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十年-10

因此，当知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致信毛泽东，“望毛、刘两位领导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做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时，毛于1967年3月10日特回信：“行严先生：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敬问安吉！毛泽东 3月10日”。随后，毛泽东便派人把当时中央文革整理的有关刘少奇的材料送给章士钊阅读，使得章士钊叹惋而难以再言。这件事情说明，毛泽东多么需要彻底打倒刘少奇的理由，从而使文化大革命获得充分的理由。三，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这批文革中的左派人物，无疑更需要上述两个“意义”。只有打倒刘少奇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中更多的人，他们才能在政治上扩大自己的势力，才能建立“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的安全感。只有把刘少奇结结实实地打翻在地，他们在今后的政治舞台上才能真正站住脚。如果刘少奇只是犯了一般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继续留在党内，即使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再掌握实权，也会从根本上破坏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资本与立足之地。仅仅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结论，是无法为文革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极端行为提供合理性的。因此，刘少奇、王光美的专案工作由江青亲自来抓。当查出刘少奇是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罪魁祸首时，江青之欣喜若狂到了极点。刘少奇的彻底沉没，才可能成为江青的真正崛起。刘少奇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永远开除出党，江青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荣旗手。根本的利益决定了根本的动力。极端的利益决定了极端的行为。四，在1967年展开对刘少奇的大规模批判，还特别有助于震慑全党、全军、全民。在全面内战的大动乱中，已经有数不清的群众、干部和军人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群众及解放军指战员，会对整个文化大革命产生疑问。像武汉“七·二○”事件中被镇压的“百万雄师”以及支持过他们的武汉军区指战员，他们直接的利益和情绪非常容易导致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怀疑。倘若刘少奇只有一般化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就很可能产生否定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结论。因此，大规模地批判刘少奇，将其结结实实地彻底打倒，理由充分地打倒，对全党、全军、全民都是有力的震慑。这种震慑有助于保证1967年中国全面阶级斗争中的全面夺权行动。这也是毛泽东所讲的“用大批判促大联合，促‘三结合’”的真正含义。五，“二月逆流”刚刚被镇压下去，党、政、军内像谭震林、陈毅这样一批高级干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还有着巨大的潜能。对刘少奇的任何从轻发落，都可能导致反文化大革命潜能的松动，给这种力量可乘之机。只有对刘少奇大规模地批判，彻底地打倒，才能对已经被粉碎的“二月逆流”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二月逆流”实行强有力的震慑。铁案如山地打倒刘少奇，是弹压任何“逆流”出现的有力法宝。六，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造反派的极端表演。正是他们极端的表演，成为推动批斗刘少奇的一股巨大力量。1967年7月13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安营扎寨，成立了“揪刘前线指挥部”，将“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标语、大字报贴满了京城街道，并先后两次向刘少奇发出了勒令信。他们的行动立刻形成了揪斗刘少奇的中心点，于是乎，北京各高等院校、机关、厂矿的造反派潮水般涌向中南海，声援“八一战斗团”。1967年7月17日，“八一战斗团”又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第三次勒令刘少奇于7月22日零点以前和王光美一起滚出中南海，否则，“八一战斗团”将采取“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到中南海西门建立“揪刘基地”的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多。1967年7月18日零点，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的造反派在“中南海揪刘指挥部”宣布进行揪刘绝食斗争，他们的誓词是：“刘贼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头可断血可流，绝食到底，不把刘贼揪出中南海，让全世界人民斗倒斗臭，我们誓不罢休。”当天晚上，一百多个造反派战斗队的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这一行动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几天之内演变成一个全市、全国加入揪刘战斗的运动。中南海西门外人山人海，席棚帐篷连成一片。揪刘造反派日日夜夜驻守在这里，救护绝食学生的解放军医疗队则在造反派人群中往返巡回。少则几十个、多则上百个高音喇叭此起彼伏地高呼着“誓死揪出刘少奇”的口号，对中南海几个大门发起了轮番冲击。表面看来，这种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对刘少奇的深仇大恨，显示了人民群众保卫毛主席的坚定决心，为党的上层进一步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提供了舆论支持，也为中央文革打击“二月逆流”这样的党内右倾机会主义提供了足够的群众运动压力。而实际上，造反派的这些极端行动并不包含对刘少奇的真正仇恨。如果说运动初期受到工作组压迫时，造反派的抗争还带有很大的真实情绪的冲动，那么，现在的这一切表演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既是出于造反派队伍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更是出于造反派队伍中那些领袖人物的政治利益需要。极端性的疯狂行为，除了极端的利益之外，还有种种极端的心理原因。无论是所谓对刘少奇的极端仇恨，还是对毛泽东的极端崇拜，都把某些心理上的“迫害狂”倾向、“施虐狂”倾向发挥到极致。其中带有“青春狂热”性质的恶作剧心理，也得到了极端的表现。毛泽东的利益与毛泽东的心理，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造反派学生的政治利益与他们的心理，都造成了他们各自的带有极端性质的行为。这三方面的极端性又相互推动；造反派的极端性会给中央文革以鼓励；而中央文革的极端性又会给造反派学生以推动；两者的极端性又给了毛泽东以推动；毛泽东的行动反过来又使造反派学生和中央文革势力更加无所顾忌地走向极端。当没有别的力量平衡这个极端行为时，这个极端的行为便势如破竹，造成了极端的结果。五、清查“五·一六”运动的来龙去脉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北京市出现了“炮打周恩来”的活动。1967年3月24日，北京石油学院、石油部、国家计委、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召开“彻底粉碎余秋里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誓师大会”，并宣布成立“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余秋里联络站”。同一天，北京师范大学苏东海等人在校园张贴了大字报：《给周总理贴大字报》，开始试探着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的行动立刻遭到了广大师生的反对，“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一类的大标语、大字报布满了师范大学校园。1967年3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派学生批判了参与炮打周总理的学生张建旗。张建旗于3月31日发表声明，依然重申炮打周恩来的观点。1967年5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一个名为“五·一六兵团”的新组织。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有人以“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题目为《戳穿李先念之流的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攻击周恩来是保护李先念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5月下旬，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等人，正式组建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随后贴出了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二十三个为什么？》