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这是鬼话。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为什么要造反?造反,就是为了招安。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是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定是否接受。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李自成从四川出来的时候,屁股后面跟着一群送行的人,比如关宁军的主要将领祖大弼、左光先以及曹文诏的侄子曹变蛟等等。而且这帮人很有诚意,一直跟在后面,且玩命地打,比如曹变蛟,带着三千骑兵,跟了二十多天,连衣服都没换(未卸甲),连续击败李自成,直接把人赶出了陕西。洪承畴之所以如此卖力,是因为挨了骂。按照防区划定,陕西归孙传庭管,四川归洪承畴管,照孙传庭的想法,李自成进了四川,就别让他再出去了,可是洪承畴不知怎么回事,竟然又让李自成跑了。孙传庭自然不干,认定是洪承畴玩花样,让自己背黑锅,气得不行,就告了一状。这一状相当狠,崇祯极为愤怒,马上就批了个处分,那意思是,你想干就好好干,不想干我就干你,搞得洪承畴连觉都没法睡,连夜开会,准备跟李自成玩真的。对方突然下猛招,李自成没有思想准备,连陕西都没呆住,只能往外跑了。一路往西北跑,跑了几天几夜,到了甘肃,终于没人追了。但过了几天,李自成才明白,不追是有理由的。在明代,西北是比较荒凉的,陕西的情况还凑合,再往外跑,基本就没人了,所以压根没必要追,让他自己饿死就行。洪承畴的想法大致如此,事情也正如他所料,李自成混得实在太惨,没人、没粮,一个多月,损失竟然过半,已经穷途末路。然而出乎洪承畴意料的是,没过几天,李自成竟然穿越严密封锁,又回来了——从他的眼皮底下。据说这件事情吓得洪大人几天没睡着觉,毕竟刚刚作过检查,还出这么大的事,随即写信,向崇祯请罪。但崇祯的领导水平实在是高,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他戴罪立功。感动得眼泪汪汪的洪大人决心,用行动来报答领导的信任,马上找到孙传庭,要跟他通力合作,彻底解决李自成。孙传庭很够意思,啥也不说了,立即调兵,发动了总攻。在一个月里,跟李自成打了四仗。四仗之后,李自成只剩一千人。只剩一千人的李自成,躲进了汉中的深山老林。原本几万精锐手下,被打得只剩一个零头,甚至连他最可靠的亲信祁总管,也带着人当了叛徒,在山沟里受冻的李自成,感到了刺骨的寒意。如果是张献忠,到这个时候,估计早就投降洗了睡了,但李自成依然不投降,他依然坚定。但再坚定,都要解决问题,李自成明白,老呆在山里,终究是不行的,必须走出去。经过分析,他正确地认识到,四川是不能去了,陕西也不能去了,要想有所成就,唯一的目的地,是河南。河南有人口,有灾荒,加上还有几个从前的老战友,所以,这是李自成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而从汉中到河南,必须经过南原。南原,位于潼关附近,是此去必经之路,为了交通安全,李自成在出发前,进行了长期侦查,摸清地形,为了麻痹敌人,他在山区蹲了一个多月,直到所有官军撤走,才正式上路。一路上,李自成相当机灵,数次避过官军,但终究有惊无险地到了南原。南原是他的最后一站,只要通过这里,他的命运就将彻底改变。一个月前,当李自成只剩一千余人,躲进山里的时候,孙传庭认为,这是歼灭李自成的最好时机,必须立刻进山围剿,至少也要围困。然而洪承畴反对,他认为既不要围剿,也不用围困。孙传庭很愤怒,他判定,李自成必定会再次出山,而且他的进攻方向,一定是河南。这一次,洪承畴没有反对,他说,确实如此。既然确实如此,为什么不全力围剿呢?因为最好的围剿地点,是潼关南原,无论他从何处出发,那里是他的必经之路。所以当李自成全军进入南原之后,他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据史料记载,为了伏击李自成,孙传庭集结了三万以上的兵力,每隔数十里,就埋伏一群人,山沟、丛林,只要能塞人的地方,都塞满。如此架势,别说突围,就算是挤,估计都挤不出去。所以从战斗一开始,就毫无悬念,蜂拥而上的明军开始猛攻,挨了闷棍后,李自成开始突围,往附近的山里跑,然而跑进去才发现,明军比他进来得还早,于是又往外跑,跑了一天,没能跑出去。李自成部余下的一千多人,是他的精锐亲军,九年来,南征北战,无论是四川、陕西、钻山沟,绕树林,都坚定不移地跟着走。到了南原,就再也走不动了。