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可信的人,未必可靠。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尚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然后,他拿出了尚方宝剑。明白?这是个批斗会。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局势大好。士为知己者死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左良玉回复:有病。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然而事实就是这样。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头领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自打追缴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崇祯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消息:张献忠失踪。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律,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浆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什么东西?脑袋。在杀死襄王的时,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活该。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选择,没有选择杨嗣昌死了,崇祯很悲痛,连他爷爷辈的亲戚(襄王)死了,他都没这么悲痛,非但没追究责任,还追认了一品头衔,抚恤金养老金,一个都没少。知己死了,没法以死相报,以钱相报总是应该的。其实和崇祯比起来,杨嗣昌是幸运的,死人虽说告别社会,但毕竟就此解脱,彻底拉倒。而崇祯是不能拉倒的,因为他还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崇祯十三年(1640),崇祯正忙着收拾张献忠的时候,皇太极出兵了。虽然此前他曾多次出兵,但这一次很不寻常。因为他的目标,是锦州。自打几次到关宁防线挖砖头未果,皇太极就再也没动过锦州的心思,估计是十几年前被袁崇焕打得太狠,打出了恐x症,到锦州城下就打哆嗦。所以每次他进攻的时候,都要不远万里,跑路、爬山、爬长城,实在太过辛苦,久而久之,搏命精神终于爆发,决定去打锦州。但实践证明,孙承宗确实举世无双,他设计的这条防线,历经近二十年,他本人都死了,依然在孜孜不倦地折腾皇太极。皇太极同志派兵打了几次,毫无结果,最后终于怒了,决定全军上阵。同年四月,他发动所部兵力,包括多尔衮、多铎、阿济格,甚至连尚可喜、孔有德的汉奸部队,都调了出来,同时,还专门造了上百门大炮,对锦州发动了总攻。守锦州的,是祖大寿。事情的发展告诉皇太极,当年他放走祖大寿,是比较不明智的。因为这位仁兄明显没有念他的旧情,还很能干,被围了近三个月,觉得势头危险,才向朝廷求援。而且据说祖大寿的求援书,相当地强悍,非但没喊救命,还说敌军围城,若援军前来,要小心敌人陷阱,不要轻敌冒进,我还撑得住,七八月没问题。但崇祯实在够意思,别说七八月,连七八天都没想让他等,他当即开会,商量对策。开会的问题主要是两个,一、要不要去,二、派谁去。第一个问题很快解决,一定要去。就军事实力而言,清军的战斗力,要强于明军,辽东能撑二十多年,全靠关宁防线,如果丢了,就没戏了。第二个问题,也没什么疑问,卢象升死了,杨嗣昌快死了。只有洪承畴。问题解决了,办事。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洪承畴出兵了。得知他出兵后,皇太极就懵了。打了这么多年,按说皇太极同志是不会懵的,但这次实在例外,因为他虽然料定对方会来,却没有想到,会来得这么多。洪承畴的部队,总计人数,大致在十三万左右。属下将领,包括吴三桂、白广恩等,参与作战部队除本部洪兵外,还有关宁铁骑一部,总之,最能打的,他基本都调来了。本来是想玩玩,对方却来玩命,实在太敞亮了。考虑到对方的战斗能力和兵力,皇太极随即下令,继续围困锦州,不得主动出战,等待敌军进攻。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很晕。因为洪承畴来后,看上去没有打仗的打算,安营、扎寨,每天按时吃饭,睡觉,再吃饭,再睡觉,再不就是朝城里(锦州)喊喊话,兄弟挺住等等。晕过之后,他才想明白,这是战术。洪承畴的打算很简单,他判定,如果真刀真枪拼命,要打败清军,是很困难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守在这里,慢慢地耗,把对方耗走了,完事大吉。这是个老谋深算的计划,也是最好的计划。对这一招,皇太极也没办法,要走吧,人都拉来了,路费都没着落,就这么回去,太丢人。但要留在这里,对方又不跟你开仗,只能耗着。耗着就耗着吧,总好过回家困觉。