等，开始越来越升级地炮打周恩来。在张建旗等人的策划下，几个高等院校炮打周恩来的人员组织成立了“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这个于6月份成立的人数不多、规模有限的跨校组织，开始了炮轰周恩来的行动。由于人寡力薄，他们大都在深夜活动，在市内街道秘密张贴炮打周恩来的大标语、大字报。《周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这样的大标语和大字报，代表了他们的斗争口号。这一口号在路线上将周恩来诸多保护干部的行为归结为“二月逆流”的总后台，在策略上对周恩来仍称之为周总理，以求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在舆论中占领进攻的滩头阵地，再逐步升级发展。在“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声势浩大的反对下，“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在6月－7月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继续进行着。“打倒二月逆流总后台”的大标语、大字报，在北京一些单位不时可见。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是反击“二月逆流”的产物。任何运动发动起来之后，都像一个潮流一样，必然有其潮头，而这个潮头的最尖端部分，往往会突破预想的界限表现出极端性质。毛泽东发动了反“二月逆流”的运动，红卫兵中必然会出现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因为在那个政治格局中，惟有周恩来担当了保护老干部的角色。如果再从造反派本身的思维、行为逻辑总结，可以说，学生中一些人突破既成的政治格局，顶着环境的压力，以胆大包天的勇气又发起一个炮打周恩来的斗争，不过是一种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聂元梓的成功，蒯大富的成功，王洪文的登峰造极，是毛泽东树立的全国性样板，这些人物的成功给了广大青年人以无比的刺激力。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都冒过险，都受过压，都在别人没露头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豁出去当“反革命”，孤注一掷，以致于博得了人生的大彩。文化大革命是争当造反英雄的冒险家乐园。在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中，我们都看到了这种一呜惊人而飞黄腾达的追求冲动。红卫兵初期“破四旧”时，竞相发布惊天动地的先锋通告，都有这种冲动含在其中。北航的红卫兵曾经发出“将全国都变成红海洋”的号召，用红、黄油漆涂抹所有的街道、商店、门面。有的红卫兵则提出把交通标记红绿灯颠倒过来的革命倡议，红色意味着马列主义，意味着毛泽东思想，所以应该红灯行、绿灯停。在一系列竞相标榜革命造反的行动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极端行为。然而，并非每一个极端行为都能够成功。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极端行为的成功，惟一的途径，是获得毛泽东的承认与支持。当聂元梓、蒯大富、王洪文得到毛泽东支持而一步登天时，受到巨大鼓舞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群众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文化。在数千年的封建主义社会中，多少文人渴望获得君主的赏识而飞黄腾达、耀祖荣宗。这个潜藏在中国一代又一代文人心理中的动力模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极端的领袖崇拜一起被焕发了出来，显示出巨大的能量。英勇无畏的造反行动之后，等待的是毛泽东的赏识。然而这一次，他们的愿望落空了。用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一句话讲，他们干扰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第一，就全国政治斗争形势而言，周恩来是惟一站在一线有效地帮助毛泽东维持国计民生的操作人物。没有周恩来，“天下大乱”就会乱到全国人民都没有饭吃的地步。三年自然灾害一定给浪漫的毛泽东留下深刻的教训：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要在解决了吃饭问题的经济底盘上才便于开展。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此时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周恩来。第二，在目前这个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中，周恩来是惟一能够帮助毛泽东缓和党内干部系统敌对情绪的人物。周恩来这个从无个人野心的兢兢业业管理国务的总理，是毛泽东“团结干部大多数”这一政策形象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后象征。毛泽东需要这个象征。第三，“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不仅引起周恩来的不满，更重要的是会引起党内更多的中上层干部的不满。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那些干部中的相当一些人，在大夺权后的新政权中，是要结合与使用的干部队伍。他不能使这些人不满。因此，“五·一六兵团”的出现，倒给了毛泽东一个作文章的机会。当他决定打掉“五·一六兵团”时，不仅平衡了来自干部队伍的不满，甚至还能够笼络他们，从而巩固和补充了毛泽东团结和保护干部大多数的领袖形象。在这里，毫不犹豫地打掉“五·一六”，如同打掉王力、关锋一样。武汉“七·二○”事件之后，全国范围内的报纸、社论一时间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口号。这在中央文革看来，是处理武汉军区问题的必然结论，意外的是，毛泽东却做了“还我长城”的批示。为了平衡军队的暴乱情绪，也为了补充毛泽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的领袖形象，中央文革丢卒保车，将王力、关锋抛了出来，在1967年8月这个十分炎热的夏季，祭奠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四，用文化大革命又一个通用的语言说，运动发展到1967年夏天，随着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的推进，在右的干扰的同时，也出现了“左”的干扰。用毛泽东在1967年7、8、9三个月视察大江南北时的讲话，那就是“现在是红卫兵、造反派犯错误的时候了。”这是极为重要的一个信号。随着逐步摧毁了刘少奇为代表的党的保守系统，在组建新的各级政权时，毛泽东已经意识到，需要抑制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权力要求了。全国范围内天下大乱的事实已经给了毛泽东足够的印象，这不仅是造反派中有坏人的问题，也是整个造反派队伍自以为是的无政府主义倾向问题。只有整肃他们，才能领导他们。只有限制他们，才能借用他们。在未来的政权中，需要更多地依靠接受统一指挥的军队，甚至还要比较多地依靠站在革命路线上的领导干部。对于权欲旺盛的造反派们，则到了教训、管制的时候了。抓“五·一六分子”，意味着严厉管制的开端。第五，当然，这一定是毛泽东的全局观念，只有他真正具有这样的全局观念。从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的利益出发，可能更倾向于搞掉周恩来。他们和毛泽东的眼界从来是有差异的。“大树底下好乘凉”，这些人在毛泽东的大旗下，极力想搞掉他们权力扩张的全部障碍。然而，他们没有力量违背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当毛泽东发出了保周恩来、保军队的指示之后，他们除了坚决地打掉“五·一六兵团”，坚决地牺牲王力、关锋及随后（1968年初）的戚本禹之流，没有别的选择。随后，他们或许也便意识到毛泽东战略部署的正确：在1967年的这个时刻，远非炮打周恩来的时机，当时全国政治斗争的形势不允许这样做。于是，对“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活动，立刻实施了一系列有力的打击。1967年8月11日，中央文革召开的座谈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首次提出“五·一六兵团”是被坏人操纵的反革命组织，炮打周总理实际是反对党中央。1967年9月5日，在一个造反派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又指出：“目前北京有一个反革命组织叫‘五一六’。‘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再一次发出了揪“五一六分子”的战斗信号。类似的大标县第二天便大批出现在北京街头。1967年9月8日，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作为批判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重要文章发表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亲自加写了如下一段有关“五一六”反动组织的话：“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显示了他要平衡整个局势、完整自己保护周恩来及其所象征的党内大多数干部、信赖和稳定军队的领袖形象之目的。打掉“五一六兵团”，是他赐给党政军大多数干部的一个礼物。至于他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中所说的“‘五·一六组织’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尤其具有威慑力。现在的斗争任务是，逐步地管教那些桀骜不驯的造反派了。1967年9月23日，又有一个文件进一步落实了毛泽东管教造反派的战略部署。