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十年-5

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一方面，它发生于赫鲁晓夫参加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谈前夕，想必是他带给美英的一份见面礼，是他与美英进行高级谈判的“诚意”之表现；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赫鲁晓夫认为与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到了向全苏党员和人民说明的时候，它是两党斗争升级的表现。中国共产党对此立即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中共代表团指出苏共方面对两党会谈缺乏诚意，建议会议暂停，随后便取道回国。接着，面对苏联方面公开信的广泛影响，中国共产党做出针锋相对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特别是在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后，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击，也是规模浩大的。先后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长篇文章，展开了大规模的国际反修斗争，这九评是：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1963年9月13日）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963年9月26日）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1963年10月22日）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1963年11月19日）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1963年12月12日）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1964年2月4日）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1964年3月31日）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九评延续了近一年时间。到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苏共中央全会解除了一切领导职务。紧接着，11月2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的文章，对一至九评的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做了总结性论述。在这篇文章中，把赫鲁晓夫的下台归结为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实际上，赫鲁晓夫的下台与苏联国内诸种具体的政治矛盾相关，和苏共内部的具体政治斗争相关。也多少意味着苏共中央在政策上的一些调整。当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下台后新的政治领导集团抱着些微希望时，他们以政治家应该有的灵活姿态，走出了尝试调整两党！关系的外交步骤。1964年11月7日，正值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四十七周年，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活动。这一高规格代表团的派出，是明显的友好姿态。这一友好姿态有可能开始友好的接触，从而打开两党、两国之间封冻的冰河。然而，在中苏两党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之前，发生了一个看似偶然的重要事件。在11月7日晚苏联政府招待各国来宾的酒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居然对中国代表团的贺龙元帅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贺龙当场就对这种说法予以了驳斥，并立刻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据此立刻向苏共勃列日涅夫等领导人提出质问。勃列日涅夫以马林诺夫斯基酒后失言作为一种解释和掩饰。然而，周恩来认定这个事情性质严重，这种认定无疑与他深谙政治相关。他必须对此表现出更充分、更完备、更坚定、更无任何隐患的态度。在随后进行的中苏两党会谈中，周恩来再一次就此向苏方提出严重抗议，以至勃列日涅夫本人不得不亲自道歉。周恩来在这件事上无疑做了完整而妥当的表现。正是这件事情，使得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勃列日涅夫刚上台时曾有过的些微幻想都归于消失。这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这样，中苏两党、两国间的冰河不但没有打破，似乎更加严酷起来。毛泽东本人对马林诺夫斯基事件肯定更加警觉。作为一个超常敏锐的人，对于政治斗争中的任何危险因素，他从不掉以轻心。他不仅熟谙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政权内部斗争的复杂性，而且通晓当代国际上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对于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就有的控制兄弟党国家政治权力，甚至用颠覆手段来搞掉不听话的领导人，从而培植自己仆从的传统，毛泽东大概分外留意。两国关系越发交恶。勃列日涅夫政权将上百万部队、越来越多的先进军事装备陈列在中苏边境，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压力。这时，毛泽东反对苏修的斗争便不仅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而且还带有直接的政治、军事性质。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神经自然是越绷越紧的。他知道，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内部的任何反对派都可能被感应。里通外国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外通国内的企图更会不断地运作。对此，最安全和最可靠的方针是：第一，坚定不移地与苏联修正主义对抗，绝不表现丝毫的软弱性。第二，针对可能出现的危险，必须对党内实行更加强化的整肃，在外部的高压下保持内部的高度纯洁。绝不能让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的势力漫延，绝不能造成党内修正主义集团化。苏联修正主义的政治及军事压力，是毛泽东考虑国内政治思想斗争的巨大外部情势。在敌我双方的斗争中，任何不安全感都可能促成先发制人的进攻。当毛泽东感到，苏联的巨大外部压力有可能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联结在一起时，他显然不能再保持百分之百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他主动发动的，然而，更深刻地说，有可能是他“被迫”发动的。四、农村阶级斗争的全面展开在国际反修斗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自然同时抓紧国内的阶级斗争。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部署。正像他一贯的思路那样，他从来特别重视农村问题上的阶级斗争及路线斗争。