虽然经过拼死厮杀,终究没能突围出去,从白天打到晚上,一千个人,只剩下了十八个。李自成也是十八个人之一,他趁着夜色,率领部将刘宗敏,逃出了包围圈,他的手下全军覆没,老婆孩子全部被俘。在一片黑暗中,孤独的李自成逃入了商洛山,在那里,他将开始艰难的等待。至此,西北民变基本平息,几位著名头领,基本都被按平,要么灭了,要么投降,没灭也没降的,似乎也很悲哀,毕竟连被没灭的价值都没有,是很郁闷的。张献忠老实了,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工作不好找,如果再去造反,吃饭都成问题,所以他收回了自己的再就业计划,开始踏踏实实当个地主。(谷城基本归他管)消停了。民变基本平息,朝廷基本安定,要走的走了,要杀的杀了,要招安的也招安了,经过长达十年的混乱,大明终于等来了曙光。对目前的情况,崇祯很高兴,他忙活了十年,终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对大臣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十年?一年都没有。看到光明的崇祯并不知道,他看到的,并不是曙光,而是回光,回光返照。其实问题很简单几乎就在李自成全军覆没的同时,一件事情的发生,再次改变了大明帝国的命运。崇祯十一年(1638),皇太极决定,进攻明朝,清军兵分两路,多尔衮率左翼军,岳托率右翼军,越过长城,发动猛攻。应该说,为了这次进攻,皇太极是很费心思的,他不去打关宁防线(也是实在打不过来),居然绕了个大圈,跑到了密云。密云的守军很少,但几乎没人认为,清军会从这里进攻,因为这里山多,且险,要从这里过来,要爬很多山,而且很难爬,要爬很久。从这里打进来,那是绝无可能。据说经常卖假古董的人,最喜欢听到的话,就是某位很懂行的顾客,很自信地表示,古董的某某特征,是绝对仿不出来的。皇太极有没有卖过古董,那是无从考证,但他选择的地方,就是这里,他的战术非常简单,就是爬山。清军到这里后,开始爬山,确实很多山,很难爬,足足爬了三天。但终究是爬过来了。清军爬过来的时候,蓟辽总督吴阿衡正在喝酒,且喝大了,脑袋比较晕,清军都到密云了,他才明白过来。人喝醉之后,有两个后果,一、头疼,二、胆子大。这两个后果,吴总督都有,最终后果是,头疼的吴总督,胆大无比,带着几千人,就奔着清军去了。喝醉的人,要是一打一,仗着抗击打能力,还有点胜算,但要是群殴,也就只能被殴,没过多长时间,吴总督就被殴死了,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全线入侵,形势万分危急。密云距离北京,今天坐车,如果没堵车,大致是两个钟头,当年骑马,如果没堵马,估计也就一两天。离京城一两天,也就是离崇祯一两天,所以消息传到京城,大家都很恐慌,只有几个人不慌,其中之一,就是崇祯。崇祯之所以不慌,是因为六个月前,他就知道清军会入侵,而且连入侵的时间,他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六个月前,有一个人将攻击的时间,方式都告诉了他,这个人并非间谍,也不是卧底,他的名字,叫皇太极。半年前的一天,杨嗣昌曾在私下场合对崇祯说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比较长,所以千言万语化为一句话:在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跟匈奴议和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崇祯去跟清朝和谈。客观地讲,这是唯一的方法。就军事实力而言,当时的清朝虽然军队人数不多(最大兵力二十万),但战斗力相当强(某些西方军事学家跟着凑热闹,说是十七世纪最强的骑兵),明朝的军队人数,大致在六十万到八十万左右,但能打仗的(辽东系、洪兵、秦兵),也就是二十多万,要真拉开了打,估计也不太行。好在地形靠谱,守着几个山口,清军也打不过来,所以按照常理,是能够维持的。但要命的是后院起火,出了李自成等一干猛人,只能整天拆东墙补西墙,所以杨嗣昌建议,跟清朝和谈,先解决内部矛盾。其实杨嗣昌的故事,还有下半段:刘秀跟匈奴和谈,搞定内部后,没过多少年,就派汉军出塞,把匈奴打得落荒而逃。所谓秋后算账,虽然杨嗣昌没讲,但崇祯明白,所以他决定,先忍一口气,跟清朝和谈,搞定国内问题先。当时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三个人,包括崇祯、杨嗣昌、太监高起潜。为保证万无一失,和谈使者是不能派的,杨嗣昌不知去哪里寻摸来个算命的,跑到皇太极那边,说要谈判。