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十年-9

迎接我们的是一伙身材魁伟的狱警，他们高声喊着“Dis die Eiland！ Hier gaan julle vrek！”（这里是罗本岛！你们将在这里死去！）在我们前面是一个院子，四周有几间狱警住的房子。全副武装的警卫兵站在通向院子的路上，气氛特别紧张。一位高个子、红脸膛的狱警冲我们高声说：“Hier is ekyou baas！”（注意，我是你们的老板！）他是臭名昭著的克雷汉斯兄弟之一，大家都知道，他对被监禁者十分残忍。狱警总是说南非荷兰语，如果你用英语回答，他们会说：“Ek verstaan nie daardie kaffirboetie se taal nie”（我不懂你们这些喜欢卡菲尔语言的人说的话）。　　当我们朝着监狱走去的时候，警卫兵高声说“两个！两个！”意思是让我们两个两个地排着队走。我与德福排列在了一起。警卫兵开始尖声叫喊“Haas！ Haas！”在南非荷兰语中，“Haas”是“往前走”的意思，但是，这种喊声通常用来赶牛。　　狱警们要求我们跑步前进，我转身低声对德福说，我们必须做一个榜样，如果现在屈服，我们将来会吃他们的气，德福点头表示赞成。我们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普通的犯人，而是由于信仰而被惩处的政治犯。　　我示意德福，我们两人应该在前面带头。我们一到了前面就放慢了步伐，故意慢慢地走。警卫兵产生了怀疑。“听着，”克雷汉斯说，“这里不是约翰内斯堡，也不是比勒陀利亚，这里是罗本岛，我们这里不允许调皮捣蛋。Haas！Haas！”但是，我们继续慢条斯理地走着。克雷汉斯命令我们停下来，站在我们面前说：“注意，伙计，我们将会杀掉你们，我们不是在骗你们，你们的夫人和孩子以及你们的父母将不会知道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最后一次警告。Haas！Haas！”　　于是我说：“你有你的责任，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决心不屈服，我们也没有屈服，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监狱里。我们被赶进一个长方形石头建筑内，并被带到了一个空旷的房间里。地面上有几英寸深的水。警卫兵喊叫着：“Trek uit！ Trek uit！”（脱衣服！脱衣服！）当我们一件一件地脱下衣服的时候，狱警们就拿过去迅速地进行搜查，然后把衣服扔进水中。就这样，每件衣服都脱掉了，每件衣服都经过了检查，每件衣服都被扔进了水中。然后，狱警命令我们穿上衣服，他们的意思是让我们把湿衣服穿在身上。　　有两名狱警走进了房间，其中那位年轻的狱警就是队长格里克。从一开始，我们就已经看出，他在有意粗暴地对待我们。这位队长指着我们四人中最年轻的艾伦·莫里特说：“你的头发为什么留那么长？”艾伦是一位非常温和、非常文雅的人，他什么也没有说。队长大声说：“我在与你说话！你的头发为什么那么长？这不符合规定。你应该把头发剪短。为什么不留……”他然后停顿了一下，扭头看着我，并指着我说，“……像这位小伙子那么长的头发？”我开始讲话了：“好了，看这里，我的头发的长度是由规定决定的……”　　没等我讲完，他不高兴地大声说：“小伙子，不能那样对我讲话！”然后开始向前走。我感到害怕——知道有人想要打你，并且你又不能自卫，这不是一种好的感觉。　　当他离我只有几步的时候，我尽量坚定地说：“如果你对我行凶，我将带你去大陆上的最高法院，当我打赢了你，你将会成为穷光蛋。”我说话的时候，他停住了脚步，等我讲完后，他吃惊地看着我。我自己也有点吃惊，我已经被吓住了，因为我这样讲话不是出于勇气，而是出于一种虚张声势。这时，你必须装腔作势，不管你内心怎么想。第51节：利沃尼亚(10)　　“你的票在哪里？”他问，我把票递给他。我能看出他有些神经质。“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冲着我的那张票点了点头，说：“票上写着呢。”他说：“你被判了几年？”我又指了指票说，“票上写着呢。”他低头看了看票说：“五年！你被判了五年，还那么傲气！你知道判你五年意味着什么吗？”我说：“那是我的事，我准备坐五年牢，但是不准备被人欺侮，你必须依法办事。”　　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什么人，没有人告诉他我们是政治犯，也没有人告诉他我是律师。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但是，另一位狱警在我们冲突期间突然走了出去。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罗本岛监狱的监狱长斯特恩上校。那位队长然后也走开了，走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安静得多。　　然后，只有我们四人在一起，斯蒂芬喋喋不休地说起来，并且是没完没了。“我们已经向布尔人进行了挑衅，”他说，“现在，我们在监狱里的日子大概就不会好过了。”正当他说话的时候，一位人称普雷特利叶斯排长、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的人走了进来。让我们吃惊的是，他竟然对我们讲考撒语，看来他十分熟悉考撒语。“我看了你们的档案，档案里写得不怎么坏。除了这一位，”他向斯蒂芬点了点头说，“你的档案是不干净的。”　　斯蒂芬非常生气。“你是什么人，竟然对我这样说话？你说我的档案不干净，你一定是看过我的档案了，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所有对我的那些指控都是我为人民的权利而战斗的事实。我不是一名罪犯，你们才是罪犯。”那位排长警告斯蒂芬，如果再那样对他讲话，他就起诉斯蒂芬。在离去之前，普雷特利叶斯说他准备把我们放在窗子朝外的一间单独的大房子里，然后又恶狠狠地说了一句：“但是，我不想让你们通过窗子对任何人说话，特别是你，曼德拉。”　　然后，我们被带到了囚室。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一间囚室，窗子很大并且也不算高。通过一面墙上的几扇窗子，我们能看到其他犯人和狱警在外面走过。这是一间宽敞的、足够我们四个人住的大囚室，并且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冲澡的地方。　　那是十分令人疲惫不堪的一天，晚上吃过凉玉米片粥后不久，其他三人就都睡着了。我躺在地板上面的毯子上，忽然听到有敲打窗子的声音。我抬头一看，发现一个白人招呼我到窗子跟前去。我记得那个排长的警告，因此，躺在那里没动。　　然后，我听见那个排长低声说：“纳尔逊，你过来。”他竟然知道我的名字，因此我决定碰碰运气。我走到窗子前，要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一定是认为我把他当成了白人，因为他低声说的第一件事是：“我是一个来自布隆方丹的有色人。”然后，他向我透露了我夫人的消息。在约翰内斯堡的报纸上有报道，说我夫人曾经去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探视我，但是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没告诉她我已经被转移到了罗本岛。我对他的通风报信表示感谢。　　“你吸烟吗？”他问我。我告诉他我不吸烟，他看上去有点失望。我立即有了主意：“但是，我的同志吸烟。”他听了后很高兴，说，他几分钟后就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来。这时，大家都醒了。德福和约翰·基茨韦吸烟，我就把烟分给了他们两人，把三明治分给我们四个人。　　接下来的几周，这位有色人狱警几乎每天夜里都给我们送烟和三明治。我总是把烟均匀地分给德福和基茨韦。这位狱警冒了很大的风险，他提醒我说，他直接同我一个人打交道，不然的话，他将无法对我们进行照顾。　　当刚来到罗本岛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岛上到底有多少囚犯。几天后，我们得知，大约有1000人，他们都是非洲人，而且都是最近几天才来的。多数人都是普通犯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是政治犯。我很想与他们接触，但是，我们是完全彼此隔离的。开始几天，我们被关在我们的那间囚室里，甚至不准出囚室的门。我们要求像其他囚犯一样去工作，这个要求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但是，我们单独被从囚室里带出来，并且由克雷汉斯看管着。我们干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新铺设的管道盖起来，工作地点位于一座小山上，在那里可以看到岛上的一些荒凉而美丽的景致。第52节：利沃尼亚(11)　　第一天，我们工作很卖力。但是到了第二天，克雷汉斯却催促我们更加努力地干。他非常粗野，就像是在驱赶牛马。“Nee，man，Kom aan！ Gaan aan!”(“不，伙计，快干！快些干！”)斯蒂芬比我们其余三人年龄都要大，有一次当他放下手中的铁锹时，立即遭到克雷汉斯的威胁。但是，斯蒂芬用南非荷兰语回敬说：“你不学无术，连自己的语言都讲不好，你用不着告诉我如何做。我将按我们的节奏工作，我们就是想这么干，我所能干的只有这么快。”然后，他十分威严地拿起锹重新开始工作。斯蒂芬一直是一位南非荷兰语教师，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而且还可以讲南非荷兰语的母语——荷兰语。斯蒂芬能以十分谦逊而夸张的口气对狱警讲话。他们对他说的话可能不怎么理解，但是他们知道最好不要与他打嘴仗。　　岛上有两个克雷汉斯兄弟，他们都身背殴打犯人的恶名。大克雷汉斯负责看管我们，他一定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好欺侮，因此有些收敛，因为后来他再也没有惹我们。小克雷汉斯就没有那么老实。有一天，我们干完活后沿着一条路往回走，中间路过一支数百名犯人组成的劳动大军，他们正在用独轮车运砂子。他们不是政治犯，我们两伙人都被命令停下来，克雷汉斯兄弟俩聊了起来。小克雷汉斯一边聊，一边让他手下的一个犯人给他擦皮靴。