗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声势。姚文元还布置新华社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讲：“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为了排除这一思想政治舆论对全国整顿造成的压力，邓小平将张春桥、姚文元反对经验主义的做法向毛主席做了汇报，并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毛泽东无疑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他在4月23日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示道：“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他还特别有针对性地发出批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在京委员谈话，对江青等人做了严厉批评，指出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搞宗派活动”，在“批林批孔”中“三箭齐发”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人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他当众告诫江青：“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与此同时，毛泽东以全局在手的从容心态说道：“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作，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当邓小平一派和江青一派围着他争论是非、听取裁判时，他觉得事情并不大。江青们是听从他的指挥，冲锋陷阵搞文化大革命的，做事不合规矩，批评他们一下不会影响他们的忠诚。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打倒，是自己亲自把他解放出来，一次次提议对他委以重任，他现在一鼓作气地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应该给他一点支持。毛泽东此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邓小平的势头会形成对他的威胁，当然也不曾想到邓小平的“整顿”能够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威胁。领袖的裁判是从容的。而对于邓小平、江青等人来说，则是一个再重大不过的事情。5月27日及6月3日，邓小平依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两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都讲了话。关于“反对经验主义”一事，以及江青等人宣扬的“批周恩来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一事，还有在“批林批孔”中又加入“批走后门”一事（这曾被毛泽东批评为“三箭齐发”，毛泽东曾经不止一次指出，江青等人“批林批孔”加上“批走后门”，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不得不做出检讨。当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时，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这标志着在这一轮斗争中，邓小平获得优势。他便仗恃毛泽东的支持，更有力地展开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整顿”。在6、7、8三个月中，“全面整顿”的势头推动着全国局势的发展。不仅国民经济发生明显好转，军队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科技、教育、文艺等文化领域也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围绕着影片《创业》的不同评价，成为这种变化的一个典型。影片《创业》公映后，得到了普遍好评，但却受到“四人帮”多方指责，严重压制。《创业》的编剧张天民于7月18日写信申诉，托邓小平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于7月25日对来信做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件事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在7、8、9三个月中，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引起全国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别样表现之一，就是被“四人帮”后来说成“谣言四起”的社会民间舆论。当时，社会流传著有关江青、张春桥、王洪文、迟群、谢静宜等人的各种政治上病态、作风上腐化、行为上丑恶的故事。包括江青、迟群、谢静宜等人关系如何不正常；迟群在四届人大没有当上教育部长之后，如何精神失常，烧掉两床被子，破口大骂谢静宜；谢静宜又如何跪在迟群面前哀求，等等。总之，有关“四人帮”一伙的政治残忍及生活糜烂的丑闻在1975年夏天漫布全国。在文化大革命的专制统治下，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小道消息与传闻常常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动态与潮流。“四人帮”在刮遍全国的“谣言”风中，虽然有敏感的嗅觉，却无从下手。在政治上，他们依然要借助毛泽东的声音做出大的行动。在姚文元的提议下，毛泽东批准发动评《水浒》的运动。毛泽东有关《水浒》的言论，早在1973年底就被姚文元抓住。正是在姚文元等人的推动下，毛泽东意识到，这确实是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又一篇好文章。1975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同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讲述了他对《水浒》的主要评价：“《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第二天，当姚文元从芦荻那里闻知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之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中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该充分发挥这部书‘反面教材’的作用。”他提出了开展评《水浒》运动的一系列具体建议。毛泽东批准了姚文元的建议。中共中央随即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全文。评《水浒》运动，就由此发端。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揭开了大规模评论《水浒》的舆论序幕。