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勾搭谁,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基本算是无从考证,但史料上说,是因为高杰长得很帅,而邢氏是管账的,高杰经常跑去报销,加上邢氏的立场又不太坚定,一来二去,就勾搭上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高杰同志是有体会的,在回顾了和李自成十几年的交情、几年的战斗友谊,以及偷人老婆的内疚后,他决定,投奔官军。当然,他是比较够意思的,临走时,把邢氏也带走了。对李自成而言,这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老婆跑了,除面子问题外,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很多秘密,老婆都知道(估计包括私房钱的位置)。除了老婆损失外,还有人才损失。在当时李自成的部下里,最能打仗的,就是高杰,此人极具天赋,投奔了官军后,就一直打,打到老主顾李自成都歇菜了,他还在继续战斗。高杰投降的对象,是洪承畴,洪总督突然接到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自然高兴异常,立刻派兵出击,连续击败李自成,斩杀万人。总而言之,对各位头领而言,崇祯九年算是个流年,老婆跑了,手下跑了,跑来跑去,就剩下自己了。对高迎祥而言,更是如此。老婆跑了,再找一个就是,十几万大军都跑光了,就只能钻山沟了。所以高闯王毅然决定,跑进郧阳山区。两年前,就是在那里,被打得只剩半条命的高迎祥捡了条命,东山再起。卢象升闻讯,立刻找到祖宽和祖大乐,吩咐他们,立即率军出发,追击高迎祥。祖宽回答:不干。卢象升无语。之所以无语,因为他们从来就没干过。关宁铁骑很久以前,我以为所谓战争,大都是你死我活,上了战场,管你七大姑八大姨,都往死里打,特别是明末,但凡开打,就当不共戴天,不共戴地,不共戴地球,打死了算。后研读历史多年,方才知道,以上皆为忽悠是也。按史料的说法,当时的作战场景大致如下:比如一支官军跟民军相遇,先不动手,喊话,喊来喊去,就开始聊天,聊得差不多,民军就开始丢东西,比如牲口,粮食等等,然后就退,等退得差不多了,官军就上前,捡东西,捡得差不多,就回家睡觉,然后打个报告给朝廷,说歼敌多少多少,请求赏赐云云。应该肯定的是,在当时,有这种行为的官军,是占绝大多数,认认真真打仗的,只占极少数,所谓“抛生口,弃辎重,即纵之去”。现象也好理解,当时闹事的,大都是西北一带人,而当兵的,也大都是关中人。双方语言相通,说起来都是老乡,反正给政府干活,政府也不发工资(欠饷),即使发了工资,都没必要玩命,这么打仗,非但能领工资,还能捞点外快,最后回去了还能领赏,非常有利于创收。在史料中,这种战斗方式有个专用名词:打活仗。因为活仗好打,且经济效益丰富,所以大家都喜欢打,打来打去,敌人越打越多,局势越来越恶化,直到关宁铁骑的到来。其实关宁铁骑的人数没多少,我算了一下,入关作战的加起来,也就五千来人,卢象升、洪承畴手下最能打的,基本就是这些人,最厉害的几位头领,都是被他们打下去的。之所以能打,有两个原因,首先,这帮人在辽东作战,战斗经验丰富,而且装备很好,每人均配有三眼火铳,且擅长使用突袭战术,冲入敌阵,势不可挡。而第二个原因,相当地搞笑,却又相当地真实。我说过,每次打仗时,民军都要喊话,所谓喊话,无非就是谈条件,我给你多少钱,你就放我走,谈妥了就撤,谈不妥再打。但每次遇到关宁铁骑,喊话都是没用的,经常是话没喊完,就冲过来了,完全不受收买,忠于职守。我此前曾以为,如此尽忠职守,是因为他们很有职业道德,后来看的书多了才明白,这是个误会。套用史料上的话,是“边军无通言语,逢贼即杀”,意思是,辽东军听不懂西北方言,喊话也听不懂,所以见了就砍。所以我一直认为,多学点语言,是会用得着的。高迎祥就是吃了语言的亏,估计是屡次喊话没成,也没机会表达自己的诚意,所以被人穷追猛打了几个月,也没接上头。在众多的民军中,高迎祥的部队,算是战斗力最强的,手下骑兵,每人两匹马,身穿重甲,也算是山寨版的关宁铁骑。虽说战斗力还是差点,但山寨版有山寨版的优势,比如……钻山沟。高迎祥钻了郧阳山区,祖宽是不钻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都是骑兵,且待遇优厚,工资高,要让他们爬山,实在太过困难,卢象升协调了一个多月,也没办法。照这个搞法,估计过几个月,闯王同志带着山寨铁骑出来闹腾,也就是个时间问题。在这最为危急的时刻,更危急的事情发生了。崇祯九年(1636)四月,当卢象升同志正在费尽口水劝人进山时,辽东的皇太极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建国。皇太极建都于沈阳,定国号为清,定年号为崇德。这一举动表明,皇太极同志正式单飞,另立分店,准备单干。