我认出另一伙人中有一些是在1958年塞库库尼兰农民起义中被判死刑的人，于是我回转身来仔细地看着他们。小克雷汉斯粗暴地命令我回头朝别的方向看。如果我不是站在那里处于其他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我可能还知道如何作出反应。但是，当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我拒绝回头。小克雷汉斯朝我走来，显然是想殴打我，但是，当他走到离我几步远的时候，他的哥哥跑过来拦住了他。他们小声嘀咕了几句，一场风波就过去了。　　有一天，监狱长塞伦来看我们，他负责管理整个罗本岛，当时是来听取我们有什么抱怨的。塞伦是一个脾气不怎么好的人，不喜欢面对面地与犯人交流。我既不想表现得对他不友好，又不想阿谀奉承他。我代表我们一伙人说：“你来看望我们，这使我们十分感激。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对你反映，相信你一定能解决。”我列举出了我们的问题，当我说完后，他说：“我看看我能为你们解决什么问题。”　　可能他认为自己太容易说话，因为，当他正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转身对德福说：“Fou groot pens sal in die plek verdwyn”，意思是“你这个大肚子会在这里消下去的”。“pens”意思是指肚子，不过这个词常常用来指牛羊之类的动物的肚子，人类的肚子则要用“maag”。　　斯蒂芬对塞伦的戏弄也不客气，他无法忍气吞声地对待这种侮辱。“你知道，监狱长，”他说，“你不能对我怎么着，因为我是世界上最革命的政治组织——共产党的一个成员，共产党在为世界被压迫人民服务方面是著名的。当我们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和你的国民党将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全世界，我比你们的愚蠢总统还要著名。你是什么人？不过是一个不值得注意的小芝麻官。到我离开监狱的时候，我将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塞伦转身就走了。　　那位有色人狱警夜间会来探望我们，这对减轻我们在岛上的痛苦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就是有这样奢侈的条件，斯蒂芬仍然不满足。德福是一个大烟筒，他有时竟然吸一整宿，第二天自然就无烟可吸。但是，基茨韦却总是保留他自己的那份烟，从来不会把当天的烟全部抽光。一天晚上，德福心急气躁地面对着我，“纳尔逊，”他说，“你故意少给我烟，你给基茨韦的烟比给我的多。”　　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我想与他开个玩笑。“那好，”我说，“每天晚上我得到烟的时候，我将先把它分成两份，然后我将让你选择你想要的那一份。”那天晚上，不，是从此之后的每天晚上，我总是把烟分成相等的两份，然后对斯蒂芬说：“你先选。”第53节：利沃尼亚(12)　　德福为难作决断而苦恼万分。每次他都是看着两份烟，头不住地在两者之间摇来摇去。最后，他总是失望地拿起一份，然后躲到一边开始吸起来。尽管我似乎认为这个办法十分公道，但仍然有些滑稽，德福也仍然不满意。当那位有色人狱警来到窗边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旁边来回走动，以便看我是否私下囤积起来，这让那位狱警感到很不高兴。“注意，”他对我说，“我只与你打交道。这是一个安全问题。”我说我理解。然后我告诉德福，当我与狱警接头的时候，不要站在我身边。　　第二天夜间，当那位狱警来到窗前时，德福走上前去对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我自己的那份烟，请直接给我。”那位狱警感到有些吃惊。“曼德拉，”他说“你没有遵守你的诺言。算了，我不会再给你带这些东西了。”我把德福嘘走，然后就劝说狱警。我说：“看，伙计，他是一位老家伙，”我的意思是指德福，“他精神不很正常，”我指着我的头说，“请原谅这一次。”这样他软了下来，把烟交给了我。但是，他警告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将不再供他烟吸。　　那天夜里，我认为必须处罚一下德福。我说：“现在，你看，你危及到了我们的货源。今天晚上，你不要再指望有烟或三明治。你几乎让我们失去了这些特殊待遇。现在，我准备切断对你的供应，直到你变乖后再给你。”德福无言以对。　　我们三个人那天待在囚室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三明治一边读报纸，报纸也是那位狱警送给的，而德福自己则坐在另一个角落里。最后我们都睡着了。大约半夜时分，我感到有人推我的肩膀，把我从睡梦中推醒。“纳尔逊……纳尔逊。”原来是德福。　　“纳尔逊，”他轻声说，“你触到了我的痛处。你不给我烟吸，可我是一个老人。我为了献身我的人民而遭受这般痛苦。你在监狱里是我们的领导，但这样处罚我是不公平的，纳尔逊。”　　他也触到了我的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似乎是在滥用职权。他遭遇的痛苦确实远比我遭遇的痛苦要多。我的三明治还有一多半，我立即把三明治给了他。我又唤醒基茨韦，把烟都给了他，请他与德福共同分享。德福总是喜欢找麻烦，但是，从此之后，他的行为规矩多了。　　我们一旦开始工作，我立即对岛上的其他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当局也把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一些年轻政治犯转移到了与我们的囚室相对的囚室里来。夜间，我们可以通过上了锁的栅栏门与他们谈话。在这些年轻人中，我发现了恩卡贝尼·门耶，他是我的一个外甥，家住在穆克孜韦尼，我上次在1941年见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婴儿。　　我们谈了一些有关特兰斯凯的事情，并得到了一些关于家庭历史方面的信息。一天夜里，当他的朋友们都围在他身边的时候，他说：“舅舅，你属于什么组织？”我说，当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的回答使那些年轻人有点惊慌失措，忽然，他们的面孔从窗子里消失了。等了一会儿之后，我外甥又出现了，他问我是否曾经是一位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会员。我回答说，我没有参加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然后他说知道了，我是在出访非洲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告诉他，我出访非洲期间也没有加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我一直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而且将来也还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这又使他们感到非常惊愕，他们又一次消失在窗后。　　后来我得知，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宣传机构声称我在出访非洲大陆的其他国家期间加入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尽管我听后不大高兴，但是，这并不使我感到奇怪。在政治上，我们绝不能过高地估计真正了解形势的人数。不大一会儿，我的外甥又回来了，他问我是否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与索布克韦交谈过。我说谈过，并且与他进行了友好的讨论。这让他们很高兴，他们向我说了声再见，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第54节：利沃尼亚(13)　　几个小时后，一个队长来到了我的牢房里，让我们四个人收拾行李。几分钟内，我的同志们都被带走了，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在狱中，一个人能与同志们挥手告别是幸运的。一个人能够与另一个人非常亲密地共同生活几个月，然后就再也见不着他了。这是灭绝人性的一幕，因为这样的事情会使你不得不沉默地与世隔绝。　　尽管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我仍然有些忧虑不安。有时几个人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你也就没有见证人了。我发现没有人给我饭吃，便使劲地撞击地板：“狱警，我还没吃晚饭呢。”　　“你必须叫我baas（老板）。”他高声说。那天晚上我没吃上晚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被押解回比勒陀利亚。监狱管理局通过媒体发表声明说，为了我的安全而把我从罗本岛转移出来，因为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的犯人要殴打我。这完全是赤裸裸的谎言。他们把我押回比勒陀利亚，自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很快就会大白于天下。　　我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被单独关押，但是犯人们是足智多谋的，我很快通过那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收到了秘密纸条和其他信息。我收到了亨利·法兹的消息，他是民族长矛军的一个干部，曾经在埃塞俄比亚接受过军事训练，他在企图返回南非时被捕。他们都是根据《破坏法》被审判的第一批非国大人士。　　通过监狱这个暗中传递信息的渠道，我试图在他们的辩护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并建议他们与哈罗德·沃尔培联系。