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十年-8

让我们继续从总体上把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我们在对运动过程性的概括中，掌握其内在矛盾关系的演化。我们可以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用在这里，也可以将系统论的理论用在这里，还可以将文化学、历史学以及哲学的相关理论用在这里，总之，我们要揭示文化大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与内在机制。在对过程顺流而下的概括与揭示中，我们自然要经常截取它的横断面，对文化大革命中各种重大的现象与事实做出专门的研究。虽然在前面的研究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发现，然而应该承认，我们还太依附于运动本身发展的浩瀚素材，在和这些素材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时，“即”有余而“离”不足，或者说，“若即若离”还未显出足够的生动性。在这里，同样有一种“出神入化”的空灵状态可追求。让我们继续俯瞰文化大革命进入1966年8月时的态势。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了，工作组已经从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撤走了，对前一段的运动也做出了总结。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期问做出检查之后，在党内的地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林彪、江青等人的政治地位则明显上升。8月18日天安门广场百万人的庆祝集会已将这些胜利成果肯定下来。现在，摆在毛泽东、林彪及江青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愿意就此停步不前的现状吗？摆在那些反工作组的造反派面前的，是一个他们感到满意的现状吗？显然，他们都不满意。他们对保守势力的进攻与冲动远没有发泄完。刘少奇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党的各层干部，特别是上层干部，对于这个结局是不是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呢？大概也不是，他们潜存着无限的不理解。在偌大的中国，此时虽然有千方百面的因素与矛盾，而最主要的矛盾无疑还在这里。这个主要矛盾的任何激动与运动都将有力而全面地影响中国的社会生活。让我们看看这个主要矛盾的动态。照理说，各学校的工作组都撤退了，即使有些单位留下了联络员，也只起观察、联络的作用。各大、中学校运动的主动权毫无疑问地落在学生和教职员工手中了，特别是落在了造反派手中了。按照《十六条》的规定，运动的发展，顺理成章的结论是在学校里斗“黑帮”、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旧文化、旧教育。然而，“黑帮”已成死老虎，没有人愿意打死老虎。斗“黑帮”只是表面的文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不在造反派的兴奋点上。同样是死老虎，引不起人们的任何兴奋。已经占有了的，一般不会重复占有：已经征服了的，也不需要重新征服。所有的成果只能是新一轮斗争的出发点。至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思想文化，何其枯燥乏味，根本引不起造反派们的兴趣。毛泽东领导下的江青、张春桥这批“革命家”，更不会听任学生运动停留在关起校门斗、批、改的状态中。他们已经感到，工作组的撤走使得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进攻锋芒失去了有力的对立面。当工作组存在时，与工作组的冲突恰恰是极好的靶子，通过工作组可以把锐利的铁矛直刺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这样一想，一个非常简单、自然而又天才的斗争方案出现了：那就是继续斗争工作组。中央文革的斗争目标与造反派学生的进攻冲动在这一点上契机相合了。1966年8月19日，清华大学校园出现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引起了强烈轰动。将与王光美为代表的工作组的斗争旧话重提，显出了无比有力的斗争新意。8月21日，《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号召：“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这段话里隐含的潜台词，是所有敏感的造反派学生都能够猜得到的。对8月18日天安门前百万人庆祝活动的报道中，刘少奇地位的明显下降，早已使造反派们想到了其中的内幕。更何况还有中央文革频频泄露天机的暗示，足可以使学生们把这样的社论当做新一轮攻击的号令。因为刘少奇、王光美与清华运动的直接联系，因此，最敏感的斗争率先在清华大学发作出来。8月22日，清华园出现了第一张直指刘少奇的大字报：《刘少奇同志7月29日讲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8月23日，北京地质学院反工作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集结上千人，到地质部要求揪回原工作组长进行批判，甚至为此展开了静坐绝食示威。由于中央文革居高临下的政治压力，终于迫使地质部答应了造反派的要求。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针对各地工人、农民以及军队包围、阻拦学生造反，发出了支持学生的有力声音。8月24日，清华大学在这些新动向的影响下出现了大批矛头直指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同一天，受刘少奇思想影响的清华大学另一派学生组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多数派的优势撕毁了这些大字报，“不许右派翻天，’的口号响彻了清华园。多数派依靠着共产党在1957年反右斗争的传统，保持了统治局面的力量。由于这种“传统”的力量深入知识分子之心，造成了少数造反派在校园内的孤立无援。然而，9月2日便传出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9月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和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明确指出：“学生起来闹革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这是对全国各地遭到围困的红卫兵的明确支持，也给了清华园造反派以巨大声援。这一阶段，造反运动在北京与在全国已经显出了时间差。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造反派已经将矛头直指刘少奇和王光美，虽然这些人受到了校内多数派势力的围剿。在全国，造当地党委反的学生运动正受到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和军队的反对。这不过表明，文化大革命在反对刘少奇及其代表的整个党的旧有组织时，必然遇到的全面抵抗。中国政治生活此时的主要矛盾，就这样又以强有力的方式向前推进了。清华大学多数派的红卫兵对反对刘少奇的少数派的围剿与反击，不过是全国范围内“保守”势力对造反势力包围的象征。在全国各地，都发生着大量的工人、农民和市民有组织地反对学生的现象。一些地方的农民成群结队，扛着铁锹、棍棒“杀”进城来。显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工人、农民远没有学生们灵敏。他们对党的领导的服从这一思维惯性有着更大的稳定性。在这里，学生与工人、农民、市民之间的矛盾，不过反映了毛泽东、林彪、江青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党的各层领导机构之间的矛盾与冲突。9月15日，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百万人集会上，林彪讲话指出：“要坚决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做他们的强大后盾。”这种舆论日复一日、越来越强烈地铺张开来，在全国范围内给遭受围困的学生解围、撑腰，在清华园以及北京各高等院校给造反派们揪斗工作组、把矛头直指最大后台的斗争以鼓动和支持。10月1日，在庆祝国庆十七周年的盛大集会上，林彪提出了意义重大的新的运动口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是指刘少奇的路线。与刘少奇的斗争是当前运动最尖锐的问题。10月3日，《红旗》杂志在刊登林彪国庆讲话全文的同时，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向全社会明确发出“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也就是批判刘少奇的路线，作为当前的主要斗争内容被提了出来，而所谓的“斗批改”则隐退到后面了。