随后，从1975年9月开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全国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评《水浒》的文章，其中贯穿的一个主要声音是：评《水浒》是中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评论《水许》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的一个内容，它的根本意义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在5、6两个月中受挫的江青、张春桥等人在评《水浒》运动中再一次浮出海面。8月下旬，江青召集其亲信于会泳、浩亮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就在全国各阶层都在以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经验猜测这一轮评《水浒》的舆论矛头指向时，真正应该对此敏感的邓小平却似乎不大介意。1975年9、10月间，他在一次部分省市委书记会上说道：“评论《水浒》是怎么一回事？主席把七十一回本读了三个月，读了以后，主席发表了这一通言论。有人借这做文章，想搞阴谋。”看来，邓小平知道江青等人此举有意图，但他或许以为如此牵强附会地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评论演化为现实的政治斗争不一定符合毛泽东本人的意图，也不一定会奏效。他还是乘着自己整顿的势头做事情。在朦胧的意识中，邓小平可能也不排除这里有什么险恶，所以，他在这个时期反复讲要“敢”字当头，“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远不问亲”，他知道，他不像江青一伙有那么多接近毛泽东的机会，他只能在期望毛泽东能有正确明断的状态中继续做自己的事。这个不擅阴谋的人，注定要在充满阴谋的时代再一次遭到厄运。他绝对没有看清楚、或者也不愿意看清楚自己的处境已何等危险。他与江青一伙的斗争是围绕着毛泽东这个权力中心进行的。而1975年夏季之后的毛泽东，已然是一个年迈衰老、疾病缠身、不可能更多地召集政治局会议的领袖了。形势自然向著有利于江青一伙的方向倾斜。1975年9月，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联络员连接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间的关系。这个与“四人帮”持同样政治观点的毛远新，在9月底到10月上旬的这段时间里，多次向毛泽东作了意图十分明确的情况汇报。他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汇报对年迈的毛泽东无疑产生很大的影响，他绝不能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中一个不可更改的政治原则。而毛远新的情况汇报又并非无中生有，邓小平的“全面整顿”在各条战线上表现出来的变化，确实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实质，迟早要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发生冲突。这种必然性在1975年的秋天以毛远新的汇报为“偶然性”实现了。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等人开会，传达他的意见。毛远新照办了。邓小平却表示不理解：“说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根据毛远新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批评了邓小平。毛泽东做出了尽可能妥当的布置，他希望在邓小平的主持下，政治局做出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而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对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没有权力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来讲，这样的拒绝不失委婉。然而，正是这个拒绝表现出的不满和抵制，使得中央政治局要停止他的工作，而毛泽东则做出了让他从此“专管外事”的决定。邓小平立刻失去了主持党政军工作的权力，这也意味着失去了“全面整顿”的权力。这个曾经在1971年、1972年复出前两次给毛泽东写信、一贯能屈能伸、不乏权变的政治家，这一次却显得毫不乖巧，甚至有些意气用事。然而，正是这种理直气壮的行为，注释了一个政治家的质朴。也正是这种质朴，造成了他“第二次被打倒”的厄运，当然，也成就了其后不久更光荣地复出。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病榻上的毛泽东终于认识到邓小平的整顿意味着什么了。全国各地区、各领域发生的情况已经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正受到“全面整顿”的全面冲击。毛泽东决定再发动一场新的批判运动，矫正中国的潮流。这对于毛泽东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无论他本人对邓小平的复出有过什么提议和赞誉，也无论邓小平在复出之后形成了什么样的威信和资本，毛泽东都能够以简练而有力的动作解决这个问题。这已是他一生中最后要解决的不多的问题之一了。他照例又抓住了一个典型。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曾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报告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信是请邓小平转的。毛泽东借此批示道：“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11月3日，清华大学召开党委扩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这个批示率先在清华大学引发了遮天盖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在此过程中，首先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11月18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批判刘冰及支持刘冰的教育部长周荣鑫。12月1日，《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了署名“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于12月4日全文转载。在毛泽东的批示下，“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发动起来了。1975年11月下旬，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干部一白三十多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并且指出：“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了《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同时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他们在常委中传达、学习和讨论。