七千人大会前后，伴随着经济现实主义路线的影响，农村在生产关系问题上出现了各种被毛泽东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与部分农村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败等交织在一起，在毛泽东眼里当然是阶级斗争问题严重。因为这种斗争还反映到党内，包括反映到党内上层，所以毛泽东把这当做一件大事来抓。毛泽东认为，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问题，不解决农村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问题，他在政治思想上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会失去最基本的阵地。1963年5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等问题的指示》中，发出了警醒的声音：“阶级斗争，一抓就灵”。5月9日，毛泽东在对浙江省农村干部参加劳动的七个材料的批语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不进行三大革命运动，如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他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是毛泽东从农村阶级斗争出发做出的有关党的基本路线的纲领性讲话。这段讲话表现出毛泽东对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已经有了高度的警觉。中国改变颜色的危险，仿佛就矗立在面前。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同样做了重要指示，指出这是一场“重新教育人的斗争”。他说：“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看起来很困难，实际上只要认真对待，并不难解决。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吃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之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对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政治上一个相当栽面的概括。如果将这一概括同《五·七指示》联系在一起阅读，就能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什么程度上有其政治可行性，在什么程度上又根源于他深厚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这个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度里，在这个干部大多数来自农民的共产党内，这样的指示无疑具有很大的感召力。5月20日，他又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十条”），向全党发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号召。在“十条”中，他指出了中国当时阶级斗争复杂尖锐的情况，提出了在斗争中依靠贫下中农组织革命阶级队伍的问题，提出了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为“十条”的开头，就是毛泽东本人加写的著名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十条”的制定，使得全国城乡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大规模地开展起来。这种斗争和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自然相互联系。随后不久，即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覆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发表。中共中央在这封《建议》中尖锐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紧接着，在6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指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有流血的阶级斗争，有不流血的阶级斗争。不讲阶级斗争什么问题都不能说明。”应该说，毛泽东对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并开始泛滥资本主义倾向的中国农村，有效地领导了一场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名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对于这场阶级斗争，全党自然不会有什么异议。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一个重要插曲，倒是我们不该忽略的，因为这个插曲与刘少奇相关。1963年11月－1964年4月底，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曾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这里推出了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典型的“桃园经验”。与这个“桃园经验”相联系的，1964年5月，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过去总结那个搬石头的经验，总结得不全面，”“现在就是有个倾向，就是怕搬，干部去了也不敢搬，结果就不深不透。”“有一些大队，就是找不出一个比较可靠的真正的领导核心。”“至少有三分之一，需要从外地派好的支部书记去。”这些论调后来被毛泽东批判为形“左”实右的代表性语在1964年期间，刘少奇在其他一些报告及讲话中，对农村的阶级斗争还有过类似的描述。认为农村中严重“四不清”的干部不少于三分之一，主张工作队进村后，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搞“扎根串连”，认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是“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些都在后来被批判为形“左”实右的典型语言。他还特别强调多吃多占的干部经济退赔的重要性。这也被后来的大批判说成是不着重从政治上解决干部中的问题，企图以经济斗争代替政治斗争。正是在刘少奇的主持及影响下，中共中央在同年9月10日又推出了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二个十条，简称“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后十条”在后来被定为“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作”。应该说，刘少奇有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系列讲话及这个“后十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别样的紧张。在这个所谓形“左”路线的指导下，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斗争中反而处在了不够有利的位置。用扎根串连的方式、秘密工作的方式调查情况，展开阶级斗争，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共产党人在农村高度领导权的自信。