这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批转《安徽“P派”和“G派”热烈拥护和贯彻执行康生、江青同志的“九·五”指示》的通知。“通知”明确指出：“目前，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在玩弄阴谋，从右的方面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方面来破坏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人民解放军，破坏革命委员会这个新生的事物，各个革命群众组织必须揭穿其罪恶阴谋。”经过这一系列部署，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这个运动持续时间很长，范围日渐扩大。到了1968年，江青在3月25日的一次讲话中，对“五·一六分子”定出了极为宽泛的标准。凡是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三指向”者，就是“五·一六分子”。到了这时，最初在北京某些高等院校出现的那个炮打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早已被历史遗忘了。当为数寥寥的人物被清查、批斗、专政之后，并不足以注释毛泽东所说的“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这句话的分量，所以，这些人在揪“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中倒不被提及了。清查“五·一六分子”，以相当的规模从1967年延续到1968年，乃至1969年、1970年、1971年以及更长的时期，范围遍及学校、工厂、农村、机关。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它成了整造反派、整群众、整学生、整知识分子的最有效手段。在北京，相当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以及文化教育部门的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印象最深刻的，是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在某些学生组织和某些文化部门中被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在一个时期内几乎达总人数的一多半。相当一些造反派学生到了这一步，才领教了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和惨烈。清查“五·一六”在1967年、1968年以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军宣队、工宣队、新生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整肃学生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手段。这确实显示了毛泽东战略部署的高明。推翻旧政权所要借用的各种造反力量，现在都该予以不同程度的镇压、限制和管教了。不允许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学生、群众和知识分子提出他们的权力要求，干扰新政权与新秩序的建立。文化大革命需要自己的新秩序，毛泽东需要自己的新政权。毛泽东于1967年便高瞻远瞩地抓住了清查“五·一六”这一战略部署。在随后的几年内，其伟大意义被林彪、江青之流越来越充分地领会了，清查“五·一六”成了他们全力推动的事情之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在全国范围内把清查出的“五·一六分子”又过了一遍。甚至可以说，在清理阶级队伍这个普遍的运动中，清查“五·一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抓坏人运动。到了1970年，已经进一步在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中建立起自己政权的林彪、江青势力更把抓“五·一六”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有效手段。如果说在此同期进行的各种反右倾的活动主要是针对上层，那么清查“五·一六”就指向了整个社会。在他们眼里，各种各样的反对势力都可能隐藏在社会中、群众中，甚至也隐藏在军内、党内的基层成员中。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发出了清查“五·一六”的新指示。林彪以带有法西斯意味的强硬声音宣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为抓‘五·一六’的问题，我好几天没睡觉了。”她高呼：“一定要彻底清查‘五·一六’。”林彪、江青的讲话被迅速传达，全国掀起了又一轮清查“五·一六”的高潮。那时，林彪、江青的势力已经统摄了全国的局面，因此，他们的指示便带有了更大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全国范围内的清查“五·一六”运动，成了普遍性的阶级斗争。在很多地方，清查“五·一六”将中国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从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到反右斗争，到四清，到文化大革命中批斗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各种阶级斗争手法都综合在了一起。人人过关，人人揭发，隔离审查，逼供信，灵魂深处闹革命，关押、批斗，法西斯专政，应有尽有。这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大规模肃反运动，规模之大，涉及面之广，百倍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肃反运动。1971年2月8日，中共中央对清查“五·一六”问题又做出了重要的《二·八决定》。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于1971年3月27日正式发出《三·二七通知》。同样是在毛泽东的亲自批准下，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统一部署全国范围内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的部署下，清查“五·一六”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梳理着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群众组织，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这个一贯用在对待反革命、后来又用在对待走资派的口号，此刻高悬在了所有热诚地献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头上。林彪、江青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像刘少奇这样被他们打倒的党内军内的势力；另一个，是曾被他们借用过、现在又必须整肃下去的造反派、学生和群众。两种势力都可能成为隐蔽的反对力量，清查“五·一六”，可以堂而皇之地打击一切反对分子。作为他们大权的基础，派驻各单位的工宣队、军宣队、各级革委会在清查“五·一六”中的变本加厉、层层加码，也都是出于维护自己权威的需要。在对刘少奇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残酷打击中，在借清查“五·一六”对广大学生、知识分子、群众的残酷打击中，论证了林彪的一句名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1971年9月13日，林彪垮台之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一度有所搁浅，军队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尤其受到动摇，因为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及“五·一六”嫌疑分子的绝大部分人是反对林彪集团的人。然而，当江青等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不断稳定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之后，依然残忍地维系着清查“五·一六运动”，把它作为继续整肃反对派和证明自己一贯正确的手段。各地区、各单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也因地、因人地延续着。曾经领导或参与过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人，自上而下都不会否认这个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才同时结束了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大肃反运动。）第十章 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与政权（1968年1月－1969年4月）毛泽东面对的是一个现实中的社会，这是一个有着商品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社会，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社会，是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分工的社会。当他企图将空想社会主义强行嫁接在这个历史阶段时，不管他有多么巨大的政治家的实践才能，最终出现的是一个十分畸形的东西。一、“杨、余、傅”成了反右倾的新对象文化大革命进入1968年，毛泽东领导的文革派势力面临的任务，无疑是在1967年全面阶级斗争的夺权运动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1967年，仅有黑龙江、山东、上海、贵州、山西、北京、青海、内蒙、天津等九个省市真正实现了符合毛泽东要求的夺权，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内，毛泽东无疑要在全国各省市都完成这个任务。