这一轮斗争无疑要比八届十一中全会前的斗争更尖锐，文化大革命遇到的阻力也更深广。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对刘少奇的斗争进行了一系列更有力的推动。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十六所高等院校的造反派组织于9月6日联合组成了“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10月16日，“三司”主持召开了十万人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这是中央文革直接策划的一次大会。江青在会上讲话：“我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代表中央文革发出了支持造反派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音。特别重要的是，张春桥还在这个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转发的中央军委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中说：“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黑材料要当众销毁”。这是对全国范围内受到不同程度斗争、批判及打击的造反派学生的有力支持。这个大会通过的《大会通电》，号召全国各地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这一轮斗争的程序，与发布聂元梓大字报到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斗争程序是一样的：自上而下地策划，由下面点火向上搞。从清华大学最初出现反刘少奇的大字报到此时，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足够的声势。10月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由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长达二十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林彪和陈伯达都做了有关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讲话。陈伯达讲话的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这些讲话随后就变成《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各种社论文章，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号召。如果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一轮的斗争，公布聂元梓大字报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二轮的斗争，那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开的是文化大革命第三轮的斗争。这一轮斗争（正像清华大学出现的大字报一样）是把矛头越来越直接地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由于这轮斗争发生在毛泽东8月5日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之后，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核心内容就是“炮打司令部”。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邓小平被迫做出检查。这一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贯穿了1966年的秋、冬两季，在1966年9月－12月这四个月的时间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旋律。概括这一阶段的历史，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矛盾斗争展开后，在它的能量没有消耗尽之前，是不会终止的。在此过程中，它会随着具体的形势，转换新的方式向前演进。一个矛盾也和生命一样，有其孕育、诞生、成长、壮大、衰老及死亡的过程。八届十一中全会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于现状的斗批改局面，而是演化出更加激烈和广阔的冲突斗争，这也不过表明，支配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矛盾斗争才刚刚开始。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善于从这个角度观察社会的运动。矛盾斗争自然有其对立统一的规律，有其相互依存的条件。它也会在某个时候缓和，在某个时候僵持，在某个时候维持平稳的现状，然而，这都需要有一定的条件。条件发生变化，矛盾就可能再次激化。好比夫妻吵架，也要等吵架的冲突能量释放完了才会平息。更何况是这么大国家的一个如此之大的政治冲突，积聚了久远的能量还远未释放殆尽。除非有特别的外来因素，才可能中断原来的发展逻辑。夫妻俩吵架，正不可开交时，外面有客人敲门，他们可能中止；或者家里突然发生了火灾，他们也会中止。战争中的人类，如果突然面临地球的毁灭，战火可能也会中止。阶级矛盾尖锐冲突的民族，面对外族侵略，其阶级斗争也可能会暂时缓和，甚至暂时中止。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没有任何“客人”敲门，也没有任何足以威胁这个民族生存的外族军事侵略。整个世界都在以或惊恐、或惊喜的目光观察着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兴起的风暴。在这种观察中，甚至有不少人正跃跃欲试地接过它的火种，传播于中国领土之外的广大地区。当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战略部署更加实际地演变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后，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他与刘少奇分歧的实质。我们首先看看毛泽东在10月9日－28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10月2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讲道：“讲几句话，两件事。十七年来，有一件事我看做得不好，原来的意思是考虑到国家安全，鉴于苏联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就搞了一线、二线，我处在二线，别的同志在一线，现在看来不那么好，结果很分散。一进城就不能集中了，相当好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十一中全会作了改变，这是一件事。我处在二线，日常工作不主持，许多事让别人去主持，培养别人的威信，以便我见上帝的时候，国家不会出现那么大的震动，大家赞成我这个意见。后来处在一线的同志，有些事情处理得不那么好。有些是应当我抓的事情，我没有抓，所以我也有责任，不能完全怪他们。”“为什么说我有责任呢？第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了。引起警觉，还是在《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了中央如果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现在北京问题解决了。”这段关于一线、二线问题的讲话，使得我们对毛泽东的思想和意图又有了更生动一点的透视。在这个看来很从容的讲话中，已经包含了与《炮打司令部》那张大字报性质同样尖锐的问题。当面对中央全会一张张面孔时，他讲话的口气自然和落在书面上的文字有所差别，实质却是一样的。他甚至接着讲道：“第二件事，文化大革命我闯了一个大祸，就是批发了北大聂元梓一张大字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一封信，还有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六、七、八、九、十，五个月不到，难怪同志们还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北大大字报一广播，全国都闹起来了。给红卫兵的信还没有发出，全国红卫兵都动起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就把你们冲了一个不亦乐乎。”