这无疑是一个并不得力的方针路线。在这个插曲中，我们无须牵强地附会刘少奇路线正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路线之命题。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一方面依然表现为和毛泽东一样同是共产党人，同是从共产党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刘少奇和毛泽东又有很大的区别，刘少奇还并不是像毛泽东这样真正从中国农村文化、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家。毛泽东无疑比他更了解农民，更相信农民，更不怕农民，更表现出在领导农民问题上的大得多的坦然与自信。从共产党要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课题本身而言，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路线无疑显得比刘少奇高明。然而，这还不是毛泽东与刘少奇此时的根本差别。根本的差别是刘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表现出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泽东则坚决反对这种倾向。面对党内刘少奇这样的倾向，毛泽东于1965年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于1月14日发布了。这是毛泽东指导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完备纲领性文件。在这个纲领性文件中，他批判和“粉碎”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并且第一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原则，那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在这里，我们才看到把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路线定为形“左”实右的真正含义。客观地说，刘少奇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推行的路线确有“左”的倾向（这“左”的倾向其实来自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奠定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毛泽东把它定为形“左”而实右时，不过是把刘少奇的经济务实主义与修正主义路线及资本主义路线联系在一起。“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毛泽东在《二十三条》中最核心的东西，这也是根本对立于刘少奇的东西，它既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纲领性结论，也成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原则l。可以说，《二十三条》既是1956年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全国性阶级斗争的发展结果，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它是一个承下启下的纲领性文件。五、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展开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国际上与苏联修正主义斗争的同时，在国内还特别着重抓紧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思想政治斗争。这个斗争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中国阶级斗争运动的全貌。1963年5月6日，由柯庆施、江青组织人写的批判孟超的《李慧娘》、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于上海《文汇报》发表，露出了思想政治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锋芒。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对意识形态诸领域的事情十分敏感。他抓住各种题目作文章，实行舆论上的推动。1963年9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严厉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不要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9月27日，毛泽东再次指出：“文艺部门、戏曲、电影要抓一个推陈出新的问题。”“旧形式要出新内容。”“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他接着指出：“《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同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这样的指示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了思想政治领域内斗争的力量配置，另一方面也给了林彪更多的政治资本。林彪在这一时期始终处在稳定的崛起过程中。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锐利矛头，一再指向艺术领域。他在一份反映上海柯庆施大抓故事会和评弹改革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各种艺术形式一一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在这里，毛泽东对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意思是十分明白和透彻的。他把这个领域当做是社会主义改造收效甚微的部门。他的严厉批示，既为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指明了对象，也开始在党内组织起进行这场斗争的干部队伍。正是在这些批示的精神下，江青、张春桥这样的人物才嗅觉敏感地聚集起来。毛泽东又把批判的锋芒指向教育部门。1964年2月13日，在一次春节座谈会上，他对教育领域的工作又做出指示：“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才，摧残青年”。他以非常有力的语言指出：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必须改革。这一类有关教育革命的指示，在随后一段时问里他曾反复重申。还是这个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又一次对文艺领域做出了指示，这个指示自然是相当严厉的。“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戏剧家、文学家赶出城，统统都轰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农村、工厂，不要总住机关。否则写不出东西来。不下去不给开饭。”这样的指示在当时只被当做一种精神。在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一线主持工作的人的过滤下，最多成为一种和风细雨的吹风。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在无比彻底的、夸张的乃至残酷的程度上实现了出来。