正像1967年已经显露的那样，毛泽东面临着两方面的斗争：一方面，要继续摧毁那些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势力；另一方面，则要开始管教造反派群众。前者，可以说是反对“右”的斗争；后者，可以说是反对“左”的斗争。而就1968年的政治大局而言，右的危险显然还是第一位的。因为从1967年底开始，就有一股“右倾翻案风”在全国泛滥而起。这股“右倾翻案风”的直接缘起，是由于1967年8月份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文革抛出了王力、关锋，1968年初，又抛出了戚本禹。这三个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冲锋陷阵的左派人物的垮台，启动了社会上想为1967年“二月逆流”翻案的政治潮流。江青在1968年3月21日接见外省来京人员的会议上讲道：“从去年冬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指王、关、戚），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这一点并非江青等人的捕风捉影。在北京，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活动以多种形式冒出来了。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九十一名司局长、大使级领导干部在外交部张贴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立刻引起强烈反响，影响波及全国。一时间，给了很多怀有相同思潮的人以一线希望，有人甚至从毛泽东对待“王、关、戚”的态度中，杜撰出了毛泽东政治立场的某些变化。同年2月底，国防科委党委在评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的标准中，增设了如下条款：“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此举立刻遭到造反派组织的强烈攻击，并上报中央文革，最后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因为负责国防科委的聂荣臻早已被造反派定为1967年“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因此，把这一条款的增设攻击为为“二月逆流”翻案，便成了造反派和中央文革的必然口径。毛泽东自然对这种拥护他人为核心的提法十分警觉，深为不快，指出：这是“多中心论”。该条款很快被国防科委党委撤销了，但它已引发出毛泽东对“右倾翻案风”的敏锐觉察。在这一时期，北京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出现了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活动。他们往往将斗争的矛头指向那些曾经炮打“二月逆流”的造反派组织，这无疑引起了中央文革强烈的反应。更尖端的行为是，在北京及上海均出现了将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人的政治活动。1968年3月，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就曾在致谢富治的公开信中，质问谢富治和戚本禹的关系。这股右的潮流，不仅涉及到中央上层的对立斗争，还在更广泛的领域表现出来。清华大学就出现了重新评价原党委领导蒋南翔、刘冰的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至今发生的事情是大翻个儿，是整个否定共产党，是地、富、反、坏、右的翻天。全国很多省市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右倾思潮。他们或是将矛头指向本地区已经掌握权力或正在掌握权力的左派政权，或是提出对被打倒的旧省委领导的全面评价，甚至还有极个别“铤而走险”的保守派群众，为刘少奇喊冤。全国性的右倾思潮，大多和武汉地区“百万雄师”这类被镇压下去的组织相关联。这些在全国夺权斗争中被逐渐镇压下去的相当数量的群众组织，将整个社会潜存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情绪推动了起来。他们的情绪又在军内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回应，在1967年的支左中，许多大军区特别是大军区之下的省军区、军分区，大多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他们的支左也随着他们所支持的那一派组织的被镇压而被同时否定。这种自上而下的右的倾向，毛泽东最先敏感到了，随即做出了捍卫文化大革命全部合理性的纲领性论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这种舆论纲领提供的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口号，真正能够给这股“右倾翻案风”以毁灭性打击的，依然是抓住题目，做出有声有色的文章。这是毛泽东所擅长的，也是中央文革所擅长的。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上海一月的大夺权，都是以具体的典型造成全国性影响，产生辐射全面的爆炸力。1968年的中国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即所谓“杨、余、傅事件”。“杨”是指当时的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余”是指当时的空军政委余立金，“傅”是指当时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1968年3月24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北京军区等军队干部的大会。在这个毛泽东亲临大会接见与会人员、林彪直接讲话的大会上，宣布了撤销杨成武职务、撤销傅崇碧职务、撤销余立金职务并将其逮捕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全军感到非常突然。林彪在这个大会上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这是打倒杨成武、傅崇碧及余立金的理论基础。在这个大会上，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及姚文元先后讲话。特别是陈伯达，将打倒“杨、余、傅”总结为文化大革命继打倒“彭、罗、陆、杨”，打倒“刘、邓、陶”，打倒“二月逆流”，打倒“王、关、戚”之后的第五次伟大胜利。就“杨、余、傅”三人的革命历史而言，杨成武、傅崇碧和聂荣臻有更多的上下级联系，而余立金则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老部下；就他们现实的政治地位来讲，又都与林彪的亲信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及吴法宪等人有矛盾。当毛泽东、林彪决定打倒“杨、余、傅”这三人时，它的第一个直接意义，是加强了林彪及其亲信对军队的集权，巩固了文革势力对军队的控制；它的第二个意义，无疑是震慑了所有有“二月逆流”倾向的党政军干部，震慑了军内对文化大革命怀着保守主义立场的力量；它的第三个意义，就是震慑了全国所有有“右倾翻案思潮”的“百万雄师”一类的被镇压的群众组织。这是一个比处理武汉“七·二○事件”更重大的政治部署。那一次解决的是武汉军区的司令和政委，这一次解决的是代总参谋长、空军政委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围绕着“三·二四”大会，全国报刊在4、5月份进行了大规模的反对“右倾翻案风”的舆论宣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5月1日社论《乘胜前进》中指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它代表这个时期数十篇重大社论、文章的主要口号。解决“杨、余、傅”问题，是毛泽东在1968年采取的比较重要的政治行动之一。通过这个行动，他主要解决了来自右的方面的压力，震慑和更有效地掌握了整个军队，打破了军队和社会上右倾保守势力的联合，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全面夺权斗争提供了保证。同时，也必然为整肃造反派群众、整肃红卫兵及整肃知识分子的“左”的干扰提供了保证。二、清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五七干校”和上山下乡新一轮“右倾翻案风”经过对“杨、余、傅事件”的处理大致解决掉了。1968年最本质性的事情，则显示在毛泽东改造整个社会的一些部署上。从某种意义上讲，1968年是逐步建立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社会与政权的一年，这是在1967年全面阶级斗争开展以后、全国范围内夺权斗争逐层推进下进行的。这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一年。这个由乱到治的过程中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实质的重要素材。我们不妨看看在“右倾翻案风”被“击溃”之后，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推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社会政策。在1967年－1968年的交界处，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它实质上是在那些派驻军宣队和工宣队的单位，对全部人员进行一番梳理。把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全部“地、富、反、坏、右”、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叛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来一次彻底的大清查。