他像个十足的家长一样，平和地说道：“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他们有责任，中央也有责任，中央也没有管好。”这些看来温和的话必须结合毛泽东那张措词严厉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一起阅读，这才是他作为全党领袖形象的完整性。这样的讲话或许也包含一点真正温和的东西，似乎会把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限制在“同志”的范围之内；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随后的发展完全与此背道而驰。对此，我们只有两种解释：一种，毛泽东的讲话不过是其政治家的老练与含威不露而已；另一种解释是，他即使曾有过将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同志化”的一丝倾向，也被其后政治斗争本身发展的尖锐性所抹去。在这一年12月，毛泽东还有过一个更说明问题的讲话：“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是这个问题，现在仍是这个问题。”他又说：“单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在这段讲话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全面阶级斗争的路线与刘少奇的路线之分歧的实质，我们在前面所做的分析是多么正确，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对这种分析的最好注释。刘少奇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路线分歧，最尖锐之处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刘少奇倾向于接受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倾向于社会主义体系内容纳更充分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容纳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因素；而这正是毛泽东坚决反对的。他们的分歧除了在思想理论上的渊源之外，在现实中又代表某种社会利益的差别。二、大串连瓦解了学生运动与毛泽东的结盟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是和大串连分不开的。对大串连这个看来比较简单的现象，很少有人做更多的政治分析。然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是透视文化大革命极为重要的窗口。大串连最初产生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的不平衡状态。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部分造反派学生因为受压，决定徒步到北京“取经”。中央文革得知以后，立即抓住这个典型，派火车去杨村车站接他们。天津大学的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激动，注释了大串连这一新生事物的开始。8月16日，中央文革召开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这是一个专为各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学生撑腰打气的大会，也是一个对北京学生发出支援外地文化大革命号召的大会。一时间，外地的学生大批涌进北京，而北京的红卫兵也开始到外地串连。继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群众之后，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群众。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支持大串连：“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声势浩大的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冲向外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造反浪潮。他们与当地的造反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得那里的造反运动陡然高涨。与此同时，外地来京人数激增，经过首都的强化造反教育返回老家时，带回去的是强烈激发的造反精神。正是这个时期，各地相继发生了保守派力量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对造反学生运动的围攻。造反学生的相互串连使反围攻的造反气象更加升级。在轰轰烈烈的大串连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快地升温了。数以百万计的外地学生在中央的号令下，抱着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渴望聚集在北京，毛泽东于8月18日、8月31日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分别接见了少则五十万、多则一百五十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前后共八次的大规模接见，是在全国大串连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又极大规模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连。发动和支持大串连，是毛泽东特别简单而又有力的手段。没有大串连，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当时全国运动的不平衡性来讲，许多保守倾向严重的地区，使运动很难在短时间内开展起来。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体现“放手发动群众”的战略部署之一，也是毛泽东最自信、最大气魄的手段之一。手段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他需要更大规模的红卫兵运动与领袖崇拜，这是他进行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所必须的力量。正如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百万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讲的那样：“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然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可能并没看清社会政治的一个规律，对任何力量的利用，其实就是与它形成合作的契约。虽然在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看来，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领导与被领导其实也是双边关系，也有一种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契约内含其中。那么，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的双边契约是什么内容呢？双方合作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双方能够给予对方的是什么呢？双方各自得到的是什么呢？毛泽东所需要的，是学生造反的行为，造反的贡献。这是他正在得到和还将会得到的。那么，毛泽东能够给予学生什么呢？毛泽东首先给予红卫兵的是接见他们的待遇。同时，他把造反、串连及革命的权利交给了红卫兵。这正是学生们渴望的。由于上述政治基础，这个合作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功。那么，除了政治的权利，学生们还得到了什么？还得到了免费的旅游，青春的解放，以及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的充分实现；当然，还得到了对秩序不满（这其中显然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满）的各种变相的释放方式（对本地运动不满便跑到外地串连去）；部分学生甚至初尝了腐化的滋味。正因为如此，全国性的大串连，从一开始就获得极大的推动力。学生们享受到了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极大特权，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受到崇拜和信任。