1964年5月9日，作为对毛泽东一系列精神的配合，林彪对部队文艺工作也作出相应指示：“无产阶级文艺的目的，就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瓦解敌人，消灭敌人，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同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一个政治上有意识的行为，毛泽东观看了《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现代京剧，并接见了全体演出人员。江青在参加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所谓京剧革命，是毛泽东逐步成熟文化大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步骤，而这又是江青全力以赴策划和操作的。正是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斗争的巨大需要，给了江青崭露峥嵘头角的机会。江青在这方面有足够的政治敏感，又有一定的擅长。当她在这时顺势挺身而出时，一贯对她的公开行动给以很大限制的毛泽东，便不能乃至不愿再予以限制了。江青的“脱颖而出”，使得文化大革命增加了一个很大的进攻性人物。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做了继续张满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大弓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与此同时，他还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整风报告上作出批示：“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这些批示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了，它在中国的政治天空中如高悬的利剑。然而，即使这样，党内那时对这样的声音似乎还没有重视到毛泽东所需要的程度。1964年7月，毛泽东作出了更为提纲挈领的论述：“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在这里，一个一百年到几百年才可能完成的政治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被提了出来。当时的党内，到底有多少人真正领会了毛泽东这一论述的含义及其严重性？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上层，又有多少人领会这个论断中所含的矛头已经隐隐指向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明，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的言中之意。7月14日，《红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了。毛泽东在其中亲自写了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并提出了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毛泽东接着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这段论述特别明确地显露出毛泽东对国际上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与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切谋略。他提出接班人的问题，不仅让我们联想到斯大林之后的赫鲁晓夫如何否定了斯大林，还特别让我们想到毛泽东是何等警惕身边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存在。当后来的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定义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时，人们才认识到毛泽东这段论述的真正分量。遗憾的是，从当时整个党内上层的反应看来，包括从刘少奇本人的反应看来，并没有多少人真正领会毛泽东此话的深意。1964年9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谈话中又指出：“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副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时隔不久，12月22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又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指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进一步阐述，甚至看到了毛泽东对斗争前途满怀信心的乐观主义。在1965年1月《二十三条》制定并发布后，毛泽东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的格局进一步成熟。一方面，中国广大农村阶级斗争的局面已经有了全局在手的把握；另一方面，《二十三条》已经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的原理在党内以文件的形式正式肯定了下来。接下来的半年中，他继续顺势推进着。1965年8月5日，在接见外宾的一次谈话中，他又指出：“党是可以变化的，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过去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就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脱离了人民。现在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化。中国也有两个前途，一种是坚决走马列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的道路，一种是走修正主义的道路。我们有要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问题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在这段讲话中，毛泽东一方面指出了中国国内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这是一个相当严重醒目的提法：另一方面，他正在对国际范围内吹风，这是为他以后揭开中国共产党内全面阶级斗争盖子的一种舆论准备。说到文化大革命，就其公开化、全面化的开始，一般可以从1966年6月1日中央电台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写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算起。如果更往前推，就应该从1965年9月毛泽东在党内触及吴晗问题开始。从1962年9月八中全会到1965年9月的近三年时间里，毛泽东在政治思想领域内已经做了一系列开展阶级斗争的指示和批示。仅仅就以上引述的这些内容而言，就能够感到毛泽东一直在抓紧推动这场斗争。当然，在实际生活中，绝不会像我们今天集中阅读这些论述时感受那么强烈。毛泽东如此之多的指示与步骤，毕竟是被分散在长达三年的时间之中，他并不可能每天做阶级斗争这件事。他即使心中从未忘记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但是在实际中，也只能因势利导地乘机而做。因为他面对的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面对的是一个从几亿人的吃饭穿衣到整个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塞满党和国家各部门工作日程的实际情况。