我后来听说，沃尔培也遭到了拘留。这使我第一次感觉事情出了什么严重闪失。有一天，当我被放完风后带离院子的时候，我见到了安德鲁·木兰基尼。我上次见他的时候是1961年9月份，当时他正准备出国参加军事训练。我在想，除了沃尔培和木兰基尼，还有谁遭到了逮捕？　　1961年初，温妮被实施禁止二年。我从另一名犯人那里听说，最近温妮由于违反对她的禁止而被指控，这会使她坐牢或被软禁。温妮很固执，禁止只能是让她火上加火。我不怀疑她违反了对她的禁止令，我不会劝她不要那么做，但是，她有可能坐牢的消息却让我十分担心。　　1963年7月的一个上午，正当我沿着走廊回牢房的时候，我看见了托马斯·马士法尼，他一直是立里斯里夫农场的工头。尽管我知道这毫无疑问是监狱当局故意领着他来到我牢房的走廊里，看我是否认识他，但我还是热情地与他打招呼。我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他的出现只说明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利沃尼亚。　　一两天后，我被召到了监狱办公室，我在那里看见了瓦尔特、戈万·姆贝基、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鲍勃·赫普勒、雷蒙德·穆拉巴。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成员，他当时刚刚从中国接受培训回国；伊莱亚斯·莫佐莱迪也是民族长矛军成员；丹尼斯·戈尔德堡是位工程师，他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拉斯迪·波恩斯坦是个建筑师，也是民主人士大会的成员；吉米·坎特是位律师，他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我们都被指控犯有破坏罪，第二天将被送上法庭。这时，我5年的监禁生活刚刚过了9个月。　　我零零星星地听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7月11日下午，一辆干洗店的面包车驶进了农场的汽车道，立里斯里夫没有人要送洗衣服。干洗店的面包车被一位年轻非洲警卫人员拦了下来。但是，从车上下来了十几名武装警察和几条警犬，那个年轻的非洲警卫被他们的气势给压倒了。他们包围了房屋，几名警察冲进了主要建筑和主要附属建筑。在附属建筑物内，他们发现有十几个人正围在桌子周围讨论一份文件。瓦尔特从窗子跳了出去，但是却被狂吠的警犬切断了去路。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阿瑟·戈德里克，在警察进行袭击的过程中，他正好开车来到了农场。　　警察对整个农场都进行了搜查，没收了几百份文件和资料，但是，他们没发现武器。有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就在桌子上放着，文件的名称是“Operation Mayibuye”（《行动计划》），是一项关于在南非开展游击战的计划。警察一下子得到了民族长矛军最高司令部的全部资料。于是，大家都被按照《90天拘留法》逮捕了。第55节：利沃尼亚(14)　　在这次袭击发生时，乔·斯洛沃和布拉姆·费希尔侥幸不在农场。但是，他们经常每天去农场两三次。从事后看，立里斯里夫是一定会暴露的。因为管理越来越严格，管理方式也越来越成熟。由于能实施24小时监听，窃听器成了普通的监听工具。对于政府来说，这次袭击是一次漂亮的行动。　　开庭的第一天，我们没有任何机会把情况告诉律师。我们被带到一位地方法官面前，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几天后，我们被允许与布拉姆、弗农·贝瑞奇、乔尔·乔菲、乔治·毕佐斯和阿瑟·查斯卡尔松见面，他们都是我们的辩护律师。由于我是已经判过刑的犯人，所以我仍然被单独关押，这些审理程序使我第一次有机会与我的同事们交谈。　　布拉姆非常沮丧。他小声告诉我们，我们正面临着极其严厉的指控，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会要求对我们依法实行最重的惩处——死刑。布拉姆说，根据现实情况，这种结局是十分可能的。我们都生活在绞刑的阴影之下，因为这种可能性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从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死刑是审判的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比我们轻得多的犯人最近都被判了死刑。　　监狱官员时刻都在提醒你，你可能被绞死。那天夜里，一位狱警敲着我的牢房门说：“曼德拉，你不必为睡觉而担心，你将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我等了一会儿说：“我们大家，也包括你，都会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去睡觉。”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　　56　　政府的审判在1963年的圣诞休假期间继续进行，到1964年2月29日结束。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我几乎没有时间检验证据和准备辩护材料。我们并不是每个人都平等地受到证据的影响，例如就没有针对詹姆斯·坎特的证据。他连我们组织的成员都不是，根本就不应该受审。对于拉斯蒂·伯恩斯坦、雷蒙德·穆拉巴和阿迈德·卡特拉达，证明他们与阴谋叛国有牵连的证据也不多。我们决心不让他们受到牵连。在拉斯蒂的案子中，证据也是微不足道的。他仅仅被发现曾经在利沃尼亚与其他人在一起过，我们其余的六个人也将只承认在某些指控方面是有罪的。　　布拉姆十分悲观，他宣称，即使是我们证明没有批准实施游击战，而且我们的破坏政策不足以判处死刑，政府也仍然会判我们死刑。被告方按照是否找人作证划分成两派，有人断言，如果我们找人作证，将对我们不利。乔治·毕佐斯认为，除非我们提供证据使法官相信我们没有决定实施游击战，法官肯定会判我们死刑。　　从一开始我们就很清楚，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这次审判作为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把它作为宣传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平台。例如，我们将不会否认我们对破坏活动负有责任，我们也不会否认我们这伙人已经不再坚持不使用暴力。我们并不是想逃避或减轻对我们的惩处，而是想通过这次审判增强我们大家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为我们的事业而斗争的决心。我们将不从法律意义上对我们自己进行太多的辩解，而是更多地从道德上进行辩护。我们把这次审判看作是斗争的继续。我们承认政府知道的一切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将拒绝提供任何我们认为会涉及其他人的情况。　　我们将抗拒政府关于我们着手游击战的核心指控。我们承认，我们的确制定了如果破坏不成功则开展游击战的应急计划。但是，我们坚持认为破坏并没有失败，因为破坏活动本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实施。我们将否认政府所声称的我们杀害或伤害无辜旁观者的指控。这种指控完全是一派谎言，要不然，这些事情就是其他人所为。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让外国军队入侵。为了辩护，我们认为不得不就《行动计划》向法庭作出说明。　　在我自己的案子中，法庭已经对刑事定罪有了充分证据。我的亲笔文件可以证明，我非法离境、安排军事训练和支持组建民族长矛军都是事实。还有一份我亲笔写下的文件手稿，题目是《如何做一个优秀的共产主义者》，政府认为这个文件证明我是一个正式的共产党党员。事实上，这个文件的题目源自一位名叫刘少奇的中国理论家的著作，是我为了向摩西·考塔尼证明一个观点而写的。我们一直在辩论，普通南非人是否对共产主义感兴趣。我老早就坚持认为，共产主义文献多数是难懂的、深奥的和以西方为中心的。这些文献应该简单、明了，并适合南非群众阅读。但是摩西坚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为了证明我的观点，我就拿了刘少奇的一篇文章为非洲读者进行了改写。第56节：利沃尼亚(15)　　我将是第一位证人，因而能够确定辩护方的基调。在南非法庭上，证人席上的证言只能以回答问题的方式提供。我不想局限于这种模式。我们决定不提供证言，而是在被告席上宣读一个声明，其他人则对此提供予以证据并进行反诘。　　对于被告席上的证人作证，法官不能反诘或提问。因此，这种证言没有普通证言那样的法律分量。选择这种方式作证的人通常是为了避免遭到反诘。我们的辩护律师提醒我，这样会使我在法律上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我在作证期间所说的任何关于我是无辜的话都会被法官大打折扣。但是，那不是我们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用陈述我们的政策和理想的方式进行辩护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将为随后而来的一切建立上下联系。我很想与珀西·尤塔过过招，不过，更重要的是，我想利用这个平台申诉我们的冤枉。　　通过协商，我们达成了一致意见。由于咨询室安装了窃听装置，我们是通过相互传递纸条的方式进行协商的。我们甚至利用政府的窃听器向政府提供虚假信息。我们尽量表明我将作证，这样他们就会花费时间准备反诘。在故意安排的交谈中，我告诉我的辩护律师乔尔·乔菲，我需要上次的叛国审判资料来准备证词。看到尤塔专心致志地阅读上百卷叛国审判资料，我们感到好笑。　　我大约用了两周的时间准备我的证言，我的证言主要是在牢房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完成的。当我完成了我的证言讲稿的时候，我首先宣读给我的被告同志和同事们听。他们基本同意我的讲话稿，只提了几条修改意见。然后，我又请布拉姆·费希尔过目。