特别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被称之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副钦差大臣的角色感。他们煽风点火，推波逐澜，成为各地造反的核心力量。在大串连中，即使是那些在北京相对保守的学生，或者在北京没有造反权利或造反机会的学生，一到外地也都纷纷成了造反派。北京学生在大串连中具有“指挥”外地运动的特权，面对这样的诱惑，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很难抗拒。不同政治倾向的北京学生们走到外地时，可能结成一个统一体，呐喊着冲击各地的党政机关、厂矿学校。无论是政治上的特权也好，还是免费游山玩水的特权也好，还是可以在此基础上腐化一下的特权也好，都有无限扩张的自发倾向。如果说最初的串连是政治性很强的行动，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上千万大、中学生在全国的大串连，已经在很大意义上离开了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内容。不仅在井冈山、延安、遵义、大寨等“革命圣地”塞满了拥挤不堪的学生，在一切名胜古述、风景区、游览地、名山大川，同样挤满了游山玩水的青年学生。交通堵塞以至瘫痪，各地的接待工作不堪重负。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遭到大规模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的各种副作用，以社会动荡的形式浮现出来。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学校中，本校的学生已经走空，冷冷清清的校园早已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所需要的热烈气氛。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文革开始对大串连实行了一系列的收缩与限制，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出的通知与布告将所有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以及学校单位都贴满了。毛泽东提倡回校闹革命，提倡回本地闹革命，最后终于明确提出停止大串连。1967年3月，正式全面禁止了大串连。作为毛泽东、中央文革与学生运动的一个契约，大串连达到了自己的最后限度。当毛泽东把串连的特权交给学生时，巨大的特权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一时间大串连确实成为造反的巨大能源。然而，特权必然沿着其自发的倾向无限扩张，当它超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时，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学生运动的限制与约束。蜜月般的合作过去之后，限制与反限制、管教与反管教的矛盾与冲突，使双边关系发生了性质严重的变化。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仅是大串连，整个学生运动在毛泽东的眼里都超出了他的政治需要。自1967年3月以后，毛泽东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限制和管教。从放手发动到限制管教这一过程，颇有代表性地注释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多种势力的合作关系。在限制、管教学生的过程中，曾经反对对学校派驻工作组的毛泽东，却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工作组。先是“军宣队”，后是“工宣队”，再后来，与全社会青年学生的安置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大批的青年学生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工作队”的再教育。这就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对学生运动利用与限制的全过程。当用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来管教大、中学生时，毛泽东根深蒂固的阶级路线就更充分地显露出来。在对毛泽东与学生运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透视中我们看到，所谓高扬着共产主义理想旗帜的中国文革运动，内在充满了现实的利益关系。这个世界远没有理想王国。当人们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圣洁的宗教意味的口号时，脚下踏着的却是利益的轨道。现实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三、关于“全红总”典型事件的阶级分析在这里，我们还将分析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出现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这个事件算不上文化大革命最大的事件之一，也常常被关注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所忽略，然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事件。通过这个事件，可以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更深刻的政治分析、经济分析及阶级分析，也可以对文化大革命整个运动的内在结构有更清楚的透视。它就是所谓“全红总”事件。“全红总”是“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简称，是于1966年11月8日由部分合同工、临时工联合成立的全国性工人造反组织，也可以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跨省市的工人造反组织。“全红总”在北京成立，造反派头目是王振海等人。1966年11月底一12月初，“全红总”近400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造反，占领了大礼堂，提出了他们的造反要求。12月4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布“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彻底铲除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正当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及劳动部党组有关负责人汇报、请示和研究如何处置这一问题时，中央文革似乎又发现了一个可以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他们在1966年12月18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不失时机地发出了支持的声音。江青说：“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主席要搞的，那只能说是他们的主席，不是我们的主席。”“他们（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里（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去住，让他们滚出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像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们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于坏分子还给他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这次接见之后，“全红总”听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迅即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1966年12月26日晚，中央文革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等人在人民大会堂正式接见了“全红总”的代表。会见一开始，江青就阶级感情“充沛”地说：“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全红总”代表说：合同工制度是劳动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制定的。江青立刻说：“什么劳动部长，劳动部长不劳动，让他们当科长去吧！”姚文元则插话说：“最好让他们当合同工，非造这个反不可！