通常来讲,新店开张,隔壁左右都要送点花圈花篮之类的贺礼,很明显,明朝没有这个打算,也没这个预算。不要紧,不送,就自己去抢。崇祯九年(1636)六月,清军发起进攻。这次进攻的规模很大,人数有十万人,统兵将领是当时清军第一猛将阿济格,此人擅长骑兵突击,非常勇猛。难得的是,他不但勇猛,脑子也很好用,关宁防线他是不去碰的,此次进关,他选择的路线,是喜峰口。此后的战斗没有悬念,明朝的主力部队,要么在关宁防线,要么在关内,所以阿济格的抢掠之旅相当顺利,连续突破明军防线,只用了半个月,就打到了顺义(今北京市顺义区)。我认为,阿济格是个很能吃苦的人,具体表现为不怕跑路,不怕麻烦,到了北京城下,没敢进去,就开始围着北京跑圈,从顺义跑到了怀柔(今北京怀柔区),又从怀柔跑到了密云(今北京密云区),据说还去了趟西山(今北京西山),圆满完成了画圈任务。当然,他也没白跑。据统计,此次率军入侵,共攻克城池十二座,抢掠人口数十万,金银不计其数。鉴于明朝主力无法赶到,只能坚壁清野,所以阿济格在北京呆了很长时间,而且,他还是个很有点幽默感的人,据说他抢完走人时,还立了块牌子,上写四个字——各官免送!我始终认为,王朝也好,帝国也罢,说穿了,就是个银行,这边收钱,那边付钱,总而言之,拆东墙,补西墙。不补不行,几百年里,跑来拆墙的人实在太多,国家治不好,老百姓闹事,国防搞不好,强盗来闹事,折腾了这边,再去折腾那边,边拆边补,边补边拆。但国家也好,银行也罢,都怕一件事——银行术语,叫做挤兑,政治术语,叫内忧外患,街头大妈术语,叫东墙西墙一起拆。明朝大致就是这么个状况,客观地看,如果只有李自成、张献忠闹事,是能搞定的,如果只有清军入侵,也是能搞定的,偏偏这两边都闹,就搞不定了。于是一个月后,卢象升得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被调离前线,等待他的新岗位,是宣大总督。对于这个任命,无数后人为之捶腿、顿足、吐唾沫,说什么眼看内患即将消停,卢象升却走了,以至于局势失去控制,崇祯昏庸等等等等。在我看来,这个任命,无非是挖了东墙的砖,往西墙上补,不补不行,如此而已。卢象升走了,两年后,他将在新的岗位上,完成人生最壮烈的一幕。接班听说卢象升离开的消息后,高迎祥非常高兴,因为他很清楚,像卢阎王这样的猛人,不是量产货,他擦亮眼睛,等待着下一个对手的出现。他等来的接班人,叫做王家桢。王家桢,直隶人,时任兵部侍郎,此人口才极佳,善读兵法,出谋划策,滔滔不绝。行了,直说吧,这是个废柴。他之所以被派来干这活,实在是因为嘴太贱,太喜欢谈兵法,太引人注目,最终得到了这份光荣的工作。但王总督对自己的实力还是很明白的,刚到不久就上书皇帝,说自己身体比较弱,当五省总督太过勉为其难,干巡抚就成。崇祯还是很体贴的,让他改行当了河南巡抚。但王巡抚刚上任没几天,就遇上了一件千载难逢的倒霉事。这件倒霉事,叫做兵变,兵变并不少见,之所以说是千载难逢,是因为参与兵变的,是王巡抚的家丁。连家丁都兵变,实在难能可贵,连崇祯同志都哭笑不得,直接把他赶回家卖红薯。有这样的好同志来当总督,高迎祥的好日子就此开张,没过多久,他就出了山区,先到河南,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连战连胜,此后又转战陕西,气势逼人,洪承畴拿他都没办法。四大猛人里,曹文诏死了,洪承畴没辙,左良玉固守,高迎祥最怕的卢象升,又去了辽东,现在而今眼目下,高闯王可谓天下无敌。然后,第五位猛人出场了。在这人出场前,高先生跟四大猛人打了近七年,越打越多,越打越风光,从几千打到几万、几十万,基本是没治了。当时朝廷上下一致认为,隔几天跟他打一仗,能让他消停会,就不错了。至于消灭他,大致是个梦想。在这人出场后,梦想变成了现实。他没有用七年,连七个月都没用。事实上,直到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才出山,只用了四个月,就搞定了高迎祥。在历代史料里,每到某王朝即将歇业的时候,经常看到这样一句话,XX死而X亡矣。前面的XX,一般是指某猛人的名字,后面的X,是朝代的名字,这句话的意思是,某猛人,是某王朝最后的希望,某猛人死了,某王朝也就消停了。在明代完形填空里,这句话全文如下:传庭死,而明亡矣。传庭者,孙传庭也。孙传庭孙传庭是个相当奇怪的人,因为在杀死高迎祥之前,他从未带过兵,从未打过仗,过去三十多年里,他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人事干部。孙传庭,字伯雅,山西代县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在崇祯九年之前,历任永城、商丘知县,吏部主事。其实他的运气不错。我查了查,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到天启初年,竟然就当上了吏部郎中,人事部正厅级干部,专管表彰奖励。六部之中,吏部最大,而按照惯例,吏部尚书,一般都是从吏部郎中里挑选的。