清查的范围甚至超出以上这些“黑色”人物。1967年11月27日，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说：“在整党、建党的过程中，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队伍。”这大概代表了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意图，甚至可以说是毛泽东本人的指示。从此，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就在全国逐步展开了。到1968年，任何一个省市，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只要由乱走向治，只要工宣队、军宣队进驻，清理阶级队伍便成为纲举目张的第一件事。毛泽东最信任的八三四一部队进驻的“六厂二校”（即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方面创造了典型经验。所谓的“六厂二校”经验，成为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指导性文件。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于5月25日将这件材料批发全国。在这个《经验》中总结道：“这个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狠抓阶级斗争中，十分注意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他们的基本做法是：放手发动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孤立和狠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这就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要向全国推广的《经验》。这是一个在全体群众中实行大清查、揪坏人的阶级斗争运动。这是一个包括清查“五·一六”在内，又比清查“五·一六”更广泛的运动。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运用工作组方式领导的阶级斗争运动。正是这样一个运动，开始把文化大革命中动乱的社会民众整肃了起来。这是任何一级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了权力的革命委员会都首先会做的事情。即使有些单位的革命委员会还未建立，也早在支左部队的控制之下。派军宣队或工宣队去解决各单位清理阶级队伍问题，是十分便当的。当然，文化大革命从放手发动群众、放手发动红卫兵批判“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到清理阶级队伍，这种主要矛头由向上到向下的转移，表明毛泽东所领导的文革派势力开始在基层重建自己的政权了，也表明毛泽东对放手发动起来的“群众”有了新的认识。显然，他们不是清一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人。正因为这样，全国的夺权形势才发展得如此不平衡。很多地区的造反派之间、大学生之间的矛盾斗争持久激烈，无论发出什么样的指示，都很难使他们听话。这种在毛泽东需要大治时还经久不息地大乱，则是毛泽东绝不允许的。全国很多地方的大规模武斗冲突难以平息，对此，毛泽东采取了极为坚决的措施。针对广西柳州、桂林等地区的武斗动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8年7月3日发布了《七·三布告》，并以军队作为实施布告的实力基础。紧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于1968年7月24日发布《七·二四布告》，解决陕西省境内的武斗动乱，同样是依靠军队的实力，在大规模宣传包括空投传单的情况下平息动乱，粉碎造反派组织的派性，逮捕制造动乱的造反派头目。这种对省一级大规模动乱的处理，与对一个厂矿学校“老、大、难”问题的处理在性质上是相同的。在《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的执行过程中，较大规模军队的出动，可以视为一个大编制的军宣队。掌握政权，平息局势，清理阶级队伍，抓坏人，本质上都一样，只不过这时需要以公开的武装形式实施威慑。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毛泽东掌握下的军队，开始在不同的规模上领导地方运动。毛泽东认为，对于那些大学生、中学生，需要人数更多的工作队实行领导，于是，从7月份开始，又向学校派出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北京第一批三万多名工人组成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进驻首都各大专院校。这一措施在北京几个“老、大、难”学校付诸实践时，立刻遇到了造反派学生组织的顽强抵制，冲突十分激烈。当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学校两派学生各占据部分楼房作为堡垒，展开大规模武斗，从棍棒长矛到枪支弹药，武斗规模日渐升级。1968年7月27日上午，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数千人进驻清华大学，展开声势浩大的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并拆除武斗工事，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实施了武装对抗，致使宣传队五人死亡，七百三十一人受伤。造反派学生与工宣队的矛盾立时成为全国的焦点之一。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兵团”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组织，镇压他们，将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形象，也必然破坏毛泽东在造反派学生中的形象；不镇压他们，这批我行我素的学生已经到了几乎什么人的话都听不进去的地步。毛泽东又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典型。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半到八点半，毛泽东在林彪、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吴德、黄作珍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被紧急召来的蒯大富、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首都“五大学生领袖”，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严厉而又足够从容地批评了他们：“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可以分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现在也不必答覆，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毛泽东含威不露地说：“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五大学生领袖”自然是屈服了。毛泽东亲自出面的处理运用了毛泽东独有的权威。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武斗工事自然是被摧枯拉朽地拆除了。工宣队、军宣队自然是一统天下地、更全面地领导起这些学校的运动了。清理阶级队伍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清理出来的各种坏人，数量之多也是空前的。清理过程中所显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面，也是令所有的学生、知识分子及干部终生难忘的。毛泽东在蒯大富这些造反派学生已经比较孤立的情况下出面解决问题，既显示了对军队和工人的有力支持，也不失在学生中的家长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得当的表现。1968年8月5日，毛泽东将外宾赠送的芒果转赠首都工宣队，立刻成为覆盖全国的大舆论。正像当年给红卫兵回信一样，现在给工宣队赠送芒果，表明在启用一支新的队伍。全国工人阶级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这个“特大喜讯”。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这无疑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掀起了又一轮新的热潮。这次是把领导运动的权力交给了工人，如同1966年将掀起运动的权力交给红卫兵一样。毛泽东的指示立刻化为了具体的部署。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指出：“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期分批进入各学校。”1968年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篇文章阐述了所谓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马列主义理论，并且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毛泽东的这个指示无疑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原则在教育领域内制度化了。关于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讲话，在随后一些年中，成为农村学校普遍遵循的原则。文化大革命发展到这一步，其真正的“无产阶级”性质似乎显示出来了。