布拉姆阅后非常担心，他又请一位名叫哈尔·汉森的非常令人尊敬的辩护律师过目。汉森告诉布拉姆：“如果曼德拉在法庭上宣读这个讲话稿，他们可能会直接把他带到法院后面把他送上绞刑架。”他的话使布拉姆更加担心，第二天他来到我面前，督促我修改讲话稿。我认为不论我们说什么，我们都有可能被绞死。因此，还不如索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当时的气氛特别令人恐怖，报纸天天都在猜测我们何时被判处死刑。布拉姆请求我不要读最后那段话，但是，我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意见。　　4月20日礼拜一，在最严格的安全防范下，我们被带到了司法大厦，这次我们将进行辩护。温妮和我母亲都来到了法庭，当我们走上法庭的时候，我向她们点头示意。法庭上仍然挤满了人。　　布拉姆宣布，被告将承认政府的某些证言，法庭上立即出现了嘁嘁喳喳的交谈声。但是，他继续说，被告方将对政府提出的几项指控予以否认，其中包括民族长矛军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军事组成部分的说法。他说，民族长矛军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尽力使两个组织保持完全独立。虽然他们在这方面并非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尽一切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他坚决否认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执行共产党的指令。他说，辩护方将否认关于戈德堡、卡特拉达、伯恩斯坦和穆拉巴是民族长矛军成员的说法。他说，辩护方将表明，民族长矛军事实上没有采纳《行动计划》，民族长矛军也没有着手准备实施游击战。　　“要否认吗？”法官德·韦特有些怀疑地问道。　　“要否认，”布拉姆说，“证言将表明，虽然准备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采纳过这个计划。我们自始至终一直希望避免走这一步。”　　然后，布拉姆轻声说：“阁下，辩护将以被告席上第一号被告进行说明开始，他本人参与了民族长矛军的创建，他能告诉法庭该组织的创建情况。”　　这时，尤塔忽然从席位上站起来：“阁下！阁下！”他对我们不作证感到失望，因为他毫无疑问已经做好了反诘的准备。“阁下，”他相当失望地说，“在被告席上作陈述没有发誓作证那样的分量。”　　“尤塔博士，我认为，”德·韦特法官干巴巴地说，“不需要你的帮助，被告律师有足够的经验劝说他的委托人。”尤塔于是坐了下来。第57节：利沃尼亚(16)　　“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不知道刑法的规定，”布拉姆说，“我们可以仰仗纳尔逊·曼德拉。”　　我站起身来，面对法官慢慢地照着我的讲稿读起来。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拥有文学学士学位，与奥利佛·塔博先生合伙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律师工作数年。我是一个被判了刑的犯人，因为我未经批准离境出国和煽动人们在1961年5月底举行罢工而被判处了5年监禁。　　我直接承认，我是组建民族长矛军的人员之一。直到1962年8月被逮捕，我一直在民族长矛军事务中担任重要角色。　　首先，我要说政府在开庭时关于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的指控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个人，同时也作为我们人民的领导，我做了我所做的一切。因为仅仅凭我在南非的经历和对非洲人的背景十分了解，而不是因为任何外界可能说过的什么原因。　　在特兰斯凯我的青年时代，我曾经听我们的部落老人们讲过过去发生的故事。在故事中，他们向我讲述了我们的祖先为捍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事迹。丁冈和巴木巴塔、辛沙和马卡纳、斯广提和达拉希勒、莫肖伊休和塞库库尼的名字被全非洲民族引以为骄傲和光荣。当时，我希望生活为我提供服务于我的人民并为他们的自由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的机会。这就是本案指控我所干的一切的动机。　　说了这些以后，我必须对暴力问题多说几句。在法庭至今所了解的事情中，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则是不真实的。但是，我并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并不是因为不计后果或喜欢暴力才策划这些破坏活动。我之所以策划这种破坏活动，是清醒地分析了白人多年的专制、剥削和压迫之后出现的政治形势的结果。　　我想给法庭留下这样的印象，即，我们的行动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或没有考虑采取暴力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我特别强调了我们不想对生命造成伤害的决心。　　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主张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我们避免采取任何导致加大现有种族隔阂的行动。但是，无情的事实是，50年的非暴力斗争给非洲人带来的是更严厉的立法，从而使非洲人的权利越来越少。让本法庭理解这种情况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又的确是事实。多年来，人民一直在谈论暴力，谈论他们将有一天与白人开战并夺回他们的国家。而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层总是试图说服他们避免使用暴力，而采取和平方式，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曾经进行过讨论。不能否认的事实是，我们努力以非暴力方式使政府放弃种族歧视的政策并没有获得任何结果，我们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群众开始对这种政策丧失信心，并产生了采取恐怖活动的念头……　　民族长矛军是在1961年11月创建的。当作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制定了计划，我十分重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和种族和睦政策。我们感到，这个国家正在滑向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一场内战。我们冷静地分析了形势。内战将意味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毁于一旦，将使种族之间的和解更加难以实现。我们南非历史上已经有过战争的经验教训，用了50多年才消除了南非（英布）战争造成的伤疤。这种种族之间的内战会造成双方大规模的牺牲，由此而留下的伤疤又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消除呢？　　我说，破坏活动也许可以为将来的种族关系带来最好的希望。白人统治者对我们的努力作出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无情的：破坏活动被宣布为一种可以判处死刑的罪过。我说，我们不要内战，但是，我们需要做好内战的准备。　　经验让我们相信，暴动将为政府提供无限地滥杀无辜人民的机会。但是，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经洒满了无辜非洲人的鲜血，我们才认为做好长期准备，用暴力反对暴力来捍卫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希望战争在最有利于我们的人民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来说最有可能、双方牺牲风险最小的战争形式就是游击战。因此，在准备将来开展的战争中，我们首先考虑了游击战的可能性。第58节：利沃尼亚(17)　　白人都经历过强制性军事训练，但是，政府却不给黑人这种训练的机会。因此我们认为，建立一个训练有素的核心层是绝对必要的。一旦游击战争爆发，这个核心层将能够起到游击战争所需要的领导作用。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应对这种形势的准备。　　我介绍了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阶段我出国参加“东非、中非、南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和接受军事训练的情况。我说，我之所以接受军事训练，是因为如果发生游击战争，我希望能够与我的人民站在一起，并同他们并肩战斗。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采取破坏行动的可能性仍然没有消失，应该努力坚持下去。　　我告诉法庭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长矛军之间的不同之处，并说明我们如何诚心诚意地把两者分开。这是我们的政策，但是，在实践中并不那么简单。由于禁止和监禁，人们常常不得不参与两个组织的工作。尽管这样有时会混淆两者的界限，但是，界限仍然存在。我反驳了政府关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论断。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思想路线过去是并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它与“把白人赶进大海”的呐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坚持的非洲民族主义是非洲人民在自己土地上实现自由。