当毛泽东处于远离实际工作的二线，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地推动政治思想运动或者推动全国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上层领导都在一线面对各种具体的党务、国务、经济、文化。他们或许觉得自己在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在实际中又可能淡化、削弱和抵制了毛泽东的指示。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中，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及宣传等工作中，我们看到，占据着一线工作岗位的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大批党的上层领导干部，都在十分务实地操作着。并没有哪个人敢于公开否认和对抗毛泽东的纲领性指示，然而，具体的操作中，确实很少有人真正在毛泽东一系列指示的强度上落实照办。除了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康生和姚文元等这样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尖锐分子逐渐崭露头角外，更多的党的领导层的表现，是让毛泽东产生大权旁落的愤怒。毛泽东或许无暇也不屑于亲自顾及一线的日常琐碎事物，他喜欢纲举目张，统管全局；然而，放弃了第一线的具体操作，就必然失去第一线的巨大权力。党和国家的各个部门在刘邓的主持下按部就班地运转着，而这些运转本质上又必然是经济现实主义的。毛泽东日益感到了重新开展一场大革命的必要性。当然，毛泽东的这一决心也是逐步成熟的。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并非事先全部设计好的。逢山攀山，逢水涉水，路是在走的过程中明确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斗争也是在运筹和推动的过程中，逐步在现实与头脑中成型的。当毛泽东发出一系列有关上层建筑领域内革命的指示后，只有江青等少数几个人声嘶力竭地响应，并未引起他所期待的全党轰轰烈烈的拥护，他由此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已经日益逼近了。1965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曾经坦然承认中国存在个人崇拜，同时不失大政治家风度地从容说道：当时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那当然是指对毛泽东本人的崇拜了。其中真正的含义是，这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是政治革命的需要。斯诺当时或许并未完全领会毛泽东这番话的深刻含义。1970年，文化大革命处在胜利巅峰状态之时，斯诺再次访问中国，12月18日与毛泽东交谈时，毛泽东说：在我们1965年进行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各省、各地方党委内，特别是北京市党委内的宣传工作的权力，他都管不了。这段谈话再次表明了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前自己大权旁落的意识。当时，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时，刘少奇反对‘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其后斯诺通过当时中国的其他高层领导人证实，1965年1月25日（而不是在此之前），毛泽东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下面这个情况对于我们判断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有用的：1964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四清工作会议期间，一次邓小平主持的会上，正值毛泽东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泽东不要来，毛说：不行，非要参加不可。当毛泽东讲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时，刘少奇插话：有“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在再一次会上，他带上了宪法和党章。在讲话时，毛泽东一手拿着宪法，一手拿着党章说：这有两本书，这本是宪法，我是公民，有公民权。这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你们一个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发言。毛泽东发了脾气。后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检讨，说他对主席不尊重。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检讨不满意，认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还指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指邓小平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指李富春的国家计委。）当后来的历史学家中的有些人将文化大革命归为毛泽东浪漫主义的革命性格，或者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归于他在权力上的多疑、猜忌与性格残忍时，我们说，这些都是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全部情势是，毛泽东深深感到了共产党可能“改变颜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可能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说得更具体一点，如果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党内阶级斗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本身就可能被推翻。不借助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运动，他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保证其“正确”的领导路线贯彻下去。毛泽东虽然生性好斗，热爱革命，敢于破坏现存世界，然而，对于自己几十年经过艰苦斗争“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党和国家，不能说没有责任心。作为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他也是在他的立场上不得不采取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行为的。正是为了打倒一个在当时看来无法轻易打倒的敌人，他必须借助多种能量。其中包括个人崇拜。第六章 文化大革命发动过程的政治分析（1965年－1966年6月）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还在于对其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一、抓住《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面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已经感到，这并非一件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现实的发展也使他认识到，久拖不决的局面必须打破。