1968年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是：“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在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下，不仅一些军事院校进驻了工人和军管部队，而且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都进驻了工宣队和军宣队。这种做法还超出了教育领域，各种各样的机关、文化单位，凡属“老、大、难”者，都派进了工宣队，军宣队。这比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出的工作组规模要大得多了。1968年9月5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所谓“全国一片红”的形势下，毛泽东组建大革命后新社会的部署进一步推进。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又一个恰逢其时的光辉典型，那就是柳河“五七干校”。1968年5月7日，在庆祝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乡劳动，在黑龙江省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名为“五七干校”的农场，并且把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送往同一个农场劳动改造。五个月的办校“经验”报告到了毛泽东这里，毛泽东做了重要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文章及毛泽东的批示。从这一天起，干部下放劳动及“五七干校”便成为声势浩大的运动席卷中国。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提出两年半后，终于变为中国社会的实际存在。“五七干校”之风甚至刮到了各大城市的家庭妇女及各种无固定收入的市民身上。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更加推动了城里人纷纷回老家、去农村劳动的热潮。在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织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一指示，又造成了几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规模运动。1968年，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建设他的新社会的一年。三、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在1968年中，清理阶级队伍，围剿派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贫宣队进驻农村学校，干部下“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建立新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社会部署。让我们分析一下这些部署：一，清理阶级队伍。只要联系历史做一点比较，就会发现，它确实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工作组执行的路线的扩大化，也可以说是1957年反右斗争形成的党的“传统”的新表现。这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推行的革命造反的路线相比，是一个完全的颠倒，它表明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已经发生转移。现在，虽然在名义上继续以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为主要目标，其实只是一种舆论，具体的政治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在了整肃社会基础、群众队伍上。这也表明毛泽东对两年来造反的“革命群众”的新认识。二，对于派性所展开的大规模的围剿，也是1968年特别重要的一个战略部署。首先，是由于社会上不同群众组织间的派性斗争已经失去了原本意义上两条路线斗争的意义。例如，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井冈山”派虽然曾经是支持中央文革的极端革命造反派，然而，随着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基本被打倒，这个派别的历史任务也就完成了。当毛泽东和中央文革不再需要这支力量在中国政治舆论中继续呼风唤雨时，它便成了一支无用的力量。几乎所有的造反派组织都有相同的命运。接着，各群众组织的派别利益、小山头的利益显示出来了。现在他们都是自成体系的集团了，这些集团的全部活动都是在为自身的利益战斗。他们相互之间的争夺，常常游离在两条路线斗争之外。如果深入分析某些造反派组织，我们还会看到，他们现在之所以不服从管理，不听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指挥，其根源之一，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他们对革命成果的分配不均有着不满。这时，他们各自为政的行动早已不是对刘少奇路线的敌视，而是对毛泽东、中央文革本身的对抗了。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曾是一种临时的权力系统，它们都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存在。然而，运动的发展已经到了需要取消它们的时候。因此，到了1968年下半年，所有被称之为“派性”的造反派活动，不论两年来其在路线斗争中表现如何，一概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派性而予以围剿。三，在1968年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大规模派出军宣队，是毛泽东采取的重大部署之一。在林彪的配合下，毛泽东对军队有了越来越大的控制权，运用军队是化乱为治的最有效手段。运用军队，便给了军队特殊的权力。有了特殊的权力，便有了特殊的冲动与积极性。而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在这一时期非常符合毛泽东建设文化大革命中新社会的要求。四，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并且派出大量的工宣队，这是毛泽东在1968年由大乱走向大治的过程中采用的又一个创造性举动。所谓“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主要是用工宣队管理学校，管理教育、文化部门，管理知识分子成堆的机关，并不曾用它管理军队，管理外交，管理财政，管理国防，管理党的意识形态。所谓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从一开始就带有十分特定的性质。从最表面看，这是稳定形势的需要，是管教始终处于动乱不安中的学生及知识分子的需要，带有政治上的权宜之计的性质。但在实际上，这一措施无疑给了工人特殊的地位与权力。这种地位与权力不仅是平息学校、文化部门动乱并建立正常秩序所需要的，还带有非常广大的意义。虽然工宣队在整个工人阶级中只占有限的人数比例，然而，它给了工人阶级新的地位感觉。这无疑有助于取得工人阶级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成票。这是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阶级力量关系中的一种调配，造成了阶级力量关系的变化。它使工人阶级站在了管教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第一线，让他们承担了来自学生及知识分子的不满与对抗；同时也调动了工人阶级对学生及知识分子的某种排斥心理，抑制学生及知识分子的破坏性能量。这是毛泽东极为出色的一个战略部署。在这个战略部署中，我们又看到了一条“传统”的阶级路线，看到了毛泽东在过去多少年中一直强调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路线。当这条“传统”的阶级路线在1968年的中国出台时，它既让学生及知识分子感到震惊，也让整个社会感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似乎又来了。如果更深入地透视这条“阶级路线”在当时的中国所产生的全社会反应，我们就会看到，这里还潜含着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中取消体脑分工的倾向。在毛泽东所采取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部署中，隐含着一条畏惧、抵制和排斥知识与文化的路线。这条路线不仅在工人、农民中会有思潮基础，在党内和军内尤其有深厚的传统。这是十年后的中国改革要摒除的传统；而在1968年，则是毛泽东要加以运用的有力的传统。无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部署有多少权宜之计的含义，必须承认它确实具有比较浓烈的“马列主义”理论色彩。当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对此做出一番论述之后，中国的工人，包括知识分子，似乎都“认识”到了这里重大的马列主义性质（其实，在那些派出工作组的厂矿中，军宣队领导下的潸理阶级队伍运动又在梳理每一个工人）。而这一切在毛泽东眼里大概还有特殊的意义。当工宣队、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了大、中学校，而且将长期留下去，成为一个永久的制度时，这一定是向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迈进的一步。五，1968年10月开始掀起的干部下放劳动、建立“五七干校”的浪潮，大概是一个更新的事物了。“五七干校”解决了很多问题：首先，它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某些政治斗争需要。因为任何一个单位的“五七干校”，都把本单位的走资派带去了，在那里继续批判、斗争，换了空间反而增加了新意。第二，确实解决了稳定局势、控制局势的问题。这么多机关干部堆在机关里、城市里，终归不是一个稳定因素，他们总该有事干，“五七干校”的劳动与“阶级斗争”，则使大量的机关干部离开城市，分散在广大的农村，被千山万水分隔开来，使城市与机关的不安定能量被消化了。