这样，《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便进一步扩大了范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毛泽东提议华国锋代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并由陈锡联在叶剑英生病期间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是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明显调整。用华国锋取代邓小平原本可能占有的位置，以及对叶剑英的排斥，是毛泽东决心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组织措施。周恩来的追悼会，仍由邓小平致悼词，这表明“批邓”还远未到公开化的程度。然而，往下的步子似乎加快了。1976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全体群众。197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召集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委、解放军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新的《毛主席重要指示》。这是毛泽东在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几次谈话的汇集。在这份《重要指示》中，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多人少。“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在这个《重要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还谈到，邓小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传达的只是毛泽东关于清华大学刘冰信件的批示。那里，邓小平不过是犯了偏袒刘冰的错误。而在这个《重要指示》中，对邓小平的批判，性质已然十分严重了。当一些与会者思想不通时，主持会议的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讲话，要求大家在“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随后，中共中央又发出新的文件，做出新的部署，将《毛主席重要指示》一层层扩展下去，一直传达到全党。在此过程中，江青等人在各种场合发表批判邓小平的讲话，全国主要报刊则发表了数量极多的批判“右倾翻案风”的文章。邓小平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被定性为“全面翻案”；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则是“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中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把批判的矛头不点名地直接指向邓小平。还说：“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侮的走资派。”社论号召全国“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从对刘冰等四人的来信批示开始，经过几个月的逐层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了。毛泽东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又为捍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做了一件事。四、天安门“四五运动”的历史启示历史发展到1975年底、1976年初时，社会上大多数阶层对文化大革命的厌倦及不满情绪已经到了相当普遍与强烈的程度，“反击右倾翻案风”更加剧了这种不满情绪。巨大的不满累积甚久，存蓄太多，已经形成很大的社会势能。被压抑着的巨大势能潜伏在整个社会中，一遇时机，就会表现出极大的反弹力，随时都可能表现为一个影响社会进程的运动。历史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势能形成运动，都有其自我组织、自我形成的过程。这种历史的自我组织、自我形成有时表现为具体的社会领导力量的自觉组织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形成过程就是毛泽东用他的权力发动了社会上积蓄的某些势能，巨大的势能造成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现在，反文化大革命的势能在失去了邓小平“全面整顿”的组织与领导之后，以完全自发的状态存在于社会之中。在毛泽东这个领袖因素仍旧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内没有任何人可能出来成为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势能的组织者。然而，历史本身会利用各种各样的条件进行组织，它可以在没有成形的领导集团的情况下，组织起一个运动来。从本质上讲，所有的革命运动最初都是由历史这样组织起来的。在历史组织运动的过程中，不仅为运动带来普遍的群众属性，也为运动带来逐渐形成的领导核心。有领导核心自觉发动的运动，与没有领导核心自发形成的运动，同是社会组织势能形成运动的方式。这一次，历史自身存在的巨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势能，通过一个巨大的“偶然性事件’，将其逐渐组成为一个运动。这个“偶然性事件”就是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逝世。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逝世。1月9日，中共中央、人人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立刻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哀悼与悲痛。这个哀悼与悲痛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它的反文化大革命色彩。因为人们怀念周恩来的，不仅是他个人的人品，更主要的是他所代表的与“四人帮”相对立的务实主义路线。1月10日－11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的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在一片沉痛中来到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1月11日下午十六点四十五分，周恩来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从长安街到八宝山的几十里长街上，一个十分壮观的场面自发形成：首都近百万群众顶着凛冽的寒风，自发地伫立在周恩来灵车经过的道路两旁，默哀送灵。