这个制度就像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江青显得更为马列主义化地说道：“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一套，保留一定数量的雇佣工来减少资本的支付。”“全红总”的代表汇报说：“我们昨天把劳动部办公地点全部查封了，今天把劳动部所属单位也全部查封了，并且向全国各地分团发出电报，把劳动调配部门全部查封。决定明天封全国总工会。”陈伯达立刻说：“封得好嘛！没有这个部照样工作！”江青更为激烈地说：“好！封得好！我赞扬你们！”“你们把全国劳动分配部门全部扫掉！你们进京工人，全部住到总工会、劳动部去，让他们负责吃饭、住宿。”康生也紧跟着说：“制定合同工制度的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给他们解散！”江青还以中央文革最实权人物的口气总结道：“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大意如下：1，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歧视。2，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1966年6月1日以后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3，现行反革命按《十六条》处理。”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负责人被临时通知到会，站在会场的一边。这时，江青对两个靠边站立的领导干部说道：“他们是毛主席的客人，你们要很好地照顾他们。”中央文革的讲话，“全红总”立刻以大字铅印传单发向全国。在中央文革的政治高压下，“全红总”以造反派的强硬态度迫使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1967年1月2日的《联合通告》。《通告》指出：“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1，为了保证‘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利，一律不得解雇。2，1966年6月1日以后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工资。3，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全红总”的造反派开始揪斗领导干部，围攻领导机构，通告全国各分团展开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的造反活动。一时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刮起了被后来批判为“经济主义”的“歪风”。不仅属于《通告》内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要求兑现《通告》的规定，类似的“经济主义”要求超出这个规定扩张开来。很多地方将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有些地方将1961年－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几年甚而十几年的工资。继而，大量的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的纯经济目的的行为在运动中呈现出强有力的扩张冲动。这种突出工人现实经济利益的浪潮来势凶猛，立刻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政治形势及整个国民经济形成了冲击。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意识到这是一个有着很大危险性的势头，任其发展，很可能破坏整个文化大革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还在一线勉强维持局面的领导成员（例如周恩来）形成了共识。政策调整后出台的一系列部署是性质明确的。1967年1月1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实质上就是针对“全红总”这样的潮流在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同年1月20日，周恩来在接见安徽省造反派代表时，又明确指出：“合同工、临时工制度不能取消，制度的改革要放到运动后期。”周恩来还说：“至今中央还没有批准过任何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我们不赞成组织全国性的群众组织。”这里首当其冲指的是“全红总”。同年1月以及1968年的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两次发出通知，宣布“全红总’，、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1967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发出了《关于取缔全国性组织的通告》。1967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又通告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等制度，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很不合理的，错误的。”但是，“在中央未作出新决定以前，仍按原来办法执行。”通告特别指出：“临时工、合同工、轮换工、外包工没有必要成立单独的组织。”“全红总”在这一系列严厉的通告面前，仍然沿着本来的自发冲动顽强地活动着。历史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局：1967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立即取缔“全红总”等非法组织。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北京市卫戍区逮捕了在京的“全红总”及其他一些所谓“非法组织”的头头。在中央文革策划下，1967年3月2日，北京数十家单位在钢铁学院召开了批斗“全红总”头头大会。“全红总”的头目王振海等人当然地被法办了，这些人也很快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中被遗忘。更多的革命造反派高举着似乎是纯政治的斗争旗帜，踏着“全红总”这样的“经济主义”反动组织的残骸，继续前进了。然而，这段故事却留下了分析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典型个案。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无不记得江青等人接见“全红总”代表时的讲话，这些讲话在社会上流传之后，中央文革“首长”那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纯粹的“无产阶级”色彩，在激进的学生中、更在广大的工人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些讲话使得很多在理论上努力思考文化大革命伟大意义的造反派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文化大革命的无产阶级性质。可以说，中央文革的这一举动在一些天内似乎给运动带来极大的推动力。然而，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的声音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除了表明这种经济要求十分明确的工人造反活动如何迅速扩张、表现出它的不合理性外，同时，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一，在这里，我们延续上一节中得到的一个思路，从双边关系的性质上、从利益的结合上分析这个事件。“全红总”最初得到中央文革的坚决支持，其实意味着中央文革作为毛泽东领导下的政治集团与“全红总”及其代表的社会利益形成了一个合作。中央文革需要的是，“全红总”造刘少奇的反，造刘少奇所依据的党内“修正主义”力量的反。而他们给予“全红总”的利益，则是这种造反的特权：这些人可以进驻总工会大楼，可以发号施令，可以采取政治行动。“全红总”这样的势力给予了中央文革所需要的造反能量的投入。当他们冲击劳动部、总工会以及各种劳动制度时，无疑加入了冲击刘少奇政治势力的斗争。而他们想要得到的造反权利，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充分地给予了他们。然而，“全红总”们还要一些十分具体的经济利益。江青等人绝对没有看到这些要求的严重性，绝对没有想到它在一个月多的时间内对中国生产格局和政治格局形成的破坏性冲击。这里没有任何“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复辟”的高尚的共产主义思想，有的是极为现实的阶级利益。