非洲人国民大会所认可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一直是《自由宪章》。它绝非是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其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从未在国家的经济结构上发动过革命性的变革，并且就我记忆所及，也从未谴责过资本主义社会……　　与共产党不同，非洲人国民大会接纳非洲人作为自己的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并且现在仍然是为非洲人民赢得统一的和全部的政治权利。而共产党的主要目标却是消灭资本阶级，用工人阶级的政府取代资产阶级政府。共产党强调阶级划分，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则寻求阶级之间的和谐。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也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说明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消灭白人霸权，而不能说明利益完全一致。世界历史上充满了类似的例子。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大不列颠、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之间在反对希特勒时的合作关系。只有希特勒才敢说，这种合作把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党人或共产党人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共产主义世界。　　对于对共产主义具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南非白人来说，要理解为什么有经验的政治家那么愿意把共产党人作为朋友可能是困难的。但是，对我们来说，理由则是十分显然的。在反对压迫的那些党派之间进行理论上的区分是一种奢望，现阶段我们还做不到。特别是几十年来，共产党人是南非唯一把非洲人当作人类并予以平等相待的政治党派。他们愿意与我们一起吃饭、一起谈话、一起居住、一起工作。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把自由看作等同于共产主义。　　我告诉法庭，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总是把自己视为一名非洲爱国者。我并不否认，无阶级社会的思想对我产生了诱惑，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我产生了影响。这对许多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来说都是事实，他们承认需要社会主义的某些方式使他们的人民能够赶上西方先进国家。　　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与马克思主义者交谈，我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人认为西方的议会制是不民主的和反动的。但是，与他们相反，我却是这种制度的崇拜者。　　《大宪章》、《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都是全世界民主人士奉若神明的文献。我对英国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十分欣赏。我认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其司法制度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将永远令我羡慕。美国国会、国家权力分立理论，以及司法独立也使我产生了相似的激情。　　我详细论述了南非黑人与白人生活中的巨大差别。在教育、卫生、收入以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黑人仅仅处于维持生计的水平上，而白人却处于世界最先进的生活水平，并且还准备继续维持这种状况。我说，白人常常声称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富裕。我们的抱怨不是说我们与非洲大陆上的其他非洲人相比是贫穷的，而是说与我们国家的白人相比我们是贫穷的，而且法律剥夺了我们平等致富的权利。第59节：利沃尼亚(18)　　非洲人缺少人格尊严是白人霸权政治的直接结果。白人霸权政治意味着黑人只能是次等公民。企图保留白人霸权的立法制度保证了这种状况得以维持下去。在南非，奴仆工作不可变更地要有非洲人去做。有什么要搬运的或要清理的活，白人可以在周围随便找一位黑人去为他做，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被他雇用……　　贫穷和家庭生活崩溃是第二种后果。孩子们在大街上到处闲逛，因为他们没有学上，或者因为他们没有钱上学，因为他们的父母（如果父母都在）不得不去工作，以维持家庭生活。这就导致了道德标准的崩溃，使不法事件和非政治性暴力事件到处蔓延……　　非洲人要求在南非这个整体中得到公正。他们要求在社会中得到安全保证和居住场所。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求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因为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我们将永远无能为力。我知道这种声音使这个国家的白人听起来像是革命的言论，因为多数选民是非洲人。这使白人害怕民主……　　这就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战斗的目标。他们的斗争是真正的民族斗争。这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非洲人民在他们自己的遭遇和自己的经历鼓舞下所进行的斗争，这是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　　我一直在读我的讲话稿，谈到这里，我把我的讲话稿放在了辩护席的桌子上，转脸面对法官，法庭变得特别静。当我背着说出最后几句话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德·韦特法官。　　在我过去的生活中，我已经把自己献给了非洲人民的斗争事业。我反抗了白人专制，我也反抗了黑人专制。我抱有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希望大家在这样的社会里和睦地生活在一起，享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如果需要，我愿意为了这个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这时法庭上下鸦雀无声。在我的讲话结束之后，我直接坐了下来。我没有回头向旁听席上致敬，尽管我感到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寂静似乎持续了老长一段时间，但事实上大约只持续了不到30秒。然后，我从旁听席上听到长长的一声叹息，紧接着就是女士们呜呜哭泣的声音。　　我读了4个多小时，当时是下午刚过4点，通常应该是休息的时间。但是法庭刚刚静下来，德·韦特就立即请下一个证人到庭。他决心减少我的讲话对法庭产生的影响。他不想那天就此结束，只让我一个人作证。但是，他的努力并没有见效。当我讲完话并坐下来的时候，德·韦特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的讲话在当地和外国媒体上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被逐字逐句地刊登在《兰德每日邮报》上。他们忽视了我所说的话都是被禁止的这一事实。这个讲话既显示了我们的辩护思路，又消除了控方对我们的伤害，因为控方完全是在预计我将提供否认对破坏活动担负责任的证言的基础上准备的指控材料。他们现在明白，我们不想利用法律技巧避免承认对我们的行动负责。我们以自己的行动为骄傲，并且也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第二号被告瓦尔特·西苏陆是下一个发表证言的人。瓦尔特不得不首当其冲地面对尤塔为我准备的反诘。瓦尔特顶住了一系列不怀好意的提问。他摆脱了尤塔的雕虫小技，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对我们的政策作了说明。他说，《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并没有作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策被采纳。事实上，瓦尔特告诉法庭，由于这个计划还不成熟，他本人就反对采纳《行动计划》和游击战政策。　　戈万在瓦尔特之后走上了证人席，他自豪地告诉法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共产党党员。公诉人问戈万，如果他承认对他的几项指控中的许多行动，为什么不干脆认罪？“首先，”戈万说，“我认为我应该在这里如实说明一些导致我加入这些组织的原因，这里面有道义上的责任感。第二，简单的原因是，认罪则说明心中认为道义上有罪。而我不承认在我的回答中存在道义上的罪责。”　　像戈万一样，阿迈德·卡特拉达和拉斯蒂·伯恩斯坦都证实自己就是共产党党员，也是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尽管拉斯蒂是在警察袭击期间在利沃尼亚被逮捕的，但是政府起诉他唯一的直接证据是他在农场帮助架设过无线电天线设施。