皇太极的态度相当好,说愿意和谈,而且表示,如果和谈成功,就马上率军撤回原地。当然,这位老兄一向不白给,末了还说了一句,如果和谈不成功,我就打过去,具体时间,是在今年的秋天。崇祯愿意和谈,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了几个月,在他的暗中指使下,杨嗣昌正式提出,建议与清朝和谈。此后的事情,打死他都想不到。建议提出后,按史料的说法,赞成的人很少,反对的人很多,事实上,是只有人反对,没有人赞成。最先蹦出来的,是六部的几个官员,骂了杨嗣昌,然后是一拨言官,说杨嗣昌卖国,应该拉出去千刀万剐,全家死光光。但把这件事最终搅黄的,是最后出场的人,一个人——黄道周。黄道周同志的简历,我就不多说了,这位仁兄后来有个外号,叫“黄圣人”,后来跟清军死战到底,堪称名副其实。黄圣人当着皇帝的面,直接跟杨嗣昌搞辩论,一通天理人欲,先把杨嗣昌说晕,然后发挥特长(他的专业是理学),从理论角度证明,杨嗣昌主张议和,是天理难容,违背人伦等等。说了半天,杨嗣昌基本没有还手之力,崇祯虽然气不过,但黄先生理论基础太扎实,也没办法,等辩论完了,也不宣布结果,当场就下了令,黄道周连降六级,到外地去搞地方建设。皇帝大人虽然出了气,但和谈是绝不可能了,杨嗣昌再也没提,大家都能等,皇太极例外,他在关外等了几个月,眼看没了消息,认定是被忽悠,就又打了进来。对当时的崇祯而言,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其实问题很简单,当年汉高祖如此英雄,还得往匈奴送人和亲,皇太极从来没要过人,无非是要点钱,弄点干货,也就完事了。但如此简单的问题,之所以搞得这么复杂,如此多人反对,其实只是因为一件东西——心态。天朝上邦我曾研习过交通史(中外交往),惊奇地发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人其实差不多,穷了,就瞧不起你,打你,富了,就给你面子,听话。比如美国,说谁是流氓谁就是流氓,说打谁就打谁,盟友遍布天下,时不时还搞个会盟,弄个盟军,朋友遍天下,全世界人民都羡慕。但这事你要真信了,那就傻了,要知道,那都是拿钱砸出来的,听话,就是友好邻邦,就给美元,给援助,很人道,不听话,就是流氓国家,给导弹,很暴力。而且山姆大叔是真有钱,导弹那是贵,一百万美元一个,照扔,一扔就几十个,心眼太实在,我估摸着,要全换成手榴弹,从飞机上往下扔,也能扔个把月。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实力。谁有实力,谁就是大爷,没实力,就是孙子,美国有实力,其实也就一百多年,趁着英国老大爷跟德国老大爷干仗,奋发图强,终成超级大爷。相比而言,中国当大爷的时间,实在是比较长,自打汉朝起,基本就是世界先进国家,虽然中途闹腾过,后来唐朝时又起来了,也是全世界人民羡慕,往死了派留学生,相对而言,欧洲除了罗马帝国挺得比较久,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帮封建社会的职业文盲砍来砍去,直到明朝中期,都是世界领先。鉴于时间太久,心态难免有点问题,比如后来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当大爷了,就派使者到中国,见到乾隆。本意大致是要跟中国通商。然后,乾隆同志对他们说,回去给你们乔治(当时的英国国王)带个信,就说你的孝心我知道了,你的贡品我收到了(战舰模型),我天朝应有尽有,你就不要再费心了,给我送这些东西,是比较耽误事的,你们那里是蛮荒之地,生活很困难,好好种地,我这里东西很多,赏点给你,回家好好用吧。几十年后,在蛮荒之地种地的英国农民们,驾驶着战舰打了进来。这种毛病由来已久,毕竟牛了太多年,近的朝鲜、越南、日本且不说,最远的,能打到中亚、西伯利亚,自古以来,就是天朝上邦,四方来拜,外国使臣来访,表面上好吃好喝招待着,临走还捎堆东西,说天朝物产丰富,什么都有,只管拿,背地里说人家是蛮夷,没文化,落后,看你可怜,给你几个赏钱。牛的时候,怎么干都行,等到不牛了,还想怎么干都行,那就不行了。明朝官员的思维,大致就是如此,就军事实力而言,谈判是最好的选择,然而没有人选择。这种行为,说得好听点,叫坚持原则,说得不好听,叫不识时务,明朝最后妥协的机会,就这样被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拒绝了。十年前,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曾经很讨厌黄道周,讨厌这个固执、不识时务的人,我始终认为,他的决策是完全错误的。直到我知道了黄道周的结局。