正像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这场大的政治革命有着十分具体的个人利益一样，“全红总”也有着非常具体的利益。作为他们的代表人物，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野心，而他们所代表的合同工、临时工等工人队伍，则有着完全经济性质的利益要求。这个经济利益一旦暴露出来，就远离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口号，也远离了中央文革这个政治集团的政治需要。中央文革与“全红总”“合作”的双边关系超出了原有的限度，“全红总”被限制是必然的。当这种限制在逐步升级的过程都不能限制住“全红总”的狂烈趋势时（因为它代表的社会利益十分广大和强烈），极端的限制手段——镇压便开始了。镇压是限制的最高手段。而包含镇压在内的限制，则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有的职能。二，如果超越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双边关系这个范围观察整个历史，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一个巨大的社会政治潮流中，表面看来，不同阶层的人一时间可能有着完全一样的政治口号，然而，在实际上只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反对现状”。当反对现状在一个时期内、在一个主要目标上暂时一致时，可能就有了浩浩荡荡、广阔范围的统一战线。而由于统一战线内不同的队伍、不同的阵营有着各个不同的利益，广大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又是必然的。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社会政治斗争及运动都是如此。包括民族间的斗争及战争亦是如此。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例外。在轰轰烈烈、一轮又一轮的革命中，无论是反对“黑帮”、“黑线”，无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统一的旗帜下面有的是各不相同的社会利益。不同的社会利益集团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现实利益行动着，一切都可能随着利益的发展而改变。现实的利益分化与改组着一切。三，关键是对任何社会潮流及统一战线内部利益的精确分析，包括对各种民族主义潮流的分析，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所谓思想政治革命的分析。无论是文化大革命这样极端的年代，还是那些相对而言显得平常的年代，社会总在一种潮流的状态中，不是这样的潮流，就是那样的潮流。无论是支配历史的总的潮流）还是总潮流中的某些分潮流，都是多种力量合成的统一战线，有着复杂的利益结构。对各种社会力量的全部利益做出无一遗漏的分析，则是判断社会进程的必要智慧。在这方面，无论对于历史学家，还是对于政治家，都无例外。四，我们又要探究一下毛泽东的思想了。他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发表的姚文元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中，加写了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过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在毛泽东写下这段崇高文字的同时，我们看到的是“全红总”所代表的某些社会势力的现实的利益要求，看到的是对这种利益要求推动起来的“全红总”这样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与镇压。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委实显得高高在上，脱离实际。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现实差距甚远。更具体地，我们联想到了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与刘少奇务实的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对立关系。毛泽东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乃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不止一次谈到取消等级制、恢复和实行供给制。这些说法因为在现实中太缺乏可行性而没有成为实际的部署。然而，它却引起我们对历史哲学的思索。当他要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而战斗时，工人阶级却提出了十分现实的经济目的。工人的全部行为，最终要从其现实的地位、现实的利益及现实提供的轨道进行。这是毛泽东没有充分意识到的。当他把注意力放在意识形态的高空时，他无视经济大地上的山川河流。当他号召社会上各种阶层、力量与他一起进行大革命时，他却无法给他们提供任何超越历史的东西。“全红总”以坦露的方式暴露了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集团的现实利益。本质上是经济的，政治只是手段。“全红总”被打下去了，更多的革命队伍，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还是农民，还是党内的干部，当他们将自己的现实利益掩盖起来，而在光明正大的政治口号下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毛泽东想必又淡忘了“全红总”的警示。五，只有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深刻透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力量及其相互关系时，我们才能对什么是历史运动得出更为实在的结论。在政治斗争中，表面看来，不同的力量只是不同的思潮；揭开它们的旗帜，才能看到他们脚下踏着坚实的利益基础。正像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看到的，当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不得不借助林彪、江青、康生及张春桥的力量时，同样是利益的双边关系。毛泽东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自己政治斗争所需要的东西；而毛泽东也给予了他们各自所需要的东西。林彪、江青等人要的是个人权力的扩大，地位的上升，这是这样一批党、政、军官僚的最主要利益。他们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入制造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只不过是十分现实的利益活动。有多大的利益，就有多大的冲动。当利益以无比巨大的诱惑出现在面前时，冲动可以达到疯狂的程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高利润可以使资本家冒着上绞刑架的危险。当毛泽东决定放手发动红卫兵运动时，他要借助的当然是红卫兵运动革命造反的奉献；他给予红卫兵学生的，是造反的特权。这样的双边关系，肯定有其自身的限度。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期望与要求；红卫兵有红卫兵的期望与要求。能够结合时，就出现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光辉岁月。当双方的利益冲突超出这个限度，毛泽东不能超越历史条件给予红卫兵更多的东西时，红卫兵与他的政治合作也便停止。接下来的，就是对红卫兵的“再教育”。这一点在“全红总”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典型。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文革势力与“全红总”的关系，显然是相互依存的对立统一。他们短暂的蜜月和最后以镇压为极端表现的分裂，表明了一切相互关系的对立统一性质和限度。中央文革和“全红总”共同要求反对旧的秩序时，他们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致的；然而，超出这种程度，当他们的要求不一致时，相互就会斗争。倘若中央文革能够把“全红总”的活动限制在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框架内，譬如不在全国煽动“经济主义歪风”，而只在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对刘少奇的批判，那么，无疑还会允许“全红总”的发展。在能够限制对方的情况下利用对方，这是中央文革与造反派联系在一起的必要基础。如果再放开视野，我们看到，毛泽东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也是一种双边关系。