孙传庭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生,照这个算法,他当郎中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年轻就是资本,照这个状态,就算从此不干,光是熬,都能熬到尚书。然而没过两年,孙传庭退休了,提前三十年退休。他丢弃了所有的前途和官位,毅然回到了家乡,因为他看不顺眼一个人——魏忠贤。看不顺眼的人,很多,愿意辞官的,不多。崇祯元年,魏忠贤被办挺了,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包括当年给魏大人鞠躬、提鞋的人,都跳出来对准尸体踩几脚,骂几句,图个前程。但孙传庭依然毫无动静,没有人来找他,他也不去找人,只是平静地在老家呆着,生活十分平静。八年后,他打破了平静,主动前往京城,请求复职。出发之前,他说出了自己复出的动机:“待天下平定之日,即当返乡归隐。”朝廷很够意思,这人没打招呼就跑了,也没点组织原则,十年之后又跑回来,依然让他官复原职,考虑到他原先老干人事工作,就让他回了吏部,接着搞人事考核。对他而言,这份工作的意思,大致就是混吃等死,但他没有提出异议,平静地接受,然后,平静地等待。一年后,机会出现了,在陕西。当时的陕西巡抚,是个非常仁义的人,具体表现为每次在城墙上观战,都不睁眼。据他自己说,是不忍心看,但大多数人认为,他是不敢,这号人在和平时期,估计还能混混,这年头,就只能下岗。巡抚这个职务,是个肥缺,平时想上任是要走后门的,但陕西巡抚,算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混饭吃的,没准哪天就被张某某、高某某剁了,躲都没处躲,孙传庭就此光荣上任,因为主动申请的人,只有他一个。孙传庭出发之前,皇帝召见了他。对于孙巡抚的勇敢,崇祯非常欣赏,于是给了孙传庭六万两白银,作为军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按崇祯的说法,国家比较困难,经费比较紧张,也就这么多了,你揣着走吧,省着点用。当年杨鹤拿了崇祯十万两私房钱,招抚民军,也就用了几个月,孙传庭拿着六万两,也就打个水漂。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自古以来,要人办事,就得给钱,如果没钱,也行,给政策。孙传庭很干脆,他不要钱,只要政策,自己筹饷,自己干活,朝廷别管,反正干好了是你的,干不好我也跑不掉。就这样,孙传庭拿着六万两白银,来到了陕西。当时陕西本地的军队,战斗力很差,按照当时物价,六万两白银,大致只够一万人半年的军饷,最能打的将领,如曹变蛟(曹文诏的侄子)、左光先、祖宽,要么在洪承畴手下,要么跟着卢象升。总之,孙传庭算是个三无人员:无钱、无兵、无将。但凡这种情况,若想咸鱼翻身,大都要经过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等过程,至少也得个两三年,才闪亮登场,大破敌军。孙传庭上任的准确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三月,他全歼高迎祥的时间,是崇祯九年(1636)七月。从开始,到结束,从一无所有,到所向披靡,我说过,四个月。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到今天,也没想明白。子午谷此时的高迎祥,已经来到陕西。他之所以来陕西,是因为此时的陕西比较好混。虽说洪承畴一直都在陕西,而他手下的洪兵也相当厉害,但他最近正在陕北对付另一位老冤家李自成。不知是李自成让他来帮忙,还是听说陕西巡抚比较软,高迎祥义无反顾地来了,单程。自古以来,从下至上,要想进入陕西,必先经过汉中,所以当年刘备占据四川,要攻击曹操的长安,必占据汉中,此后诸葛亮六次北伐,都经过汉中出祁山作战。高迎祥也不例外,但在进军汉中的路上,有一支队伍挡住了他。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孙传庭。对于孙传庭,高迎祥并不熟悉,也不在乎,而且这支队伍只有万把人,似乎也不难打,他随即率领军队发起攻击,打了几次,损失上千人,没打动。兵力占据优势,但多年的战斗经验告诉高迎祥,这是一支比较邪门的军队,不能再打了,他决定绕道。他的直觉非常正确,那支镇守汉中,只有万把人的部队,在历史上,却有一个专门的称呼——秦军。之前我说过,明末的军队,战斗力最强的,是关宁铁骑,排第三的,是天雄军,排在第二的,是秦军。关宁铁骑强悍,因为机动,天雄军善战,因为团结,而秦兵的战斗力,因为个性。我曾查阅明代兵部资料,惊奇地发现,秦兵的主力,大都来自同一个地方——陕西榆林。榆林,是个非常奇特的地方,据说每次打仗的时候,压根不用动员,只要喊两嗓子,无论男女老幼,抄起家伙就上,而且说砍就砍,绝无废话。因为这里只有士兵,没有平民。