全部信息都告诉他，党内的修正主义势力正在日复一日、按部就班的操作中越来越稳固地占据各部门的权力。这种迹象在1963年－1964年这两年中，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纯熟的政治家，他势必感到了这些问题绝非以往按部就班的中央会议、政治局会议所能解决的。只在会议斗争的舞台上，他不可能将刘少奇及其所代表的党的一批上层领导干部搞掉，更不可能将刘少奇这条路线在各省、市、地、县的代表人物搞掉。政治斗争有各种各样的程序，当按部就班的程序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然要寻找别样的程序。毛泽东从来都是以领袖的身份出发指导全党。共产党的一切活动方式对他而言都是合法的程序。只要这些程序可能被他的巨手调动，他就会想方设法地调动。他深知，政治的力量同军事的力量一样，并不是一个静止的常数。政治及军事力量的大小，本身还在于对力量的使用艺术。不同的棋手，在看来势均力敌的阵势中，却可以走出翻天覆地、克敌制胜的局面来。在政治局面对面的会议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必须超出这个范围才能得到。当毛泽东有关政治思想革命的一系列指示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全党得不到真正有力的贯彻执行时，他知道，需要对党本身做一个除旧布新的大手术。为此，他必须使斗争尽可能地公开化，尽可能地全党化、全国化和社会化。在这里，有几个力量是他可能凭藉的。首先，是他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的崇高个人威望。正像他对斯诺讲的，这种个人崇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凭藉。在社会公开的舆论中，没有任何人敢于举起讨伐他的旗帜，而他，却可以举起讨伐任何人的旗帜。其次，他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路线在中国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基础。正像其后他在1966年的《五·七指示》中所描绘的图画一样，他知道自己的社会主义蓝图必定会在中国大多数民众中得到热烈的响应。再其次，他深知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占有的优势。多年的宣传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将阶级斗争的纲领灌输到民众的头脑之中。他永远注意民众的大多数，他也相信民众的大多数会站作他的旗帜之下。所以，党内斗争一旦公开化，民众的力量就会形成巨大的声势。以此声势为底盘托起的党内斗争，一定会形成对他有利得多的格局。他当下处心积虑的是，寻找突破口。对于这场政治革命如何搞，他目前还只有一个朦胧的概念。重点点是明确的，应该将刘少奇为代表的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掉，应该在全国开展一场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而，更多的内容却不是一下子都能设计好的。毛泽东从来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的社会主义或许是空想的，然而在具体的政治斗争中，他一贯依靠行动开辟道路。不需要想好了再做，而要在做的过程中逐步想好。正当他多方面抓题目、作文章时，真正的突破口出现了。这就是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吴晗原本是一位研究明史的史学家，之所以写出《海瑞罢官》，最初可能还和毛泽东本人有关。1959年，面对党内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共产风、浮夸风，毛泽东也曾发出过某种程度的批评。毛泽东曾经讲道，有很多假话、大话、空话其实是上面压下来的。他鼓励人们敢讲真话。他说，应当提倡魏征精神和海瑞精神。海瑞敢讲真话。当然，这些讲话都发生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没有彭德怀这样的人物站出来以“为民请命”的姿态反对他时，毛泽东倒有足够的胸怀。领袖在权威没有受到威胁时，恰恰能够显出宽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自然得到了响应。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很快便在有关会议上讲到要写海瑞。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作为史学家的吴晗紧跟潮流，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并于1959年6月16日刊登发表。随后，他又写了《论海瑞》一文。这篇文章的完成，已是庐山会议（1959年7月－8月）结束之时，为了在政治上避嫌，划清界限，经胡乔木等人审改之后，该文于9月2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特别增加了批判“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论述。这无非表明：彭德怀不是海瑞，海瑞不是彭德怀。接下来，应京剧界艺术家的要求，吴晗又写就了《海瑞罢官》的剧本。京剧《海瑞罢官》在1961年初由北京京剧团公演。到了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对全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无疑做出了很大的扭转。七千人大会前后的种种“资本主义”倾向开始被有力地批判，阶级斗争这根弦已经在中国的政治上空绷紧。在这种形势下，江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展开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她先是找到中宣部四位正副部长，企图开展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是没有成功。今天看来，毛泽东及江青最初选择《海瑞罢官》作为批判对象时，大概还没有把它视为后来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发端，但是，至少是把它列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对象。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彭德怀在庐山会议跳出来，颇有点以海瑞自居的情状。特别是其后不久，彭德怀又以洋洋八万言上书为自己翻案，更颇有海瑞的架势。在他们眼里，《海瑞罢官》在庐山会议后不久便浮出地平线，绝非偶然。毛泽东是一位对意识形态斗争极为敏感的领袖。他“深知”可以用小说和戏剧实行反党活动。他大概从一开始就把《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的翻案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他历来相信，一切意识形态的动向都有其社会背景和政治根源。1964年6月5日－7月31日，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无疑为江青在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发放了一张红色通行证。她加紧活动，动员曾经批判过俞平伯的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依然没有成功。同期，也就是1964年9月，毛泽东指示把三十九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县一级，其中包括《海瑞罢官》、《燕山夜话》等，作为进行批判的准备。