阅读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后的讲话，既能看到他要坚决把刘少奇这样的赫鲁晓夫搞下去的无情的一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有时也会看到他将刘少奇、邓小平保留在同志范围内处理的温和的一面。然而，毛泽东只有在对立面对自己没有威胁时，才能团结和容忍对立面；只有在能够完全限制住对方时，他才可能利用对方的力量。大概是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所代表的党的一线将他“架空”的印象太深刻了，大概是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所代表的党内势力及社会势力太顽强了，也太危险了，他没有可能在保证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政权绝对安全的情况下，保留对方的某种政治存在，毛泽东最终采取了打倒刘少奇的方法。可以说，在1966年乃至1967年，全党上下表现出的各种对文化大革命的逆反情绪，最终促成了毛泽东彻底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在席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潮流中，不同的力量相互矛盾和对立统一地结构在一起。每个矛盾的两方面都有著相互的限制，表现为一定的界限。在众多力量错综复杂的相互界定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运动着的现状，那就是历史。四、“血统论”与“联动’的社会、文化背景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简称北航附中）出身干部家庭的红卫兵，贴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着重要“历史地位”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副对联一出现，立刻引起了支持和反对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辩论，写对联的一方则耀武扬威地把这副对联称为“鬼见愁”。8月1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将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人民大学、地质学院等北京主要的高等院校，当天晚上就在所有张贴该对联的大学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些院校围绕着这副对联的辩论一直持续到午夜。对于这个政治性极为敏感的爆炸性动态，中央文革迅速作出了反应。8月2日凌晨，陈伯达便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把它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然而，中央文革的权威与思想说服工作并不能平息和改变被这副“鬼见愁”对联唤发出的强烈的“血统论”情绪。就在8月2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名出身革命干部、革命军人以及工人、贫下中农的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与清华校园的造反派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并引发了清华大学关于对联问题的两派不同意见的大辩论。这副对联所发动的“血统论”思潮，疾风暴雨般扩展到北京所有的高等院校及中等学校，很多学校开始成立“干部子弟协会”，“贫下中农子弟协会”，“工人子弟协会”乃至“工农革干子弟协会”，有的干脆就成立了“贫协”。对联的出现无疑冲击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在“传统”的既得利益中产生出的“阶级路线”，已经成为毛泽东、中央文革推动政治大革命的障碍。于是，就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和干涉的措施，当然，声音显得犹豫和温和。8月6日，在对联思潮的席卷下，部分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领导成员出席了大会。在这个所谓的辩论会上，“血统论”的观点极为嚣张，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需要借助红卫兵革命造反行动的江青，只能继续扮演一个爱护学生运动的领导形象，并一再重申陈伯达提出的对对联的修改方案，那就是“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在这里，显示了毛泽东、中央文革与红卫兵运动双边关系中对立的一面。“血统论”思潮在这副纲领性对联的带领下，冲向社会，冲向全国。一时间，革命干部子弟都穿上了父辈的绿军装，佩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以无比自豪与骄傲的姿态明确地标榜出自己血统的高贵。这种装束成了蔓延全国的出身革命干部的红卫兵时尚。1966年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等人贴出了题目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将对联中含有的政治内容理论化了。他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这副对联当做全面的、策略的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谭力夫的讲话以其富有鼓动性的雄辩口才及鲜明强烈的“阶级感情”而成为一个迅速辐射全国的文本，不仅各地持有相同观点的红卫兵以传单、大字报的方式广泛传抄、张贴，甚至一些省市的负责人也认为这是一个水平很高的讲话，数万、数十万地印刷和发放。“血统论”迅速在全国“政策化”。很多地方住旅店、上火车、进商店，首先要自报家庭出身。特别是在刚刚开始的大串连运动中，红五类的家庭出身是真正有效的通行证。在上海、长沙、天津等城市，一切火车站的出口都有红卫兵把守，对前来串连的学生，第一件事就是查出身。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热烈欢迎。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的子弟，坚决不让出站，甚至予以扣压，强行遣返。在“血统论”最猖獗的一些学校，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特别是所谓“黑五类”、“黑七类”或者“黑九类”出身的学生，完全在红五类学生的管辖之下。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成了运动的对象。这种明显干扰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的思潮，势必遭到文革派力量的反对。在9月、10月、11月、12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反动”的“血统论，，遭到了大规模的批判。实际上，“血统论”在这一时期的泛滥已确实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之一了，它已成为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支青年近卫军。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大、中学校举行了全市性的大规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批判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批判“鬼见愁”对联及其所代表的“血统论”。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文化大革命将矛头越来越深入地触及到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高中层一大批领导干部。“血统论”的反文革政治倾向终于显示出来了。红卫兵已经不再把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首长请到辩论会上，期望得到他们的支持了，有的只是明显对立的政治意识。1966年11月27日，一批以“血统论”为主要思想基础的革命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随之在老红卫兵的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秘密串连，并于12月5日发布了成立宣言。