这是一个令全社会各派力量都为之瞩目的动态。十里长街百万群众的自发聚集是一个沉默的社会政治宣言，各派政治力量的敏感人物都感到了这里的含义和分量。1月12日－1月14日，北京各界群众代表四万多人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1976年1月15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除了党政军上层领导，还有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参加。1月16日，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言，将他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一个人的逝世，原本是有关这个人最大的一件事情。周恩来的逝世，自然是有关周恩来的最大的事情。作为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四人帮”对立的保护干部、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经济的象征，周恩来的逝世无疑又成为全国大多数阶层人们心目中一件最大的事情。在广泛的社会利益基础上，全社会表现出了对周恩来的深重哀悼。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当然会强烈感受到全国民众对周恩来哀悼情绪的巨大压力，也一定知道这种哀悼情绪后面所含有的政治内容。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权力，在宣传舆论上极力淡化周恩来逝世的影响。在1月15日追悼大会以前的七天中，仅仅发表了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除了这两条不得不发的消息之外，对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报道几乎没有一个字。在这些天的报纸上，充斥版面的依然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和报道，似乎周恩来的逝世只是一个不被国人注意的事情。1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开篇第一句就宣称：“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是“四人帮”将他们的寡头政治强加给全国民众的极端专制手段，它立刻激起了全国范围内不可遏制的愤怒。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在许多地方被撕得粉碎。1月16日，追悼大会结束了，对于周恩来逝世的不得不报的消息似乎都完成了。姚文元指示：“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在全国范围内，他们开展了更为强有力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批判运动。在这种背景下，2、3月间，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群众自发的悼念周恩来的活动，也出现了将矛头指向“四人帮”的政治口号。3月25日，在武汉市就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这种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势能，逐渐被对周恩来逝世的哀悼活动组织为一个全国性的潮流和运动。如果说周恩来的逝世为这个潮流和运动的形成提供了巨大的偶然性机会，那么，在整个潮流和运动形成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的“偶然性事件”。1976年3月5日，《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的一篇纪念、学习雷锋的新闻通稿时，将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对照其他报纸的读者自然发现了这个删除。1976年3月25日，《文汇报》发表的《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中竟然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篇文章引起了全国民众的更大愤怒。这句话中，“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自然是指邓小平，而党内那个走资派”显然就是指周恩来了。来自全国的抗议信、电话和电报包围了《文汇报》，在一片“谁反对周总理，绝没有好下场”的愤怒声讨中，要求《文汇报》“向全国人民交待事件的真相”。《文汇报》的“偶然事件”自然有其必然性，它是江青一伙控制最直接的报刊之一。这个有着必然性的“偶然事件”又激发了全国哀悼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从3月24日开始，南京市逐渐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群众活动。3月29日，南京大学的学生贴出大标语：“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老前辈用鲜血打下来的红色江山我们也要用鲜血来捍卫！”3月29日下午，南京大学近四百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在全市大街小巷和开往浙江、安徽等地的长途汽车上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标语，引起全市一片呼应。将矛头指向“四人帮”的大标语遍布南京城。当天晚上，南京大学学生又将“警惕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文汇报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罪该万死！”“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标语刷到经南京发往全国各地的火车车厢上。这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这个事件在随后的一两天中，演变为遍布南京市、辐射全中国的政治事件。4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紧急应对。当天就向各地发出电话通知，指出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求追查这次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巨大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势能，在被对周恩来的哀悼活动组织起来之后，有着特别强劲的发展势头。“南京事件”虽然被暂时抑制了一下，全市的大标语也被撕毁或覆盖，有关“南京事件”的中共中央的通知成为全国各省市领导必须执行的指示，然而，整个哀悼、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平息下来。