这是毛泽东推动思想政治领域内大革命的又一个步骤。然而，这个步骤又被当时的中宣部及有关部门淡化，当然也就没有真正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在这一系列运作中，毛泽东除了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党的许多权力已经不在他手中以外，更加感到需要依靠江青这样的冲锋陷阵者。仅就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斗争的全局而言，没有江青及江青在其后联络的一批意识形态斗争的“杀手”，就没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巨大的政治斗争需要给了江青这样一批人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和迅速崛起的机会。1965年初，江青跑到意识形态领域内正刮着“左”风的上海，在市长柯庆施的支持下，与市委宣传部长张春桥完成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有效策划。文章决定由当时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撰写。这就是那篇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著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九易其稿、于同年8月份第十稿方才定稿的文章曾经不止一次送交毛泽东审阅。可以说，这篇文章是在毛泽东亲自支持和关注下，由江青、张春桥及姚文元联手炮制出来的。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敏锐性知道，这是政治上的一枚重型炸弹。当他手中握有这张王牌后，他在整个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中就有了更加含威不露的力量。1965年9月－10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这些话已经非常尖锐地道出了他在随后开展的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主要方向。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明确提出要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吴晗进行批判。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曾当面问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彭真的回答显然是有很大保留的：“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彭真并不清楚毛泽东问话中的深意，更不清楚毛泽东已经做好了准备，而毛泽东则通过对方的回答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彭真在这个问题上的顽固立场。面对毛泽东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的问话，彭真居然还敢做那样保留性很大的回答，其性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之后的9月23日，彭真在文化部召集的厅、局长会议上讲到“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讲到“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成为彭真的罪状之一。其实，这不过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很多权力部门对待毛泽东思想政治领域内开展阶级斗争指示的惯例。毛泽东的一系列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之所以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高潮，就在于当时党的一线工作确实被刘少奇、彭真这样一些务实主义者所把持。这也正是毛泽东不得不下最大的决心发动最大规模的斗争的原因。11月，中国政治舞台上同时发生了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件，是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它后来成为全军工作的指导方针，也表明林彪进一步稳步地扩大著他的政治影响，给了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以实际权力上的支持。另一件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于11月10日在《文汇报》全文发表。对突破口的攻击正式开始。毛泽东当即指示全国报刊予以转载。但在长达两周的时间内，各报刊举步不前。毛泽东又指示出小册子，北京市面对上海新华书店发往全国的征订单，又迟迟不做反应。这一切不过反映了在彭真以及各地彭真式人物的把持下，全党的权力结构对毛泽东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指示表现出了巨大的消极抵制。然而，既然已经抓住了突破口，既然已经发起了攻击，毛泽东绝不会有片刻犹豫。他毕竟掌握着最高权力。他毕竟抓住了一个看来能够做成文章的好题目，并且己经做成了文章。相隔两周半之后，党的权力机器经过一个相当迟缓的旋转之后，毛泽东的指示终于被执行了。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与此同期，全国各主要报刊都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对姚文元文章的大规模转载无疑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声势。即使广大民众还没有意识到这里的阶级斗争信号，但思想界，政治界和知识界却多少意识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可能发生。在转载文章的过程中，由于彭真们把持着权力，依然对转载这一行为做了别样的淡化与抵消。《北京日报》温和的转载按语是彭真亲自加的。在彭真的布置下，《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转载姚文元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化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些文章悖离了毛泽东的政治斗争大方向，把对海瑞的批判引入了对“道德继承”、“让步政策”、“清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等纯学术的讨论之中。当然，这种消极抵制除了最终使彭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牺牲品以外，并不可能堵住已被突破的突破口。同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刊登了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该文在批判胡适的过程中，对剪伯赞、吴晗的历史观展开了批判。这个批判虽未点名，但批判的火力更为猛烈。毛泽东于12月21日在杭州与陈伯达谈话时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文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件。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将《海瑞罢官》与彭德怀翻案联系在一起，就政治斗争而言是极为深辣有力的一笔。