榆林,明朝九边之一,自打朱元璋时起,就不怎么种地,传统职业就是当兵。平时街坊四邻聊天,说的也不是今年种了多少地,收了多少粮食,大都是打了哪些地方,砍了多少人头(按人头收费)。几百年下来,形成独特个性,具体表现为,进攻时,就算只有一个,都敢冲锋,撤退时,就算只剩一个,都不投降。而且这里的人跟民军相当有缘分。听说民军来了,就算只是路过,都极其兴奋,冲出去就打,男女老幼齐上阵,估计是当兵的人多,什么张大叔李大伯,上次就死在民军手里,喊一嗓子,能动员一群亲戚,后来李自成攻打榆林,全城百姓包括大妈大爷在内,都没一个投降,就凭这个县,足足跟李自成死磕了八天,实在太过强悍。孙传庭的兵,大致就是这些人。所以高迎祥没办法,是很正常的。但高迎祥同志是要面子的,来都来了,还让我空手回去?无论如何,都要闯进去。人有的时候,不能太执着。执着的高迎祥经过深刻思考,多方查找,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他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小路,从这条小路,可以绕开汉中,直逼西安,只要计划成功,他就能一举攻克西安,占领陕西,大功告成。一千多年前,有两个人在几乎相同的地方,陷入了相同的困局,他们都发现了这条路。一个人说,由此地进攻,必可大获全胜;另一个人说,若设伏于此,必定全军覆没!没错,这两个人,一个叫诸葛亮,一个叫魏延,而他们发现的这条小路,叫做子午谷。至于结局,地球人(看过《三国演义》〈演义上说的,别当真,看看就行〉的地球人)都知道,魏延想打,诸葛亮不让打,最后司马懿跳出来说,就知道你不敢打。对于这个故事,许多人都说,诸葛亮过于谨慎,要按照魏延的搞法,早就打到长安了(魏延自己也这么说)。而在高迎祥的故事里,只有魏延,没有诸葛亮。所以一千年后,他在同样的地方,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出兵子午谷。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迎祥率领全部主力,冲入了子午谷,从这里,他将迅速到达西安。但他不知道,这条路还通往另一个地点——地狱。子午谷之所以是小路,是因为很小,对高迎祥而言,这句话绝对不是废话。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天降大雨,他的几万大军,走了好几天,才走了一半,人困马乏,物资损失严重。但高迎祥毫不沮丧,因为他相信,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举动,几天之后,必将震惊天下。许多人确实没料到,但许多人里,并不包括孙传庭。七月十六日,经过艰苦行军,高迎祥终于到达黑水峪,只要通过这里,前方就是坦途。然后,满怀憧憬的高迎祥,看见了满怀愤怒的孙传庭。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等了十五天。孙传庭的军事嗅觉极为敏锐,从高迎祥停止进攻的那一刻,他就意识到,这兄弟要玩花样了。而他唯一可能的选择,只有子午谷。所以在撤离汉中,在子午谷的黑水峪耐心等待,因为他知道,艰苦跋涉之后,出现在他面前的高迎祥,是十分脆弱的。总攻随即开始,就人数对比而言,高迎祥的手下,大约在五万人以上,孙传庭兵力无法考证,估计在两万人左右,狭路相逢。无论是高迎祥,还是孙传庭,都很清楚,玩命的时刻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高迎祥展现了他令人生畏的战斗力,虽然极为疲劳,但他依然率军发动多次突击,三次击破孙传庭的包围圈。但他终归没能跑掉,原因很简单,这是一条小路。在小路里打仗,就好比在胡同里打架,就算拿着青龙偃月刀,都没有板砖好使,而且道路太窄,没法跑开,所以他每次冲出去,没过多久,又被围住。孙传庭的部队也着实厉害,抗击打能力极强,每次被冲垮,没过多久就又聚拢,充分发挥榆林的优良传统,作战到底,毫不退让。以死相拼,死不后退,激战四天。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纵横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而终究到此为止。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最后的帅才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第一步,是个坑。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他是统帅。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他吃的,是毒药。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