局势就此陷入僵持,清军在祖大寿外面,洪承畴在清军外面,双方就隔几十里地,就不打。当然,清军也没完全闲着,硬攻不行,就开始挖地道,据说里三层、外三层,赛过搞网络的,密密麻麻。但事实告诉我们,祖大寿,那真是非一般的顽强,而且他还打了埋伏,之前跟朝廷说,他可以守八个月,实际满打满算,他守了两年。就这样,从崇祯十三年(1640)五月到崇祯十四年(1641)五月,双方对峙一年。六月底,开战了。洪承畴突然打破平静,出兵,向松山攻击挺进。这个举动大大出乎清军的意料,清军总指挥多尔衮(皇太极回家)没有提防,十万人突然扑过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战败。消息传来,皇太极晕了,一年都没动静,忽然来这么一下,你打鸡血了不成?多年的作战经验告诉他,决战的时刻即将到来,于是他立即上马,率领所有军队,前往松山。但是,有个问题。当时皇太极,正在流鼻血。一般说来,流鼻血,不算是个问题,拿张手纸塞着,也还凑合。但皇太极的这个鼻血,据说相当之诡异,流量大,还没个停,连续流了好几天,都没办法。但军情紧急,在家养着,估计是没辙了,于是皇太极不顾流鼻血,带病工作,骑着马,一边流鼻血,一边就这么去了。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找东西塞鼻孔,却拿了个碗,就放在鼻子下面,一边骑马一边接着,连续两天两夜赶到松山,据说到地方时,接了几十碗。反正我是到今天都没想明白,拿这碗干什么用的。会战地点,松山,双方亮出底牌。清军,总兵力(包括孔有德等杂牌)共计十二万,洪承畴,总兵力共计十三万,双方大致相等。清军主将,包括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等精锐将领,除个把人外,都很能打。洪承畴方面,八部总兵主将,除吴三桂外,基本都不能打。至于战斗力,就不多说了,清军的战斗力,大致和关宁铁骑差不多,按照这个比率,自己去想。换句话说,要摊开了打,洪承畴必败无疑。但洪承畴,就是洪承畴。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突然发动攻击,率明军抢占制高点乳锋山,夺得先机。他十分得意,此时他的军中的一个武官对他说了一件事:占据高地固然有利,但我军粮少,要提防清军抄袭后路。然而洪承畴似乎兴奋过度,把那个人训了一顿,说:我干这行十几年,还需要你提醒?大多数历史学者认为,这句话,就是他失败的最终原因。因为就战略而言,固守是最好的方法,进攻是最差的选择,而更麻烦的是,当时的洪承畴,在进攻之前,只带了三天的粮食。无论如何,只带三天的粮食,是绝对不够的。所以结论是,一贯英明的洪承畴,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最终导致了战败。我原本认为,这个结论很对,洪承畴很蠢,起码这次很蠢。后来我想了想,才发现,洪承畴不蠢,起码这次不蠢。在他看似荒谬的行动背后,隐藏着一个极为精明的打算。其实洪承畴并不想进攻,他很清楚,进攻极为危险,但他没有办法。因为有个人一直在催他,这个人的名字叫陈新甲,时任兵部尚书,而这位陈尚书的外号,叫小杨嗣昌。杨嗣昌同志的特点,是风风火火,玩命了干,能得这个外号,可见陈大人也不白给。自打洪承畴打持久战,他就不断催促出战,要洪督师赶紧解决问题,是打是不打,多少给个交代。但洪承畴之所以出战,不仅因为陈尚书唠叨,像他这样的老油条,是不会怕唐僧的。他之所以决定出战,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我查过资料,明末时期的军饷,以十万人计,吃喝拉撒外加工资、奖金,至少在三十万两白银以上。要在平时,这也是个大数,赶巧李自成、张献忠都在闹腾,要是洪承畴再耗个几年,崇祯同志的裤子,估计都要当出去。所以不打不行。但洪承畴不愧为名将,所以在出发前,他想出了一个绝招:只带三天粮食。要还没明白,我就解释一遍:带上三天粮食出征,如果遇上好机会,就猛打一闷棍,打完就跑,也不怕对手断后路。如果没有机会,看情形不妙,立马就能跑,而且回来还能说,是粮食不够了,才跑回来的,对上面有了个交代,又不怕追究政治责任,真是比猴还精。精过头,就是蠢。如果换了别人,这个主意没准也就成了,可惜,他的对手是皇太极。皇太极不愧老牌军事家,刚到松山,还在擦鼻血,看了几眼,就发现了这个破绽。八月二十日,就在洪承畴出发的第二天,他派遣将领突袭洪军后路,占领锦州笔架山粮道。“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洪承畴彻底休息了。当然,当然,在彻底休息前,洪承畴还有一个选择——突围。毕竟他手里还有十几万人,要真玩命,还能试试。于是他找来了手下的八大总兵,告诉他们事态紧急,必须通力合作,然后,他细致分配了工作,从哪里出发,到哪里会合,一切安排妥当,散会。我忘了说,在这八个总兵里,有一个人,叫做王朴。第二天,突围开始。按照洪承畴的计划,突围应该是很有秩序的,包括谁进攻,谁佯攻,谁殿后,大家排好队,慢慢来。可还没等洪承畴同志喊一二三,两个人就先跑了。那两个先跑的人,一个是王朴。如果没有重名,这位王朴兄,应该就是八年前,在黄河边上收钱,放走诸位头领的总兵同志。照此看来,他还是有进步的,八年前,收钱让别人跑,现在撒腿就跑,也没想着找皇太极同志拿钱,实在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