凯西在证言中聪明地否认了参与和煽动别人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说，如果他们采取这样的斗争行动，他将给予支持。第60节：利沃尼亚(19)　　当第八被告詹姆斯·坎特被逮捕并与我们关押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感到吃惊。除了是哈罗德·沃尔培的内弟和法律合伙人之外，他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或民族长矛军都没有任何牵连。哈罗德通过他的办公室曾经为我们办过几件事，但事实上并没有起诉他的证据。我推测，政府坚持在监狱里起诉他的目的是恐吓进步律师。　　在德·韦特法官准备审理吉米一案的那天，我们则等候在法庭下面的牢房里。我对吉米说：“为了吉利，我们交换一下领带。”当他接过我那条又宽又旧的领带并与他给我的那条漂亮的丝绸领带相比较时，他可能想我仅仅是企图改善一下自己的着装。尽管吉米有点讲究穿戴，但他还是戴着我的那条旧领带上了法庭，当德·韦特法官撤销对他的指控时，作为一种告别的礼节，他向我举起了那条领带。　　雷蒙德·穆拉巴是东开普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的领导人，但是政府并没有多少起诉他的证据。他否认他是民族长矛军的成员之一，也否认知道有关破坏活动的任何事情。我们认为，第九号被告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和第十号被告安德鲁·木兰基尼都不应该作证，他们是民族长矛军的低级成员，他们不能对已经说过的事情增加多少新的内容。伊莱亚斯·莫佐莱迪尽管在监狱中遭到了毒打和折磨，但是他并没有屈服。安德鲁·木兰基尼是最后一个被告，他发表了一个违背誓言的声明，承认曾经为民族长矛军传送过信息和指令，并为了便于做这个工作而把自己化装成了牧师。他还告诉法庭，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殴打，并被使用了电刑。安德鲁作完证后，辩护方就停止了辩护。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最终的合议判决。　　5月20日，尤塔向媒体提交了他最后讲话的精装本，并给了辩护方一个副本。尽管装帧漂亮，但尤塔的讲话是对起诉书篡改性的归纳，并没对控告书作任何的说明或对证言作任何核实，其中充满了对人身的侮辱和攻击。“被告的欺骗性是引人注目的，”他说，“尽管他们几乎代表不了班图人口的百分之一，但是他们却自以为有责任告诉世界，南非的非洲人是被镇压的、被压迫的和被征服的。”就连德·韦特法官也似乎被尤塔的讲话搞得迷惑不解。有一次，他打断尤塔的讲话说：“尤塔先生，你确实承认你没有证实被告决定开展游击战，对不对？”　　尤塔愣住了，因为他认为正好相反。我们也感到吃惊，因为法官的提问为我们提供了希望。尤塔吞吞吐吐地告诉法庭，关于开展游击战的准备工作确实已经展开了。　　“是的，我知道，”德·韦特不耐烦地说，“辩护方承认。但是，他们说在他们被捕之前并没有决定开展游击战。我认为你没有证据推翻这种说法，你同意这种说法吗？”　　“随阁下的便。”尤塔用从喉咙里挤出的声音说。　　尤塔最后说，这个案子不仅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级叛国案，而且还是一个在控告书里没有提及的杀人和故意杀人案。他气势汹汹地宣布：“我不无冒昧地说，控告书中每一项指控都已经被证实。”他知道，即使是在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话也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辩护律师阿瑟·查斯卡尔松第一次站起来就控告方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交涉。他反驳了尤塔关于此次审判与杀人有任何关系的说法，并提醒法庭，民族长矛军的政策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阿瑟开始说明其他组织进行的破坏活动也被强加给了被告的时候，德·韦特插话说他已经作为事实予以承认。这是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胜利。　　紧接着布拉姆·费希尔发表意见，他准备反驳政府提出的两个最要害的指控问题，即：我们实施了游击战和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长矛军是一回事儿。尽管德·韦特说他相信我们没有开始实施游击战，但是，我们并不敢冒这个险。但是，当布拉姆谈到他的第一个问题时，德·韦特忽然有点不耐烦地插话说：“我想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承认在开展游击战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作出决定，或者说没有确定日期。”第61节：利沃尼亚(20)　　当布拉姆开始谈第二个问题的时候，德·韦特又突然打断他的话说，他也承认两个组织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布拉姆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却几乎对德·韦特的回答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忽然坐了下来。法官竟然在他说这两个问题之前就已经承认我们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感到高兴，也就是说，如果对于正在面临死刑的人来说可以算是高兴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高兴的。法庭宣布休庭三个礼拜，德·韦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案子作出判决。　　58　　1964年6月12日礼拜五，我们最后一次来到法庭上。自从在利沃尼亚遭到逮捕，几乎一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安全防范依然特别紧，我们的护卫队鸣着汽笛穿过大街。通往法院的路都被封锁了，不准正常通行。对任何企图走近司法大厦的人，警察都要检查其身份。他们甚至在当地的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设立了检查站。尽管有种种威胁，仍然有2000人打着旗帜和标语聚集在法院前，标语上写着“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们”之类的口号，法院里面旁听席上坐满了人，当地媒体和外国媒体的记者只有站着的空间。　　我挥手向温妮和我母亲致意。看到她们在场，我十分高兴。我母亲是从特兰斯凯赶来的。来到法庭看自己的儿子是否被判处死刑，一定让她心情十分沉重。尽管我猜想我母亲不了解将要发生的全部情况，但是，她的支持决不会动摇。温妮也一样地坚定，她的支持给我增添了力量。　　书记员高声喊出案子的名称：“政府诉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员案”。在宣判前，收到了两份减刑申请。一份是哈罗德·汉森提交的；另一份则是作家艾伦·佩顿提交的，他也是自由党的全国主席。汉森讲话口才很好，他说全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不能被压制，人民总是要找到申诉不满情绪的途径。“犯罪并不是他们的目标，”汉森说，“只是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汉森说法官应该很好地回想一下，他自己的人民，非洲白人，为了他们的自由也曾顽强地进行过斗争。　　尽管佩顿本人不支持暴力，他说只有两种选择：“低头屈服，或以暴力对抗。”被告应该得到仁慈，他说，不然南非的前途将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德·韦特似乎对两个人的申诉根本没有听进去，在他们两个申诉时，他既不抬头看，也不做记录，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索当中。他显然是已经作出了决定，他仅仅是在那里等待宣布他的决定。　　他点头让我们站起来，我试图盯住他的眼睛，但是，他连看都不向我们这个方向看。他的两眼盯在法庭正中的前方，脸色苍白，粗粗地喘着气。我们相互看了看，似乎知道将被判死刑，不然这位通常冷静的人为什么那样紧张？然后他开始讲话。　　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我听到很多关于非欧洲人不满的事情。被告告诉我，他们的律师告诉我，这些被告都是非欧洲人的领袖，他们是在希望减少不满情绪的动机的驱使下而变成罪犯的。我完全相信被告的动机，就像他们希望法庭相信的那样毫不利己。组织革命的人往往试图取代政府，个人野心不能排除在动机之外。　　德·韦特中间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是为了缓口气。他的声音以前就很低，但现在仅仅是可以听得到而已。　　这个法庭的功能，正如任何其他国家的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加强法律和秩序，并且加强其所在国的所有法律。被告被判的罪，被告被判的主要罪是阴谋叛国罪，实际上是高级叛国罪。政府决定不以高级叛国罪提起公诉。考虑到这种情况，并对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之后，我决定不使用最高刑罚，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判处最高刑罚的，但是，按照我的职责，这个判决是我能表示的唯一从宽惩处。这个案子的被告将全部被判处终身监禁。967年上半年，中央文革便表现出越来越明确的支一派、打一派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大多是与省军区相对立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斗争对全国大规模内战的性质又做出了本质的揭示，它依然是新形势下“革”与“保”的斗争。