周恩来的逝世，确实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巨大的事件，它本身成为了1976年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组织者。第一，周恩来的逝世激发了人们对他的强烈怀念情绪。由于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表现和象征，对他的怀念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完全的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性，因此，对周恩来的一切怀念、纪念和悼念，都自然成为引发、发动和组织反文化大革命社会势能的旗帜。第二，周恩来又是一个至死还在党内保留着合法领导权的人物，现政权也不得不为之隆重追悼，并降半旗志哀。正是死者的这种“合法性”，使得全国民众的悼念也同时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使得全社会各阶层能够以哀悼为旗帜更好地集结力量，也使得“四人帮”这些握有最高权力的人很难从一开始就采取赤裸裸的镇压方式。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一伙对立的形象，成为了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势能的政治旗帜。而周恩来生前一直保留的合法地位，则成为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势能得以行动的最好策略。第三，对死者的悼念原本是人类社会在义理上占有巨大优势的事情。当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不满以对周恩来这个“合法的”党的副主席、国家总理的悼念形式表现出来时，尤其在全社会具备了最大的合理性。正值清明节即将来临，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纪念先人的节日，与周恩来的逝世相隔仅三个月的时间，这个不长不短的距离恰恰给了哀悼周恩来、组织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的势能必要而充分的准备。正是在哀悼周恩来的旗帜下，全社会反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与情绪，得以最广泛、最合理和最公开地表现和发展起来。周恩来的逝世，清明节的存在，在1976年的中国非常出色地将全社会潜伏的反文化大革命势能引发了出来，并且组织成一个运动。悼念周恩来是这个运动的旗帜。这是在1976年的中国最能团结大多数的旗帜，因而也是最有力的旗帜。同时，它又是江青一伙最不便于直接镇压的旗帜，所以，它又是一个最策略的旗帜。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个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就这样被发动和组织了。任何潜伏的巨大社会势能，总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社会势能，就是在悼念周恩来这样的“合法的”、“符合情理的”、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它表现得十分坚决，又十分策略，它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集结了方方面面的力量，使得对立的文革派势力一时难以镇压。全国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集中体现在北京。1976年3月19日，北京朝阳区牛坊小学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上了第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3月23日，安徽省濉溪县的张学林专程赶到北京，又向纪念碑献了一个花圈。花圈很快被收掉了，而且作为“阶级斗争动向”引起“四人帮”系统的注意。3月25日清晨，北京市第五十八中学的学生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敬献了一个纪念周恩来的花圈，随后不久，又有一幅来自工厂的三米长的横匾摆放在第五十八中学的花圈旁边：“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日夜想念您”十三个金色大字标语，在天安门广场亮出了一道耀眼的金色。随着清明节的临近，几天之内，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迅速增多。到4月1日，成千上万个花圈在纪念碑周围布成了花的海洋。在悼念周恩来的挽联及标语中，出现了越来越显露的政治口号。4月1日，山西青年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的短诗，一时间成为传抄全国的政治檄文。4月2日，中国科学院一○九厂的部分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矗立起四块大型木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类似的标语、口号及传单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山人海中鼓动着反文化大革命的思潮，各种各样的讲演此起彼伏。1976年4月4日，这一天是清明节，又是星期天，到达天安门广场的有二百万人次以上。这一天特别引人注目的动态有二，一是送花圈最多的单位都是“右倾翻案风问题严重的单位，”如七机部、科学院以及四机部、铁道部、外贸部；二是很多工厂的工人结队而来。曙光电机厂三千多名职工组成一里多长的八路纵队，以周恩来遗像为先导，随着收录机里播放的哀乐进入天安门广场。类似的很多支工人队伍的出现，表明了对周恩来的哀悼活动已经以各种组织的方式出现。清明节这天二百万人次以上的活动中，绝大多数以哀悼周恩来作为自己的口号。在这个大底盘上，还有为数相当的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声音。对周恩来的哀悼，以温和的方式团结、号召和吸引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使得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潜在不满有了普及性的表现。而那些直接攻击江青、张春桥的尖锐政治声音，虽然发自少部分人之口，却无疑是在哀悼周恩来的大多数的普及基础上提高起来的；他们领导着这个大多数，影响着这个大多数，成为着大多数的先锋。这也是类似的大规模群众运动通常有的结构。当一个社会潮流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时，没有人数众多的普及性的一面，也便没有人数较少的先锋性的一面；没有先锋性的一面，也便没有普及性一面的继续扩大。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合成一个运动的数量与质量。客观地说，正是那些直接进攻“四人帮”的政治声音，代表了数百万人悼念活动的真正性质。这一点，掌握权力的人们自然看得十分清楚。4月4日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认定它“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并做出在北京镇压天安门事件，在全国揭露敌人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的决定。