第三，解决了大量的安置问题。夺权以后的各级新政权淘汰了绝大部分旧有的干部，这些干部如何安置，既是政治问题，也是最普通的社会就业问题，去干校，一走了之，如卸掉一个大包袱，不能不让毛泽东为代表的文革派势力顿感轻松。大批干部下放劳动、建立“五七干校”的热潮所引发的城市家庭妇女及闲散人员离开城市去农村，这也是“五七干校”在安置城市居民的一个副产品。满足了多种实际需要的“五七干校”在文化大革命中便很合时宜地出现了。在毛泽东眼里，“五七干校”除了这些实际功能，大概更有另一方面的伟大意义。它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后要建设的新社会的某种模式和动力，“五七干校”作为《五·七指示》的体现，和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更具有直接的联系，那是按照他的《五·七指示》蓝图施工出来的社会模型。这个模型或许还很初级，然而，却可能含着伟大的希望。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在1968年推出的建设新社会的最后一个措施。这个措施同样非常实际，又含着理想的前景。就实际的功能而言，上山下乡运动首先将学生中蕴藏的巨大动乱能量一下子化解了，城市的最大不安定因素被清除了，这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全国一片红”这个阶段时特别需要的。当成千上万所学校一泻而空时，所有新生的革命委员会都感到局势的平稳度极大增加了。这又是一箭双雕之举。摆在新政权面前的，不仅是如何消化广大学生的动乱能量，还面临着数以千万计的青年人就业安置问题。上山下乡无疑是最方便的方法，偌大的农村并不困难地就吸收了这些年轻的劳动力。当然，在毛泽东眼里，除了这些非常实际的社会功能外，他一定还看到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包含的属于他的社会理想构思。他从来相信农民胜于相信知识分子。农民一定能对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许多弱点的知识青年进行一番有效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及知识青年在农村的生产劳动，又和他在《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蓝图十分吻合。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毛泽东在1968年推出的这些建设新社会的措施做出分析了。“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部署，干部的“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社会蓝图。一方面，这里确实有1968年社会政治需要的权宜之计；另一方面，这也和毛泽东根本的理想社会蓝图相联系。如果只说毛泽东是权谋家，那是极为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毛泽东确实是一个极为坚定的革命家，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尽毕生力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他的巨大的热诚塑造了一个始终一贯的形象。然而，如果只说毛泽东是一位理想主义的革命家，又不对，那同样很肤浅。因为毛泽东深谙中国的国情，永远对事物的客观可行性有着很好的感觉。他总是因势利导，相机行事。该去乡村领导农民土地革命，就去乡村，该上山打游击，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是一个战略家，策略家，也是一个权谋家。因此，我们必须将他的理想的纲领和实践的策略、行为结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把握他。我们应该分析他的理论文本；但又不仅要分析他的理论文本，还要分析他的实践“文本”。正是两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从他的理论到他的实践的展现过程，看到他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到底做了什么？到底能做成什么？在毛泽东与客观环境的互动中，我们既看清了他，也看清了社会。我们曾引用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确实描述了毛泽东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那原本是他对解放军总後勤部一个材料的感想，在单纯的、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意味的军队生活中，引发出的对整个社会模式的联想。这种联想在今天看来是一片空想。因为毛泽东面对的毕竟是一个现实中的社会，这是一个有著商品经济发展自身规律的社会，是一个有著自身结构的社会，是一个有著巨大社会分工的社会。当他企图将陶渊明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强行嫁接在这个历史阶段时，不管他有多少政治家实践的才能，最终出现的只能是一个十分畸形的东西。1968年文化大革命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不过表明，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经过实践的选择，最终形成了什麽样的结果。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他所极力推崇的“六厂二校”清理阶级队伍的经验。这些经验虽然是从清理阶级队伍的角度提出来的，展示的却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主义落到实践中将是什麽样子。这个被他批示过的“同类材料”中“最好”的一个文本，就是《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在这个《经验》中，是这样描绘他们在“大联合”後出现的新景象的：“我们也组织群众大学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大批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组织群众忆苦思甜，吃忆苦饭，演忆苦戏，唱忆苦歌；”“有一次吃忆苦饭的时候，大家一边哭一边吃饭。还有的唱《不忘阶级苦》的歌。大家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赫鲁晓夫越批越气愤，一气之下，就把本厂一小撮走资派提到食堂，就地批斗了一番。”“有一个曾经被群众称为‘大联总’的女干将，四大妖婆之一，是抛头露面的人物。後来与军管会定的坏头头能划清界限，并到了那个组织的临时勤务小组，但是联合後，群众越琢磨这个人越认为是牛鬼蛇神，要揪斗。军管人员对她作了全面分析，认为，原来起来造反是对的，中间跟坏头头说了一点错话，干了一点坏事，是受蒙蔽的，当她认识了以後，她能够划清界限，特别是经过帮助教育，斗私批修後表现很突出，有些派性大的人开会，找到她，她当场指著那些人的鼻子说，毛主席号召我们大联合，你们还搞派性，还这麽干？她回家後，把三个孩子，一个老母亲，一个丈夫弄在一起办了个学习班，在公共汽车上读门合同志的材料，读主席的最新指示，她自己本来唱歌不怎麽样，但是她出於无限忠於毛主席的感情，在车上唱语录歌。她不仅自己家里办学习班，还把院子里，不是一个厂子的职工，也组织起一个学习班。”“结果，这个人最後被选为全厂出席北京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有个反革命分子xxx，这个人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後，在她劳动的时候，她瞅著管她的民兵一疏忽，就以最快的速度冲上了女宿舍的四楼，跳楼摔死了。当然，反革命自杀是难免的，但是少了一个反面教员。”“凡是我们准备要接触搞的，都至少有一件完全可以打倒他的材料在手里。一旦别的事情怀疑得不准了，就凭这一件就可以把他提起来专政，得有这样的把握才行。有的群众讲，撕破了脸皮，也没伤一个好人，伤了坏人。”这段文字极端生动和形象地描述了新华印刷厂当时的生活状况，在“六厂二校”基本都是如此。如果说有什么差别，那就是在二校（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阶级斗争的烟火更浓烈。那里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的运动更为强大。在这两所大学里，清查出的坏人都在千人以上。如果将新华印刷厂的《经验》，联系全国范围内清理阶级队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干部下“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就会对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社会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任何一个对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浪漫景象憧憬的人，大概都不愿意踏入新华印刷厂这样的现实社会中。透视毛泽东在1968年建设的新社会，可以发现如下特征：一，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任何一个单位都是一个小小的“理想国”。在这里，无论是军宣队掌权，还是工宣队掌权，他们的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可言，也绝没有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那种革命造反的民主可言。二，是极为扩大和夸张的阶级斗争。在这些新社会的“理想国”中，无论是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清查“五·一六”，都像个无比巨大的铁篦子，一遍遍篦过人群。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深入的、毫无遗漏的阶级斗争，维护了这些“理想国”的集中权力。