只有将《海瑞罢官》与党内已被定性打倒的彭德怀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打倒《海瑞罢官》，也才能真正将矛头指向站在《海瑞罢官》后面的党内当权人物，才能实现大的突破。随后的几天，当彭真听到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之后，不服气地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发现吴晗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时，除了加速他本人政治权力更快地消失而外，已经没有任何澄清事实的意义。当毛泽东说，吴晗和彭德怀有关系时，彭真却说，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在这里，毛泽东以其巨大的政治权威、意识形态领域组织有效的攻击以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步骤，给《海瑞罢官》定了性。一旦定性，就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政治斗争成果。当党内绝大多数上层领导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时，毛泽东已然从这第一步成果中突破了他最终需要突破的突破口。二、撕开突破口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发表，可以视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重大事件。对这篇文章的出笼过程，我们做了大致的扫描。这是剖析当时党内的政治力量结构所必须的。本书并非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大事记，那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旨在概括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中那些最有意义的过程、情节和因素，并对之进行历史学、哲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的分析，从而得出尽可能深刻的认识。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出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发动者毛泽东的真实处境。毛泽东有没有权力？毫无疑问，毛泽东具有很大的权力。毛泽东的权力是无限的吗？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权力有着明显的限度。当毛泽东在评《海瑞罢官》一事上如此耐心地捕捉机会、排除阻力、逐层推进时，我们已能看出他当时的政治处境。此刻，他抓住了一个突破口（也还是刚刚开始突破），突破与反突破的斗争便立刻展开。作为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深知此时绝不可犹豫。从1965年底－1966年5月16日这四五个月时间中，在《海瑞罢官》问题上，在彭真问题上，也就是在未来的整个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斗争显得十分地致密。阻力越大，他调动攻击力的决心越大。仅仅在撕破《海瑞罢官》这个突破口上，他就投入了越来越多的兵力。作为中国特别的一年，1966年开始了。1月，我们就看到了紧锣密鼓的政治斗争活动。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在这个会上，胡绳传达了毛泽东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并在传达中有意隐瞒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论断。彭真则在会上提出一个“放”的方针：“扯得越宽越好。”“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这已经显露出彭真对抗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基本策略：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扯离政治问题而纳入学术领域。康生则在会上摆出了针锋相对的姿态。他指出，毛主席认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6月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尖锐的斗争以面对面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展开了。1月上旬，刘少奇做出偏袒彭真的讲话，他说：“写文章要慎重，要有高水平，要写出高明的东西。这是打笔墨官司，不要辱骂。”同期，陆定一在中宣部召开会议，同样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向学术化：“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1月9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特别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的有关论述。1月17日，在彭真的部署下，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许立群明确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由他们直接掌管，稿件、版面都要送审，极力控制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与此同时，相对的舆论则从林彪、江青那里升起来。1月18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会议高举林彪提出的继续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的旗帜，认为“突出政治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提出“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指示为标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这无疑为毛泽东正在开展的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提供了必要的舆论与充满实力感的威慑。紧接着，2月2日－20日，江青受林彪委托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形成了《座谈会纪要》。这又是一个色彩极为鲜明的政治举动。林彪与江青的联手合作颇有意味地展示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发动期间所做的力量调配。斗争进入2月份时，彭真等人的活动更为紧密。2月3日，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个“五人小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64年设立的，由政治局委员彭真任组长，中宣部和文化部部长陆定一任副组长，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新华社及人民日报社长吴冷西。彭真在这个会议上再次讲明，“已查明吴晗和彭德怀没有关系”。他还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不要讲庐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