会后，毛远新向毛泽东作了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4月5日凌晨1－2时，政权所组织的力量将天安门广场的所有花圈收缴一空。4月5日白天，当数十万群众再次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时，和封锁纪念碑及广场的军队、警察及民兵队伍发生愈演愈烈的冲突。军人、警察及民兵体现着政权的意志，执行着对天安门广场的层层封锁；而数十万群众则冲击封锁线，将新的花圈送上纪念碑，同时面对成千上万的花圈被洗劫一空的场面悲愤地高呼“还我花圈”。冲突中，群众遭到镇压，“还我花圈”的口号上又增加了“还我战友”的口号。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过群众准备与军队、警察、民兵三联合的指挥部谈判的情节，然而，终因“三联合指挥部”拒绝谈判而激起了群众更为强烈的愤怒。在群情激愤的冲突中，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了三联指挥部的若干车辆，放火焚烧了三联指挥部所在地的小灰楼。天安门的群众运动表现出了某种暴力革命的性质。当天晚上九点多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已为数不多，在最最高领导层的布置下，出动了一万多名工人民兵和三千多名武装干警及五个营的军队，包围了天安门广场，用木棒和警棍实行了镇压，殴打并驱散了在场群众。逮捕了三十八人，清除了4月5日又送来的全部花圈，在天安门广场实行戒严。1976年4月7日，毛泽东在听取了毛远新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后，指示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的报道和吴德4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毛泽东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泽东还提出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两项决议：一，《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在第二个决议中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因此，“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当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这两个《决议》。4月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两个决议。天安门事件作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被镇压了。这个群众自发形成的“四五运动”虽然和邓小平本人没有直接的组织联系，然而无疑和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有直接的思想联系。因此，打掉邓小平，是毛泽东处理天安门事件的必然措施。毛泽东曾经用打掉刘少奇来深化文化大革命，用打掉“杨、余、傅”来击退“二月逆流”，用打掉“王、关、戚”来抑制“左”的倾向，用打掉陈伯达来解决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纂党夺权活动。现在，他必须打掉邓小平，才能够平息全国范围内的反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潮流。全国的“反革命潮流”似乎被镇压下去了。当他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时，表明他想把未来的政权交给一个此时看来能够被党的高层领导普遍接受的人物。华国锋既不属邓小平的势力，也不属江青“四人帮”的势力，他是忠诚于毛泽东本人和被毛泽东提拔上来的中庸干部。中庸之道原本是孔孟之大道，一贯反对孔孟之道的毛泽东在此时却不得不采取了这个在他眼里最为妥当的中庸之道。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已是一个行为、言语都不便的老人。当他听完毛远新汇报天安门事件之后，说“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时，似乎表明他那被重病缠绕的身躯还没有影响大脑的思维，天安门“四五事件”似乎给了他又一次粉碎反文化大革命势力的好机会。这一次，他无疑又胜利了。然而，如果他亲眼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百万民众悼念周恩来的场面，他应该知道，这是历史第二次向他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五、历史的剧变1976年是中国发生剧变的一年。这不仅从社会的动态中看出了征兆，大自然也露出了征兆。古人所谓“天象示警”，在这一年似乎被验证了。1976年3月8日，在中国吉林省吉林市降落了中国历史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15时1分59秒，一颗陨星在吉林市金珠乡上空发生爆炸。陨星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大屯乡李家村和永吉县江密峰乡一带；而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偏南方向飞行，先后落在吉林市郊区九站乡三台子村、孤店子乡大荒地村和永吉县桦皮厂乡靠山村，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坠地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陨石雨降落的过程中，可观察到火球，并伴随爆裂的巨响。至4月22日，收集到陨石一百多块，总重量为2600公斤。其中最小的重量在0.5公斤以下，有三块重量分别超过100公斤的陨石，最大的一块陨石重量为1770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陨石重量（1078公斤）。毛泽东看到这篇新华社通讯之后，颇受触动，沉思良久。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话时讲到了“人天感应”，讲到了人事发生巨大的变化常常通过天象预示出来。他这种不无忧虑、又不乏调侃的说法，表明他对中国的命运以及自己的命运有某种隐约的预感。天安门“四五事件”虽然过去了，但它无疑给了毛泽东沉重的打击，也给了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沉重的打击。当江青一伙兴高采烈地高举酒杯庆祝胜利时，孤寂中的毛泽东注定是心事重重的。他一向对历史的演变有着很好的感觉，此刻，他对未来的发展一定有着独特的冥想。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的生命更衰弱了，多种疾病严重地侵扰了他的身体。而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也到了其生命力的最后阶段，显出了越来越深重的衰败。江青一伙还在那里忘乎所以地开展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的视野中根本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天幕已经越来越黯淡。