在这种斗争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相互揭发，相互批判，相互监督，“群众专政”，它颇让我们想起商鞅变法时期秦国封建统治者对待人民的强化统治政策。三，在思想上，是统一的强化政治下的愚民政策。看一看新华印刷厂的《经验》就会知道，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人们是如何愚昧及驯服地屈服于一种统治。在这里，有着思想上的绝对服从，这种绝对服从的最高表现，自然是对领袖的绝对祟拜。新华印刷厂的《经验》使我们看到，空想的社会主义落实到现实的社会中，就是一个人人经过洗脑、人人没有自由思想的世界。这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可怕世界，是一个稍有现代生活体验的人都望而生畏的世界。一切侈谈崇高理想的人面对这个现实的愚昧世界，大概也会久久迟疑，不敢跨入。四，在组织上，有着编制军事化的强烈倾向。在中国所有的“五七干校”中，差不多都是营、连、排、班的军事编制。这种编制不仅是军宣队、工宣队领导干校的结果，也是1968年毛泽东建设文化大革命后新社会的特有的组织表现。五，无论是“六厂二校”这样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还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进驻学校，进驻文化机关管理一切，还是军宣队领导“五七干校＂，贫下中农教育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有一个反知识、反文化的倾向，都有一个“没文化的”在管“有文化的”的倾向。当这种倾向以社会化的政策表现出来时，不能不说是文明的倒退。十年以后的改革提出干部知识化，正是对文化大革命中大大小小理想国领导权非知识化的反拨。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落实到现实社会中，是一个消灭知识“特权”的社会，甚至是一个将知识贬为“负特权”的社会。六，与反知识、反文化相联系的，还有反社会分工，反各种社会差别。城乡差别，体脑差别，都予以简单地抹平。对各种劳动的分工，比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和差异，更持以保守主义的反对立场。不是通过提高体力劳动者的知识文化水平来缩小和消灭这一差别，而是用贬低知识地位的方法消灭差异、达到平衡，甚至造成无知识优于有知识的特权。与此相联系，在“五七干校”中，还表现出一种违背价值规律的生产观念。当那些具有高技术、高知识的人年复一年地除草、喂猪时，以为这是社会的进步，其实是社会的倒退。七，各种形式的平均主义。除了少数领导的权力之外，被领导者在劳动中、分配中及社会地位中趋向平均主义。1968年中的“六厂二校”，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管理学校，干部下放办“五七干校”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从空想的云端落到现实的大地上的必然图景。新华印刷厂清理阶级队伍时那种极端专制和愚昧的图景，正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极端愚昧图景的缩影。历史证明这个图景是短命的，它昙花一现地消失了。今天的中国人无论对现状是怎样一种评价，大概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再回到1968年的新华印刷厂和“五七干校”那样的理想国中了。至此，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毕生奋斗的革命家的悲剧。当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场上的百万民众，民众眼噙热汨忘情地向他欢呼时，他眼里的世界一定是理想的，单纯的：那就是在他的伟大号召下，人们只有一个意志，一致地欢呼。当百万人众列队意气风发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那整齐划一的步伐可能给了他更为自信的概念：这个世界一定是非常容易统一的，作为社会理想蓝图的《五·七指示》，一定能够使全国人民都像他检阅的游行队伍一样齐整肃然地大踏步向前。然而，他不知道，甚至可能不愿知道，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游行队伍行进到复杂的山川地形时，绝对不可能再保持如此齐整的方阵。地形越复杂，人群的分化就越迅速，高高低低的不一致是难免的，他们之间的联络与组织也必然是因地制宜的。那时，他不可能再要求他们永远保持行进中的整齐，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永远直接接受他的指挥。大自然的复杂地形，早已使他的队伍改变了原有的结构。这时，他若还想把天安门广场上游行受阅的编制强加给人们，即使用尽自己的全部威势去进行整肃，最终也是徒劳的。1968年建设新社会的种种实践，以及这些实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迅速消亡的命运，已经说明了一切。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政治实践中形成的具体结果，充分揭示出它的小农经济与封建主义专制相结合的性质。“六厂二校的《经验》与“五七干校”，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政治纲领的大显露。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十足的保守和反动。四、文化大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1967年开展全面夺权运动以来，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都先后完成了夺权，并陆续建立了新政权——革命委员会。在庆祝“全国一片红”的锣鼓声中，1968年10月13日－31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这一论断代表了毛泽东对局势发展的坚定、自信和满意。林彪则在这个全会上提出了“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的“著名”论断。这种“最最最”是林彪的典型句式。这种典型句式中也包含了林彪最根本的政治特征，因为语言方式是思维方式的显现。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极大鼓动作用的“最最最”式的极端用语，也非常明显地显露出他极端的政治纲领。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各种倾向推向极端的最重要人物之一。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以及那些最勇敢的学生领袖，差不多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极端型思维和行为的人物。如果专门剖析林彪的言论，那么，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语言，都给我们提供了极端的代表作。在讲话中，林彪还提出了人类历史上“四大文化革命”的观点：第一次是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第二次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文化；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第四次则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里，他再一次运用了最最语式，说：“前三次都没有毛主席领导下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伟大，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大最大的一次。”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运动中，一切都以“最最最”的方式表现出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局，便是以最最惨烈的方式，写在了中国当代政治史上。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江青、康生把持下的中央专案组用伪证做出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通过了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其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罪行的决定。这个《决定》无疑给了刘少奇原本已经很艰难的生命以致命的打击。刘少奇于1969年10月17日被秘密押到河南开封。11月12日晨六时，这位中国当代史上应该留下一页的、值得尊敬的人物，无声无息地死于开封市囚禁他的地方。当他被秘密火化时，已被折磨得形象枯槁，填写的是化名，没有人知道这位火葬单上填写为“无业”的“刘卫黄”，就是共产党的副主席，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回看当时真实的历史镜头，我们看到，在宣布刘少奇专案材料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面无表情地坐在主席台上。那目光既是含威不露的，又饱含着历史的沧桑。在会议上宣布有关刘少奇的决定时，他俯瞰全场的目光使人感到，他面对着他不得不翻过的这一页历史，既沉重而又义不容辞，他不时微眯的双眼表明，或许他心中还掠过更复杂的思绪。他做了一件必须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做了一件历史要求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潮流推动他做的事情；做了一件足以震慑全党、全军、全国百姓的事情；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做了一件在他的眼界中又不算很大的事情。总之，他做了，而且有着做完后的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