这个宣言的文字如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血汗换得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权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先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一切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从这一天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名噪一时的“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正式成立了。这个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立刻显示出他们“联合行动”的政治能量。他们对抗当时正在进行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张贴大字报、大标语及传单等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行动。他们的大标语“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中央文革，自己闹革命”，“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等布满京城。当他们受到公安部的镇压时，又于12月多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的“联动”成员。1967年元旦，部分“联动”成员策划了一图更为极端的政治行为。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大人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该《通告》宣告：“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勇敢的领导干部。”《通告》全面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纲领，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典型的反文革纲领。它所发出的政治声音，把矛头直指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在这个《通告》中，还宣告了一个典型的高干子弟性质的组织路线。“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这个极端的、毫不讲任何“策略”的纲领，不过在更典型的意义上注释了“联动”的政治性质。它的组织路线也以极端的方式注释了“鬼见愁”对联揭开的“血统论”思潮的实质。在这里，让我们伸出历史的笔触，写下必要的分析文字：一，我们在上一章分析红卫兵运动时，曾指出红色特权是早期红卫兵的社会思潮基础之一。早期的红卫兵（跟随清华附中红卫兵最先成立起来的一些中学红卫兵组织）与后来广义的红卫兵概念不同。这些被称为“老红卫兵”的红卫兵是以革命干部子弟为核心的红五类子弟的特权组织。红色特权不仅是其思潮基础之一，而且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础。无论是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无论是对所谓共产主义思想的忠诚，无论是要当毛泽东路线的小卫兵的青春热诚，都是外在的。最终，切身的利益决定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清醒地看出，在早期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掩盖着多少不同的现实利益。对此，毛泽东大概没有足够的预料。二，“联动”同“全红总”一样，是我们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个案。它和“全红总”同样说明，决定不同社会势力政治态度的最主要因素，是切身的利益。就学生运动而言，因为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所以，他们通常不是以直接的个人经济利益（工资、待遇、福利等）内容表现出来，因此，往往显得更政治化，更意识形态化，这是一切学生运动的共有特征。在社会大动乱中，很多阶级都会提出与他们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利益直接相关的裸露的要求，惟有学生运动常常表现为纯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然而，对学生运动更要分析。一方面，他们容易感应大的历史潮流，例如，在民族受到压迫时，他们率先感应民族抗争的情绪，当一个时代的腐朽政治压迫社会进步时，他们率先感染社会要求进步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运动往往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且全社会化，常常很难看出他们各自的社会阶级地位与切身利益要求；另一方面，他们同样有着非常切身的、现实的利益躯动，只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才能更充分地显露，通过分析才能够有分别地揭示。三，如同“联动”一样，像蒯大富这样一些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学生，一方面他们是在为一种所谓革命政治奋斗，这不过是卷入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潮流；另一方面，他们各自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切身利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种表演，本质上被切身利益所驱动。离开了切身利益这个基础，他们一天都坚持不下来。四，在批判“联动”、“血统论”的过程中，有着特别强大的政治力量。1967年1月31日，《红旗》杂志在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中曾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当时，不仅对“联动”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律围剿，抓捕了一批“联动”成员。直到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出于策略的考虑，亲自下令释放“联动”分子。之所以对“联动”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政治围剿：第一，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央文革集团的政治需要。不打倒联动，任其扩张，就可能形成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第二，这也是社会上各种造反派势力的需要。这个需要和整个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既是一件事，又是两件事。所谓是一件事，就是一切造反派势力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司令部”的时候，面前都有一个直接的障碍，就是“联动”势力。不冲破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难以进行。所谓又是两件事，就是这和造反派队伍中有很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相关。出于他们的家庭出身，出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个人前途等一些根本性的切身利益，他们无疑有着批判“血统论”的强大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对“血统论”的批判要比对刘少奇的批判有着大得多的战斗冲动，甚至有一种直接反对“阶级压迫”的阶级性含于其中。此外，在造反派队伍中还有一些出身工人、农民的红五类学生，他们对“联动”高干子弟的特权优越感同样有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有时甚至比那些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更为强烈。这些都汇入了批判“血统论”、“联动”的斗争之中。五，被对联激发起来、又被“联动”所注释了的“血统论”确实有着极为现实的利益基础，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既得利益性质的政治思潮。这不仅高度政治化地显示为“联动”要打倒中央文革的政治纲领，还特别社会化、阶级化地表现为早期红卫兵的社会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