局势失控的标志之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了一系列《通知》及《通告》，均收效甚微。无论怎样强调革命派大联合，强调“三结合”，强调“抓革命，促生产”，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强调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秩序，强调不夺枪、不开枪，都未能控制住局势。《人民日报》发表的《打倒无政府主义》之类的社论，也对局势的影响不大。这期间发生的武汉“七·二○”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武汉同全国一样，也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大派组织，就是人数有百万之多的“百万雄师”，他们得到武汉军区的支持。7月14日，谢富治、王力为代表的“中央代表团”到达武汉时，明确否定了武汉军区的支左方向，指出他们支持“百万雄师”这样的保守组织，压制了与之相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谢富治等人的表态引起了武汉军区广大指战员与“百万雄师”群众的极大不满。自7月20日开始，连续几天内，“百万雄师”调集近千辆卡车，出动几十万群众游行示威，高喊“打倒王力”“揪出谢富治”的口号。在几十万头戴安全帽、手持长矛棍棒的“百万雄师”的游行队伍中，还有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近千名全副武装的军人队伍。“打倒张春桥”，“打倒江青”，“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毛主席受了蒙蔽”的大标语覆盖了武汉市。“百万雄师”原本是一个对旧省委比较温和的群众组织，它反对全面否定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因此，武汉“七·二○”事件的性质就十分明显了，是1966年全国范围内“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继续。1967年全国各地的大规模内战，在本质上都有这个性质。毛泽东曾于“七·二○”前夕在武汉接见过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当情势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毛泽东当机立断，就像曾对“二月逆流”做出的强有力反应一样，对武汉“七·二○”事件，也做出了强有力的反应。7月22日下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组织了数万人在北京西郊机场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回京。《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了声势浩大的报道。7月25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军民集会，坚决支持武汉革命造反派，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和三军负责人出席了大会。各界革命群众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坚决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坚决打倒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坚决打倒“百万雄师”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小撮坏头头。以此制造了一个压向武汉的雷霆万钧之势。7月26日，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武汉军区发表《公告》，指出：“七·二○”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激起了武汉市的广大革命群众和驻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愤慨，受到了全国人民的严正谴责，遭到了全国陆海空三军的强大反对。他们已经陷入亿万军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共中央在这封信中还号召：“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迅速觉悟，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轨道，同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彻底揭露‘百万雄师’、‘公检法’中一小撮坏头头和武汉军区内个别坏人的阴谋活动。”同一天，中央军委改组了武汉军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锺汉华被撒消了职务。“打倒陈再道”的大标语布满北京街道。“百万雄师”被残酷镇压了。在随後的政治迫害中，数十万计的群众被打死、打伤。武汉“七·二○”事件是全国全面内战的缩影。正是在“七·二○”事件前後，毛泽东看清了这场内战的严重性质，他甚至做出了解放军可以武装左派的指示，其真正的含义是，在全国很多省份调动忠於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野战军，支持与省军区相对立的真正的造反派组织。同期，江青在接见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全面内战经过武汉“七·二○”事件以及相应的部署，开始朝著对毛泽东有利的方向转变。毛泽东在“大乱”中高瞻远瞩地看到了未来“大治”的希望。他深深知道，无论是击退“二月逆流”，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击退陈再道、“百万雄师”这样的大规模逆流，都要依靠实力。对於“七·二○”事件，必须以坚决的手段予以解决。对全国发生的类似事件，也必须以坚决的手段解决。经过一番调兵遣将的力量部署，毛泽东逐渐实现了对形势的控制。他在这个期间的讲话，表明了他对全面阶级斗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在一段时期内，三令五申的《通知》、《布告》不起作用，是因为内战打成那个样子，没有人听你的话。当武汉事件无法用一个自上而下的指示予以扭转时，不过表明对立派的势力已经到了自认为可以蔑视文化大革命的程度。毛泽东认为，对於那些利令智昏的倾向，首先要把它打垮，然後才谈得上教育。先要晓之以利害，接下来才可晓之以道理。当然，武汉“七·二○”事件解决之後，当“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出现时，毛泽东也没忘记打掉“政治冲锋队”的王力和关锋，以稳定军队，平衡局势。（7月25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首次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8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周恩来派来汇报工作的杨成武，在王力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的煽动夺外交部权的“八·七讲话”稿上批示：“大、大、大毒草”。并指示杨成武向周恩来汇报，将王力、关锋抓起来，分割戚本禹，观其有无转变。）7、8、9三个月全国内战硝烟未息，毛泽东开始视察大江南北。他以足够从容的心态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在视察中从容讲到“大联合”；讲到“三结合”；讲到“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讲到“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讲到“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讲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讲到“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讲到“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当这一系列最高指示传布全国时，最核心的内容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毛泽东对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大局，显然更加成竹在胸了。四、对刘少奇极端批斗的动力分析文化大革命进入到1967年时，刘少奇在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刘少奇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在党的上层似乎已成定论。无论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并没有哪个人敢为刘少奇喊冤叫屈。即使在“二月逆流”中曾对文化大革命打击一大片的极“左”路线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党政军高级干部，也没有一个人敢于在刘少奇问题上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67年大夺权引起的全国内战中，也没有哪一派群众以“为刘少奇翻案”作为自己的政治口号。