而1976年的毛泽东，则不可避免地经常想到自己身后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人生征战，他一定满怀沧桑和感慨。在他病情更加沉重时，他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及王海容等人，对他们做了带有遗嘱意味的谈话：“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这段讲话对于我们透视毛泽东的人格、透视他心灵深处的人生观是特别重要的。他将自己1949年以前所有的作为归于他人生做的第一件大事，而将文化大革命归为他人生做的第二件大事，也就是说，1949年夺权以来的所有作为，在他眼里真正有意义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只要沿着毛泽东的思路想一下，就能看清楚，他从1949年以来的全部革命实践确实可归结为文化大革命。1949年夺取政权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他而言是一个不得不进行的过渡时期，而且，有苏联的模式作为先例。当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表现出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纲领，这个纲领当然地失败了。作为这个失败的结果，也作为三年自然灾害的惩罚，就有了1960年以后的经济困难时期，也有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的“资本主义复辟”。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又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地推动对社会上“资本主义”和“党内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这一切，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他的指挥下，一口气搞到1976年这第十个年头。当毛泽东将自己1949年以来的全部作为归结为文化大革命一件事时，我们尤其看清楚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全貌。1976年7月6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这对从井冈山时期就与之共同创业的毛泽东一定也有某种深入生命的触动。无论他怎样推论自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那种生命的直接感觉又会告诉他另外一些事情：周恩来逝世了，朱德逝世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到了最后的时刻。有关吉林的陨石雨报道多次在他的意识中浮现出来，特别是当陨星爆炸后，除了散落五百平方公里的陨石碎块之外，其中有三块100公斤以上的大陨石，最大的那块1770公斤。他不能不对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后自己生命的即将结束做出预想。1976年7月28日，中国唐山地区发生了几百年来罕见的大地震，波及天津、北京、辽宁、山西、山东、河南、内蒙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死亡人数二十四万以上，七十余万人受伤。当人们把毛泽东转移出屋外时，他基本上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唐山大地震的惨重损失，使毛泽东又受到了一次直接落在生命深处的打击。从那以后，这位伟大革命家的生命进入了风烛残年的状态。江青、张春桥等人利用毛泽东这种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挟天子以令诸侯，更为变本加厉地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们的全部行径注释了最典型的政治近视。利益造成行为的动力，利益也造成了视野的局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个政治势力似乎毫无现实的判断，他们虽然也谈“资本主义复辟”、“修正主义上台”的危险，然而，他们全部带有疯狂意味的政治操作，都显出了他们在自己政治生命最后阶段的利令智昏。他们绝对没有真正看清楚一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天下，现在全凭毛泽东个人的权威支撑着。历史在这里向我们说明，一个伟大的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是一个多么不可忽略的重大因素。他的权力，他的力量，他的影响，是在一个历史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势能。只要毛泽东一息尚存，他的存在就以巨大的威势罩在中国上空。倘若毛泽东再健康地活过二十年，中国的历史可能就会重写。然而，毛泽东的生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生命就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了一起。当文化大革命临近崩溃时，也是毛泽东的生命临近结束之时。历史有时候会因为一个重要人物的去世而发生改变；一个伟大人物也常常因为历史的遗弃而结束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命题都是真理。倘若文化大革命不是像1971年以来那样屡遭挫折，日渐衰败，毛泽东的心理乃至生理也不会受到那样大的打击，他可能会更长寿一些；反之，如果毛泽东能够再长寿一些，文化大革命又可能更延长其生命。伟大的历史人物真是和历史联结在了一起。历史不再需要他了，他对历史也不必再负有责任了。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最不可忽略的人物毛泽东与世长辞了。往下不到一个月的历史，是再简单不过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这个长期超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革命”势力，对失去毛泽东的中国局势缺乏最起码的清醒判断。当他们紧锣密鼓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他们的统治时，当他们通知上海这些根据地准备庆祝特大胜利的鞭炮锣鼓时，10月6日，他们的政治生命以非常简捷的方式宣告终结。这一天，他们被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等人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解决掉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迟群、谢静宜、毛远新等人相继被捕。文化大革命进行到这一天，彻底结束了。这是历史第三次向毛泽东宣告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而这一次，毛泽东只能在天国听到这个宣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