七年后,当清军入关时,在家赋闲的黄道周再次出山,辅佐唐王。唐王的地盘,大致在福建一带,他是个比较有追求的人,很想打回老家,可惜他有个不太有追求的下属——郑芝龙。郑芝龙的打算,是混,无论清朝明朝,自己混好就行,唐王打算北伐,郑芝龙说你想去就去,反正我不去。唐王所有的兵力,都在郑芝龙的手里,所以说了一年多,只打雷没下雨。这时黄道周站出来,他说,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而待毙,何如出关迎敌。唐王很高兴,说你去北伐吧,然后他说,我没有兵给你。黄道周说,不用,我自己招兵。然后他回到了家,找到了老乡、同学、学生,招来了一千多人,大部分人都是百姓。隆武元年(唐王年号,1645),黄道周出师北伐,他的军队没有经验,从未上过战场,甚至没有武器,他们拥有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叫做锄头、扁担。所以这支军队在历史上的名字,叫做“扁担军”。黄道周的妻子随同出征,她召集了许多妇女,一同前往作战,这支部队连扁担都没有,史称“夫人军”。就算是最白痴的白痴,也能明白,这是自寻死路。然而黄道周坚定地向前进发,明知必死无疑。正如当年他拒绝和谈,绝不妥协。三个月后,他在江西婺源遭遇清军,打了这支队伍的第一仗,也是最后一仗。结果毫无悬念,武器的批判没能代替批判的武器,黄道周全军覆没。黄道周被俘,被送到了南京,无数人轮番出面劝他投降,他严辞拒绝。三个月后,他在南京就义,死后衣中留有血书,内容共十六字:〖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落款:〖大明孤臣黄道周〗正如当年的他,不识时务,绝不妥协。有人曾对我说,文明的灭绝是正常的,因为麻烦太多,天灾人祸、内斗外斗,所以四大文明灭了三个,只有中国文明流传至今,实在太不容易。我想想,似乎确实如此,往近了说,从鸦片战争起,全世界强国(连不强的都来凑热闹)欺负我们,连打带抢带烧带杀,还摊上个“量中华之物力”配合人家乱搞的慈禧,打是打不过,搞发展搞不了(洋务),同化也同不了(人家也有文明),软不行,硬也不行,识时务的看法,是亡定了。然而我们终究没有亡,挺过英法联军,挺过甲午战争,挺过八国联军,挺过抗日,终究没有亡。因为总有那么一群不识时务的人,无论时局形势如何,无论敌人有多强大,无论希望多么渺茫,坚持,绝不妥协。所以我想说的是,当年的这场辩论,或许决定了大明的未来,或许黄道周并不明智,或许妥协能够挽回危局,但不妥协的人,应该得到尊重。面对冷酷的世间、无奈的场景,遇事妥协,不坚持到底,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选择,因为妥协,退让很现实,很有好处。但我认为,在人的一生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件事,应该不妥协,至少一两件。因为不妥协、坚持虽然不现实,很没好处,却是正确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至少有一点。卢象升的选择明朝的道路就此确定,不妥协,不退让。相应的结果也很确定,皇太极带着兵,再次攻入关内,开始抢掠。这次入关的,可谓豪华阵容,清朝最能打的几个,包括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岳托,全都来了,只用三天,就打到密云,京城再度戒严。要对付猛人,只能靠猛人,崇祯随即调祖大寿进京,同时,他还命令陕西的孙传庭、山东的刘泽清进京拉兄弟一把,总之,最能打仗的人,他基本都调来了。但问题在于,祖大寿、孙传庭这类人,虽然能力很强,但有个问题——不大服管。特别是祖大寿,自从袁崇焕死后,他基本上就算是脱离了组织,谁当总督,都不敢管他,当然,他也不服管。对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崇祯很愤怒,后果不严重,毕竟能打的就这几个,你要把他办了,自己提着长矛上阵?但不管终究是不行的,崇祯决定,找一个人,当前敌总指挥。这个人必须有能力强,战功多,威望高,威到祖大寿等猛人服气,且就在京城附近,说用就能用。满足以上条件的唯一答案,是卢象升。崇祯十一年(1638),卢象升到京城赴任。他赶到京城,本来想马上找皇帝报到,然而同僚打量他后,问:你想干嘛?之所以有此一问,是因为这位仁兄来的时候,父亲刚刚去世,尚在奔丧,所以没穿制服,披麻戴孝,还穿着草鞋。如果这身行头进宫,皇帝坐正中间,他跪下磕头,旁边站一堆人,实在太像灵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