这似乎是一个已在政治上解决了的问题。新的“革”与“保”的矛盾完全不涉及刘少奇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的是，1967年开始了对刘少奇更大规模的批判与斗争。1966年12月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矛头无疑是指向刘少奇的。1967年2月1日，毛泽东审定后发表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也把矛头不点名地指向了刘少奇：“谁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头面人物，革命群众已经看清楚了。”这已经露出了对刘少奇展开大规模批判的信号。3月下旬，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召开了。这个会议一方面是对反击“二月逆流”的一次总结，另一方面则是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新一轮批判。会议期间，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还特别针对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出了重要指示：“刘少奇这本书是欺人之谈，这本书是唯心论，是反马列主义的。不讲现实的阶级斗争，不讲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讲个人修养，蒋介石也可以接受，什么个人修养，每个人都是阶级的人，没有孤立的人，他讲的是孔孟之道，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都可以接受。”毛泽东完全明白这样讲话的意义。正像他通过评《海瑞罢官》、通过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发动文化大革命一样，他要使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批判，形成对刘少奇大规模批判的新的突破口。很快，在报刊和社会上，以“《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题的大批判开始了。紧接着，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刊登这篇文章的《红旗》杂志第二天就覆盖全国。《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都原文做了转载。在这篇文章中，借着毛泽东对电影《清宫秘史》的谈话，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刘少奇。毛泽东讲：“《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整个文章将刘少奇说成是《清宫秘史》的保护伞，并以“八个为什么”指向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对所谓“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和密度展开了。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同一天，《光明日报》发表社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1967年4月11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战斗》。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三天以后，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1967年5月8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并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重要文章。这篇文章击中了《修养》一书的要害，也击中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希望各单位的革命同志，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1967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7年8月5日，为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一周年，《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这篇大字报，同时发表了《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社论。同一天，为纪念毛泽东大字报一周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声讨刘邓陶”的百万人誓师大会。在中南海内，中南海的造反派则对刘少奇等人进行了残酷的批斗。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社论：《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红旗》杂志1967年第十三期发表文章：《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把对刘少奇的批判推向更高的高度。在此期间，造反派对刘少奇批判的大字报、大标语遍布京城的街道和学校。中南海的造反派更是接二连三地残酷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甚至让他们站在缺腿的桌子上、顶着烈日接受批判。这种批判一直持续到1968年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全会最后将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并通过决议，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撒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1969年10月，刘少奇被赶出北京，于11月12日凌晨惨死于开封。当他与世长辞时，身边无一个亲人，头上的白发有一尺多长，鼻子、嘴及整个面孔都严重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当我们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这场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时，除了通常的感性意义的义愤，更要分析一下，是哪些原因造成对刘少奇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的极端斗争？这是我们剖析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极端行为的一个重要事例。一，之所以在刘少奇已经完全失去实权的情况下，还要对他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是因为要打倒更多的人。《人民日报》1967年4月8日的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中写到：“十七年来，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学、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各个领域，在党、政、军、工、农、商、学各界，扶植和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毒素。在关键时刻，这些牛鬼蛇神总要在他们的后台老板鼓动下，纷纷出笼，跳出来向党发动猖狂进攻。而党内一小撮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小撮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正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基干力量。”因此，必须把刘少奇彻底批倒、打倒，并由此打倒他扶植的一批人，解决他的全部基干力量，这才能给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以更大的安全感。否则，天长日久，形势发生变化，难免存在着刘少奇一呼、群起而百应的政治危机。半年多来文化大革命在干部体系中遇到的阻力，已经使毛泽东及文革派势力产生了深刻印象。二，在毛泽东眼里，真正打倒刘少奇，而且在十足的理由上打倒刘少奇，其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文化大革命立论、正名。只有把刘少奇在思想上、政治上完全打倒，才可能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部合理性提供最重要的论据。从暂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来讲，刘少奇对毛泽东似乎不构成太大的威胁。对于没有威胁的敌人，毛泽东倒是可以宽容的。然而，真正的威胁在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是否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在这一方面，毛泽东面对着现实与历史的巨大潜在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